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重庆安全信息平台:潜伏在敌人身边的最高级将领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30 03:46:47
潜伏在敌人身边的最高级将领
在我采写《第二条战线人物传奇》历程过半的时候,有同志告诉我:原国民党国防部中将作战厅长郭汝瑰,这位常在蒋介石身边参与指挥作战的高级将领,在国共两党的大决战中,为我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最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指引下,以国民党二十二兵团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的身份,率部在四川起义,被退踞台湾的国民党称为“最大的共谍”。一个出身于黄埔军校,很受蒋介石器重,属于蒋军嫡系的高级将领,怎么会成为“最大的共谍”呢?
在大革命的高潮投身黄埔
郭汝瑰1907年出生于四川省铜梁县一个家道中落的书香之家。曾祖郭和熙,与名噪一时的蜀中才子、清代著名戏曲理论家、文学家李调元,是同榜举人。父亲郭朗溪,在清朝末年的科举考试中,曾名列重庆府长案榜首,秀才的功名已经在握,并有希望中举;旋因废除科举制度,好梦成空。郭汝瑰原名汝桂,因为生于农历八月初九恰是清朝考举人入场应试的日子,仍然醉心于“蟾宫折桂”的父亲,就给长子取名“汝桂”。可能是因为壮志未酬,郭朗溪好议论时政,经常抨击北洋军阀政治腐败,社会黑暗,郭汝瑰自小耳濡目染,深受影响。 1919年,郭汝瑰即随父亲前往成都,进入成都高等师范附小和成都联合中学读书。时值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各种社会思潮汹涌澎湃,郭汝瑰受到教师胡子霖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朦胧的好感。1924年,郭作为联合中学的学生代表,参加了反对校长张铮推行封建教育的学潮,并结识了一些进步同学。 1925年底,郭汝瑰从成都联合中学高中结业。父亲要郭汝瑰投考上海同济大学学医,而郭汝瑰受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一心学工。这时,已升任川军师长的堂兄郭汝栋,为投靠广东革命政府,决定选派一些青年军官去黄埔军校学习,建议刚满十八岁的郭汝瑰一道前往。郭在学工、学医、从军的三叉路口犹豫不定。到了上海,便去请教已考入同济大学的老同学陈廷栋。陈廷栋沉思良久,回答:“汝瑰兄,现在政治不上轨道,科学救国、实业救国都是空的。我看,你不如去广东干革命的好!” 陈廷栋的一番话,加上一路同行的中共秘密党员袁镜铭的劝说,郭汝瑰从此将“如桂”改成“汝瑰”,与袁镜铭、傅秉勋等六位川军的青年军官,进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从此,他就开始了职业军人的生涯。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州革命的气氛很浓。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黄埔军校除步科的两个大队随蒋介石迁往南京外,炮科、工科和政治科的三个大队,均随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迁至武汉。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多为共产党员。被编入政治科第五学生队的郭汝瑰,听取了肖楚女、恽代英等人的讲座,阅读了李达、陈独秀等人的著作,认识到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实行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进而实现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够富强起来。这时,郭汝瑰得知与自己同考入黄埔军校的好友袁镜铭是共产党员,便要求袁介绍自己入党。袁镜铭因为郭汝瑰是郭汝栋的堂弟,告诉他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
衔吴玉章之命返回四川并加入中共
在郭汝瑰即将于黄埔军校毕业之际,时任北伐军总司令兼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在南京拥兵自重,与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呈对立状态。 1927年4月14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尚未在武汉传开。黄埔军校实际主持校务的吴玉章,悄悄地将郭汝瑰和傅秉勋叫到办公室,通知他们两人提前毕业,并立即返回四川。这时,郭汝瑰的堂兄、也是傅秉勋妻兄的郭汝栋,已是川鄂边防司令部的副司令,拥有两个师一个旅的兵力。吴玉章神情严肃地说:“现在形势十分危急,蒋介石已经公开叛变,很可能进攻武汉,四川军阀杨森将配合蒋介石进攻。你们尽快返回四川,想办法让郭汝栋阻止杨森出川攻打武汉。如阻止无效,可劝他待杨森出川以后,打其后方,使其崩溃。如这也办不到,就要他不出一兵一卒帮助杨森。” 郭汝瑰和傅秉勋肩负着吴玉章的使命,与同时毕业的中共党员任逖猷等人,由武汉回到四川。郭汝瑰与傅秉勋到达郭汝栋驻地的涪陵,转达了吴玉章的意见。郭汝栋回答说:“我和杨森感情不好,无法劝他;袭击他,我力量不够;不过如杨森出兵,我可以一兵一卒也不帮他。”郭汝瑰怎么也没有想到,郭汝栋在他表示绝不支持杨森的同时,已派出特使去南京向蒋介石表示效忠了。郭汝瑰还欣欣然地写密信向吴玉章报告:“郭汝栋已接受了他的第三种意见”,自己也被郭汝栋安排在政治部任科员。他到处发表演讲,宣传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斥责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并赢得了以后成为他妻子的女师学生方学兰的深爱,很快成为涪陵城里有名的红色人物。但是不久,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就与南京的蒋介石合流反共。郭汝瑰从此便与吴玉章失去联系,只好留在尚能容共的郭汝栋部。1928年5月,郭汝瑰由少校团副、共产党支部负责人袁镜铭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追求的愿望。
川军“清共”,被遣赴日本士官学校学习
郭汝瑰在川军中滞留三年,发现堂兄郭汝栋目趋反动。此人先是受蒋介石的指使,杀害了自己的恩师、在涪陵龙潭地区组织工农武装的共产党李蔚如,代替杨森当上了二十军军长。旋又为扩大地盘,参加了倒杨(森)倒刘(湘)的两次军阀混战。1930年4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调郭汝栋部到湖北驻防,以稳定其后方。这时,郭汝瑰已升任郭部独立旅一团三营营长。一天夜晚,已经离开郭部的袁镜铭,前来联系郭汝瑰,要他率领所属的第三营,配合红军游击队,举行兵暴。但因联络差错,敌我混淆,结果准备配合红军作战的这个营,竟被红军消灭大半,郭汝瑰也中弹负伤,被送进汉口同仁医院。待出院才知道三营因损失太大,已被撤销建制。郭汝瑰只好到军部担任参谋的闲职。蒋介石为加强对二十军的控制,命令郭汝栋彻底“清共”,并派亲蒋的黄埔生来主持其事。一向为人圆滑的郭汝栋,抢先对一些自认为是共产党员的军官以礼相送。郭汝瑰和傅秉勋虽然不承认是共产党员,但郭汝栋也不敢再留,而是劝他们去日本士官学校读书。郭汝瑰此时与党组织已失去联系,心想,去日本躲避一下也无妨,先到日本去学点真本领,将来对革命的贡献可能更大。郭汝瑰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时还自以为得计,岂知这成了我政治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走了十几年的弯路。” 郭汝瑰和傅秉勋于1930年11月到达日本,经过半年的语言学习,于1931年4月考进日本士官学校。在日本,他既受到了严格的军事技术的教育和训练,提高了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的素质;同时,作为一个中国人,也身受了日本当局的歧视和侮辱。特别是每逢一些关键性的军事技术和新式武器,日本教官总是想尽办法阻挠中国留学生学习和使用。一些日本小孩受家庭教育的影响,看到郭汝瑰这些中国留学生就嚷:“支那人脏!”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种种歧视,像一把利剑,深深地刺痛了郭汝瑰。他还是咬紧牙关,奋发学习,希望为振兴祖国多学一些本领。但是时隔不久,就发生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在士官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也自发地结队去日本陆军省申请退学回国。日本宪兵前来驱赶,中国大使馆也派人来劝郭汝瑰等回校。中国留学生坚持不走,日本陆军省无奈,派人出来宣布:“你们可以退学,但退了就不能再入学了。”郭汝瑰等众多学生齐声高喊:“亡国奴才再回来。” 在抗日战争中崭露头角受到陈诚的青睐
