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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5/02 07:23:56
震动朝野的第三次报纸批评
震动朝野的第三次报纸批评（一）
胡绩伟
（作者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新闻学会会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
前言
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读者以空前的政治热情抢着阅读《人民日报》。
从今天回过头来看，在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年间，人民日报在宣传报道上掀起
过四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揭批“四人帮”的十年罪行；第二个高潮是平反建国
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第三个高潮是关于“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
实践”的讨论；第四个高潮，就是在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不正之风的
宣传。这期间，《人民日报》的发行量猛增到六百三十多万份，创造了自《人民
日报》创刊以来的历史最高记录。
解放初期，我在一九五二年底调到人民日报社作副总编辑，“文革”结束以后，
任总编辑。到一九八四年为止，我在人民日报的三十二年编辑生涯中，在报上大
规模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共经历了三次。
第一次是一九五三年，党号召开展“新三反运动”，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
主义、违法乱纪。可惜的是，这次运动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第二次，一九五
六年《人民日报》大改版，又一次开展了颇有声势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宣传报道。
紧接着，党中央号召党外人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顿不
正之风。报纸上刊登的批评和建议，如滚滚雷声，撼人心弦，表达了我国知识精
英对国对民的一片忠诚。意想不到的是，这场“整风”运动很快就变为***主
席的“引蛇出洞”的“阳谋”，那些坦诚发表批评建议的人，被一棍子打成反革
命分子，几十万优秀的栋梁之才，被扣上“右派”帽子，被下放劳动改造，经受
了十几二十几年的冤屈和折磨。我们报社的一些采写批评稿件的记者编辑，也难
以逃脱支持发表“右派”言论的罪责，也同样遭受了十几二十几年的苦难。这十
几年，我在报社一直分管党的生活部的宣传，负责组织采写和编审整党的稿件，
多亏总编辑邓拓同志勇敢地承担责任，保我过了关，才逃脱了这场灾祸。
第三次在报上大张旗鼓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结束之后的一九八○年，进行得相当顺利，也相当成功。因为这时，广大干部和
群众经过十年浩劫的磨炼，觉悟大大提高，报社干部也有很大醒觉。特别重要的
因素是，得到了胡耀邦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支持和保护，才得以冲破重重阻力，
发表了一些意义重大的批评不正之风的稿件，震动全国，收到十分显著的成效。
我认为，人民日报的这一段宣传历史，值得比较详细地记载下来。
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结束十年内乱以后，我们党内以胡耀邦为代表的革新力量，发起了两场拨乱反
正的“扫荡战”：一场是平反冤假错案，平反了解放三十年来的堆集如山的沉冤
积案，解放了千千万万被错打、错关、错杀的英才俊杰和冤魂屈鬼；一场是反对
“两个凡是”的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碎了几十年来人们思想上政治上的教条
主义枷锁，解放了亿万人民的头脑和手脚。这样，从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上保证
了党的新的政治路线比较顺利进展。这条新的政治路线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
转变为“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开始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进行改革
开放的新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教育全党注意纠正好大喜功、爱吹不受批（评）
的老毛病，坚持发扬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
良作风。一方面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陈云同志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
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开展新的整顿党风运动；一方面加强在党报上开展群
众性的批评监督。
这一时期，人民日报除了注意宣传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展“生产目
的”的讨论和“人民群众是主人翁”的讨论以外，又一次广泛开展了自上而下同
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应该承认，当时，好些同志的头脑并不清醒，还没有从旧的政治框框中解放出
来。在“高举”的旗号下，想方设法地维护旧思想、旧作风、旧势力，因而在新
的四化建设中，种种不正之风继续蔓延发展，阻挠改革开放事业的前进。针对这
种情况，人民日报集中力量，把批评的重点放在历史上残留的和新发生的种种歪
风邪气上。
记得在一九七九年下半年的一次宣传会议上，胡耀邦同志向我们说到宋代名家
韩愈的《原毁》：“古之君子，其责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
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他讲解说，这就是说，要像周公（文王）那样严
于责己，宽于待人；也正如孔子说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耀邦同志有所感
地对我们说：“我觉得在一次胜仗之后，在某种意义上说，着重谈一谈我们的不
足，我们的缺点，甚至我们的错误，可能是一个好的方法，是正确对待历史的较
好的方法，特别是正确对待自己历史的一个好方法。”
回到报社，我专门重读了一遍《原毁》。在向编辑部传达时，我讲述了耀邦的
谆谆教导，对编辑同志决心在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一九八○年二月，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重点讨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
导，正式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成立了政治局的书记处，选
举胡耀邦作总书记。党的副主席叶剑英对书记处提出了三点希望。第一点：就是
“要带头解放思想，敢说、敢做、敢于负责，创造性地进行工作，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四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研究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
在胡耀邦同志亲自指导下，在《人民日报》上开展批评监督的宣传明显地加强
了。我记得，这时报上发表的批评稿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批评揭露了几件比较
重大的错误，特别是竟然批评了两位国务院副总理和四位部长，这在我们党的整
风史和人民日报宣传史上，都是罕见的。
“西水东调”与陈永贵的胡作非为
第一件是揭发披露了山西昔阳县的关于“西水东调”工程事件。这是“文革”
时期遗留下来的、对当前建设影响很坏的、规模浩大的水利建设工程。批评的对
象是靠“农业学大寨”起家的陈永贵。他这时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副
总理，所以《人民日报》还不敢直呼其名，只是在社论中提到这个错误工程的重
要教训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
这不是一项有益于农业生产的水利工程，而是一项胡作非为、劳民伤财的水害工
程。是陈永贵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一手蛮干起来的、想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观光工
程。
那时，山西也有“两个凡是”；“凡是陈永贵说的都一律照办；凡是大寨、昔
阳做的也都一切照办。”实际上是大寨大队领导昔阳县，是大寨党支部和昔阳县
委领导晋中地委和山西省委。
“西水东调”工程从一开始就受到北京和山西很多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和几个县
的干部和群众的反对。但是省委的几位领导人却很快批准和坚决支持这项巨大的
水害工程。他们认为：无论工程如何艰巨，投资多么浩大，“宁肯把山西所有水
利项目抹掉，也要保证昔阳这项西水东调的项目。”
这项工程计划，企图从昔阳西边，把西向流入黄河的潇河水，通过一系列复杂
工程，东调到昔阳东部的海河水系。
这样，不顾原来昔阳西边三十多万亩水浇地的死活，硬要在昔阳东部新搞九万多
亩的水浇地，损坏原来的水利设施，反而制造新的水害。
结果，由原来批准的二千多万投资，一再追加到九千多万元，蛮干了三、四年，
才完成原计划的三分之一。拖到文革结束，陈永贵的权势受到挫折，这项“为大
寨为昔阳争光”的工程，才不得不停了下来。
