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内部控制手册:《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书摘连载

作者：珀金斯    文章发于：读书频道    点击数：5175    更新时间：2007-2-3      热 荐  ★★★ 【字体：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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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题记
内容简介

    作者巧妙地运用了惊悚小说的写作手法，以内幕知情人的身份，讲述了一个个真实的、具有影响力的、有启迪性的故事。书中披露了“美国援助”背后的真实企图、美国“经济杀手”的真实面目。这本书是约翰·珀金斯以小说形式写成的自传，也是他的自白书、忏悔录，使人眼界大开。
    该书以时间为序，讲述了约翰·珀金斯如何从一个为帝国效忠的仆人，蜕变成一个为受压迫者的权利积极奔走的人。他曾被美国国家安全局秘密招募麾下，为一家国际咨询公司工作。他的足迹遍布全球许多角落——印度尼西亚、巴拿马、厄瓜多尔、哥伦比亚、沙特阿拉伯、伊朗和其他一些对美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国家。他打着要让这些国家摆脱贫穷的旗号，实际上肩负着为美国推行公司王国（政府、银行和企业的联盟）政策的重任——这项政策疏离了许多国家，从而最终导致了9·11事件的发生和反美情绪的高涨。

    珀金斯的故事道出了他和他的同事——那些自称经济杀手的人所做的一切及其产生的结果。书中讲述了他如何实施他的一个阴谋——将数百亿美金的石油巨款从沙特阿拉伯转移到美国，并且增进了信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沙特阿拉伯议会与几代美国政府之间的友谊。另外他还举出了“经济杀手”和“走狗”在伊拉克彻底失败的例子。萨达姆民族主义情绪强，“经济杀手”不能成功。他身边警卫严密，而且有许多替身，美国派出的“走狗”无法辨认真假，暗杀不成。最后美国政府只有用战争把他赶下台。珀金斯说，如果萨达姆听美国的话，那他不仅会稳如泰山，而且会得到美国更多的武器援助。

    珀金斯揭开了近代历史上几起重大事件背后的秘密——这些事件均由美国帝国主义所控制——例如伊朗国王的倒台、巴拿马总统奥马尔·托里霍斯之死以及美国入侵巴拿马和伊拉克。

    作者在结尾中说：“我们生活在谎言之中。”由于美国可以任意发行钞票，它就有钱让“经济杀手”去贿赂他国的统治精英，先使他们背一身债，无法偿还，再用讹诈的方法使他们为美国战略利益服务。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这本不少人劝告珀金斯不要继续写下去的书，揭露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系统的内部运作方式。全球化在这个系统中不断酝酿着，然而其结果是让地球上无数人陷入贫穷。该书为创造一个充满正义和同情的世界，为在安全的前提下真正实现“美国梦”带来了新的希望。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　题记
作者介绍

    约翰·珀金斯，美国人，他是一个非常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约翰·珀金斯在生活中担任过四种角色：经济杀手、一家能源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本地文化专家兼萨满教徒，以及教师兼作家。
    1967年，22岁的约翰·珀金斯就被国家安全部门的一位高官看成发展对象。大学毕业后就被派驻国外服务。美因公司负责为世界银行审批贷款的副经理开始和他接触。公司深知他的志向与弱点，派了一位年轻、漂亮、老练的工作人员引诱、动员和训练他。1971年，他终于同意到国外当经济杀手，但公开身份是公司的经济学家。

    作为一个经济杀手，他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亲历和见证了现代历史上最富戏剧性的事件，包括沙特阿拉伯洗钱风波、伊朗国王的倒台、巴拿马总统之死、美国入侵巴拿马以及其他导致2003年伊拉克战争最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这些事件在书中都有记述。

    1980年约翰·珀金斯创立了美国独立电力公司（IPS），在他的领导下，该公司成为行业的领头羊。1990年他卖掉了IPS，他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为原著民争取权利以及环保运动的拥护者。其间，他写了五本有关本土文化、萨满教、生态学和可持续发展的书籍，被译成多种语言出版，并创立了很多旨在改善环境、保留原著文化的非营利组织。其中一个比较著名的组织是“梦想改变联盟”（Dream Change Coalition），提出了“地球污染抵消租约计划”，该计划提倡以实际行动减少对大气的污染，帮助原住居民保护热带雨林，提倡“尊重地球”。

    在美国“9·11事件”发生之后，约翰·珀金斯逐渐相信，自己有责任与大家分享作为内幕人所洞悉的有关美国政府、国际援助组织以及大型跨国企业的一切。他认为，就是这些机构，最终导致的“9·11悲剧”的发生。因此，他终于下定决心完成这本书。

    整本书弥漫着一种悔罪的情绪。最后约翰·珀金斯在书的尾声部分写下了自己的忏悔，他觉得自己对不起他的祖国，对不起女儿，对不起全世界因为他和别的“经济杀手”的所作所为而受苦难的人，也对不起他自己。“我们已经进入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不过，我们仍有机会提升自己的良知。”约翰· 珀金斯决心尽自己的微薄之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第1章　一个经济杀手的诞生

