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门顺时针:名家谈读书（精品）

名家谈读书（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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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我的读书经验

作者：蔡元培    

　　我自十余岁起，就开始读书，读到现在，将满六十年了，中间除大病或其他特别原因外，几乎没有一日不读点书的，然而我也没有什么成就，这是读书不得法的缘故。我把不得法的概略写出来，可以为前车之鉴。

我的不得法第一是不能专心。我初读书的时候，读的都是旧书，不外乎考据辞章两类。我的嗜好，在考据方面，是偏于诂训及哲理的，对于典章名物，是不大耐烦的；在辞章上，是偏于散文的，对于骈文及诗词，是不大热心的。然而以一物不知为耻，种种都读，并且算学书也读，医学书也读，都没有读通。所以我曾经想编一部说文声系义证，又想编一本公羊春秋大义，都没有成书，所为文辞，不但骈文诗词，没有一首可存的，就是散文也太平凡了。到了四十岁以后我始学德文，后来又学法文，我都没有好好儿做那记生字练文法的苦工，而就是生吞活剥看书，所以至今不能写一篇合格的文章，做一回短期的演说。在德国进大学听讲以后，哲学史、文学史、文明史、心理学、美学、美术史、民族学统统去听，那时候这几类的参考书，也就乱读起来了。后来虽勉自收缩，以美学与美术史为主，辅以民族学，然而他类的书终不能割爱，所以想译一本美学，想编一部比较的民族学，也都没有成书。

我的不得法，第二是不能动笔。我的读书，本来抱一种利己主义，就是书里面的短处，我不大去搜寻它，我正注意于我所认为有用的或可爱的材料。这本来不算坏，但是我的坏处，就是我虽读的时候注意于这几点，但往往为速读起见，无暇把这几点摘抄出来，或在书上做一点特别的记号，若是有时候想起来，除了德文书检目特详，尚易检寻外，其他的书，几乎不容易寻到了。我国现虽有人编“索引”、“引得”等等，专门的辞典，也逐渐增加，寻检自然较易，但各人有各自的注意点，普通的检目，断不能如自己记别的方便。我尝见胡适之先生有一个时期，出门时常常携一两本线装书，在舟车上或其他忙里偷闲时翻阅，见到有用的材料，就折角或以铅笔作记号。我想他回家后或者尚有摘抄的手续。我记得有一部笔记，说王渔洋读书时，遇有新隽的典故或词句，就用纸条抄出，贴在书斋壁上，时时览读，熟了就揭去，换上新得的，所以他记得很多。这虽是文学上的把戏，但科学上何尝不可以仿作呢?我因从来懒得动笔，所以没有成就。

我的读书的短处，我已经经验了许多的不方便，特地写出来，望读者鉴于我的短处，第一能专心，第二能动笔，这一定有许多成效。

《北大学者谈读书》：肖东发、杨承运编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版

梁实秋：书

从前的人喜欢夸耀门第，纵不必家世贵显，至少要是书香人家才能算是相当的门望。书而日香，盖亦有说。从前的书，所用纸张不外毛边连史之类，加上松烟油墨，天长日久密不通风自然生出一股气味，似沉檀非沉檀，更不是桂馥兰薰，并不沁人脾胃，亦不特别触鼻，无以名之，名之日书香。书斋门窗紧闭，乍一进去，书香特别浓，以后也就不大觉得。现代的西装书，纸墨不同，好像有一股煤油味，不好说是书香了。

　　不管香不香，开卷总是有益。所以世界上有那么多有书癖的人，读书种子是不会断绝的。买书就是一乐事，旧日北平琉璃厂隆福寺街的书肆最是诱人，你迈进门去向柜台上的伙计点点头便直趋后堂，掌柜的出门迎客，分宾主落座，慢慢地谈生意。不要小觑那位书贾，关于目录版本之学他可能比你精。搜访图书的任务，他代你负担，只要他摸清楚了你的路数，一有所获立刻专人把样函送到府上，合意留下翻看，不合意他拿走，和和气气。书价么，过节再说。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个读书人很难不染上“书淫”的毛病，等到了四面卷轴盈满，连坐的地方都不容易匀让出来，那时候便可以顾盼自雄，酸溜溜地自叹“丈夫拥书万卷，何假南面百城？”现代我们买书比较方便，但搜访的乐趣，搜访而偶有所获的快感，都相当地减少了。挤在书肆里浏览图书，本来应该是像牛吃嫩草，不慌不忙的，可是若有店伙眼睛紧盯着你，生怕你是一名雅贼，你也就不会怎样的从容，还是早些离开这是非之地好些。更有些书不裁毛边，干脆拒绝翻阅。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日：‘我晒书。’”（见《世说新语》）郝先生满腹诗书，晒书和日光浴不妨同时举行。恐怕那时的书在数量上也比较少，可以装进肚里去。司马温公也很爱惜书的，他告诫儿子说：“吾每岁以上伏及重阳间视天气晴明日，即净几案于当日所，侧群书其上以晒其脑。所以年月虽深，从不损动。”书脑即书的装订之处，翻页之处则日书口。司马温公看书也有考究，他说：“至于启卷，必先向案洁净，借以茵褥，然后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曾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污渍及，亦虑触动其脑。每至看竟一版，即侧右手大指面衬其沿，随覆以次指面，捻而夹过，故不至揉熟其纸。每见汝辈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见《宋稗类钞》）我们如今的图书不这样名贵，并且装订技术进步，不像宋朝的“蝴蝶装”那样的娇嫩，但是读书人通常还是爱惜他的书，新书到手先裹上一个包皮，要晒，要揩，要保管。我也看见过名副其实的收藏家，爱书爱到根本不去读它的程度，中国书则锦函牙签，外国书则皮面金字，庋置柜橱，满室琳琅，书变成了陈设、古董。

