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蔬加工工艺学:为什么中国的中产没有承担社会“稳定器”的作用？-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中国中产的政治社会态度依然以保守主义为主流。乐观的学者认为，这一趋向将被80后的新中产改变，80后已体现出相当的公共关怀与批判意识，但这需要前提，那就是80后向中产转化的进程，必须大大提速。

　　模糊的面孔

　　“我们所承受的这些痛苦，我不舍得让孩子经历。”一位新近移民加拿大的律师如是说。

　　在“逃离北上广”运动之后，中国大陆又上演一出出令人瞠目结舌的“移民潮”———新富阶层和知识精英已成为新世纪移民潮的主力军，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移民输出国。在教育、医疗、养老、房子几座大山重压之下，中国新兴的中等收入者正在一个个用脚投票，持续“逃亡”，在社会和体制的夹缝中，左奔右突。在有病的机体上，每一个细胞都会感到疼痛。而在中国的社会机体上，中产者是最敏感的细胞。

　　中国中产的状况向原有的理论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按照已有的政治社会学理论，中产阶级是一个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为什么中国的中产没有像西方的经验和理论所描述和解释的那样，承担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规模太小，或许是根本原因。因为太小，中国的中产还未形成一个真正的阶层。缺了这个因素，无论其它因素多么健全，社会的稳定都没有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提供的数据最引争议，他的调查显示，中国的中产阶级在壮大，1999年中产阶级大致占全国人口的15%，2008年是22%至23%，大致每年增加1%。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社会学系主任李强认为这一数据显然过高，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周晓虹教授11.9%的比例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李强教授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列出了中国中产阶层的五个集团———以党政干部为核心的管理人员集团、各种事业单位的专业技术层、效益好的国企员工、中小私营企业主以及由年轻人组成从事新兴或高新技术职业的“新中产阶层”。

　　李强曾经利用“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对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抽样分析，把人口的职业社会经济地位量化，结果反映的社会结构比一般的金字塔结构还要差，是倒丁字形的。同时，中国的中产又是分裂的、异质化的，“被下流”的中产一直是中国社会结构中最危险的力量。李强教授提醒说，前不久的校园凶杀案中有两起凶手的情况都是“中等收入者贫困化”。中等收入者向下流动，相对被剥夺感最强，其动员和组织的能力也很强。

　　即使是中等收入群体，他们的自我认同近年也出现了一个奇怪现象，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的全国性调查数据显示：一些达到中等收入并从事“白领”职业的人(即客观指标定义的中间阶层)并不承认自己是中间阶层，反而认为自己是“被中间”。按客观指标归类为中间阶层的人中，仅有约1/10的人承认自己是中间阶层。很多中等收入者不认可自己是中产，有的甚至自称是屁民。

　　中产的多面性格

　　现在的中产，似乎没有不焦虑的，只是各自有不同的焦虑。

　　中产下层的焦虑是向下流动。按照近年出台的调节贫富差距的政策，中产阶层有可能成为调节贫富差距的牺牲品。调节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之一，是规范收入分配、强化税收调节。而中产阶层的收入往往规范化程度最高。经济学者樊纲日前在某论坛上表示，如果加上社会保险以及隐形税负，中产阶层的税负可能达到收入的30%到40%。而如果再加上变相税收，比如垄断国企的高价商品相当于变相税收，这一比例还会更高，很有可能接近50%。

　　所以有人这样描述：学历不再保证工作机会，薪资成长被上升的物价侵蚀成负数，象征稳定的自有住宅成为奢望的空中楼阁，中产阶级抓不到任何上升的希望，开始觉得向下流动，这成为普遍的痛苦，很多人在问：“我还是中产阶级吗?这个社会还有中产阶级吗?”

　　而中产上层的焦虑在于，看不到“上岸”的希望。社会的大船似乎要裹挟中产的肉身一起沉没，中产者也最可能成为所谓仇富心理的替罪羊。周晓虹教授认为，中产阶级是一个直接和社会底层接触的群体，比如律师、医生、公务员等，底层的人要打官司、看病、办事，要接触这些人，如果一个律师打官司获益5万元，或一个医生收了3000元红包，那么在草根阶层看来，都会直接造成他们对中产阶层不满、抱怨。这显然要比富豪的一个商业行为赚百万千万更易被草根所觉察，真正的精英寡头化现象，草根未必能够迅速了解。一旦出现激烈的社会冲突，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是中产。

