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所有款式:鲍乃墉、保育钧 等：“文革”教会我坦白从严抗拒从宽

鲍乃墉、保育钧 等：“文革”教会我坦白从严抗拒从宽

　　核心提示：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大风大浪的鲍乃墉，和审查他的人自然又有一番较量。鲍乃墉：坦白从严、抗拒从宽，这是文化大革命得的一个教训。不能够交待，不但不能交待，交待出来还不但交待别人也出卖自己了。我就说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我根本不知道，我在远郊搞科学实验，根本不知道北京城里发生的事情。

　　陈晓楠：各位好，这里是《凤凰大视野》。

　　翻阅世界的建筑史，广场起源于古希腊，最早是作为市民户外聚集和交往的场所，既可以做市场交易，也可以举行庆祝、表演和审判，而中国的古代史上却没有广场这个概念，中国民众拥有广场活动，其实还是清朝结束之后的事情。

　　自从宫廷广场变成人民广场之后，天安门广场见证了几乎所有的历史大事，而发生在1976年清明节的这次运动，从自发性上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的一次，从目的来说，也是中国老百姓积极问政、主动把握自己命运的热情之举，因此后来有历史学家称之为伟大的国民运动。

　　但是从当时来说全然不是这样的感觉，1976年的4月4日晚上，广场上的纪念活动被四人帮定义为了反革命性质，并且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当天深夜，四人帮派出上万名工人、民兵和警察进入广场，清场工作开始了。

　　解说：4月4日深夜，北京市公安局调集两百辆卡车，把广场上的花圈、挽联、条幅、诗词扫荡一空，纪念碑周围圈起三道戒备森严的封锁线。

　　4月5日清晨，天安门广场呈现一片凄惨景象，花圈收走了，诗词撕掉了，挽联、标语、条幅都不见了。

　　天亮后，成千的群众继续涌向广场，这时，一个身穿蓝制服的人跳出来说，送花圈没有用，周总理是最大的走资派。

　　贺延光：是喊什么打倒周恩来还是怎么着，马上大家就揍他，追他。他就往大会堂跑，引着大家往大会堂，上台阶就追，这就造成群众冲击大会堂。

　　解说：随后，又有人放话说，花圈被收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于是数万名群众涌向大会堂东门，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

　　摄影师鲍乃墉拍下了这一幕，群众的举动被四人帮抓住不放，声称反革命分子冲击人民大会堂，随即加派了军警，还调来了两辆广播车。

　　广播：要警惕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保育钧：这个时候就广播吴德的讲话，吴德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它就反复广播吴德的讲话，说天安门事件现在发生变化了，请大家要提高阶级斗争警惕，提高警惕，警戒坏人破坏，请同志们散场。

　　解说：这是摄影师吴鹏的作品，他取名为《团结起来到明天》，这一幕发生在4月5日中午左右，群众得知镇压活动的指挥部就在广场东侧的小灰楼上，很快，群众排成十路纵队，手挽手、肩并肩，高唱《国际歌》，自西向东横穿天安门广场，向小灰楼走去。

　　保育钧：这个候就作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了，所以北京市公安局就加强了警戒，到处都是警车，所以老百姓就很愤怒的把警车都掀翻了，用火烧掉，把汽车都烧掉了。

　　解说：由于在小灰楼找不到指挥部负责人，情绪失控的人们把指挥部负责人坐的上海牌小轿车烧毁了，接着又烧毁了指挥部的两辆吉普车、一辆面包车，下午五点多，灰楼前的警卫部队撤走，群众冲进了灰楼，点燃楼里的稻草，把小灰楼也烧着了。

　　保育钧：《人民日报》一天发几次内参，这是鲁瑛直接控制的，叫情况组，他的一切年轻的记者。

　　记者：那个情况组他主要的任务是？

　　保育钧：就是在天安门发现情况，有什么情况马上回来就写内参，他们这些人一有什么情况就回来，回来马上就写，写了马上就报姚文元，姚文元就报毛主席，毛主席在《人民日报》内参上就批了：又打、又砸、又烧，性质变了。

　　解说：事实上，从4月5日一大早开始，四人帮的人也没闲着，清晨，姚文元把《人民日报》记者写的一份天安门情况送报政治局，并经毛远新转报毛泽东。上午，刚从天安门广场回来的江青，对病床上的毛泽东说。

　　我来这以前，特意到天安门广场绕了一圈，一路上硝烟弥漫，一伙人烧房子、烧汽车，这是以死人压活人，邓小平是他们的总后台，我要控诉，我建议中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

