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修厂岗位职责:毛泽东为何两次打倒邓小平都留余地(组图)

    邓小平的一生在政治上经历的“三起三落”,应该说世人皆知。然而,毛泽东将邓小平两次逐出政治舞台，为何都不将邓小平的政治生命置于死地？其中的奥秘何在,却是鲜为人知的邓小平在苏区代他受过的第一次被打倒。

                           
                   1929年，邓小平和张云逸、韦拔群领导百色起义时的照片

     1976年，“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借人民群众在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总理的所谓“天安门事件”，将邓小平第三次打倒，此时已经病入膏肓的毛泽东，依然是清醒地对邓小平“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1972年8月3日，第二次被打倒流放到江西监督改造的邓小平，同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全体职工一起听了关于林彪事件的传达，当天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工作。毛泽东看了邓小平的来信，他在批语中写道：邓小平同志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邓小平)、毛、（毛泽覃）谢（谢维俊）、古（古柏）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再次肯定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

      毛泽东说邓小平“是所谓毛派的头子”邓小平在苏区第一次被打倒，挨批斗，遭囚禁，结婚不到两年的妻子在他囚禁的时候离他而去，嫁给组织批斗、激励要求处分他的人。应该说这是邓小平代他受过的打击，付出的代价是沉重而悲惨的，也许这就是毛泽东始终没有将邓小平的政治生命置于死地的原因，伟人毛泽东的良知，使他不能忘记邓小平代他受过的那段往事。

    1929年6月党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代表赴南宁领导广西党的工作，12月11日由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的百色起义，建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开创了右江革命根据地。1930年秋，红七军奉命北上。主力转战于桂黔湘粤边境。1931年1月红七军缩编为两个大团。在过乐昌河时，部队被敌截断。军长张云逸率领军部和五十八团转经坪石进入湖南酃县游击区，同王震等率领的湘赣独立师会合，协同作战，后抵江西永新天河休整。红七军五十五团则在邓小平、李明瑞率领下，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从乐昌河畔渡河后转经仁化，于2月抵达江西崇义。红七军历尽艰辛，转战五省，战斗百余次，1931年3月下旬，红七军的五十五团与五十八团在江西永新天河会合，终于从广西来到了江西。后根据中央决定，调往中央根据地，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中的一支劲旅。同年7月，邓小平赴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8月，邓小平同金维映、余泽鸿等同志回到瑞金与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俊会合，当时大家商议一致推选邓小平担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主持纠正了瑞金“肃反”的极左错误的做法，得到了谢维俊和瑞金党内领导人的支持，同年12月,得到了来苏区检查工作的周恩来也支持。1932年3月,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在检查瑞金工作时，也充分肯定了邓小平主政后纠正肃反中对“社会民主党”极左错误的成绩。

    邓小平在果断、迅速地纠正瑞金肃反错误的同时，又以很大的精力投入地方政权建设工作，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彻底纠正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倾土地政策，制定给富农以经济出路，给地主以生活出路的政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左”的分田政策，但后来却被“左”倾领导者指责为“瑞金各地苏维埃对于土地政纲执行右倾的代表者”等等。

                       
                              1933年4月，被打倒遭囚禁时的邓小平

    1933年3月到6月。当时，“左”的中共临时中央把邓小平作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即“邓、毛、谢、古”而加以批判斗争并关押劳动，整整三个月。因为他不仅是“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又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毛泽东语），对他的批判斗争就更加严重。　　

    1933年初，博古、洛甫一进中央苏区,就抓住 “罗明路线”,在中央苏区掀起了反“罗明路线”的“二月旋风”；3月又将这股极左风潮升级刮到到江西，邓小平作为“罗明路线”的代表,成为“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掀起反“江西罗明路线”的高潮。其实，反“罗明路线”和反“江西罗明路线”，矛头都是指向毛泽东的。　　