“四人帮”垮台以后，批评揭露这项工程的各界人士和群众的来信，纷纷送到
山西日报和人民日报，送到山西省委和党中央、国务院。在一九八○年四月十五
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本报记者和通讯员合写的通讯，并配合发表了社论
《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引起了全国震动和激愤。
这篇通讯和社论是经过新任总书记胡耀邦批准发表的。通讯和社论通过昔阳这
件坏典型，进行了深刻地解剖，成为我国三十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一个
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严重教训和总结。
社论指出：“多年来，我们搞农业，一靠运动，二靠大干。现在看得很清楚，
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极大伤害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积极性。结果是‘你整
我，我整你，整来整去，大都挨过整；你上台，我下台，台上台下大都下过台’。
这种蠢事我们不能再干了。”“至于大干，......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大搞人造小平原、大搞围湖造田’......这种工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得
益很少，甚至根本就是无效劳动。”
社论还指出，我们长期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不问土质、地势、生产习惯、
技术条件等具体条件，统统强调抓粮食，弄得宜林不林，宜牧不牧，宜果不果，
宜渔不渔，不但不能扬其所长，反而强人所难，赶其所短，结果是‘以粮为纲，
全面砍光’。......大量的人力，大捆的人民币，耗费在收益很少的黄土大搬家
上，甚至不但没有效益，反而破坏了生态平衡，贻害子孙后代。”
社论说：“借昔阳‘西水东调’工程，且不说这本身是不合理的，它实际上是
抢占别人的水来浇昔阳的地，......花一千元建设一亩浇地，即使减去一半，用
五百元建设一亩水浇地，我们也建不起。”
社论进一步击中要害的阐明：“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弊端丛生，工程科技人
员意见很大。为什么能够说干就干，并且一搞就是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三
年以后才停下来呢？这里，另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
统治。我们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官作大了，自己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又不
听取专家的意见，偏要号令一切，指挥一切，甚至用个人的喜恶来左右一切。而
上上下下，又有那样一些同志捧着他，护着他，明明他的主张荒谬，却要连声称
赞，执行不误。于是，设计改来改去，坝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谬误取代，科学为
献媚遮蔽。你要坚持不同意见，那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是
‘搞阴谋出难题’。不幸，这样的事情，前些年在我们国家还是不少的。”
社论最后分析“家长式统治是一种封建思想。......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封建
思想依然存在，它对我们党造成的危害很深，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损失很大。”
社论的结论十分可贵：“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吸取了教训，不再搞容不得不同意
见的‘一言堂’，不再搞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也就再也不会干‘西水东调’
这类蠢事了，我们的事业就会办的好得多。”
现在又过去二十年了，我仍然深深感到“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一言堂”和“违反
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不是仍然还很严重地危害着我们的建设事业吗？
这是所谓大寨经验的基本特征，也是全农业大寨的基本特征，无非是在一言堂
专制统治下的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这就是为什么公开揭发批评“西水东调”
工程会得到全国上下喝彩的主要原因。
人民日报在雪片般飞来的来稿来信中，挑选了很少数的来稿来信陆续刊登。在这
一宣传战役中，产生巨大影响的稿件有以下几篇：《“西水东调”工程是极左路
线的产物》、《肃清封建主义在组织路线方面的影响，山西省解决里阳干祁遍全
省的问题》等等，前后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连续宣传。
对昔阳“西水东调”水害工程的揭发批评，理所当然地牵连到整个“农业学大
寨”运动，首先牵连到它的根据地山西省。
在全国逐渐开展拨乱反正以后，山西省却迈不开脚步。真理标准讨论的学习和
平反冤假错案也都行动迟缓。山西的新闻界在首都报刊广播的影响下，《山西日
报》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以后，就连续发表了一批稿件，打开了僵局。该报陆续发
表了《吃亏就在一个“左”字─神池县学大寨的“七斗八斗”，斗得心散了，工
作乱了》、《“大批大斗”是一个极左口号》、《“堵资本主义路”堵得多年经
营没路了》等稿件，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又连续向中央
送交了关于“昔阳学大寨越学越穷”的内部参考。
作为靠大寨起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也坐不稳副总理
的宝座了。一九七九年八月，他从北京回到山西，山西省委经过中央批准，先解
除了他的昔阳县委书记的职务，结束了他在昔阳十三年的领导工作。
八月三日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也解除了陈永贵的副总理职务，从
此结束了陈永贵对全国农业的瞎指挥（陈永贵失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是在一
九八二年九月一日召开的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
当时，我们并不认为免去了陈永贵的职务，问题就圆满解决了。因为这不仅仅
是一个领导人的问题，它还蕴涵着多方面的比较复杂的原因。从九月开始，《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同中央广播电台一些记者组成了联合调查组，
深入山西同山西新闻界合作，采访了四十多天，写成了两组内参稿件。
一组专攻十年来大寨的真情实况，摸了无人敢摸的老虎屁股；另一组专攻陈永贵
和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遍布全山西的昔阳干部。据统计，仅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
九年，从昔阳调出四百九十一人到山西的省、地、县市的领导岗位，其中有四十
多人是调到中央和其他省市任领导干部。这就是陈永贵的帮派路线。他的指导思
想是：“要念大寨经，还得昔阳人”、“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
这也是“学大寨”害了全国的一个原因。
在这两组内参的基础上，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记者又专门写了一篇总结性的
报道：《山西省委和“西水东调”工程》，对这次揭露批评“西水东调”事件，
进行了总结，才算胜利结束。
本报记者的这篇总结性报道，为“西水东调”工程算了一笔帐，发人深思。
记者报道说：“据‘西水东调’工程停建后结算，省委批拨9200多万元，已用掉
了5100万。山西水利厅的同志概算出一笔帐：如果将5100万元用于解决群众生活
或发展生产事业，就可以基本解决100多万群众缺水吃的问题；可以使山西省现
有八十多个老灌渠配套，增加灌溉105万亩耕地的效益；可以改造晋北和晋中一
带平原上300万亩盐碱易涝地，以改造后每亩增产粮食300斤计算，可增产九亿斤，
比‘西水东调’工程计划增产的粮食目标多三十多倍。
不惜浪费国家资财建设‘西水东调’这个工程，究竟给群众带来什么好处呢？从
表面看来仿佛是为了昔阳人民，实际上，他们是既出工，又贴粮；既流汗，又流
血（在施工中，共死残195人），到头来，只是千百万人的一场无效劳动而矣。”
请大家想想：自从“大跃进”以来，我们国家花上万亿的投资，不是大都成为
这种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了吗？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不是大都处于这种“容不
得不同意见的一言堂”的专制制度领导下的“违背客规规律的瞎指挥”吗？
这两组内参稿件还为中央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这也说明，新闻界对大寨的分析和评价，正确地贯彻了党中央的新精神，同中央
的总结是紧密配合的。
到这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转发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学大寨经验教训的
初步总结》，中央为此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批语指出：
“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
“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
的。”
“因此，在推广先进经验时，......绝不能生搬硬来，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学
