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车内物品示意图:潘汉年会见汪精卫之谜

潘汉年会见汪精卫之谜 　　

1955 年3 月21 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时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兼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常务副市长兼则经委员会主任、市政府党组书记、市政协副主席的潘汉年作为代表，并以上海代表团负责人之一的身份出席了会议。在会议讨论中，一些曾受高、饶影响或和高、饶有牵连的人，先后作了自我批评和交代。毛泽东对此表示充分肯定，并要求高级干部本人历史上有什么问题要交代的，应当向中央讲清楚，以便好做人，好做工作；会上没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写成材料，中央一律采取欢迎的态度。会议印发的材料中 , 涉及上海市公安局工作中的一些问题，潘汉年看了材料，触发了长期埋藏在心底的一件往事。 　　

会议结束后第二天（4 月1 日），潘汉年就找陈毅止海代表团团长）谈了这件事的详细情况，并检讨了自己长期没有向组织上汇报的原因，同时要求陈毅将他写的报告面呈中央。陈毅认为这是一个重大问题，亲赴赴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并转交潘汉年写的书面材料。没想到，报告到了毛泽东那里，毛先批示：此人从此不能信用。4 月3 日，潘汉年在他下榻的北京饭店被逮捕，理由之一就是说他在抗战时期曾经背着党同汪精卫勾结，并长期隐瞒、欺骗组织。这位1906 年出生，1924 年加入创造社，1925 年入党，参加过北伐，领导过洲联”，参与过中央特科工作，到过中央苏区，参加过长征，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开山铺路，长期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高层领导人，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须臾之间成为无产阶级的阶下囚。7 月中旬，全国各报公布了潘汉年‘内奸、反革命”的罪行，立即在海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潘汉年真是内奸吗？他真的同汪精卫勾结了吗？事情的经过到底是怎样的呢？让我们从历史真相中揭开这层神秘的面纱吧！ 　　

汪精卫、李士群设下圈套，潘汉年智者千虑终有一失 　　

早在1939 年秋，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及胡均鹤为给自己留条后路，实行联蒋又联共的两面态度。经组织同意，潘汉年开始同李、胡二人接触，设立了以李士群为主要角色的情报站。1941 年l 月，胡均鹤曾经帮助刘晓、潘汉年等五位同志撤离敌占区。以后，胡均鹤还曾两次派刘毅过长江到淮南给新四军送过情报和药品。1943 年，潘汉年在新四军军部驻地黄花糖，被任命为华中局情报部部长，并担任了华中局情报委员会三人小组书记。根据延安情报中枢的指示，潘汉年依托华中局遥控指挥上海、南京等地的情报工作。 　　

就在这时，从来自各方面的消息，特别是来自与新四军各部对峙的日伪军活动的种种迹象表明，日伪有可能对淮南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抗战形势日趋严峻，潘汉年同李、胡的秘密联系中断。为了解日伪军队侵犯淮南根据地的情报，潘汉年与有关同志磋商后，便向饶漱石建议，由他自己直接去一趟解放区，以垂新部署那里的情报工作，并进一步加强和李士群的联系，交换一些情报。在取得饶漱石批准之后，潘汉年便带着交通员何荦，于3 月下旬离开根据地，再次潜赴上海。想不到此次李士群己设下圈套，潘汉年烟者千虑，终有一失”, 思想准备不足，不幸中计。 　　

潘汉年一到上海，先找到了胡均鹤，但胡说李士群己去苏州。次日，潘汉年同胡去苏州，得知李士群已去南京。究竟该不该去南京？潘汉年有些疑惑，但为了搞到情报，潘汉年还是决定去南京一趟。到了南京后，李士群却突然提出汪精卫要见他。李说：“汪先生目前心情不好，他打算搞议会政治，听说你来了，很高兴，他想和你谈一谈。” 　　

这个突然提出的问题，一下子把李士群此次由上海到苏州，由苏州到南京的真实意图和盘托出了。原来李士群这次是要借潘汉年这位著名的中共代表为自己在汪精卫面前邀功的。他搞了一个小动作，让胡均鹤把潘汉年引到南京来，并使潘的南京之行公开化，意在表明他有办法能够拉拢中共方面，来壮一下己经越来越孤立的汪精卫政权的声势，让汪精卫对他有所器重，也让他自己在和周佛海的矛盾斗争中多一点获胜的筹码。 　　

事情到了这一步，请示汇报吧，己经来不及了；断然拒绝吧，显然不是明智的做法。因为如果这样，很可能会激怒李士群，使他在汪精卫面前丢面子，李“翻脸扣人”倒并不在乎，但联络李士群，从他那里搞到敌伪情报，证实有关“扫荡”根据地的确凿消息之目的，就必将落空。经过短暂思考，潘汉年决定再次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冒险去闯一闯。当天下午，潘汉年由胡均鹤陪同驱车前往汪精卫的公馆。他们都己事先安排好了。首先是由汪的秘书长陈春圃出面接待。在客厅坐了不大一会儿，汪精卫便从楼上下来，他和潘汉年握手之后，便坐下来开始谈话。汪精卫说：“我认识你们的毛汗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收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达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的参政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救中国。” 　　