　　有人说：“借书一痴，还书一痴。”有人分得更细：“借书一痴，惜书二痴，索书三痴，还书四痴。”大概都是有感于书有借无还的。书也应该深藏若虚，不可慢藏诲盗。最可恼的是全书一套借去一本，久假不归，全书成了残本。明《五杂俎》，记载一位“虞参政藏书数万卷，贮之一楼，在池中央，小木为徇，夜则去之。榜其门日：‘楼不延客，书不借人。’”这倒是个好办法，可惜一般人难得有此设备。

　　读书乐，所以有的人一卷在手往往废寝忘食。但是也有人一看见书就哈欠连连的，以看书为最好的治疗失眠的方法。黄庭坚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这也要看所读的是些什么书了。如果读的尽是一些猥屑的东西，其人如何能有书卷气之可言？宋真宗皇帝的劝学文，实在令人难以入耳：“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不过是把书当作敲门砖以遂平生之志，勤读六经，考场求售而已。十载寒窗，其中只是苦，而且吃尽苦中苦，未必就能够进入佳境。倒是英国19世纪的罗斯金，在他的《芝麻与白百合》第一讲里，劝人读书尚友古人，那一番道理不失雅人深致。古圣先贤，成群的名世的作家，一年四季的排起队来立在书架上面等候你来点唤，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行吟泽畔的屈大夫，一邀就到；饭颗山头的李白、杜甫也会连袂而来；想看外国戏，环球剧院的拿手好戏都随时承接堂会；亚里士多德可以把他逍遥廊下的讲词对你重述一遍。这真是读书乐。

　　我们国内某一处的人士最好赌博，所以讳言书，因为书与输同音，读书曰读胜。基于同一理由，许多地方的赌桌旁边忌人在身后读书。人生如博弈，全副精神去应付，还未必能操胜算。如要沾染上书癖，势必呆头呆脑，变成书呆，这样的人在人生的战场之上怎能不大败亏输？所以我们要钻书窟，也还要从书窟里钻出来。朱晦庵有句：“书册埋头何日了，不如抛去寻春。”是见道语，也是老实话。　

林语堂：论读书

作者：林语堂    

本篇演讲只是谈谈本人对于读书的意见，并不是要训勉青年，亦非敢指导青年。所以不敢训勉青年有两种理由：第一，因为近来常听见贪官污吏到学校致训词，叫学生须有志操，有气节，有廉耻；也有卖国官僚到大学演讲，劝学生要坚忍卓绝，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暗讽时事。不幸的是这样的事如今也一样发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料想战国的土豪劣绅亦必好训勉当时的青年，所以激起孟子这样不平的话。第二，读书没有什么可以训勉。世上会读书的人，都是书拿起来自己会读。不会读书的人，亦不会因为指导而变为会读。譬如数学，出五个问题叫学生去做，会做的人是自己脑里做出来的，并非教员教他做出，不会做的人经教员指导，这一题虽然做出，下一题仍旧非指导不可，数学并不会因此高明起来。我所要讲的话于你们本会读书的人，没有什么补助，于你们不会读书的人，也不会使你们变为善读书。所以今日谈谈，亦只是谈谈而已。

读书本是一种心灵的活动，向来算为清高。说破读书本质，“心灵”而已。“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所以读书向称为雅事乐事。但是现在雅事乐事已经不雅不乐了。今天读书，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或为写讣闻，做贺联；或为当文牍，抄账簿；或为做相士，占八卦；或为做塾师，骗小孩……诸如此类，都是借读书之名，取利禄之实，皆非读书本旨。亦有人拿父母的钱，上大学，跑百米，拿一块大银盾回家，在我是看不起的，因为这似乎亦非读书的本旨。读书本旨湮没于求名利之心中，可悲。可惜现在也一样。

今日所谈，亦非指学堂中的读书，亦非指读教授所指定的功课，在学校读书有四不可。(一)所读非书。学校专读教科书，而教科书并不是真正的书。今日大学毕业的人所读的书极其有限。然而读一部小说概论，到底不如读《三国》、《水浒》；读一部历史教科书，不如读《史记》。(二)无书可读。因为图书馆存书不多，可读的书极有限。(三)不许读书。因为在课室看书，有犯校规，例所不许。倘是一人自晨至晚上课，则等于自晨至晚被监禁起来，不许读书。(四)书读不好。因为处处受训导处干涉，毛孔骨节，皆不爽快。且学校所教非慎思明辨之学，乃记问之学。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礼记早已说过。书上怎样说，你便怎样答，一字不错，叫做记问之学。倘是你能猜中教员心中要你如何答法，照样答出，便得一百分，于是沾沾自喜，自以为西洋历史你知道一百分，其实西洋历史你何尝知道百分之一。学堂所以非注重记问之学不可，是因为便于考试。如拿破仑生卒年月，形容词共有几种，这些不必用头脑，只需强记，然学校考试极其便当，差一年可扣一分；然而事实上与学问无补，你们的教员，也都记不得。要用时自可在百科全书上去查。又如罗马帝国之亡，三大原因，书上这样讲，你们照样记，然而事实上问题极复杂。有人说罗马帝国之亡，是亡于蚊子(传布寒热疟)，这是书上所无的。在学校读过书者，皆当会心而笑。然想到教科书规范头脑，湮塞性灵，却又堪哭。