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
典型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
“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能乱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
手段。”
（注：中央批评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据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稿件，
报道了昔阳县十年浩劫时期受到批斗的人占全县百分之一，两三千人。据以后统
计：到一九八○年十二月止，昔阳县共平反冤假错案3028件，为2061人恢复了名
誉。可以想像，全国在“学大寨”运动中受到打击迫害的人就更是无法计数了。）
中央批语还指出：
“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
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各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不仅使
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
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运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
中央转发这个文件和新加的重要批语，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精辟地分
析，实际上是对我们党多年来大力推行的先进典型运动进行了正确地评价。
从新闻界公开批评“西水东调”到“农业学大寨”、到党中央的正式总结，不仅
为“农业学大寨”奏起了哀歌，也给我们党多年来提倡的“抓革命促生产”、
“政治挂帅，一抓就灵”的建设路线敲起了丧钟。
震动朝野的第三次报纸批评（二）
胡绩伟
（作者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新闻学会会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
渤二沉船事故与摸老虎屁股
一九七九年的隆冬季节，在天津港的海洋石油勘探平台附近，从国外引进的先
进的“渤海二号”油轮，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移位拖航中翻船沉没，造成七十二
位职工死亡，经济损失严重。这一重大事故竟然拖了九个月后，才得到了妥善处
理。
这是为什么？
在“渤二”翻沉三天以后，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向上级写出报告，急急忙忙
地肯定这次事故是“突遇大风，不可抗拒”，而且他们的“指挥无误”、“抢救
英勇”，同时在局内大讲“渤二”职工不怕牺牲的功绩，开展所谓“大总结、大
评比、大宣传、大表彰的活动”。
报告绝口不提清查事故、追究责任等有关事项。
事故发生后，海洋局内外很多干部群众向中央和天津的报界和有关单位纷纷反映
情况，要求查清这一悲惨事故的原因，追究刑事责任。有不少死难者家属向天津
市人民法院正式提起诉讼。
在中央，由国家经委、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和天津市的有关单位组成了联合调
查组，对这一重大事故进行调查。
但是，海洋石油局封锁消息，不予接待，给联合调查组吃了闭门羹。经过几次
交涉，才得到允许进驻现场，开始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海洋石油局设置重重障碍，强调客观原因，
多方掩盖事实真象。他们说的“突遇十一级大风”，实际上是九级，而“渤海二
号”曾经几次经受过十一级大风的考验，由于按照科学规律驾驶，安然无恙。
这次，他们一再表明是“指挥无误”，实际上严重违反规章，冒险蛮干瞎指挥，
而且对“渤二”队长为防止发生事故的几次紧急处理意见，都置之不理。
根据新华社、工人日报和人民日报记者反复调查核实所写出的报道，一再说明这
完全是一次违反规章制度的、不尊重科学规律办事的严重事故。
也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深刻的教训》所说：“渤海二号事故给我们的教训
是深刻的，需要从许多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从领导角度来说，我们认为最重要的
教训，就是骄傲不得。”因为领导人一骄傲，“于是，‘一言堂’出来了，唯心
论、形而上学的东西多起来了，经济建设也遭到了挫折。”用我们说惯了的政治
语言，就是专制独裁发展了，瞎指挥严重了。
社论说：“但我们有些领导不但不从挫折中总结经验，虚心学习，汲取教训，反
而用这样的帽子和棍子把正当的批评压下去。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和‘一贯正确’
的地位，这些同志可以不尊重科学，可以不管实际情况，可以违反客观规律，可
以不听群众和专家的正确意见，这样，错误就得不到纠正，而且一犯再犯，越犯
越大。这是我们党史上一页伤心史。”
社论不仅仅批评石油部的下属单位海洋石油勘探局，批评的重点是石油工业部
的有关领导。因为酿成这样重大事故的责任在石油部，在于石油部的领导骄傲了。
社论肯定了多年来石油部的工作成绩。社论说：“石油战线全体职工，尤其是
大庆油田的职工，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为开发我国石油工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光荣贡献，石油部在组织领导上也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总结出了一系列的成
功的经验。”但是“功劳再大，永远也不能成为骄傲的资本。
石油部某些领导同志由于被成绩冲昏了头脑，认为过去的经验可以一辈子用下去
了，再不需要向专家学习、向干部和群众学习了，再也不需要研究不同意见了。”
社论在强调海上石油勘探是一项新兴的先进技术，更应该认真学习时说“海上作
业比陆上作业复杂得多，危险也大得多，应当更讲科学，更讲安全，更加重视科
学管理。但是石油部有关领导既不认真学习，又不严格训练职工，建立严格的规
章制度。”
社论还说在事故发生以后，只要认真总结经验，也可以减少错误，但是，“从一
九七五年以来，海洋石油勘探局发生了各类大小事故1042起，死亡职工33人，他
们仍是无动于衷，终于发生了这次悲惨的事故。”
重读二十年前的社论，感到写得十分深切，十分沉痛。特别值得提出的，这不
仅仅指的是“渤海二号”的惨案，而是总结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教训；不只是指的
我们个别的负责干部，而是指的是我们整个党的领导！社论的用词是“党内特别
是党的领导滋长起骄傲情况”，这里指的是党中央和***主席骄傲起来了。
十七年来，我们所犯的重大错误都是全国性的、全面性的，错误的性质越来越
严重，错误的规模越来越大，错误的时间越来越长，错误的根源都在党中央，都
在最高领袖***，都在专制独裁的整个国家制度。
我在前一部分说的是昔阳“西水东调”的错误，这一部分说的是石油部的“渤
海二号”的悲惨事故。前一个是“农业学大寨”中的错误；后一个是“工业学大
庆”中的错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这是***提出来的“伟大号
召”，是党中央长期推行的战略性措施；不只是在工农业战线上要学，而且全国
要学，全民也要学。结果，大寨、大庆用政治运动搞生产建设的那一整套办法，
就在全国雷厉风行地推广开来。
这一套所谓最“先进”的经验，强调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轻视经济效
益，乱扣什么“经济主义”的帽子；强调革命干劲，不讲科学，不顾客观规律，
公然鼓吹“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不顾职工的生活福利，不管生产安
全和工人死活，把特殊条件下所采用的“先生产后生活”的应急措施，当成普遍
规律来盲目推行。
更为严重的是夸大成绩，隐恶扬善，报喜不报忧，压制和打击一切批评和不同意
见，动辄就以“阶级斗争新动向”，是“阶级敌人向我们脸上抹黑”，是“反先
进、砍红旗”，动不动就抓“反革命”搞“大批判”，把正确的意见和正直的职
工打压下去。
出了事故，不检查原因，不追究责任，而是大搞评功摆好，把丧事当成喜事来办，
出一次事故就推出一批英雄，越来越骄傲自满，欺上瞒下，自欺欺人。
对这一整套祸国殃民的东西，影响很深。“文革”以后，以华国锋为首的一些
当权者，还在强调继续学大庆学大寨，强调一年要搞一百个大寨县，全国要搞十
个大庆为标志的“新跃进”，因而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解剖，抓住典型进行批评，
对于促进改革开放更显得十分必要。
特别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党中央，下决心在报上公开批评和纠正学大寨学大庆中
的严重错误，就是为了使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引以为戒，逐渐认识和改正那一
套专制独裁的一言堂和违反科学规律的瞎指挥，以促进整个国家各方面的改革开
放。
中央书记处在八月二十一日开会，专门讨论批评了“渤海二号”沉船事故，国务
院也作出决定，解除石油部部长宋振明的职务，对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
给予记大过处分。
全国各大报于八月二十六日刊登了宋振明同志的检查，《人民日报》在二十八日
发表了社论《深刻的教训》。这样，我们新闻界这次对“渤二”事故的批评报道，
受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称赞。
老实说，我作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在处理“渤二”事故的宣传中，一直是特
别小心谨慎、又喜又忧的，这同报道“西水东调”、批评学大寨时的心情完全不
同。一是因为大庆比起大寨来，的确是功绩很大；二是去年（一九七九年）十月
《人民日报》发动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引起了主管大庆的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
