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结水与除氧水:从语言学角度看东夷

从语言学角度看东夷

唐善纯（南京理工大学）

内容提要：在东方南方沿海汉语的方言中，有一个古越语底层，夷、但、亶、疍、郯、暹、掸、壮、侗、傣、泰、台等组成的一个词族就是一个例子。它们的含义用汉语无法探明，在壮侗语中却能获得圆满的解释。

             关键词     东夷 但 亶 疍 堕 扬 铁 滇 剡 儋 赡 郯 冼 暹 掸 壮 侗 傣 泰 台 鯷 澶 黔 干 赣 邗

东夷是中国古代，尤其是商朝、周朝时期，对东部部族的称呼。在漫长的史前阶段，东夷人靠他们聪颖智慧的心灵和勤劳灵巧的双手，发明了比甲骨文还早的文字，近几年,东夷族的成就和贡献被不断被提出来并受到很大的重视。可是，在现今五十六个民族中并没有东夷族，东夷族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民族？

夷字有多重含义。其主要意思是“平”。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说夷字“从大从弓”。据说东夷人最早发明弓箭，擅长射箭。 因此有所谓“东夷”为东边的弓箭手说法。传说和古典文献记载认为射去九日的后羿是东夷领袖。但商周时期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夷实际是尸或者人字，和弓无关，因此以夷字“从大从弓”认定夷字为弓箭手之说可能是汉代人穿凿附会而来。在古族称中，夷与但、亶、疍、郯、暹、掸、台等组成的一个词族。它们的含义用汉语无法探明，在壮侗语中却能获得圆满的解释。

　一   夷

从山东中南部到徐淮平原的青莲岗—大汶口文化（前5300～前2400年）是有近3000年历史的相当发达的农业文化，这使人联系到史书上所称的东夷。《后汉书·东夷传》说：“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凤夷、阳夷。”实际上，“九”仅言其多，不必拘泥于九种。《竹书纪年》所载，夏代还有淮夷、蓝夷；《尚书·禹贡》记载两河之间的冀州有鸟夷（岛夷）；青州在泰山以东至海有嵎夷、莱夷；青州南部至淮河有淮夷；淮南与淮海之间扬州也有鸟夷（岛夷）。

东夷早期居住在山东半岛，春秋时，在鲁国附近，还存在着太昊的后裔任、宿、须句、颛臾等风姓小国，《左传·僖公二十一年》记述：“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皞与有济氏之祀。”任，在山东济宁市境；宿、须句均在山东东平县境；颛臾在山东平邑县东、费县西北。在济水流域的这几个风姓小国，守着太昊的祭祀，是东夷而“服事诸夏”。

东夷文化，自唐、虞、三代以来，就一直领先于某些文化。这一文化是以群体为本位，利他为特色的伦理文化。《山海经·大荒东经》说：“（东方）有君子国，其人衣冠带剑”，“其人好让不争”。所以历史上有“夷仁好生万物”之说。仁是人的重文。鲁在东夷文化起源发展的中心地区，以周文化为主导，发展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孔孟儒家学说。儒家祖师孔夫子，其先为宋人，是商族苗裔，他说，“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东夷被西方来的羌人后裔的周人击败，部分融合进入了华夏族团。也有一部分是被驱逐出走他方。到周穆王（约为前976—前922）时，东夷势力的中心转移到了淮河流域，以淮夷概称东夷。西周晚叶，东夷的中心更向南移到淮河以南，往淮河中上游发展。今河南、安徽、江苏等省接壤与邻近地区，少昊集团的后裔嬴姓与偃姓诸国，在春秋争霸与战国大兼并的历史进程中，先后被楚、吴、鲁、越所兼并，夷夏间的差别逐渐消失。早期居住在山东半岛上的“东夷”，有部分渡海出走，或绕道东北进入今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在朝鲜人体质资料中看到有大量和江苏沿海居民相同的圆头体矮的类型。这种类型又见于广西大瑶山瑶人的体质测量资料中。这说明东夷除出海和绕道东北去朝鲜半岛和日本群岛外，大部分走向南方。其中靠西的部分经过2000年的流动，成为瑶、苗和畲；东夷中靠东的部分可以联系上苏北青莲岗文化直到长江下游的河姆渡—良渚文化，也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人的活动地区。

夷，上古音为dǐei。上古读夷为弟。《孟子·告子上》焦循正义：“古从夷从弟之字，多通。”如眱读di，荑、桋、洟、鮧、鴺、读ti。《禹贡》记青州有嵎夷，当即《尧典》“宅嵎夷曰旸谷”之嵎夷。《今文尚书》及《帝命验》、《考灵曜》，并作嵎铁。《说文》土部：“嵎夷，在冀州阳谷；立春日，日直之而出。”山部：“崵山，在辽西。一曰嵎铁，崵谷也。”可见夷铁音同。

 “夷”的含义是什么？《说文》：“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吴其昌《金文名象疏证》以为，“夷字与弟字为一字”，象以韦束矢形。但山东半岛和淮河一带是东夷的主要活动地区，他们使用的语言应是古越语。据《越绝书·吴内传》对勾践《维甲令》的解释：“习之于夷，夷，海也”，可见“夷”就是“海”的意思。“夷”与现代壮侗语联系密切。韦庆稳以“夷”对泰文da?（海）。壮语称河为ta?，称池塘为tam²、thum¹，江浙称河为渎，可能都来源于古越语daan、dah、dä，意为河、近水之处。罗美珍指出：现今的傣、泰诸族来源于我国古代百越族群中的djai。汉文古籍中的“夷”即是djai的译音。通过词汇的比较研究,认为djai共有过原始村庄的稻作文化,在他们迁徙至云南以后进一步共有过封建领主制文化和小乘佛教的文化（《从语言角度看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载《民族语文》1992年第2期）。

东夷集团以鸟为图腾，《尚书·禹贡》记载两河之间的冀州有岛夷；淮南与淮海之间扬州也有岛夷。《大戴礼记·五帝德》亦云：“东方鸟夷羽民。”鸟，上古音为tiEu；岛，上古音为tEu，二者同音。故岛夷即鸟夷。鸟夷就是指以鸟为图腾的东夷。越人同样以鸟为图腾。《搜神记》卷十二记载：“越地深山中有鸟，大如鸠，青色，名曰治鸟。……越人谓此鸟是越祝之祖也。”1981年，在浙江绍兴曾出土一个战国时期的铜屋模型，屋顶立柱，柱顶有一大尾鸠。这是吴越人的图腾柱，是他们以鸟为图腾的物证。此外，在良渚文化的玉器上，往往刻画有鸟的图案；其神徽上还有羽冠鸟脚人，即为吴越人鸟图腾的早期形式。

所可怪者，夷亦为鸟名。《易·明夷·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明夷既会飞而有翼，肯定是鸟。东夷集团作为近海民族，以鸟为图腾，他们首先崇拜的是海鸟，作为本民族的象征，这种鸟也称为夷，增鸟为鴺。《说文》：“鴺，鴺胡。污泽也。从鸟夷声。鹈，鴺或从弟。”段注：“《毛传》：‘鹈，洿泽鸟也。许郑皆云鹈鹕。《尔雅》、《毛诗》不言胡者，此鸟本单呼鹈，以其胡能抒水，故又名鹈胡也。’”鹈鹕单称鹈（鴺），鹕由胡演化而来，指其颐下的大皮囊。鹈鹕是一种水鸟，俗称“淘河”或“塘鹅”，身体大，嘴巴长，嘴巴下面有一个皮囊，可以伸缩，它以食鱼为生，没有牙齿，不能咬，所以只能把鱼整个吞下。但它的消化力很强，能把鱼骨、鱼鳞都消化掉。全身灰白色。枕部羽毛延长卷曲。夏季腰和尾下覆羽略沾粉红色。栖息于湖泊、江河、沿海水域，喜群居和游泳，但不会潜水。以鱼为主食。成年鹈鹕一般配对生活，在地面营巢产卵。每窝产卵1～3枚。两性孵卵并喂雏。刚出蛋壳的小鹈鹕体色灰黑，不久就生出一身浅浅的白绒毛。亲鸟以半消化的鱼肉喂雏鸟，等雏鸟长大后，把头伸进亲鸟张开的嘴巴的皮囊里，啄食带回的小鱼。野生鹈鹕常成群生活，每天除了游泳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岸上晒晒太阳或耐心地梳洗羽毛。鹈鹕的目光锐利，善于游水和飞翔。即使在高空飞翔时，漫游在水中的鱼儿也逃不过它们的眼睛。如果成群的鹈鹕发现鱼群，它们便会排成直线或半圆形进行包抄，把鱼群赶向河岸水浅的地方，这时张开大嘴，凫水前进，连鱼带水都成了它的囊中之物，再闭上嘴巴，收缩喉囊把水挤出来，鲜美的鱼儿便吞入腹中，美餐一顿。鹈鹕属于晚成鸟，在出壳后体表光裸，无法立即和亲鸟一起走动，须由亲鸟哺育，完成后期发育。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哺育，鹈鹕的“家庭观念”极强，只要成群就会一生和家庭成员相守。鹈鹕父母对雏鸟的尽心抚养甚至还被人类奉为楷模。有故事说，当小鸟食物不够时，老鹈鹕用喙咬下脸部的肉喂它。实际上，鹈鹕是用捕鱼时储存在咽喉处的鱼肉喂养小鸟的。鹈鹕将捕到的鱼储存在咽喉，等喂小鸟时再吐出来。从远处看，似乎是鹈鹕父母在用它们身体的肉喂幼鸟。在国外，许多慈善、保险机构及商业公司的名称里使用“鹈鹕”这个词，向客人传递这样的信息，“我们的利益，不只是为了收入，还包括您的利益。”在埃及阿斯旺的努比亚，鹈鹕还是给人带来好运的吉祥鸟。明夷作为图腾有明证。《易·明夷·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贞。”这里的“明夷”当为地名。“箕子之明夷”当与《魏志》“昔箕子既适朝鲜”是一回事。箕子到朝鲜在灭殷前，箕氏朝鲜初地在今辽西大凌河流域，则以鹈鹕为图腾的明夷即在此地。