今日所谈的是自由的看书读书，无论是在校，离校，做教员，做学生，做商人，做政客有闲必读书。这种的读书，所以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识见，养性灵。人之初生，都是好学好问，及其长成，受种种的俗见俗闻所蔽，毛孔骨节，如有一层包膜，失了聪明，逐渐顽腐。读书便是将此层蔽塞聪明的包膜剥下。能将此层剥下，才是读书人。点明读书要能破俗见陋习，复人之灵性。对死读书本固持陈念之人一段讥讽，令人心惊警惕。盖我们也未尝不有鄙俗之时。并且要时时读书，不然便会鄙吝复萌，顽见俗见生满身上，一人的落伍、迂腐、冬烘，就是不肯时时读书所致。所以读书的意义，是使人较虚心，较通达，不固陋，不偏执。一人在世上，对于学问是这样的：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自认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大学生自以为心理学他也念过，历史地理他亦念过，经济科学也都念过，世界文学艺术声光化电，他也念过，所以什么都懂，毕业以后，人家问他国际联盟在哪里，他说“我书上未念过”，人家又问法西斯蒂在意大利成绩如何，他也说“我书上未念过”，所以觉得什么都不懂。到了中年，许多人娶妻生子，造洋楼，有身分，做名流，戴眼镜，留胡子，拿洋棍，沾沾自喜，那时他的世界已经固定了：女子放胸是不道德，剪发亦不道德，社会主义就是共产党，读《马氏文通》是反动，节制生育是亡种逆天，提倡白话是亡国之先兆，《孝经》是孔子写的，大禹必有其人，……意见非常之多而且确定不移，所以又是什么都懂。其实是此种人久不读书，鄙吝复萌所致。此种人不可与深谈。但亦有常读书的人，老当益壮，其思想每每比青年急进，就是能时时读书所以心灵不曾化石，变为古董。

读书的主旨在于排脱俗气。黄山谷谓人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须知世上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人很多，不但商界政界如此，学府中亦颇多此种人。然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在官僚商贾则无妨，在读书人是不合理的。所谓面目可憎，不可作面孔不漂亮解，因为并非不能奉承人家，排出笑脸，所以“可憎”；胁肩谄笑，面孔漂亮，便是“可爱”。若欲求美男子小白脸，尽可于跑狗场、跳舞场，及政府衙门中求之。有漂亮脸孔，说漂亮话的政客，未必便面目不可憎。读书与面孔漂亮没有关系，因为书籍并不是雪花膏，读了便会增加你的容辉。所以面目可憎不可憎，在你如何看法。有人看美人专看脸蛋，凡有鹅脸柳眉皓齿朱唇都叫做美人。但是识趣的人若李笠翁看美人专看风韵，笠翁所谓三分容貌有姿态等于六七分，六七分容貌乏姿态等于三四分。有人面目平常，然而谈起话来，使你觉得可爱；也有满脸脂粉的摩登伽，洋囡囡，做花瓶，做客厅装饰甚好，但一与交谈，风韵全无，便觉得索然无味。“风韵”二字读书而来。性灵可决定面目，此处也说的这个道理。黄山谷所谓面目可憎不可憎亦只是指读书人之议论风采说法。若浮生六记的芸，虽非西施面目，并且前齿微露，我却觉得是中国第一美人。男子也是如是看法。章太炎脸孔虽不漂亮，王国维虽有一条辫子，但是他们是有风韵的，不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的。简直可认为可爱。亦有漂亮政客，做武人的兔子姨太太，说话虽漂亮，听了却令人作呕三日。

至于语言无味(著重“味”字)，都全看你所读是什么书及读书的方法。读书读出味来，语言自然有味，语言有味，做出文章亦必有味。有人读书读了半世，亦读不出什么味儿来，都是因为读不合的书，及不得其读法。读书须先知味。读书知味。世上多少强读人，听到此语否?这味字，是读书的关键。所谓味，是不可捉摸的，一人有一人胃口，各不相同，所好的味亦异，所以必先知其所好，始能读出味来。有人自幼嚼书本，老大不能通一经，便是食古不化勉强读书所致。袁中郎所谓读所好之书，所不好之书可让他人读之，这是知味的读法。若必强读，消化不来，必生疳积胃滞诸病。