的责骂，我的确还是心有余悸。
当开始报道“渤二”事故时，就有人骂《人民日报》“砍了大寨红旗，又要砍大
庆红旗了！”大家知道，在那个年月，“砍旗”的罪名有多么骇人，多么“狗胆
包天”呀！这可是家破人亡的“弥天大罪”啊！
在这次书记处批“渤二”事故，讨论给主管石油部领导人的处分时，谷牧同志
说：“石油部有功，有成绩，但有傲气，老虎屁股摸不得！”
万里同志插话说：“老虎屁股要摸，大象屁股要摸，狮子屁股也要摸。”可见，
说出这样的话是有胆量、有魄力的。
而我，确实缺乏这种魄力，总是提心吊胆，不得安宁。一直到国务院发布了处分
决定，《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我心里这副七上八下的沉重担子，才算平稳下
来。
完成对“西水东调”和“渤二沉船”的批评报道，表明新闻媒体敢于批评大寨
和大庆这两面曾经光芒四射的先进红旗，敢于摸昔阳和石油部的“老虎屁股”，
敢于批评陈永贵和康世恩这二位副总理，并且取得了人民满意的批评效果，是值
得高兴的。同时，也解决了我多年来的一个大疑团。
解决了一个什么大疑团呢？
“大跃进”以后，我们党和国家吃够了浮夸虚假的苦头，党报吃够了“表扬为
主”、“歌功颂德”的苦头，报纸对于那种大张旗鼓地“大树典型、大宣传、大
鼓动、大推广、大庆功”等主观主义的作法，开始有所警觉。因而对毛主席号召
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宣传，头脑稍微冷静一些。
当记者向我汇报到大寨和大庆采访时，必须完全听从那里党委的安排，而且始终
有人“陪同”，写好稿子必须“先给党委看一看”，记者们处处感到采访和写作
都受到限制，这就引起我的警惕。
在那段年月，我当然不敢公开表示什么反对意见，但在心中产生了疑团：对那些
先进事迹、英雄模范、巨大成绩、高尚品德......不能不抱着几分怀疑的态度。
按我当时的职责，我应该亲自下去摸一下真情实况，可是做不到。因为我去了以
后，肯定会受到更严格的摆布，事实上也很难了解真象。那时，我自己也没有勇
气去进行独立自由的采访，肯定会出现很不愉快的尴尬场面，所以我采取了有意
回避的态度。俗话说：“惹不起，躲得起。”
我到了太原，不去大寨，到了哈尔滨，也不去大庆。结果在长长的全国学大寨，
全国学大庆的热闹时期，我这个中央党报的副总编辑，虽然走遍了全国（西藏、
台湾除外），参观访问过各省市的著名单位，就是偏偏没有去大寨和大庆。今天
回想起来，说好听的是我的小聪明，不去捅马蜂窝；说不好听的，是我的滑头，
是我的政治生活经验，免得跌进深渊，无法自拔。
在这次关于学大寨、学大庆的批评取得圆满效果以后，对于一个老新闻工作者
来说，更大的收获还在于加深了对新闻工作的一个属于常识性的理解，这就是：
凡是限制记者采访自由和压制写作自由的地方，肯定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污秽、
腐朽、或者溃疡、毒疮、糜烂......以及造成这种脓肿红光的专制独裁的领导。
一个单位是这样，一个地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有无新闻自由是民主或
者专制的试金石，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
震动朝野的第三次报纸批评（三）
胡绩伟
（作者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新闻学会会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
揭穿“国才式锅炉”的骗局 造反派头头下台
一九八○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转发了《工人日报》的消息报道及本报
记者的通讯。这篇报道以醒目的三行大标题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第一行尖题
是：“弄虚作假 曲意包庇 终归不能掩盖事实真象”；第二行主标题是：
“‘国才式锅炉’骗局被戳穿”；第三行副题是：“许多群众不能容忍李国才当
化工部副部长”。
化工部副部长李国才是何许人物呢？
十年浩劫中，李国才是吉林市的造反派头头。他原是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加工班
的班长，造反后当上了吉林市民兵总指挥、中共吉林市委常委、吉林市革委会副
主任。
以后又上调到北京，当上了国务院石油化工部副部长。不久，石油化工部又分为
石油和化工两部，李国才当上了化工部副部长。在十年中，他由一个普通工人不
断升迁，可见李国才是“四人帮”重用的大大功臣，连升八级，官高爵显。
还在他当加工班班长的时候，设计了一个什么“横水管蒸气平式锅炉”，到处
宣扬这是他“运用了对立统一的哲学”设计成的，是“国内没有见过，世界资料
也没有发现，是全国头一份”，是“锅炉史上的创举”。
“四人帮”垮台，一九七七年十月，经过技术检验，过去他们宣扬的所谓“实
现了三少一多”（用钢材少、耗煤少、用电少、蒸发汽量多）是假的，并认为这
种锅炉在“设计和制造上的缺陷、隐患很多”，有关部门提出了六项建议，必须
进行改进，经过再鉴定，才能投入生产。专家们提出，在技术上再鉴定以前，应
当“停止制造，停止散发图纸，停止宣传”。
李国才得此消息后，大为恼火，责骂进行检验的技术人员是“应该退出历史舞
台”的“资产阶级权威”，扬言这次检验是“路线斗争”，他不仅对这次鉴定置
之不理，还大肆宣扬，把自己设计制造的锅炉命名为“国才式锅炉”，把自己所
在的加工班命名为“李国才加工班”，还设立了一个宣传他的“丰功伟绩”的
“李国才事迹展览室”。
他利用自己的职权，指令吉林市报社、广播电视台进行宣传，还组织文艺团体的
创作人员编写话剧、京剧和电视剧，编出来的京剧叫《春雪初绽》，由他亲自修
改定稿，亲自指挥排练。
正式演出时，他又指定一些单位组织群众观看，说这是“政治任务”。当他爬上
石化部副部长职位后，又举办了三十三次学习班，专门学习推广“李国才经验”，
大量散发“国才式锅炉”的图纸。
在李国才的亲自指挥下，制造了六十六台“国才式锅炉”，每台耗钢量比国内
平均用量高两倍。他自吹锅炉的蒸发量可达到每小时四吨，实际上只能达到
0.563吨，热效率比国内规定的最低量还低14%。
经技术验测，这六十六台“国才式锅炉”都达不到设计能力，结果，只好拆掉了
二十九台，改为温水茶炉十六台，改为蒸饭、煮猪食用的二十二台，造成很大浪
费。
这一骗局被拆穿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国家经委和劳动总局又组织了一次正
式鉴定，拟定出《关于处理国才式锅炉问题的通知》。
《通知》列举出“国才式锅炉”种种不合理的意见，可是化工部某些人编造出一
些歪理，否定鉴定，说“李国才是老工人、老模范”，说这次鉴定是“对劳模的
态度问题”，阻止发出这一通知。
于是国家经委决定组织专家重新鉴定，化工部某些人又百般阻挠，使这个再鉴定
无法进行。
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的工人群众，对李国才这些骗人把戏和霸道行为十分不满，
纷纷向中央有关单位提出控告。
李国才听到风声，从北京赶回吉林，批评这个“离心离德”，批评那个“胳膊肘
往外扭”，威胁说：“谁和我过不去，我就好好治治他，和他没完。”
吉化公司加工班原有三十八人，结果被李调走了二十七人，弄得这个班很难工作。
李国才回北京后，吉化公司派出得力干部进行整顿，恢复了正常生产。
李国才得到消息后，又赶回吉林，把公司新派到加工班的领导干部，连同在此蹲
点的公司副经理，统统赶走，他亲自带人封了这个公司副经理的办公室，公然宣
称：“李国才加工班是李国才当家，只有我说了算。”粉碎“四人帮”四年以后，
像李国才这样一个造反派头头，仍然占据着化工部副部长的领导岗位，纵容他继
续招摇撞骗，飞扬跋扈，肆无忌惮。
根据读者揭发，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特派记者经过深入调查核实，写出了本文开
头所说的新闻通讯。
根据《工人日报》的记者报道：早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国家劳动总局主办的
《劳动保护》杂志，在三月号上，就刊登了吉林市劳动局王法舜同志的来信，揭
发“国才式锅炉”的问题很多，值得新闻媒体予以关注和监督。
三月二十九日，李国才就打电话给《劳动保护》编辑部进行抗议，他气势汹汹地
大骂这封信是“弥天大谎”，批评杂志编辑部不该刊登王法舜的来信，责问为什
么不事先给他打招呼。
编辑部答覆说：“你有意见，欢迎你写文章，在刊物上展开讨论。”同时约他面
谈，他拒绝面谈。
四月初，李国才回到吉林，在吉林公司的会上，大骂吉林市劳动局是“干四化的
绊脚石”，骂王法舜“是什么东西！”
李又一手操纵写了一封控告《劳动保护》杂志的长信，广为散发。
《人民日报》刊登了新闻和通讯以后，得到读者的强烈反映。十月七日，《人
民日报》发表了李廓同志的稿件，说：揭穿这一骗局真是大快人心！李廓说：
“不久前，我们看到前石油部部长由于骄傲自满，不尊重科学，不听群众和专家
意见，对‘渤海二号’事件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被解除了职务，人民群众热烈
拥护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严明处置......”(连载之六?待续)
“如今，又揭发了李国才这样一位副部长，实在不能不使人怵目惊心。黑白混淆、
人妖颠倒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政府的肌体带来的祸害，在时过数年之
后，仍然如此之深，如此之烈！同时，人们也更清晰地看到，改革领导体制，整
顿领导作风，又是如何迫切！”
《人民日报》还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的读者来信。这样，化工部才根据劳动部
门和群众的揭发，根据中纪委、中组部和国家机关党委的意见，在十月中旬向国
务院提出处理报告。十一月十一日，国务院才作出决定，撤销李国才化工部副部
长职务。
“国才式锅炉”案件又得到圆满结果。
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李国才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一个典型人物，他比
较突出地体现了造反派头头的典型性格：专横独霸，飞扬跋扈。这种特性是从封
建专制官僚那里继承下来的，尤其是因为它穿着“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
的外衣，就显得更加神通广大，“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敢惹。