二    但、亶、疍、堕、扬

汉代《淮南子·说林训》记载长江下游有“但人”，应该就是南移的夷。但人是长江流域最古老的居民。《说林训》：“使但吹竽，使工压窍，虽中节而不可听，无其君形者也。”高诱注：“但，古不知吹人。”意思是说，但人是汉代以前就存在而不会吹竽的民族。古姓中有“但”。[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姓但者，音若檀，近岁岭南监司曰但中庸是也。”中国人的姓氏一般来源于古代图腾或地名、族名，“但”姓可能就是“但人”的后裔。在歌曲中亦有“但歌”。《晋书·乐志》：“但歌四曲，出自汉世。无弦节，作妓最先唱，一人唱，三人和。魏武帝（曹操）尤好之。时有宋容华者，清彻好声，善唱此曲，当时特妙。”曹操是著名政治家和文学家，“但歌”能被他欣赏，说明其艺术价值之高。可惜古老的“但歌”在晋以后便不复传，大概是由于歌词是以古越语演唱，汉人听不懂的缘故。

汉代刘向《说苑·善说》中记载了春秋时代楚令尹鄂君子晰在游船上听到一位榜枻越人唱歌的故事，当时曾用汉字记音，可能就是“但歌”的一种。《越人歌》大约是公元前528年的作品。刘向在文中通过楚大夫庄辛之口，描绘了富丽豪华的舟游盛况之后，紧接着这样写道：“会钟鼓之音毕，榜枻越人拥楫而歌，歌辞曰：‘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飠+甚]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鄂君子晰曰：‘吾不知越歌，子试为我楚说之’。于是乃召越译。乃楚说之曰：‘今夕何夕兮？寨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顽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对于这样一首越人歌谣，如果光看那段越语记音，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即使看了所谓“楚说之”的译文，也未必能够欣赏这首古歌的奥妙之处。《越人歌》原文用汉字记音有三十二字，而楚译人把它译成楚辞的形式后，用了五十四个字，竟多了二十二字；可见两者不是一种语言，所以不能字字对译。因为双方歌式也不同，楚译人为了使译文合于楚辞歌式，其中还包含有一些只为凑韵而添加的起兴式游辞。“山有木兮木有枝”一句当是楚国译人为满足楚辞韵例凑足六句而添加的衬韵句。《善说》所说子晰何许人？据《史记·楚世家》载，子晰是楚共王的儿子，是楚康王（名子招）、楚灵王（名子围）的同母弟。子晰曾于公元前528年短期任过楚令尹。按此推算，《越人歌》的故事发生于子晰“官为令尹”之时，距今已有2500余年了。那时楚国的首都在今湖北省江陵。《善说》里记载这位榜枻越人，既是一位出色的水手，又是一位能“拥楫而歌”的越人歌手。唱歌的榜枻越人就是在楚国境内杂居的疍民（今叫水上居民）。古代江浙闽粤之地为越人所居，他们生息水网之邑，善舟楫泅渡之技，按古文献载，疍民归属百越之人。所以，这首《越人歌》当是船民之歌。刘向所说的“拥楫而歌”与南海张买的“鼓棹为越讴”之说法大体一致，都是“舟中作”。由此悉之，《越人歌》也好，《越讴》也罢，都即是疍民在船上即兴而唱的“榜歌”。

由于民族学者推测古越族属南岛语族或侗台语族，1953年日本学者泉井久之助将《越人歌》试用占语进行对比，结果是：滥兮抃草（尊敬啊伟大的王子），滥予昌枑（尊敬啊伟大的贵人）。泽予昌州（认识啊伟大的王子），州[飠+甚]州焉（王子正义的，王子尊贵的）。乎秦胥胥（我们在好幸福），缦予乎昭（心我们服从）。澶秦逾渗（所有在状态让繁荣），惿随河湖（一人长时间地致敬祝福）。

1981年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壮族语言研究学者韦庆稳教授提出与壮语比较，认为这是一首古老的壮族民歌（现今的壮族是与古越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的一个部族）。他把拟构的上古壮语按原歌记字顺序加以排列，作了词对词、句对句的直译：滥兮抃草滥予（晚今是晚哪）？昌桓泽予（正中船位哪）？昌州州[飠+甚]（正中王府王子到达）。州焉乎秦胥胥（王子会见赏识我小人感激感激）。缦予乎昭澶秦逾渗（天哪知王子与我小人游玩）。惿随河湖（小人喉中感受）。

1991年，又有人用侗台语里文字形式较古的泰文为主进行译解，分原文为五句：滥兮抃草滥（夜晚哎、欢乐相会的夜晚），予昌枑泽、予昌州（我好害羞，我善摇船），州[飠+甚]州焉乎、秦胥胥（摇船渡越、摇船悠悠啊，高兴喜欢）!缦予乎、昭澶秦踰（鄙陋的我啊、王子殿下竟高兴结识），渗惿随河湖（隐藏心里在不断思恋哪）!

《史记》记载，楚王熊渠灭扬越，封其子为句亶王。这个“句”是古越语发语词，无意义，如同“句吴”之“句”。“亶”即上文所说的“但”。《世本》中句亶王的亶作“袒”；《集韵》：“但，或作袒、襢。”可见句亶王即管理但人的王。鄂君子晰时，楚国首都在今湖北江陵纪南城，句亶在江陵，子晰正是在江陵附近的船上见到了榜枻越人。所以这首《越人歌》中的“越人”，其实就是歌中的“澶”，是该民族的自称。如此，则歌的后半部的意思便是：“我们衷心服从你，让我们‘但人’繁荣昌盛，我们久久地向你致敬。”

“榜枻越人”亦即是疍人（今叫水上居民）。古代江浙闽粤之地为越人所居，他们生息水网之邑，善舟楫泅渡之技，按古文献载，疍民归属百越之人。成书于战国时的《世本》说：“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巫诞大概即巫山地区的但人。邓少琴说，诞通蜑，或作蛋、但。《说文新附》：“蜑，南方夷也。”《华阳国志·巴志》说：“其属有濮、賨、苴、共、奴、獽、夷、蜑之蛮。”《隋书·地理志》记载梁州有蜒；《隋书·南蛮传》称：“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獽、曰俚、曰獠、曰狏，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宋]周去非《岭外代答》称钦州有疍；[明]邝露《赤雅》称南海有蜑。刘禹锡在为唐福建观察使薛骞写的《神道碑》中说：“闽有负海之饶，其民悍而俗鬼，居洞砦、家浮筏者，与华言不通。”应是指土著越人的后裔。居洞砦，指山居；家浮筏，指水居，“家浮筏”的水居民族即蛋民。《太平寰宇记·泉州风俗》载，宋代泉州有一种水上居民，“其居止常在舟上，兼结卢海畔，随时移徙，不常其所。”这种人称之为“白水郎”。蔡襄《宿海边寺》诗曰：“潮头若上风先至，海面初明日近来。惟得寺南多语笑，蛋船争送早鱼回”。[宋]陈师道《后山谈丛》：“舟居谓之蜑人，岛上谓之黎人。”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蜑，海上水居蛮也，以舟楫为业，采海物为生。”《赤雅》：“蜑，浮家泛宅，或住水浒，或住水瀾，捕鱼而食，不事耕种。”[清]屈大均《广东新语》：“诸蛋以艇为家。”他们的共同特点，皆以舟为家，以渔为业。其中诞、蜑、蜒、疍，为但、亶、袒、襢、澶的同音异写，无疑是古越语daan、dah、dä（河、近水之处）的音译（《文物》1983年12期47页）,这正是但人始终与水相伴的最好注脚。试比较壮语ta?（河）、tam²/thum¹（池塘）,布依语ta?（河）、tam²（池塘），侗语tam¹（池塘），水语?dam¹（池塘），毛南语?dam¹（池塘）。所以，这首《越人歌》当是但人之歌。刘向所说的“拥楫而歌”与南海张买的“鼓棹为越讴”之说法大体一致，都是“舟中作”。由此悉之，《越人歌》也好，《越讴》也罢，都即是疍民在船上即兴而唱的“榜歌”。

近代疍民仍以船为家，专门从事水上捕捞、水上运输，从广东沿海到广西、越南北部一直延伸到内地，通过贵州进入云南，在北部进入湖南和四川南部。过去，疍民倍受歧视，被限制只能在水上生活，不许上岸居住，不准与陆上居民通婚，在岸上不准穿鞋子，不准参加科举考试。近代，广东沿海的疍民多到外商船舶上充当佣工或搬运工。到解放初期，仍有90万人。过去有说其先祖为罪人，被谪居水上，罪人即坏蛋，因称疍民；有说其泊居的篷船状似卧蛋，故称疍民。其实皆无稽之谈。有证据说明人们本来是在陆上定居的，不像现代疍民那样，因某种限制只能在水上生活。芮逸夫认为但和獠两者相关，重要的文化特徽是相同的。直到今天，疍民仍以会唱歌著称。广阔的江海，哪里有疍民，哪里就有悠扬的疍歌。

解放后，疍民曾一度被归为少数民族。关于他们原有的语言，在《越人歌》中我们已知是古壮语。也有学者更进一步指出，现代的壮族、傣族的族称，都是由古越语daan、dah、dä（河、近水之处）而来。

在陆上定居的疍民尚有遗存。近代，浙江绍兴、宁波府和江苏常熟县有一种人叫“堕民”，据统计，抗战前浙江有“堕民”5万，绍兴就占3万。他们的职业和生活方式，与平民迥然不同。堕民基本上从事服务性的微贱劳动，干侍候人的活，直接为人们的生活服务。他们的劳动为人们生活所不可缺少，但是又被人看不起，视为低等的。男性堕民的主要职业是吹鼓、演戏、抬轿子、拗竹灯檠、收鸡毛旧货、卖饧饼、捕蛙龟、塑土牛土偶、打铁、制绳、配猪种、打野胡（跳鬼），在他们生存的地区，这些事成为他们的专门活计，士农工商中没有人去做这种事。女性堕民从事保媒、卖珠、接生等活动。她们走街串户，到妇女当中去，由于良家女子轻易不能出门，所需要的东西不易到手，或者男人买的不顺心，堕民女子给她们送来所喜爱的物品，为姑娘开面，做发髻，保媒，跟随或代表新郎迎亲，指导新娘完成繁琐的婚仪。堕民职业微贱，在内部却有贫富的不同。有的人拥有田产和金钱，有的一贫如洗，因此堕民尽管职业相同，但经济生活并不一样，所以它不是经济概念，而是政治身份。在衣饰上，堕民有自己特有的装束。男子戴狗头型的帽子，女子穿青色上衣，不许卷袖，穿蓝色裙子，一定要做横布的，不许穿红鞋，发髻稍高于良家的妇女，簪子只能用骨角的，不得戴耳环，出门不论晴雨，必定携带长柄雨伞，而且要头朝地夹在腋下，大多缠足，小到二寸七分。这群男女到了公共场合，人们一眼就可以认出他们是堕民。堕民不许乘车马，不能读书，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不得与良民通婚。堕民一般有几十户到一两百户固定主顾。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鲁迅在《我谈“堕民”》一文中说：“记得民国革命以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据清代蒋良骐《东华录》载：雍正元年（１７２３）九月“除浙江绍兴府堕民丐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堕民才真正获得新生。俞婉君说，戏曲业是男堕民最向往的职业，绍剧的起源与堕民有关，绍剧的泰斗六岭童等都是堕民出身（《漫话绍兴堕民》）。六龄童原名章宗义， 6岁学艺，一生执著于猴戏，曾成功地出演电影《三打白骨精》中的孙悟空，有“南猴王”美称。其祖父章廷春人称“活猴章”，当时生活在农村，农闲的时候喜欢耍耍猴拳，因此得名。其父章益生人称”赛活猴”，是绍剧的业余爱好者。其子六小龄童章金莱因电视剧《西游记》的孙悟空而一炮走红。一个家族出了四代美猴王。