　　下午，邓小平来到人民大会堂江西厅，迎面遇上张春桥。据纪希晨《史无前例的年代》记载，张春桥对邓小平说，一路上的情况你都看到了，这是反革命暴乱是有组织的，你就是纳吉。

　　贺延光：纳吉原来是匈牙利的一个总理，后来我们官方讲纳吉是搞裴多菲俱乐部，是搞反党的，后来纳吉被苏联人枪毙了，说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是中国的纳吉，所以继续掀起一浪高一浪的批邓。

　　保育钧：4月5日晚上就清场，4月5日一直到4月6日清场，那时候是用的民兵，调动的民兵，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调了一大批民兵，拿着棒子，大概不到一米长的棒子，没用武器，用那棒子来赶，把人都赶走。

　　贺延光：我那天晚上是到我父亲一个老战友家去串门去，部队上一个同志，一个老同志，串门去，你看在他们家，那个老同志，墙上挂的是一张长方形的照片，天安门文化大革命群众游行的照片，这老头指着照片，耻辱、耻辱，你说当时人们什么情绪啊，这是军人，耻辱、耻辱，我从他们家回我们家，我们家在永定门外，他们家在景山后海那儿。我骑车子，走这个北海南门叫什么，我就看一路一车又一车的工人民兵，戴着柳条帽，拿着镐把，车上的拿镐把，一车一车的往天安门广场跑，我骑自行车，他们车开的比较慢，我自行车能追上，我说到哪儿去，天安门。

　　记者：还答应你。

　　贺延光：我就问车上的那些工人，工人民兵，那是准备去镇压的，镇压天安门事件的。

　　陈晓楠：《人民日报》老记者纪希晨在他的书中曾经记述了这样一个细节，4月5日那天，毛远新带着政治局关于天安门事件的决议，来到毛泽东病榻前汇报，毛泽东静静地听着汇报喃喃自语道，那样多人为何跑到广场上去，毛泽东神色疲惫地闭上了双眼，久久默默无语，姚文元在4月5日的日记中则这样写道，一个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阴谋越来越露骨，望远镜中看见有一个家伙爬上纪念碑放了一个大花圈，用绳子把它围起来，政治局同志看到这一切无不仇恨满腔，阶级斗争是这样尖锐，这已经是武装暴乱性质了。

　　九点二十五分，民兵开始行动，抓住了二百多人放了一些之外，还留下一百多人突击审查，他说强大的革命暴力摧毁了弱小的反革命暴力。

　　解说：4月5日晚上九点多钟，天安门广场上的灯光突然全部熄灭，三分钟后，电灯全部又亮了，刺眼的灯光下上万名工人民兵和警察抡着两三尺长的木棍、警棍、皮带，从广场南北两个方向冲了过来，向广场中心合围。

　　贺延光：当时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的高音喇叭在广播，让大家撤退，不要受小撮坏人的挑拨，但是我知道，工人民兵已经都包围了，在那个纪念碑那儿还有几千人。

　　解说：纪希晨在他的书里写道，打手们的狂叫声，受害群众的惨叫声，受害者的呻吟声，震撼着黑漆漆的夜空，刚刚撒满悼念周总理热泪的广场方砖上又凝上了革命人民的鲜血。

　　鲍乃墉：我的邻居呢一宿没回来，一夜没回来，我就很着急，家里也很担心，4月4日晚上到5日就没回来，我糟了，我的胶卷放在他那儿，最后晚上他回来，他说我参加工人民兵了，去镇压去了，他把镇压的情况和我说了，就是棒子队在广场围住，夜里就抓人，拿棒子打，头破血流，就给拉在中山公园和劳动文化宫审讯，有的胳膊腿都断了，他说一宿，不过当时还好，没有动枪，没有动炮，是一种工人民兵的方式。

　　因为毛主席说过，对学生运动不能够镇压，所以还按照他老人家指示没动枪。

　　解说：这天晚上，三百八十八名革命群众被抓，九点四十五分镇压结束了。

　　深夜十一点，上百个干警来到广场，自北向南一字排开，用水和墩布清晰地上的血迹。

　　王忠人：天安门收场以后两天，一天是两天之后，我从那儿经过，坐车从那儿经过，没有人，整个是很箫瑟。

　　解说：4月5日深夜，姚文元给《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打电话，要求把早就写好的社论，在第二天头版头条加框刊登，《牢牢掌握斗争的方向》，并且告诉新华社、电台向全国发出，姚文元说，这篇社论对反革命是狠狠的打击。

　　杨正泉：把广场的人驱散完了以后，他们倒上茅台酒，干杯，弹冠相庆，这件事情完了以后，把这件事情完全是当成一个反革命事件，矛头是对着党中央的一种反革命事件，汇报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听到这样一个汇报以后，随时做出来几个决定。

