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诗补注》的文献诠释与历史价值

王友胜内容提要 清初学者查慎行穷毕生精力编撰的《苏诗补注》在编次上首开五十卷之规模，又启清人补注苏注之先河，征引广博，注释详明，尤其在补录被新刻本删削的施、顾原注，驳分类注之讹误，驳史籍之误，解释诗旨，考辨诗题，注释所涉人物与地名，保存苏轼自注等方面功绩尤卓。另外，还在苏诗系年、补遗、辨伪、校勘以及辑录唱和诗诸端均有所发明，清代中后期的注苏者都很重视查慎行的补注。该书以其重大的文献价值，在清代乃至宋元以来注释苏诗的历史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唐宋文学 与邵长蘅等编撰的《施注苏诗》同时，清初还出现了一部非常重要的注苏诗著作，此即著名诗人、学者与诗评家查慎行（1650—1728）编撰的《苏诗补注》①。该书在编次上首创50卷的规模，又首开清人补注苏诗之先例，清代中后期的几部注苏诗著作均受其影响，故该书在清代乃至宋元以来注释苏诗的历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颇具里程碑的意义。 一　《苏诗补注》的成书过程与编撰体例
元明以来，南宋施、顾编年注本沉隐不显，托名王十朋的分类注本孤行海内。邵长蘅《施注苏诗·注苏例言》说：“永嘉王氏注本孤行最久，几于家有其书。”顾嗣立《王十朋苏诗集注序》也说：“王注流传甚广，故其书得孤行于世。”但是，由于清代一般学者所看到的分类注本是经过明代茅维芟改删补过的，所以他们在阅读、利用此书时，又不断地指出其疏漏错误。顾嗣立、朱从延就曾经提出过批评②，邵长蘅在其《施注苏诗·注苏例言》中曾开列了分类注本三大罪状③，并特作《王注正伪》1卷（38则）冠于该书卷首。然而清初不满分类注本，最先为其批瑕指谬的并非以上三人，而是查慎行。查氏对苏轼推崇有加，晚取苏轼《龟山》“僧卧一庵初白头”诗意，筑初白庵以居，号初白老人。其“诗宗苏、陆”，“大抵得诸苏轼为多”④。他还倾毕生大部分时间与精力研讨苏诗，其《初白庵诗评十二种》卷中品评苏诗四百余首，其数量为所评历代大诗人之冠，又特作《苏诗辨证》1卷，有花近楼丛书补遗本。更主要的是，他倾三十年心血独自完成《苏诗补注》50卷，在该书《例略》中，就明确表示了对分类注本的不满：
余于苏诗，性有笃好，向不满于王氏注，为之驳正瑕璺，零丁件系，收入箧中，积久渐成卷帙。后读《渭南集》，乃知有施注苏诗。旧本苦不易购。庚辰春，与商邱宋山言并客辇下，忽出新刻本见贻。检阅终卷，于鄙怀颇有未惬者，因复补辑旧闻。自忘芜陋，将出以问世。作者开宗明义，自述早先不知有施、顾注本，其补注苏诗，当是针对分类注本之谬误而作。“向不满”，表示蓄意此事由来已久；“积久渐成卷帙”，则言其用力之劬。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春，在京师看到宋荦、邵长蘅等删补之《施注苏诗》，病其肆意刊落施、顾原注，失旧本之真，遂对以前所注苏诗的内容进行了大规模修正，予以刊行，可见查氏之补注经历了由补分类注到侧重补施、顾编年注的变化。
关于《苏诗补注》的成书过程与编撰艰辛，查氏在《例略》中所述甚详：
补注之役，权舆于癸丑，迨己未、庚申后，往还黔、楚，每以一编自随。己卯冬，渡淮北上，冰触舟裂，从泥沙中检得残本，淹渑破烂，重加缀葺。辛巳夏，自都南还，夜泊吴门，遇盗，探囊胠箧之余，此书独无恙。自念头童齿豁，半生著述，不登作者之堂，庶几托公诗以传后，因闭门蕺影，毕力于斯。追维始事迄今，盖三十年矣。虽蠡测管窥，何足仰佐万一。顾视世之开局于五月，蒇事于腊月，半年勒限，草促成书，浅深得失，必有能辨之者。