堕民是怎么来的，清代钱大昕编纂的《鄞县志》卷一《风俗》中，曾引录《堕民猥编》关于堕民的记载：“堕民，谓之丐户，……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丐自言则云宋将焦光赞部落，以叛宋投金故被斥。……元人名为怯怜户，明太祖定户籍，扁其门曰丐。”这种说法经受不住推敲，“堕民”有可能就是远古疍民的遗存。绍兴称女性堕民为“老嫚”，堕民的未婚女孩为“鳗线”（即小鳗），这暗示了“堕民”与“南蛮”的关系。

　扬州现在为江苏省辖市，秦时称广陵，汉代更名江都，隋代改曰扬州。但历史上的“扬州”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地理概念。《书·禹贡》：“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厎定。筱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唯下下，厥赋下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簜、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桔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这里的淮指淮河，海指东海。彭蠡在今湖北黄梅县、安徽宿松以南长江北岸。三江指今吴淞江及已湮塞的东江、娄江。震泽即太湖。扬州大体位置在今江西、湖南、安徽、湖北、江苏、浙江一带。扬州的“扬”来源于“扬越”（亦作“杨粤”、“杨越”）。《史记·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扬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明确指出，句亶、鄂、越章三个王号不是汉语。王力认为，“阳”的上古声母为d（《汉语史稿》），试比较“饧-杨”、“汤-扬”、“荡-炀”。如此，则“阳”与“亶”音近，伐扬粤而置句亶王，说明“扬”即“亶”，也就是“但”。

三   铁

蒙古语称海为“达赖”（dalai），蒙古是个内陆民族，不邻大海，对海的称呼必来源于濒海的夷人。在女真语中，称夷人为turil? nilma；称夷情为turil? turgun；称四夷为duin turil?；称外为turil?；称外面为turil?  d?-?，其核心词turil?可能正是“夷”的对音。

铁是古代就已知的金属之一，在自然界中分布极为广泛，但人类发现和利用铁却比黄金和铜要迟。首先是由于天然的单质状态的铁在地球上非常稀少，而且它容易氧化生锈，加上它的熔点比铜高得多，就使得它比铜难于熔炼。我国最早人工冶炼的铁是在春秋战国之交的时期出现的。江苏六合县春秋墓出土的铁条、铁丸，和河南洛阳战国早期灰坑出土的铁锛，是迄今为止我国最早的生铁工具。

我国许多地区都有丰富的铁矿藏。特别是在中原地区，源远流长的古代青铜技术的故乡，也是中国古代冶铁工艺的摇篮。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中国就发明了生铁冶炼技术。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块炼铁和生铁冶炼两种工艺，几乎是同时产生，这两种方法在我国历史上曾长期平行发展，在不同情况下发挥各自的作用。块炼铁的方法即“固体还原法”。从江苏六合县程桥东周墓出土的铁条，就是块炼铁的产物。洛阳出土的铁锛、铁铲等，都是那个时期的生铁器物。在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以块炼铁为材料，在反复锻打块炼铁的实践中，人们又总结出块炼铁渗碳成钢的经验。因块炼铁质柔不坚，渗碳块炼钢又太坚硬，人们又发明了炼钢的淬火工艺，进一步提高了块炼钢的机械性能。在河北易县武阳台村的燕下都遗址出土的79件铁器中，大部分就是经过淬火处理的。块炼铁的炉温大约1000℃左右，离纯铁的熔点（1534℃）相差甚远。生铁的冶铸工艺与块炼法的差异在于，它的炉温达到1100－1200℃。在这种炉温下，通过被还原生成的固态铁吸收碳，降低其熔点，从而得到液态的生铁，液态生铁可以直接浇铸成器。人们日常用语“陶治”、“就范”、“范围”、“模范”等也是由冶铸技术转变而来的，取得普遍意义。从战国到西汉，生熟铁并用平行发展。早期的铸铁都是白口铁，铸造性能较好，碳是以化合碳的形式存在于铁中，导致生铁脆硬，不耐碰击。早期铁匠就面临双重难题，一是使柔软的块铁变硬，另外是设法使脆硬的白口铁变软。因此，在战国早期，人们就创造了白口铁柔化术。即通过长时间加热，将白口铁中的碳化铁分解为铁和石墨，消除大块的渗碳体，这对提高铁的柔性起了良好作用。

　　铁的发现和大规模使用，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光辉里程碑，它把人类从石器时代、铜器时代带到了铁器时代，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至今铁仍然是现代化学工业的基础，人类进步所必不可少的金属材料。生铁冶炼技术的出现，对封建社会的作用与蒸汽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作用媲美。春秋战国之交中国已进入铁器时代，铁器取代铜器成为主要的生产工具。正是铁器的普遍应用，才极大推动社会生产发展，使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造就了战国时期经济繁荣，百家争鸣的昌盛局面。

在中国，是谁最先认识铁？是东夷。1973年河北省出土了一件商代铁刃青铜钺，经科学鉴定，证明铁刃是用含镍较高的陨铁锻成的，把铁铸在铜兵器的刃部，是为了加强铜的坚韧性。这是已知中国最早的铁器；另外还有同时代的北京平谷的陨铁刃，河南商末的铜兵铁刃。表明我国早在3300多年以前就认识了铁，熟悉了铁的锻造性能，识别了铁与青铜在性质上的差别，随着青铜熔炼技术的成熟，逐渐为铁的冶炼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这些说明，人类早期使用天然铁时，它已经被命名为“铁”，而不需等到公元前6世纪。

有人说，“铁”在藏缅、台、苗瑶各语中有普遍的同源关系，中国的冶铁在公元前6世纪就很发达了，这个共同的文化词显然是从汉语传开去的。张琨根据大量比较材料，把“铁”的原始汉藏语形式拟作ghleks（1972），潘悟云依据上古越南语称“铁”为kh-lit，把“铁”的原始汉藏语形式拟作kh-lit‹kh-lik（1987）。在壮侗语中，对铁的称法是：壮语龙州方言lik?，傣语西双版纳方言lek?，傣语德宏方言lek?，侗语khw?t?，仫佬语kh??t?，黎语通什方言ga:i?，黎语保定方言go:i¹。苗瑶语与此类似，如湘西苗语?ho?³、黔东苗语?h???、川黔滇苗语?ou??、勉语?je?、布努语??u?、拉珈语khjãk?。据《说文》：“锴，九江谓铁曰锴。”“镂，刚铁也。夏书曰，梁州贡镂。”这反映的是西南部地区的情况，北部地区的情况可能与此不同。

实际上，古代中国各地对铁的称呼并不统一。至于原始汉语“铁”（上古音??it），当另有来源。

蒙古语称“铁”为tomör，称铁工为铁木真（temü?in,成吉思汗本名）；维吾尔语称“铁”作tomyr。《新疆图志·实业编》记载：“特穆尔淖尔在伊犁西南，三面皆山，万流汇归，潴为大泽，其周六百里，沿岸潮砂可熬铁，即唐之碎叶川，汉之阗池，又称热海。特穆尔图乃蒙古语有铁。”元末重臣汝阳王父子则分别名为：察罕帖木尔（白铁）、库库帖木尔（青铁）。竟成认为，突厥语、蒙古语称“铁”来自一个原型t?m?r，并指出：“考虑到t?m?r这个形式在两个语族中整齐得有点异乎寻常，所以假定t?m?r先出现某一语言，然后扩散，应当是合理的”（《说“铁”》）。笔者认为，它们可能借自东夷语。

汉字的“铁”原写作“鐵”或“銕”。《说文》认为“鐡”的右半部表示读声。《字彚补》认为应读tì，是《山海经》记载的一个古国名。实际上这个字就是“夷”。段玉裁注《说文》“銕，古文‘铁’，从‘夷’”云：“按，夷，盖‘弟’之讹也。”段玉裁指出的只是“夷”应读“弟”的音，但他没有指明正是东夷人首先发现和使用铁，铁这种金属才被命名为“鐵”或“銕”的。

人类最早发现的铁是从天空落下来的陨石，陨石中含铁的百分比很高，是铁和镍、钴等金属的混合物，因为融化铁矿石的方法尚未问世，人类不可能大量获得生铁的时候，铁一直被视为一种带有神秘性的最珍贵的金属。在埃及等一些文明古国所发现的最早的铁器，都是由陨铁加工而成的，埃及古人曾把铁叫做“天石”。由于天降的陨石数量很少。因此用陨铁制作的器具当然也是很少的，所以在生产上它是没有什么明显影响的，但通过对陨石的利用，人们初步认识到铁。据竟成介绍，在美洲印地安文图语（wintu）语中，称“铁”为tiq，可能就来自t?m?r，印地安人离开亚洲大陆已有1万多年，当时没有冶金术，却已有“铁”这个词了（《说“铁”》）。

四   滇

但人的原居地在长江下游，以后逐渐向四川、云南、贵州、广东、福建转移,有一部分演变为滇越等。

滇国在云南历史上大约存在了500年，即出现于战国初期而消失于东汉初年（既公元前5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当时的古滇国范围包括滇池和“三湖”区域及其周边地区，是具有独立王国形式的地方政权。通过半个多世纪的考古发掘，在滇中及滇东北地区发现的四十多个滇文化遗址勾画出古滇国的疆域轮廓:东至陆良、泸西一线，西至安宁、易门一带，北到昭通、会泽之地，南达元江、新平、个旧之境，南北长约四五百公里，东西宽约两百余公里。