    事情的开始其实很简单。
    1945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我的父母都有新英格兰北方人的血统，他们严厉、守旧、坚定，秉承从几代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清教徒式的道德观。我的母亲后来成为一名中学拉丁语教师，而我的父亲则是一名海军军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的父亲在大西洋一艘油轮上当海军上尉，负责带领武装炮手班。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汉诺威市出生的时候，他还在得克萨斯州一所医院养髋骨的伤。我在1岁之前从未与他见过面。

    后来他在提尔顿学校（Tilton School）教语言。提尔顿学校是新罕布什尔州郊区一所私立的男生寄宿学校。学校坐落在高高的山上，自豪地——有人说是傲慢地——矗立着，俯视着那个与之同名的小镇。这所在外人看来有点唯我独尊的学校，招收9～12年级的学生，每个年级最多招50人。这里的学生一般都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加拉加斯（Caracas）、波士顿（Boston）和纽约（New York）的有钱人家。

    我家里很贫穷，可是，我们从来不觉得自己是穷人。尽管在学校当老师仅能得到一份微薄的薪水，然而我们生活的必需品：食物、住房、暖气、供水，甚至替我们剪草和铲雪的工人都是由学校免费提供的。从4岁那年开始，我就在预备学校的食堂吃饭，在父亲任教练的足球队里追着足球恣意奔跑，或是在衣帽间给球员分发毛巾。

    这里的老师及其家属在当地人面前有很强的优越感，我曾经听到我的父母戏称我们是“庄园主”，管着那些下贱的镇民。我知道，那不仅仅是个笑话。

    我小学和中学的同学都属于农民阶层，他们的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伐木工人和磨坊工人，他们都痛恨“山上的预科生”。于是，父母亲也不让我接近那些他们称之为“婊子”和“荡妇”的镇民家的女孩子。然而从一年级开始，我就与她们混在一起，我将我的蜡笔、笔记本等文具与她们分享。后来我还陆续爱上了其中的3个女孩子：安（Ann）、普里西拉（Prescilla）和朱蒂（Judy）。我很难理解也不能接受我父母的观点，可不管怎样，我还是听他们的。

    我的父亲每年放3个月假，这时候我们会到爷爷在1921年修建的一座湖边小木屋那儿度假。这里森林环绕，晚上能听到猫头鹰和美洲狮的叫声。在这里，我们没有一个邻居，而我则是这个地方唯一的孩子。最初几年，我将树木当作是《圆桌武士》（Round Table）小说中的傲勇骑士或是想象成安、普里西拉或者朱蒂这些红颜知己（在不同的年份，把它们想象成不同的人）。我的热情就像骑士兰斯洛特（Lancelot）① 对格温娜维尔（Guinevere）那样浓烈，而且深藏不露。

   14岁的时候，我可以免学费到提尔顿学校上学。由于父母的干涉，我不得不与小镇完全脱离关系，也不准再和那些老朋友见面。我的新同学们放假回到他们的别墅和豪宅的时候，我就自个儿在山丘上游荡。我看到他们都有女朋友，而且都是淑女，而我却没有。我以前认识的女孩子都是“荡妇”。我早就把她们抛诸脑后，她们也应该忘掉我了。我倍感孤独，而且极度沮丧。

    我的双亲都深谙“控制”之道，他们说，总有一天我会因此而感谢他们，能有这样的机会是我的幸运。我会找到一个完美的妻子，一个能够完全迎合我高尚道德标准的伴侣。对此，我内心一阵激动。我非常希望有一个女性伴侣——更确切地说，我希望有性经验，而“荡妇”这个词听来是如此的诱人。

    尽管我内心反叛，然而，我能克制住我激动的情绪，我力争出类拔萃，这可以让我从中获得快感。我是一名优等生，还是大学里两支运动代表队的队长，同时兼任校报的编辑。我要让那些有钱的同学羡慕我，让提尔顿学校永远以拥有我这样的学生而倍感荣耀。读高年级的时候，我获得了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的全能运动员奖学金和米德尔布里（Middlebury）学院的学业奖学金。我的父母希望我读米德尔布里学院，尽管他们知道布朗大学是常春藤名牌大学联合会（Ivy League）的成员学校之一，但因为母亲毕业于该校，父亲也正在攻读该校的硕士学位。然而，我却希望就读布朗大学（因为我愿意当运动员，也因为这所大学在城里）。

    “当运动员？要是你摔断腿了怎么办？”父亲问我，“我觉得你应该选择学业奖学金。”

    尽管我心有不甘，但最后还是选择了米德尔布里学院的学业奖学金。米德尔布里，在我看来，只不过是放大版的提尔顿而已——尽管学校位于佛蒙特州（Vermont）的郊区，而不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乡下。这所学院同时招收男女学生，绝大多数学生都非常有钱，可我是一个穷孩子，并且我曾经在一个没有女生的学校里一呆就是四年。我缺乏自信，缺乏跟女孩子交往的经验，自觉低人一等。我恳求父亲准许我离开这里，或者是让我休学一年。我想搬到波士顿去体验人生，当然还有女人。可他充耳不闻，还反问我：“要是我自己的孩子都不愿呆在这个学校里，我还怎么说服别人家的孩子来这里读书？”