可见查慎行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年）他24岁时即已开始注苏诗，比邵长蘅等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删补《施注苏诗》要提前二十余年，当是清代第一个注释苏诗的学者。此后，他一直处在写作之中，即便是康熙十八年（1679年）后艰苦激烈的三年戎马生活也未中辍。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冬他携带《苏诗补注》稿本进京，历尽艰辛，稿本两次险遭丢失而安然无恙，其族孙查岐昌谓此乃“精灵不泯，有神物呵护。”⑤ 不过此次赴京，他大有收获。因到京后的次年（1700年），友人宋荦以“新刻本见贻”。他反复省览，自觉“于鄙怀颇有未惬者”，遂费时一年有余，对全书作了最后定稿。书中补录被邵长蘅等人所刊落施、顾原注的工作，即在这一时间里完成。对此书写作过程，后来钱泰吉曾说：“初白注苏诗竭数十年之力，后从宋氏得校补施注，乃更荟萃，补其缺遗，正其讹误，成补注五十卷。”⑥ 康熙四十年（1701年）夏，查慎行从京返家后便筹资刻印此书，五月开雕，腊月竣工，历时半年。按《苏诗补注》成书后，无人为其作序，他自己也未有序留存。一般人均以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例略》所署的康熙四十一年春（1702年）为该书的刻印时间，然从此段引文来看，该书在康熙四十年（1701年）腊月即已刻印完毕。与邵长蘅等编《施注苏诗》比较，《苏诗补注》虽早动笔二十余年，而付梓行世却要晚二三年。是书前后历时三十年，花费了查氏大半生心血。
顾名思义，《苏诗补注》采取的是补注的方式。书中先列施、顾注，再列他自己的补注，非同于邵长蘅等人将其极少的一点补注混杂于施、顾注及所转引的分类注中，让人难以分清。其所以要采取补注之方法，查氏在《例略》中亦有所交代：
昔王原叔注杜诗，既行世矣，王宁祖则有改正。王内翰注杜诗，薛梦符又有补注本，黄长睿有较（校）定本，蔡兴宗有正异本，杜田有补遗正谬本。古人于笺疏之学各抒所得，不肯雷同剿说如此，非欲炫己长而攻人之短也。慎不敏，窃取此义。查氏列举了杜诗在宋代不断被校正、补注的情况。其实这样的例子还有一些，如王安石诗李壁注，现存的朝鲜活字本中就有“补注”、“庚寅增注”两项⑦。苏轼诗歌的注本，据查氏自己说也有宋代“漳州黄学皋补注”⑧。可见补注前人旧注之例，宋代即有，非始于查慎行。
《苏诗补注》的编次以施、顾编年注本为基础，而又有很大的变动。宋刊施、顾注本卷1至39为编年诗，起自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赴凤翔任职，迄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卒于毗陵，收诗1884首；而《苏诗补注》卷1至45为编年诗，起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冬，迄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七月，收诗2432首。施、顾注本卷40为遗诗29首，帖子词54首；而《苏诗补注》卷46为帖子词54首，致语口号11首。施、顾注本卷41至42为和陶诗107首；而《苏诗补注》卷47到48为遗诗19首，补编诗137首，卷49至50为他集互现诗90首。施、顾注本计42卷收诗2074首，《苏诗补注》计50卷，收诗2743首。查注每卷卷首列“古今体诗××首”并编年诗起讫时间，部分卷首有按语，交代系年依据。正文首录苏诗，次列注文及公（苏轼）自注，部分诗后附有考辨性按语或他人唱和诗。又，邵长蘅等删补本将注文移至诗后，虽免诗句割裂之病，但注文杂冗一处，模糊难辨；查氏则将所释之词单独标识，豁然醒目，易于认读。
二　《苏诗补注》的内容与特点
