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假枪抢劫定罪:人民解放军总参四部

关于该部的资料很难获取，几乎没有。《DPMP》书系根本就没有提到过它。不过我们还是对其作用及职能有一点了解。Mark Stokes在他的专著中讨论过这个部，Ball也在一篇关于解放军信号情报系统的文章中对四部有所触及，然而他们都没有提供很多细节。正如Stokes指出的那样，存在着一道鸿沟迫使我们还不能真正了解它。

需要补充说明一下的是：专家们对于该部是否被编为“四部”意见上仍有分歧。Ball和Stokes声称“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ECM&RD)在内部被称作“四部”。而SEROLD的《中国军方高级将领》书系则认为“通信部”才是“四部”。

不管怎么迷惑，至少在信息战和电子情报之间应该会有一条大致上的分界线的，当然通信部和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在职责上也可能会有所重叠。有趣的是，Mark Stokes引用了1997年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的一篇论文，作者是Zhang Youcai，该文着重论述了战区电子对抗。通过该文章的标题(就是关于电子对抗的论述)，Stokes推测Zhang可能是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的部长或者副部长(他认为这就是四部)。然而，1999年的《中国军方高级将领》把通信部(《中国军方高级将领》认为这才是四部)部长写成了Zhang Youcai(通信部——四部)。

再后来，很多资深人士在研究过程中发现，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确实是四部。通过前面这些相矛盾的说法，可以发现，事实上很可能在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成立之前，通信部是四部。

Ball和Stokes都认为，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是一个部级的战术电子情报部门，也是三部领导下的战略信号情报系统一个很重要的配合部门。需要着重指出的是，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核心任务是负责战术级别的情报战。

据Ball的资料，“1990年，四部正式组建，级别与二部、三部相同。这说明近年来，中国在战术技侦和电子战方面得到了加强。Ball还声称，在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组建之前，电子战是二部的一项职责。Stokes说：

总参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也就是总参四部)，组建于1990年，负责电子战，包括电子情报、战区威慑、电子秩序。除了执行解放军电子战理论政策所规定的内容之外，四部也向战略目标提供电子防御，例如位于北京西山的军事指挥控制中心。

据Ball说，在向国家重要目标提供电子保护措施的同时，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也掌管全军下至师级单位所属的电子战分队。此外，Ball还说，这个总参二级部“也管理和领导着海空军部队的信号情报和电子战的运作。Ball认为，总参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同各大军区相关兵种分队之间的关系，和前面所述的总参三部同各大军区相关兵种分队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真的是这样吗？虽然这里还不能确认，而这种观点却不可小视。经常有人就有关双重领导的问题提出质疑：战略战术侦听站是隶属于总部的，因此是由总参三部直接管理的。电子战分队，尤其是陆军的电子战分队，更可能作为师级单位的队属兵种分队而受到其所属单位一定程度的领导。同时也不难想象，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也领导着解放军海空军的电子情报收集设施(机载情报收集系统、特别还有海军舰载设施)，以支持全国范围的需要。

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的具体编成情报尚不得而知。我们只能对此进行一些概念上的推测。一般情况下，我们推测其下设办公厅和政治部。此外据推测在这个部里还设有一些局，分别对陆海空三军部队在业务上提供指导，对直属该部的电子对抗部队和雷达兵部队进行垂直领导，或负责一些对口研究所的工作。

Stokes识别出有三个研究院所：

◎西南电子研究所(SWIEE)——即成都第29研究所，负责雷达干扰发射台的研发。

◎总参第54研究所，据Stokes说，该所是专门“为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研制分析雷达脉冲参数的数字电子情报信号处理器的。”

◎合肥第36研究所，负责研发通信干扰发射台。

此外，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还有自己的军事院校。Stokes确认了其中一所是合肥解放军电子工程学院(安徽省)，但这是1999-2000军事院校合并之前的情况，现在是不是这样我们尚不得而知。

值得注意的是，从编成上来讲，Stokes和Ball都只关心了该部的“电子对抗”这一方面——听起来这是为了对抗敌方电子系统的。然而，“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这个名字意味着还有“雷达兵”这一方面。那就是说，该部不仅仅涉及对抗敌方电子系统，也要发展解放军自己的雷达系统和雷达兵部队。所以，可以设想，电子对抗与雷达兵部可能下设两个主要部门：一个电子对抗局，一个雷达兵局。例如，雷达兵局就可能负责起草了1996“全军雷达装备技术管理条例”。

