芜湖市交通局姚大方:中南海两大阵营争辩邓小平出山

2011-3-23 08:39  来源：战略网论坛  

　　翻翻1976年春天到1977年春天这一段时间的报纸，就可以看到种种批判邓小平的文章。这些文章说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风源、“正在走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纳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说邓的言论是“卖国主义”、是“洋奴哲学”、是“阶级斗争熄灭论”……就算是发泄对“四人帮”的种种仇恨，也不由自主地把批判邓小平的那些话说了出来。

　　今天我们来看这一段历史，可以认为，中南海的分裂之势，并没有因为“四人帮”的垮台弥合无隙，危机依然存在。几周以前还在同仇敌忾地对付“四人帮”的人们，现在却已经分成两个阵营了。这一次，问题的焦点不是谁来当主席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放邓小平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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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形之下，反对邓小平的联盟似乎具有压倒的优势。他们掌握着实际的权力，又有毛泽东批判邓小平的“圣谕”在握。老实说，这个联盟本来就是毛泽东组成的，包括华国锋、汪东兴、吴德、李鑫这些人，在政治局内部，可能还有纪登奎、陈永贵、吴桂贤……他们全都赞成打倒邓小平的死对头“四人帮”，但这并不表明他们同邓小平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

　　粉碎“四人帮”后不久，要求“停止批邓”的声音就卷土重来。1976年的冬天，北京人还是不能安分。他们刚刚在天安门广场上向着英明领袖华国锋欢呼，可是一出来就觉得少了点什么。“少了邓小平”，一个记者说。当时中国社会的分崩离析如此严重，华国锋单凭一己之力，能够力挽狂澜吗？于是大家都开始怀念邓小平在1975年的大刀阔斧整治国家之举，都认为现在他要是能够出来，必定有所作为。可是邓小平却还背负“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冤情，在三〇一医院里面闲居着，未免叫人着急。

　　1977年的1月，也即周恩来逝世一周年的时候，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城的“大字标语案”。大约十几个青年，在京城中心长安街上，用硕大的排笔写出大字标语：“坚决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坚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大街上谣言纷起，有人说“批邓”批错了，邓小平就要出山。

　　事情由此闹到中南海里。对于反邓联盟来说，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倘若不能严加约束，事态极有扩大的可能。2月8日，中南海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人民都不要相信北京传播出去的“政治谣言”。一时间，京城的气氛又紧张起来。　　在坚决打击政治谣言的运动如火如荼地推行的时候，拥邓的联盟也组成了。叶剑英显然已对华国锋失望。当华将他的意见弃置一旁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他身边的那些同事已经不能依靠，必须寻找其他的办法。他在玉泉山设立了新的大本营。这里是中央军委办公的地方，就算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文官们不可一世的时候，他们也很难涉足此山。1977年早春时节，当邓小平再一次成为矛盾中心的时候，叶剑英把他从三〇一医院接到玉泉山上，住进了25号楼。对当时中国的政治时局来说，这个行动的意义非同小可。因为，就从这时起，拥护邓小平的人不停地来到玉泉山。京城西郊高山密林中出现了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与城中心的中南海遥遥相对。比如1977年2月18日这一天，春节，邓小平的25号楼就分外热闹。叶剑英、李先念、王震、胡耀邦、万里，他们都来了。邓小平笑着说，老帅也都来了。老帅却说，邓小平是老帅的领班。邓小平此时尽管还没有任何权力，但他心情舒畅，知道有了这些人的支持，他重返政治舞台大干一番的日子不会远了。