口之于味，不可强同，不能因我的所嗜好以强人。先生不能以其所好强学生去读。父亲亦不得以其所好强儿子去读。所以书不可强读，强读必无效，反而有害，这是读书之第一义。有愚人请人开一张必读书目，硬着头皮咬着牙根去读，殊不知读书须求气质相合。人之气质各有不同，英人俗语所谓“在一人吃来是补品，在他人吃来是毒质”。因为听说某书是名著，因为，要做通人，硬着头皮去读，结果必毫无所得。过后思之，如作一场恶梦。甚且终身视读书为畏途，提起书名来便头痛。小时候若非有随时扔掉不喜之书之权，亦几乎堕入此道矣!萧伯纳说许多英国人终身不看莎士比亚，就是因为幼年塾师强迫背诵种下的果。许多人离校以后，终身不再看诗，不看历史，亦是旨趣未到学校迫其必修所致。

所以读书不可勉强，因为学问思想是慢慢胚胎滋长出来。其滋长自有滋长的道理，如草木之荣枯，河流之转向，各有其自然之势。逆势必无成就。树木的南枝遮荫，自会向北枝发展，否则枯槁以待毙。河流遇了矶石悬崖，也会转向，不是硬冲，只要顺势流下，总有流入东海之一日。世上无人人必读之书，只有在某时某地某种心境不得不读之书。警句。有你所应读，我所万不可读，有此时可读，彼时不可读，即使有必读之书，亦决非此时此刻所必读。见解未到，必不可读，思想发育程度未到，亦不可读。孔子说五十可以学易，便是说四十五岁时尚不可读《易经》。刘知几少读古文《尚书》，挨打亦读不来，后听同学读《左传》，甚好之，求授《左传》，乃易成诵。《庄子》本是必读之书，然假使读《庄子》觉得索然无味，只好放弃，过了几年再读。对庄子感觉兴味，然后读庄子，对马克思感觉兴味，然后读马克思。读书要等兴味来。若有不喜欢之书，搁下几年，未尝不变做喜欢，于我心有戚戚焉。

且同一本书，同一读者，一时可读出一时之味道出来。其景况适如看一名人相片，或读名人文章，未见面时，是一种味道，见了面交谈之后，再看其相片，或读其文章，自有另外一层深切的理会。或是与其人绝交以后，看其照片，读其文章，亦另有一番味道。四十学《易》是一种味道，五十而学《易》，又是一种味道。所以凡是好书都值得重读的。自己见解愈深，学问愈进，愈读得出味道来。譬如我此时重读Lamb的论文，比幼时所读全然不同，幼时虽觉其文章有趣，没有真正魂灵的接触，未深知其文之佳境所在。一人背痈，再去读范增的传，始觉趣味。

　　由是可知读书有二方面，一是作者，一是读者。程子谓《论语》读者有此等人与彼等人。有读了全然无事者；亦有读了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之者。所以读书必以气质相近，而凡人读书必找一位同调的先贤，一位气质与你相近的作家，作为老师，这是所谓读书必须得力一家。若单就读书，得力一家，失之于简率。然林语堂意思是要人找到师法对象，全心投入、气质浸润。此即读书以“情”读和以“智”读之区别。不可昏头昏脑，听人戏弄，庄子亦好，荀子亦好，苏东坡亦好，程伊川亦好。一人同时爱庄荀，或同时爱苏程是不可能的事。找到思想相近之作家，找到文学上之情人，心胸中感觉万分痛快，而魂灵上发生猛烈影响，如春雷一鸣，蚕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George Eliot自叙读卢骚自传，如触电一般。尼采师叔本华、萧伯纳师易卜生，虽皆非及门弟子，而思想相承，影响极大。当二子读叔本华、易卜生时，思想上起了大影响，是其思想萌芽学问生根之始。因为气质性灵相近，所以乐此不疲，流连忘返，流连忘返，始可深入，深入后，如受春风化雨之赐，欣欣向荣，学业大进。

谁是气质与你相近的先贤，只有你知道，也无需人家指导，更无人能勉强，你找到这样一位作家，自会一见如故，苏东坡初读庄子，如有胸中久积的话，被他说出，袁中郎夜读徐文长诗，叫唤起来，叫复读，读复叫，便是此理。这与“一见倾心”之性爱同一道理。你遇到这样作家，自会恨相见太晚。一人必有一人中意的作家，各人自己去找去，找到了文学上的爱人，“文学上的爱人”，奇语，但极有道理。读书若无爱情，如强迫婚姻，终究无效。他自会有魔力吸引你，而你也乐自为所吸，甚至声音相貌，一颦一笑，亦渐与相似，这样浸润其中，自然获益不少，将来年事渐长，厌此情人，再找别的情人，到了经过两三个情人，或是四五个情人，大概你自己也已受了熏陶不浅，思想已经成熟，自己也就成了一位作家。若找不到情人，东览西阅，所读的未必能沁入魂灵深处，便是逢场作戏，逢场作戏，不会有心得，学问不会有成就。