郭汝瑰等一批从日本士官学校退学的学生,于1931年底回到上海,即推选出郭汝瑰等四名代表,去南京训练总监部,要求报考中国陆军大学,继续深造。想不到竟以“不听命令,擅自退学”为由,遭到拒绝。经再三求情,这些学生才获准去中央军校(即原黄埔军校)八、九期继续学习。郭汝瑰毕业于黄埔军校五期,当然不愿意重返黄埔,也不愿意重返已经公开反共的郭汝栋部。恰在这时,郭汝栋保送到陆军大学的一名学员因学历不合格,被取消复试资格,郭汝瑰得以顶替这个学员参加复试,并被录取,进入陆军大学第十期学习。中国陆军大学是培养高级指挥和参谋人员的高等学府,每期只招收几十名学员,郭汝瑰进校时,校长为曾任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长、思想比较开明的杨杰;不久,蒋介石自任陆大校长,杨杰改任教育长。郭汝瑰继黄埔军校之后,又一次成为“天子门生”。郭汝瑰入陆军大学不久,即因成绩优异、见解独到,受到杨杰的器重。他在陆大学习三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因不愿到军队任职成为反共的帮凶,被杨杰推荐进入陆大研究院继续深造,并担任战史学教官。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蒋介石不得不顺应民意,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郭汝瑰见为国效力的时机已到,经陆大同学推荐,到陈诚所属的第十四师任参谋长,并到蒋介石筹划过对日作战的“庐山军官集训团”受训。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大举进犯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郭汝瑰所在的第十四师,奉命参加华北的抗战。
中途因日军进攻上海,又奉命回师参加淞沪会战。这时的蒋介石,为保卫首都南京,对淞沪会战还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不仅调集和组成了左、中、右三个方面军的近百万主力部队,与侵犯上海地区的日军坚决对抗;还自任司令长官,以激励官兵的斗志。第十四师的两个旅奉命在南北塘口一线作战,该师所属四十二旅旅长心存胆怯,师长霍揆彰怕其误事,让郭汝瑰与其交换职务,去代理四十二旅旅长。郭汝瑰在数十架敌机狂轰滥炸下,率部坚守阵地,每到下级有人叫喊“顶不住”时,就冲出掩蔽部督战。并在战局危急关头,留下遗书,亲临斗志发生动摇的八十四团指挥作战。该旅与日军反复冲杀七天七夜,八千多人只剩下二千多人,阵地仍未丢失。从此,被一些同僚视为书生的郭汝瑰,就成为全军著名的战将。不久,陈诚任命郭为五十四军参谋长。如果说,在淞沪战役中,郭汝瑰还是以战斗中的勇敢机智,受到陈诚的器重,而到武汉会战时,陈诚就以善于战役谋划的眼光看待郭汝瑰了。起初,蒋介石和陈诚并没有接受淞沪战役,特别是南京保卫战失败的教训,还是根据德国顾问的建议,在武汉三镇构筑环形工事,准备死守武汉。当陈诚召开作战会议,宣布已拟定好的作战方案时,郭汝瑰斗胆直言:“此方案是步南京保卫战的后尘。这样的环形阵地,有一点被突破,必将全军崩溃,有下河吃水的危险。”他建议尽量利用山地,在武汉的外围作战,进行积极防御。到会人员对郭汝瑰的意见纷纷表示赞同,陈诚也点头称是,并指定郭汝瑰等重新部署武汉战役的作战计划。结果,武汉战役各军均因实施外围作战,未受重大损失。郭汝瑰也因此受到陈诚的特别青睐,提升他为第二十集团军的参谋长,并且由陈诚推荐蒋介石批准郭汝瑰为暂五师师长。他率部参加了长沙第三次会战,并以弱胜强,受到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的嘉奖。
置身上层目睹了国民党的腐败黑暗
在抗日战争中,郭汝瑰从陆军大学的一名普通教官,逐渐进入国民党政权的上层。继受到陈诚的赏识,得以担任暂五师师长以后他又因在长沙会战中善于指挥,受到薛岳的器重,要他兼任九战区军官训练团校官大队的大队长。旋又被兼任副院长的陈诚,调到培养“全能将校”的国际研究院任研究委员;并被自任团长的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训练团”副大队长,成为蒋介石心目中的“军界精英”。1944年3月,又以驻英大使馆副武官的名义,被派赴英国考察国防机构的组织情况。1945年2月归国后,已经升任军政部长的陈诚,在报请蒋介石批准后,即任命郭汝瑰为掌管全国各军师编制、装备的军务署副署长、署长,兼国防研究院副院长。并以军政部代表的身份,随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前往芷江和南京,参加接受侵华日军投降的仪式。
进入国民党上层的郭汝瑰,有机会与国民党军政要员直接接触,其中仅在“中央训练团”,就听了蒋介石的三十多次讲话,并受到蒋介石和许多高官的宴请。目睹身受,他愈来愈对国民党的腐败黑暗感到不满。在担任暂五师师长,直接掌管部队以前,郭汝瑰还以为对日作战的失败,主要是装备落后和指挥失误。到暂五师接任师长时,才知道这个暂编师,实际只有三千多人,却上报七千多人。这才更清楚地知道,国民党的许多军官,都是平时谎报人数吃空缺,一旦打起仗来就谎报伤亡逃亡要补给。郭汝瑰到国防研究院研究军事学术的同时,有机会耐心来阅读孙中山的著作,尤其是孙中山晚年对三民主义的重新阐述,对照蒋介石从发动四一二政变,到执行片面抗战路线的历史,才清楚地认识到自称是孙中山最忠实信徒的蒋介石,从来也没有实行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在此国难当头时期,前方的士兵浴血奋战,英勇牺牲;而身处大后方的达官显贵,却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甚至不惜利用职权,大发国难财。后方的居民,缺衣少食,生活困顿,而一些军政要员和商界大亨,却挥金如土,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郭汝瑰作为一位参加抗战的将官,因为坚持不贪污,所得的薪金还不能够维持家庭的最低生活,只能靠在银行工作、兼做一些转手买卖的三弟,补贴一些家用。如此世道,那有半点孙文主义的味道。对于蒋介石本人,郭汝瑰初进黄埔军校时,就听到蒋介石“率部东征,扫平南路”的传说,又亲眼见过北伐誓师的场面和北伐军长驱直入的情景,以为蒋介石确有军事才能。经过抗日战争的多次战役,特别是到国防研究院了解了战争的全局以后,才深感此人政治手腕厉害,军事上并不高明。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很少打过主动进攻仗,这除了蒋介石心存妥协、延误战机之外,也与其落后的专守防御战略思想有关。以至于一点被突破,全线溃退。正面战场,败绩连连。在国防研究院和“中训团”,他听过蒋介石的多次讲话,翻来覆去都是“礼义廉耻”、“定静安虑”、“不成功、便成仁”之类的陈词滥调,说不出一点儿自己的军事学术见解,还闹了不少笑话。
尤其令郭汝瑰不满的是,蒋介石的抗日战争中,一直没有放弃反共、剿共的念头,经常制造国共之间的摩擦。等到1945年5月侵华日军还没有宣告投降时,蒋介石就急不可待地采取更加露骨的反共方针。这时,军令部每周举行的大战研究会,已不再研究尚在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是着重研究战后如何反共防共。在一次有郭汝瑰参加的大战研究会上,就专门研究了一旦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以后,如何阻八路军、新四军出关的问题。原来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未还结束,蒋介石就准备战后再打反共的内战了。
作战厅长为中共提供军事情报
郭汝瑰面对着国民党的腐败和种种倒行逆施,回想起年轻时所受的一些社会主义教育,以及耳闻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步景象,感到中国的希望还在共产党那边。他在寻找机会,与共产党恢复联系,但一时苦无门径。1945年4月的一天,郭汝瑰在军务署瞥见一个身穿校官军服的来客,仔细端详,正是黄埔军校五期的同班同学,以后又一同到郭汝栋部工作的任逖猷。那时任逖猷已是共产党员,自己在1928年加入共产党后,也是彼此都了解的党内同志。三十年代初,任逖猷被刘湘抓进反省院时,郭汝瑰曾鼎力相救。任逖猷出狱还找到郭汝瑰家,但此后,便杳如黄鹤。郭汝瑰一见是老友任逖猷,忙将他拉上车开到一个冷僻之地,问他如今还有“关系”没有。任逖猷战战兢兢地回答:“哪还有什么关系,莫非你还嫌我‘鸡圈’(即监狱)还没坐够。”郭汝瑰以为他是怕暴露身份,一再说明绝不会加害于他,只是自己看透国民党了。任逖猷赌咒发誓,说自己确实说的是实话。郭汝瑰满心失望。但任逖猷临别时还是丢下了一句话:“我的堂弟任廉儒,你当年是认识的,原来也是‘CP’,不知他是不是还有关系,我可以去打听一下。” 几天之后的一个夜晚,郭汝瑰的寓所里,响起敲门声。
郭汝瑰一向对前来进贡的来客不予理睬,可勤务兵前来通报说,来客是他想见的一位老乡。郭汝瑰只好下阶迎接,原来进来的正是任逖猷之弟,当年涪陵的进步学生任廉儒。他连忙将这个风度雍容的青年人请进书房,拉上窗帘,双方促膝恳谈起来。郭汝瑰敞开心扉,叙述了自己的曲折经历,表示自己早已对国民党的高官厚禄视如粪土,一心想到延安去,参加抗日杀敌。可任廉儒却是闪烁其词,只是说:“山那边的情况,小弟从朋友处,也只略知一二。我兄之愿,定当转达,相信必当报国有门。” 原来此时已与中共组织失去联系的任逖猷,已将他和郭汝瑰那番对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任廉儒。任廉儒矢口否认自己与共产党有任何联系,并且警告任逖猷“不可多事”。事后,任廉儒即将这一重要信息,向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作了汇报,并奉命同郭汝瑰进行联系。任廉儒几次来到郭家,对郭汝瑰进行考察,逐步弄清了他的立场、观点,并从这里获得了一些重要的军事情报,就不再避讳他了。一天,郭汝瑰谈起他读过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说这样的文章,是当今中国所有的军事家写不出来的。两天后,任廉儒就悄悄地送来《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多篇毛泽东著作,供郭汝瑰阅读。又过了几天,任廉儒安排郭和董必武会面。郭汝瑰如约前往,同仰慕已久的董必武秉烛夜谈。郭汝瑰谈了他一生的经历和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过程。不久,郭汝瑰又一次应约去任家与董必武见面。
