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进场检查验收记录:试论辛弃疾的爱国情感

试论辛弃疾的爱国情感

    靖康之变，北宋灭亡，赵勾在南京（今河南商丘）称帝，建立南宋政权。金兵继续南侵，南宋小朝廷节节败退，最后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向金政权纳币称臣，偏安于江南半壁江山。形势的遽变导致民族矛盾迅速上升，统治阶层内部的政治斗争也由党派之争转化为和战之争。南宋朝廷中高宗、秦桧这些统治者，执行妥协投降政策，主张抗战的将相受到排斥，甚至遭到杀身之祸。但这时的广大人民，特别是沦陷区的人民，反对侵略、维护国家统一的抗战活动则轰轰烈烈，士大夫中的抗敌救国呼声也日益高涨。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南宋时期的词风很快就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表现爱国思想的词大量出现，形成了影响很大的爱国词派，涌现出了大量的爱国词人，如李清照、张元干、张孝祥、陈亮、刘过、刘克庄、辛弃疾等，而尤以辛弃疾最为著名。

    辛弃疾（1140-1207），字幼安，号稼轩，历城人。他生在南宋中叶，正是宋金对峙，民族矛盾十分尖锐，中原人民抗金要求不断高涨的时期。这一时期的历史形势是：北方的女真贵族一方面残酷地压迫剥削中原人民，一方面通过和、战两种策略，积极南侵；而江南的南宋朝廷统治集团中，则分为主和、主战两派。主和派苟且偷安，妥协投降，主战派要求恢复失地，统一中原。辛弃疾是主战派人物之一，他一生都为收复失地、统一中国进行着不懈的斗争。他是著名的爱国志士，又是著名的爱国词人，爱国情感贯穿于他的战斗经历、政治生涯和文学起创作的始终。

一、        战斗经历、政治生涯彰显爱国情感

辛弃疾的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起义南归时期（23岁以前） 辛弃疾出生时，山东已被金占领，宋室南渡已十三年。他父亲早死，他由祖父辛赞抚养长大。辛赞富有民族气节，辛弃疾的青少年时代，受其爱国思想很深。辛弃疾为收复失地，报效国家，于一一五四年和一一五七年曾经两次到燕山察看北方地势，探听金军虚实，为军事起事作准备。一一六一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北方人民乘机奋起抗金，济南农民狄京聚众二十多万，声势浩大，威震一时。辛弃疾也组织了一支两千多人的起义队伍，加入狄京军队。他在狄京军中掌书记，与狄京共同谋划军事。为使义军取得官军支持，狄京派辛弃疾同南宋政权联系，不料就在辛弃疾南下联络时，义军的叛徒张安国杀了狄京，投降金兵。辛弃疾得知消息，领着五十骑突入金营，擒获张安国，将他押回南宋朝廷斩首。辛弃疾这一英雄行为，得到了高宗的称赞。辛弃疾从此成为南宋朝廷一抗战将领，这年他二十三岁。

