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烟筒管:山海经研究

　　《山海经》的医学价值

　　《山海经》的作者是谁？

　　《山海经》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

　　古怪离奇的《山海经》

　　山海经的来龙去脉

　　《山海经》为最古老全球地理书

　　《山海经》的医学价值

　　《山海经》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是先秦文献中一部集大成的百科全书。它记述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科学技术方面囊括天文、历法、地理、气象、动物、植物、矿物、地质水利、考古、人类学、海洋学和科技史等。而其中记载的医学史料、药物知识，对研究祖国医药学的萌芽和演化尤为重要。

　　药物种种叙述详细据吕子方先生统计，《山海经》载录的药物数目，动物药76种（其中兽类19种，鸟类27种，鱼龟类30种），植物药54种（其中木本24种，草本30 种）矿物药及其他7种，共计137种。与《诗经》不同的是，《山海经》所收载的药物有明确的医疗效能的记述。如《西山经》所载的杜衡，“食之已（抑制）瘿。” 《中山经》所载的荣草，“食之已风”。山海经还记载了许多具有预防保健的作用的药物，如《中山经》记载的青耕鸟，“可以御疫。”《西山经》记载的水族鲑， “食之无肿疾”。《山海经》还记载说有的药物具有滋补强壮的作用，如《南山经》所载的祝余“食之不饥”。《西山经》所载的穰木，“食之多力”。此外，《山海经》中还说有些药物具有美容玉肌的作用。如《中山经》所载的荀草，“服之美人色”。《北山经》所载的天婴“可以已座”。从用药理论看，《山海经》所载的药物功效，一般均一药治一病，少数兼治两种疾病。这提醒我们，祖国的中药文化从单味应用到复方配伍，以至后来系统的配伍理论经历了漫长的进化历程。在药物的用法上，《山海经》记载有食、服、饮、佩、席、养、涂、刺、去垢等，比较简单，反映了中医药用药途径的原始风貌。

　　疾与病——开中医之先河《山海经》记载了包括内科、外科、五官科及预防医学的 50余种疾病的症状，有的被后世中医曲籍所采纳。如疠、痈、疸、瘕、痔、癣、痿、蛊、疟、瘿等，已成为中医学的专用术语。世界医学现已规定，“痔”这个词为肛肠病之一的痔疮的名称。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中释瘿为“颈瘤也”。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甲状腺肿大。释疫：“发皆疾也”，指种类传染病。释疠：“恶疾也” ，专指今天的麻风病，这些都反映了传统文化与中医的渊源关系。

　　巫与医——原始朴素的医疗活动《山海经》还中记载了许多“巫”。晋代的郭璞认为巫“皆神医也”。在医药启蒙的上古，巫与医是集于一身的。《山海经·海内西经》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丕凡、丕相……皆操不死之药而距之”。可见，在医学科学不发达的古代，巫医以简单的医药学知识和治疗方法，杂以祈祷、禁咒祭祀等“祝由”之术，给原始补素的医疗活动披上了神秘的外衣。唐代诗人李贺《浩歌》中写道：“彭祖巫咸几回死”。巫咸指的是商朝名巫咸彭。《山海经·大荒西经》上说，咸彭往来灵山采百药，以祛疾疗灾。说明巫医混杂，正是早期医药启蒙阶段的多元的历史特点。《黄帝内经》诞生，标志着巫医两者的解体，中医药学已具备了独立分科的必然。但近年来，随着认识的深化，人们对“ 祝由”有了新的见解，认为其中包含着心理的治疗，情志调摄和气功导引的科学成分。

　　针灸的最先报道者针灸学是中华民族对世界医学独特的创造与贡献。针灸的起源很早，是从砭石疗法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山海经·东山经》说：“高氏之山…… 其下多箴石”。所谓箴石，不仅是原始的外科医疗工具，也是我国针灸术的萌芽。从石砭、骨针、竹针到青铜及铁针，针灸工具的进化只是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值得一提的是，《大荒北经》还记载了气功疗法。说：“继天民，任姓。无骨子，食气，鱼。”文中所说的食气，指的就是气功导引。与后世的“辟谷”当有渊源关系。

　　《山海经》中的关医药学的记载，晚于殷墟甲骨文，早于《黄帝内经》和《五十二病方》。在中医学的发展史上，《山海经》所载存的医药学信息，应该说有着特定的历史环节的传真和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山海经》的作者是谁？

　　《山海经》是我国第一部描述山川、物产、风俗、民情的大型地理著作，又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神话传说的大汇编。全书共十八篇，分为《山经》和《海经》两个部分。《山经》即《五藏山经》五篇；《海经》包括《海外经》四篇，《海内经》四篇，《大荒经》四篇和又一篇《海内经》。它以描述各地山川为纲，记述了许多当地的神话传说。其中《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黄帝擒蚩尤》等神话传说，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因而早已成为全民族的精神财富。此书来源甚古，但作者是谁，至今疑莫能定。自汉代以来，大致有四种说法。

　　一，作者不明说。最早介绍《山海经》一书的，是西汉的司马迁。他在《史记·大宛传》中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表明该书作者不明。