    “左”倾中共临时中央一直不喜欢邓小平。早在上海，邓小平因说过对王明“向无好感”，遭到王明中央冷落了半年。邓小平到瑞金后，经过实地观察，执行了毛泽东的主张和政策，并没有执行王明中央的“进攻路线”。项英指责邓小平执行 “富农路线”，就已经发出了一个信号。邓小平和毛泽覃、谢唯俊、古柏都是党内的务实派，都对“左”倾教条主义者动辄对苏区工作指手划脚、批判指责很反感，为毛泽东遭受的批评感到不公。他们曾讥刺那些从上海派来的脱离苏区实际的“左”倾领导者是“洋房子先生”，说他们专门到苏区来“找岔子”。针对有人批评毛泽东是“狭隘经验论”，说什么“马列主义是大城市里产生的，山沟里产生不了马列主义”，而针锋相对地反驳说：“大城市里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特别在赣南会议上，邓小平公开表示不同意会议决议中对中央苏区实际是对毛泽东的批评和指责。这一切都更加引起“左”倾教条主义者对邓小平的反感。事情的起因带有某种必然性。寻乌失守后，会昌县委书记兼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罗屏汉，于1932年12月21日给中共江西省委写了一份工作总结。总结中以自我批评的口吻检讨说：县委乃至中心县委都存在着严重的“纯粹防御”观念，没有主动向敌人出击，才导致“寻乌事件”的发生，致使会昌、寻乌、安远三县一些边区被敌军占领。罗屏汉总结报告中说的“纯粹防御”和“主动向敌人进攻”即“进攻路线”，乃是“左”倾中央自“宁都会议”以来排斥、打击毛泽东喊惯了的口号，已成了中央的“一贯指示”。中共江西省委接到罗屏汉的报告，在给苏区中央局的报告中，也认为会、寻、安中心县委存在“纯粹防御”和“消极防御”的错误。于是，“左”倾教条主义者终于抓到了整邓小平的口实。

    1933年2月23日《斗争》第3期发表任弼时的文章：《什么是进攻路线？》,文章指责“永吉泰与会、寻、安长期陷在纯粹防御的泥坑中”，其结果“则产生白军团匪进据寻城的事件，使群众受到敌人的摧残”。中共江西省委迫于博古等人的压力，不得不采取两条措施：一是将邓小平从会、寻、安中心县委书记调任省委宣传部长；二是于1933年2月28日致信会、寻、安县委，严厉批评会、寻、安中心县委的“纯粹防御路线”错误。邓小平奉调到省委后，受到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的礼遇。3月中旬，李富春派邓小平前往万泰、公略、永丰苏区巡视工作，代表省委解决那里的问题。邓小平在万、公、永的工作得到江西省委的肯定。博古等对江西省委的做法十分不满。3月下旬，邓小平回到省委刚汇报完工作，就被博古等人叫到瑞金，名义是参加中共中央局会议，全面汇报会、寻、安三县的工作，实际是接受博古等人面对面的“审判”。会后，邓小平被迫向中央局递交了一份题为《会寻安工作检查》的检讨书。紧接着，中共临时中央撇开江西省委，以中央局名义，直接在会昌筠门岭召开会、寻、安三县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主持会议的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局，在会上作政治报告和结论。会议集中“布尔什维克的火力”，对邓小平的所谓“错误”进行揭发和批判。3月31日，会议作出《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会议决议》，给邓小平正式扣上“江西罗明路线”的帽子。《决议》这样写道：会、寻、安三县，过去在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中心县委的领导之下，执行了纯粹的防御路线，这一路线在敌人大举进攻前面，完全表示悲观失望，对于群众的与党员同志的力量没有丝毫信心，以至一闻敌人进攻苏区的消息，立刻表示张惶失措，退却逃跑，甚至将整个寻乌县完全放弃交给广东军阀。这一路线显然同党的进攻路线丝毫没有相同的地方。这是在会、寻、安的罗明路线。说纯粹防御路线不是罗明路线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根据中共中央局的旨意，会议改组了会、寻、安中心县委，对三县县委常委会也进行了改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由罗屏汉担任。后来罗屏汉在战斗中壮烈牺牲了。会后，张闻天将他的政治报告和结论，改写成一篇《罗明路线在江西》的文章，在《斗争》第8期发表。文章把邓小平当成 “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指令江西省委立即在全省开展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斗争。邓小平没有参加会、寻、安三县党积极分子大会，他受到的是“缺席审判”。事情到此远未结束。在博古、洛甫等人的高压下，1933年4月16日至22日，中共江西省委不得不在宁都七里村省委机关驻地，召开 “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博古带着刚刚来到中央苏区，连一点情况也不了解的李维汉（时任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参加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江西省委委员、各县县委书记、中心县委书记、省直机关负责人和军队中党的负责人，共二百多人。博古要到前线去，留下李维汉主持会议。李维汉秉承博古的意旨，代表中共中央局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政治报告。博古在找李富春谈话时，将毛泽覃、谢唯俊也打进来，后来又加上古柏，定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通称 “邓、毛、谢、古”。李维汉在报告中，不仅将邓小平等指为“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而且进一步认定他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会议开了七天。会议期间，李维汉等发动和组织与会者对邓小平等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强迫他们承认犯了“纯粹防御”、“退却逃跑”、“取消苏维埃革命”等错误，承认是“反党小组织派别的领袖”。会上宣布撤消邓、毛、谢、古四人党内外一切职务，当众下了他们的枪。邓小平和毛、谢、古等人，遭受“无情打击”后，并未屈服，他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在“左”倾领导者强迫他们写的三次“书面检讨”中，都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坚强不屈的态度。他们在“书面检讨”中承认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而对于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活动，则一概不承认。这是“左”倾领导者们强迫他们写的第一次“书面检讨”。“左”倾领导者又责令他们写第二次书面检讨，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邓小平等人坚持第一次书面检讨的态度。邓小平更是明白而干脆地写道：“我觉得：第一是我感觉了解是错了，没有什么问题；第二是自己感觉到不会走到小组织的行动，不成严重问题。” 博古等人对这样的检讨大为恼火，指责他们是“以外交方式来接受”批评。中共江西省委又作出《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1933年5月5日）。决议中写道：“他们反党的机会主义政纲和小组织的活动并没有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火力前面解除武装，只是在党内残酷思想斗争中不得不暂时偃旗息鼓，而没有根本放弃其小组织的机会主义路线。”并指责他们：“必须向党作第三次申明书”。还特别提出：“邓小平同志，必须无保留的揭发他由第七军工作时起经过党大会，经过会、寻、安工作直到第二次申明书止，一贯的机会主义错误和派别观念，以至派别活动，再不容许有任何掩藏。” 对于要他写第三次“申明书”，邓小平坚决拒绝。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书中这样描述道：他给“左”倾领导者的答复是：“我再没有别的可说了。我说的都是实话。”“说罢，他把腰板一挺，直直地站在那里，不愿为此再费口舌了。” “左”倾领导者拿邓小平没办法，只好采取高压的组织措施：撤消他省委宣传部长的职务，给他以“最后严重警告”处分，然后派他到乐安县属的南村区委去当巡视员。当时，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不久，红军第一、三、五军团都驻屯乐安、宜黄一带，因乐安城还未解放，正组织围攻乐安县城。乐安特别是南村区属前线边区地带，“左”倾领导者又不放心了，说是“怕出问题”。于是,邓小平到南村区呆了还不到10天,又被命令返回江西省委机关。来回六百多华里的崎岖山道，邓小平不辞辛苦地背着背包徒步跋涉。