有关古滇国的来龙去脉，以前在我国的古代历史研究中几乎属于空白。最早在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里有过对古滇国的片断的记载。对于这样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地域文明，在今天我们仍然知之不多，李家山古滇国墓地的发掘，让人们对滇文化的了解变得逐步清晰和丰富起来。
　　铜鼓是古滇国文化的一种重要证据，世界公认中国云南是起源地。铜鼓，由实用器逐步演变成礼器、重器，最后上升为权力和实力的象征。铜鼓从云南一直流传向广西、东南亚一带，现在的考古发现当时铜鼓的影响力已经蔓延到了南亚的巴基斯坦。从李家山墓地发掘出的琥珀珠和贝币来看，更证明了当时与缅甸有商道可通，这些信息反映了古滇国的一种远距贸易。古滇国文明还直接渗透和影响了越南的东山文化。　　
　　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63年，楚将庄蹻率领一支队伍到达滇池地区，其目的是征服当地人归附楚国，后因归路被秦国所断，就留在滇池地区，建立古滇国，都城在今晋宁县晋城。
公元前109年，汉王朝发兵到滇国，以武力威慑滇国，滇国归汉。汉王朝在今晋宁县等地区设益州郡，汉王赠滇王“滇王之印”，从此滇池地区被纳入中央王朝版图。公元225年，诸葛亮为平定孟获等南中大姓的叛乱而南征，这年秋天，三路大军在滇池地区会合，平定了南中4郡，改益州郡为建宁郡。

滇国青铜文化吸收和融合了不同地区和民族的文化精华。如铜桶、靴形铜斧等可能受到东南亚青铜文化的影响；动物纹扣饰及成套的马饰，与北方草原文化有密切关系；兵器中的铜戈、矛等，则是依照中原地区风格而制作；铜铠甲、有翼虎带钩等和中亚、西亚文化有关。广取博采，兼容并蓄，是古滇文化发达的重要原因两千年的时空交错，给后世留下了太多的谜团。

《史记·西南夷传》只大致说滇国在当时的夜郎国以西，邛都国之南，昆明国以东地区，并未明确指出都城所在。有人认为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古滇国设益州郡，其郡治当置于原滇国都城所在，有人认为，抚仙湖南岸江川县李家山墓葬出土有数千件古滇青铜器，与抚仙湖北岸相连的晋宁石寨山曾出土有滇王印，似乎证明，抚仙湖水下古城很可能是古滇国的都城。

从李家山出土的大量青铜器的造型、图案及近水居的干栏式建筑分析，这些青铜文物和遗迹所反映的生活环境应是宜猎宜渔宜耕，因而水下古城颇为符合对王城的猜想。历史上古滇王国曾有一座古城在地球上神秘地消失了，自唐以后史书上竟没有留下任何记载。湖中水下古城的发现，使当地人惊呆了，抚仙湖一带水底有座古城的传说竟会变成现实。那么这座水下古城会不会就是古滇古城呢？从种种历史发展轨迹推测，抚仙湖与古滇国繁荣的经济和灿烂的文化有密切联系，人们对抚仙湖水下古城性质的推测也愈益纷繁。有的专家倾向于它就是古滇国的故城，但也有专家认为它很可能是古滇国的都城。至于古城沉没的原因，专家的猜测也多种多样。有的说抚仙湖可能是沉陷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缓慢下沉，更多的意见则认为是突发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滑坡造成古城沉没湖底。从时间来看，这座水下古建筑应该不晚于东汉中晚期

　　滇国主体民族的族属问题，从滇文化的发掘之日起就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滇国主体民族和滇文化是战国末年楚国将军庄王滇时带来的楚人和楚文化。楚人把内地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滇池区域，由于楚文化的影响，才形成滇国时期“耕田、有邑聚、有君长”的阶级社会；也有人认为，滇国主体民族和滇文化与四川古代的巴蜀文化有密切关系，滇池区域丰富多彩的青铜文化，就是古代“岷山庄王”及其臣民亡国后，南逃到云南以后创造的；还有人提出，原先分布在四川南部及滇东北地区，后来又逐步迁至滇池区域的古人即滇国的主体民族，他们和魏晋时期滇东北地区的“西爨白蛮”有渊源关系，滇文化事实上就是“白蛮文化”；另有人认为，古代我国西北地区有大量南迁的氐羌游牧民族进入云南，滇国主体民族及滇文化和上述南迁的古羌人有密切关系；更为流行的一种看法则认为，滇文化是我国古代的濮人创造的，濮人即滇国的主体民族如果不是偶然在滇池附近发现了大批精美的青铜器、黄金饰品，可能我们永远也不会知晓在两千多年前，云南昆明附近还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发达的古代文明。

在李家山出土的青铜器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位女性频频出现在古滇国祭祀、结盟、纺织、播种等各种活动中。她容貌姣好，头梳银锭，身着拖地对襟长衫，举止优雅，仪态万方；她头顶华盖，通体鎏金，或端坐在四人合抬的肩舆内，或端坐于象征权利与财富的铜鼓上，显得极为威严富贵。在“祭祀贮贝器”上，一场关乎社稷民生大计的盛大宗教仪式正在举行。作为主祭人的她，身边有35个人簇拥。有人骑马为她引路，有人侍候左右，或手提竹篮、或头顶柴禾、或手捧罐坛、或手执布帛、或肩扛铜锄……场面宏大，礼乐升平，纲常有序。35个人35种服饰发型。时至今日，发型服饰依然是许多民族最显著的文化标识和民族标志，也许她位尊35种民族或部族之上，也许古滇国是由至少35种民族或部族组成的统一王国，而她就是王国的“女王”。

“滇越”一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与当时福建的闽越，广州的南越，广西及越南北部的西瓯越和骆越，两广的扬越，皖南及赣湘东部的山越，浙江的大越、于越和瓯越，同称“百越”或“百粤”。滇越作为古越人的一支，与其他越人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如种水稻，习水性，烧制印纹陶器，住干栏式建筑，有断发文身之俗等，这些都为后代傣族所继承。但滇越还有一点是其他越人所没有的，那就是其地产象。僰人是滇池地区的主要居民，但滇池地区居民成分复杂，既有氐羌文化，也有百越文化。以滇池、洱海为中心的云南内地腹心坪坝地区的青铜文化，都是椎髻之民，即僰人创立的文化。百濮是西南少数民族的统称。《华阳国志》：“南中盖昔夷越之地。”夷就是今天的彝族，而越是蛇族，滇王之印为蛇纽，铜鼓花纹以蛇为装饰，因此，滇的王族是越人。滇池地区是以百越民族为主体，含濮越、氐羌民族的社会。从滇池到洱海地区都是氐羌系统民族和濮越系统民族的交汇地带，又是最早和中原汉文化、东南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发生联系的地区。因此，滇僰的族属在文化上的表现，既有云南土著民族地方文化的特点。所以，滇僰是这样一个复杂的多民族的融合体。罗香林《古代百越分布考》认为，滇越为越族的一支，而濮族为越族的别称。所以古代滇国人为濮越。滇越在今腾冲。滇越可假定为哀牢地区的中心。滇越也称为盘越。“盘”与“濮”有关，读音相近，濮即哀牢人的称呼。

滇越作为古越人的一支，与其他越人有着共同的文化特征，如种水稻，习水性，烧制印纹陶器，住干栏式建筑，有断发文身之俗等，这些都为后代傣族所继承。但滇越还有一点是其他越人所没有的，那就是其地产象。

东汉之后，滇越族名不再见于史乘，魏晋以来有关云南之“僚”、“鸠僚”、“骆”、“濮”等记载，大体上都是滇越的后裔，也就是今天傣族的先民。在东汉至唐宋之间700-800年，史书上对僚人的记载十分丰富，其习俗如以长幼次第称呼所生男女，住干栏，以长者为王，不能远相统摄，能卧水底，持刀刺鱼，嚼食，鼻饮，铸铜为器等等，至今仍多遗留于傣族生活之中。

五   剡、儋、赡、郯

浙江嵊县（古称剡县）地处浙东曹娥江上游（古称剡溪），北靠杭州，东邻宁波，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人杰地灵，山水秀美，自古有“东南山水越为最，越地风光剡领先”之说。嵊州因山而秀因水而名，四明山、西白山横贯东西，天姥山、峙大山遥望南北。山中泉水清澈、幽谷深秀，断崖峭壁、龙潭飞瀑，处处千奇百怪。从古至今，曾有众多文人墨客、名流贤士入剡揽胜，留下了许多名胜古迹和古诗名篇。唐代李白《别储邕之剡中》诗云：“借问剡中道，东南指越乡。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梦游天姥吟留别》写道：“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度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杜甫有诗曰：“剡溪蕴秀异，欲罢不能忘。”是古人对剡溪的钟情写照。

今嵊县原称剡县，西汉置。其义无解。有人说意为火烧刀砍，指一种原始的耕作方法。[清]李慈铭《息荼庵日记》认为：“盖余姚如余暨、余杭之比，皆越之方言，犹称于越、句吴也。姚、暨、虞、剡，亦不过以方言名县，其义无得而详。”五代吴越王钱鏐以“剡”为“两火一刀”，字形不吉，改“剡县”为“赡县”。北宋初复为“剡县”。宣和时，剡县有仇道人等响应方腊起义，宋徽宗认为这是“剡有兵、火之象所致，于是改“剡县”为“嵊县”，使用至今。剡、赡、嵊音近，当源于同一语源，如同李慈铭所说的那样，“亦不过以方言名县”，不可用汉语解释。“赡县”之“赡”与位于海南岛西北部的儋州之“儋”，在字形字义方面都有联系。

儋州市位于海南岛西北部，濒临北部湾。儋州历史悠久，民风淳朴，是海南省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市（县）。汉初置儋耳郡，唐后改为儋州。民国开始设县。旧治所在今海南省儋县西北。据文史记载，建“儋耳郡”是于元封元年（前110），其建立的基础，应该是以《山海经》所记载的“儋耳国”为基础。《山海经·大荒北经》载：“有儋耳之国，任姓，禺号子，食谷”，郭璞注：“其人耳大下儋，垂在肩上，朱崖儋耳镂画其耳，亦以放之也。”而东汉杨孚《异物志》也有记载：“儋耳夷，生则镂其头皮，尾相连并，镂其耳匡为数行，与颊相连，状如鸡肠，下垂肩上。”这里记载的似乎是一种文面图式，正好和今天白沙县本地黎文面图式一致。从这些记载来看，“儋耳”是一个部族名，得名原因是雕刻颊皮，上连耳部；或使用一种耳垂式装饰品，即耳下部穿着一个大环圈，下垂到肩膀。以上解释“儋”字，都是将其等同“担”字，属于以汉字解释土著地名，是为不妥。穿耳文面习俗并非海南岛土著所独有，在古代南蛮、西南夷地区普遍存在。宋代《诸蕃志》记载：“或谓土人耳长至肩，故有儋耳之号。以大环堕耳，俾下垂至肩。”明朝的《海槎余录》称：“男子家富者，两耳复赘盏口银圈十数为富侈，此所以为雕题、离耳之国也。”这种风俗到清代还有记载，如《广东新语》：“上加铜环，耳堕垂肩。”“儋耳”之“儋”可能是 “但”的音变，战国时，中原人根据传说，把这些自称“但”而又“耳长至肩”的部族称为“儋耳”，并记载在《山海经》中，这是一种以讹传讹的结果。