    于是，我开始觉得，人生只不过是一系列偶然事件的组合。我们应对这些偶然事件的方式将决定我们的未来。而我生命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偶然事件都发生在米德尔布里学院。一个是遇到了伊朗国王的顾问兼将军的儿子；另外就是邂逅了一位也叫做安的美丽女子——与我童年时的女朋友的名字一样，她后来成了我的妻子。

    将军的儿子叫法哈德（Farhad），他以前是罗马的职业足球队员。他有很高的体育天赋，拥有一头漆黑的卷发，一双温和的胡桃色眼睛，还有着傲人的背景以及女孩子无法抗拒的魅力。他在许多方面都与我截然相反。我努力和他套近乎，并且赢得了他的友谊。从他身上学到的很多东西让我在往后的日子里受益匪浅。我遇见了安，尽管当时她正与另外一个学校的男生打得火热，但是她却并没有拒绝和我交往。一开始，我们之间维持着一种柏拉图式的关系，可她让我第一次体验到什么是真挚的爱。

    法哈德怂恿我喝酒、参加派对，无视父母对我的教诲和严格要求。于是，我故意疏于我的学业，因为我要打断“学业”的腿，来报复我的父亲。我的成绩一落千丈，进而丢掉了奖学金。大学二年级的一天，当课上到一半的时候，我决定中途辍学。父亲扬言要与我断绝父子关系，法哈德却继续火上浇油。头脑发热的我一头撞进了校长办公室，于是我退学了。这是我生命中的一个关键时刻。
    我离开学校的前夜，法哈德和我在当地一个酒吧痛饮庆祝。旁边一个身材魁梧的醉汉，说我勾引他老婆，他将我倒头提起，朝着墙壁扔过去。法哈德走过来将我们俩分开，掏出一把刀子，在那家伙脸上划开一道口子。接着法哈德拽着我离开酒吧，他将我从窗口推出去，推到酒吧外边的“水獭河”（Otter Creek）上一个突出的窗台上。我们跳下去，然后沿着小河一路跑回宿舍。

    第二天早上，校警盘问我的时候，我撒了谎，我矢口否认法哈德干过那件事。不过，后来法哈德还是被赶出校门。后来，我们俩都搬到了波士顿，租了间房子住在一起。我在赫斯特的《纪录美国/星期天广告人报》（Record American/Sunday Advertiser）找到一份工作，给该报的总编当助手。

    那一年下半年，我的几个同事被征召入伍。为了逃脱同样的命运，我到波士顿大学商业管理学院进修。那时候，安已经和前男友分手了，她经常从米德尔布里过来看我。我当然很感激她对我的关心。1967年，安从米德尔布里学院毕业，当时我在波士顿大学还有一年才能毕业。安坚持在我们结婚之前不和我住到一起。虽然我一边开玩笑说自己被绑架了，但是也对自己从父母那儿沿袭的古板、假正经耿耿于怀。我和她在一起很开心，可我想要更多，于是我们结婚了。

    安的父亲智慧超群，是导弹导航系统的主要策划人，因此，他在海军中的地位非同一般。他的一位好友，安称之为“弗兰克叔叔”（非其真名）的人，是国家安全局（NSA）的最高级部门的官员。国家安全局是美国最不为人所知，也是最大的间谍组织。

    结婚后不久，军队召集我去体检。不幸的是，我通过了体检，这也就意味着我毕业后有可能被派遣到越南去。尽管我对战争很感兴趣，可我非常不愿意到远在东南亚国家的战场上去。我是听着那些殖民开拓者的祖先们的故事长大的——像托马斯 · 潘恩（Thomas Paigne）和伊桑 · 艾伦（Ethan Allen）。我参观过位于新英格兰和纽约北部的很多战场，包括法国和印第安人作战的战场以及独立战争时期的所有作战场地。

    我读过我可以找到的每一本历史小说。事实上，当读到相关陆军特种部队首次进入东南亚情形的时候，我倒是很想参军。后来，媒体曝光了美国政策的残暴和自相矛盾，我就改变了想法。我不知道潘恩会站在哪一边，可当时我想，他肯定会站在越共那边。

    弗兰克叔叔救了我。他告诉我到国家安全局工作可将我的征召延期，他安排我和局里的人进行了一系列面谈。有一天我感到筋疲力尽，因为那一整天我都在测谎仪监控下回答问题。他们告诉我，这些测试能判断出我是否具备在国家安全局工作的潜质，如果我有这方面的潜质，他们将对我的优点和弱点进行测评，而这些测评是日后给我安排具体工作的依据。当时我就认为，鉴于我对越战的反对态度，我肯定通不过测试。

