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新交通法规扣分:刘少奇长女坎坷命运

非常年代异国婚恋 刘少奇长女刘爱琴的坎坷命运 诞生于血雨腥风的年代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武汉三镇乌云密布，到处弥漫着大屠杀的血腥味。这时，一个女婴出生在汉口尚德里4号———湖北省总工会的一间小屋里。女婴的父亲便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武汉办事处秘书长、湖北省总工会秘书长刘少奇。三个月以后，刘少奇与妻子何宝珍奉命赶赴上海，去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工作。还在襁褓中的女婴，被父母送到了一个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家里寄养。从此，刘少奇的长女乳名“爱儿”，管那位工人的妻子叫“妈妈”。妈妈家里真是一贫如洗。小爱儿刚刚懂事，妈妈就一手拉着她，一手挎个破篮子，带上针线，走街串巷找缝缝补补的活儿干。小爱儿还没有桌子高，已经会领着比她小一岁的弟弟，到处去拾煤渣、捡菜叶、拾柴……然而就连这样的日子也无法维持下去。最后，小爱儿被卖到汉口的“亲戚”家，成了一名童养媳。 　　正当小爱儿在深渊中苦挨日子的时候，千里之外，她的生父刘少奇已经到了延安，正设法寻找她。刘少奇颇为伤感地向周恩来说：“长子1921年出生，1925年送到湖南宁乡老家；女儿1927年出生，当年送到了汉口一个工人运动积极分子家寄养；次子1930年出生，1933年因她母亲在上海被捕交给了邻居。十多年了，三个孩子都没有一点消息……”周恩来语气肯定地安慰他：“你放心，这些孩子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一定想法把他们找回来！”就这样，一位陌生人从远方来到汉口。 　　几天以后，陌生人把爱儿送到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在那里，爱儿见到了共产党员夏之栩。夏妈妈把爱儿搂进怀里亲了又亲，嘴里喃喃地说：“可怜的孩子，长得多像你妈妈……”夏妈妈告诉爱儿，她的生母叫何宝珍，曾和夏妈妈一起坐牢，几年前已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她还告诉爱儿，延安是革命的圣地，她将和三个小伙伴一起去延安找他们各自的父母…… 　　1938年春，11岁的爱儿来到了延安。从此她的生活掀开了新的一页。 　　异国他乡的婚恋 　　这年7月，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也被找了回来并送到了延安。爱儿有了哥哥，格外高兴。 　　秋天，允斌兄妹被送进延安保育小学读书。去学校前一天，刘少奇与夫人谢飞商量：“爱儿这名字很能表达父母对女儿的爱怜，但它毕竟是个乳名。去上学，得起个正式名字才好。”稍稍想了一下，刘少奇又说：“留下爱字，再加上一个‘琴’字吧。”谢飞把刘爱琴三个字写下来，告诉爱儿说：“记住，今后你的名字就叫刘爱琴！” 　　在延安保育小学学习了近一年，1939年10月，允斌和爱琴又被爸爸送往苏联，进了莫斯科近郊的莫尼诺儿童院。1941年6月22日，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孩子们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刘爱琴和伙伴们一起参加军事训练，去工厂和集体农庄劳动，缝做军衣、帐篷，还到市内医院参加救护伤员。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允斌和爱琴迅速成熟。 　　战后，17岁的刘爱琴进入莫斯科通讯技术专科学校继续学习。在那里，她认识了一位英俊的男孩。 　　那英俊的西班牙男孩名叫费尔南多，是西班牙共产党领袖伊巴露丽的外甥。他和刘爱琴是同学。