笔者认为，“剡”即“郯”。郯本古国，在今山东郯城北，氏族社会末期，境内已有人群定居。时境为东夷之地。春秋时期，郯国附鲁，战国时期(约公元前414年)为越国所灭。秦置郯郡，后改称东海郡，置郯县，属徐州刺史部。唐并入下邳，一度另置郯城县。元末重置郯城县即今县。郯国故城西墙和北墙局部尚存。其建筑方法是不挖地下基槽，平整地面即行夯筑。主墙夯土多为黄粘土，夯打密实，有铁锈色，每隔0.6-1米深铺一层木棍以固墙体。关于城墙的初建年代，根据夯土内的包含物及墙体底部遗迹的时代，可以推断当在战国晚期至汉初，现存城墙的初建年代当在秦置郯郡或汉初设东海郡之时。春秋时期，这里居住范围较小，主要在故城的中南部，尚未形成城的规模。这里在战国时期是一处重镇，或即是郯国在战国早中期，因战争或沂河泛滥之故迁都于此的晚期都城。曾出土一件凤鸟纹半瓦当，具有较强的地方特点，亦当为春秋时期遗物，它的出现，当与郯人崇鸟习俗有关。一处较大的东周墓地随葬品比较丰富，主要有青铜编钟8件、鼎1件，陶器有编磬13件、鼎6件、豆12件、鬲6件、瓮9件。该墓的时代为战国早中期，根据随葬编钟、编磬的规格来看，墓主身份当属贵族一级。

 “郯”在古越语中与“滇”同音义，亦读为“掸”，“剡”为其另写。郯战国初亡于越后，一部分“郯人”被越国迁入浙江，西汉置县时始称“剡”，亦未可知。东夷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鸟的崇奉，《左传·昭公十七年》：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暤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为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大暤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暤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注：鸟名）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鴡鸠氏，司马也；鳲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则不能故也。”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事又见《孔子家语·辨物》。郯子自许少暤之后，据《汉书·地理志》：“少昊后，盈姓。”盈即嬴，则少暤后另有为盈（嬴）姓者。《史记·秦本纪赞》云：“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如是，郯当为少昊支脉。秦本东方民族，因周初参与武庚叛乱，败而流诸西北（林剑鸣《秦史稿》），而郯则留居当地，其风俗因与中原异，故孔子目之四夷。郯子说 “我高祖少昊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说明至春秋时郯人还对这种古俗有着变型的记忆。

六   冼、暹、掸

当代人民音乐家冼星海（1905～1945），祖籍番禺，出生于澳门，1928年考入上海音乐专科音乐学校，1931年考入巴黎国立音乐学院。1935年毕业回国，积极投入抗战歌曲创作和救亡音乐活动， 1938年任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为光未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谱曲，写下了名垂青史的音乐名作。

冼姓主要分布于今广东、广西两省。除汉族外，壮、黎、苗等民族也有此姓。《姓氏寻源》载：“南海番禺（今广州）多冼姓，盖高凉夷酋姓也。”作为南粤原住民保存下来的姓氏，经历史长河的洗礼，已经同化为汉姓。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南越，在广州属下设立高凉县，县治遗址在今阳江市北的阳东县大八镇古城村，高凉县辖地包括恩平、阳春、阳江、电白、茂名、化州、吴川至廉江广阔地域。据万震《异物志》说：“广州南有贼曰俚，此贼在广州之南，苍梧、郁林、合浦、宁浦、高凉五郡中央，地方数千里。”在梁、陈、隋时，这一带土著居民以俚人为主，也有后来分别称为僮（壮）、瑶、黎人和汉人共居。传说在漠阳江上游阳春地域的先民，均以盘瓠为祖先，称为“狗郎部落”，所居村庄均称“狗郎寨”，有的沿用到解放后，至今大都以谐音改称高朗寨、高良垌等等。此区域的俚人和其后的僮（壮）、瑶人，以其狗头人身的头像为旗帜，北方的汉人讹音称之为“高凉人”。

冼姓中最著名的是冼夫人（512～602），冼夫人的娘家——高凉冼姓，是中华冼姓的唯一来源。冼夫人名英，南朝梁、陈和隋朝三朝时期岭南少数民族女首领，与高凉太守冯宝结婚，其威望、功绩远胜于冯宝。冼英自幼贤明，有勇有谋。高凉冼氏豪族，辖部落10余万。与冯宝结婚后，她在部落中推行封建法治，以改造俚人的旧习俗，成为岭南百越一方的重要支柱，为陈霸先建立陈朝作出了重大贡献。陈亡后，岭南数郡共奉冼夫人为圣母，保境安民。隋朝统一北方后，冼夫人以统一大局为重，集首领数十人迎隋使入广州，岭南悉定。隋开皇十年（590），番禺王仲反叛，冼夫人遣兵会同隋将平乱，隋册冼夫人为谯国夫人。冼夫人卒后，葬于电白电城山村。张民认为，侗族祖神萨岁（sa?sii²）就是由冼夫人演变而来。sa?意为祖母，是对社会上老妇的尊称，可译为“夫人”； sii²就是冼。

“冼”姓原写作“洗”， 到了清康熙己丑年（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广东冼姓人编西江房冼氏族谱，开始把“洗”姓书写为“冼”姓。

“冼”的含义是什么？有一种说法是，秦始皇时进军统一岭南，戍军中有一个河北真定人沈汭，和秦军统领尉官赵佗是同乡。沈汭被高凉部落的女首领招为夫婿，生儿育女，发展男系氏族，以岭南地域最先取姓的“先”字加沈汭的姓名“氵”旁，取姓洗（Xiǎn ），沈汭的儿子取名洗齐。从此世称洗氏。但洗姓人相传：“沈改为洗，原因莫问。”说明“氵”旁加“先”这种推测是靠不住的。东汉建安二十五年（220年）吴主孙权派吕岱为交州刺史，征讨高凉俚人，俚人首领洗傅战败归降，孙权任命洗傅为“高凉西部都尉”，据说因汉人不承认有“洗”姓，《三国志》以谐音写为“钱傅”。

实际上不是汉人不承认有“洗”姓，而是当地人不愿说自己的家族来源于古越族。宋之前，封建王朝对古越族实行羁縻政策，官职均由古越族的豪酋担任，并得以世袭其位。但宋之后，随着汉人在古越族地区的人口增多，中央政府相继实行改土官为流官的统治政策，州县的长官多从外省调入。封建统治者在对古越人的种种称谓均一律加上犬旁，称古越人的语言为“鸟言兽语”，侮其人为“人如禽兽”，严重阻碍了古越族人的民族意识的发展，使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产生隔阂，渐渐以自己民族的文化为耻。另外，封建统治者还严格规定岭南少数民族的子弟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出于生存发展的需要，岭南古越人的上层人士便把自己的族谱依附于汉人编造的族谱上，以求获得科举入士的资格。这样，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岭南族谱几乎都说自己是“中原华胄”了。冼姓说其来源于沈姓，没有族谱承认自己与隋朝俚族英雄冼夫人有关系，正如钱大昕所说“宋元以后，私家之谱，不登于朝，于是支离傅会，纷纭踳驳，私造官阶，倒置年代，遥遥华胄，徒为有识者喷饭之助矣”（《潜研堂文集·卷二六·钜鹿姚氏族谱序》）。

笔者认为，洗氏之“洗”（上古音si?n）可能为部落名，是一个音译词。它与古越人部落“暹”(siamese)、“掸”(shans)有共同来源。

暹人是泰国的主体民族,亦称泰人。主要分布在中部和南部，与中国傣族、壮族以及缅甸掸人、老挝寮族的族源相近。其祖先系从中国西南迁入。“暹”一名，最早由南宋宰臣陈宜中前往避难而为世人所知。《宋史·陈宜中传》：“至元十九年，大军伐占城，宜中走暹，后沒于暹”。元代，“暹”还被写作“暹番”。《元史·成宗紀》：“大德三年春正月癸未朔，暹番、沒剌由、罗斛诸国，各以方物來貢，賜暹番世子虎符”。泰国古称暹罗，即由暹、罗斛（Lvo、Lavu、Louvo、Lawa）二国各取一字而来。 “罗斛”、“暹”的地域，分別占有今泰国湾以北区域的东、西部，或許正是以湄南河作为分界，东岸爲“罗斛”，西岸爲“暹”。罗斛的中心在今华富里府（Lop Buri），前一音节，正是“罗斛”的音译。暹的中心在今素攀武里府（Suphan Buri），前二音节，正是“暹番”的音译。入元以后， “暹”、“罗斛”間曾数度合併。这一情況，宣告了一个由南徙民族、亦今泰国主要居民泰人主宰的新国度的出現。

掸人（Shans）是缅甸民族之一。属蒙古人种南亚类型。使用掸语，属汉藏语系壮侗语族。“掸”人的称呼出现于东汉时期，在《后汉书》的《和帝本纪》、《安帝本纪》、《顺帝本纪》中皆有记载，不过，当时掸人分布区域很广，公元初，掸人居住在中国西南边疆和东南亚北部。在其中心地区已形成强大的部落联盟，被东汉王朝承认为一个王国，即“掸国”，也就是滇越。其经济文化已相当发达。这些东汉时代的掸人就是现代缅甸掸族和我国傣族的先民。《后汉书·和帝纪》记载，永元九年（97年），掸国王雍由调曾派遣使节到中国通好。唐代以后,滇西及缅甸境内的傣族或掸族的先民均处于南诏的统治下。南诏政权崩溃后,缅人的势力崛起,建立了蒲甘王朝,开始向北部和东北部的傣族地区扩张。元朝军队在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平定蒲甘, 掸人从高原下来，遍布于伊洛瓦底江两岸。元末,今云南西部中缅边境一带地区的傣族以麓川为中心逐渐摆脱元朝的控制,形成一股分裂割据势力“麓川国”,今中缅边境两侧的几乎所有傣掸民族地区均被兼并。明朝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将王骥征讨麓川,迫使当时麓川的统治者逃到金沙江(今伊洛瓦底江)西部,王骥乃“立石金沙江为界,誓曰:‘石烂江枯,尔乃得渡’。”放松了对伊洛瓦底江西部的控制,终于使这片土地沦于异域,也使傣民族大体上形成了今天这种分别属于中缅两国的傣掸民族的跨国境格局。缅甸的掸族和中国的傣族本为同一民族,掸族自称是傣。被缅甸封建王朝控制的那一部分傣族,尽管依然自称为傣族,但是,缅甸的统治者一直把他们叫做掸族。如果我们要强调缅甸掸族与中国傣族之间差异的话,似乎可按照缅甸人的称谓,把缅甸的这些傣族称为掸族；但如果我们要强调他们之间的共性的话,我们依然可以把缅甸的掸族叫做傣族。