   在测试中，我承认我是一个忠诚的美国公民，我反对战争。我很惊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穷追不舍。相反，他们更加关注我的成长经历，我对父母亲的看法和态度，还有我作为一个穷学生在那些有钱的预科生、富人堆里长大的心理情愫。他们也仔细探讨了我对缺乏女人、性和金钱的挫折感以及由此带来的幻想症等。他们对我和法哈德之间的友谊很感兴趣，尤其是我向校警撒谎，维护法哈德的那件事，这让我感到很纳闷。

    一开始，我以为这一切都对我有害无益，我注定要被国家安全局拒之门外，但结局出乎我的意料。多年之后我才明白，从国家安全局的角度来看，我的反面性格特征正是他们所欣赏的。他们看重的不是我对国家有多忠诚，而是我在生活中所遭受的挫折的程度。对父母的怨恨、对女人的性幻想、对丰裕生活的渴求以及易被诱惑，所有这些“特质”让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可造之才。我在学校和体育上力求出众的决心、我对父亲的反叛、我与陌生人交往的能力、我对警察的谎言，都是他们看中的品质。后来我发现，法哈德的父亲也为美国情报机关在伊朗本土服务，而我和他儿子的友情无疑成了我进入国家安全局的一个重要筹码。

    测试后几个星期，我被安排了一份工作并且开始了我的间谍技巧培训，当然这是从波士顿大学毕业几个月后才开始的。在我正式接到工作许可之前，我又冲动地参加了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招募者在波士顿大学的讲座。他们的主要“卖点”也和国家安全部一样——能去那里工作的学生也可延迟参军。

    决定去听那个讲座也是我生命中的几个重要的“偶然”之一，当时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却决定了我以后的命运。招聘人员介绍了全球几个最需要志愿者的地方，其中之一就是亚马逊热带雨林。在欧洲人踏足这片土地之前，当地人过着原始的土著生活。

    从我的先人们在新罕布什尔安家时起，我就一直梦想可以过着像当地印第安阿布纳基土著人（Abnakis）那样的生活。我清楚我的血管里有着阿布纳基人的特质，我希望像他们那样对森林知识了如指掌。在讲座结束后，我走到招聘人员面前，问他我被选中派遣到亚马逊森林的机会有多大。他说，他们需要大量的志愿者，我应该有机会。于是我立刻致电弗兰克叔叔。

    让我意外的是，弗兰克叔叔鼓励我加入美国和平队。他坦白地说，在攻克河内之后，亚马逊河流域将是下一个目标。

    “那里石油资源非常丰富。”他说，“我们要派一些能人去那里——要能理解当地人的人。”他说和平队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场”，他还要我练好西班牙语和当地土著部落的方言。他笑着说，“你最后可能是给私人企业而不是给政府工作。”

    那时候我还不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不过现在看来，当时的我已经从一个间谍升级到经济杀手，尽管之前我从来就没有听过这个词，那之后的几年里我也没有听到这个词。那时候我压根儿就不知道，在全球各地分布着几百人，为咨询公司和其他私人企业工作，他们从未从政府那里得到一分钱，却在为建立全球帝国服务。我没有想到，这一群人会在20世纪末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我更没有想到，我在这一支不断壮大的队伍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安和我都向美国和平队提交了申请，要求被派遣到亚马逊。接到通知书的那一刻，我感到极端的失望。因为通知书上说，我们可能被派到厄瓜多尔。

    哦，天哪！我想去亚马逊地区，却让我去非洲！我连忙去翻阅地图册，查找厄瓜多尔这个地方，可是让我感到沮丧的是：我在非洲大陆上找不到它。我翻查目录，才发现厄瓜多尔原来在拉丁美洲。在其中一幅地图上，我看到，从安第斯冰川流出的冰雪融水汇成了气势磅礴的亚马逊河源头。我接着读下去，才知道厄瓜多尔森林是全球物种最多样化和最丰富的森林之一，几千年来，那里的土著人周而复始地过着他们朴实的原始生活。于是，我们欣然接受了。

    安和我在加州南部接受了和平队的训练，1968年，我们一同前往厄瓜多尔。在亚马逊地区，我们与殊瓦原住居民共同居住，他们的生活方式确实与殖民者到达之前的北美土著部落无异；在安第斯山脉地区，我们和印加人的后代一起劳动。我做梦也不会想到地球上还有这样的地方存在。在那之前，我遇到过的唯一一位拉丁美洲人就是我父亲任教学校里那个富有的 “预科生”。我发现自己渐渐与当地以狩猎和种地为生的土著人产生了共鸣。奇怪的是，我还觉得自己与他们有某种不可言喻的血缘关系。不知怎的，他们让我想起了那些下贱的提尔顿“镇民”。