　　二，大禹、伯益说。大禹、伯益是离今四千余年，即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人物。最早提出这一说法的是新养时的刘歆，他在《山海经表》中说：“ 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禹别九州，任上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接着，《列子》中记载说：“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东汉王充在《论衡·别通篇》中说：“禹主行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所不至，以所记闻作《山海经》。“ 《隋书·经籍志》云：“萧何得秦图书，……后又得《山海经》，相传以为夏禹所记。”记述虽有差异，但认为《山海经》系夏禹或与之同时的伯益所作，却成为历来的普遍看法。

　　三，出于众人之手，作于战国，成于西汉说。宋代的朱熹在《楚辞辨证》中首先提出，中国古代的神话集中于《楚辞》的《天问》篇中，《山海经》是根据《天问》而作。王应麟进一步引述朱熹的观点，认为“《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日东首，疑本因图画而述之。古有此学，如《九歌》、《天问》皆其类”。（古代《山海经》确有图画，晋郭璞曾为《山海经图》作《赞》，今《赞》尚存，图已佚。）明人胡应麟说：“余尝疑战国好奇之士，本《穆天子传》之文与事，而侈大博极之，杂传以（汲冢纪年》之异闻。”以成此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 观书中载夏后启、周文王及秦汉长沙、象郡、余暨、下隽宿地名，断不作于三代以上，殆周秦间人所述，而后来好异者又附益之。”今人袁珂则确切地说明：“以今考之，实非出一时一人之手，当为战国至汉初时楚人所作。”并且提出：“除《海内经》四卷是作于汉代初年而外，其余均作于战国时代。”应当是一部长时期的集体合作的著作。

　　四，近代许多学者提出《山海经》作者的新假说。卫聚贤《山海经的研究》和蒙文通《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等文认为，根据书中地名、物名、神怪图象，以及称书为“经”、“藏’等的说法，推断此书很可能是从印度至中国各地的一路记录。而这一记录者，就是战国时墨于的学生，印度人随巢子。这样，又为《山海经》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探索思路。

　　然而，《山海经》的作者究竟是谁？仍有待新的论证。

　　《山海经》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

　　《山海经》历来被认为是中国古代的一部怪书。全书分“山经”和“海经”两部分：前者有《五藏山经》五篇；后者有《海外经》四篇，《海内经》五篇，《大荒经》四篇，共13篇。这样一部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的书，它究竟为何而作，属于什么性质，应归入何种门类呢？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按刘歆《七略》的分类，把《山海经》置于“术数略”的“形法家”。他们认为，此书是“大举九州之势”而求其“贵贱吉凶”，类似后世讲究“风水”的迷信之书。这种分类，不够确切，故后世多不取。

　　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它是专记怪诞的神话故事的。司马迁在《史记·大宛列传赞》中说。“《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首先指出其书的志怪性质。明代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进一步论道：“《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现代学者中也有主张它是记神话传说的。如《大荒西经》中的女锅，《大荒北经》中的夸父追回，《北山经》中的精卫填海，此外还有许多山神、海神、河神、水神、火神、风神、雨神、旱神，以及日月之神等等。

　　另一种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它是一部巫术之书、记祭祀的礼书和方土之书。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称：“《山海经》……盖古之巫书也”。巫在古代是宗教领相，是沟通人和神的，一切祈祷鬼神的活动都由他来管理。《山海经》中记方位、山川、道里，是因为祭祀神灵的需要。其中《海外西经》还记：“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大荒西经》又记：“灵山。……十巫从此升降”。至于《海经》中所记海外殊方异域、神人所居、怪物所在，则是秦汉间鼓吹神仙之术的方土的奇谈。

　　自东汉明帝引见水利专家王景，“赐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后汉书·王景传》），此后不少人就认为它是一部实用的地理书。隋唐史书的各种《经籍志》、《艺文志》，都把它列入“ 地理类”。近世的许多学者，也都相信它是一部既有科学内容、又杂有巫术迷信成分的地理志，它记述了各个地区的山脉、河流，以及草木、鸟兽、矿藏等特产。

　　然而清代纪昀等编纂《四库全书》，把《山海经》又归入“子部小说类异闻之属”。他们在《提要》中认为，’此书“道里山川，率难考据，案以耳目所及，百不一真，诸家并以为地理书之冠，亦为未允。核实定名，实则小说之最古者尔”。此说一出，又引起不少人反对，因为它毕竟不是小说作品。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山海经》原是根据图画所作的说明。南宋朱熹指出：“《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疑本依图画而述之”。其后，胡应麟、杨慎、毕沅等学者都从其说。观书中有些文字，如“叔均方耕”、“长臂人两手各操一鱼”，确实是依图述说。不过，现在所见的《山海经图》都是后人根据经文绘制的。那末，原先的古图究竟有那些？是否整部书都有古图？它所据的古图来自何方？流传至何时散失？现在尚不得而知。

　　至于《山海经》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也说法纷纭。西汉刘歆校定时称其“出于唐、虞之际”，为禹、益所著。东汉时赵晔、王充都信从之。但书中有许多禹以后的事迹，以及秦汉时的郡县名。现代学者一般认为，《山经》的成书较早，约在战国初期；而《海经》的写作则要晚至秦或汉初。它可能是综合各种口头传说材料，陆续编成。