在这次谈话中,郭汝瑰要求恢复自己的党籍,董必武未正面作出答复,而是问:“国民党最近要你干什么?”郭汝瑰如实相告:“何应钦约我去美国任中国军事代表团员,我不想去,我要求去延安。”董必武说:“你可以去美国,多多调查了解美国,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系,革命要看远些嘛!” 这次谈话后一两天,任廉儒前来告诉郭汝瑰:“董老说,你要求恢复党籍,原则上可以,但要经过一番考验。你去延安作用不大,希望你留在这边能为党提供一些有价值的情报。由我和你单线联系。” 在郭汝瑰与董必武秘密会见,成为中共方面的高级情报工作人员之后,就作为张治中的助手,参加了有美国五星上将马歇尔参加调停的国共谈判。蒋介石在赢得了由内地向沿海运兵的时间,自以为胜券在握,便撕去了假和谈的面具,开始了规模空前的反共内战。蒋介石为顺应美国政府的意愿,根据美国特使魏德迈的建议,将军事委员会改组为国防部,使陆、海、空三军一元化。掌握国防部实权的参谋总长陈诚,先是不顾郭汝瑰早已获得中将军衔,任命他为总长办公厅少将副厅长;不几天,又突然任郭汝瑰为掌握军务的国防部第五厅中将厅长;不久陈诚因战绩不佳,又向蒋介石保荐郭汝瑰为主管作战的国防部第三厅(即作战厅)中将厅长,并一度派赴徐州,任顾祝同为总司令的陆军总部参谋长。
由于人事安排,实际就是国民党各派系之间的权力争夺,一些反对陈诚的人,就骂郭汝瑰是陈诚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官运亨通,红得发紫。由于国防部作战厅长直接参与指挥作战,并经常向蒋介石提供作战方案,定期到蒋介石官邸汇报战况,听取指令,有时还要随蒋介石到各战区视察,等于直接参与了这场反共反人民的战争,郭汝瑰对于担任此职还有顾虑。这时,为保持与郭汝瑰的经常联系,随着蒋介石还都南京,已转到上海任川盐银行上海办事处主任的任廉儒,向他传达党的意见说:“你应该去就任作战厅长,为党提供更重要的情报。”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郭汝瑰冒着生命危险,通过来往于宁沪之间的任廉儒,为我党我军提供了许多核心的军事情报,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一份特殊的贡献。平生比较谦逊的郭汝瑰一直不肯多谈这些事,说再谈这些不是表功吗?在他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也只是以赞扬任廉儒的口气,笼统地说道:自己担任作战厅长以后,“廉儒同志往来宁沪更密,传递的情报也更多,所冒危险也更大。
可当时我并不深刻了解。”可是,一些知情人仍然透露出一些细节:
1947年5月12日下午,郭汝瑰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电话:“今晚八时三十分,请到总裁官邸出席晚宴并汇报战况。”他与主管情报的二厅厅长侯腾同时到达,参谋总长陈诚与参谋次长刘斐也相继到来。这时,山东军情紧急,解放军一度攻克泰安,并进入卞桥、梁邱一带。郭汝瑰汇报了战场态势和作战方案,经过讨论,蒋介石当场决定了汤恩伯兵团、欧震兵团、王敬久兵团的进攻方向和目标,“对共军实施合围”。郭汝瑰一回到家,就将作战部署抄录了一份,交给前来联系的任廉儒,并且特别叮嘱说:“这一次的战斗序列中,有整编七十四师,全部美式装备,要解放军特别小心。”果然,在这次重要战役中,解放军因为知己知彼,在孟良崮战役中,全歼国民党王牌部队整七十四师,击毙其师长张灵甫,使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的图谋严重受挫。
1948年10月,淮海战役前夕,何应钦在国防部召开作战会议,提出“守江必守淮”的主张,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于徐州、蚌埠之间的津浦铁路两侧,寻机与共军决战。并责成郭汝瑰制定作战方案,送蒋介石审批。此方案尚未下达到有关国民党军队,就被郭汝瑰报达到解放军的指挥机关。以后,徐州“剿总”决定坚守蚌埠,郭汝瑰又诱使蒋介石改在徐州外围作战,增加了蒋军在移动中被解放军分割围歼的机会,以致日后徐州“剿总”副司令长官杜聿明在《淮海战役始末》一文中说:“这里,我心忐忑不安,觉得上了蒋介石的当,并认为蒋介石、顾祝同是完全听信郭汝瑰这个小鬼(因他是军校五期毕业生,人又矮小,所以我称他小鬼)的摆布,才造成这种糟糕局面。我想责问郭汝瑰为什么不照原定计划主力撤到蚌埠附近,正在犹豫不决之际,见顾祝同等人同意郭汝瑰报告这一方案,觉得争也无益,一个人孤掌难鸣,争吵起来,反而会失了蒋介石的宠信。” 郭汝瑰如此为中共方面提供绝密情况,并助长蒋介石的瞎指挥,差点被个别明眼人识破,也险些被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破获。这个明眼人,就是杜聿明。早在淮海战役胜负未分,杜聿明在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军事会议时,已决心放弃徐州,坚守蚌埠。因为对郭汝瑰有些怀疑,所以在会议上没有公开说,只是在会后向蒋介石个别呈请,并获批准。想不到移师途中,蒋介石三变决心,先是要他率兵去解黄维兵团之围;旋又令“万勿再向永城前进,迂回避战”;不久又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就地停止待命”,增加了所属部队的混乱。杜聿明已经得到情报,说郭汝瑰是深入中枢的“共谍”,但一时苦无真凭实据,不敢向蒋介石报告。郭汝瑰如此频繁地为中共提供绝密的军事情报,也差一点儿被国民党特务破获。淮海战役结束后,解放军准备大举渡江,直捣南京。蒋介石集团一面玩弄假和平的阴谋,一面调兵遣将,制定了庞大的江防计划和江南作战计划。郭汝瑰在把这些作战方案报送蒋介石的同时,也将这份绝密文件,交给了中共的联络员任廉儒。不巧的是,任廉儒的直接联系人陈家康因事离开了上海。无奈之下,只好请时任上海民革主委的中共地下党员王葆真,设法迅速转交给党。这时,适逢民革地下组织遭受破坏。王葆真在这些机密情报尚未送出去时,突然被捕。所幸这些情报在急切中已被王葆真焚毁。王葆真这个年届古稀的老人,被捕后受尽毒刑,直至被判处死刑,也没有供出任廉儒和郭汝瑰,切断了特务继续追查的线索,使郭汝瑰得以转危为安。这件事,郭汝瑰当时并不知情。
原国民党幕僚：蒋介石搞特务工作不如毛泽东
著名军事问题专家、军事科学院世界军事研究部原副部长罗援少将日前在深圳就当前热点军事话题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记者：您的父亲罗青长当年就是我党地下工作者，近期热播的电视连续剧《潜伏》就反映了他们这一代情报工作者的不朽功绩和感情世界。作为我党情报工作者 的后代，您有什么感受？
罗援：我看到《潜伏》等一批优秀的谍战影视片后特别激动，深深感谢那些把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再现于屏幕上的编剧、导演和演职人员。
我父亲有幸在周恩来同志、李克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从事敌后情报工作的指导、协调和联络工作，也曾深入龙潭虎穴获取情报。在我接触到的父亲身边的叔叔阿姨当中，每个人背后都有一些传奇故事，在《潜伏》里我或明或暗看到了他们的影子。
徐向前元帅曾经找我父亲谈过，说"在我党、我军编写的党史、战史中对情报工作反映得不够。毛泽东用兵真如神，众所周知，我们这些带兵打仗的人也心悦诚服，但毛泽东用兵是以情报作基础的，离开对准确、及时情报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就难以定下正确的决心"。毛主席也曾经盛赞我们的情工人员，夸他们"一个人顶敌人几个师"。连原国民党的高级幕僚张治中得知胡宗南的亲信是我党的情工人员熊向晖时，也感慨万千地说，"原来只知道蒋介石打仗不如毛泽东，现在才知道蒋介石搞特务工作也不如毛泽东，焉能不败！"
《潜伏》男主角余则成这个人物是经过高度艺术加工的，源于历史，又高于历史。原型应该是"龙潭前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龙潭后三杰"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 ;以及陈赓、潘汉年、袁宝航、沈安娜、阎又文等一大批知名和不知名的优秀情工人员，剧中反映的假夫妻的情节，在以前的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已有反映，这是真人真事。
当年，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我们党的许多优秀干部潜伏到敌人的心脏，获取情报。我父亲也曾经打入到胡宗南的部队，以中尉书记官的名义为掩护，联络、协调、指导"龙潭后三杰" 的工作。他也正是在敌人的心脏与协助他开展工作的报务员、我的母亲杜希健产生了爱情，最终走到了一块。
他们的婚礼，没有鲜花没有美酒，有的只是窗外刺耳的警笛声，参加婚礼的也只有一名与我父亲单线联络的小陶叔叔和他的女儿。从此，小陶叔叔的女儿也成为了我父母的干女儿。
我的父母亲和许多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们正是凭着他们对党的无限忠诚默默无闻地为党和人民无私奉献着。真可以说，大爱无声，大谍无形。
周恩来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
黄清龙(台湾中国时报副社长)
电视剧《潜伏》在大陆成热门话题,一水之隔的台湾因未正式播映,究竟多少人看过无从知晓。一些人透过网络视频间歇观看,私下谈论肯定是有的,公众舆论则近乎悄没声响。我在报纸上看到一则读者投书,短短几百字的观后感,却让我思索再三。
投书者是一位在北京任企业执行长的台籍干部,他看过此剧的感想包括:一、《潜伏》描述男主角余则成从一个忠于“党国”的军统干部,因为受到女友与上司的理想感召,又亲睹上级的腐败无能,最后就改变了信仰,成了共谍。投书者认为,这套公式让一些人找到合理化的借口,尤其许多台商在大陆比大陆人更爱大陆,他们看了这部连续剧,可以少一点心里的愧疚感。二、男主角最后竟然到了台湾继续“潜伏”,这在台胞眼里不寒而栗,对过去的白色恐怖也多了一份同情。三、投书者因此希望导演能拍续集,“台湾人要是看到类似余则成者流继续在台湾潜伏,恐怕日后交流就会更小心了”。
不消说,这样的观后感肯定和大陆方面很不一样,甚至也与目前两岸交流热络的情况格格不入；之所以让我思索再三,乃因类似的观点尽管流于片面,却代表相当一部分台湾人的想法,也就是潜藏心中对中国共产党的恐惧感。那是两蒋统治台湾数十年留下的思想结晶体。尽管中国早已不是毛时代的中国,国际局势与海峡两岸都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恐共情结”依然影响着许多台湾人的脑袋!