    有一天，一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艾纳 · 格列夫（Enar Greve）乘坐飞机来了，他是查斯 · T . 美因顾问公司（Chas. T. Main, Inc. MAIN）的副总裁。这个国际咨询公司当时正为国际银行调研一个项目——国际银行向厄瓜多尔和其周边国家贷款数十亿美元的可行性研究。该笔贷款用于修建水力发电站和其他基础设施。艾纳以前是美国预备军（U.S. Army Reserve）的上校，我告诉了他自己在加入美国和平队之前曾经被国家安全局相中，并正在考虑重新加入国家安全局。他也告诉我，他曾经在国家安全局当过“联络员”，他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他肩负着另一个使命——评估我的能力。我现在才知道，他的确是在不断跟进我的情况，他要评估的是：在这种北美人认为是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我的生存能力究竟如何。

    我们一起在厄瓜多尔呆了几天，后来就以书信来往。他要求我向他提供厄瓜多尔的经济评估报告。我正好有一部小巧的打字机，也正好喜欢写写东西，于是我欣然答应了他。在那之后大约一年里，我给艾纳发了至少15封长信。在信中，我预测了厄瓜多尔的经济和政治在未来的发展方向，评价了这里原住部族人日益高涨的反抗情绪——他们奋力抵抗国际石油巨头、国际发展机构和其他任何要将他们带进现代社会的力量。

    我结束了在美国和平队的厄瓜多尔之行回到美国后，艾纳邀请我到美因公司位于波士顿的总部进行面谈。他告诉我美因公司的主要业务是工程建筑，但他们最大的客户——世界银行，最近要求他们招募经济师，对某些相关的领域进行经济预测，并且就工程项目的可行性和重要性进行评估。他说，他之前聘任过3名高资历的经济师，他们都有无可挑剔的学历和资格背景——其中2名拥有硕士学位，另外1名拥有博士学位，可他们都惨败而归。

    他说：“在这些国家，并不存在着可靠的经济统计数据，他们三人中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握在这些国家进行经济预测的方法。”然后他又对我说，除此之外，他们都觉得不可能按合同规定完成他们的使命，合同要求他们到遥远的国度，像厄瓜多尔、印度尼西亚、伊朗和埃及等，并亲自与当地领导人会面，向他们提供针对该区域经济发展的特征所作的评估报告。他们中有一个人被派到巴拿马荒芜的村庄，结果弄得精神失常，后来不得不由巴拿马警察护送到机场，坐上返回美国的飞机。
    “尽管在厄瓜多尔你没有取得具体的经济数据，但从你的来信中，我觉得你是非常努力的。你在厄瓜多尔那样的环境里都能待下去，可见你在其他的环境里也不会有问题。”他还告诉我说，他已经辞退了一名经济师，如果我愿意到美因工作，他会解雇另外两个人。

    就这样，1971年1月，我在美因公司得了经济师的称谓。那年我26岁——征兵这种事情再也轮不到我的头上。我向安的家人征求意见，他们都鼓励我接受这份工作，我想这应该也是弗兰克叔叔的态度吧。我回想起他曾提及我可能最后要到私人企业工作。尽管没有任何事实可以证明，但毫无疑问的是，我能在美因咨询公司得到这份工作，肯定是3年前弗兰克叔叔安排的结果，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如我有在厄瓜多尔生活的经历，以及我愿意动笔撰写那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报告。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我一直头脑发热，自负得几欲膨胀。我只不过是在波士顿大学读了个学士学位，根本就不可能在那样高级的咨询公司获得经济师的头衔，但是我得到了。我知道许多大学同学在成功逃避参军之后，继续攻读工商管理硕士（MBA）或者其他硕士学位。如果他们知道我现在的头衔，也许会嫉妒我吧。我想象着自己是一个闯劲十足的秘密间谍，只身前往异国他乡，躺在豪华酒店的游泳池边晒太阳，身边围绕身穿比基尼、举着马提尼美酒的美女。

    当时的确是种幻想而已，但在之后的许多时候这种幻想也在我身上应验了。虽然我的职称是经济师，但是我发现我的工作远远不只是做评估和预测那么简单，事实上，我的工作与詹姆斯 · 邦德（James Bond）（电影《007》中的男主角）差不多。

《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第2章　一脚踏进泥淖

    从法律上讲，美因公司的股东人数非常少，在这个有2 000多人的公司里，只有5%的人拥有公司的股权。他们被称为合伙人或合作人，他们的地位让人垂涎。因为合伙人不但对所有人有支配权，而且他们赚的钱也最多。“谨慎”是他们最大的特点。他们与国家元首以及其他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打交道；他们都希望请来的顾问能身兼律师和精神治疗医生的职责，遵守严格的纪律和绝对保密的原则。与媒体打交道是被禁止的，因此，美因公司以外的人几乎都没有听说过我们，但他们可能对我们的竞争者非常熟悉，例如亚瑟 · D. 利特尔（Arthur D. Little）、斯通—韦伯斯特（Stone & Webster）、布朗—路特（Brown & Root）、哈里伯顿公司以及贝泰公司。
    “竞争者”这个词语我用得很广泛，因为实际上美因公司本身就是个自成一派的团队。公司的专业人士绝大多数都是工程师，但我们公司从来就没有任何一套设备，也没有承建过任何工程项目，哪怕是一个仓库。虽然许多美因人都是退役军人，但我们没有和国防部或者军队有任何合作项目。我们用来经营公司的设备与其他的公司完全不同，以至于在头几个月，我真的没法弄清楚我们究竟是做什么的。我只知道我的第一项任务是随一个11人小组到印度尼西亚，为爪哇岛开发电力系统做总体规划。