　　是志怪的神话，还是实用的地理书？是巫祝所记的祭礼，还是奇土所编的小说？《山海经》的原图有多少，流传的来龙去脉如何？它的作者又是什么人，成书于什么时代？这些问题，都值得进一步去认真探讨。

　　古怪离奇的《山海经》

　　《山海经》是有名的传世古籍，据说是4000多年以前，尧舜时代治水的大禹和伯益把他们遍游四方、耳闻目睹的事情记录下来所成。传说不足为信，何况学术界至今对它的说法不一，没有个统一的评价。

　　最早把《山海经》整理成文，并且公诸于世的是西汉时的刘向、刘歆父子，他们是把此文作为禹、益治水的记载来看的。甚至到了东汉时的王充，仍然这样认为。但是，现在看来这实在是出入太大。书中分别记载了禹、益之后的很多事，还有称“禹父”、引“禹言”的地方，甚至提到了一些秦、汉时期的郡、县名，也提到了战国后期才出现的铁。对此，隋朝时有人解释为：都是由后人搀入了自己的文字所致。虽然不知此说是否准确，但起码可以说《山海经》不只是禹、益所作。现在学术界认为《山海经》的材料来源可能比禹、益时代更早。开始是口耳相传，在流传中不断增加演变，最终在西汉时写成文字。由此说来，可被称为此书作者的可能会有几个人或10多人。

　　现在人们看到的《山海经)的突出特点是“怪”。书中记载的都是古代的一些怪事和怪物。古怪离奇之至，连最早把它的名字载人史册的司马迁都认为它荒诞不经，难登大雅之堂，“其文不雅驯。缙绅先生难言之”，说的就是由于它的文字不守规矩和不雅，所以那些做过官的，或者其他的有教养的人都难于启口提到它。可能正因为如此，司马迁在提到《山海经》的《史记·大宛列传》中，再没有什么详细的说明。

　　而对《山海经》一书的定性，则古往今来差距很大，分歧更多。最早给它分类并划定归属的当属汉代班固作的《汉书·艺文志》，它在该书中被划在数术略中的那种根据地域、人、物等形状判断其吉凶贵贱的“形法类”书籍之首。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却被看作是经典地理书。东汉王景治水，明帝赐给他的地理书籍中《山海经》就赫然有名，而经过《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等分类检索古籍的史书的登载，《山海经》是地理书似乎已成定论。

　　只是到了明、清时期，各种新异之见才被提出来。明朝时虽然还没有谁确切地重新给《山海经》定性，不过已有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一文中说：“《山海经》，古今语怪之祖。”到了清代学者编修《四库全书》时，《山海经》已被定作小说，并说它是“小说之最古者”。当然，这里提到的“小说”并非今日狭义的小说，而是指中国古代的广义的小说。

　　与此同时，道教徒们又一直把《山海经》看作神仙方士之言，并把它收入《道藏》。进入20世纪以后，接受新的思想方法的学者们开始用新的眼光来考察《山海经》。

　　茅盾认为《山海经》是“一部杂乱无章的神话总集”。而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的《神话与传说》篇中则干脆把《山海经》列作“盖古之巫书也”。这种观点影。晰艮大，被许多学者所接受，于是，形成今日对《山海经》看法迥异的两大派别之一。他们认为《山海经》虽然记述了山川、异域，但是，大多是传闻之辞，很难得以实证；它并不是以讲述地理为目的，不能把它看作实用的地理书。同时，它虽然对后世志怪小说影响很大，但其本身不能算是小说。因而，只能认定它是一部巫觋、方术之书，是古人施行巫术的参考书。另一派学者则坚持传统观点，把《山海经》看作是地理书，甚至有人断言《山海经》是“第一部有科学价值的地理书”。

　　也有人兼顾两派观点指出：《山海经》“是一部巫术性的地理书”。

　　《山海经》除了在作者、创作年代和创作意图上存在着难解之谜外，它的最初形式也裹在迷雾之中。早在南宋时，儒学大家朱熹就指出：“《山海经》记诸异物飞走之类，多云‘东向’，或云‘东首’，疑本依图画而述之。” 即推断出《山海经》的文字之前是图画形式，它是根据图画记述而成书的。而明代的胡应麟、杨慎，清代的毕沆也都认为《山诲经)是(山海经图》的文字说明。这种说法，至今还没有被考古所证实，今天所见的《山海经图》都是《山海经》成书以后所绘制的插图。不过古书记载中，确实时不时可见有关《山海经图》的线索，似乎古代曾有过一部《山海经图》，但是，现在人们既无法确定这部《山海经图》所属的年代，更无法确认它是否真实存在。

　　不过，这部离奇古怪的《山海经}确实浸透着谜。朋友们，你有兴趣去解开它的谜底吗?有时间读一读这部古籍，你可能会获益匪浅的。

　　山海经的来龙去脉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九州大地社会激荡、思想迸发、文化沉浮，其壮丽诡秘之场景在华夏文明史上打下了深刻的印记，同时也留下了许多饶有趣味而又难解之谜；其中有三大千古文化之谜，它们分别是无价文化之宝周室图书档案典籍失踪之谜、大思想家《道德经》作者老子辞周退隐之谜、世界奇书《山海经》作者或编辑者之谜。种种迹象表明，这三大文化之谜是有着内在联系的，让我们从《山海经》谈起吧。