事有因果,欲理解此中缘由,就不能不谈到国共两党惨烈的斗争历史,尤其是发生在1949年,国民党最不堪回首的那一页,也是蒋介石父子心头永远的痛楚。去年暑假笔者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蒋介石日记,读到1949年12月23日蒋在日记中的一段记载:“昨晚冬至,夜间梦在新建未漆之楼梯,努力挣扎爬上梯底时已力竭气衰而醒。若此为预兆,前途艰危可知,而成功亦可卜也。”此前两个星期,国府刚从成都迁到台北,正当惊魂未定之际,蒋为之寝食难安而噩梦连连,良有以也。12月31日年底那天,蒋在日记中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显然最令蒋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部队的忠诚出了大问题,惟蒋或基于颜面并未深入检讨原因。
长期担任蒋介石医官的熊丸医师则在其口述历史里,提出他的近身观察心得。熊丸认为,国府剿共失利的原因,除了众所皆知的经济崩溃等因素外,还有一项极为重要的原因是,蒋身边充斥太多共党间谍。据熊丸描述,徐蚌(淮海)战役爆发时,蒋在南京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分别是蒋本人、战情参谋周菊村、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大间谍,以致南京的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每战必败。熊丸说,“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总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于是徐州当地几个重要指挥官便稍加变通,提早进攻时间,作战结果才算顺利。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总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总统刘即是匪谍,故直到最后证实刘是匪谍时,总统连想都没想到。”刘为章后来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部长、政协副主席等要职。1960年代反右运动时遭清算,毛泽东为了保他,把当年的秘密给抖了出来:“你们不要以为国家对刘斐同志待得太好了,其实今天我们能够解放全国,刘斐同志是立下了大大的功劳的,因为他曾经冒了非常大的危险,勇敢的把国民党所有的军事作战计划,通通供给了我们,我们才能按原定计划把国民党打垮。”让蒋想都想不到的岂只刘为章,还有一位郭汝瑰,当过国防部作战厅长,1947年5月山东孟良崮战役,郭汝瑰到蒋介石官邸参与军事会议,将孟良崮战役作战计划交给共产党人任廉儒,使得国军主力七十四师全被歼灭,彻底扭转了内战局势。最近解密的抗战时期重庆《红岩档案》,则公开了潜伏在蒋介石身边达十五年的女速记员沈安娜,让延安窑洞里的毛泽东,总能准确掌握蒋介石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意图和部署,因此被称为“按住蒋介石脉搏的人”。
引人深思的是,像刘为章、郭汝瑰、沈安娜这样长年待在蒋的身边,受到当时最高领导的信赖,荣宠加身而竟未有丝毫的信心动摇,一心一意为中国共产党服务,这种情操却很少在国府人员身上看到,反倒是国府内部不知有多少个“余则成”,像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傅作义的秘书阎又文,也都是中共派去的间谍。
还有被称为中共情报后三杰的熊向晖、申健与陈忠经,他们都是胡宗南的部属,长年卧底在胡身边,将胡的军事命令传给中共。1947年3月,蒋决定出兵延安,3月19日的日记记载:“本日十时半国军克复延安城区,十一年来共匪祸国殃民之根深蒂固老巢铲除于一旦,为国为党雪耻复仇之愿已偿其半矣。此后,国内共匪已失凭借,所有战略与政略据点皆已铲除净尽矣,感谢上帝,洪恩保佑中华。”然而这其实是一场空欢喜,因为中共方面早已得到情报,并据此拟好撤退计划,以致胡宗南打进延安时,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后来周恩来曾经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已经看到了。”讽刺的是,蒋介石在3月9日的日记上还提醒自己:“注意匪部以退为进之惯技。注意毛匪行踪之判断。”殊不知真正的匪谍就在他的爱将胡宗南身边!
笔者曾询问胡宗南的公子胡为真先生,何以其父从未察觉熊向晖的真实身份?胡为真叹了一口气说,实在是想不到啊!熊向晖不到二十岁就当了胡宗南的机要秘书,胡对他信任有加,凡是蒋给胡宗南的密令都由熊向晖签收,胡宗南下达命令也都由熊向晖起草,甚至还送他出国深造,怎知竟是个大间谍。1949年初冬,熊向晖在中南海遇到张治中、邵力子、刘斐等国民党原和谈代表,张治中十分惊讶:“这不是熊老弟么?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张治中接口说:“我早知道蒋介石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今天才知道,在情报上他也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正因为“在情报上远远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蒋氏父子来到台湾之后,简直把共产党看作是沾惹不得的瘟疫,谁要沾到就除掉谁,哪怕只是过往的一封书信都要查个清楚,宁愿错杀一万也不放过一人,层层布建的防谍网不知陷害了多少无辜者,这就是台湾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白色恐怖”的源头。此外,国民党还大搞特搞反共思想灌输,从军队、学校到“政府”机关无一遗漏,代表作是1975年的政治宣传影片《寒流》。当时蒋介石刚逝世,蒋经国为了安抚民心,特令“国防部”总政战部制播这套反共宣传影集。所以取名《寒流》,意指共产党之于中国犹如天气之寒流。故事内容开始于1925年,跨越早期国共合作、西安事变、中日战争、国共内战与“文化大革命”等阶段。《寒流》其实就是一部政治宣传影片,谈不上有何艺术成就,但它在当时台湾仅有的三家无线电视台联播,人民想不看都不可能。军人、学生还要每周写心得报告,说明自己如何从这部影片得到启示。像笔者这个年纪的台湾人,几乎都写过这类的心得报告,也真心诚意地拥护“政府”绝不与中共妥协的立场。
在扑天盖地的情治箝制与思想控制下,台湾人对中国的理解逐渐脱离了现实；加上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更让台湾人对大陆充满着疏离与不信任感。因此几年后当中国改革开放,提出“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俗称叶九条),以取代原有的“解放台湾”政策,“国府”内部对于如何响应“叶九条”虽有不同见解,但受制于长年反共与恐共教育的影响,蒋经国最终还是发表了“三不政策”。所谓“三不政策”,即不(与中共)接触、不谈判、不妥协,说穿了就是恐共心理的直接投射,是一种人为筑起的政治藩篱,禁不起现实的检验。果然才几年后,双方官员就为了处理华航劫机事件,做了内战以后的首次接触；1987年蒋经国又授权“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代表“政府”与大陆的中国红十字会接触,最终促成开放台湾民赴大陆探亲。至此,三不政策宣告瓦解,而此后两岸的交流也就如同开了闸的水库,任谁挡也挡不住!
从1987年至今,两岸开放交流已经超过二十年,每年有几百万台湾人到大陆去探亲、旅游、就学、投资、经商,也有越来越多的大陆人来过台湾。总的来说,两岸正在朝向和平的方向发展,人民往来越来越频繁,彼此关系越来越密切,过去源于历史因素种下的诸多误解正逐步获得消弭。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冻过程尤须有耐心,本着“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人民愿望的实事求是精神”,透过双方更多的合作,来求同存异,累积互信。尤其台湾蓝、绿对立严重,统、独问题向来敏感,重新执政的国民党虽已渐次抛开历史的束缚,大步开展两岸关系,但两蒋留下的恐共思想影响仍在,前述的读者投书就是个例证。在这种情势下,大陆方面在台湾问题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牢牢把握住耐心与和平原则。因为台湾问题不是谁潜伏谁的小问题,而是关系到中国和平崛起的千秋大问题。
中共女特工潜伏蒋介石身边15年之谜
在那段日子里，蒋介石在国民党的高层决策会议上讲到一些绝密问题时会突然示意：“下面的话不要记。”这时，全场的人员都要停下笔来……
聪明的沈安娜在国民党核心机关里游刃有余。据最新一期的《环球人物》（2008年11月）中介绍，不但元老派打算联名推荐她竞选立法委员。连挑剔的宋美龄都非常满意。
现年93岁的沈安娜面容慈祥，满头银发，精神矍铄。谁能想到，她曾是共产党打入国民党内的一名谍报人员，在国民党中央核心机关里开展过长达11年的战斗。蒋介石在国民党会议上的多次讲话，都是由她记录。
传递情报中收获爱情
沈安娜1915年出生在江苏泰兴的一个书香门第。1932年入读上海南洋商业高级中学，结识了在中共特科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中共党员华明之。1934年，由于没钱缴纳学费，沈安娜选择了收费低且学期短的中文速记学校。
1934年冬，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要招—名速记员。中央特科领导王学文希望沈安娜能承担这个工作。
经过考试，1935年1月，沈安娜被正式录用为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速记员。凭着每分钟一百多字的记录速度和一手好字，沈安娜很快在浙江省政府站稳脚跟。
不久，沈安娜接到了组织上的暗语密信，希望她“回上海一趟”。她偷偷地把省政府的一些会议文件、记录夹杂在衣物中装进小提箱，带回了上海。王学文看了情报后说：“安娜一炮打响！”“这是我第一次为党组织提供情报，我也不知道什么情报是重要的。我特别留意保安处长宣铁吾的秘密军事报告，因为宣铁吾主要负责‘清剿’皖浙赣边区和浙南地区的红军游击队。”
沈安娜将宣铁吾的报告、国民党的计划以及武器装备、公路碉堡的附件、图表等重要情报，用特殊药水写在信纸背面，然后正面写一般的家信。这种药水非常原始，有时还没等用药水显影，字就显露出来了。王学文派华明之到杭州取情报。
华明之和沈安娜有时在茶室里会面，有时装扮成情侣在西湖碰头。“多次接触后，我们真的恋爱了。明之会坐在西湖边教我唱歌，给我吹口琴，我至今还清楚记得他吹奏的《毕业歌》和《义勇军进行曲》。”
潜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身边的闲棋冷子
围棋高手，有时会下个把闲棋冷子。这个孤立的棋子初看似无作用，待到一定时机，居然能够扭转大局！
周恩来也是个下闲棋冷子的高手。
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胡宗南是蒋介石手下最有才干的将领，统率精锐的“天下第一军”。
曾在黄埔军校当过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认为，此人内心爱国，倾向抗日，是个可以争取的人物。听说胡宗南打算通过战地青年服务团延揽知识青年，就指示清华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为胡宗南选择一个人，周恩来还设计了具体条件。蒋南翔推荐熊向晖。
熊向晖于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共产党，在公开的抗日救亡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中任清华分队负责人，其父是武汉高等法院庭长，正好符合周恩来提出的要求。熊向晖本想到延安学习，却不得不服从组织安排，投入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胸怀政治大志的胡宗南，正需要既懂军事又懂政治的年轻助手，先派熊向晖进军校学习，加入黄埔嫡系，又把熊向晖调到身边，担任侍从副官、机要秘书。于是，共产党员熊向晖，就成了国民党大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
