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钢：创新社会管理 巩固执政基础

——巫溪县探索创建农村“三位一体”党建模式

随着农村改革发展，经济结构、价值观念、社会组织逐步多元化，利益关系、社会矛盾日趋复杂化，一些地方，党和政府基层组织的控制领域逐渐收缩，经济社会组织的活动范围逐渐扩张，农村社会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急剧变化，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党和政府的执政基础。为此，重庆市巫溪县以“整合社会资源、强化基层基础、夯实执政基础”为目标，探索创建了党的组织＋群众自治组织＋经济社会组织“三位一体”党建模式，充分发挥党和政府基层组织的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正确引导各种主体共同治理农村社会，维护了社会秩序，稳固了执政基础。

一、农村社会治理主体悄然变化：政府组织渐趋衰弱，非政府组织日益兴起，非法组织蠢蠢欲动

随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农村社会关系随之作出系列适应性调整，农村基层组织现状正在发生变化：

政府组织渐趋衰弱。资料显示，目前全国10%的村级党组织和村委会名存实亡，战斗堡垒作用和管理服务功能丧失殆尽，社会经济活动无人规划、无人组织、无人实施，更无人承担也无力承担，还有30%的村级党组织和村委会各自为政，分别强调自身的合法性、权威性和领导地位，缺少互相支持、协调和配合，号召力、凝聚力、战斗力不强，在贫困地区表现尤其突出。领头人“在位不到位”，农民本位主义强，对党建工作认识肤浅，党组织建设抓而不紧，执行政策大而化之，遇到复杂敏感问题“绕道走”。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难以发挥，特别是“老、贫、流、无”党员，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少差别，从他们身上看不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村民自治组织流于形式，村民代表大会没有制度、没有阵地、没有经费，不能正常管理村务工作。民兵、妇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体系不健全，基本没有正常开展活动。

非政府组织日益兴起。在广大农村，尤其是边远贫困地区，基层政府组织有限的人员管辖着相对较广的区域，多数地方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基层行政管理效力客观上受到影响，一系列非政府组织应运而生。这类组织多与农民的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在生产方面主要有农民自发组织的经济合作组织、劳动互助组织等，在生活上则表现为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以封建迷信为背景的宗教组织、以地缘关系支撑的老乡会、甚至以红白喜事为联系的民间组织等，这些组织一定程度上已经脱离了政府的控制，以自己独立的规则管理着当地农民。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境外非政府组织开始利用基层政权的管理真空，以救灾扶贫、慈善捐赈、文化交流为理由，流入广大农村，对基层组织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非法组织蠢蠢欲动。在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对敌斗争日趋严峻的情况下，各种非法组织在基层政权相对薄弱的地方潜滋暗长。一度消失的邪教组织死灰复燃，散布迷信、蛊惑人心，从精神上消磨农民意志、直接影响农业生产，有的甚至觊觎基层政权、妄图抢占农村精神阵地。在大中城市无处藏身的非法传销组织，悄然潜入部分消息闭塞、法制意识淡薄的农村地区，诈取农民利益、扰乱农村正常的经济秩序。极少数积习深重或利欲熏心的不法分子，也趁机兴风作乱、逞凶一隅、鱼肉百姓，危害社会治安秩序，插手基层政权组织，阻碍基层民主法制进程。

二、应时创建“三位一体”党建模式：建立共谋利益的互助机制，建立共同认可的互信机制，建立共管共治的互动机制

根据农村社会各种治理主体的现状和特点，深入研究它们的内在联系和规律，在农村、乡村社区、外出务工集中地等三个领域，采取利益整合、民主参与、共管共治措施，探索建立以党组织为核心、群众自治组织和经济社会组织“三位一体”的农村党建模式，把党和政府基层组织的政治优势转化成领导农民组织、发展农业生产、治理农村社会的优势。