概括地说来，我以为李国才式的人物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用“文革手法”
（就是打砸抢轰，欺压蒙骗，以至阴谋诡计的办法）拚命向上爬，夺取越来越大
的权力。第二，用“文革手法”为自己“创造英雄业绩”，“树立高大形象”，
不仅自吹自擂，还利用一切手段来为自己吹嘘拔高。第三，用“文革手法”，打
压一切异己意见和异己人物，不惜违背事实，不讲道理，掩盖真象，践踏法纪，
捏造歪理和假象来维护自己的声威，以至肆无忌惮地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的组织手段，为自己培养帮派势力，达到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权势。
应该承认在“文革”结束以后，在拨乱反正阶段，我们党曾经认真清理过“四
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然而漏网之鱼还是不少。像李国才这样的高级干部，仍
然受到极左势力的包庇（国家经委、劳动总局等单位联合检查，因受到阻挠，查
不下去，调查报告因受到阻挠也发不下去），仍然可以继续耀武扬威。因而，在
报纸公开刊发批评李国才以后，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拥护。读者来信说，李国才
“这个造反起家的骗子，居然平步青云，连升三级，爬上副部长的高位。而且在
骗局被识破后，还利用职权，曲意庇护，阻挠调查，胆大妄为，无法无天。这种
卑劣的品质和行径，群众不仅不能容忍他当什么副部长，而且有权要求绳之以党
纪国法。”群众来信还说：像李国才这样的骗子，是“骄横跋扈，老虎屁股摸不
得的封建官僚”，是“擅长蒙混坑骗、瞒上欺下的政客。”李国才之所以大权在
握，居高不下，由于他是“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用毒汁豢养起来”的“四人帮”
的帮派头头。
说老实话，几十年的事实，令人越来越看得清楚，这样一大批“文革”干将之
所以能遍布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因为他们都是最高领袖***培植出来的。毛泽
东曾经说过他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是“虎性猴性集于一身”。“文革”
中成千上万的造反派头头，都是有意无意地仿效***那种专横独霸的手法和嘴
脸。
“文革”已经结束二十几年，但是这种虎性加猴性的典型性格仍然或多或少、
或明或暗地体现在不少党政官僚身上。很可惜，至今仍然有不少人打着“高举”
的旗号，继承和发扬这种“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特性，这难道不值得人们警惕和
深思吗？
震动朝野的第三次报纸批评（一）
胡绩伟
（作者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新闻学会会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
前言
粉碎“四人帮”以后，广大读者以空前的政治热情抢着阅读《人民日报》。
从今天回过头来看，在一九七七至一九八○年间，人民日报在宣传报道上掀起
过四个高潮。第一个高潮是揭批“四人帮”的十年罪行；第二个高潮是平反建国
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第三个高潮是关于“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
实践”的讨论；第四个高潮，就是在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纠正不正之风的
宣传。这期间，《人民日报》的发行量猛增到六百三十多万份，创造了自《人民
日报》创刊以来的历史最高记录。
解放初期，我在一九五二年底调到人民日报社作副总编辑，“文革”结束以后，
任总编辑。到一九八四年为止，我在人民日报的三十二年编辑生涯中，在报上大
规模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一共经历了三次。
第一次是一九五三年，党号召开展“新三反运动”，就是反对官僚主义、命令
主义、违法乱纪。可惜的是，这次运动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第二次，一九五
六年《人民日报》大改版，又一次开展了颇有声势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宣传报道。
紧接着，党中央号召党外人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顿不
正之风。报纸上刊登的批评和建议，如滚滚雷声，撼人心弦，表达了我国知识精
英对国对民的一片忠诚。意想不到的是，这场“整风”运动很快就变为***主
席的“引蛇出洞”的“阳谋”，那些坦诚发表批评建议的人，被一棍子打成反革
命分子，几十万优秀的栋梁之才，被扣上“右派”帽子，被下放劳动改造，经受
了十几二十几年的冤屈和折磨。我们报社的一些采写批评稿件的记者编辑，也难
以逃脱支持发表“右派”言论的罪责，也同样遭受了十几二十几年的苦难。这十
几年，我在报社一直分管党的生活部的宣传，负责组织采写和编审整党的稿件，
多亏总编辑邓拓同志勇敢地承担责任，保我过了关，才逃脱了这场灾祸。
第三次在报上大张旗鼓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结束之后的一九八○年，进行得相当顺利，也相当成功。因为这时，广大干部和
群众经过十年浩劫的磨炼，觉悟大大提高，报社干部也有很大醒觉。特别重要的
因素是，得到了胡耀邦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支持和保护，才得以冲破重重阻力，
发表了一些意义重大的批评不正之风的稿件，震动全国，收到十分显著的成效。
我认为，人民日报的这一段宣传历史，值得比较详细地记载下来。
党风问题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结束十年内乱以后，我们党内以胡耀邦为代表的革新力量，发起了两场拨乱反
正的“扫荡战”：一场是平反冤假错案，平反了解放三十年来的堆集如山的沉冤
积案，解放了千千万万被错打、错关、错杀的英才俊杰和冤魂屈鬼；一场是反对
“两个凡是”的有关真理标准的讨论，打碎了几十年来人们思想上政治上的教条
主义枷锁，解放了亿万人民的头脑和手脚。这样，从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上保证
了党的新的政治路线比较顺利进展。这条新的政治路线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
转变为“以四个现代化建设为中心”，开始了我们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进行改革
开放的新局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教育全党注意纠正好大喜功、爱吹不受批（评）
的老毛病，坚持发扬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
良作风。一方面加强党的纪律检查工作，陈云同志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有
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开展新的整顿党风运动；一方面加强在党报上开展群
众性的批评监督。
这一时期，人民日报除了注意宣传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开展“生产目
的”的讨论和“人民群众是主人翁”的讨论以外，又一次广泛开展了自上而下同
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群众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
应该承认，当时，好些同志的头脑并不清醒，还没有从旧的政治框框中解放出
来。在“高举”的旗号下，想方设法地维护旧思想、旧作风、旧势力，因而在新
的四化建设中，种种不正之风继续蔓延发展，阻挠改革开放事业的前进。针对这
种情况，人民日报集中力量，把批评的重点放在历史上残留的和新发生的种种歪
风邪气上。
记得在一九七九年下半年的一次宣传会议上，胡耀邦同志向我们说到宋代名家
韩愈的《原毁》：“古之君子，其责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
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他讲解说，这就是说，要像周公（文王）那样严
于责己，宽于待人；也正如孔子说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耀邦同志有所感
地对我们说：“我觉得在一次胜仗之后，在某种意义上说，着重谈一谈我们的不
足，我们的缺点，甚至我们的错误，可能是一个好的方法，是正确对待历史的较
好的方法，特别是正确对待自己历史的一个好方法。”
回到报社，我专门重读了一遍《原毁》。在向编辑部传达时，我讲述了耀邦的
谆谆教导，对编辑同志决心在报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
一九八○年二月，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五中全会，重点讨论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
导，正式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成立了政治局的书记处，选
举胡耀邦作总书记。党的副主席叶剑英对书记处提出了三点希望。第一点：就是
“要带头解放思想，敢说、敢做、敢于负责，创造性地进行工作，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四化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起来，研究新情
况，解决新问题。”
在胡耀邦同志亲自指导下，在《人民日报》上开展批评监督的宣传明显地加强
了。我记得，这时报上发表的批评稿件产生了强烈的影响，批评揭露了几件比较
重大的错误，特别是竟然批评了两位国务院副总理和四位部长，这在我们党的整
风史和人民日报宣传史上，都是罕见的。
“西水东调”与陈永贵的胡作非为
第一件是揭发披露了山西昔阳县的关于“西水东调”工程事件。这是“文革”