侯方岳、李景煜指出：“掸国就是滇越，单从所居地望就可判定。但又为什么从滇越变为掸呢？滇越是汉族史家对于与国内越人同俗共源的这一族群的称呼，名为滇者，是为了有别于其它越人。掸国地处中缅印三国之间，周围的许多部族都把他们称之为掸，即Siam或Syam，又作Sayam，即掸亚姆。最初是印缅边民对他们的称呼，以后渐为四周民族所共用”（《滇越、掸、傣源流》）。笔者意见与此稍异。不但从所居地望上看，“掸就是滇”；而且从音韵上看，“掸就是滇”。 掸从“单”得声， 掸国《后汉纪》作“擅国”， 擅从 “旦”得声，说明Syam是从“但”变来的。

但人迁到越南的被称为岱人（Tay），亦称土人（Tho，与部分壮族自称相同）。1978年统计有85万人。主要分布在红河上游的丘陵地带，尤以谅山、高平两地为多。越南学者认为，岱与傣同源，约公元前4世纪从中国长江流域分两路南迁，经广东、广西迁入越南的一支，于11世纪同京族混合形成岱人，习用汉字，以农业为主。

在《后汉书》中，傣族的先民被称为“掸”，实际上就是“但”。现在缅甸有一个民族也写作“掸”，读如Shan，应该为“但”的音变。掸族发祥于川滇边界，约在西周成王时，逐渐向南拓殖，春秋战国时奠居于今缅甸、泰国、越南等地。公元初，在今滇、缅边境建立掸国。后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掸国王雍由调“遣重译，奉国珍宝，和帝赐金印绶”。13世纪建立阿瓦王朝。1948年缅甸独立后，33个土司邦联合为掸邦。现有220万人，使用的语言与壮语相近。

暹（Siam）与罗斛（Lophuri）是泰人和猛人建立的两个古国，13世纪时，暹国灭并猛国，中国史料称之为暹罗，1939年暹罗改名为泰国。说古越语的人群离开中国向南方迁移进入东南亚，已有大约千年的历史。泰人向南方和西方的扩散，是和南诏国的命运相关的。虽南诏统治者不是泰人，但其臣民中包括泰人是没有疑问的。在柬埔寨也有tsu:??人，元代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记载，当时的柬埔寨“人家奴婢，皆买野人以充其役，多者百余，少者亦有一二十枚，除至贫之家则无之。盖野人者，山中之人也，自有种类，俗呼为撞贼。”这个族称与中国的壮族族称一致，反映壮族向柬埔寨移民初期遭受的歧视。大量泰人仍然留居在中国，特别是在广西、贵州和云南。

七   壮、侗、傣、泰

壮族人自称为布侬、布土、布越、布壮、布依、布陇、布曼、布僚、布傣、布沙等共20多种。这些不同的自称，今在壮乡民间犹存。1949年以后，把居住在广西、云南、广东等省讲僮语(母语)的称为僮族。1965年遵照周恩来总理的倡议，将“僮”改为“壮”，自此，僮族统一称为壮族。

壮族族称，历代有所不同。商周时称为“濮”，秦汉时期称为西瓯、骆越、乌浒人，宋代称为僮。“僮”始见于宋人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中的“庆远、南丹溪洞之民呼为僮”记载。宋人周去非在他的《岭外代答》中则把“土人”和“古骆越人”联系起来，说“钦民有五种，一曰土人，自昔骆越种类也”。就是说，钦州的“土人”，就是“僮人”。

布壮（pou?tsu:Y?）之pou?是古代“濮”族名的遗留，tsu:Y?的名称如何而来，颇为费解。僮原作獞，带有民族歧视意味。《广西通志》认为僮是撞突的意思，说这些人行为撞突，所以称为僮。pou?tsu:Y?明明是该族自称，怎么可以用贬义词作自称呢？壮族自称除pou?tsu:Y?外，近似的自称还有pou??u:Y?、bu?dai²、pho?thai²、pu?to³等，这些名称的语源是同一的。其中bu?dai²、pho?thai²与傣族的自称是一致的；而pu?to³即上述所谓钦州的“土人”。

费孝通说：“壮族一般都是以水稻为主要作物的。他们傍水而居，有些地方因之称他们作‘水户’，原因是在他们种水稻。就是靠山很近的壮族，也并不上坡去发展杂粮，除非实在不得已才经营旱地。这个特点可以用来区别于苗、瑶。不但广西的壮族具此特点，和壮族属于同一语系的贵州仲家和云南傣（僰）族也是如此”（《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用“僮”这个名称称壮族是明代之后才出现的，芮逸夫认为在宋代的文献里用“洞”来指当时的壮族。壮族源于西瓯、骆越人，是原著民族，这在不少的古籍中已有记载。据《元和郡县图志》及《旧唐书·地理志》载，郁江流域的贵州(今贵港市)、潘州(今广东高州县)为“古西瓯、骆越地”，也就是古西瓯、骆越的居住区。《旧唐书·地理志》邕州宣化县条还载：“驩水在县北，本牁牂河，俗称郁状江，即骆越水也，亦曰温水，古骆越地也。”可见骆越人居住在郁江流域。在旧石器时代，今之壮族地区就有古人类在活动；新石器时代的桂林甑皮岩人(距今一万年前)是至今我国发现最早制造陶器和驯养家猪的古人类之一。据体质人类学的比较研究，甑皮岩人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柳江人”(距今五万年前)的体质特征有着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同属于南方蒙古人种，而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现代壮人，又与其有着较明显的相似特征，这说明壮族及其先民，是自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壮族地区这块土地上的原著民族。

侗族也源于“骆越”，与壮族的自称之一pu?to³相同，因而他们是从同一个母体中分离出来的。魏晋以后，这些部落被泛称为“僚”。侗族现主要分布在贵州省的黎平、从江、榕江、天柱、锦屏，湖南的新晃、靖县、通道和广西的三江、龙胜等县。现在侗族的分布和属于“百越”系统的壮、水、毛南等民族的住地相邻，语言同属壮侗语族，风俗习惯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侗族的名称，最早以“仡伶”见于宋代文献。明、清两代曾出现“峒蛮”、“峒苗”、“峒人”、“洞家”等称呼， 新中国成立后统称侗族。“洞”也写作峒，云南、两广有大量带“峒”（或洞，垌）的地名，峒在壮侗语是指同一水源的一个小灌溉区里种稻的居民点，与山洞之“洞”不同，而与云南的简称“滇”（意为水边平地）为同义词，因此， “侗”作为族称，应是“但”的音变。侗族主要从事农业，兼营林木。林业以产杉木著称。以生产鱼粳稻为主，善用稻田养鱼。有自己的民间戏曲——侗戏。鼓楼、风雨桥、风雨亭是侗族的主要标志。在贵州、广西的侗乡，有许多久负盛名的鼓楼和风雨桥。因桥上建有廊和亭，既可行人，又可避风雨，故称风雨桥。这些兴时于汉末至唐代的古建筑，结构严谨，造型独特，极富民族气质。整座建筑不用一钉一铆和其它铁件，皆以质地耐力的杉木凿榫衔接，宝塔形和宫殿形的桥亭，逶迤交错，气势雄浑。侗寨鼓楼，外形像个多面体的宝塔，全靠杉木柱支撑。楼心宽阔平整，中间用石头砌有大火塘，四周有木栏杆，设有长条木凳，供歇息使用。楼的尖顶处，筑有宝葫芦或千年鹤，象征寨子吉祥平安。楼檐角突出翘起，给人以玲珑雅致，如飞似跃之感。

傣族是云南省的古老居民，与壮族的自称之一bu?dai²相同，因而他们也是从同一个母体中分离出来的。傣族族称“傣”是新中国建立后按照傣族人民的意愿，依其自称而正式定名的。在历史上，傣族族称不断变化。东汉时期，出现有“掸”人的称呼，在《后汉书》的《和帝本纪》、《安帝本纪》、《顺帝本纪》中皆有记载，其中所记的“掸国”，也就是滇越。不过，掸人当时分布区域很广，而且在其中心地区已形成强大的部落联盟，被东汉王朝承认为一个王国，其经济文化也已相当发达。这些东汉时代的掸人就是现代缅甸掸族和我国傣族的先民。东汉之后，滇越或掸等族名不再见于史乘，魏晋以来有关云南之“僚”、“鸠僚”、“骆”、“濮”等记载，大体上都是滇越或掸人的后裔，也就是今天傣族的先民。在东汉至唐宋之间700-800年，史书上对僚人的记载十分丰富，其习俗如以长幼次第称呼所生男女，住干栏，以长者为王，不能远相统摄，能卧水底，持刀刺鱼，嚼食，鼻饮，铸铜为器等等，至今仍多遗留于傣族生活之中。凡此种种说明，秦汉之后的数百年间，傣族先民被冠以僚、骆及其他族名，作为滇越的后裔，继续繁衍生息，发展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到唐宋时期，樊绰《蛮书》等史籍称之为“金齿”、“银齿”、“黑齿”、“绣脚”、“绣面”或“茫蛮”、“白衣”。元明时期仍称“金齿”、“白衣”，也写作“白夷”、“伯夷”，有的史书写作“僰夷”，此名称常与白族先民“僰人”混淆。到清代以后，则称为“摆夷”、“摆衣”。这些名称除“越”字应是本族自称之外，其他都是他称，常常是外人根据其形体装饰或服饰特点称呼的，这多少带有一点民族隔阂和民族关系不平等的痕迹。如今以本民族的自称来命名，正反映了新中国建立后各民族互相尊重的平等关系。傣族自称tai¹，而云南省文山、麻栗坡、开远等县的壮族自称为bu?dai²，广西龙州县壮族自称pho?thai²，其中bu?、pho?是人的意思。可以说，傣族与这部分壮族的自称是完全一致的。至于壮族的自称pu?to³、pou?tsu:??，则是dai²的进一步音变的结果。