    转辗任职时期（24岁－42岁） 辛弃疾南归以后，从二十四岁到四十二岁，在江淮两湖间辗转任职，消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他相继做过江阴签判、建康通判、滁州知州、江西提点刑狱、京西转运判官、湖南转运副使等地方官，也曾做过司农主簿、仓部郎官、密阁修撰与大理少卿等中央官吏。职务的频繁调动，使他不能久于职守而有所建树。但辛弃疾报国之情炽烈，他在职权范围内，为统一中原，收复失地时时作者努力。“；隆兴和议”后，一一六八年在建康通判任上的辛弃疾，曾作《美芹十论》，分析宋金形势，反对“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争衡于中原”的论调，提出自治图强、恢复中原的治国方略。可惜没有得到朝廷重视。虞允文为相时，他又上呈《九议》北伐计划，但虞允文置而不用。南宋朝廷不让辛弃疾在收复失地、统一国家的斗争中施展才能，却让他到地方镇压农民起义。一一七五年茶民赖文政在湖北起义，浪潮波及到湖南、江西，这时辛弃疾被任命为江西提点刑狱进行讨捕。辛弃疾不能致力于抗金事业，却被派遣去镇压人起义。这是南宋投降派的罪恶，也是辛弃疾政治生涯中一幕悲剧。但是辛弃疾出任地方官时，还做了许多好事。任滁州知州时，他实行“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宋史·本传》）等一系列措施，使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滁州得到恢复和发展。他在湖南安抚使任上，曾“以官米募工浚筑陂塘”（《宋会要》一五二卷），赈济灾民，兴修水利；为防止金兵南犯并为北伐作准备，他还创建以支飞虎军。他任江西安抚使时，旱灾严重，百姓粮荒，富商大贾乘机渔利。他一到任即发布“闭粜者配，强籴者斩”的文告，稳定了市场，“民赖以安”。并在后来给皇帝上书中指出“民者国之根本，而贪浊之吏迫使为盗”（《论盗贼札子》）。他希望朝廷改革吏治以减轻人民负担。辛弃疾怀着收复中原的大志南归，他有政治、军事才能，可是南宋朝廷执行的是一条妥协投降路线，对他终不能重用。二十年来他虽为恢复中原与改革地方弊政作了许多努力，但终得不到支持，甚至遭受打击，处境十分孤立。

    被贬家居和反复起用时期（43－68岁） 辛弃疾在做地方官时，关心民疾，改革弊政。纠弹贪官污吏，引起了一些朝臣的忌恨。于是地方贪官污吏与朝中奸臣勾结多次制造罪名，对他加以贬斥。四十二岁任江西安抚使时，因他曾禁止耕牛战马出疆，惩治通敌分子，赈济灾民，新修水利与创建地方武装事，被指控为“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宋史本传》）落职，家居十年。五十三岁被起用为福建提点刑狱，他为政威严，惩治豪强，置建军用物资仓库，以备恢复之用。兴办州学，又侵犯豪强利益五十五岁在路安抚使任上，又被弹劾为“残酷贪饕，奸赃狼籍”罢官，家居九年。六十四岁被起用为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辛弃疾又制造了万领红衲，准备招募壮丁建军，不料在“疏奏州县害民六事”时得罪权贵，又被扣上“好色贪财，淫刑聚敛”罪名罢官。直至宋金局势迅速逆转，金兵以侵入淮南时，宋朝廷才加封辛弃疾为枢密院都承旨，让他力挽颓局，可是这时的辛弃疾以老病在床，不久就与世长辞了。从四十三岁到六十八岁之间，辛弃疾多次被贬又多次被起用，他的仕途道路坎坷不平。但是，统一中原的信念始终没有动摇。他的一生是在坚持抗金，反对妥协投降中度过的。即使在多次罢官家居，闲散弃置的境遇下，他也一刻没有忘怀分裂的祖国，爱国激情何等枳烈。

