芜湖市忆江南小区:中美关系进程中的邓小平与美国政要

中美关系进程中的邓小平与美国政要

作者：夏明星　亓一涵

　　
　　邓小平，一个世界瞩目的名字。他走过了将近一个世纪，他开创了一个崭新时代，他给人们留下了说不尽的话题。作为世界上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外交家之一，邓小平曾会见过众多的美国政要，他那卓越的领袖才能和人格魅力给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
　　
　　1987年9月3日上午，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在这里会见了又一次来访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
　　基辛格：“每次见到你，你都显得更年轻。”
　　邓小平：“你是我会见的最多的外国朋友之一。”
　　基辛格：“当你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时，美国专家都在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现在我们都十分清楚了。”“你一生中有几个时期是在集中思考一些问题，养精蓄锐，然后开始领导10亿中国人民走向未来，这是一项很了不起的工作。每次见到你，你上次所谈的一些事都已实现了。”“我知道中国有人比你更年轻，但我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人比你更有活力。”
　　在制作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的过程中，摄制组人员专门到德国德累斯顿就基辛格、邓小平上述对话采访了这位世界知名外交家。
　　回忆当时的情景，基辛格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以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我记不太清楚当时一些具体细节了，但我在纽约和他一起吃过晚饭。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确实，美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新中国是“漠视、忽视、近视”的。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美国当时教授中国课程的大学教授只有12位，而且研究课题几乎只限于明清历史和中国文化。“从新中国成立到1972年这期间，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很少。当尼克松、基辛格他们准备实施破冰之旅的时候，有很多问题得到的答复都是相对比较有限。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在林彪已经摔死了两个多月后，当时的美国政府还给‘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最亲密战友’林彪发去了新年贺卡。”
　　同样，美国各界对邓小平也是比较陌生的，更多地把他定位为“蒋介石政权的反叛者”、“职业革命家”,直到1974年4月，邓小平才被美国政界“真正发现”。
　　1974年4月，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纽约召开，中国政府决定派代表团前往参加。这是在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后，中国首次派遣高规格代表团出席这样一个重要会议。毛泽东亲自点将，决定由邓小平担任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这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赴美国纽约，也是邓小平第一次登上联合国的讲台。西方尤其是“美国专家都在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4月10日下午，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健步走上联合国大会讲台，开始了他极富特性的发言。他在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期间所表现出的卓越外交才能，给世界政治舞台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也让美国外交界领略了他的风采。
　　4月14日，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美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基辛格举行宴会，邀请邓小平参加并与之进行了交谈。在这次宴会上，他们第一次相识，从此开始了他们长达10多年的交往。
　　1989年10月10日，在中美关系面临严峻形势的时刻，刚刚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又一次会见了来访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
　　邓小平：“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很放心。我仍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博士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家利益和国际事务奔忙嘛！”
　　基辛格：“您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您在中国的发展中仍会发挥很大的作用，正像您在过去所起过的作用那样。您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您是做得比说得多的少数几位政治家之一，您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谈话间，两人愉快地回忆了他们相识多年来的友好交往。
　　此后，基辛格在与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谈21世纪领导人素质时，曾这样评价邓小平：“领导人最重要的是勇气。领导人或政治家的任务，是把国民从现在引向未知的世界。能否上升到最高负责人地位的重要标志，是看其能否描绘出光明的未来。”“我在历史中读到的伟大的领导人，都曾在其人生的经历中有过沉思的时期。在此期间，了解自己，学习社会。戴高乐总统曾亡命他国，邓小平曾被监禁。”“邓小平是中国推行改革的领袖。他着手共产党领袖从未搞过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经济，把粮食进口国变成了粮食富余国。虽然他作为老一代的革命家，不允许共产党的地位下降，但他还要将经济改革搞下去。”对于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基辛格也表示了由衷钦佩。
　　
　　二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是邓小平欣赏的美国友人，但他1972年2月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与周恩来签订发展中美关系的第一块基石“上海公报”时，邓小平的“政治坚冰”还没有融化——还在江西“下放劳动”，因此二人无缘会面。1973年4月12日，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公开复出工作，初期仍是“韬光养晦”阶段。1974年8月9日，竞选连任的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黯然下台。直到1979年9月18日，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两年多后，他才有机会欢迎尼克松访华。此时，尼克松刚刚从“水门事件”的重创中慢慢恢复自信。谈话间，双方大有相见恨晚之意，尼克松说过一句名言：“回顾过去的7年，我觉得美国能为中国做些什么也许谈得太多了，而美国能从中国学些什么却谈得不够。有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获得教益，那就是中国人惯于采取长期观点，不仅考虑到几十年，而且考虑到几百年。”这不仅是对全体“中国人”的盛赞，也是对邓小平的盛赞。
　　对尼克松发展中美关系的开创之功，邓小平屡屡提及。
　　1975年4月1日，邓小平力挽文革狂澜、主持国务院工作期间，在会见美国众议院领袖时说，“一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很欣赏当时尼克松总统走出了勇敢的一步，亲自到中国来，双方签订了上海公报，这是我们两国关系的转折点，是新的开端。”美国人把邓小平的话带给了尼克松，尼克松感慨：“得到盟友国家（注：当时中美联手抗苏）领导人的肯定，说明我的外交不是一无是处。”8月23日，邓小平顶着“四人帮”所谓的“洋奴哲学”的指责，接见了美国国会议员团。
　　1989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在中美关系发生波动之际，尼克松又应邀访华。10月31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他时，请他转告美国各界：“请你告诉布什总统，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美国是可以采取一些主动行动的，中国不可能主动。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护经济利益方面有互相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美国前总统杰拉尔德·福特被邓小平称做“是个老好人”，福特则认为邓“不简单，有个人魅力”。
　　1975年12月1日至5日，因“水门事件”由副总统“转正”的福特访问中国。2日—4日，邓小平同福特举行了3次会谈，双方重申遵守“上海公报”。在会谈中，邓小平大开大阖：“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我们两国虽然各自所处地位不同，但两国领导人相互经常接触、交换意见，总是有益处的。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理所当然地有许多分歧，但这不排除寻求共同点，不排除在上海公报的基础上寻求发展两国关系的途径。双方可深入地交换意见，哪怕是分歧、吵架也没有关系。过去毛主席讲过，我们提倡小吵架，大团结。”福特在中美关系问题上迈不开步子，一味强调：如果他连任，有可能为尼克松、首先是为自己实现承诺，按照日本方式实现与中国的关系正常化。虽然话不投机，但福特没有从尼克松开辟的“中美关系大道”上后退，且对幕僚坦言：“邓小平虽然会引用毛泽东的话，但他更有自己的思路，他也许是未来中美关系的操盘手之一。”邓小平谈到中美关系时，对福特也是持肯定态度的，没有奉行西方外交中的“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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