　　《山海经》是一部记录远古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专著，它记述着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的起源和发展，以及这种生存与发展所凭依的自然生态环境。自古相传《山海经》的作者是大禹和伯益，大禹是治服水土的一代圣王，伯益是当时的山林环境大臣。近代多数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是出自一人之手，也不是作于一时，其成书年代或谓在春秋战国时期，或谓在秦汉之际，亦有相信其资料源于帝禹时代者。至于《山海经》的作者更是众说纷纭，或谓楚人，或谓中原人，或谓“海外人士”。其中“中原人士”之说又有两种观点，一说为周人，一说为齐人；而“海外人士”则涉及古印度人和巴比伦人等等。

　　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袁珂先生在《中国神话研究和山海经》一文中说：“《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经多人写成的一部古书，作者大概都是楚地的楚人。” 茅盾先生在《神话研究》一书中称：“《五藏山经》大概是东周之书，理由是：综观《五藏山经》记载，是以洛阳为中心，其言泾渭诸水流域即雍州东部诸山，及汾水南即冀州南部诸山，较为详密，洛阳附近诸山最详，东方南方东南方已甚略，北方最略。”客观地说，《山海经·中山经》详尽记述了楚地山川及楚民神话、习俗，表明作者对楚地有着真切的了解；与此同时，《山海经·西山经》则详尽描述了周地山川及那里的神话、习俗，表明作者对周地亦有着真实的了解。此外，由于《山海经》的篇目名称和结构内容，与齐国学者邹衍的大九州、小九州学术思想及其《终始》、《大圣》等著作的内容有相似之处，因此亦有学者认为《山海经》成书与邹衍学派关系密切。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周时期，周与楚实为并存的王朝。在东周列国中，除了周人称王之外，唯有楚王问鼎并自称为王。事实上，楚与周（包括中原各诸侯国）长期为敌对方，双方时有征伐；一般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当时不大可能有学术大家可以兼通周地、楚地风情的。但是却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事情是这样的，公元前520年周景王死后，周王室在继位问题上发生内战，王子朝（庶长子）占据王城（洛阳）数年，王子丐（嫡次子，被立为周敬王）避居泽邑；公元前516年秋冬之际，晋顷公出兵支持王子丐复位（此举得到中原过诸侯国的响应），王子朝遂携周室典籍（应当还有大量周王室的青铜礼器）投奔楚国，此事被记录入《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和《史记》等书中。

　　在王子朝一行中，既有王室成员、世袭贵族，也有供职于周王室图书档案馆的官吏和学者，而长期供职于周王室图书馆的大思想家老子亦非常可能同行。至于王子朝一行所携带的周室典籍，应当是相当珍贵的，它们应当包括前朝（指商代、夏代及更早时代）的文献、文物，以及周代列王的诰命文件，或许还有各诸侯方国的奏章、报表等文书档案资料。

　　根据《吕氏春秋·先识》记载：“夏太史终古见桀迷惑，载其图法奔商；商内史向挚见纣迷惑，载其图法本周。”这一方面表明周王室图书馆收藏有夏朝、商朝的图册文物，另一方面也说明携典籍投奔“有道之国”乃是一种古老的文化传统，而且也是图书文献管理官员的神圣职责。因此，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如果不是表明他相信楚国将代周而兴，那么就表示他自己仍然是周王室的合法继承人（拥有王室档案乃是拥有王权的必要条件之一）。与此同时，在王子朝占据王城洛阳数年之间，周王室图书馆的官员和学者当仍然恪守职所，这在客观上等于站到了王子朝一派。因此，当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之时，这些官吏或学者无论愿意不愿意恐怕只能与王子朝同行。

　　然而在王子朝奔楚之际，恰逢楚平王死，楚国在继位问题上也动荡不安。种种迹象表明，王子朝一行并没有到达楚国都城，而是滞留在南阳西鄂一带（今日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也就是说，王子朝很可能并没有把周室典籍送交给楚国君臣，而是将它们妥善地保留在自己手中。我国现存史书中，既没有记载楚国何时何地收到过这些周室典籍，也没有明确记载这批这批珍贵文献的下落，这些人类文明史上的无价之宝从此就神秘地失踪了，而且历代出土文物中也不见它们的踪影（或许有部分典籍出土或外传，但人们并不知道它们是周王室图书馆之典籍）。由于王子朝是有准备的带走周室典籍，而且他始终怀着复位的期望；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今天有理由相信正是王子朝将周室典籍秘藏起来了。

　　为此，笔者在历史探索小说《老子隐迹》（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中假设有如下情节：王子朝在携典籍奔楚的途中，接受老子的劝告，对外伪称不慎失火将典籍烧毁以绝人念，暗地里则化装成商旅将周室典籍秘藏在墨山和丹崖山的山洞中（在今河南西峡县境内）。不过，《皇览》记有王子朝之墓在南阳西鄂，当地晁姓氏人自称乃王子朝的后裔；此外，今日河南镇平县与内乡县之间有地名为晁陂，或者亦因住有王子朝后裔而得名。因此，王子朝秘藏周室典籍的地方也可能在上述地区。