这两个出身于共产党领袖之家的少男少女，彼此并不知道对方父母的身份，也没有“门当户对”的观念，只知道对方是革命家庭。毕业之前，他们结了婚。 　　有情人被迫分离 　　爱琴顺利地通过了毕业考试，下决心回祖国去工作。费尔南多能否同行，她常为此感到不安，而父亲似乎也在有意回避这件事。刘少奇明白，非和女儿“摊牌”不可了。他郑重地说：“爱儿，费尔南多是西班牙人。他不懂中文，不了解中国，不习惯中国的生活方式，你想过吗？他到中国生活不方便，并且西班牙的国家制度同我们将要建立的国家不一样。爸爸要对你的生活和政治上负责。”刘少奇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确。 　　“爸爸，费尔南多是西班牙人，这有什么关系？他也是革命的后代，政治上能有什么问题？我们相爱，生活上会互相帮助，我还可以教他中文，给他当翻译……”“爱儿，在中国，西班牙文的翻译还少得很，你给他当翻译，你自己怎么为党工作呢？又怎么一心一意地投入社会主义建设呢？你首先应该考虑党和国家的利益。”巨大的悲伤一下子击倒了爱琴。她发起了高烧。 　　刘少奇每天到女儿房里看她，只是丝毫不向女儿让步。 　　允斌也几次安慰妹妹：“爸爸从党和国家利益考虑，作为他的儿女，我们只能服从。再说他年纪大了，你回去好好照顾他，慢慢和他谈，说不定过些年会让你和费尔南多团聚。”爱琴哭着对哥哥说：“如果作刘少奇的女儿就得牺牲自己的所有幸福，那我不如作个平民百姓的女儿好了。哥哥叹了一口气，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费尔南多也陷于极度的痛苦之中。他曾请姨妈出面帮忙，但姨妈的冷漠态度令他失望，她同样出自政治上的考虑，口口声声叫费尔南多“不要用感情代替理智”。他几乎完全绝望了。许多年过去了，他们的愿望始终没能实现。随着时间的消逝，他们心中的青春之梦终于被彻底埋没。 几年后，刘爱琴与巴彦孟和结了婚，但她仍忘不了费尔南多。一天，费尔南多来信了。他已与一位俄罗斯姑娘结婚。他衷心祝愿爱琴生活幸福。爱琴冲进卫生间，任凭眼泪唰唰地流。 　　无法选择的命运 　　爸爸刘少奇希望女儿能成为一个对党对人民有用的人，因此，他给女儿规范了一个做人的模式。 　　他为女儿安排的第一个工作岗位，是到北师大女附中作一名教员。在北师大女附中工作了一年后，刘爱琴进了中国人民大学计划系学习。三年过去，1953年刘爱琴从人民大学毕业，分配到国家计委综合局工作。这时，她已按照爸爸的安排结了婚，过起了平静的家庭生活。但是没过几年，国务院开始精简机构，动员干部下放劳动和支援边疆建设。刘少奇问女儿：“你对这问题怎么考虑？”“怎么考虑？下放好呗。”“那么你看，你和巴彦孟和能不能下去？”在父亲的督促下，刘爱琴夫妇全家下放内蒙古，这一去就将近20年。“文化大革命”中父亲含冤去世，哥哥“畏罪自杀”，弟弟锒铛入狱，她自己也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下放“劳动改造”。她对此毫无怨言。她知道这不是她一家的悲剧，神州大地千千万万人都被卷入了这场风暴，只不过因为她是“中国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女儿，所以受到了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折磨和摧残。她深信党会把一切都弄明白的。 　　1979年4月10日，已在河北师大任教的刘爱琴接到了“彻底平反、恢复党籍、恢复公职”的通知。第二年，刘少奇也完全恢复了名誉。此时，她已年过半百。 　　她和前夫巴彦孟和在十年浩劫中离了婚。现在，她又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丈夫沃宝田知书达理，风趣幽默，家里经常充满了笑声。如今，刘爱琴已经离休，她的生活平凡得近乎平淡———买菜、烧饭、收拾房间、照顾丈夫子女，一个地地道道的家庭主妇。她也时常回顾往事，她说：“我从不抱怨生活给予我的一切”，“我衷心祝愿祖国大地上所有的父母儿女都能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