傣族，作为云贵高原上的越人的一支的后裔，以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是一体多元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尤其表现在水稻耕作、水利灌溉、天文历法、傣医、傣文文献、纺织、制陶、金属加工、竹编等手工业、文艺创作（如民间叙事长诗、孔雀舞、乐器葫芦丝）、傣拳诸方面。傣族作为滇越的后裔，发展自己民族的传统文化。“滇”， 意为水边平地；“傣”的含义也应如此。

泰人（Thai）是泰国的主体民族，1981年统计有3800万人。在中国文献上很难追溯狭义泰人的早期历史，但他们与中国傣族有许多相似点，比如语言相通，都爱住干栏式高脚屋，村庄多建在河溪附近或离水源较近的地方，种植水稻等，故林巨兴说：“泰人与中国傣族、壮族以及缅甸掸人、老挝寮人等同源，亦即与百越民族有淵源关系。泰人祖先原居住在中国云南、广西，在战国以前才迁徙于今日缅甸、暹罗等地”（《百越民族同东南亚民族关系研究》）。

八   台、鯷、澶

在语言学界，台语指泰语和老挝语，包括黎、獠和仡佬，还包括缅甸的掸语和阿萨姆族统治者曾使用的今已消亡的阿霍姆（Ahom）语。台语内部分支之间的关系很接近。这反映他们到晚近才得以分化。李方桂将台语分为三个语群：（一）南部语群，包括泰语、老挝语、掸语和越南、泰国、缅甸、云南境内的各种人口较少的语言。（二）中部语群，包括越南北部土语（Tho）的各种方言以及广西的各种方言。（三）北部语群，包括贵州的仲家语、布依语方言和广西的壮语方言。关系较远一些的语言有海南岛的临高话，以及广西壮语区以北、贵州和湖南南部的侗语和水语。白保罗将其中四种，即海南岛的黎语、贵州的仡佬语、越南北部的拉支（Lati）语和拉卡（Laquai）语，归并在一起称为卡代（kadai）语，根据他的意见，这些语言可以把泰语和南岛语联系起来。考古学研究表明，台湾新石器文化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存在相似之处”，属共同文化系统。台湾土著文化即大坌口文化（公元前5000-前2000）是南岛语系在此期间的具体表现。林惠祥、凌纯声认为，台湾原南岛人是新石器时代由中国大陆东南沿海迁移出去的，第一站到达台湾，然后到达包括波利尼西亚的太平洋群島。

笔者认为，“台湾”一名即与“但人”有关。《列子·汤问》记神话传说东海中有仙山“岱屿”，虽不能确指为台湾，却可以与“但人”有关的地名。台湾东汉称夷洲，隋时改称流求，明代又称北港、东蕃。元明设巡检司于澎湖，台湾一词最早见于官方文献的是明崇祯八年（1635）何楷等人的奏疏中，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置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光绪十一年（1876）建为台湾省。从清初建府始一直沿用至今。

台湾先住民族的称谓则始见于三国时代沈莹《临海水土志》所载，称“夷州人”或“山夷”；《隋书》称“流求土人”，宋元时称“琉球”、“土人”，至明代称“东番”清代称“土番”、“番族”，并根据归附纳饷与否有所谓“野番”、“生番”、“熟番”之称，日本侵占台湾期间，侮称为“蕃族”、“高砂族”。内部还有各种不同的自称与他称，以表示群体认同及文化特征。随着历史的发展，族称几经演变，而“高山族”是祖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后对台湾少数民族的规范称谓。关于高山族的来源，历来有“南来说”(来自马来人)、“西来说”(来自大陆)以及来自古越人一支等不同观点。高山族成分的复杂与岐异，说明他们的起源地不同，迁移的时间、途径以及登陆的地点也不同。综合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学科的研究，普遍认为高山族主要来自祖国大陆沿海原南岛人。

连横说：“台湾”原作“埋冤”，后因其词不祥才改称为“台湾”的。意即“明代漳泉人入台者，每为天气所虐，居者辄病死，不得归，故以埋冤名之，志惨也。其后以埋冤不祥，乃改今名”（《台湾通史·开辟篇》）。另一种看法，认为因荷兰人曾在今台南安平镇附近海湾修城筑台，即所谓热兰遮（Zeelandia）城，故名“台湾”。道光重刻本康熙《台湾县志》云：“荷兰设市于此，筑砖城，制若崇台，其海滨沙环水曲曰湾，又泊舟处概谓之湾，此台湾所由名也。”更多的人则主张“台湾”之名来源于陈第所著《东番记》中的“大员”、周婴《远游篇》中的“台员”和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的“大湾”等语音转译。 “大员”、“台员”、“大湾”原为当地部落名称。邵秦认为台湾闽音称谓大员、台员、大湾等，在荷兰人侵台前早已存在，在修城筑台前荷兰人也随中国人称安平为“大员”； “台湾”之称也不是“大湾”一名转化而来，因为《东番记》并未记成大湾而写成大员，《远游篇》作台员。“大员”、“台员”在字义上不能表示出海湾之意。“台湾” 应由来于原安平地区土著台窝湾族，以其族名称其地，据调查确认台南城的大湾庄为台窝湾族原住地。“大湾”即“台窝湾”的同音异字。荷兰文献中对安平一带有时写成Tayovoan（台窝湾），有时写成Tyovon（梯窝湾）、Teijoan（大员）、Toyouan（台员）等，中荷两国的两种不同民族语言对该地称呼基本一致的记载，雄辨地证明了关于台湾名称最早来源的出处，即与台湾安平一带土著台窝族名称有关（《台湾名称由来考略》，载《历史研究》1982年第2期）。谭其骧等也说，16世纪时有“大员”之称，本指今台南安平镇附近一带，是当地高山族部落名译音（《我国省区名称的来源》）。

《后汉书》卷八十五：“会稽海外有东鯷人，分为二十余国。又有夷洲及澶洲。”注：“土地无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溪。”当为台湾島的真实写照。鯷、夷、澶三字上古同音，字形有异，但都是“但人”之“但”的音写。台湾古称“大员”，就是“鯷人”（即“但人”）的对音。明神宗万历三十年（1602），因大批倭寇侵入该岛，危害当地土著及汉族渔民商贩，于是派沈有容前往剿倭，陈第同行，回大陆后写成《东番记》，其中写到：“东番夷人不知所自始，居澎湖外洋海岛中，起魍港、加老湾，历大员、尧港、打狗屿、小淡水、双溪口、加喱林、沙巴厘、大帮坑，皆其居也。”这是中国人记载台湾最早也最确切的地理文献。“大员”（Tayan）一音是当地土著平埔人对来自大陆的人的称呼，实即“但”的音变。由于高山族语常以词尾-an表示处所，故称“但人”的住地为Taiouwan，以后音译为“台湾”，成为全岛的名称。实际上仍是“鯷人”、“夷洲”、“澶洲”的进一步演变。

“但人”东渡台湾，有着深远的历史背景。西周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战争为奴隶主提供了大量的奴隶来源。武王灭商后，征伐四方，攻灭了许多方国部落，长江下游的夷人部落始终是周朝的重要掠夺对象。据《左传·昭公七年》记载，西周社会中，人被分为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马有圉，牛有牧。”大体说来，王、公、大夫为奴隶主阶级，士为自由平民，皂、舆、隶、僚、仆、台、圉、牧为宫廷和家用奴隶。在奴隶阶层中，隶、僚、仆、台皆来源于被征服的方国部落。隶即黎人，僚即僚人，仆即濮人，台即但人。这种制度，犹如元代把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四等一样，是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在此压迫下，但人涌向了海峡那边的台湾。当然，“台湾”与“仆臣台”用字相同，纯属偶然；可是从民族迁徙的角度看，读音的相近则是必然。

九    干、赣、邗

江西简称“赣”，当由赣江而来。但此江名不会早于秦汉。在《说文》中釋“赣”为“赐也”，全不提赣江。春秋战国时,该地先后属楚、吴、越,后又属楚。秦并六国后,秦始皇帝三十三年(前214年),秦发大军50万战五岭,使尉屠睢将五军,其中一军守庾岭界,置南壄县,隶九江郡,为赣南建置政权之始。汉高祖六年(前201年),置豫章郡,治南昌,领18县,其中赣县(约辖今章贡区、赣县、兴国等地)隶之。此为该地称“赣”之始。到《水经注》中，始见记载“赣水”曰：“赣水出豫章南壄县，西北过赣县东”。很明显，赣水是因赣县而得名。“赣”原读“贡”，拿来作为江西地名，变音为“干”。之所以发生如此变化，只是因为当地原住民是干越。有人认为，赣江是取章、贡二水合流之义,赣县名始此，则把因果关系完全颠倒了。童书业认为，江西之取名赣，由于干越之干（《春秋左传研究》）。

干越，或称赣越，是古代百越民族中扬越的一支，曾在鄱阳湖周边、今江西余干一带活动。汉置余汗县，南宋改为余干县。据《旧唐书·地理志》： “古所谓汗越，隋朝去水。”王先谦曰：“汗干字通。”余干，似指古越人之二部，“余”指盐部落，“越人谓盐曰余”；“干”指干越。

余干民风淳淳，意境深远，慕名游览者络绎不绝、流连忘返，在余干写下许多赞美的诗词佳作，其中不少诗作都提到余干有干越亭。唐代道士施肩吾《宿干越亭》：“琵琶洲上人行绝，干越亭中客思多。月满秋江山冷落，不知谁问夜如何。”施肩吾，字希圣，号栖真子，世称华阳真人。睦州（今浙江桐庐）人。元和十五年(820)进士,不待除授即东归。长庆年间，隐于洪州（今江西南昌）之西山学仙。宋代类似的诗作也很多，如王洞《干越亭》：“越国启封后，余地连吴楚。事著因一时，留名遂千古。”李孝先《题余干县干越亭》：“吴越犹干地要冲，树亭危岸势凭空。春潭倒影黄昏月，古木喧声白昼风。鸥鹭惯来窥燕席，烟云无着护帘栊。凄凉故国多迁变，独有溪山在望中。”余干附近的贵溪县曾发现不少崖墓，它们都分布在距水面３５至５０米的悬崖峭壁上，发掘报告称，“贵溪崖墓所反映的文物特征、生活习俗等，与干越族有着密切关系”（《文物》1980年第11期）。