知道情人滋味便知道苦学二字是骗人的话。苦学误人!警句。只可惜读教科书，却非苦学不可。然如能从浸润各色奇书来长己之才智，未必不能过考卷关。学者每为“苦学”或“困学”二字所误。读书成名的人，只有乐，没有苦。据说古人读书有追月法、刺股法、又丫头监读法。其实都是很笨。读书无兴味，昏昏欲睡，始拿锥子在股上刺一下，这是愚不可当。一人书本摆在面前，有中外贤人向你说极精彩的话，尚且想睡觉，便应当去睡觉，刺股亦无益。叫丫头陪读，等打盹时唤醒你，已是下流，亦应去睡觉，不应读书。而且此法极不卫生，不睡觉，只有读坏身体，不会读出书的精彩来。若已读出书的精彩来，便不想睡觉，故无丫头唤醒之必要。刻苦耐劳，淬励奋勉是应该的，但不应视读书为苦。视读书为苦，第一着已走了错路。天下读书成名的人皆以读书为乐；汝以为苦，彼却沉湎以为至乐。比如一人打麻将，或如人挟妓冶游，流连忘返，寝食俱废，始读出书来。以我所知国文好的学生，都是偷看几百万言的三国水浒而来，决不是一学年读五十六页文选，国文会读好的。试问在偷读三国水浒之人，读书有什么苦处?何尝算页数?好学的人，是书无所不窥，窥就是偷看。于书无所不偷看的人，大概学会成名。

有人读书必装腔作势，或嫌板凳太硬，或嫌光线太弱，这都是读书未入门路，未觉兴味所致。有人做不出文章，怪房间冷，恐蚊子多，怪稿纸发光，怪马路上电车声音太嘈杂，其实都是因为文思不来，写一句，停一句。一人不好读书，总有种种理由。“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最好眠，等到秋来冬又至，不知等待到来年。”其实读书是四季咸宜。古所谓“书淫”之人，无论何时何地可读书皆手不释卷，这样才成读书人样子。读书要为书而读，不是为读而读。顾千里裸体读经，便是一例，即使暑气炎热，至非裸体不可，亦要读经。欧阳修在马上厕上皆可做文章，因为文思一来，非做不可，非必正襟危坐明窗净几才可做文章。一人要读书则澡堂、马路、洋车上、厕上、图书馆、理发室，皆可读。而且必办到洋车上、理发室都必读书，才可以读成书。

读书须有胆识，有眼光，有毅力。说回前面论点，最后一点，也即读书全部之主旨，读出自己性灵来。胆识二字拆不开，要有识，必敢有自己意见，即使一时与前人不同亦不妨。前人能说得我服，是前人是，前人不能服我，是前人非。人心之不同如其面，要脚踏实地，不可舍己耘人。诗或好李，或好杜，文或好苏，或好韩，各人要凭良知，读其所好，然后所谓好，说得好的道理出来。或竟苏韩皆不好，亦不必惭愧，亦须说出不好的理由来，或某名人文集，众人所称而你独恶之，则或系汝自己学力见识未到，或果然汝是而人非。学力未到，等过几年再读，若学力已到而汝是人非，则将来必发现与汝同情之人。刘知几少时读前后汉书，怪前书不应有古今人表，后书宜为更始立纪，当时闻者责以童子轻议前哲，乃“赧然自失，无辞以对”，后来偏偏发见张衡、范晔等，持见与之相同，此乃刘知几之读书胆识。因其读书皆得之襟腑，非人云亦云，所以能著成《史通》一书。如此读书，处处有我的真知灼见，得一分见解是一分学问，除一种俗见，算一分进步，才不会落入圈套，满口烂调，一知半解，似是而非。

作者简介：林语堂（1895～1976），文学家。原名和乐，改名玉堂、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福建龙溪(今漳州)人。毕业于海圣约翰大学。早年留学美国、德国。1923年回国，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支持爱国学生运动。1932年后陆续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推动小品文的创作，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1936年旅居美国。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4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1966年定居台北。著有《剪拂集》、《开明英文读本》、《开明英文文法》、《大荒集》、《我的话》、《生活的艺术》、《吾国与吾民》、《无所不读》、《京华烟云》、《风声鹤唳》和《语堂文存》等。

黄侃论读书

作者：黄侃  

黄侃是中国著名的国学大师。他在读书治学时，采取“扎硬寨，打死仗”的方法。在研读有关自已研究专业的书时，他总是要反复阅读数十遍，一直达到能举出其篇、页、行数，基本无误差为止。一次他研读孙冶让的《周礼正义》，自限180日读完，凡遇其中与需要计算的地方，他都要一一列小算式加以推算验证。他在读《清史稿》时，全书l00册，从头到尾部一卷一卷地详加评注圈点。黄侃对于随随便便翻阅读书、点读数篇浅尝辄止的读书方法很不赞同，称之为“杀头书”。他反对那种只读所需资料，而不肯一句一字认真读透全书的实用主义态度。

　　黄侃常说：“学问之道有五：一曰，不欺人；二曰，不知者不道；三曰，不背所本；四曰，为后世负责；五曰，不窃。”

　　黄侃一生读书治学，最反对某些初学者急功近利，好高骛远，急于求成的治学弊病：“一曰，急于求解；二曰，急于著书；三曰，不能阙疑；四曰，个能服善。”