年轻学生熊向晖，一夜间变成一个执行“特殊任务”的情工人员？董必武亲自谈话：不要急于找党，要甘于作闲棋冷子；隐蔽身份，不发展党员，相机推动胡宗南抗日，如果胡宗南反共，要在表面上同他一致，白皮红心；要适应环境，同流而不合污，对人可以略骄，处事绝不可骄。周恩来与董必武共同赠送八个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董必武的一席话就是熊向晖的情报训练班。熊向晖尽力掌握胡宗南心理，谨慎交友。在老朽的国民党阵营中，胡宗南算得上一位有见识的将领，他需要以开明色彩赢得青年。熊向晖熟悉孙中山的革命思想，还懂得共产党的理论，正合胡宗南所用，两人还一起秘密学习唯物论辩证法！熊向晖在胡宗南身边越来越受信任，负责掌握机要文件，受委起草作战计划。中情部又围绕熊向晖成立一个由陈忠经任组长、申健参加的三人情报小组。这个小组在抗日战争和第三次国内战争中作出杰出情报贡献，被中共情报界誉为“后三杰”，与中央特科的“龙潭三杰”交相辉映。
这是一个极其成功的高级情工案例。周恩来的选人设计，董必武的潜伏策略，熊向晖的应对方法，均可作为标准的情报工作示范课程。
中国最著名16位红色卧底及其结局
一、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的钱壮飞:
1896年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本名钱北秋，又名钱潮。早年就读于湖州中学，后考入北京医专。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在上海考入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主办的上海无线电训练班后，日益得到徐的信任。1928年秋，徐恩曾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后，就将钱壮飞留在身边，担任该局秘书。后任徐恩曾的私人秘书。所谓无线电训练班和无线电管理局，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机构。
1929年12月，徐恩曾正式出任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中统前身）主任。就任前，他特意把原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私人秘书钱壮飞也一块儿带了过去，并任命钱壮飞为机要秘书。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和特务机关连续向蒋介石、徐恩曾发出顾顺章叛变的电报，但均被钱壮飞截获。钱壮飞立即派人赶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报警。
周恩来、陈云等领导采取紧急措施，才使得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共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在沪机关全部迅速地安全转移，使党组织避免了一场特大灾难，对保卫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的安全作出了重大贡献。1931年，钱壮飞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第二局副局长。1935年，在红军长征南渡乌江时，遭敌机袭击牺牲。全国解放后，周恩来曾经多次谈到钱壮飞和李克农、胡底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后对党作出的巨大贡献。他曾说，如果没有“龙潭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二、曾任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天津的分支机构长城通讯社社长的胡底:
原名胡百昌，别名有北风、胡马等。1905年生于安徽舒城。1923年考入中国大学。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从中国大学毕业后住在钱壮飞家。
1926年和钱壮飞、徐光华合办了光华影片公司。当时，他们一面扮演影片里的角色，一面借此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在北京被张作霖杀害。胡底和钱壮飞夫妇也上了黑名单，受到通缉。同年冬天，胡底和钱壮飞一起离开北京，转移到上海。1928年春，胡底为了维持生活，应聘进入上海影片公司。不久，又经钱壮飞介绍，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工作。1929年打入南京的特务机构。
1930年下半年，被派往天津筹建长城通讯社，并出任社长。这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北方的分支机构，归南京长江通讯社管辖。南京、天津方面每有紧急情报，钱壮飞和胡底就立即报告给在上海的李克农，由李克农通过陈赓及时转报中共中央。1931年4月，李克农得知顾顺章叛变的那天晚上，用暗语给胡底发了一个电报:“胡底，克潮病笃。”这是他们事先约定的暗号:“克”是说李克农，“潮”指钱壮飞，“病笃”意即事态严重，必须立即行动。胡底时在天津。接到电报后，胡底马上乘坐外国轮船离开天津。
1931年8月，胡底、钱壮飞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到达苏区后，胡底任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预审科科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胡底任中革军委侦察科科长。
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的达维地区会师。8月间，红军总部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但左路军到达阿坝地区后，张国焘突然擅令左路军全部和右路军的一部南下，并同党中央分裂。跟随朱德、刘伯承在左路军行动的胡底，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不满，常在一些场合流露出愤懑情绪。张国焘得知后竟将他诬陷为“国民党特务”，给他扣上“反革命”的帽子。
1935年9月，张国焘竟下令将胡底杀害。1945年中共七大追认他为革命烈士。1981年12月8日，国家民政部再次追认胡底为革命烈士。
三、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上海设立的特务机构特务股股长的李克农:
1898年生于安徽巢县（今巢湖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化名李泽田以应考方式考入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该局负责人徐恩曾对李克农观察一段时间后，对李克农产生信任。
不久，李克农便升任特务股股长。虽然徐恩曾对李克农很信任，但一个专供国民党高级官员相互发电报使用的密码本，绝不外传。每次外出，徐恩曾都将其放在贴身口袋里。一次，
后来，就是用这个复制的密码本，在关键时刻，帮助破译了国民党的绝密情报，保卫了中共中央的安全。1931年4月25日深夜，李克农收到钱壮飞派人从南京送来的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投敌的密信后，急忙与党中央取得联系。可这天不是与陈赓接头的日子。于是，在夜幕下，李克农行色匆匆，找了一处又一处，最后终于找到了陈赓。接着，两人又一起找到了周恩来，迅即对有关人员进行了转移。
此后不久，李克农离开上海前往中央苏区。后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红军工作部部长等职。长征到陕北后，曾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央社会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等职。是中共八届中央委员。李克农这位中共情报、保卫战线上的卓越领导人，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但却可以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曾这样评价李克农:“李克农是中国的大特务，只不过是共产党的大特务。”1955年，这位从没带兵打过仗的开国功臣，被授予上将军衔。1962年2月9日病逝于北京。
四、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胡宗南机要秘书的熊向晖:
祖籍安徽凤阳。1919年生于湖北武昌。原名熊汇荃。1936年12月在清华大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时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清华分队负责人之一。
1937年12月，遵照周恩来的指示，到国民党胡宗南（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部队“服务”，从事秘密情报工作。1939年3月在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毕业后，至1947年5月，任胡宗南的侍从副官、机要秘书，成了胡宗南的亲信，负责处理机密文电和日常事务，起草讲话稿。1943年，熊向晖获得了一份胡宗南为进攻陕北地区而作的战略部署的情报，并立即报告了党组织，党中央向外界及时揭露了这个阴谋，使之破产。后来，毛泽东称赞熊向晖，说他一人可以顶几个师。
1947年7月，熊向晖被胡宗南派赴
国民党前国防部参谋次长刘斐说:“怪不得胡宗南老打败仗。”周恩来看了熊向晖一眼，说:“以后我们打算让他搞外交工作……”后来，熊向晖一直在外事战线工作。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熊向晖随乔冠华首次代表新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熊向晖担任过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办公厅副主任等职。
五、曾任蒋介石侍从室少将高参的段伯宇:
1904年生，1938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调到重庆后，周恩来找他谈话，要他长期在国民党军队潜伏，并指示他与地下党的同志单线联系。后来段伯宇进入国民党陆军大学第七期特别班学习。毕业后经胞弟段仲宇推荐进入蒋介石侍从室工作。段伯宇在蒋介石侍从室（后改为总统府军务局）任少将高参后，在国民党军队内进行策反工作。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为了保存他的最精锐的核心部队——现代化伞兵三团，打算把伞兵三团调到台湾担任自己的警卫部队。
上海地下党得到这个情报后，责成段伯宇具体负责伞兵团的起义工作。经过段伯宇的周密策划，伞兵三团于1949年4月15日利用从海上撤退福建的机会，转舵北上，在海上起义，安全抵达连云港，受到了以新海连特委书记谷牧为首的解放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欢迎。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曾任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人。1998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
六、曾任汪精卫随从秘书的汪锦元:
原名汪国梁。江苏苏州人。少年时，因其父早逝，被其母（日裔）送到日本。1929年随母到上海谋生，并改名汪锦元。后受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等人的影响，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初，奉命打入伪上海市政府秘书处。由于其有一半日本血统，日语熟练，办事认真负责，深得汪精卫私人秘书周隆庠的信任和欣赏。1940年9月，汪锦元因周隆庠推荐去了南京，并打入“汪公馆”，做了汪精卫的随从秘书兼日语翻译。
从1940年到1942年的两年多中，汪锦元随汪精卫参加了和日本人的一些会谈。汪锦元抓住一切时机搜集汪伪和日本军国主义“交易”的各种情报。例如，汪精卫与日本方面签订的卖国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纲要》，汪精卫从日本政府得到的武器，汪精卫处来往人员的情况等绝密情报。这些情报都被汪锦元迅速送交南京情报小组，又由上海情报部门经秘密电波传到延安，受到周恩来的称赞。