邵长蘅等编《施注苏诗》侧重在删补施、顾注，分卷、编次悉依其旧，收诗略有增损，大体以恢复宋椠原貌为要义；查慎行《苏诗补注》则不仅分卷、编次与收诗与宋刊施、顾注本比较有很大的改观，而且在注释上也有很多新成就、新特色。现就浏览所及条列于下：
1　补录被新刻本删削的施、顾原注
邵长蘅等肆意删落施、顾原注的行为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其中对勘宋椠本加以补录的当以查慎行、翁方纲二人用力最勤，收获最巨。《四库全书总目》卷154《补注东坡编年诗》提要即谓“慎行是编，凡长蘅等所窜乱者，并勘验原书，一一厘正。”众所周知，南宋施、顾注本以题下注最有价值，邵长衡等人对此的删削力度也最大，本文即以此为例，来看查慎行补录施、顾原注的贡献。如苏轼《司马君实独乐园》诗，邵本卷12将施、顾题下注有关司马光生平的四百余字悉行刊落，仅于“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句下，保留施、顾注引《渑水燕谈录》60余字以求简省。实际上《渑水燕谈录》卷2有关司马光的这段文字仅载其以才德闻于朝野之事，用来解释此二句尚可，未能记述司马光一生之梗概。故查慎行《苏诗补注》卷15同诗注“司马君实”条，将施、顾题下注原文径予补录，既大体保存了宋注原貌⑨，又为读者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对理解苏轼原作意旨极有帮助。他如苏轼《送吕希道知和州》诗，施、顾题下注140字，详具吕希道字号、家世、及第时间、仕履、政绩，对其雍容宽厚，刚正守节的品格尤多赞赏。检《宋史》、《东都事略》等书，均无吕希道之传，故这段材料还可补史之缺，其重要性至为显然。而邵本卷3于该诗题下注仅节录三十余字，查氏《补注》卷6同诗注“吕希道”条，则检核其所得宋椠影钞本，予以补录原文，颇为可贵。他如卷6《送文与可出守陵州》注“文与可”条，补录被邵长蘅删削的施、顾原注70余字，亦复如此，兹不备叙。
2、驳分类注之讹误
前文已述，查氏对分类注本颇为不满，尝批谬指误，积稿盈卷。故《补注》一书对分类注误注、失注之辩驳尤为有力。如卷6《送吕希道知和州》诗注“三将相”条云：
按《宋史·宰辅表》及《宰辅编年录》：吕蒙正于太宗端拱元年自昭文大学士参知政事，加中书侍郎平章事，咸平六年封莱国公。吕夷简于仁宗天圣七年自龙图阁直学士除同平章事，景祐元年封申国公。吕公弼于英宗治平二年自权三司使，枢密直学士除枢密副使，四年进枢密使。诗中所称“三将相”谓蒙正、夷简、公弼也。王氏注于蒙正、夷简而外不引公弼而引公著。按公著于哲宗元祐初方入相，先生作诗熙宁中，其谬戾昭然。《施氏补注》（按指邵本）复踵其讹，今为改正。按据施宿《东坡先生年谱》，苏轼《送吕希道知和州》诗作于熙宁三年（1070年），考《宋史》本传及《宋宰辅编年录》等书，知吕公著迟至元祐元年（1086年）才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与司马光共为宰相，废除新法。故查氏的考证非常精确，驳分类注极为有力。又如卷14《同年王中甫挽词》注“十五人条”引王应麟《困学纪闻》驳分类注之讹误亦可信从。查氏在未看到新刻本，未得宋椠影钞本之前，主要读分类注本，相习已久，知之甚详，故能辨其要害。此诚如柳宗元喜读《国语》而能作《非国语》也。前修或未密，后出而转精，作为补注，辨前人之误，首当其冲。
3、驳史籍之误