　　据《左传·定公五年》记载：“五年春，王人杀子朝于楚。”事件发生在在公元前505年，，但未言及事由和地点。笔者推测此事与周敬王追索周室典籍有关，而王子朝以死拒绝交出典籍。与此同时，老子可能因参与秘藏周室典籍之事，遂辞职隐居直至终老；事实上，周敬王在位长达44年（死于公元前476年），在此期间，老子是不可能再回到周王室图书档案馆任职的。

　　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天道篇》记有：“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见老聃，而老聃不许。”若是《庄子》所言不虚，似可表明周敬王由于未能从王子朝手中追回周室典籍，故而重新向天下征集图书，以重建周王室图书馆。《庄子》书中认为老子与孔子观点不同，故而拒绝了孔子的请求。应当承认，老子经历周王室内乱后，其观念确实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过，老子之所以拒绝充当引荐人乃另有苦衷，其实他已经失去了这种资格，而且也不便公开活动（大约此后不久，老子便西出函谷关，留下五千言《道德经》，从此隐去）。

　　笔者这里之所以介绍王子朝一行及老子行踪，一是周室典籍失踪之谜应当引起我国历史文化界的足够重视（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两千五百年来，始终没有一位学者认真提出这个问题），二是《山海经》的成书与上述事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山海经》一书的作者（包括编辑翻译改写者），很可能正是追随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的原周王室图书馆的官员、学者或其后裔。理由如下：

　　1、从《山海经》的篇章结构来看，具有某种总体框架，当有一个写作纲领或编辑方针，并有一个彼此关系密切的写作班子。

　　2、《山海经》中常跳跃出四言韵句，而《道德经》中亦经常使用四言韵句，此现象已被不少学者注意到。笔者怀疑四言韵句乃上古史官兼巫师的一种常用修辞方法，并被周朝史官所承袭，此点《尚书》亦可为证。因此，《山海经》的编写者当系追随王子朝奔楚的史官（兼巫师和学者）或其后裔。

　　3、《山海经》中的《西山经》、《中山经》内容特别详实准确，表明编写者同时熟悉周地和楚地的山川民俗典故，此正是王子朝一行或其后裔的特长。

　　4、《山海经》中的大量内容，当源自周王室图书馆收藏的典籍资料，其中不乏前朝历史档案记载的上古历史传说，以及各地诸侯国的报表文书和采自民间的神话故事（远古神话传说乃是历史信息的载体，参见笔者所著《追寻远古的信息》，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上述典籍资料其他人是难得一见的，但却是随王子朝奔楚的史官或其后裔耳熟能详的。

　　5、老子的《道德经》，在当时堪称长篇巨著，但却极为仔细地隐去所有特定的事件，必然有其苦心。对比之下，《山海经》也极为谨慎地回避任何与现实有特定关系的事件，当亦有其苦心。或许，《道德经》之隐与《山海经》之隐，都出于同样的原因，即它们的作者或编写者出于某种现实的考虑而竭力想隐瞒自己的真实身份。因此，如果《山海经》的作者或编者是王子朝一行或其后裔，那么他们确实有理由隐瞒自己的身份。此外，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颇有点“里外不是人”的难处，因此他们也不愿意对现实发表意见，而是把主要精力集中到典籍文献的整理编辑上。与此同时，编写《山海经》这样的大部头著作，需要编写者有着充裕的时间、充足的财力，并且没有或少有世俗杂务的干扰；显然，这样的条件乃王子朝一行的后裔所充分具有的，而这种工作也成为他们新的生活方式和生存乐趣。

　　6、相传孔子50岁才读到《周易》一书，时在公元前501年。对此我们有了新的解释，即《周易》等书原为周王室秘藏典籍，外人通常是读不到的；但是自从王子朝携周室典籍奔楚之后，原来秘藏的《周易》等书才逐渐流传出来。这是因为，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财富来源，他们必须寻找新的谋生方式，其中就包括编辑、抄写、撰著并出售各种典籍图书资料（珍贵的原版图书应当早已秘藏起来，但也不能排除有部分原版图书流散于世的情况）。据此，笔者有理由认为，正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开创了中国的图书出版业，而大量周室典籍的传抄流行又促进了教育特别是私学的兴起，而私学的兴盛又促成了春秋战国诸子百家的学术繁荣（正如敦煌藏书的外传促成了敦煌学的兴起一样）。事实上，老子撰写的《道德经》一书，应当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个人撰写的并阐述个人见解的著作；而所谓孔子删定《诗》、《书》云云，则表明孔子收集到一部分散失的周室典籍，并将它们重新整理成册（过去学者均误以为孔子从所有周室典籍中选出了一部分内容编辑成册）。