1942年8月，汪锦元等人因西里龙夫牵连被日本警方逮捕。1945年5月，汪锦元等人获释后随新四军联络部部长扬帆来到新四军淮南根据地。经了解审查和上级组织批准，汪锦元恢复组织关系。1945年9月，汪锦元受命到国民党统治区长期潜伏，相机打入国民党机关，开展对敌隐蔽斗争。从此，汪锦元与党组织失去联系。上海解放后，汪锦元曾在东方经济研究所和保卫部门任职。1955年夏，他因所谓“潘扬案”被捕，关在北京。1982年8月，潘汉年、扬帆案得到彻底平反，汪锦元的问题也得到昭雪。有关部门对其的评价是:在从事党的情报工作期间表现积极，认真负责，对革命事业有一定贡献。1992年3月26日，汪锦元因病去世。
七、曾任白崇禧机要秘书的谢和赓:
1912年生于广西桂林。1933年在北平读大学时经宣侠父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党中央派他回到广西老家，利用家庭影响打入桂系军阀上层，成了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直接领导下的“特密”地下党员，代号“八一”。抗战爆发后，白崇禧到南京就任副总参谋长，谢和赓被白崇禧任命为中校机要秘书。
在武汉时，白崇禧让谢和赓写一份《军队政治工作与群众政治工作之关系》的讲演稿，谢和赓找到李克农，请求党组织给予帮助。李克农向他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谢经过三天三夜，终于写成，由李克农转交周恩来审阅。李克农连夜找到周恩来，周恩来认真推敲文句，对讲演稿进行了较大修改。第二天，李克农便将周恩来用红笔改动过的讲稿转交给谢和赓，告诉他说:“恩来同志删的是白站在副总参谋长的地位指责政治部工作失误的部分，改为本着白的军训部长的地位讲话。
同时，恩来提醒你注意不要让原稿提出的政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跟我党太相似。”按照李克农的指示，谢和赓急忙复写了两份，毁掉周恩来删改过的原稿，将完成稿送到白崇禧的办公桌上。白崇禧完全采用了谢和赓起草的讲演稿，向师以上干部和师级政工人员进行训话。1942年，谢和赓被中共中央派往
二人于1955年回到北京。谢和赓后曾任《世界知识》高级编辑兼欧美组组长等职。因“鸣放”期间提了“中南海应向老百姓开放”的意见，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改。因周恩来和董必武相继出面干预，谢和赓一年后得以重返北京。“文G”开始后的1967年7月1日被捕入狱。1975年春，重病在身的周恩来得知谢和赓的情况后，立即指示有关部门释放谢和赓出狱治病。同年5月15日，谢和赓总算重见天日，但出来时精神已近失常。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平反，后在外交部工作。
八、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卫立煌秘书的赵荣声:
安徽安庆人。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1935年在“一二·九”运动中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春去延安。后参加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任通讯组组长。1938年2月，赵荣声受组织派遣，到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部做统战工作，任卫立煌的少校秘书。刘少奇从延安到洛阳找赵秘密谈话，嘱咐赵长期隐蔽下去，等待时机，并要做好随时应变的准备。1942年，赵荣声到迁往成都的燕京大学学习。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工人日报》文化生活组组长，1952年写成长篇报告文学《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向人们系统地介绍了吴运铎。1956年2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了其撰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在建设的日子里》。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受到不公正待遇。1985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了其所撰写的《回忆卫立煌》一书。
九、曾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
1898年生于直隶（今河北）藁城。1923年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参加冯玉祥部队。1931年任二十九军一○九旅副旅长。1933年春，赴喜峰口抗击日军，以战功升为旅长。卢沟桥事变前夕，率部驻守卢沟桥一带，多次挫败前来挑衅的日军。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直接指挥驻军抵抗。1938年秘密前往延安，受到中共领导人的接见。根据党的指示，他回到原部队工作，同新四军四师、五师建立了联系，在新四军向鄂豫皖发展和建立大别山根据地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时，时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何基沣，根据党的指示，和张克侠一起率部两万多人起义。此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四军军长、南京警备司令部司令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水利部副部长、国务院水土保持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农业部副部长等职。1980年病逝。
十、曾任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的张克侠:
1900年生于直隶（今河北）献县。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加入冯玉祥部队。1924年前往广州，曾任陆军讲武学校教官、队长。1926年任冯玉祥部任学兵团团副。1927年至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在张自忠的师任参谋长。1931年考入南京陆军大学。抗日战争期间，历任第六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谋、副参谋长、五十九军参谋长、三十三集团军参谋长和副总司令等职。抗战后，任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积极开展地下工作。1948年11月8日，与何基沣一起率部起义，对取得淮海战役的起了重要作用。起义后，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十三军军长兼上海淞沪警备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林业部副部长兼中国林业科学院长等职。1984年病逝。
十一、曾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参议的刘仲华:
1899年生于山西崞县（今原平）。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在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担任参议，做统战工作，为促使李宗仁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政治纲领作出了贡献。当时，许多文化青年从敌占区来到五战区，刘仲华就向李宗仁建议把这些流落到五战区的青年组织起来开展抗日活动。李宗仁接受了刘仲华的建议，开办了战时青年干部培训班。1949年4月1日，刘仲华作为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的顾问，同张治中等飞抵北平。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园林局局长等职。1970年，受迫害病逝。粉碎“四人帮”后，中共北京市委为其召开了追悼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十二、曾任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科长的王启明:
1910年生于直隶（今河北）威县。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司令部参谋，第三十二军营长，在中共北方局领导下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团长，国民党陆军大学战术教官，国民党第三十二军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处科长、高参。解放战争时期，任国民党第三十二军参谋长。1947年率部分官兵起义。起义后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参谋长，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第十四军副军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云南军区副参谋长，昆明军区副参谋长，云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省副省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2002年病逝。
十三、曾任西北军副团长的牛化东:
1906年生于陕西定边。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被党组织派到西北军从事兵运工作。曾在西北军任排长、连长，新编第十一旅参谋、军械官、副团长。1945年参与领导该旅于陕西安边起义。后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三边军分区副司令员兼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宁夏军区参谋长、银川军分区司令员、宁夏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95年病逝。
十四、曾任国民党一一○师师长的廖运周:
1903年生于安徽凤台县。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1928年奉派入国民党三十三军从事兵运工作。后在国民党军队先后任团部副官、师部副官长、团长等职。1933年与中共失去组织关系。后升任国民党军少将旅长、副师长、一一○师师长。后恢复中共组织关系，在其任师长的一一○师建立中共秘密师党委。1946年任一一○师中共地下党委书记。
1948年7月，刘伯承、邓小平指示一一○师党组织，要做好起义的一切准备。11月26日，国民党军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决定次日集中四个师齐头并进，向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廖运周立即派人潜往中原野战军六纵报告情况，并请求乘突围之机举行战场起义。考虑到四个师齐头并进，一一○师被夹在中间，不利于起义行动，廖运周向黄维建议，将四个师齐头并进改为梯次行动，如果一一○师先攻击得手，其他师即迅速跟进，黄维采纳之。
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批准了廖运周的起义计划，规定了起义部队行进通道和联络信号，指示六纵做好接应廖运周师和阻击黄维兵团的准备。11月27日，廖运周率一一○师师部和两个团5000人，在解放军炮火掩护下，经六纵让开的通道迅速向指定的地区开进。黄维以为一一○师突围成功，命令后续三个师沿一一○师路线突围，当即遭六纵痛击，折回双堆集。廖运周率部起义成功，使黄维突围计划失败。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沈阳炮兵学校校长兼党委副书记、吉林省体委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6年病逝。