干越之地，或曰即“邗”，原在今江苏扬州市邗江县。《说文》：“邗，国也，今属临淮，从邑干声。一曰邗本属吴。”段注：“《左转》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今广陵邗江是。《水经注》曰，邗城下掘深沟，谓之韩江，亦曰邗溟沟。”《墨子·兼爱中》：“南为江汉淮汝，东流注之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孙诒让閒诂：“干，邗之借字。吴干本二国，后干为吴所灭，遂通称吴为干。”五湖即今太湖，则扬州之南，太湖之周，皆属干越之区。《越绝书·吴地传》：“马安溪上干城者，越干王之城也，去县七十里。”越干王之城，恐即干越王之城，在江苏吴县附近。

干越在中原人看来，属于外族。干越并不使用汉语，晋太康十年(289年),赣县移县治于葛姥城(今章贡区虎岗一带)，“葛姥”者，今之仡佬也。《荀子·劝学》：“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干越的经济状况与吴越大同小异。《淮南子·原道训》曰：“匈奴出秽裘，干越生葛絺”，可见其民善于纺织，能以野葛织布；《淮南子·主术训》曰：“汤武，圣也，而不能与越乘干舟而浮于江湖”，可见其民习于水性，善于制造船只。《淮南子·道应训》：“荆有佽非，得宝剑于干队”，高诱注：“干国在今临淮，出宝剑。”可见其民习于冶金，善于制造宝剑。《战国策·赵策三》：“君非徒不达于兵也，又不明其时势。夫吴干之剑，肉试则断牛马，金试则截盘匜；薄之柱上而击之，则折为三，质之石上而击之，则碎为百。今以三万之众而应强国之兵，是薄柱击石之类也。且夫吴干之剑材难，夫毋脊之厚，而锋不入；无脾之薄，而刃不断。兼有是两者，无钓竿、镡蒙须之便，操其刃而刺，则未入而手断。”《荀子注》引作“吴干将之剑”。但《庄子·刻意》有“夫有干越之剑者”、《吕氏春秋·疑似》有“患剑之似吴干者”句，则无“将”亦可。干将，春秋时吴国人，善铸剑，可能是邗国的后裔，邗亡归吴，以旧国为姓。《战国策·齐策》：“今虽干将莫邪,非得人力,则不能割刿矣”。《吴越春秋·阖闾内传》：“干将者吴人，造剑二枚，一曰干将，二曰莫邪。莫邪者，干将之妻也。干将曰：‘吾师之作冶也，金铁之类不销，夫妻俱入冶炉之中’。莫邪曰：‘先师亲烁身以成物，妾何难也’。于是干将夫妻乃断发揃爪，投之炉中，使童女三百，鼓橐装炭，金铁乃濡，遂以成剑。阳曰干将而作龟文；阳曰莫邪而漫理。干将慝其阳，出其阴，而献之阖闾，阖闾甚重之。”

《说文》釋邗是国名，其国之境，相当于汉代临淮郡范围，“本属吴”是说邗为吴所灭。《管子·小问》：“昔者，吴、干战，未龀者，不得入军门，国子摘其齿。”邗为我国东部沿海的古老部落之一，早在春秋时代，就已经成为独立的共同体，建有自己的城池国家，与吴相对势，虽经英勇反抗，终为吴所灭，但史书仍将吴干并称。《淮南子·道应训》高诱注“干，吴也”，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张民认为，“干越”之“干”，与侗族自称“干”Kam¹音近，或者相同，故曰：古之“干”，与今之侗（干），似当同源，始有同称。也就是说，史称的“干越”，乃是侗族的先民，侗族乃是干越的遗裔，其后因种种原因，离开故地，遂辗转迁徙于今之地区。他还认为，当初的剑，似为“干”人所造（《釋“干”兼证侗族族称族源》，载《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3期）。但他将“干”的本义考为“巢”，则不敢苟同。

侗族自称为“干”Kam¹，北宋时用汉字记为“佶伶”。北宋熙宁五年(1072)，懿、洽州(辖及今贵州万山、玉屏、天柱一带)发生了“蛮酋”合“佶伶”抗拒官军之事。其中，有佶伶万众乘舟屯托口(今湖南黔阳县属，位于渠水、清水江交汇处)，神宗皇帝和王安石为之震动。在湘黔桂之通道、黎平、三江的三县交界一带，侗族内部还有自称 “仡伶”、“仡儖”，则与仡佬族自称“仡僚”、“仡榄”、“仡偻”一致。陆游《老学庵笔记》记载：“辰、沅、靖州蛮，有仡伶、有仡僚、有仡榄、有仡偻、有山徭，俗亦土著。”当时，在“仡伶”中，以靖州(辖及今黎平、锦屏和天柱南部一带)杨姓和沅州(辖及今贵州万山、玉屏、三穗和天柱北部一带)吴姓的势力较强。淳熙十一年(1184)，沅州生界仡伶副峒官吴自由子三人，货丹砂麻阳，巡检唐人杰诬为盗，执之送狱，自由率峒官杨友禄等为乱。同时，沅州西南的古州 (辖及今玉屏、万山等地)和思州南部(辖及今贵州镇远、岑巩、三穗、江口、铜仁、石阡等地)，仍为“沅州生界仡伶”居住地。靖州东面的邵州西部即原徽州地，也为仡伶杨氏居住地。靖州南面之浔江、融江和王江流域，也为仡伶杨氏活动范围。

侗族自称一致，含义相同，大多数读为“干”Kam¹，有的地方读做?am¹或??m¹，说明二者存在共同的来源。而?am¹或??m¹正是唐代及以后史籍以“峒(峝、洞)蛮”或“峒民”泛称侗族的原因。实际上，?am¹或??m¹ 就是“但人”的“但”，意为“近水之处”。侗族自称 “干”Kam¹，是否也有这个意思呢？答案是肯定的。《史记·春申君列传》索隐：“干遂，地名，不知所在。然干是水旁高地，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南京有古地名长干里，李白写过著名的《长干行》：“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长干里在今南京中华门外秦淮河与雨花台之间，宋代建有著名的长干寺，明代为大报恩寺，南京的第一个城池越城就建在其西部。江南把山陇之间的地段叫干。《字汇补》：“干，江南谓山陇之间曰干，故金陵有大长干、小长干、东长干，俱地名。”《集韵》：“干，水崖也。”这与?am¹或??m¹含义完全相同。侗语与壮语虽同属壮侗语族，但对“近水之处”的说法，侗语多用Kam¹，壮语多用?am¹或??m¹，本是同根生，可分化早就开始了。现代侗语凡水旁高坎、江边堤岸，仍称kan?³，这与民族自称Kam¹是一致的。

十   黔

“黔”是贵州简称。其地在春秋战国时为楚、蜀、夜郎等7小国地，隋、唐置黔中道。宋代始名贵州，明设贵州布政使司，清为贵州省。贵州省直所以简称黔，是因为今贵州的部分版图，战国时(公元前475—221年)就属于楚国的黔中地方，秦代在此设立黔中郡。唐王朝(公元618—907年)，在今贵州设黔中道，建黔州郡，设黔州都督府。元时为黔州。贵州的历史总离不开一个“黔”字，代代相因，直至贵州建省。
    黔中郡为战国时期楚国控制今湖南北部和西部地区后所设立的郡治，郡治可能在常德的沅陵一带。沅水是流经湖南四水中最长的一支，发源地在贵州都匀境内，还有众多支流汇入沅水。这意味着，逆着沅水可通达四川、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也就是古时的巴蜀之地。《史记·楚世家》：“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兴，改为武陵。黔中故城在今辰州沅陵县西。岁令大人输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谓賨布。虽时为寇盗，而不足为郡国患。”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赢政的上台，对纷乱的郡县进行大规模的整顿，将全国划分为三十六郡，黔中郡是其中之一。由于黔中郡行政区域过于庞大，于是又将其东南部分出，建立了长沙郡。赢政时期的黔中郡，辖沅水、澧水流域以及现在的湖北清江流域、重庆黔江流域、贵州东北部一带。 

目前史学界对黔中郡存在很多争论，几乎对此郡没有定论。争论主要集中在：是否有黔中郡，黔中郡郡治的位置，黔中郡存在的时间，黔中郡是否包括湘西和湘江流域。根据里耶古城考古，证实了以前古书未记载过的“洞庭郡”的存在。那么是否黔中郡就是洞庭郡，或者先有黔中郡后有洞庭郡，或者两郡并存？

重庆市现在还有黔江区。 黔江史称“蛮夷之地”，商周时代属巴国。前316年，秦灭巴国，设枳县，属巴郡，仍以巴人统其旧地。唐天宝元年（724）改为黔江县，属黔中郡。清代改土归流后，在乾隆元年（1736年）复置黔江县，此后一直沿用此名。1983年成立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1997年设立重庆市黔江开发区。

在汉语中，黔与黑有关。《说文》：“黔，黎也。从黑，今声。秦谓民为黔首，谓黑色也。周谓之黎民。《易》曰‘为黔喙’。”引伸为晒黑，染黑，熏黑。《庄子·天运》：“夫鹄不日浴而白，乌不日黔而黑。”成玄英疏：“染缁曰黔。黔，黑也。”又通“黥”，指在犯人脸上刺刻涂墨的刑罚。由《说文》“秦谓民为黔首…周谓之黎民”来看，该词可能原为民族名，后转意为黑；如同黎原为民族名（九黎），后转意为黑。那么，黔的本义是什么呢？

在湘、桂、黔边区，有很多围在山峰中的一片较平的地，壮语称ka?m³，汉语称“洞”或“峒”。碧海指出：“壮族地名中带‘峒’字的地名，散布在岭南各地，尤以桂西左右江一带为密集。壮族地名中的‘峒’字，在古书上也有写作‘垌’、‘洞’或‘弄’字的，都是壮语的译音，意思是一样的。壮语所说的‘峒’并非辞书中说的‘洞穴’意思，而是指四面环山、中通一水的峡谷平地。岭南属丘陵地区，山岭大多由西向东绵延，两山岭之间通一水，形成大小不一的峡谷平地，小者方圆二三里，大者方圆七八里，甚至二三十里。这里曾是壮族先民聚居的地方，他们给各‘峒’命了名，作为壮族村落的名称。”侗族之侗也是如此。费孝通说：“侗族人数较多，……在史书上称‘洞’，常和‘僮’相通用、或联用。侗族自称Gum，Gum在壮语中是洞的意义。黔字古音就是Gum，广东人还有这样读法。贵州称黔，广西的左江也称过黔江，现在还有黔江。他们可能是古代越族的一支，早先就住在黔南、桂北和湘西一带”（《关于广西壮族历史的初步推考》，《民族史论文选》下册第11页）。

作者简介：唐善纯（1944-），1968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发表过数十篇论文，出版过《中国的神秘文化》、《华夏探秘》等学术专著，曾获得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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