最后，汪又对潘说：“你回去联络一下。以后的联系仍找李士群。” 　　

潘汉年最后也对汪说：新四军的发展是肯定的。如果将来你感到与日本人合作有困难，要另找出路时，新四军不会和你过不去，会给你一个转身的余地。”　 　　和汪精卫的会见和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潘汉年的南京之行确实违反了情报工作的常规，有失误。但潘当时是在特殊情况下被挟持去见汪精卫的，无法请示上级，谈话本身也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但是会见和谈话本身的政治性的特点及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目不说国共两党后来在这次会见和谈话问题上所作的一些文章，仅就潘汉年个人而言，这次会见和谈话后来就成了他的政治生命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 　　

担心被误解，潘汉年几次错过坦述机缘 　　

4 月初，潘汉年返回淮南根据地，先将日伪军扫荡的情报报告了新四军军部，至于会见汪精卫一事，潘自认为此事并未损害党的利益，不过是一个工作问题，无关大局。他回到根据地后，本来也准备向华中局饶漱石汇报此事，但由于当时整风运动正值干部审查阶段，饶漱石利用整风反陈毅，说陈毅偏袒知识分子干部，潘汉年怕一时讲不清，把问题复杂化了，也对陈毅不利；二是他怕饶漱石以莫须有的罪名把自己打成特务，成为第二个“杨帆”。作为1925 年入党的革命者，他目睹过党在“左”的路线下的种种悲剧，他内心斗争过，痛苦过― 他不是不想讲，而是有顾虑；又由于一直滞留淮南，致使潘汉年未能及时向中央汇报此事。从此，也就给潘汉年留下了一块很大的难以消除的心病，也给他带来了终生的遗憾和痛苦。 　　

1945 年初潘汉年赴延安参加党的七大期间，欲向毛泽东汇报此事。囚为在此之前，重庆国民党当局已获知了汪精卫在南京秘密会见中共人士的消息，遂借机大造舆论攻击中共；而延安方面对此事毫不知情，斥责国民党造谣生事，并儿次以中共中央名义通过报界郑重辟谣。这种情况使潘汉年痛感南京之行的后果至为严重，禁不住跑去见毛泽东想如实坦露详情。但在谈话过程中，潘因为是当面向领导检讨自己的失误，而且这检讨又已被耽搁了一年多时间，心情未免有些紧张，一副诚惶诚恐之态，连语言也失去了往日的流畅，这使毛泽东大概误以为潘汉年是受饶漱石的告状所引起的失态，没有等他继续说下去，就笑着对潘汉年说：“你不用紧张嘛！你这几年在敌后的工作中央是了解的，对你是完全信任的。外面有些谣传，我们并不相信，你也不用害怕。中央会为你澄清的。”这一句话竟使潘汉年感到惶惑不安，又使他极为感激和欣慰，看到毛泽东对他如此信任和关怀，潘汉年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知识分子的虚荣心和莫名其妙的侥幸心理以及骨子里仍就包含的一种害怕的心理等，又使潘汉年没有鼓起勇气坦白已经被他延误了太长时间的这块“心病”。谁知这一耽搁又是十年。 　　

1954 年“高、饶反党集团”被揭露后，在审查饶漱石时发现上海公安局局长杨帆在对敌斗争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有些事情牵涉到潘汉年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扬帆；接着胡均鹤、扬帆先后被捕，这些事件更使潘汉年紧张不安。后来也就有了开篇的那一幕，潘汉年被捕，从此开始了漫长的与世隔绝的生活，直到1977 年4 月14 日含冤逝世。 　　

在陈云的关心下，潘汉年冤案昭雪 　　

“潘案”发生后，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的关注。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在续事求是、有错必纠”方针指引下，一批历史冤案先后得以平反。一批正直的老同志也提出复查潘汉年案。中纪委书记陈云曾是潘汉年的老上级和老战友，他亲自查阅了潘案材料，指示中纪委对此案全面复查。陈云说，当时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和主管同国民党接触的有三个人：王明、康生和我，如今只剩我一个了。我再不说话，没有人知道了。陈云还说，我要开刀动手术，结果如何不知道，我相信潘汉年必将平反。当时党内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别人都可以平反，但潘汉年不能平反，主要就是抓住潘汉年见汪精卫的事。其实中央早在1935 年就有打进去、拉出来，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的决定。潘汉年利用汪伪关系开展工作，都向中央请示或汇报过。见汪精卫是在李士群、胡均鹤挟持下发生的，当时已无法请示，这次会见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潘汉年所说的也仅是应付之词，以后也没有进一步的接触，会见后我党在政治上、组织上没有受到任何损害。当然，由于许多原因他长期没有能向中央讲清楚，有过错，中共中央在经过认真、细致的复查后，终于在1982 年8 月23 日正式发出《关于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宣布：撤悄党内对潘汉年同志的原审查结论，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追认潘汉年同志的历史功绩，公开为他恢复名誉。”同时对潘汉年的一生给子了高度评价，指出：“潘汉年同志几十年的革命实践充分证明，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久经考验的优秀共产党员，在政治上对党忠诚，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董慧及许多因“潘案”蒙冤的人也都获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