十五、曾任汪伪政府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等职的李时雨:
1908年生于黑龙江巴彦。1931年在国立北京法政大学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打入东北军，后又潜入西安“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1936年后潜入天津，在中共北方局社会部领导下，以天津高等法院检察官的身份从事地下工作。1939年又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安排，冒充国民党北方代表去上海参加了汪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中共搜集了许多汪精卫卖国求荣的第一手情报。
1940年3月，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后，被任命为立法委员。在取得陈公博的“信任”和“重用”后，为中共获取了许多敌伪方面的重要战略情报。在陈公博兼任伪上海市长的1941年至1944年期间，李时雨兼任过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和军法处长、伪清乡委员会上海分会办公厅第四处处长、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等职。日本投降后，李时雨又打入军统内部，任军统上海区第二站第二组组长（少将军衔），就在特务头子戴笠的眼皮底下搜集情报。1946年9月，李时雨被军统以“汉奸”的罪名逮捕，后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零6个月。
1949年2月被取保释放后，在上海以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从事地下工作。同年4月，按照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由上海到达香港后，带着一部用线装书伪装的情报，取道天津来到北平，将情报交给了童小鹏，同时也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公开了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被分配到中央社会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李时雨先后在中央党政军机关及统战部门工作过。1982年离休前，任国务院宗教事务局顾问、党组成员兼中国佛学院副院长。1999年12月28日病逝于北京。
十六、曾任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秘书的阎又文:
山西省万荣县荣河镇人。1939年11月在延安七里铺训练班第二期结业后，被中共西北局社会部安排到国民党西北军阀马鸿逵部队。后来，阎又文寻机转入晋军傅作义部。阎又文与傅作义是山西荣河同乡，逐步取得傅的信任后，升任少将新闻处长、奋斗日报社长、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按照上级指示，阎又文长期不与组织发生联系。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阎又文这个高级内线一直没有被启用。
直到解放战争爆发前夕，中央情报部才重新与阎又文接上关系，于是，便有了傅作义痛斥毛泽东的《致毛泽东的公开信》文稿。原来，阎又文得到为傅作义起草电报的任务后，曾请示组织，周恩来指示:公开电要骂得狠些，要能够激起解放区军民义愤，要能够导致傅作义狂妄自大！后来，阎又文曾代表傅作义与中共和谈。1949年1月22日下午6时30分，阎又文以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政工处副处长的身份，正式宣布北平和平协议和傅作义的文告。新中国成立后，阎又文成为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的办公厅主任。
中国为何在日本侵入十年后才向其正式宣战
1931年，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就开始浴血奋战抗击日本侵略者。东北各阶层人民和爱国官兵纷纷组织抗日武装，奋起抵抗。这些抗日武装被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比较著名的有以马占山为总司令的黑龙江抗日救国军，以王德林为总指挥的吉林中国国民救国军，以李杜为总司令的吉林自卫军，以邓铁梅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以耿继周为首领的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以苏炳文为总司令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等。参加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有工人、农民、学生、知识分子、东北军官兵、地方官吏和士绅，还有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武装以及红枪会、大刀会等。迫使日军不得不多次向东北增兵设防。
紧接着，日本军国主义为了转移视线，又将侵略目光投向东三省之外，于1932年1月28日武装进犯上海，遭到以十九路军为主的中国军民的坚决抵抗，爆发了著名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亦称淞沪保卫战。
按照国际惯例，交战国一旦长期开战，都会宣布断交进入战争状态。然而此后十年，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府竟然都没有正式宣布断交，也未宣布进入战争状态，直到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才正式向日本宣战。
中国为何在日本侵入十年后才向其宣战？此中有什么隐情？刘继兴通过分析史料后认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中日双方当时权衡利弊的结果。
原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一直对日本存有幻想。1937年卢沟桥事变第3天，蒋介石仍让外交部长向日本驻华大使发出照会，要求与日本进行谈判，希望能和平解决战事。但谈判建议很快遭到日方拒绝，日方傲慢地说:“军刀既拔出，焉能不见血而入鞘！”
谈判不成，蒋介石既尴尬，又恼火。娘希匹，这些倭寇真可恶。7月16日，蒋介石压着一肚子火气，指示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会议，专门研究讨论对日宣战问题。经过对抗战敌我态势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分析，与会人员充分权衡对日宣战可能产生的利弊后达成共识，一致认为:不宣战、不绝交是中国目前对日关系的上策。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一是恐援华军需物资的海运线被切断。中国的军需物资远远不能自给自足，绝大部分须依靠外国进口。如果中国公开对日绝交宣战，日本就会以交战国的身份通知各国禁止一切军需品和军需原料输入中国，并切断中国的海上运输线，而中国则没有能力保护大量的外国援华物资由海上输入中国。
二是担心德国军械装备来华受阻。中国在近几年的整军备战中通过德国军事顾问团刚刚整训装备起几个德械师，当时在德国还有大量预订的重要军事装备没有到货，如果宣战，日本就会名正言顺地迫使德国取消对华军售，这对中国的持续抗战十分不利。
三是无力解决双方的侨民问题。如断交与宣战，中国在日本的侨民将被驱逐或拘捕，而中国目前又无撤侨和护侨的能力，相反日本在华侨民则可迁入英法等国租界继续发挥侵华第五纵队的作用，而中国政府却无法驱逐和干预。
正因为不得不考虑与顾及以上的诸种因素，蒋介石才投鼠忌器隐忍不发。在相当长的抗战过程中，他一直采取着一面守城一面媾和的策略。不过这位委员长组织的几次大型保卫战确实打得很卖力很惨烈，尽管最终都失败了，但重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
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同中国一样对宣战问题十分重视。其内阁曾多次就与中国宣战和断交问题进行讨论。军方的一致意见是“以不宣战为宜”。其理由是，宣战虽然可以阻止中国与第三国的经济往来，最大限度地切断中国军事装备的输入，但日本也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大部分军用物资原料要靠国外进口，如果宣战，同情中国的国家就会限制对日战略原料的出口，日本甚至还会遭到国际上的经济制裁，这对日本来说无疑是弊大于利。
忍耐，再忍耐。终于，机会在等待中来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反法西斯的阵营越来越强大了。这时，蒋介石才再也不需要权衡利弊了，彻底放弃了对日媾和的念头。1941年12月9日，是蒋介石扬眉吐气的一天。这一天，蒋介石政府代表的中国正式对法西斯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世界正义力量最终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
傅作义身边的潜伏者：1993年身份才得解密
他是前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称赞的中共特工精英。解放前，他潜伏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傅作义身边，为解放战争立下汗马功劳，解放后，他的身份继续保密。他的孩子们，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来寻找父亲的真实身份。
文/国家历史主笔 黄艾禾 特约撰稿 黄欢
1993年，已年过50的阎家二女儿阎绥兰才第一次知道父亲阎又文的真实身份，“你父亲是一个中共地下党员”。
阎绥兰当即掉下了眼泪。父亲已经去世31年了，这么多年来，阎家的孩子们一直在苦苦寻找父亲的真实身份。
眼前这位告诉她真相的“王叔叔”，就是当年父亲从事地下工作的接头人王玉。
几天后，阎家6个子女被王玉带到了另一位知晓父亲身份的见证人家里。他是阎又文当年的单线直接领导人、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这位在秘密战线干了大半辈子、早已炼成钢铁性格的长者，禁不住嗓音哽咽：“精英！你们的父亲是真正的精英啊！”
在见证者的讲述中，阎家的六个孩子看到了父亲完整的一生。瞬间，困扰了这个家庭几十年的谜团被一一解开。惊喜、激动、欣慰、委屈……种种难以言传的滋味一齐堵在心头。之后再涌上心头的一句话就是：怎么这么晚啊，知道得太晚了！
寻找
父亲阎又文的身份之谜，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成了阎家子女的心头之痛。
先是大女儿阎恩兰到了入团的年龄。她所在中学告诉她，“你们家政治历史很复杂”而没有资格加入共青团。
在履历表上，孩子们在出身栏填的都是“革干”(革命干部)——当年参加国民党军队起义的将领的子女们都是这么填的。阎又文是傅作义的秘书，1955年随着傅作义到水利部当农田水利局副局长(后来归并到农业部)，并在1958年加入了共产党。
但是，每当阎家的孩子们入团、入党、提干时，组织部门多次派人去调查，却发现阎又文的身份根本搞不清。他的“国民党起义人员”身份，在统战部、政协的相应档案里都查不到，统战部门说他不是“统战对象，是共产党”，但是在中共组织部的档案中，又查不到他解放前做过什么革命工作。而正是这个遗留下来搞不清楚的“历史问题”，让阎家六个孩子受尽连累。
考上公安学校的二女儿本来进入公安机关，后来被调离，一直未能归队；1963年考上哈尔滨军工学院的三儿子，毕业后原本可就职国防科工委，却被分配到河北省张家口市下面的一个地区的小工厂，做了一个维修钳工。最小的六女儿16岁当兵，因为表现优秀，一年多以后就当了代理分队长，等着18岁入党提干。却也因父亲“历史不清楚”，无法过政审关。当了8年兵之后，她复员回家，重新从工人干起。