时期遗留下来的、对当前建设影响很坏的、规模浩大的水利建设工程。批评的对
象是靠“农业学大寨”起家的陈永贵。他这时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主管农业的副
总理，所以《人民日报》还不敢直呼其名，只是在社论中提到这个错误工程的重
要教训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统治”。
这不是一项有益于农业生产的水利工程，而是一项胡作非为、劳民伤财的水害工
程。是陈永贵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一手蛮干起来的、想为自己树碑立传的观光工
程。
那时，山西也有“两个凡是”；“凡是陈永贵说的都一律照办；凡是大寨、昔
阳做的也都一切照办。”实际上是大寨大队领导昔阳县，是大寨党支部和昔阳县
委领导晋中地委和山西省委。
“西水东调”工程从一开始就受到北京和山西很多水利工程技术人员和几个县
的干部和群众的反对。但是省委的几位领导人却很快批准和坚决支持这项巨大的
水害工程。他们认为：无论工程如何艰巨，投资多么浩大，“宁肯把山西所有水
利项目抹掉，也要保证昔阳这项西水东调的项目。”
这项工程计划，企图从昔阳西边，把西向流入黄河的潇河水，通过一系列复杂
工程，东调到昔阳东部的海河水系。
这样，不顾原来昔阳西边三十多万亩水浇地的死活，硬要在昔阳东部新搞九万多
亩的水浇地，损坏原来的水利设施，反而制造新的水害。
结果，由原来批准的二千多万投资，一再追加到九千多万元，蛮干了三、四年，
才完成原计划的三分之一。拖到文革结束，陈永贵的权势受到挫折，这项“为大
寨为昔阳争光”的工程，才不得不停了下来。
“四人帮”垮台以后，批评揭露这项工程的各界人士和群众的来信，纷纷送到
山西日报和人民日报，送到山西省委和党中央、国务院。在一九八○年四月十五
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本报记者和通讯员合写的通讯，并配合发表了社论
《再也不要干“西水东调”式的蠢事了》，引起了全国震动和激愤。
这篇通讯和社论是经过新任总书记胡耀邦批准发表的。通讯和社论通过昔阳这
件坏典型，进行了深刻地解剖，成为我国三十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的一个
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严重教训和总结。
社论指出：“多年来，我们搞农业，一靠运动，二靠大干。现在看得很清楚，
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极大伤害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积极性。结果是‘你整
我，我整你，整来整去，大都挨过整；你上台，我下台，台上台下大都下过台’。
这种蠢事我们不能再干了。”“至于大干，......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
‘大搞人造小平原、大搞围湖造田’......这种工程，耗资巨大，劳民伤财，得
益很少，甚至根本就是无效劳动。”
社论还指出，我们长期违反实事求是的原则：“不问土质、地势、生产习惯、
技术条件等具体条件，统统强调抓粮食，弄得宜林不林，宜牧不牧，宜果不果，
宜渔不渔，不但不能扬其所长，反而强人所难，赶其所短，结果是‘以粮为纲，
全面砍光’。......大量的人力，大捆的人民币，耗费在收益很少的黄土大搬家
上，甚至不但没有效益，反而破坏了生态平衡，贻害子孙后代。”
社论说：“借昔阳‘西水东调’工程，且不说这本身是不合理的，它实际上是
抢占别人的水来浇昔阳的地，......花一千元建设一亩浇地，即使减去一半，用
五百元建设一亩水浇地，我们也建不起。”
社论进一步击中要害的阐明：“昔阳‘西水东调’工程弊端丛生，工程科技人
员意见很大。为什么能够说干就干，并且一搞就是几年，直到粉碎‘四人帮’三
年以后才停下来呢？这里，另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某些领导同志的封建家长式
统治。我们有些做领导工作的同志，官作大了，自己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又不
听取专家的意见，偏要号令一切，指挥一切，甚至用个人的喜恶来左右一切。而
上上下下，又有那样一些同志捧着他，护着他，明明他的主张荒谬，却要连声称
赞，执行不误。于是，设计改来改去，坝址忽上忽下，真理被谬误取代，科学为
献媚遮蔽。你要坚持不同意见，那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甚至是
‘搞阴谋出难题’。不幸，这样的事情，前些年在我们国家还是不少的。”
社论最后分析“家长式统治是一种封建思想。......封建传统根深蒂固，封建
思想依然存在，它对我们党造成的危害很深，对社会主义事业带来的损失很大。”
社论的结论十分可贵：“什么时候我们真正吸取了教训，不再搞容不得不同意
见的‘一言堂’，不再搞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也就再也不会干‘西水东调’
这类蠢事了，我们的事业就会办的好得多。”
现在又过去二十年了，我仍然深深感到“容不得不同意见的一言堂”和“违反
客观规律的瞎指挥”，不是仍然还很严重地危害着我们的建设事业吗？
这是所谓大寨经验的基本特征，也是全农业大寨的基本特征，无非是在一言堂
专制统治下的违反客观规律的瞎指挥。这就是为什么公开揭发批评“西水东调”
工程会得到全国上下喝彩的主要原因。
人民日报在雪片般飞来的来稿来信中，挑选了很少数的来稿来信陆续刊登。在这
一宣传战役中，产生巨大影响的稿件有以下几篇：《“西水东调”工程是极左路
线的产物》、《肃清封建主义在组织路线方面的影响，山西省解决里阳干祁遍全
省的问题》等等，前后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连续宣传。
对昔阳“西水东调”水害工程的揭发批评，理所当然地牵连到整个“农业学大
寨”运动，首先牵连到它的根据地山西省。
在全国逐渐开展拨乱反正以后，山西省却迈不开脚步。真理标准讨论的学习和
平反冤假错案也都行动迟缓。山西的新闻界在首都报刊广播的影响下，《山西日
报》在一九七九年三月以后，就连续发表了一批稿件，打开了僵局。该报陆续发
表了《吃亏就在一个“左”字─神池县学大寨的“七斗八斗”，斗得心散了，工
作乱了》、《“大批大斗”是一个极左口号》、《“堵资本主义路”堵得多年经
营没路了》等稿件，产生了很大的作用。同时，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又连续向中央
送交了关于“昔阳学大寨越学越穷”的内部参考。
作为靠大寨起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永贵，也坐不稳副总理
的宝座了。一九七九年八月，他从北京回到山西，山西省委经过中央批准，先解
除了他的昔阳县委书记的职务，结束了他在昔阳十三年的领导工作。
八月三日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也解除了陈永贵的副总理职务，从
此结束了陈永贵对全国农业的瞎指挥（陈永贵失去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是在一
九八二年九月一日召开的党的十二次代表大会上）。
当时，我们并不认为免去了陈永贵的职务，问题就圆满解决了。因为这不仅仅
是一个领导人的问题，它还蕴涵着多方面的比较复杂的原因。从九月开始，《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同中央广播电台一些记者组成了联合调查组，
深入山西同山西新闻界合作，采访了四十多天，写成了两组内参稿件。
一组专攻十年来大寨的真情实况，摸了无人敢摸的老虎屁股；另一组专攻陈永贵
和他一手提拔起来的遍布全山西的昔阳干部。据统计，仅在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
九年，从昔阳调出四百九十一人到山西的省、地、县市的领导岗位，其中有四十
多人是调到中央和其他省市任领导干部。这就是陈永贵的帮派路线。他的指导思
想是：“要念大寨经，还得昔阳人”、“学大寨、赶大寨，手中无权学不开”，
这也是“学大寨”害了全国的一个原因。
在这两组内参的基础上，十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记者又专门写了一篇总结性的
报道：《山西省委和“西水东调”工程》，对这次揭露批评“西水东调”事件，
进行了总结，才算胜利结束。
本报记者的这篇总结性报道，为“西水东调”工程算了一笔帐，发人深思。
记者报道说：“据‘西水东调’工程停建后结算，省委批拨9200多万元，已用掉
了5100万。山西水利厅的同志概算出一笔帐：如果将5100万元用于解决群众生活
或发展生产事业，就可以基本解决100多万群众缺水吃的问题；可以使山西省现
有八十多个老灌渠配套，增加灌溉105万亩耕地的效益；可以改造晋北和晋中一
带平原上300万亩盐碱易涝地，以改造后每亩增产粮食300斤计算，可增产九亿斤，
比‘西水东调’工程计划增产的粮食目标多三十多倍。
不惜浪费国家资财建设‘西水东调’这个工程，究竟给群众带来什么好处呢？从
表面看来仿佛是为了昔阳人民，实际上，他们是既出工，又贴粮；既流汗，又流
血（在施工中，共死残195人），到头来，只是千百万人的一场无效劳动而矣。”
请大家想想：自从“大跃进”以来，我们国家花上万亿的投资，不是大都成为
这种劳民伤财的无效劳动了吗？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不是大都处于这种“容不
得不同意见的一言堂”的专制制度领导下的“违背客规规律的瞎指挥”吗？
这两组内参稿件还为中央总结“农业学大寨”的经验教训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这也说明，新闻界对大寨的分析和评价，正确地贯彻了党中央的新精神，同中央
的总结是紧密配合的。
到这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央转发了《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学大寨经验教训的
初步总结》，中央为此写了一个很长的批语。批语指出：
“历史已经证明：人为地树立先进典型，最终没有不失败的。”
“那种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
的。”
“因此，在推广先进经验时，......绝不能生搬硬来，强迫命令，重犯过去学
大寨运动中的错误，不分东南西北，不分自然条件和耕作习惯，用大寨这样一个