二、  抒发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雄心壮志之篇

    靖康之变使中原沦陷，山河破碎，目睹中原人民遭受种族歧视和蹂躏，辛弃疾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收复中原、统一祖国的雄心壮志他的这种志向不仅贯穿着他一生的政治事业，同时在他的诗词创作中也有深刻的反映。他早年即投身抗金事业，“壮岁旌旗拥万夫，锦檐突骑渡江初。燕兵夜捉银胡，汉箭朝飞金仆姑”（《鹧鸪天》），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恢复中原献身；到晚年，他仍是“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贺新郎》），有至死不渝的爱国情怀。他既正面描写抗金战争，“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血污，风雨拂狸愁”（《水调歌头》），以表达自己的赞美之情；也通过送友、祝寿来劝勉友人奋力抗敌，侧面反映自己的心志。他在《水龙吟。甲辰岁寿韩南涧尚书》中，希望韩元吉能够肩负起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历史重任，这虽是勉人，实为自励。“整顿乾坤”，正是辛弃疾萦绕心头的愿望，正如陆游以塞上长城自许一样，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爱国情感，一种崇高的献身精神。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鱼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相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拂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这首词是作者六十六岁时所作。当时韩佗胄执政，想通过北伐建立个人威望，急于用兵。为借重辛弃疾的声誉，起用他为镇江知府。诗人虽是垂暮之年，但因为恢复有望，仍激流勇进，奋起筹划。他登临京口北固亭，缅怀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及其业绩，心潮激荡，写下了这首脍炙人口的爱国诗章。诗人在诗中通过怀古，表达了坚决抗金的主张和强烈的战斗意识，含蓄地批评了韩佗胄轻率用兵的做法。词的上片歌颂了孙权和刘裕，一个打垮了北方入侵者，保卫了国家，一个北伐胜利，气吞万里如虎。诗人通过怀古，既赞颂了古代英雄，以表达自己壮志，又侧面批评了当今朝廷的苟安政策。下片以刘义隆好大喜功导致北伐惨败的史实，告戒当局要慎重备战；又以廉颇老将自喻，表示老当益壮，愿为北伐贡献力量。诗人在怀古中叹今，在使事中言志，全词英气勃勃而又沉郁苍劲。词中一连用了四个典故，既切地、切人，又切事、切情，意蕴丰富，很好地表现了主题。又如《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

    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情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金兵分两路南下，一路由金兀术率领，沿健康、临安一线追击高宗；一路从湖北大冶偷袭洪州（今江西南昌），追踪裕隆太后。据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四谓：“南渡之初，虏人追隆裕太后御舟至造口，不及而还。”宋孝宗淳熙三年（1176），作者任江西提点刑官署设在赣州，当其经临造口时，想起几十年前这段沉痛往事，不禁心潮起伏，写下了这首词。词的上片，写作者俯视江水，眺望远山，既对当年逃亡中无数颠沛流离者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也为汴京如今任在敌手感到伤心。下片开头将江山合写，表现作者抗金之志如江水之东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本句以鹧鸪作结，暗喻此志毕竟难以实现，尤觉无限悲凉这首小词，抚今追昔，写景抒情兼而有之，内容丰富，意境苍凉悲壮。而尤以表现作者抗金之志的“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最为感人。再如《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

举头西北浮云，倚天万里须长剑。人言此地，夜深长见，斗牛光焰。我觉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凭阑却怕，风雷怒，鱼虾惨。峡束苍江对起，过危楼，欲飞还敛。元龙老矣，不妨高卧，冰壶凉簟。千古兴亡，百年悲笑，一时登览。问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阳缆。

    这首词借用雷焕的宝剑在双溪落水化龙，光射斗牛的传说，表现他要求统一祖国的壮志；又借用温峤在牛渚燃犀下照，看见水底怪物的传说，表现他对那些在黑暗中活动的人物的顾虑。这些神奇传说的灵活运用，赋予全诗以积极浪漫主义色彩。

三、抒发壮志难酬、报国无路的愤慨之词

    辛弃疾有“平戎万里”、“整顿乾坤”的壮志，可是南归以后，他大量的岁月是在被贬谪闲置中度过。“大仇不报，大耻不雪，平生志愿百无一酬”（谢枋得《祭辛弃疾稼轩先生墓记》）。这种壮志不酬的悲愤，形成了辛弃疾词作的另一主题。“醉里重揩西望眼，惟有孤鸿明灭。万事从教，浮云来去，枉了冲冠发”（《念奴娇。瓢泉酒酣和东坡韵》）；“不念英雄江左老，用之可以尊中国。叹诗书万卷致君人，翻沉陆”（《满江红。倦客新丰》），都道出了诗人的愤慨情怀。因为久弃不用，投老空山，只好与鸥为盟，与松为友，“管竹管山管水”（《西江月》），“把相牛经，种鱼法，教儿孙”（《行香子》），“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鹧鸪天》）！何等凄凉，悲痛、愤懑！《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是他书写悲愤之情的代表作：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来？求田间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尤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温英雄泪。

