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米高空作业车:共和国辞典019期：大学生竞选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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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北京大学学生
1980年大学生“竞选风潮”
1957年，人称“燕园狂人”的北大学子谭天荣发出了他们那一代青年的宣言：“我们要走自己的路。我们要回答：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我们要回答：生活走向哪里，历史走向何方？”“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我们要想，不让想吗？偏要想！”然而他生不逢时，在当年，他要被拔“白旗”，是“毒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青年们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他们欣赏当年雅典执政伯里克利的那句话——“我可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他们则想让中国的大学成为全国人民的学校。
1980年，在选举法的激励下，全国多所高校的大学生们，掀起了一场竞选人大代表的风潮。他们用热情、见识、努力诠释了什么是青年的责任。
【起因】1979《选举法》掀起学生竞选人大代表风潮

《选举法》
选举法规定“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
一切从《选举法》的诞生开始。1979年，随着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进行，前三十年脚步极为迟缓的立法工作也开始进入快速通道。7月1日，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一口气通过了七部法律。其中就有这人大代表选举法。
这个版本的选举法有五项关键性的内容：1、区县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2、选民（有三人以上附议）可以提出代表候选人；3、代表候选人人数较多时通过预选决定正式候选人；4、正式候选人差额选举，候选人的名额多于应选人的名额。5、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
对于长期遭到破坏的选举制度来说，选举法确立的这几条内容都是有着深远意义的，尤其是“各党派、团体和选民，都可以用各种形式宣传代表候选人”这一条，让广大通过刚恢复的高考进入高校校园的学生，有了极大的兴趣。
于光远：市政问题要通过城市人民代表大会解决
在1980年8月底至9月上旬召开的全国五届人大三次会议期间，《人民日报》首次刊登了部分全国人大代表的发言摘要，表达了对基层人大选举要发挥积极作用的态度。上海代表、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说：“各省、市、县解决了自己能够解决的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就可以更集中讨论全国性的问题。特别是在城市中居住集中，文化程度高，全市居民共同关心的问题很多，市政问题的解决更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因此城市人民代表大会更要走在前面，取得成功的经验。”
这些发言正值各省市正在或即将开展基层人民代表选举，给了广大盼望参政议政的高校学生很大的鼓励。一时间，全国多所高校开始了酝酿这场“大学生竞选运动”，用北京首位学生竞选者李盛平的话来说，他们的目标是“响应全国人大代表号召，让人民代表大会成为真正的权力机关。”
【过程】通过实践中来学习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利

80年代北大学生
上海青年：人民代表不为人民办事，下台回家！
高校竞选运动最先源于上海，因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开展基层人民代表选举的时间有先后，上海的选举安排在1980年5、6月份，早于北京五个月。以同济大学为例，我们可以看看大学生竞选活动是如何展开的。
同济大学教职工三千多人组成一个选区，产生人民代表三名，学生三千多人组成一个选区，产生人民代表一名。选举活动开始前，学校成立了选举工作小组，负责选民资格审查，指导、组织选举活动开展，选举工作小组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5月中，校选举工作小组主持召开学生候选人与全体选民见面大会。一位候选人在会上提出了具体的改进学校工作的建议，并作了如下陈述，受到了极大欢迎：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但人民代表除在口头上和书面上提出自己的提案外，还有什么实际权力？我认为：1.政府机构应由人民大会决定。2.政府公职应由人民代表推荐或由人民代表担任。3.政府公职应允许竞选。……人民代表任期四年，担任公职者不为人民办事或办事不得力者，下台回家，金饭碗、铁饭碗必须打碎！世袭或变相世袭的干部制度，必须彻底扫荡。”
相对来讲，上海高校此时的竞选还比较简陋，候选人较少，竞选手段也主要是在大会上演讲。同时，其他各地如西安、重庆、成都、长沙的大学生竞选活动也纷纷展开。然而，湖南师范学院校方在选举中钦定候选人的做法却触怒了所有学生，不满的情绪开始酝酿，数天之后，北京开始选举区县人大，而学生已经开始准备好了他们的联合竞选行动。
北京青年：竞选是为了让群众在实践中学会如何运用自己的权利
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教育中心，文化中心，北京地区高校的学生对此次大学生竞选人大代表的运动是尤为积极的。不仅参与竞选的人数众多，关心的人数也多，竞选的具体形式也多种多样。例如北京师范学院是师生混合竞选，教师与学生之间要竞争；清华大学则是人民代表与学生会主席同时进行竞选——借助竞选人大的时机，学生提出“学生会要具有独立性”。
更重要的是，这次学生们充分参与的竞选活动强调让候选人充分表达意见，并鼓励竞选者之间进行辩论。各个学校中，以北京大学的竞选最为激烈，竞选过程最充分，在长达2个月的竞选周期中，竞选者候选人达18人之多，展开了极有声势与活力的竞选活动：除张贴宣言、大字报外，还组织选民见面会，答辩会，举行民意测验，出版《竞选短波》等中立刊物。答辩、测验的话题交织着理想与现实，他们关心的内容也远远超出了校园，投向整个社会都关心的领域，发出了许多在今日看来仍然极为“解放思想”的言论。
在谈及知识分子为什么要进行权利诉求时，一篇文章提到，“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指出任何国家政权都有摆脱人民的监督控制，由人民公仆变为人民主人的趋势”。由这样的“规律”，应该引出的结论只能是一个：必须用广泛而有效的人民民主权利来制约国家、政权的权力。也就是说，要在人民“自治”与政府“权威”之间形成一种张力：“凡是需要权威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对这种权威的制约；凡是需要权力集中与强制的地方，必然需要一种相应的牵制与平衡。”
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竞选者们还都极为关心“人民权利”。 一位竞选者警告：“很多人忘记了还有工人，农民，部队。”；抨击“二十多年的高度集中、统制（计划）的经济结构，造成劳动者的人身半依半附状态。领导者对被领导者，在能否就业、经济收入、工作性质、人事调动，甚至婚丧嫁娶方面都握有极大的权力”。
另一位则甚至拿出了维护工人权利的政纲：“企业的自主权应该由企业的职工代表大会掌握。职工代表大会有包括决定任免工厂主要负责人及主要技术人员在内的职权”；“制定合理的工会法，工会应是与工厂党和行政部门相独立的工人组织，其职责是维护工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并促使工人的利益的实现”；“制定合理的劳动保护法，以保障工人的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的不断好转”；“制定合理的失业保险和救济制度，国家有责任为失业者提供失业保险和救济，并积极创造条件帮助失业人员找到职业”。 类似的话题还有很多。
竞选者们甚至还必须接受一个关于毛泽东的民意测验，对于经历了文革的那代人来说，如何评价毛泽东是一个绕不过的问题。16位竞选者的调查中，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除一人表示“待研究”外，其余15人都认为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人物，即使“犯有严重错误”也不失其“伟大”。另一方面，在被问及“你最敬佩谁”时，只有一人回答：“还是毛泽东”，其余都另有选择，其中有5人选择了周恩来，还有一人选彭德怀，一人选陈云。
一位竞选人总结了为什么选举需要这样进行，“是人民群众打破原来旧的选举形式而力图创造一种新形式的一次尝试”。他这样看待竞选的意义：“竞选可以造成一个群众性的运动，使群众在实践中学会如何运用自己的民主权利。而且他们将在不受任何操纵的情况下，学会如何辨别是非，区分真假。他们将用自己的头脑进行独立的分析、思考、判断，并且用自己手中的票进行裁决。”
【结果】被遗忘的1980年大学生竞选风潮