横在孩子们面前的问题是：父亲解放前的历史不清楚，就连父亲的墓碑上的碑文也扑朔迷离，解放后父亲的职务一一列清，但1949年前的工作却只用一句“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带过。
1962年9月25日，阎又文的生命轨迹终止在担任农业部粮油局局长的职务上，时年48岁。临终前他对妻子留下一句话：“有事找组织。”
彼时，阎家最大的孩子24岁，最小的六女儿才8岁。子女们对父亲的记忆停止了，而对历史真相的寻找才刚刚开始。这一找，就是30年。
潜伏
1993年，如果没有王玉的出现，阎家孩子们对于父亲那段“不清楚的历史及身份”的谜团恐怕仍然会持续下去。解谜是一次偶然。那是在那年的一次公安部老干部的聚会上，王玉见到了当年的另一位地下党员刘光人。担任过公安局副局长的刘光人正好曾是阎家二女儿阎绥兰的上级。当他们谈到共同认识的阎又文及他的子女时，王玉一下子激动起来，“都40多年了，阎又文应该可以解密了！”——这才有了王玉找到阎绥兰诉说真相的那一幕。
幸亏当时王玉还活着。他是阎又文的命运转折的见证人，是能把阎又文的身份能说清的寥寥几人之一。
在47年前，如果没有王玉的出现，阎又文人生或许是另外一番模样。
1946年春节后的一天，阎又文照常在傅作义长官司令部办公室工作，机要室秘书薛起禄带来一个人。这个人对阎又文说要找在绥远工作的弟弟，称弟弟吩咐，可托“阎又文长官”转交信件。阎又文上下打量了眼前的这个人，回答“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便继续低头看报，不再理他。
这个要“找弟弟”的人，便是陕甘宁边区保安处派来的王玉。他此行的任务就是找到阎又文。他颇费周折打听到阎就是傅的机要秘书，想方设法乔装成商人拉拢薛起禄，以便接近阎又文。这次接头虽未成功，但总算成功见到阎又文。阎又文现在是傅作义的红人，任国民党第十二战区政治部副主任，上校军衔(后升任少将)，并兼任十二战区机关报《奋斗日报》社长。
几天后，王玉又出现在阎又文的家中。
阎的母亲把这个“找弟弟”、提了两盒糕点直接登门拜访的人领进屋。待阎母转身出屋，王玉立刻连问了阎又文三个问题：“你叫阎又文吗？你是山西荣河人吗？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
阎有些疑惑，然后慎重地点头称是。王玉站起来单刀直入：“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中央派我来找你。”阎又文听完，情绪激动地跨前一步，握住了王玉的手，说道： “我等这一天，等了多年了！”
原来，阎就是“潜伏”在傅作义部队的地下党员。早在1938年国共合作期间，中共特派员潘纪文在傅作义的部队协助政工时，就“瞄”上了这位才华出众、深得傅作义赏识的私人秘书阎又文，并秘密将其发展为地下党员。
然而，一年以后，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傅作义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共产党的政工干部被“礼送出境”。事出紧急，党组织来不及做出妥当安排，阎又文从此便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与组织恢复关系不久，阎又文就被推到了内战烟云的风口浪尖上。
致毛的公开信
1946年，傅作义部与解放军直接发生冲突。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向盟军投降，傅作义是12战区司令，绥远省主席，他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在陕坝下令所属各部，向绥东挺进：1946年9月初攻占卓资山，17日攻占集宁，19日攻占丰镇，矛头直指中共部下队在华北地区占领的最大城市张家口……
傅作义让阎又文写一封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这个烫手的山芋可把阎又文为难坏了：如果只是一篇文稿，手到即成。可是这个电报，是在骂共产党，骂自己的组织，骂自己的领袖。不写呢，又是自己份内的事，无法拒绝。阎又文找到了王玉，请示怎么做。
王玉和阎又文接上头以后，就与阎建立了绝密的单线联系。另一方面，王玉又以商人的身份拉拢薛起禄，持着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部机要室的证件，往来于归绥和包头。他们联系的地点就在阎又文开的一间布店，这间布店连阎的妻子都不知道。
很快，周恩来指示：“要骂得狠些，要能够激起解放区军民义愤，能够导致傅作义狂妄自大。”
9月20日，傅作义部队机关报《奋斗日报》刊登了《致毛泽东公开电》，第二天，国民党南京《中央日报》全文转载，大字标题：
傅作义电劝毛泽东
希接受教训放下武器
参加政府促进宪政
阎又文把这篇傅作义致毛泽东的“檄文”写得洋洋洒洒，言语犀利，字里行间极尽讥讽、嘲笑、挖苦之能事。文章发表之后，在两方面都产生了如中共中央所期望的影响。毛泽东要求延安《解放日报》全文转载，说“奇文共欣赏”。
与傅作义“共同进退”
然而，所有的这一切，阎又文的夫人丁宴秋一点都不知情。阎又文回到家后是一个话很少的人。丁宴秋平常更多是与邻居们来往，照顾孩子们上学，料理家务。
在1948年12月底，丁宴秋重病，生命垂危，阎又文已经多天没有回家了。全家乱作一团。不久，阎又文匆忙了一次家，他看望了妻子做了医护安排后，对大女儿说：“傅伯伯那边需要我，家里的担子你要分担一些，帮大人们照顾妈妈。”才11岁的女儿泪眼汪汪地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不知所措。他们长大后才知道，那些天正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时刻。
12月14日，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国民党军队顿时成了瓮中之鳖。就在十几天前，解放军突然调整战略，东北野战军主力分三路提前入关，包围唐山、塘沽、天津的国民党军，阻断了傅作义的海上退路。随后华北野战军突然出现在张家口以西地区，也断绝了傅作义的西逃之路。
围城期间，傅作义的代表出城与解放军进行着秘密谈判，而另一方面蒋介石的特使也轮番飞到北平，令其南撤。傅作义顾虑重重，摇摆在战与和之间。尤其得知自己也在共产党25日宣布的以蒋介石为首的43名重要战犯名列当中后，他的情绪极不稳定。
后来，阎又文的女儿看到这些史料，理解了父亲：在这种时刻，傅作义随时有可能做出极端的行为，又处在国民党特务暗杀的危险中，阎又文怎能离得开？
阎又文与傅作义同吃同住了20多天，期间只回了那一次家。那次，也是看到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来了，觉得一时还出不了什么事，才匆匆跑回家看一眼妻子的。
“我现在常常在想，为父亲设身处地地想，在那样一种情况下，他是怎样做出的选择？”对着记者，阎又文的五女儿阎京兰喃喃自语道。“他要选择，谁是敌人，谁是同志，什么场合，该做什么反应，做什么事情。这样的身份，高度风险，也意味着高度的牺牲精神，牺牲的不仅是他个人，也是他的家人，他那时是随时做好回不来的准备的”。
阎又文从直觉中猜出傅冬菊是中共地下党员。有一天，傅冬菊从傅作义处离开时，阎又文发现有特务跟踪。他对傅冬菊说，我搭你的车吧，要去办点事。但是当车开到北京城的一个城门时，阎又文说到了，车就在城门洞里停下来。傅冬菊心里奇怪，到城门里能去找谁呢？阎又文下了车，就迎上了国民党特务的车。他训斥道：傅长官大小姐的车，你们也敢跟踪？
就在这时，傅冬菊的车已经驶远，而特务们即使想改道追上，在城门洞里也调不了车头。当时傅冬菊就感到了些什么，难道阎又文也是地下党？
那么傅作义是否也感觉到什么？或者说有没有怀疑过阎又文是共产党？我们无法得知。但阎又文的“地下党”身份，到解放后那么多年却一直都没有解密。
可是，阎的身份不解密却给他本人造成了诸多误解。
误解
新中国成立后，许许多多地下党员的身份纷纷解密、“归队”。但按照组织的安排，阎又文的真实身份没有公开。知道阎的历史的，除当年的单线联系人王玉外，就是中央有关部门的少数高层领导了。
据平津战役纪念馆统计，当时北平地下党有3000人之众，外围人员超过5000人。而且平津战事未开，地下党员已经形成一条巨大的暗河，渗透到傅作义集团的每一个角落，其中就包括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也有一些地下党员不止一次注意过阎又文，但阎又文严守上级定下的纪律，任何其他中共地下党组织发来的信号，他一概当作没看见。他只同王玉进行单线联系，王玉的上级，就是罗青长，罗青长直接向李克农汇报，李克农就直接通到周恩来了。
尽管阎又文与中共的联系是极端秘密的，但是并不是没有人了解阎又文的过去。在上山西大学的时候，阎又文是个左倾的进步青年。到傅作义的部队以后，当时同在傅部队中的一位地下党员，与阎又文是非常好的朋友。在多年没来往后，他后来看到了阎又文为傅作义写的那封公开信，坚信阎已经改变政治立场，从此与阎家再无往来。加之，在这期间，若干地方线的地下党员试图与阎建立秘密联系遭拒，又进一步加深了这些了解阎又文过去的人的误解。
解放之后，阎的身份不公开，无意间却成了早年对他误解的一个佐证——连党都不承认你是党员，看来你就是有问题了。
甚至直到1997年，一部公开播出的讲述北平解放的电视剧中，阎又文仍是反面的角色。
但阎却从不申辩。女儿入团遇到麻烦，他无法解释，不公开的身份，他只能深埋心中。直至1962年去世，他也未透露只字。
当年中共的情报事业的开创者和领导人周恩来曾经要求情工人员“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阎又文的一生，就是这16个字的真实写照。
在采访中，记者曾经问过阎又文的女儿们：如果可能，你们愿意干父亲这一行吗？她们没有正面的回答，只是说，干这一行，就是意味着牺牲——而并非刺激、浪漫与传奇。“我尊重父亲的选择。那是一种信仰的力量”。
而罗青长说阎又文是这一行的“精英”，他指的是，阎又文是很少的既能出色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又能“白皮红心”掩护得极好，从未失过手、从未引起过怀疑的中共高级情报人员。他的情报，都可以影响到中共中央的战略决策。
克己
在电视剧《潜伏》热播的日子里，阎又文的子女们仍然在一点点收集着父亲的史料。电视里的中共特工，与他们所熟识的父亲，似乎根本不是一路人。在他的身上，你看不出一点他曾经的叱诧风云，只有温和，勤谨，克己。
上小学时的四女儿阎海兰在她的一篇题为“我的爸爸”的作文中写道：爸爸永远是一种特别平静的表情，和若春风。经常晚上睡了一觉醒来，从门缝里看见爸爸进屋的背影，早晨一早睁开眼，又从门缝里看见爸爸出门的背影。我常常在想：爸爸一天是不是要上十几个小时的班啊？
听着阎又文子女们对父亲的描述，你觉得解放后的阎又文与我们通常在电影电视剧中看到的特工根本是两种人。特别是在解放后。他忙忙碌碌地工作，认真刻苦地学习，严格律己甚至到了刻板的程度。
在水利部工作时，阎的一些朋友经常邀请他晚上去跳舞，但原本生性喜欢文艺的他都婉言谢绝，而是埋头在家苦学。他本不是学农业出身，现在因工作需要常接触苏联专家，40多岁的他用几个月时间苦读俄语，就能流利地与苏联专家交谈。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身为政协委员和局级领导的阎又文持有特供证，可以凭借此证去领到一些粮食。在那个年代，粮食就意味着生命。但阎却从来不允许家人使用。他说：“我管粮食生产，全国粮食都不够吃，咱们家有什么理由吃特供？”
阎又文到农村视察工作时，本来是可以吃到为他做的面条的，但他一定要与农村的灾民们同吃用大锅煮的红薯叶子，他是生生把自己累出饿出重病而死的。
上个世纪50年代时，阎又文上班有专车，但在五女儿的记忆中，专车在前面跑，她只能屁颠屁颠在后头走路上学。后来，因为石油危机，父亲索性把配的车给退了，每天登着自行车上班。他极少直接表现出对子女的温情，在四女儿的记忆中，曾经在睡梦中隐约感觉到父亲走进房间，挨个端详孩子们。
1993年春夏之交，农业部给阎又文六个子女的单位分别发出信函：“阎又文，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傅作义部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工作。在此期间，他运用担任傅秘书的有利条件，为党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关键时刻起到了重大作用，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突出贡献。”
多年的努力和寻找，终于等来了这个结果。在明白这一切之后，除了对父亲更多的认知，还有无限的敬意和心疼。但对于他们来说，真相来得太晚了，最小的老六也近不惑之年，人生已无法重新来过。唯一值得欣慰的，便是这个结果终于在母亲的有生之年等到了。这位几十年如一日在阎又文身边，勤俭持家，相敬如宾的妻子，终于完全读懂了自己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