查慎行曾为翰林院编修，参与过《佩文韵府》等大型官书的编撰，对古代典籍较为熟悉。在补注苏诗的过程中，查氏常能补史籍之疏漏，驳史籍之讹误。如卷8《哭欧公孤山僧惠思示小诗次韵》对欧阳修卒年的考辨：“按《欧阳公年谱》：公于熙宁辛亥六月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七月归颍，明年壬子闰七月薨，年六十六。《宋史·神宗本纪》谓公薨于八月，讹。”按关于欧阳修的卒年，《宋史》本传仅云：“熙宁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卒，赠太子师，谥曰文忠。”未详具具体时间。查氏引南宋胡柯《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定欧阳修去世时间为熙宁五年（1072年）闰七月，而以成书于元代的《宋史·神宗本纪》所定熙宁五年八月为误，虽孤证不为定说，但提出问题，引人思考，故不谓无识。
4、阐释诗旨，考辨诗题
查氏注苏诗，常引笔记、诗话及史书中的材料阐发诗意，帮助读者理解原文。如释卷12《王莽》“入手功名事事新”句及《董卓》“岂信车中有布乎”句，引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中陆游语云：“王性之谓东坡作《王莽》诗，讥介甫云：入手功名事事新；又《咏董卓》云：岂信车中有布乎？盖指介甫争易市事自相叛也，车中有布借吕布以指惠卿姓、曾布名，其亲切如此。”经此一注，读者则知前诗以王莽比王安石，后诗以吕布比吕惠卿，既贴切于彼此的姓名，又与特定的历史背景川吻合。读者只要联想到汉代王莽、吕布之所作所为，则对苏诗所寄寓的讽意不难理解，此可谓以史证诗、诗史互证的范例。
再看查氏对诗题的考辨。如卷1《过安乐山闻山上木叶有文如道士篆符云此山乃张道陵所寓二首》，查氏引《汉书》（按应为《后汉书》）“建安二十年”条、《三国志·魏书》、葛洪《神仙传》及乐史《太平寰宇记》考证出张道陵所寓非安乐山，实为鹤鸣山。又引王象之《舆地碑目》、邓绾《吏隐阁记》及黄庭坚语，考证出安乐山乃唐高宗时真人刘珍（字善庆）飞升之所。再引曹学俭《名胜志》，考证安乐山上有树，叶长如荔枝，上有文如虫篆之事。最后查氏作出结论：“据此数说，则安乐山仙迹乃刘善庆，非天师也。先生舟行过山下，一时所闻，出长年三老之口，恐未必得其真，故为考证如此。”此处考辨苏轼诗题之误，广征博引，穷究典源，立论周详严谨，当可信从。《补注》中诸如此类的考辨指不胜屈，充分反映了该书寓辨证于注释的写作特色。
5、注释所涉人物与地名
南宋施、顾编年注非常重视注释诗题或诗中所涉人物的生平事迹，查慎行《苏诗补注》在此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尤其对前人失注、误注者及所涉人物名同实异者更为关注。如卷9《上元过祥符僧可久房萧然无灯火》，诗题所涉释可久，事迹鲜为人知。南宋编年注本、分类注本均无注，有碍读者理解诗意。查氏补注云：
《咸淳临安志》：西湖旧多好事僧，往往喜作诗。其最知名者，熙宁间有清顺、可久两人。顺字怡然，久字逸老，所居皆湖山胜处，而清约介静，不妄与人交。士大夫多往就见，时有馈之米者，所取不数升，以瓶贮几上，日取二三合食之，虽蔬茹亦不常用，人尤重之。《武林梵志》：法师可久，钱塘钱氏子。天圣初，得度，学教观于静觉。喜为诗，居西湖祥符。苏轼元夕去从者，独行入师室，了无灯火，但闻檐葡余香，叹仰留诗云云。晚年送客不踰阈，如此十余年，窗外惟红蕉数本，翠竹百个，一日谓人曰：吾死蕉竹亦死，未几皆验。查氏引《咸淳临安志》详具可久生平大端与简朴的生活习性，引《武林梵志》考述可久与苏轼之交游及竹蕉应验之事，凡此不仅对理解诗句有所帮助，就是对研究可久其人其事亦不无裨益。
查氏长于考释地理，尝于《略例》中自云：“古今沿革，考索最详。”这既与他尝协助徐乾学编撰《一统志》，受学著名地理学家顾祖禹有关，又与他一生游历极广有些联系。其《补注》卷首附《采辑书目》六百余种，其中相当一部分为山经、地志与图经之类，所引方志尤多。如卷50《万州太守高公宿约游岑公洞，而夜雨连明戏赠二小诗》其一注“万州”条，引《地舆广记》及《太平寰宇记》备陈万州自秦汉以来历代的地理沿革，引《名胜志》注明岑公洞的方位与大小，引《图经》考辨岑公的名号、籍贯与事迹，引《舆地碑目》详述万州有段文昌《岑公洞记》、黄庭坚《题名》等石刻。此段注文引录《舆地记》等五种地理书籍，长达170余字，详细注释了万州的历史沿革、名胜古迹与人文景观，材料周详，层次清楚。仅此一条，足可显示查氏精熟史地的渊博学识。