　　解说：4月6日上午，毛泽东在政治局的天安门情况报告上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同时还做出了几个决定。

　　杨正泉：第一个决定就是，撤销邓小平的一切职务，留党内以观后效，任命了华国锋为总理，这几个决定加上天安门事件的真相的这样一个报道，歪曲了这样一个报道，一起在中央电台进行广播，在媒体进行宣传，形成了一个强烈的印象，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邓小平是幕后的总后台。

　　解说：4月8日，《人民日报》和全国主要报纸，在头版地位刊登了这两个决议，同时另一篇名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文章在《人民日报》显著位置发表，文中将手无寸铁的群众写成是，丧心病狂的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血的事实，被墨写的谎言遮盖了。

　　记者：看到《人民日报》那些不公的言论，这些东西也没办法吧？

　　保育钧：没办法。

　　记者：当时您的工作是什么？

　　保育钧：当时在观察，那时观察，那时期望不再给他们抓着把子，在观察，观察到4月5日，以后就看看华国锋究竟如何，四人帮他们猖狂得很，那时候四人帮高兴得不得了。《人民日报》鲁瑛他们那一伙，四人帮那些心腹，我们给鲁瑛定位为四人帮的心腹。

　　那时候他们心里还不踏实，从那时候开始就派出一大批记者到各省去，到各部委去摸情况，我们后来叫他特务记者，他们去了之后都是摸，对四人帮的态度，对批邓的态度。

　　贺延光：天安门事件定性之后，这个事非常有意思，第二天，大家就是敲锣打鼓，欢呼镇压天安门事件，天安门游行，最高指示，那时候毛泽东说什么话都得游行的，说一次话游一次行的，各单位都得去。街道、居民、工厂、军队都得去表态，你是跟中央还是怎么着，还是反对中央，那谁能不表态，但是游行是游行，也有人喊口号，但是情绪、气氛上，你完全可以感受出来不一样，就是被迫喊口号，被迫去游行走一圈，和十个月后人们欢天喜地敲锣打鼓庆祝粉碎四人帮是绝对不一样的。

　　解说：运动被镇压，事实被扭曲，但人心未死，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当天，一个名叫荘辛辛的广州年轻人，以飞蛾扑火的大无畏，给《人民日报》投寄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我们的呼声，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我们支持北京人民的四五革命斗争。舍得一身剐，誓把阴谋家拉下马。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陈晓楠：姚文元在4月8日的日记中记录道，各地形势多数均好，反革命仍有破坏这也在预料之中，邓小平一动，地富反坏右即发出嚎叫，绝望着狂跳，没有什么奇怪，镇压就是了，此次天下已定，作词一设，总括以记之，以待下一次斗争参考对比。

　　在日记的最后，他还附了一首水平实在不是太敢恭维的《水调歌头·天安门广场》，但是可以感觉到他的心情很好。为了进一步扫清障碍，拎出了这次运动的积极分子，四人帮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排查，于是，我们走访的天安门事件亲历者们，有面对着来自四人帮的秋后算帐。

　　解说：这是摄影师鲍乃墉最后拍摄的照片之一，1976年4月8日，天安门广场上还有撒水机在做清理现场的扫尾工作，此时的天安门已经冷冷清清了。

　　鲍乃墉：反革命事件之后，我还去天安门广场看了，我想拍，但是很危险，就是拍了4月8日的冲刷血迹的尾声，电影要有尾声，我这等于一部电影似的，要尾声就是冲血迹。

　　解说：对于这次广场上发生的事情，鲍乃墉现在回忆起来，他依然把自己置身事外，不认为自己参与了这场运动，他只是观察者、记录者。

　　鲍乃墉：我觉得拍些照片，就是留下了一个现实的资料，将来也许拍电影，用数学家推算广场人数用，另外记录当时的一些情况，内心虽然有些激动吧，表现上一点也不敢，因为在那个时代里，任何一些行动都能招致杀身之祸，我很谨慎我做事，即使谨慎，还是文化大革命被批斗，被批判，我想保存这些底片，苟且偷生一生就了了，没有想到有什么前途，没有想到什么光明，这是当时确实的想法。

　　解说：这张照片叫《白花献给周爷爷》，他拍摄的是人群中的一个小女孩，神情专著地将白花献给周恩来，画面有一种宁静的悲伤，从儿童的举动可以感知当时的人心，这幅照片被后来评选为四五运动摄影作品的一等奖。