　　黄侃这种严谨认真、一丝不苟、追求极致的读书治学精神，是他最终能够学有所成，成为一代宗师的重要因素。

　　（摘录）量守庐论学札记

　　一．应读之书

　　★《十三经注疏》、《大戴礼记》、《荀子》、《庄子》、《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通典》（不读《通典》，不能治《仪礼》）、《文选》、《文心雕龙》、《说文》、《广韵》，以上诸书，须趁三十岁以前读毕，收获如盗寇之将至；然持之以恒，七八年间亦可卒业。

　　★读经次第应先《诗》疏，次《礼记》疏。读《诗》疏，一可以得名物训诂，二可通文法。《礼》疏而后，泛览《左传》、《尚书》、《周礼》、《仪礼》诸疏，而《谷》、《公》二疏为最要，《易》疏则高头讲章而已。陆德明《经典释文》宜时时翻阅，注疏之妙，在不放过经文一字。

　　二.读书之法

　　★语言文字之学，为各种学问之预备，舍此则一无可通。

　　★由小学入经，出经入史，期以十年，必可成就。

　　★小学之事在乎通，经学之事在乎专，故小学训诂自本文求之，而经文自注疏求之。

　　★治经之法，先须专主一家之说，不宜旁骛诸家。

　　★治经须先明家法，明家法自读唐人义疏始。

　　★治史之要，以人、地、官、年为入门之基；四者亦即历史之小学也。

　　★读书贵专不贵博，未毕一书，不阅他书。二十岁以上，三十岁以下，须有相当成就；否则，性懦者流为颓废，强梁者化为妄诞。用功之法，每人至少应圈点书籍五部。

　　★初学之病四：一曰急于求解，一曰急于著书，一曰不能阙疑，一曰不能服善。读古书当择其可解者而解之，以阙疑为贵，不以能疑为贵也。

　　★凡阅近人书籍，须先调查其材料。

　　★清人治学之病，知古而不知今；明人治学之病，知今而不知古。

　　★治中国学问，当接收新材料，不接收新理论。佛经云，依法不依人，即此义。

　　★汉学之所以可畏者，在不放松一字。

　　★读天下书，至死不能遍，择其要而已矣。刘申叔年三十五而学成，即得择要之法。

　　★不有根底之学，而徒事翻书，此非治学之道。然真有根底之学，而不能翻书，亦不免有鄙陋之讥。翻书者因所知以及所未知，其用有二：一、己所不知，翻之而得；二、己所不记，翻之而记。凡临时检查而得之者，必其平时能翻之者也。

　　三、为学之道

　　★读书人当以四海为量，以千载为心。

　　★学术二字应解为“术由师授，学自己成”。戴东原先生学术提纲挈领之功为多，未遑精密；其弟子段懋堂、孔广森、王念孙，靡不过之。

　　★治学第一当恪守师承，第二当博学多闻，第三当谨于言语。

　　★凡古今名人学术之成，皆由辛苦，鲜由天才；其成就早者，不走错路而已。

　　★天下人之所长，非己所能有；己之所长，为天下人所不能有，如是始能有自立。

　　★学问最高者，语言最简。

　　★通一经一史，文成一体，亦可以为成人矣。

　　作者介绍：

　　黄侃（1886.4.3-1935.10.8），学名乔鼐，谱名乔馨，最后改名侃，字季刚。晚年自号量守居士。湖北蕲春人。经学家、音韵训诂学家、文学家，诗人，国学大师。

　　黄侃自幼聪颖过人，七岁作诗已有可观，九岁读完经书。1900年中秀才，1903年考入武昌文普通学堂，与宋教仁、董必武等为同学，畅谈革命。1905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以黄侃为“故人子”，资助官费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到日本后加入同盟会，1907年从章太炎学习小学、经学，成为章门大弟子。1910年回国，在蕲春组织孝义会，同时参加“文学社”的反清活动。1911年与友人在汉口创办《大江报》，所撰文《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极大鼓舞了当时的革命士气。1913年被直隶总督赵秉钧任命为秘书长。1914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曾反对刘师培拥护帝制。1917年刘师培任教北大，黄侃师事刘师培，尽得春秋左氏学家法。1919年与刘师培等创办北大《国故月刊》，同年秋辞去北大教职，改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国文教授，讲授说文、尔雅、文心雕龙诸课。1925年梁启超任清华国学院导师，邀请黄侃讲授小学。1926年后，历任东北大学、金陵大学国文教授，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副教授。1932年应聘为“国难会议”会员。1935年10月8日去世。

　　黄侃幼承家训，长受名师，毕生精研文字学，尤擅长音韵训诂，在经学、小学、诗赋方面都有突出的成就，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建立了独树一帜的古音韵体系。与章太炎、刘师培齐名，被称为“国学大师”，和章太炎被称为“乾嘉以来小学的集大成者”，“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对于传统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黄侃主张“以《说文》为主，而求制字时之声音；以《广韵》为主，而考三代迄于六朝之音变。然后参之以等韵，较之以今世方言；证据具而理亦明。”并主张根据《说文》和古音研究来研读《尔雅》。黄侃治学重视系统和条理，强调从形、音、义三者的关系研究中国语言文字学，以音韵贯穿文字和训诂。他对于上古声韵系统研究的主要成果是：古声十九纽说；古韵二十八部说；古音仅有平入二声说等。章太炎称赞黄侃“尤精治古韵，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此外，黄侃在《文心雕龙》、礼学、汉唐玄学等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学术之外，尤精古文诗词，文尚澹雅，上法晋宋。