三《苏诗补注》的其他成就
1、系年
南宋施、顾注本对苏诗作了大面积的系年，然或闻见未遍，或思虑不周，疏漏讹误尚复不少，其突出者如不收《南行集》中诗，无端将苏诗系年推迟二年，又《和陶诗》二卷亦不编年，混杂其间，殊无伦次。查氏《补注》承源接流，又求之苏轼本诗及手书真迹，参以同时诸公文集及宋元诗话、题跋。年经月纬，重新编排。约而言之，其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南宋施、顾注本重新编排，二是将施、顾注本未收之诗尽量系年，散分各卷。
施、顾注本前39卷编年诗，查氏《补注》改编在卷3至45，编次大体依旧，略有调整。如卷3《客位假寐》诗，为苏轼不满于凤翔知府陈希亮而作，施、顾注本误陈希亮为陈襄，编在杭时，查氏据邵博《闻见后录》卷15所载改回签判风翔时。如卷8《盐官绝色四首》、卷9《癸丑春分后雪》、卷19“在狱出狱”诗11首、卷30《和子由除夜元日省宿致斋》到《次韵宋肇游西池》8首，查氏均据年月予以改正。
施、顾注本卷40收遗诗29首，元祐三年作翰林帖子词54首，查氏《补注》将遗诗中《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等大多数诗系年入正集，《刘宫宛退老于庐山石碑……》（诗缺）入卷47补编诗中，《老翁井》、《虚飘飘》其一入卷49他集互见诗中。贴子词54首被邵本删去，查氏补录于卷46（另收致语口号11首）。施、顾注本卷41、卷42为和陶诗107首，不编年，邵本仍其旧（分类注本不收和陶诗），查氏《补注》将其系年编在卷35至45各卷，是为苏轼和陶诗首次系年。除此以外，对其中不能确指年月者，系于相关诗后，按语说明。
除改编施、顾注本外，查氏还将其未收之诗系年后编入正集。苏轼《南行集》宋时有单行本，故施、顾注本径以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苏轼赴凤翔为编年之始。然《南行集》后来失传，其诗多被明人辑入《续集》、《外集》中，查氏则将这些诗按《栾城集》编次，以《郭纶》压卷，《初发嘉州》以下次之，编为2卷凡81首，冠于全集之首，故《补注》以嘉祐四年（1059年）十月苏轼南行赴京为编年之始，时间上较施、顾注本提前二年又一月。
宋荦所辑《苏诗续补遗》2卷446首，查氏将《送淡公二首》、《游杭州山》、《雷州八首》、《池上二首》等89首他集互现诗编卷49、卷50⑩，将《戏足柳公权句》、《送别》、《寄周安孺茶》等19首无法系年的诗编入卷47，其余绝大多数诗均依大体按年编次的《外集》顺序，分编各卷。
通计《补注》前45卷，共得编年诗2432首，比南宋施、顾注本前39卷编年涛1884首多出548首。
2、补遗
苏诗数量繁富，但囿于党禁，散佚亦多，清人宋荦有所辑补，编为《苏诗续补遗》二卷。查慎行留心典籍，续有增补，其所辑佚诗编排在卷46至48三卷内。卷46除补录被邵长蘅删去的施、顾注本中翰林帖子词54首外，另从苏轼全集辑得《兴龙节集英殿宴口号并致语》等，是为口号入诗集之始。卷47至48除收《苏诗续补遗》中无从编年的19首诗外，查氏又另为辑录佚诗137首，这些诗首次入苏轼诗集，这是查氏补遗的突出贡献。
但必须指出的是，查氏《补注》在将一些不见于诸本的苏轼诗收入诗集的同时，也把大量本非苏轼所作的伪诗赝作辑入诗集，鱼目混杂，论者引录这二卷诗尤须慎重。如卷48据《锦绣万花谷》（按在后集卷3）所收《西湖绝句》当为南宋杨万里诗，见《诚斋集》卷23，题作《晚出净慈送林子方》（其二）。同卷据《京口三山志》所收《宝墨亭》诗当为北宋苏舜钦作，见《苏学士集》卷8，题作《丹阳子高得逸少瘗鹤铭于焦山之下……》。《四库全书总目》卷154《补注东坡编年诗》提要曾批评其“炫博贪多”，将《怪石》、《鼠须笔》、《和钱穆父寄弟》、《元祐九年立春》、《双龙白井》及《山中日夕忽然有怀》等诗误收入集。又如有时还将一些佛教偈颂、歌辞也一并辑入集中，殊失断限。