    我知道，艾纳以及所有与我讨论过这个项目的人，都试图说服我：爪哇的经济会突飞猛进。而且我还知道，如果我想脱颖而出成为一个好的预测师（并且因此得到晋升的机会），我得做出他们希望看到的数据分析。

    “真是好极了，”艾纳喜欢这样说。他会将自己的手指举起来，再划过头顶。“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将会像鸟儿一样展翅高飞！”

    艾纳经常出差，通常每次都是两三天左右。他去哪里、干什么，从来没有人过问。他在办公室的时候，就经常让我去他那里喝咖啡，闲聊。他问起了安、我们的新居还有那只从厄瓜多尔带回来的猫。对他了解得越多，我的胆子也就越大，也就想更多地了解他，还有我这份工作究竟需要我做些什么。可我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令我满意的答案，每次他都成功地将话题转移，而每次他都会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别担心，”他说，“我们对你有很高的期望。最近我去了一趟华盛顿……”伴着他那高深莫测的笑容，他压低嗓门说：“我们在科威特将有个大项目，到时候你将被派到科威特去，现在离你到印度尼西亚去还有一段时间，我希望你好好利用这段时间来看看有关科威特的资料。波士顿公共图书馆有很多相关的资料，你也可以到麻省理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去查阅资料，到时候我们给你弄一个借阅证。”

    在那之后，我每天都要在那几个图书馆里泡上几个小时，尤其是办公室附近的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那里离我在“后滩”的公寓也不远。我熟悉了科威特的情况，还阅读了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IMF）以及世界银行出版的有关经济统计的书籍。我知道自己将被安排去为印度尼西亚和爪哇建造计量经济学模型，我想，最好同时也着手为科威特准备一个。

    要成为一名计量经济师，凭借我在波士顿大学所学的商业管理专业课程是远远不够的，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计量经济学，我甚至参加了一些相关的课程培训班。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经过处理的经济数据可以产生不同的结果，甚至是可以完全偏向经济分析师个人喜好的结果。

    美因是一个“男人至上”的公司。1971年，那里只有4名专业女员工。可这里却有两百多名女秘书和速记员——每个副总裁和部门经理都配有一名秘书，而速记员则是为其他员工服务的。我已习惯了这里的“性别歧视”。正因为如此，才使我后来对在波士顿公共图书馆阅览室发生的一幕感到大吃一惊。

    那天，一位美丽的黑发女子走上前来坐在我对面。她穿着深绿色的套装，显得很老练。她看起来比我大几岁，我克制自己不要去注意她，于是故作冷漠。过了几分钟，她把一本打开的书向我这边滑过来。上面有一个表格，正是我要查找的有关科威特的内容，还有一张印有她名字的卡片，克罗汀 · 马丁（Claudine Martin），她的头衔：查斯 · T. 美因有限公司专业顾问。我抬头看着她那双柔和的绿色眼睛，她向我伸出了手。
    “我是来培训你的。”她说。我真不敢相信这种事情竟发生在我身上。

    从第二天开始，我就与克罗汀在她位于培根街上的公寓里会面，这儿离美因公司在保诚大厦的总部不远。在我们共处的第一个小时里，她就告诉我，我的职位非比寻常，必须高度保密。她说除了她之外，没人有权给予我具体的工作指示。然后她告诉我，她的任务就是要将我训练成为一个“经济杀手”。

    这个称呼唤醒了我心中那些有关间谍的遥远的梦想。我忍不住笑了出来，那种紧张的笑声让我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她微笑着告诉我说，用这个词的原意之一就是它的幽默性。“谁会把它当一回事呢？”她说。

    我承认我对经济杀手所扮演的角色一无所知。

    “并不仅仅就你一个人扮演这种角色，”她笑着说，“我们都属于这个‘珍稀种类’中的一分子，我们参与各种肮脏的交易。你不能让其他任何人知道你的身份、你所做的事情——包括你的妻子在内。”她突然板起脸来，我坦白告诉你，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会将我所知道的毫无保留教给你。现在你还可以选择是否加入。但一旦你的脚踏了进来，你就一辈子别想逃。

    直到现在我才知道——那时候我还蒙在鼓里——克罗汀从国家安全局档案中看过我的性格特征资料，她事先已经对我的性格弱点了然于心。我并不知道是谁给她提供了那些资料——艾纳？国家安全局？美因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或者另有其人?——我只知道她把那些资料利用得淋漓尽致。

    她运用的手段是肉体诱惑和语言控制的完美结合，简直是专门为我量身定做的一般，当然，这些手段并没有超出操作程序的标准范畴。从那时开始我就发现，在说服经济杀手执行各种高风险、高压力任务的时候，美因都会采用这种手段。从一开始她就知道我不愿牺牲自己的婚姻和家庭，所以我不可能暴露我们的计划。此外，对于我执行的任务将给其他人或其他国家带来的负面影响，克罗汀绝不会隐瞒。