　　黄侃为学务精习，对于四史、群经义疏及小学基本著作都研读达十几遍、几十遍，对《说文》、《广韵》尤为精熟，多有批注。他治学极为严谨，认为“敦古不暇，无劳于自造”，自言“年五十，当著纸笔矣！”可惜黄侃在五十岁即辞世，其著述多未写定，后经学生整理刊印。解放后有《黄侃论学杂著》整理出版。主要著述有《音略》、《声韵通例》、《说文略说》、《尔雅略说》、《声韵略说》《集韵声类表》、《文心雕龙札记》、《日知录校记》、《汉唐玄学论》、《礼学略说》、《量守居士诗集》、《量守居士词集》等。

顾颉刚:怎样读书

作者：顾颉刚    

一个普通人走进了图书馆，看见满屋满架的书，觉得眼睛都花了。这是由于他对世界上的知识没有一方面是有特殊兴趣的所致。研究学问的事固然不必每人都参加，但是一方面的特殊兴趣确为任何人所不可少。譬如看报，有人喜欢看专题新闻，有人喜欢看小说文艺，也有人喜欢看商市行情。只要他能够有一件喜欢的，自然拿到了一份报纸就有办法。我们读书的第一件事，是要养成特殊方面的兴趣。

有人读书，只要随便翻翻就抛开了。有人读书，却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才罢。其实两种方法都有道理，但永久只用一种方法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可以看的书籍太多了，倘使无论哪一部书都要从第一个字看到末一个字，那么，人的生命有限，一生能够读得多少部书呢？但有几部书是研究某种学问的时候，必须细读的，若只随便翻翻，便不能了解那种学问的意义。读书的第二件事，是要分别书籍缓急轻重，知道哪几部书是必须细读的，哪几部书是只要翻翻的，哪几部书只要放在架上不必动，等到我们用得着它的时候才去查考的。要懂得这个法子，只有多看书目，研究一点目录学。

我们的读书，是要借了书本子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的路，并不是要请书本子来管束我们的思想。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疑。换句话说，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我们只要敢于批评，就可分出它哪一句话是对的，哪一句话是错的，哪一句话是可以留待商量的。这些意思就可以写在书端上，或者写在笔记簿上。逢到什么疑感的地方，就替它查一查。心中起什么问题，就自己研究一下。不怕动手，肯写肯翻，便可以养成自己的创作力。几年之后，对于这一门学问自然有驾驭运用的才干了。我们读书的知三件事，是要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只要有了判断力，书本就是给我们使用的一种东西了。宋朝的陆象山说“‘六经’皆我注脚”，就是这个意思。

再有两件事情，也是应当注意的。其一，不可以有成见。以前的人因为成见太深了，只把经史看作最大的学问；经史以外的东西都看作旁门小道。结果，不但各种学问都被抑遏而不得发达，并且由于各种学问都不发达，就是经史的本身也是不能研究得好。近来大家感到国弱民贫，又以为惟有政治经济之学和机械制造之学足以直接救国的，才是有用之学，其余都是无关紧装饰品。这个见解也是错误的。学问的范围何等样大，凡是世界上的事物都值得研究，就是我们人类，再研究一万年也还是研究不尽。至于应用的范围却何等样小，们所需要而走的。昨天需要的东西，今天不要了，就丢了。今天需要的东西，明天不要了，也就丢了。若是为了应用的缘故，一意在应用上着力，把大范围忘了，等到时势一变，需要不同，我们岂不是剩了两只手呢!我们不能一味拿有用无用的标准来判定学问的好坏；就是某种像是没有用的学问，只要我们有研究的兴趣，也是可以研究下去为我们所用的。

其二，是应该多赏识。无论哪种学问，都不是独立的，与它关联的地方非常之多。我们要研究一种学问，一定要对别种学问有些赏识，使得逢到关联的地方可以提出问题，请求这方面的专家解决，或者把这些材料送给这方面的专家。以前有人说过，我们研究学问，应当备两个镜子：一个是显微镜，一个是望远镜。显微镜是对自己专门研究的一科用的；望远镜是对其他各科用的。我们要对自己研究的一科极尽精微，又要对别人研究的各科略知一二。这并不是贪多务博，只因为一种学问是不能独立的缘故。

我从前的读书虽然并不希望博洽，但确是没有宗旨，脑子里只有一堆零碎材料，连贯不起来。经过章太炎先生的提示，顿时激起我连贯材料的欲望。我想我的为学，无论治什么东西都可以见出它的地位，不肯随便舍弃，因此对着满眼都是的史料彷徨。但自己近情的学问毕竟还是史学，我就丢了其他勉力做史学。那时我很想做一部中国学术史，名为《学览》。粗粗定了一个目录，钉了二百余本的卷子，分类标题，预备聚集材料，撰写成丛书，现在看来，这种治学门径是对头的。