　　但这些都是后来人们对照片的评价，在当时谁拍了照是要被抄没的，鲍乃墉为了保护胶卷没少费心思。

　　鲍乃墉：回到单位的当天，党支部书记就找我来了，说你要交待你在北京参加四五反革命的事，回来之后就研究我了，定为我一个审查对象。

　　解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这种大风大浪的鲍乃墉，和审查他的人自然又有一番较量。

　　鲍乃墉：坦白从严、抗拒从宽，这是文化大革命得的一个教训，不能够交待，不但不能交待，交待出来还不但交待别人也出卖自己了，我就说了，天安门反革命事件我根本不知道，我在远郊搞科学实验，根本不知道北京城里发生的事情，当然他们会研究我，对我的策略，说是这个鲍乃墉是个死硬分子，他一贯是好事的，研究半天可能找一个积极分子，又找我谈话，说鲍乃墉，4月3日那天我看你在天安门广场拍照呢，我说这可糟了，他们知道我证据了，确实我每天在那儿拍照，我说你在哪儿看见我拍照了，我看你在西单旁边拍照呢，那天下雨你还打个伞，这时候我心里就放心了，因为我穷得从来没买过伞，怎么能打伞呢，那天是下雨，蒙蒙细雨，我浑身都淋湿了，他诈我呢。我说我根本没拍照你看错了人了吧。

　　解说：鲍乃墉运用他的斗争经验躲过了审查，以至于今天我们得以看到这些现场的图片，四人帮秋后算帐的重点是在北京，各个单位都展开了大规模的清查，《光明日报》的王忠人，《人民日报》的保育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杨正泉，都对此记忆深刻。

　　王忠人：回到机关都追查，追查有的老实他就谈了，我去了天安门，说你去天安门看什么了，你得讲，讲，看什么都得交待。

　　保育钧：4月7日处理邓小平，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人民日报》内部就批我了，批了我之后好多老同志给我求情，给我一个党内警告处分。

　　杨正泉：我们有一个唱片公司，有一个唱片公司的同志带着录音机，到天安门广场去录音，把一些演讲，把一些诗歌都录下来了，这一个人在清查当中，被作为重点清查出来上报姚文元，姚文元要追查他的政治情况。

　　解说：贺延光，当时的崇文区化纤厂的年轻干部，党委成员，由于在活动中表现太积极，没有躲开四人帮的调查。

　　贺延光：就搞得非常紧张，我是一次又一次让写检查，停职反省，停职反省就给我职务都停止了，关在一个磨刀室，很小的工厂的一个模具磨刀室，反省，一个人，让我交待问题，为什么，因为上边后来把我这个事看得非常重，为什么看得非常重呢，第一是个干部子弟，第二是个共产党员，第三是培养的接班人，怎么会这么坚决谁说都不听，背后是什么组织什么后台，他们感兴趣这个，哪有组织、后台啊，那个时候动不动是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我现在看到这样的词我都乐，我们都经历过真是自发的。

　　解说：贺延光的检查写了又写，但就是通不过，这样过了整整一个月，贺延光意识到敷衍了事可能过不了关，他销毁了大部分自己拍摄的照片，就像小说故事一样，贺延光刚收拾好，他被带到工厂的审查室。

　　贺延光：十几个警察，穿便衣的，穿制服的，贺延光，你是贺延光，我说是。拿出一个逮捕证，我代表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你，我一愣，我都没反应过来，一个人就把我铐起来，动作很快，很专业。

　　解说：就在这样的背景下，类似于贺延光这样的广场活动积极分子，几乎被四人帮一网打尽纷纷投进监狱，关于这些人的命运，一直到四人帮下台之后才恢复自由身，并且在1977年初，中央授予一批积极青年，予以“四五英雄”的称号，贺延光也在其列。

　　关于“四五运动”事件本身，可以说是以四人帮的短暂胜利而结束，但是从后来发生的事情来看，正是这次运动，为后来四人帮的覆灭，邓小平的第三次复出，积累了深厚强大的民意。

　　陈晓楠：一直到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天安门事件才得以平反，中共中央在《人民日报》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被四人帮颠倒了的历史终于再一次颠倒过来了，今天我们都很熟悉，天安门的城楼前有两个石柱华表，威严挺拔，是国家权力的象征。

　　其实在古代，华表只是一种谤木，是立在交通要道上的木牌，让人在上面写上对政府的谏言，从秦始皇开始，华表从木质改为了花岗岩，普通人就不能再在上面写字了，而岩石上雕刻的狮虎蟠龙，也代表了令人匍伏敬畏的专制王权，那么可不可以这样说，1976年广场上发生的那一切，让华表，让广场又恢复了中国先民赋予它的价值内涵。

　　好了，关于1976年四五运动的回溯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看《凤凰大视野》，明天我们将会继续关注1976年唐山大地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