典型经验硬性指导农村所有地区和不同行业的各项工作。”
“切不可用一阵风的运动方式一哄而起，更不能乱扣政治帽子，采取行政压制
手段。”
（注：中央批评之所以强调这个问题，据八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刊登的稿件，
报道了昔阳县十年浩劫时期受到批斗的人占全县百分之一，两三千人。据以后统
计：到一九八○年十二月止，昔阳县共平反冤假错案3028件，为2061人恢复了名
誉。可以想像，全国在“学大寨”运动中受到打击迫害的人就更是无法计数了。）
中央批语还指出：
“一成为劳动模范，就一定要当从下到上的各级党代表、人民代表或其他代表，
一定要担任从下到上的各级党政机关或群众团体的领导职务。事实证明，不仅使
一些劳动模范自己骄傲自满，脱离群众，而且会使他们陷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无
法应付的会议、报告和各种政治运动中去，无法再起劳动模范的作用。”
中央转发这个文件和新加的重要批语，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了精辟地分
析，实际上是对我们党多年来大力推行的先进典型运动进行了正确地评价。
从新闻界公开批评“西水东调”到“农业学大寨”、到党中央的正式总结，不仅
为“农业学大寨”奏起了哀歌，也给我们党多年来提倡的“抓革命促生产”、
“政治挂帅，一抓就灵”的建设路线敲起了丧钟。
震动朝野的第三次报纸批评（二）
胡绩伟
（作者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新闻学会会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
渤二沉船事故与摸老虎屁股
一九七九年的隆冬季节，在天津港的海洋石油勘探平台附近，从国外引进的先
进的“渤海二号”油轮，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在移位拖航中翻船沉没，造成七十二
位职工死亡，经济损失严重。这一重大事故竟然拖了九个月后，才得到了妥善处
理。
这是为什么？
在“渤二”翻沉三天以后，石油部海洋石油勘探局向上级写出报告，急急忙忙
地肯定这次事故是“突遇大风，不可抗拒”，而且他们的“指挥无误”、“抢救
英勇”，同时在局内大讲“渤二”职工不怕牺牲的功绩，开展所谓“大总结、大
评比、大宣传、大表彰的活动”。
报告绝口不提清查事故、追究责任等有关事项。
事故发生后，海洋局内外很多干部群众向中央和天津的报界和有关单位纷纷反映
情况，要求查清这一悲惨事故的原因，追究刑事责任。有不少死难者家属向天津
市人民法院正式提起诉讼。
在中央，由国家经委、劳动总局、全国总工会和天津市的有关单位组成了联合调
查组，对这一重大事故进行调查。
但是，海洋石油局封锁消息，不予接待，给联合调查组吃了闭门羹。经过几次
交涉，才得到允许进驻现场，开始调查。
在调查过程中，在法院审理过程中，海洋石油局设置重重障碍，强调客观原因，
多方掩盖事实真象。他们说的“突遇十一级大风”，实际上是九级，而“渤海二
号”曾经几次经受过十一级大风的考验，由于按照科学规律驾驶，安然无恙。
这次，他们一再表明是“指挥无误”，实际上严重违反规章，冒险蛮干瞎指挥，
而且对“渤二”队长为防止发生事故的几次紧急处理意见，都置之不理。
根据新华社、工人日报和人民日报记者反复调查核实所写出的报道，一再说明这
完全是一次违反规章制度的、不尊重科学规律办事的严重事故。
也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深刻的教训》所说：“渤海二号事故给我们的教训
是深刻的，需要从许多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从领导角度来说，我们认为最重要的
教训，就是骄傲不得。”因为领导人一骄傲，“于是，‘一言堂’出来了，唯心
论、形而上学的东西多起来了，经济建设也遭到了挫折。”用我们说惯了的政治
语言，就是专制独裁发展了，瞎指挥严重了。
社论说：“但我们有些领导不但不从挫折中总结经验，虚心学习，汲取教训，反
而用这样的帽子和棍子把正当的批评压下去。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威和‘一贯正确’
的地位，这些同志可以不尊重科学，可以不管实际情况，可以违反客观规律，可
以不听群众和专家的正确意见，这样，错误就得不到纠正，而且一犯再犯，越犯
越大。这是我们党史上一页伤心史。”
社论不仅仅批评石油部的下属单位海洋石油勘探局，批评的重点是石油工业部
的有关领导。因为酿成这样重大事故的责任在石油部，在于石油部的领导骄傲了。
社论肯定了多年来石油部的工作成绩。社论说：“石油战线全体职工，尤其是
大庆油田的职工，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为开发我国石油工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
光荣贡献，石油部在组织领导上也做了大量有成效的工作，总结出了一系列的成
功的经验。”但是“功劳再大，永远也不能成为骄傲的资本。
石油部某些领导同志由于被成绩冲昏了头脑，认为过去的经验可以一辈子用下去
了，再不需要向专家学习、向干部和群众学习了，再也不需要研究不同意见了。”
社论在强调海上石油勘探是一项新兴的先进技术，更应该认真学习时说“海上作
业比陆上作业复杂得多，危险也大得多，应当更讲科学，更讲安全，更加重视科
学管理。但是石油部有关领导既不认真学习，又不严格训练职工，建立严格的规
章制度。”
社论还说在事故发生以后，只要认真总结经验，也可以减少错误，但是，“从一
九七五年以来，海洋石油勘探局发生了各类大小事故1042起，死亡职工33人，他
们仍是无动于衷，终于发生了这次悲惨的事故。”
重读二十年前的社论，感到写得十分深切，十分沉痛。特别值得提出的，这不
仅仅指的是“渤海二号”的惨案，而是总结我们几十年的经验教训；不只是指的
我们个别的负责干部，而是指的是我们整个党的领导！社论的用词是“党内特别
是党的领导滋长起骄傲情况”，这里指的是党中央和***主席骄傲起来了。
十七年来，我们所犯的重大错误都是全国性的、全面性的，错误的性质越来越
严重，错误的规模越来越大，错误的时间越来越长，错误的根源都在党中央，都
在最高领袖***，都在专制独裁的整个国家制度。
我在前一部分说的是昔阳“西水东调”的错误，这一部分说的是石油部的“渤
海二号”的悲惨事故。前一个是“农业学大寨”中的错误；后一个是“工业学大
庆”中的错误。“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这是***提出来的“伟大号
召”，是党中央长期推行的战略性措施；不只是在工农业战线上要学，而且全国
要学，全民也要学。结果，大寨、大庆用政治运动搞生产建设的那一整套办法，
就在全国雷厉风行地推广开来。
这一套所谓最“先进”的经验，强调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一抓就灵，轻视经济效
益，乱扣什么“经济主义”的帽子；强调革命干劲，不讲科学，不顾客观规律，
公然鼓吹“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也要上”，不顾职工的生活福利，不管生产安
全和工人死活，把特殊条件下所采用的“先生产后生活”的应急措施，当成普遍
规律来盲目推行。
更为严重的是夸大成绩，隐恶扬善，报喜不报忧，压制和打击一切批评和不同意
见，动辄就以“阶级斗争新动向”，是“阶级敌人向我们脸上抹黑”，是“反先
进、砍红旗”，动不动就抓“反革命”搞“大批判”，把正确的意见和正直的职
工打压下去。
出了事故，不检查原因，不追究责任，而是大搞评功摆好，把丧事当成喜事来办，
出一次事故就推出一批英雄，越来越骄傲自满，欺上瞒下，自欺欺人。
对这一整套祸国殃民的东西，影响很深。“文革”以后，以华国锋为首的一些
当权者，还在强调继续学大庆学大寨，强调一年要搞一百个大寨县，全国要搞十
个大庆为标志的“新跃进”，因而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解剖，抓住典型进行批评，
对于促进改革开放更显得十分必要。
特别是以胡耀邦为代表的党中央，下决心在报上公开批评和纠正学大寨学大庆中
的严重错误，就是为了使全国各地、各行各业都引以为戒，逐渐认识和改正那一
套专制独裁的一言堂和违反科学规律的瞎指挥，以促进整个国家各方面的改革开
放。
中央书记处在八月二十一日开会，专门讨论批评了“渤海二号”沉船事故，国务
院也作出决定，解除石油部部长宋振明的职务，对主管石油工业的副总理康世恩
给予记大过处分。
全国各大报于八月二十六日刊登了宋振明同志的检查，《人民日报》在二十八日
发表了社论《深刻的教训》。这样，我们新闻界这次对“渤二”事故的批评报道，
受到了全国上下的一致称赞。
老实说，我作为人民日报的总编辑，在处理“渤二”事故的宣传中，一直是特
别小心谨慎、又喜又忧的，这同报道“西水东调”、批评学大寨时的心情完全不
同。一是因为大庆比起大寨来，的确是功绩很大；二是去年（一九七九年）十月
《人民日报》发动关于生产目的的讨论，引起了主管大庆的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
的责骂，我的确还是心有余悸。
当开始报道“渤二”事故时，就有人骂《人民日报》“砍了大寨红旗，又要砍大
庆红旗了！”大家知道，在那个年月，“砍旗”的罪名有多么骇人，多么“狗胆
包天”呀！这可是家破人亡的“弥天大罪”啊！
在这次书记处批“渤二”事故，讨论给主管石油部领导人的处分时，谷牧同志
说：“石油部有功，有成绩，但有傲气，老虎屁股摸不得！”
万里同志插话说：“老虎屁股要摸，大象屁股要摸，狮子屁股也要摸。”可见，
说出这样的话是有胆量、有魄力的。
而我，确实缺乏这种魄力，总是提心吊胆，不得安宁。一直到国务院发布了处分
决定，《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我心里这副七上八下的沉重担子，才算平稳下
来。
完成对“西水东调”和“渤二沉船”的批评报道，表明新闻媒体敢于批评大寨
和大庆这两面曾经光芒四射的先进红旗，敢于摸昔阳和石油部的“老虎屁股”，
敢于批评陈永贵和康世恩这二位副总理，并且取得了人民满意的批评效果，是值
得高兴的。同时，也解决了我多年来的一个大疑团。
解决了一个什么大疑团呢？
“大跃进”以后，我们党和国家吃够了浮夸虚假的苦头，党报吃够了“表扬为
主”、“歌功颂德”的苦头，报纸对于那种大张旗鼓地“大树典型、大宣传、大
鼓动、大推广、大庆功”等主观主义的作法，开始有所警觉。因而对毛主席号召
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宣传，头脑稍微冷静一些。
当记者向我汇报到大寨和大庆采访时，必须完全听从那里党委的安排，而且始终
有人“陪同”，写好稿子必须“先给党委看一看”，记者们处处感到采访和写作
都受到限制，这就引起我的警惕。