3、辨伪
查氏《补注》在补注苏诗时即以长于考辨人物、地理而显示出独到的特色。他在考辨苏诗重出、伪作方面也体现出深厚的功力，可算是古代第一个对苏诗进行全面考辨真伪的学者，其成果值得我们重视。关于苏诗窜伪的情况，查慎行在《补注》卷49按语中说：
唐宋名家诗文，间有互见他集者……但未有舛谬混杂几及百篇，如东坡诗之甚者也。李端叔有言：先生自岭外归，所作字多他人诗文。盖绍圣以后严禁苏氏之学，至淳熙初禁乃驰，后人得公手迹便采入公集，承伪数百年，注者与读者漫不加辨。凡慎所驳正，非敢一毫臆断，悉从诸家文集、诗话一一搜抉，校对其雷同者，另编二卷。查氏指出苏轼诗集伪诗非常的多，并分析了致伪的部分原因，与苏诗的大致情况相符。他检核诸家诗话与别集，考订苏诗互现于他家的重出作品，得90首，编为2卷，每首后附注此诗亦见某集，便于读者察考。所重出作家中，唐代有李白、顾况、白居易、孟郊、李德裕、陆龟蒙、僧人怀素等人，其余所重出者均为北宋时苏轼的师友。查氏不仅指出苏诗中重出的现象，还能进行认真的甄辨，对历代传刻所造成的讹误，凡能明其归属者，考辨按断是非，态度分明；难定归属者，则列文献资料出处，以资他人旁证；对诸家意见歧异者，亦备列诸说，让人思考。如《补注》卷49《白鹤吟留锺山觉海》诗，查氏于诗后按语考云：“右一首见王半山集第二卷中，题云《白鹤吟示钟山觉海元老》，首二句下尚有‘白鹤静无匹，红鹤喧无数’二句，不知何以脱落，又复讹入先生集，今驳正。”按检据朝鲜活字本影印的《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卷3，此诗题作《白鹤吟示觉海元公》，首二句下正有上引两句，惟查氏所勘版本或有不同，故所云诗题与卷次与朝鲜活字本小异。查氏对自己的考辨结论非常自负，卷50《寄欧叔弼》考证出此首实为《栾城集》中《赠蔡州壶公观刘道士》七律之后半首，然后说：“此种缪伪向来注家刻本从未有勘正者，余始发之，览者亦可识其苦心矣。”另外《补注》仿刘辰翁评点杜诗例，将与苏轼同时唱和之作，检核作家文集，概予附录，所附之诗对于后人当有一定的辑佚补缺的作用。
四　《苏诗补注》的评价
综上所述：《补注》征引广博，注释详明，既长于考释人物、地理，又善补前人之疏略，纠前人之谬误，在补录施、顾原注，保存公（苏轼）自注等方面功绩尤卓，做出了独特贡献，在关于苏诗系年、补遗、辨伪、校勘以及辑录唱和诗诸端亦成绩不菲。清代中后期的注苏者都很重视查慎行的补注，翁方纲《苏诗补注》继续补录查氏补施、顾原注所未备者，冯应榴的《合注》以集施、顾注、分类注与查注为首任，王文浩的《集成》录查注也相当多。查氏《补注》在后世虽受到过一些责难，但总的来说评价都相当高，不少人将其与宋代的编年注、分类注相提并论，如钱大昕《苏文忠诗合注序》说：“注东坡诗者，无虑百数家，今行于世者，唯永嘉王氏、吴兴施氏及近时海宁查氏本。”(11) 冯宝圻《新修补苏文忠诗合注序》亦说“注苏诗者，王龟龄、施德初、查夏重三家皆善。”《四库全书总目》卷154《补注东坡编年诗》提要在详细论评了《补注》的功过得失后，也作出了无以复加的高度评价：
然考核地理，订正年月，引据时事，元元本本，无不具有条理。非惟邵注新本所不及，即施注原本亦出其下。现行苏诗之注，以此本居最。区区小失，固不足为之累矣。四库馆臣们说这段话之前，翁方纲《苏诗补注》，冯应榴《合注》与王文诰《集成》均未问世，故在当时来说，这一评价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