    我不知道谁是她的雇主，虽然我很怀疑是美因公司——正如她名片上所写的那样。我那时太天真、胆怯和茫然，没有开口问这个问题。当然，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是不言自明了。

    克罗汀告诉我，我工作的主要目标有两个：第一，我要确保巨额的国际贷款最终能回笼到美因公司和其他美国企业（像贝泰公司、哈里伯顿公司、斯通—韦伯，以及布朗—路特公司等），其途径就是确保这些公司得到贷款国大型工程建筑项目的合同；第二，我要努力让那些接受了巨额贷款的国家都背上沉重的债务（如果他们将合同交给美因和其他美国承包商的话，他们就必须要支付巨额的工程款项，而这会让他们倾家荡产），这样他们将永远听从我们的吩咐，当我们有所需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向他们提出要求，包括建立军事基地、联合国投票以及在他们国土上开采石油等自然资源。

   而我的工作内容是预测在一个国家投资数10亿美元将产生怎样的效应。其中最重要的是，我要炮制出能反映该国在未来20～25年中的经济增长率的研究报告，而达到这个增长率的唯一方法就是兴建大型工程。举个例子，如果美国打算用10亿美元贷款去“引诱”一个发展中国家，让该国领导人拒绝与前苏联结盟，那么，在预测报告中，我就得把投资建造一座发电站、一条新的国家铁路线路以及一个通信系统的可能收益作一个比较。又或者，有人会告诉我，这个国家具备发展现代化电力设备系统的潜力，这样我的职责就是告诉这个国家的领导人，现代化的电力系统将促进其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样一来就能说服他们，向我们贷款是非常必要的，从而使贷款的理由变得堂而皇之。不管在哪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经济发展程度最重要的指标，如果某项工程能使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都得到最大增长，那么该项目就会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当然，我还必须提供各种数据证明：如果该国建设这个项目，该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能提高几个百分点，而这，正是他们想要的。

    然而，所有这些工程项目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不可告人的秘密：他们都能为大承包商牟取暴利，让债务国中一小撮有权有势的富裕家族满心欢喜，这就保证了这些国家在经济上长期依赖美国，在政治上效忠美国。贷款的数目越大越好。不过，债务国里那些数十年来被剥夺了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保障服务的国民，本已不堪重负的肩上，又背上了累累债务，然而经济发展预测并没有将这些因素考虑进去。

    克罗汀和我公开地讨论国民生产总值的骗人本质。打个比方，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最终只是让少部分人受益——比如拥有一家公用设施公司的人，而其他的民众则会背上沉重的债务。是的，这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提高了，财富也确实增长了，但是财富只会聚集到少数人手里，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然而，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这就是所谓的经济增长。

    和普通的美国公民一样，美因的员工都深信，我们建造发电站、高速公路和港口，实际上是在帮助发展中国家。我们的学校教育和媒体不断宣扬，我们美国这种所谓的“利他主义”。最近几年，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话，“既然他们还要到美国领事馆门前游行示威，焚烧美国国旗，我们为什么还要帮助他们发展经济，为什么不从他们的国家撤走，让他们永远呆在贫穷的地狱中呢？”

    说出这种话的人，通常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怀里揣着高学历证明的人。可是，这些人却不知道，我们在世界各国设立领事馆是为了给自己谋福利，在20世纪后50年，那就意味着将美利坚合众国变成全球帝国。尽管他们拥有怎样的学历资格，实际上都与18世纪的殖民者一样粗野无知——将为保卫自己土地而奋战的印第安人看作是“魔鬼的仆人”。

    几个月之内，我就要被派遣到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当时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方。印度尼西亚是一个蕴藏丰富石油资源的穆斯林国家，同时共产主义运动在这里也非常活跃。

    “这是紧跟越南之后的下一块多米诺骨牌。”克罗汀是这样形容爪哇的，“我们必须把印度尼西亚争取过来。如果他们站在了共产主义那边，好……”她把一根手指在喉咙上一横，甜甜地笑了一下，“让我们这样说吧，你必须为爪哇经济发展作出乐观的预测，阐明在新的发电站建成和输电网络铺好之后，这里的经济将是何等的繁荣。那样，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国际银行就会认可他们的贷款。当然，你也将得到不菲的报酬，你还可以继续到边远的地区跟进其他项目，整个地球都是你的购物车。”接着她告诫我，这活儿也不是那么简单的。“银行的专家们都会盯着你，他们的职责就是寻找你预测中的漏洞。”

    有一天，我提醒克罗汀，美因公司派往爪哇的团队除了我还有其他10个人。我问她是不是这些人也接受过和我一样的培训，她断然否定。

    “他们是工程师，”她说，“他们设计发电站、输电线路和配电站，建设便于输送燃料的海港和公路，而你才是预测爪哇未来的人。你的预测决定了他们建造的这一切是否重要——也决定了贷款的数目。你明白了吧，你才是关键。”