在那段年月，我当然不敢公开表示什么反对意见，但在心中产生了疑团：对那些
先进事迹、英雄模范、巨大成绩、高尚品德......不能不抱着几分怀疑的态度。
按我当时的职责，我应该亲自下去摸一下真情实况，可是做不到。因为我去了以
后，肯定会受到更严格的摆布，事实上也很难了解真象。那时，我自己也没有勇
气去进行独立自由的采访，肯定会出现很不愉快的尴尬场面，所以我采取了有意
回避的态度。俗话说：“惹不起，躲得起。”
我到了太原，不去大寨，到了哈尔滨，也不去大庆。结果在长长的全国学大寨，
全国学大庆的热闹时期，我这个中央党报的副总编辑，虽然走遍了全国（西藏、
台湾除外），参观访问过各省市的著名单位，就是偏偏没有去大寨和大庆。今天
回想起来，说好听的是我的小聪明，不去捅马蜂窝；说不好听的，是我的滑头，
是我的政治生活经验，免得跌进深渊，无法自拔。
在这次关于学大寨、学大庆的批评取得圆满效果以后，对于一个老新闻工作者
来说，更大的收获还在于加深了对新闻工作的一个属于常识性的理解，这就是：
凡是限制记者采访自由和压制写作自由的地方，肯定有见不得人的东西：污秽、
腐朽、或者溃疡、毒疮、糜烂......以及造成这种脓肿红光的专制独裁的领导。
一个单位是这样，一个地区是这样，一个国家也是这样。有无新闻自由是民主或
者专制的试金石，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
震动朝野的第三次报纸批评（三）
胡绩伟
（作者曾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中国新闻学会会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社长）
揭穿“国才式锅炉”的骗局 造反派头头下台
一九八○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日报》转发了《工人日报》的消息报道及本报
记者的通讯。这篇报道以醒目的三行大标题引起了广大读者的关注。第一行尖题
是：“弄虚作假 曲意包庇 终归不能掩盖事实真象”；第二行主标题是：
“‘国才式锅炉’骗局被戳穿”；第三行副题是：“许多群众不能容忍李国才当
化工部副部长”。
化工部副部长李国才是何许人物呢？
十年浩劫中，李国才是吉林市的造反派头头。他原是吉林化学工业公司加工班
的班长，造反后当上了吉林市民兵总指挥、中共吉林市委常委、吉林市革委会副
主任。
以后又上调到北京，当上了国务院石油化工部副部长。不久，石油化工部又分为
石油和化工两部，李国才当上了化工部副部长。在十年中，他由一个普通工人不
断升迁，可见李国才是“四人帮”重用的大大功臣，连升八级，官高爵显。
还在他当加工班班长的时候，设计了一个什么“横水管蒸气平式锅炉”，到处
宣扬这是他“运用了对立统一的哲学”设计成的，是“国内没有见过，世界资料
也没有发现，是全国头一份”，是“锅炉史上的创举”。
“四人帮”垮台，一九七七年十月，经过技术检验，过去他们宣扬的所谓“实
现了三少一多”（用钢材少、耗煤少、用电少、蒸发汽量多）是假的，并认为这
种锅炉在“设计和制造上的缺陷、隐患很多”，有关部门提出了六项建议，必须
进行改进，经过再鉴定，才能投入生产。专家们提出，在技术上再鉴定以前，应
当“停止制造，停止散发图纸，停止宣传”。
李国才得此消息后，大为恼火，责骂进行检验的技术人员是“应该退出历史舞
台”的“资产阶级权威”，扬言这次检验是“路线斗争”，他不仅对这次鉴定置
之不理，还大肆宣扬，把自己设计制造的锅炉命名为“国才式锅炉”，把自己所
在的加工班命名为“李国才加工班”，还设立了一个宣传他的“丰功伟绩”的
“李国才事迹展览室”。
他利用自己的职权，指令吉林市报社、广播电视台进行宣传，还组织文艺团体的
创作人员编写话剧、京剧和电视剧，编出来的京剧叫《春雪初绽》，由他亲自修
改定稿，亲自指挥排练。
正式演出时，他又指定一些单位组织群众观看，说这是“政治任务”。当他爬上
石化部副部长职位后，又举办了三十三次学习班，专门学习推广“李国才经验”，
大量散发“国才式锅炉”的图纸。
在李国才的亲自指挥下，制造了六十六台“国才式锅炉”，每台耗钢量比国内
平均用量高两倍。他自吹锅炉的蒸发量可达到每小时四吨，实际上只能达到
0.563吨，热效率比国内规定的最低量还低14%。
经技术验测，这六十六台“国才式锅炉”都达不到设计能力，结果，只好拆掉了
二十九台，改为温水茶炉十六台，改为蒸饭、煮猪食用的二十二台，造成很大浪
费。
这一骗局被拆穿后，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国家经委和劳动总局又组织了一次正
式鉴定，拟定出《关于处理国才式锅炉问题的通知》。
《通知》列举出“国才式锅炉”种种不合理的意见，可是化工部某些人编造出一
些歪理，否定鉴定，说“李国才是老工人、老模范”，说这次鉴定是“对劳模的
态度问题”，阻止发出这一通知。
于是国家经委决定组织专家重新鉴定，化工部某些人又百般阻挠，使这个再鉴定
无法进行。
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的工人群众，对李国才这些骗人把戏和霸道行为十分不满，
纷纷向中央有关单位提出控告。
李国才听到风声，从北京赶回吉林，批评这个“离心离德”，批评那个“胳膊肘
往外扭”，威胁说：“谁和我过不去，我就好好治治他，和他没完。”
吉化公司加工班原有三十八人，结果被李调走了二十七人，弄得这个班很难工作。
李国才回北京后，吉化公司派出得力干部进行整顿，恢复了正常生产。
李国才得到消息后，又赶回吉林，把公司新派到加工班的领导干部，连同在此蹲
点的公司副经理，统统赶走，他亲自带人封了这个公司副经理的办公室，公然宣
称：“李国才加工班是李国才当家，只有我说了算。”粉碎“四人帮”四年以后，
像李国才这样一个造反派头头，仍然占据着化工部副部长的领导岗位，纵容他继
续招摇撞骗，飞扬跋扈，肆无忌惮。
根据读者揭发，人民日报和工人日报特派记者经过深入调查核实，写出了本文开
头所说的新闻通讯。
根据《工人日报》的记者报道：早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国家劳动总局主办的
《劳动保护》杂志，在三月号上，就刊登了吉林市劳动局王法舜同志的来信，揭
发“国才式锅炉”的问题很多，值得新闻媒体予以关注和监督。
三月二十九日，李国才就打电话给《劳动保护》编辑部进行抗议，他气势汹汹地
大骂这封信是“弥天大谎”，批评杂志编辑部不该刊登王法舜的来信，责问为什
么不事先给他打招呼。
编辑部答覆说：“你有意见，欢迎你写文章，在刊物上展开讨论。”同时约他面
谈，他拒绝面谈。
四月初，李国才回到吉林，在吉林公司的会上，大骂吉林市劳动局是“干四化的
绊脚石”，骂王法舜“是什么东西！”
李又一手操纵写了一封控告《劳动保护》杂志的长信，广为散发。
《人民日报》刊登了新闻和通讯以后，得到读者的强烈反映。十月七日，《人
民日报》发表了李廓同志的稿件，说：揭穿这一骗局真是大快人心！李廓说：
“不久前，我们看到前石油部部长由于骄傲自满，不尊重科学，不听群众和专家
意见，对‘渤海二号’事件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被解除了职务，人民群众热烈
拥护党中央和国务院的严明处置......”(连载之六?待续)
“如今，又揭发了李国才这样一位副部长，实在不能不使人怵目惊心。黑白混淆、
人妖颠倒的‘文化大革命’，给我们党和政府的肌体带来的祸害，在时过数年之
后，仍然如此之深，如此之烈！同时，人们也更清晰地看到，改革领导体制，整
顿领导作风，又是如何迫切！”
《人民日报》还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的读者来信。这样，化工部才根据劳动部
门和群众的揭发，根据中纪委、中组部和国家机关党委的意见，在十月中旬向国
务院提出处理报告。十一月十一日，国务院才作出决定，撤销李国才化工部副部
长职务。
“国才式锅炉”案件又得到圆满结果。
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李国才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一个典型人物，他比
较突出地体现了造反派头头的典型性格：专横独霸，飞扬跋扈。这种特性是从封
建专制官僚那里继承下来的，尤其是因为它穿着“工人阶级”“无产阶级革命”
的外衣，就显得更加神通广大，“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敢惹。
概括地说来，我以为李国才式的人物有以下三个特点：第一，用“文革手法”
（就是打砸抢轰，欺压蒙骗，以至阴谋诡计的办法）拚命向上爬，夺取越来越大
的权力。第二，用“文革手法”为自己“创造英雄业绩”，“树立高大形象”，
不仅自吹自擂，还利用一切手段来为自己吹嘘拔高。第三，用“文革手法”，打
压一切异己意见和异己人物，不惜违背事实，不讲道理，掩盖真象，践踏法纪，
捏造歪理和假象来维护自己的声威，以至肆无忌惮地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的组织手段，为自己培养帮派势力，达到巩固和提高自己的地位和权势。
应该承认在“文革”结束以后，在拨乱反正阶段，我们党曾经认真清理过“四
人帮”的帮派骨干分子，然而漏网之鱼还是不少。像李国才这样的高级干部，仍
然受到极左势力的包庇（国家经委、劳动总局等单位联合检查，因受到阻挠，查
不下去，调查报告因受到阻挠也发不下去），仍然可以继续耀武扬威。因而，在
报纸公开刊发批评李国才以后，受到广大读者热烈拥护。读者来信说，李国才
“这个造反起家的骗子，居然平步青云，连升三级，爬上副部长的高位。而且在
骗局被识破后，还利用职权，曲意庇护，阻挠调查，胆大妄为，无法无天。这种
卑劣的品质和行径，群众不仅不能容忍他当什么副部长，而且有权要求绳之以党
纪国法。”群众来信还说：像李国才这样的骗子，是“骄横跋扈，老虎屁股摸不
得的封建官僚”，是“擅长蒙混坑骗、瞒上欺下的政客。”李国才之所以大权在
握，居高不下，由于他是“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用毒汁豢养起来”的“四人帮”
的帮派头头。
说老实话，几十年的事实，令人越来越看得清楚，这样一大批“文革”干将之
所以能遍布全国各地区各部门，因为他们都是最高领袖***培植出来的。毛泽
东曾经说过他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是“虎性猴性集于一身”。“文革”
中成千上万的造反派头头，都是有意无意地仿效***那种专横独霸的手法和嘴
脸。
“文革”已经结束二十几年，但是这种虎性加猴性的典型性格仍然或多或少、
或明或暗地体现在不少党政官僚身上。很可惜，至今仍然有不少人打着“高举”
的旗号，继承和发扬这种“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特性，这难道不值得人们警惕和
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