　　7、邹衍的大九州、小九州观念，很可能得自于《山海经》，或得自于王子朝一行的后裔学者们（古代南阳地区的文化、学术发达，张衡、张仲景、晁错等人才辈出，亦得益于此）。这是因为，大九州、小九州观念含有以某地为中心的思想，然而齐国近海而不处于中原之中心，当时只有周王室的人（包括其后裔）才有着强烈的中央一统的观念。

　　8、《山海经》一书既洋溢着中央四方、天下一统的观念，同时又处处流露出对自得其乐、自给自足的家园小国的赞美和向往。对此，一种合理的解释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仍然深深沉陷于回忆往昔美好岁月的记忆中，那时周王室虽然只有很小的直辖领地，但在名义是却仍然是天下一统的宗主国，因而能够过着体面尊严、富裕安宁的生活。有趣的是，老子在《道德经》里也向往着小国寡民式的理想社会。或许，王子朝及其后裔之所以编写《山海经》，乃是失国后的一种感情寄托，以便在其中构筑出自己的理想。

　　9、事实上，《山海经》的内容既有官方性质，又有民间性质；既有中央意识，又能平等地对待远方异国；既有明确的山川地貌的距离里数，又记录着各地的物产和风情。显然，拥有上述资料（地理图具有军事价值，非常人可见），又能以平等的心态进行描述，亦非王子朝及其后裔莫属。

　　有必要指出的是，王子朝一行及其后裔学者，乃是《山海经》一书的编辑、整理、改写者，而不是《山海经》一书的原作者。实际上，根据笔者对《山海经》长达二十多年的多角度研究，认为《山海经》一书是由帝禹时代的《五藏山经》、夏代的《海外四经》、商代的《大荒四经》、周代的《海内五经》四部古籍合辑而成的。有关论述可参阅笔者所著《山海经地理复原图注》一书，以及其他相关的论文。

　　不过，我们今天已很难一一分辨出《山海经》中究竟有哪些内容是传自上古，哪些内容是由王子朝及其后裔学者所改写或补充的（也不能完全排除后世其他学者又进行过改写或补充）。例如，《山海经·中次十一经》记载丰山上：“有兽焉，其状如猿，赤目赤喙黄身，名曰雍和，见则其国有恐。神耕父处之，常游清泠之渊，出入有光，见则其国为败。有九钟焉，是知霜鸣。”郭璞注谓：“清泠水在西鄂山上，神来时水赤有光耀，今有屋祠也。”由于王子朝避居西鄂，笔者颇怀疑上述记载与王子朝奔楚一事有关：1， “雍和”乃吉祥之名称，反言其“见则国有大恐”，当为“好人不得好报”之意，似在为王子朝伸冤；2，神“耕父”之名有勤劳为民之意，却称“见则其国为败”，亦在记述王子朝的不幸遭遇；3，所谓“有九钟焉，是知霜鸣”，此九钟乃是周王室的重要礼器，当系王子朝奔楚时带走，其时正值深秋初冬，“是知霜鸣”可能是当时政局将变的一种前兆现象，被王子朝一行及其怀疑铭刻在心。

　　由于《山海经》是一部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专著，具有极高的军事和政治价值，因此必然要影响到它的流传。笔者推测，《山海经》由王子朝一行的学者整理编辑成书后，被作为重要礼品送给了楚国（王子朝一行在楚国政治避难，当然要送给楚国君臣一些贵重礼物，其中应当包括典籍、礼器。事实上，今天在荆楚一带之所以出土有大量青铜礼器，或亦与此有关），并长期只在楚国上层流传，因此屈原有条件读到《山海经》，并据此创作出千古绝唱的《天问》等诗篇。在此前后，秦国对楚国构成巨大威胁，为了安全起见《五藏山经》中有关秦国与楚国交通要道的山川地貌的内容被人有意删去，这部分内容便成为失传的中次一经，其地理方位大约在今日秦岭南麓的汉水、丹水一带（现存版本的中次一经原属被次二经）。

　　再以后，楚国被秦国所灭，《山海经》很可能与其他典籍一起被收藏于秦王朝图书馆内（在此之前，吴军亦曾攻入楚都，不知是否有文献典籍的转移）。此后，刘邦率兵先入咸阳，秦王朝图书馆的大量文献典籍被萧何收取，并成为汉王朝图书馆的重要文献资料来源；至此《山海经》一书才逐渐被汉代学者所知，可惜司马迁在写《史记》时由于不能很好地解读《山海经》的内容而未能引用其资料信息。

　　《山海经》一书成为显学而为天下学者所知，是西汉末年的事情。公元前26年（汉成帝河平三年），汉成帝为了扩充国家图书馆馆藏，一面向天下征求遗书，一面命光禄大夫刘向等人对各类古籍进行大规模的编校整理，其中即包括《山海经》的编校工作。公元前5年，刘向之子刘歆（后更名为刘秀）子承父业继续古籍整理工作；此后不久，刘秀便提交《上山海经表》，将原来流传的三十二篇《山海经》，整理校定为十八篇的《山海经》，我们今天看到的各种版本《山海经》均源于此。事实上，《山海经》在汉代受到各界人士重视，与刘向父子以及东方朔等人的努力分不开，因为他们根据《山海经》的记载，解释了许多远方异国的异俗异物和出土文物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刘秀所校定的十八篇《山海经》原版，以及刘秀所依据的三十二篇《山海经》原版，均早已失传。《山海经》在汉代中期流行一阵之后，，便重归于寂寞。大约三百年后，东晋学者郭璞（公元276～324年，具有方士色彩）对《山海经》进行了全面的校订和注释，从此《山海经》一书又重新流传于世，至今不衰。