建立共谋利益的互助机制。认真研究社会经济成份、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新变化，积极探索资源互补、生产互助、利益共享的发展机制，使各种组织始终在党和政府基层组织领导和引导下，最大限度地实现群众利益。一是建设乐和家园。坚持农村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协调统一原则，制订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生态环境建设、扶贫开发相结合，与公共基础设施布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生产社会化服务等相衔接的符合乡村实际和群众愿望的“乐和家园”发展规划，把党和政府的主张变为群众支持拥护的行动指南，更宽领域、更大范围的实现群众利益。二是培育社会组织。围绕农村发展规划，根据不同需要，利用政策措施、组织优势，积极搭建平台，支持各种社会集团发展经济、服务当地。在农村，以政府性资金为引导，吸纳金融性资金、整合民间资金，共同组建农村资金互助组，以资金互助促进生产互助，以生产互助带动产业互助，以产业互助实现专业合作。在乡村社区，以关怀弱势群体、提高文明素质、提高生活质量为主题，搭建社会保障、扩大就业、文化健身、群防群治平台，以社区平台组建社区服务组织，以社区服务推动社区建设。在外出务工集中地，成立劳务经纪公司，组织开展就业培训，为务工群众提供务工信息，切实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三是夯实党的基础。把农村党建工作与引导利用非政府组织结合起来，在各种经济社会组织中发展党员，把思想觉悟较高、致富能力较强、群众基础较好的社会能人吸收入党,逐步建立健全党组织。同时，在乡村社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产业链上，积极探索“村居联建”、“村企联建”、“产业联建”等党组织设置模式，建立联合支部，利用他们的市场信息、生产技术、社会资源，为群众提供服务，促进党建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

建立共同认可的互信机制。深入分析群众思想和行为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的新特点，积极探索建立基层组织与群众共同认可的互信机制，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一是自主选举信任的干部。坚持组织推荐，农民选举，把组织信任、村民公认的道德模范、经济能人、乡村名流、技术能手、甚至宗族长者选为村民代表和基层干部。二是自我管理自己的事情。突出村民代表会、村民代表的地位和作用，鼓励群众参与决策管理全过程，探索总结了“六公开”工作机制，即公开政策规定、公开审定方案、公开村务事务、公开组织评理、公开处理结果、公开上门家访，建立群众做主人的责任机制和约束机制，让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构建农村社会自我管理新格局。三是自觉宣传政策法规。积极发展农村和社区文化，组织建立义务宣传队，把党的基本理论、乡规民约、计生政策、反邪教等内容，编成群众易听易懂的顺口溜、快板书，利用节假日或传统节日，进村入户巡回演出，释疑解惑、凝聚人心、疏导情绪、化解矛盾，满足不同年龄、不同文化水平群众需求，使广大群众自觉地拥护和赞成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主张。四是相行评选先进典型。在群众中广泛开展以“十星级文明户”为主要内容的乐和人家、乐和社区评选等活动，激励广大农民向先进学习、向典型看齐，让群众在相互评价中找准自我位置，实现以点带面的示范效应，达到自我教育、相互促进目的，营造全民创业的发展氛围。

建立共管共治的互动机制。实现基层组织与非政府组织的共管共治，必须在加强基层组织建设的同时，积极扩大与非政府组织合作范围，使非政府组织以多种形式参与到公共管理中来，让民间的力量成为农村社会治理的协同力量。一是赋予基层组织更多权力。充分信任基层党组织，积极稳妥地赋予基层党组织更多的权力，放手让基层组织去实施党和国家的各项惠农政策，建立健全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支持基层组织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让农民充分意识到基层党组织有权办事、有能力为他们撑腰，从而自愿接受基层党组织领导，逐步形成责、权、利相统一的基层党组织运行制度。二是扩大非政府组织参与领域。本着“引导、分解、利用”的原则，建立基层组织与社会组织和经济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和“合作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以乡村为单位、‘条块分割’和行政化乡村公共管理和服务体系，尽可能动员和利用非政府组织的力量，通过市场和经济手段，鼓励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同时，扩大非政府组织负责人在党代会上的常任代表比例，直选使非政府组织的负责人成为乡人大常任委员，参与乡镇党委、政府的决策与监督。三是构建城乡互动的党建格局。着眼农村经济建设和城乡统筹发展的新需求，把农村党建工作与城市党建、企业党建结合起来，引导城市、企业基层党组织带动、帮扶、支持农村党组织，盘活各类党建资源、行政资源、社会资源，加快形成城乡基层党建资源共享、功能互补、以城带乡、共同提高的新格局。

三、农村社会治理成效显现：基层组织的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建设家乡的热情空情高涨，农村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四年来，巫溪县结合农村的实际情况，不断探索农村社会“三位一体”治理模式，不仅理顺了农村治理关系，而且充分调动和发挥农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有效的维护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基层组织核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通过“三位一体”这个载体，使党的领导名正言顺地融入到村民自治、各种经济社会组织的框架内，党的领导与民主政治和经济社会组织由矛盾掣肘变成了共生双赢。在巫溪298个行政村中，建立了43个农村资金互助社，建立了150个经济合作组织，参合农民38000户，人均增收180元，从经济组织带头人、社会能人中培养党员185名。四年选派27名机关党员到村（社区）担任书记或主任，组织100多个机关党组织、1000余名机关党员，开发社区就业岗位163个，推荐安置下岗失业人员178人，社区刑事、治安案件发案率下降60%。武汉流动党支部和劳务经纪公司就为务工群众提供就业岗位3850个，其中有83人收入超过10万元，帮助维权挽回损失168.7万元。