蛇口管委会直选
北京地区11名学生成功当选人大代表
北京地区大学生竞选区人大的这次运动总体上是顺利的，在这次竞选活动中，北京共有17所高校近百名学生参加竞选，其中北京大学18人、清华大学13人、中国人民大学6人、北京师范大学14人、师范学院7人、民族学院5人、北大一分校2人、钢铁学院4人、经济学院3人、北京医学院1人、北京商学院3人、北京航空学院6人、人大一分校3人。除此之外，还有邮电学院、北方交通大学、人大二分校若干人。竞选的结果则是一共有11名学生当选为区人民代表。平均每位代表获得了约数千张选票。
但在竞选过程中，难免也会出现不谐之音。《中国青年报》记者曾报道，北京地区第一个参选的学生李盛平在竞选过程发出的一些言论让校方觉得太过出格，违反四项原则，学校组织一些教师写了“据理驳斥”李的三篇大字报并贴了出来，署名均为“部分选民”。然而李盛平在校园召集开会要求“部分选民”站出来，指出他在哪儿讲过那些大字报所引用的话时，同学们等了十多分钟，却没人站出来。另外还有部分学校在竞选期间临时要求党团员不得继续参与竞选，导致部分已经参选的党团员进退两难。
1983蛇口管委会直选
1980年以后，由于各种原因，“大学生竞选人大代表”再未以运动的形式在各高校全面展开。但类似的试验在中国不会完结。 1983年4月，蛇口工业区首先在国营直属公司副经理以上的行政干部和助理工程师以上的技术干部约130人中，进行民意测验，由他们在没有指定候选人的情况下，自行推选管委会成员。这次民意测验实质上是蛇口工业区第一次成功的民主选举。让群众投票，选出自己信任的好干部，使蛇口工业区的领导班子向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前进了一大步。这是改革开放历史上一个著名的案例。
2004年，选举法经历多次修订后，恢复了直接选举中的预选，明确规定“选举委员会可以组织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回答选民的问题”。与1979年选举法已经相当接近，随着民主法制的不断推进，或许大学生竞选人大代表的情景会重现吧。
结语： “在历史关头举起过‘五四’大旗的北大，为什么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时刻，你就没有登高一呼的再度辉煌？你是没有准备好，还是最为珍贵的传统已经‘流失’得太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什么你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表现自己的机会？被北大人一再提起的辉煌为什么总是集中在蔡元培时代的北大？”——当钱理群教授看到这段针对北大的批评时，他感到十分无奈。然而无奈过后，钱里群说他当时也没想起1980年的选举运动，这种遗忘恐怕是严重的。值得民族珍视的历史，需要被反复提起。
资料来源：《钱理群谈北大百年光荣和耻辱：论北大》；《中国选举法立法回顾——1979年选举法》《中国选举法立法回顾——选举法的四次修改》；陈向阳《当年北大竞选时》；南方周末《北大“三角地”变革与回忆》；周英《续精神涅槃》；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