　　关于《山海经》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山海经》与《山海图》的关系。我们今天看到的山海经图，多为一幅幅线描的怪兽人神插图，它们大体出自明代学者王崇庆的《山海经释义》（附图一卷）、清代学者吴任臣的《山海经广注》（附图五卷）、清代学者汪跋（替字）的《山海经存》（附图三百余幅）。此前，宋代画家舒雅、南朝画家张僧繇亦画过山海经图，可惜均失传了；晋代名士陶渊明有诗曰：“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府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从他的咏山海经诗中可推测，其所见到的仍然属于插图性质，当与郭璞所见类似。

　　至于刘向父子、东方朔、司马迁等人是否见到过山海经图则不得而知。由于《山海经》的许多文字都具有“看图说话”的性质，因此不少学者相信《山海经》乃是对《山海图》的文字说明，而《山海图》最初是被大禹铸在九鼎之上的，后来部分图又被画在楚国祠堂的墙壁上，并不断出现在汉代的石刻画像里。

　　应当说明的是，具有“看图说话”性质的山海经图属于自然地理图和人文地理图，因为它们有着地理方位信息的内涵，因此与后世的山海经插图性质完全不同。笔者推测，最早的《山海图》应当图文并茂，其上既有图形图画，也有文字，还有大量图画式的文字（或许类似东巴文字，以及某些岩画、陶画图案）。其实，汉字的前身是象形文字，象形文字的前身是图画；而我们祖先在发明并广泛使用文字之前，曾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用图画记录信息的时期（配合以神话传说）。事实上，远古有关八卦图、河图、洛书、白泽图的传说，其实质都是用图画记事，其中河图、洛书属于自然地理图，白泽图则属于人文地理图。

　　遗憾的是，我国远古时代的自然地理图和人文地理图均失传了；但是，《山海经》却奇迹般地流传至今。根据笔者的研究，《山海经·五藏山经》是帝禹时代（公元前2200年前）所进行的国土资源普查的考察报告，当时所绘地图即早已失传的《山海图》。为了再现《山海图》，笔者与画家孙晓琴女士合作，自1995年起陆续绘有350幅白描暨水彩山海经神异图（昆仑出版社出版）、上百幅国画山海经神异图、数十幅山海经艺术地理复原图和山海经远古部落文明图组画，并于1999年9月9日创作出巨画《帝禹山河图》，画高5·4米、宽7·8米，将《五藏山经》记述的447座山，以及相关的水系258处、地望348 处、矿物673处、植物525处、动物473处（其中许多神异动物实际上是由人装扮的）和人文活动场景95处全部绘出，显然这是数千年来的首创，具有极高的科学、艺术、收藏价值，亦可告慰帝禹在天之灵。

　　事实上，《山海经》是记录中华民族文明与文化起源与发展的最珍贵的历史典籍之一，它是一种与金字塔、兵马俑同样重要同样有价值的人类文化遗产。这正是笔者要历时二十余年探索山海经来龙去脉的原因，那是来自远古的信息，我们有必要倾听倾听再倾听，只有这样人类的生存经验才能延续下去。

　　《山海经》为最古老全球地理书

　　1979年起，因研究中国古书中的UFO记录所需，曾购买并阅读不少历史、神话、考古等类书籍，对上古史及神话产生浓厚兴趣，于是投入很多时间专研古书，一股莫名的「寻史情怀」油然而生。其中以《山海经》一书给我很大的疑问，因为学界都认为山海经是神话，可是，我深入研究后发现真相并非如此，因为《山海经》自殷商至战国成书以来，以至于明朝胡应麟之前，都被视为「实用地理书」，胡氏以一己之见视其为古今语怪之书，后人便以神话大全看待《山海经》，我认为此为后世学界的大谬，至今也是如此。

　　不久又读到《中国人发现美洲》一书，激起还原「世界上古地史」的雄心大志，但自己并非学历史出身者，此念头实在不自量力。1986年，我认真的研究，并依书中记载自绘地图，画出了超过古代中国版图的山海经地图，当时直觉就认定《山海经》不仅是最古老之中国地理书，亦是最古老全球地理书，因为其描述内容广至全球。

　　我深深认为该书不仅描述美洲、亚洲、欧洲三洲之山脉、河流(流向)、矿物、动物、植物，更描述上古风俗民情以及信仰崇拜，并不是现代学者通认的「神话」而已。结果，我在文献中得知美国易经考古学会曾于70年代，在美国、加拿大、日本、欧洲、台湾等地展出1972年在亚利桑那州出土的许多零碎陶片，其中一件已有7000年历史的古印第安人彩，其上刻划有易经文字。美籍华裔考古学家洪天水经过数十年考证，加上在圣地亚哥又出土破片，发现有9个符号与中国半坡文化使用的表意符号完全相同，经过比对113个标本，又将符号表意内容与中国古籍和易经印证，发现这些彩应是中国人自上古半坡氏族移居美洲的一个明证。