通信部

通信部是解放军信号兵部队的总部。但已远远不只是解放军陆军的一个分支了。它是负责所有军事通信和战略通信及自动化设备的最高国家机构。它在美国军事体系中没有单独对应的部门。

虽然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拼凑出通信部的具体职责，但还是可以通过中国国内公开报道推测出一部分可能属于其的权限。它的角色、职能、活动显然包括有：]

◎开发、建设、指挥、维护全军范围内的军事指挥和控制系统，以及解放军行政管理通信系统(即“全军公共数据交换网络”)

◎可能参与安装、配备和维护位于北京西郊的解放军西山指控中心的C4I系统。]

◎同中央及地方各级政府一道，改造增强通信基础设施。

◎指导和监督各大军区的通信部门。

◎起草并向全军各单位发布战略、战术级的作战通信条例。

◎管理那些可能是隶属于通信部的高技术通信设备研发机构。

◎对直属通信部的战略军事通信部队(可能包括移动通信和固定通信部队)实施军令和军政管理。

◎与总参其他部门(例如军训部)一起，发布通信兵军官、士官、士兵的训练条令和标准。

◎管理培养通信兵军官、士官、士兵的各类院校。

◎负责编撰信息战学术理论

◎在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提供应急通信保障服务，并协助地方通信设施的复原。

◎可能（只是推测），通信部与信息产业部共同负责全国范围的无线电频率管理，后者由前邮电部和电子工业合并组成。

◎据说，总参通信部和全国其它军队地方机构一道，参与了通信和自动化安全保障方面的工作。

◎最后，总参通信部显然也参与了设计、研发、安装和维护全军其它单位的通信和数据网络工程，这些工程需要向非作战应用领域提供长期的通信支持。例如，总参通信部参与了1999年由总政治部组建的“全军宣传文化信息网络”的研发工作。

虽然解放军1999年就被命令与经商脱钩，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高官也宣称这项工作已经结束，但总参通信部似乎仍然在运作一些原先的与通信和计算机相关的业务。据某些人说，解放军（通信部）在商业通信领域的地位反而变得更为坚固了。以前总参通信部直接涉及的公司包括：中国电子系统工程公司，也可能包括平和（音译）电子有限公司，和中国志华（音译）有限公司。

除了管理解放军的军事通信系统之外，总参通信部也在全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现代化建设方面扮演了领头作用。有足够的事实表明，总参通信部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并且趋向于越来越致力与中国各大公司和院校合作，进行商业通信系统和军事工程的发展工作。

虽然中国官方对总参通信部在商业和基建方面的报道很多，但却很难找到涉及其本职工作，在战术、战役、战略级别的军事通信管理和指挥——即C4I系统方面的文章。然而，《解放军报》曾有过一篇简短却明确的报道，列举了由总参通信部负责的解放军军事通信网络的基本构成，以及各个网络的相关概念。

◎军用电话网（非密）

◎保密电话网

◎全军数据通信网络（可能就是上述的“全军公共数据交换网络”）

◎一个“广泛的野战通信系统”，它“整合了声、光、电信号，利用空中、地下、潜艇数据链。”（就像战术/作战网络系统，整合了光纤通信和卫星通信。）

另一个关于解放军通信系统的项目包括：

◎地下光纤网络

◎通信卫星

◎微波通信

◎短波广播站

◎自动指挥和控制网络

这些资料说明，总参通信部似乎设有很多、很多建制内的单位和人员从事着固定通信设施（例如高频通信、微波通信、卫星通信、电话交换系统、对流层散射通信）以及移动（可部署）战略通信设备。这同时也意味着总参通信部下设大量建制内的维护和后勤部队，以对相关设备进行修理、供给、维护、测试、校准，并执行总务方面的职能。如果有谁能够接触到确切数据，得知总参通信部拥有数以千计的“野战通信人员”，可他们并不属于各大军区而直属总参通信部，千万不要为之感到惊讶。

总之，总参通信部肩负的主要军事使命是：规划和实现解放军作战指挥及行政管理通信网络的现代化。总参通信部正负责建设一个长途通信网络，以满足打一场“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急切需要。在这点上，通信部正着力于实现军事通信的“六大转变”。这些转变包括：

1.从模拟通信向数字通信的转变

2.从电缆向光缆的转变

3.从单用途终端向多用途终端转变

4.从机电交换系统向自动交换系统的转变

5.从单任务网络向多任务网络的转变

6.从人工系统管理向自动以及智能系统管理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