　　城里城外遥遥相对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大家就坐在一起了。1977年3月中旬，华国锋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争执不可避免地涌到表面。开始的时候，大家互相都不愿意撕破脸皮。叶剑英的话说得也挺委婉。他要求华国锋在报告里面把对邓小平的说法改写一下，说得稍微好一些，以便能够更快地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而世人也不至于在心理上感到突然。他还说，“两个凡是”不行，“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应当予以平反。　然而问题在于，党的主席华国锋不能同意叶的看法，他表面对叶点头称是，可是却不肯按照叶的意见修正报告。他不肯直接地论辩邓小平的是非，但却采用声东击西的策略，说“现已查明，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华耸人听闻地说，“他们的反革命策略是，先打着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旗号，迫使中央表态，然后攻击我们违背毛主席的遗志，从而煽动推翻党中央，保王洪文上台，为‘四人帮’翻案。所以如果我们急急忙忙让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汪东兴副主席则拿出毛泽东的话来对付现在的对手：“有人提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搞错了，要把邓小平请出来，还要让他当总理，说他如何如何能干。邓小平这个人我是熟悉的，讲能力他是有一点，但错误更多。1975年，毛主席是想让他当总理，可试了试，不行，他那两下子比我们华主席差远了，所以，最后毛主席才选定华国锋同志做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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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回合就这样结束了。但是“拥邓联盟”早已成竹在胸，不肯退却。至于华国锋所说“上阶级敌人的当”，简直就是骗骗小孩子的把戏。小组会讨论华的报告的时候，轮到大家来说话了。3月17日，陈云说：“我认为当时绝大多数群众到天安门去是为悼念周恩来总理。邓小平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让邓小平重新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王震举出毛主席的一些话来对抗汪东兴，话也说得更加难听了：“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是革命的，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胡耀邦原本准备一个长篇发言，事到临头却没有说。他也许觉得自己的地位和资历都还不能和陈云这些人并论，又是邓小平的“错误道路”上的人，眼下还需静观时变，等待时机。

　　叶剑英的意见未被采纳。陈云和王震虽然说了，但他们的发言却被华国锋搁在一边，连会议的简报也未予刊登。胡耀邦想说的话还没有说出口。华批评这些人一味在“天安门事件”上纠缠不休，让大家不要再争论这些问题。不过，“拥邓联盟”的行动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在邓小平的问题上，有了明显的回旋余地。华国锋许诺，适当的时候可以考虑让他出来工作，但要“等到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华国锋已经意识到，邓小平的出山已经无法避免。其实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阶级敌人正在等待着邓小平上台之后，一举为“四人帮”翻案之类的说法。他只是在担心，承认邓小平没有错误以及承认“天安门事件”中的几百万群众没有错误，也就等于承认毛泽东主席和整个党错了。

　　事情就这样僵持下来。现在轮到邓小平本人说话了。1977年4月10日，邓小平再次写信，不过，这一回不是写给华国锋一人，是写给“华主席、叶副主席并转党中央”。他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邓小平已经看准了自己复出的障碍在于毛泽东认定的“天安门事件”，所以他打算绕开这些具体的问题，让自己的昭雪不至于影响毛泽东的伟大。邓小平的信在权力中枢流转了23天。这一次华国锋和汪东兴再也不能置之不理了。但是，他们把邓小平在6个月前的那封信也找了出来，用党中央的名义将两封信一并下发了。在那一封信里面，邓小平不是为华国锋成为党中央主席欢呼过么？有了这些，当然可以认定华国锋的核心地位仍然会牢不可破。

　　5月间，华国锋召见汪东兴和李鑫，要他们去找邓小平面谈，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既可以让邓小平出山，又能将邓小平约束在自己麾下。于是这两个人就在5月24日前往邓小平家中。谈话持续了好半天，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邓小平把这两个人打发走了之后，就坐在家里静观时变。

　　邓小平并没有等太长的时间，到了7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全体中央委员都同意恢复邓小平的职务，包括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以及总参谋长。邓把他18个月前被剥夺的一切全都拿了回来，既不多一点，也不少一点。

　　消息公布，举国为之震动。在北京，官员们也许要约束老百姓的喜悦之情，不肯像组织“双庆大会”那样鼓励大家上街游行，但有些城市还是出现了盛大的集会游行。7月30日晚上，邓小平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闭幕式上。一时间，欢声雷动，这哪里还是一场球赛呢？分明是一场政治集会。为了这一天，他忍辱负重又呕心沥血，如索尔兹伯里所说：“使用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计谋、策略，去搏斗、斗争、交谈和激烈地争论。他再次掌了权。”他还是剪着平头，微笑着，样子和衣着全都没有什么变化。这个人在过去的18个月里承担着所有的罪名。党领导的所有报刊都宣布他是一个坏蛋。可是这才一转眼间，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就向他投以如此热烈的欢呼。看来，过去18个月的大批判全都白费了。

　　邓小平官复原职。可是他还没有能够遏制我们庞大国家的历史惯性。这时候，掌握着中国方向的仍然是“英明领袖”华国锋，大政并未就绪，“文化大革命”“积重”尚未返还，阶级斗争仍然是“纲”。邓的威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华的程度。邓的理论体系也还没有最后形成，更不要说成为社会的主流了。他再三告诫中国人：“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但是这话让人听来还有些笼统和含混，距离彻底否定“两个凡是”和开创新的时代，还远着呢。那些政治老人们把他推上了前台，下面的事情就要看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