建设家乡的热情空情高涨。通过推行“三位一体”党建模式，村政村务决策和管理集思广益，民意基础好、工作失误少，广大干部群众建设家乡、改变农村面貌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启动建设1个乐和公园、10个乐和社区、30个乐和乡村，建成全市重点产烟基地县，最大的草食牲畜基地，重要的中药材基地县，林特经济强县优质蚕茧基地县，长江中上游地区最大的脱毒种薯基地，发展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28家，36个农产品获绿色食品、有机食品认证，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6.3%，达到3647元，减少贫困人口1.2万人。乡镇、农村通畅率分别达到100%，新建一批骨干水源工程，旱涝保收面积达到15万亩，解决6.1万人饮水安全问题。对生态移民和异地扶贫搬迁后的农村建设用地进行片区扶贫开发，累计新增耕地3万亩。广播电视、农网改造覆盖率分别达到95%、90%，新建农村沼气1万口。返乡农民创办企业8户、个体工商户135户、个体贩运户2100人。

农村社会更加和谐稳定。通过推行“三位一体”，从机制上建立起职责明确、权限明确的社会治理主体分权制衡机制，村委会有了依法办事的基础，经济社会组织有了支持发展的领导，村民群众有了参政议政的平台，能够正确地使用自己的知情权、参与权、发言权、监督权，自觉的学法、懂法、守法，妥善处理矛盾和纠纷，会用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从制度上建立了支部书记接待群众、支部委员家访、群众问题处理反馈三项制度，要求基层干部经常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特别是深入到困难较多、矛盾较集中的地方，及时了解群众心理状态、生活需求和建议意见，畅通民意表达渠道，有效解决困难、化解矛盾，创造和谐、安宁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农村信访总量逐年下降，30%的村实现了“零”上访目标，基本上杜绝了赴市进京的集体上访，促进了农村社会稳定。

四、探索实践中的粗浅体会：“三位一体”是治理农村社会的机制创新，是实现基层民主的有效形式，是落实群众路线的科学方法，是巩固基层政权的可靠保证。

加强农村社会治理，是巩固执政基础、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保障，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以改革创新、求真务实的精神，把握新形势、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方法、完善新机制，因地制宜、整合资源，才能构建协调有序、互动参与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新机制。

“三位一体”是治理农村社会的机制创新。治理农村社会，必须着眼突出问题和深层次矛盾，改变单纯运用行政手段管理农村的方法，主要运用民主的方式来处理解决各种矛盾和问题，满足群众日益高涨的参政议政热情和民主管理的愿望。“三位一体”党建模式把党的基层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和经济社会组织融合成一体，坚持了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机结合，实现了由干部为民作主向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转变，呈现出了党群合心、干群合力，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良好氛围。

“三位一体”是实现基层民主的有效形式。当前，各种社会主体表现出十分强烈的民主参与意识，更加关注切身利益，更加关注村务管理，更加关注基层干部的行为方式。创建“三位一体”党建模式，有利于深入了解民情、充分反映民意、广泛集中民智，有利于满足农民群众参与管理的愿望，培养农民群众的民主法制意识，调动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实现群众的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推行“三位一体”党建模式，既可以增强村民的民主意识和自律意识，形成真正的民主管理机制和氛围；又可以充分体现群众的意愿，广泛集中群众的智慧，真正维护群众的利益。

“三位一体”是落实群众路线的科学方法。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创建“三位一体”党建模式，是新形势下在农村工作中坚持党的群众观点、落实党的群众路线的有效方法，是建立在广泛的群众基层之上的组织形式，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通过实施“三位一体”，充分相信群众，真正依靠群众，广泛发动群众，有效组织群众，调动了群众参与改革发展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三位一体”是巩固基层政权的可靠保证。“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只有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作用，整合社会资源，引导、影响、利用各种社会主体共同治理农村社会，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党的执政基础才能稳固如泰山。创建“三位一体”党建模式，就是按照大多数人的意愿去干，带着群众一起干，使党的基层组织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之中，取得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党的基层组织就真正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

总之，加强农村社会治理，必须建立农村党建、村民自治、社会主体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农村社会治理机制，进一步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群众参与”的农村社会治理格局，逐步建立基层组织与社会主体共谋利益的互助机制、自治管理与群众意愿共同认可的互信机制、组织力量与社会力量共管共治的互动机制，推进农村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稳定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