　　再加上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人类考古学教授，根据对9000名哥伦布以前美洲印第安人、阿留申人和爱斯基摩人牙齿及骨骼的检查，作出美洲先民于2万年前来自中国北方的结论，他认为来自中国的移民可能分三批，一批是经由白令海峡陆桥的南缘移来，美国西北部的那狄恩印第安人则经由陆桥北缘从西伯利亚大丛林来到美洲，另一批为远洋渡海而来。

　　地球科学已证实白令海峡原本是连接亚洲和美洲大陆，此陆桥因14000年前巨大的冰河溶解，海平面上升而淹没。而10年前，一些欧美学者经过考证认为，约在3000年前，即殷商末年，一批中国人就已来到墨西哥，由于在秘鲁出土的一尊奇特女神铜像，双手提着铜牌，其上铸有「武当山」三个南北朝时的汉字；在墨西哥又发现一方「大齐田人之墓」的墓碑，考证为战国或秦末从山东半岛横渡大洋来到美洲的田齐人埋骨遗迹。

　　美国圣地亚哥大学博士针对在加州海岸外发现的古石锚及11块大石块做研究，认为是早期中国人横渡太平洋的证据，因为对照古文物和实物，以及美国科学机构鉴定，认定此石锚岩质「不存在于北美洲太平洋岩岸，而同南中国海岸地区所产灰岩一样」，应为5只石锚及其附具。

　　有了这些美国学界的考古发现，提高了我对人类上古活动研究的兴趣，也更加认定《山海经》是世界地理书，十多年来一直无法忘怀此观念。近年研读上古史，知中国人海上航行，始自新石器时代晚期，在大陆东海之滨已有7000年前的船桨出土，证明了此点的可能性。

　　而考古学上已知殷商时代已使用青铜器具，且有能力将独木舟改良为稳定性强、载量大的木板船。研读古书知武王伐纣时，数千兵马仅用47只船，一日之间横渡黄河孟津。《史记˙周本纪》中的记载已反映了武王所乘船只之大、船行之速、吃水之深的盛况。

　　因此，个人思考「殷人东渡」可能选择当时最合理的沿海岛东航的「阿留申群岛」航线，因为此海路不仅比陆路(白令海峡陆桥)方便，且殷人素习航海，当时已知用风帆为动力，更有掌握航向的舵桨，且我研究古代天文学，知殷人天文学已能测得新星，也有早期天文导航术，更由美洲沉锚判断，殷商时已有能载百人以上的大船，此类种种均使我坚信我想法的正确性。

　　但为何殷人要远洋东渡？因为在周武王伐纣之前，商纣王曾把大军留驻于被征服的「人方」 (今山东省)，商朝灭亡时，大批殷人逃向海外，也就成为很正常之事。而且由山东半岛出航，东渡日本，沿日本列岛之东向北，过千岛群岛、阿留申群岛，再沿亚洲美洲连接处的白令海峡陆桥，过阿拉斯加前行，南下美洲西岸的加拿大、美国，驶抵墨西哥，再下到南美洲秘鲁。

　　此路线沿途有陆地岛屿，有鱼、禽、果可供食用，又有黑潮暖流，常年顺风顺水，木船航行毫无困难。后世航海学者及造船学者也多次以木船实验，证实此点。因此，个人对上古殷人移民美洲之事件极感兴趣。

　　1981年读到《中国历史地理论文集》，知东汉明帝时王景治水，明帝赐以《山海经》等书，可见当时看《山海经》为实用地理书，而自《汉书》至《旧唐书》之间近900年，观念没改变，甚至到明朝亦是如此。然而到胡应麟《少室山房笔录》以其个人所见认为《山海经》为古今语怪之书，将传统数千年视《山海经》为地理书之观念开始扭曲，至清代修《四库全书》，将《山海经》放在「子部小说家类」，从此《山海经》就被后世之人视为神怪(神话)书。

　　我觉得很奇怪，一部流传数千年的地理书，在明朝被一位学者以一己之见扭曲为神怪书，后世学者不仅不去还原《山海经》的原貌，进行地理志的研究，当今若干学者竟附从沿袭扭曲观点，大作山海经神话及神怪文章，何能称为史实研究？

　　有此种「义愤」思想，再加上殷人出洋的考古发现，使我在10年前结合此二种思维，便深入研究《山海经》，并一一依经文画出上古地图，用现代精密地图对照，总归言之，〈东山经〉谈的是自阿拉斯加、加拿大、北美到南美洲的西岸地理；〈南山经〉为亚洲中南半岛地理；〈海外南经〉及〈海内南经〉已描述到中东的红海；〈大荒南经〉描述到孟加拉国湾；〈西山经〉描述华北地理；〈海外西经〉及〈海内西经〉描述中亚地理；〈大荒西经〉描述远及地中海。

　　因此研究《山海经》可以知晓上古时代的全球地理、航海技术、风土民情等，若和现代地理做比较，正符合目前「地球村」观念之推展，以古鉴今，值得当今世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