《怎样读书最有效》：黄岳洲穆央 陈振编

作者简介： 顾颉刚（1893—1980）原名诵坤，字铭坚。江苏苏州人。著名的中国现代史学家、民间文艺学家。1913年考入北大预科，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本科哲学门，留北大图书馆任助教做编目工作。在工作期间，草拟出《重编中文书目的办法》，提出了拆散丛书编“书名目录”、进而提出“学派书目”和“分类目录”的见解，并建议编“待访书目”，这些建议对改进图书馆工作起了一定的作用。后历任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云南大学、中央大学等校教授，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主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任复旦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等职。顾颉刚教授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古史辨学派的创建人，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史学大师。主要论著有《古史辨》、《崔东壁遗书》、《当代中国史学》、《汉代学术史略》等。

王兆胜:胡适的读书方法

作者：王兆胜    

大凡读书人都希望从书中获得更多教益，但有时却因读书不得其法，读书不少却收效甚微。中国新文学先驱者胡适的读书方法很值得借鉴。

　　胡适曾在《读书》中直言：“我今天根据个人所经验，同诸位谈谈读书的方法。……读书有两个要素：第一要精，第二要博。”胡适所谈虽是常识，但却能够不落俗套，常中见奇，自具慧眼。

　　中国旧时的私塾教育讲究读书三到：眼到、口到和心到，胡适对此表示赞同，并有了新的体味。在胡适看来，所谓“眼到”，就是每个字甚至每字的笔画都不能简单放过，都要认真研究，不然就会闹出笑话。他举例说，西文字母一点之差其意大变，将“p o r t”看成“p o rk”就会变“葡萄酒”为“猪肉”，将“oa ts”看成“oak s”也会改“小草”为“大树”，这真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在中国历史上因一字之差而产生大笑话或铸成大错者，所在不少。所以，胡适告诫人们读书时万不可马虎，关键处一定要做到“眼到”。所谓“口到”就是“诵读”，每一字句都要念出来。这一方法有利于熟悉句子结构，也有利于体会文章的气势、风采和韵致。所谓“心到”是指用心思考和分析研究，力求做到“比较参考”和“融会贯通”。如《诗经》里“于”、“言”二字甚多，在不同地方其用意不同，如果不用心比照就会越来越乱，成了一笔糊涂账。在“心到”中，胡适还非常推崇“会疑”二字，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读书才会有大提高和大进展。

　　只有“三到”读书法还是不够的，胡适认为应有第四到即“手到”。所谓“手到”就是强调多动手，这里主要包括标点分段、查阅字典和资料、作读书笔记。而读书笔记又包括四点：抄录备忘、提纲节要、笔记心得、探讨研究。“动手”不仅会帮助你开阔眼界、增强记忆，还会充分调动你的想象力与创造性，使书本上的知识变活，最终成为你自己的东西。换言之，读书是读者被书牵着走，读者再有主体性也要受到书的限制和规范；而动手时读者是主人，书却成了工具，读者可按照自己的观念思想和审美理想进行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经过自己动手的东西往往能够了然于心，甚至终生不忘。

　　谈到“博”的读书目的，胡适说：“所以要博学者，只是要加添参考的材料，要使我们读书时容易得‘暗示’；遇着疑难时，东一个暗示，西一个暗示，就不至于呆读死书了。‘致其知而后读’。”至于那些只通一技一艺者，胡适认为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不会太大，也难有大的作为。胡适本人就是一个读书广博的人，几乎各个领域无所不涉，他还自称自己有“书癖”。

　　在胡适看来，一个人要有大学问必须“精博双修”，只精不博会一叶障目，而只博不精则好似“一张很大的薄纸，禁不起风吹雨打”。当然，对多数人来说，要做到既精又博那是十分困难的。即便是博学专精的胡适，他也说自己偏于博而失于精。1915年2月3日胡适在日记中说：“学问之道两面而已，一曰广大（博），一曰高深（精），两者须相辅相行。务精者每失之隘，务博者每失之浅，其失一也。余失之浅也，不可不以高深矫正之。”

　　胡适还有读书三好。一是夜读。夜读是一种美好的享受，此时正合读书：宁静闲逸、无人打扰、自由自在。中国古人有裸身夜读者，大概深得夜读之乐。夜里时间充裕，可安心读经典大著。夜读还别有一番情调，青灯黄卷伴一杯香茗，那是何等的爽心悦目！二是喜在厕上、电车里读书。胡适读书不择环境，不讲条件，有书即读，他甚至将厕上和电车里的时间也充分利用起来。1914年7月17日胡适日记载：“有人赠我莎士比亚名剧《亨利第五》，全书三百八十余页，用薄纸印之，故全书仅广寸有余半，长二寸，厚不及半寸（英度），取携最便，因以置衣囊中，平日不读之，惟于厕上及电车中读之，约一月而读毕，此亦利用废弃光阴之一法。”三是连贯式读书。有人读书随意性太强，无一定计划，而胡适则强调读书的连贯性，这既包括读书时间不间断，也包括读完一书再换另一本。胡适读书自己规定：每日读书不少于6小时。他还说“读书非毕一书勿读他书”。

　　与林语堂追求读书之乐不同，胡适立足实用、追求完美，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他完整、现实和实用的独特读书法。就好像一个志在高峰的登山者，胡适的读书方法是脚踏实地、有章有法、锲而不舍而又易见成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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