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士利安贝慧最新事件: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向政治领袖转型

转播到腾讯微博

本文原载于《历史研究》 2006年02期，原题为《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与再起》

1932年，在国民党统治中国的22年间，给人们的印象是非常平淡的。除了年初爆发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外，几乎没有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历史事件。然而恰恰就在这一年，蒋介石经过第二次下野后的深刻反省，无论对怎样统治这个国家，以至需要采取怎样的手段和方法，都发生了明显有别于此前的变化，这为他此后在国民党内确立最高领袖地位奠定了重要基础。

这一切都源自1932年，却往往被许多研究者所忽视。

一、蒋介石对训政初期的反思

蒋介石一生有过三次下野，分别在“军政”（1927年）、“训政”（1931年）和“宪政”（1949年）阶段。前两次下野，最大的压力来自国民党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正如董显光所言：尽管蒋“曾经行使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但“尚未得到老一辈同志所承认。他仍被认为军事的，而非政治的人物”。[1]

如果将1932年以前的八年分为两段的话，对蒋介石来讲，前四年是他实践孙中山提出的“军政”时期，也就是依靠武力统一中国。蒋介石主要依靠黄埔建军，完成北伐。1928年国家统一后，遵照总理遗教，国民党的统治进入“训政”时期。而此时掌握中央政权的蒋介石，因自身存在的两点天生不足，深深影响着他的创业大计。

从客观方面讲，他在党内地位太浅，“老一辈的同志”仍示蒋为“军事”的而非“政治”领袖。因此党内对他“不服”或“不满”的大佬们，总是不断地联络地方实力派，挑战蒋所获得的中央政权的合法性。他被迫四处征讨，以期实现他所希望的统一大业。

从主观方面讲，蒋重于军事指挥而缺少政权建设的才能。在武力平定党内反对派的几年间，他几乎都是在前线指挥作战，而帮他料理南京政权的，主要是立法院长胡汉民和行政院长谭延闿。胡、谭二人不仅在党内有着崇高的地位，而且都有着丰富的政权管理经验。早在民国初年，胡汉民、谭延闿就分任广东和湖南都督。当蒋在前线作战之时，胡、谭在南京主持党务、政务，令蒋没有后顾之忧。特别是胡汉民的作用更大，蒋介石自己都承认：“国府成立以来，各种设施，百分之九十九悉依汉民之主张。”[2]那时如果没有胡在南京替蒋支撑，蒋一人是难以在军事和政治上如此得心应手。胡汉民的作用正如吴稚晖称赞的：“在于征桂，则功超言论之外；对待阎冯，则功居后防之先。”[3]

当时在南京国民政府中，地位仅次于蒋、胡的是行政院长谭延闿。谭曾一度出任国民政府主席，后来又将主席的职位让给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从表面上看“党权”似乎以胡汉民为尊，“军权”完全由蒋介石控制，“政权”则由谭延闿负责。

谭延闿出身官宦世家，父亲谭钟麟曾任两广总督。谭延闿在清末中过进士、做过翰林、湖南谘议局议长，是立宪派的重要人物。辛亥革命时在湖南被推举为都督。不久，他参加国民党，曾三次督湘。孙中山在广东时，他担任过大本营秘书长兼湘军总司令。谭氏富有政治经验，处世圆滑。随着北伐的胜利，他渐渐认清蒋介石已成为国民党内最具实力的人物。数十年官场经验告诉他，实力永远是第一位的。正是基于“实力”的考虑，北伐胜利后，谭氏甘愿将国府主席一职让给蒋氏，改任行政院长。他深知无论“军权”还是“党权”，他都无法超越蒋、胡，于是他就利用自己“辉煌”的历史周旋于“军权”与“党权”之中，从而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并赢得了“善于调停党内纠纷”的美名。当蒋、胡发生冲突时，谭氏成了不可缺少的调停人。据齐世英回忆：“当他看到蒋先生和胡先生要有争执的时候，他就请蒋先生吃饭，跟胡先生吟诗，化不少的事端为乌有。”[4]有谭延闿在，蒋、胡之间尽管矛盾重重，还有办法疏通，不至于引起公开的对抗。

1930年9月，就在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胜利之际，谭延闿突然因脑溢血逝世。不久，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长。失去了这个在蒋、胡间起着缓冲作用的人物，陈立夫不无担忧地表示：“蒋先生接掌行政院后，我开始担心一种情况会发生，因为如今没有一位能在蒋先生和胡汉民先生之间居中协调的人了。而胡先生一向是敢于批评任何一位他认为做错事的人，如今当胡先生批评指责行政院时，他一定会直接责备蒋先生了。”[5]

这种担忧马上变成了现实。在中原大战击败了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后，“军权”牢牢在握的蒋介石，踌躇满志，认为已没有足以同他相抗衡的军事力量，不再需要胡汉民所标榜的、高高在上的“党权”的限制。特别是在对付“扩大会议”的过程中，蒋介石发现用倡导“民权”、颁布约法来对抗胡汉民所标榜的“党权”，是再好不过的借口。而且，“扩大会议”在颁布约法时早已从孙中山遗教中找到了足够的理论依据，使他可以不致背上背叛“党国”的罪名。这可以说是一举两得。

就在谭延闿病逝当月，蒋介石从开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常会，要求提前召集国民党四全大会，“制定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适用之约法。”[6]该电一时赢得部分社会舆论的赞许，被视为“制度上之重要改革”，“开政治解决之端”。[7]

蒋介石此举还有一个奢望，就是想借民意，将他推上中华民国总统的宝座。按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主席和五院院长原本是由国民党中常会选出。如若按照孙中山所定《建国大纲》规定，“宪法未颁布以前，各院长皆归总统任免而督率之。”[8]如此一来，有了约法的话，五院院长则将由总统“任免而督率之”。据孙科回忆：当时“彼之官衔为国民政府之主席，似觉未甚满意，而欲以总统自居。悬此目的，彼乃欲产生一所谓临时约法”。[9]蒋氏此举遭到胡汉民的坚决反对，而善于在蒋、胡之间调停的谭延闿刚刚病逝，蒋一怒之下将胡扣押于南京汤山。不曾想此举引发国民党内的再次反蒋高潮，并最终迫使蒋介石二次下野。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内忧”（粤方压迫）和“外患”（九一八事变）的逼迫下，被迫下野。22日，他出席完象征党内团结统一的四届一中全会开幕式之后，即离开南京回奉化家乡。尽管实际的军权和财权依然在他手中，但这次的被迫下野，是他原来没有料想到的，这对他是个相当沉重的打击。在回到奉化的当天，他在日记中总结此次被逼下野的教训时写道：

今次革命失败，是由于余不能自主，始误于老者，对俄、对左皆不能贯彻本人主张，一意迁就，以误大局，再误于本党之历史。党内胡汉民、孙科，一意迁就，乃至于不可收拾。而本人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以致外交派唐绍仪、陈友仁、伍朝枢、孙科勾结倭寇以卖国，而未之预知，陈济棠勾结古、桂各派，古应芬利用陈逆皆未能信，乃至陷于内外挟攻之境，此皆无人之所致也。而对于反动智识阶级之不注意，教育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此亦本人无干部、无组织之过也。军事之干部后进者有熊、陈、胡等，而党务之干部实一无其人，外交更无其人矣。[10]

这是一段十分值得注意的自我反省。蒋介石对这次下野的总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他深深意识到一些原本不曾关注或关注不够的重大问题：“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是“今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而对“智识阶级”的忽视和“教育界仍操于反动者之手”，更是上述因素造成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