    邓小平被调回江西省委后，先被安排到宁都赖村区石街乡“蹲点”，过了一段时间，又被调回宁都县城附近的一个乡，命令他在那里接受劳动改造。

    邓小平接受“批斗”时，被关押在瑞金红军总政治部驻地一间阴暗潮湿的拘留室。政治上受到打击的邓小平，希望心灵的创伤能得到妻子的抚慰。当然，他也知道，妻子作为一名县委书记，必须执行中央局和江西省委的决定，在反“罗明路线”、批邓、毛、谢、古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县委书记是不能含糊的，毫无疑问必须在政治上与“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自己的丈夫邓小平划清“界线”，否则也将难保“乌纱帽”。对此，邓小平完全理解妻子的处境。他同情妻子，也为自己让妻子受累而难过。他不苛求妻子在政治上也站在自己一边，只希望能得到妻子的理解和信任。对邓小平来说，亲人的抚慰，这时比什么都重要。他万万没有想到，金维映拿着离婚协议书来到邓小平的拘留室，要他签字，邓小平毅然在离婚报告上签了字。随之，金维映却嫁给了多次组织批判斗争邓小平，而激烈要求对邓进行处分的李维汉。尽管在那个“路线斗争”激烈的年代，同情“右倾机会主义者”就会受到牵连，但邓小平想到像陆定一的侠肝义胆妻子唐义珍，得知他在拘留所吃不饱，花一块银元买了两只鸡，做好后，她让卫兵把邓小平带到她的住所吃饭。邓小平吃了一只，把另外一只拿回禁闭室留着下顿吃。蔡畅、李富春、危秀英拿出自己的伙食尾子，买上一些猪肉、大蒜、辣椒，蔡大姐炒菜，煮了一脸盆干饭让他吃，金维映此举，无异于在邓小平受伤的心灵深处再捅上一刀。