    这首词写壮志难酬、报国无门的悲愤，上片以宽大苍茫的境界和落日楼头的情景，刻画出失意诗人的自我形象。用抽刀凝视、拍栏长叹的具体细节，表现诗人的爱国激情。“无人会，登临意”，是直抒胸怀、喊出满腔忧愤。下片用两个历史故事，从反面着笔，说明自己心存报国的积极志愿。诗人既不学忘国思乡的张翰，也不学图谋个人温饱的许汜，他要精忠报国。然而，现在却是坐视年华流逝，纵有万千报国之心也无从实现！一腔孤愤，沉郁悲凉。又如《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音，沙场秋点兵。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淳熙十五年（1188）冬，陈亮访辛弃疾于带湖，二人志同道合，在抗金复国的事业上引为知己，别后辛弃疾以此词相赠。词描写了作者梦中的一次盛大的点兵场面。“醉里”四句，将点兵前将军的豪壮情怀、军营的肃整威严、士兵的昂扬激情，充分地予以展示。“马作”二句，直接描写了练兵时战马奔腾、弓箭齐鸣的热烈紧张场面。“了却”二句，写为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建立个人功名的练兵目的。以上九句，气势纵横、酣畅淋漓。最后一句“可怜白发生”，笔锋陡然一转，写将士们纵有报国豪情、杀敌本领，然而，壮志难酬人已老，诗情顿时转为悲壮。

四、对苟安偷生、委屈求和政策的批判之作

    辛弃疾是一个立志收复失地统一国家的爱国志士，他自南归以来，多次上书献策要求北伐。他在做地方官时，设想多种方法建军备战，以为北伐筹措。但是，昏暗的南宋朝廷，一直妥协投降，不仅苟且偷安，同时对抗战人物多加贬谪弃置。这种腐败状况使诗人十分愤慨，他批判南宋朝廷忘了国耻，“神州陆沉，几曾回首”（《水龙吟》）他感叹国家分裂，而朝廷竟乐此偏安：“吴楚地，东南柝，英雄事，曹刘敌，被西风吹去，了无尘迹”（《满江红》）。他谴责朝廷不思北伐，以致“西风塞马空肥”（《木兰花慢》）；他批判南宋统治者是非不分，贤愚不辨：“千古李将军，夺得胡儿马，李蔡为人在下中，却是封侯者”（《卜算子》）。辛弃疾愤慨地要清除这些抗金事业的绊脚石，蒙蔽君主的小人：“斫去桂婆娑，人道是清光更多”（《太常吟》）。辛弃疾的这类词，或委婉含蓄，或借古喻今，或直立慷慨，揭露性很强，富于战斗性。代表作当属（《摸鱼儿》）：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簷蛛网，尽日惹飞絮。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这首词意以比兴寄托手法，抒发了作者政治上的怨愤之情。上片器第三句，以强烈的感情，写春色在雨打风吹之中匆匆归去，其下依次写惜春、留春、怨春，婉转曲致。作者以春事衰残、春去难留来比喻抗金的大势已去，南宋政局风雨飘摇的危殆形势。下片取典陈皇后事，必于君臣阻隔以及自己遭馋被讥的处境和满腔怨愤之情，同时也对投降派予以辛辣的讽刺。他指出投降派纵能快活一时，最后将落入可耻下场：“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揭露性和批判性可见一斑。

    总之，不管是作为爱国志士的辛弃疾，还是作为杰出词作家的辛弃疾，它的热爱国家的扶倾持危的责任感，他的当仁不让、勇于献身的政治热情，他的一生奋战、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鼓舞和激励了后世的许多民族斗争战士而被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参考文献]

1、于非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

2、金色工作室编《唐诗宋词名篇赏析》  伊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卢晋、傅德岷主编《宋词鉴赏辞典》  湖北辞书出版社200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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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毅主编《宋代文学研究》  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

6、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