    每次当我离开克罗汀的住所时，我都会想我所做的究竟对不对。但在内心深处，我想我是错的。每当想到这些，从前所遭受的挫折感就萦绕心头。而美因公司似乎给了我从前不可企及的一切，可我不断问自己，汤姆 · 潘恩会不会赞成我的做法。最后，我说服了自己，因为只有我亲身经历了才能了解得越多，才能在以后揭露真相时越清楚。

   我和克罗汀讨论了这个问题，她满脸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别傻了，你以为你踏进这道门槛后，还能走出去？”我明白她的意思，但还是让我吃了一惊。离开她的寓所后，我从联邦大道晃荡着走到达特茅斯街，我不断对自己说：我会是一个例外。

    几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克罗汀和我坐在她家窗边的长椅上，看着大雪飘落在培根街上。“做我们这一行的人少而精。”她说，“我们得到了钱——很多的钱——因为我们从那些国家里骗取了不计其数的钱。大致上你的工作就是去说服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将他们国家纳入到美国的产业利益发展网络之中，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为了满足我们的政治、经济或者军事需要，即将这些领导人骗入到无尽的债务中，使他们不得不对美国‘效忠’。我们可以随时利诱他们，来满足我们的政治、经济和军事需要。同时，他们也因为能给其国家的人民带来工业园、发电站和机场而巩固其政治地位。美国的工程/建筑公司的所有者也因为承接了这些工程项目而赚得盆满钵满。”

    窗外大雪纷飞，在克罗汀布置得简约而舒服的家中，我们从容地倚在窗边，也就是在那天下午我才知道了“经济杀手”这个称谓的由来。克罗汀告诉我，自人类社会有历史记载以来，绝大多数的帝国都是建筑在强大的军事实力及其威慑力上的。然而，“二战”结束后，由于前苏联的核武器对美国造成的威胁，使得诉诸于军事对抗的方法太过冒险。

    1951年，关键时刻来临，伊朗挺身反抗掠夺本国自然资源和剥削其国民的英国石油公司。那家公司是现在的英国石油（British Petroleum，BP）的前身。作为回应，所采取的行动则是由民主选举产生且深得民心的伊朗总理穆罕默德 · 摩萨德（Mohammed Mossadegh，1951年《时代周刊》杂志评出的年度人物）将伊朗所有的石油资产国有化。恼羞成怒的英国立刻向其“二战”盟友的美国救助。然而，两国都担心军事报复可能会导致前苏联站在伊朗一边并且采取行动干涉。

    于是美国决定不派遣海军出战，而是派出了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克米特 · 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 · 罗斯福的孙子）。他表现得很出色，成功地利用贿赂和恐吓拉拢了一帮人。接着他唆使这些人组织了一系列的街头暴乱和暴力游行，制造出摩萨德不受爱戴、治国无方的假象。最后，摩萨德下台了，并终生被软禁。亲美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 · 雷扎 · 巴拉维（Mohammad Reza Pahlavi）则成了无可匹敌的独裁者。克米特开创了一种新兴的职业，而我现在就加入其中了。

    罗斯福的旗开得胜，改写了中东的历史，而这也说明了采取军事行动来建立帝国的策略已经跟不上形势了。那时候也恰好遇上了很多国家倡议的“限制核武器军事行动”运动，该运动最后导致美国在朝鲜和越南蒙受耻辱。到了1968年，也就是我接受国家安全局面试的那一年，美国清楚地知道，如果想要实现全球帝国的梦想（正如总统约翰逊和尼克松等人预想的那样），美国就必须采用克米特 · 罗斯福在伊朗取胜的那种策略。这是唯一能躲过核灾难，不流一滴血就能战胜前苏联的方式。

    可是，克米特 · 罗斯福是中央情报局的成员。一旦他被逮住，后果将不堪设想。而美国将会有更多类似的任务要执行，于是，寻找一个避免让中央情报局直接介入的方法就显得非常重要。

    那些战略策划者非常幸运，因为国际形势的巨变让他们找到了灵感。20世纪6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改变，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由美国和其在欧洲的姐妹帝国建造者共同出资建立）在国际上的地位已经突显出来，政府、企业和国际组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就此确立。

    大约是我进入波士顿大学商学院的那一年，避免中央情报局直接介入的方法已经出台并开始试行。美国情报机关——包括国家安全局——开始物色具备潜力的经济杀手，由国际企业负责聘用他们——政府是永远不会给经济杀手们发工资的，他们得到的一切报酬都来自于私人企业。这样一来，就算他们的肮脏行为被揭穿，也是归咎于私人企业，而与政府阴谋扯不上任何关系。另外，雇佣经济杀手的企业，尽管也是由政府部门和他们的跨国银行伙伴出钱兴办的（用的是纳税人的钱），他们却能成功地逃过国会监督和公众审查，被一系列不断增长的合法提案——包括商标、国际贸易和《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掩盖起来。

    “这样你明白了吧，”克罗汀说，“我们不过是接班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