正因为查慎行的补注有这样高的学术价值，后人便将查注从施、顾注中析出单独刻印，有点类似后人将《文选》李善注从六臣注中析出独立刊刻。但亦有学者颇以两读为病，冯应榴《合注·凡例》即谓“初白翁原本先列施注，后列补注，后人专以查注刊行，读者往往有偏而不全之憾。”李调元亦曾感慨“刊本不与施注合刻，翻阅为难，”并拟将施、查二注合刊，因“刊费繁多”而未遂(12)。作为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补注》在取得以上各种成就的同时，其疏漏、讹误也在所难免。与此相应，后人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也适当指出一些不足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卷154《补注东坡编年诗》提要即列举其“编年有差”、“校雠为舛”、“体裁未明”、附诗不当及补诗有误等五种失误。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4“查氏注苏诗”条，批评查氏注《和陈述古拒霜花》诗引《古灵先生行状》，将陈襄误作陈尧佐之子。翁方纲《苏诗补注》卷5注《赠袁陟》诗，谓邵长蘅《施注苏诗》已详具袁陟生平，批评查氏于人物失考，王文诰《苏海识余》卷2批评查氏引伪《陈无己诗话》（按即《后山诗话》），谓其“不独疵累本集，即无己亦冤也。”沈钦韩《苏诗查注补正序》批评其“所据多短书小说，纰缪弥复不少”，并特作专书，补其阙遗。傅增湘《藏园群书题记》卷13《宋刊施顾注苏诗跋》亦曾批评查氏补录施、顾原注未备。
前人所指摘《补注》谬误仅极少部分，其失误之处尚有很多，如该书卷四七所收补编诗《亡伯提刑郎中挽诗二首甲辰十二月八日凤翔官合书》，据《宋拓西楼贴》此诗真迹及明刊《外集》卷三，“甲辰十二月八日凤翔官合书”十二字乃另行书于诗末，实为苏轼手录挽诗的时间而非写作此诗的时间，查氏阑于诗题，王文诰《集成》卷五据此编入治平元年（甲辰），遂以讹传讹。除此以外，《补注》有时亦将诗叙阑入诗题，如《外集》卷六《题沈君琴》诗前有叙“武昌主簿吴亮君采”云云117字，查氏《补注》收录此诗，以诗叙为题，又误“元丰六年”为“元丰五年”。
注释：
① 按本书书名历来著录有小异。查慎行为该书所写《例略》作《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康熙四十一年香雨斋刻本作《东坡先生编年诗补注》，《四库全书总目》卷154作《补注东坡编年诗》，《四库全书》著录作《苏诗补注》，本文从后者，取其简明显豁。
② 参顾、朱二人康熙三十七年所作《王十朋苏诗集注序》。
③ 按三条罪状是：分门别类失之陋，不著书名失之疏，增改旧文失之妄。
④ 分别见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上及《四库全书总目》卷173《敬业堂集》提要。
⑤ 《苏诗补注后跋》，《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遗》第692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⑥ 钱泰吉《甘泉乡人稿》卷七《曝书杂记》上，同治十一年刻本。
⑦ 按王水照先生认为“补注”的作者仍是李壁。参《王荆文公诗李壁注·前言》第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⑧ 查慎行《补注东坡先生编年诗·例略》。
⑨ 按查注仅补245字，据翁方纲《苏诗补注》卷3同诗所补注，尚缺191字。
⑩ 按查氏《补注》2卷互现诗仅《老翁井》一首采自施、顾注本卷40，余皆出自《苏诗续补遗》2卷。
(11) 见《潜研堂文集》卷26，嘉庆六年浙江抚署刊本。
(12) 参李调元《雨村诗话》卷下，函海本。 原载：《文学评论》200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