                     邓小平被打倒正在囚禁时离他而去的妻子金维映

　  1933年6月，是赣南的酷暑天气。正在宁都县郊“劳动改造”的邓小平，意外地接到通知，要他立即赶回瑞金，到红军总政治部报到，代替杨尚昆担任总政秘书长职务。小平《自述》中写道：在宁都劳动“不久，即调到总政治部当秘书长。当时总政治部主任是王稼祥，副主任是贺昌”。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王稼祥曾是“左”倾教条主义阵营的主要成员之一。但在进入中央苏区特别是到前方和周恩来、毛泽东、朱德一起指挥作战后，逐渐加深了对毛泽东的了解，转而支持毛泽东的路线和政策。1933年3月，他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负重伤，被送回瑞金治疗。王稼祥和邓小平并不熟悉，但对博古、洛甫等人无端排挤打击邓小平很有意见，深为邓小平抱不平。贺昌和邓小平到比较熟悉。1929年贺昌在南方局任领导工作时，曾和邓小平一起赴广西筹备百色起义，后来他们二人在上海时又常常在一起，邓小平还在贺昌住的地方搭过铺。对邓小平这次受到的打击，贺昌深表同情，而贺昌也不为“左”倾领导人所喜欢。1933年6月，“左”倾领导者将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撤职，改派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杨尚昆去任此职，协助彭德怀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总政缺一个秘书长，许多事务性工作没人做。贺昌乘此机会，与王稼祥及总政组织部长罗荣桓商量，取得一致意见后，由王稼祥直接给博古打电话，指名要邓小平来总政任秘书长。博古开始不同意，王稼祥又打电话催办，博古碍于王稼祥的面子，同李维汉商议后，才同意安排邓小平任总政秘书长。这就是邓小平在第一次被打倒后的第一次“复起”。说起来就是这样简单，似乎是王稼祥的一个电话就把邓小平解救了。秘书长一职在那个年代是没有什么权力的，干的就是整理会议记录、整理文件、文件归档、收发信件和起草命令等工作。长征途中，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而在遵义会议上他没有发言，只是“坐在一个角落里忙着记笔记”。邓小平1933年6月到红军总政治部报到，干了两三个月，觉得没有什么实事可做，“要求另调工作”到《红星》报去当主编。这就是邓小平任总政治部秘书长的一段经历，平平淡淡，了无建树。调任《红星》报主编，连他一起只有两名工作人员，邓小平既是主编，又是编辑、记者。在邓小平主持下，《红星》报办得很有特色。邓小平的确是忘我的，把个人的荣辱利害全都置于不顾的。他们能够叱咤风云地指挥千军万马，也能在一个普通而又平凡的岗位上做好一点一滴的工作。

    江西“罗明路线”代表者中,毛、谢、古三人的遭遇，也不比邓小平强。

    毛泽覃劳动了一段时间，调回瑞金，在苏区互济总会当宣传部长。互济总会是一个群众性的慈善机构，毛泽覃的工作是件闲差，没什么事干。后来罗迈将他调到中央组织局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时，毛泽覃和古柏都因受到批判而被留在苏区，参加游击斗争，1935年4月25日，年轻的毛泽覃血染瑞金红林山区。

    古柏被撤职“改造”了一段时间，调回中央，分配到会昌县任扩红突击队长。他虽处逆境，仍不改初衷地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去开展扩红工作，不搞强迫命令，未按时完成任务。结果，1934年初他的党籍被开除了。同年2月成立中央粮食部时，他被安排到粮食部当秘书。1935年2月，突围到了广东的龙川县，3月6日，古柏在鸳鸯坑与国民党军激战时英勇牺牲。

    谢唯俊一直在乐安当一般干部，长征前夕才调到红军大学学习。谢唯俊虽然参加了长征，到陕北后，也在一次战斗中牺牲。

    然而，反邓、毛、谢、古的“英雄”们却青云直上。李维汉参加“江西党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后，回到瑞金，立即接替任弼时，担任了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接着又担任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在个人生活方面，李维汉也是一位“胜利者”,邓小平的妻子金维映和他离婚后，不到三个月就与李维汉结婚了。

    张闻天在反“罗明路线”斗争中虽然积极，但他较早地认识到“左”倾错误的危害，从“左”倾营垒中分化出来，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长征初期，他和王稼祥一起支持毛泽东，在党和革命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促成了遵义会议的召开，为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做出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曾与邓、毛、谢、古一起在中央苏区工作过的林伯渠，回忆起江西反“罗明路线”的斗争情况，感慨万千，曾悲痛地赋诗一首：

                偶忆往事便心惊，邓毛谢古剩小平。

                割裁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

    邓小平对这几位患难战友十分怀念。1985年，中共瑞金县委和寻乌县委分别为毛泽覃、古柏烈士建造铜像，勒碑纪念。邓小平欣然命笔，为两位烈士铜像题写了碑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