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消防管道阀门井:十年砍柴：商人向朝廷献宝，是媚官而非爱国(南方都市报 200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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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向朝廷献宝,是媚官而非爱国
浮世阅史
◎十年砍柴知名网友
中学时代上政治课，老师告诉我们，西方资本主义的政府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现在想来，资本主义政府为资产阶级服务天经地义，只要这个政府不是仅仅为某一个阶级服务就行了。商人和其他行业的从业者，都是纳税人，他们雇用政府来当管家，管家如果偏袒某一类人，其他人可以通过议会、司法机关以及言论自由、罢工自由来寻求救济。
政府不为商人服务，反过来商人必须为政府服务，这与现代政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在中国漫长的皇权时代，就是这种状态。华人勤劳、聪明，能吃苦，具有经商的天赋，我们翻看成书于明代的《三言二拍》便知。可是，中国却迟迟不能从农耕社会进入工商社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也仅仅是后世学者的自我安慰。关键就在工商社会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难以确立，即政府不是服务型的政府，而是权力通吃一切。商人，往往成为官家生财的母鸡，生杀予夺皆操纵于官家之手，所谓“赵孟能贵之，赵孟亦能贱之”，官家能很容易让商人一夜暴富或者顷刻破产。
在王朝时期，发大财的商人，多半是官员给予其种种特权，比如食盐和茶叶的特许经营权。而商人最不可抗的风险不是天灾，也不是商品价格的浮动，而是得罪了官府。所以，我们看到两千多年来，商人们都得像小媳妇一样，小心谨慎地伺候着官府，看官府的脸色行事。官商勾结盛行的根本原因是官员权力太大，商人要想发财，不得不去勾兑官家。所以，中国历史上，商人“媚官”、“媚君”是常态，其实质是对暴力的低头，是一种经过利益考量的不得已行为，这和“爱国”有本质的区别。
比如王莽的新朝建立，许多富商争着向朝廷献宝，他们这样做和“爱国”八竿子打不着，甚至也不是“爱官”、“爱君”，而是出于恐惧的谄媚。再如1644年李自成进了北京城，大肆拷掠明朝皇亲和官员，将拒不投降的吴三桂留在京城的家眷，除陈圆圆外，悉数杀死。等到吴三桂引清军入关，李自成在一片石大败，眼看保不住北京城了。这时，京城的江西米商以商会的名义，购得几十口棺材收敛了吴家老小。这些商人爱谁？如果李自成不败，他们一定“爱”大顺，而清兵入关占领北京城后，他们不得不“爱”前两天还骂其为鞑奴的清廷。
这样的“媚官”、“媚君”，一不小心，马屁会拍到马蹄上。当年朱元璋定都南京，南京周边的江南富商，都不得不向新的征服者纳款输诚。第一富翁沈万山不但掏钱替朝廷修建南京的城墙，而且表示愿意出巨款犒劳朝廷的军队。这本是体现军民鱼水情的典型行为呀，可穷叫花子出身的朱元璋龙颜大怒，说你一个土财主，怎敢犒劳我皇家军队，居心不良。于是下旨抄没沈家家产，将其流放云南。朱元璋此举只是借题发挥，他早就蓄谋已久，要打击东南富商。富商，对历代官府而言，无非是圈养的肥猪，让他们进食长膘，不是尊重他们，而是为了日后官府自己吃肉。一个没有规则公平、没有竞争自由的帝国里，再有经商天赋的富商，也很难保其财富，甚至保不住人头。
那么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爱国”胜过“媚官”的商人呢？有，但是不多。春秋，中国正处在大转折时期，彼时距秦政尚远。各国的君王权力远没有秦以后的帝王那样大，基本上近似“贵族共治”，国王无非是贵族共同推出来的代理人。这个时期平民的国家认同感强于后世，“弦高犒师”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时候。
秦国派大部队偷袭郑国，在边境被赶着一群羊贩卖的郑国商人弦高发现，眼看着自己的国家将遭遇侵犯，急中生智的他将羊群赶进秦国军营，说郑国国君知道秦军远来，特派自己前来犒师。秦军统帅以为郑国早有准备，便匆匆班师回朝。这个弦高是真正的爱国商人，因为他是在本国君臣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自由作出的选择。这事搁在明清，估计很难发生。哪个商人会冒“假传圣旨”的风险呀，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商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媚官”和“爱国”往往很难两全。抗战时期也涌现一大批爱国的商人，譬如国人熟知的海外华商陈嘉庚，还有指挥船队帮助政府逆长江撤退到重庆的卢作孚，因为这时候中国已经告别了帝制时代。但据此说中国商人从此告别了“怕官”、“媚官”时代，还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