　　然而中产的性格远非焦虑一词可以概括。无论如何，如果具体考察中产的五大集团，中产还是优越和身份的代名词。这也影响到中产自身的精神性格，那就是保守性。

　　从“中产阶级”的群体构成来看，他们很多无疑是转型时期独特经济和政治状况的既得利益者。中层以及以上公务员群体、事业单位与国企管理者、私营企业主仍是排在中产群体前三名的，其政治作为往往限于对其经济前景的某种拓展，而有国外社会学家在山西的调查显示，私营企业主群体与党政官员保持着密切关系。

　　目前，确有一部分中产阶层是维权的积极力量，从厦门PX到番禺垃圾焚烧事件，新兴的“中国中产阶级”对权利的吁求不言自明，但这一吁求的性质仍然令人怀疑，它谨慎地限于自我利益的表达，它与我们常说的西方中产的权利民主意识或许有着根本性的不同。(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秦晖教授便认为中产阶层在中国是一个伪概念。在秦晖看来，中产是中世纪后产生的概念，特指介于主与奴之间那部分人，他们是拥有自由权利的公民。真正的社会中坚是公民，不要以财产来划分社会，那会似是而非的，而是要以价值观来划分。

　　我们可以把中产的社会态度推向一个极端。如果以消费方式作为一个观察指标(事实上，消费方式的确是社会态度的最小化指标)，人们可以达成这样的共识，他们往往以自己的消费方式来区别于大众，或与大众消费拉开距离，获取优越感，也就是说，他们对“自由”的热爱远甚于“平等”。当未来的社会公正可能妨碍“中产阶级”经济前景的时候，中产阶层的大部分人，是否会站在社会公正的对立面?(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中国现有的中产者，之所以成为中等财产阶层中的一员，事先已经历了既有体制和社会实践的“锤炼”，在关系型社会中，套用柏杨的话，要出人头地，需要在文化酱缸中腌制过一番。要维护和处理好方方面面的人际关系，与理想主义的公共精神和担当，那些中产阶级自身特有的价值观，不是显得格格不入吗?这同样也缘于中国悠久的传统，我们民族缺乏那种对于精神性高贵事物的憧憬、对于理想事物的远景期盼。若用黑格尔的话来表达，则悲观得多了：“对于精神性事务，中国人一概是远离的。”

　　中产保守性将会被打破

　　李春玲研究员的最新调查显示，中产的主体仍是保守主义的社会态度，这一点在以往的调查中多次获得证明，安于现状或不希望有大的变化，占据了未来预期的主要比例。但80后的政治社会态度调查显示了新变化，“80后成为中产，有可能扭转保守主义的取向”。

　　在对大学生蚁族进行调研之后，李春玲认为，之所以对80后中产抱有希望，是因为这一群体的向上流动性仍然存在，相比较前几年，脱颖而出所花费的时间可能更多了(原来五年可以达到中产的状况，现在恐怕会花8到10年，依然未能如愿)。

　　事实上，近几年来，对政府的住房政策、医疗政策、教育政策以及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的指责铺天盖地，这些批评浪潮的主要推动者是中产阶级———包括原有中产的下层、新中产和部分中小企业主。在李强看来，这些以80后为主体的新中产有一个威力颇大的利器，那就是互联网。

　　分析这些批评和指责的内容，或观察这几年的批评用词，会发现其严厉程度越来越高。在这一过程的开始，以80后为主体的新中产批评政府的具体政策而并不攻击现存政治制度，甚至，这些批评是要求政府对相关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进行更多的干预和更强化的管理，他们的思路处于传统保守的轨道上，相信政府能够解决这些问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焦虑感越来越深，年轻的中产将逐步放弃权力的迷信，加上本身的经济成就与体制本身就保持着距离，真正意义上的权利意识，对权力的根本性的警惕和不信任感，开始出现。

　　这样的一个群体，是最有希望改变优化中国的社会结构。李春玲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谈到，她依然对中国未来的中产性格保持乐观，即将成为中产主体的80后，将改变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保守主义倾向。

　　虽然中国中产的政治社会态度依然表现出以保守主义为主流，但如李春玲这样乐观的学者认为，这一趋向将被80后的中产改变，80后体现出相当的公共关怀与批判意识。但这同样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80后向中产转化的进程，必须大大提速，以与保守主义的主流相抗衡，扭转中产阶层本身的选择取向。

　　那么，新中产诞生的动力在哪里?中产的社会结构如何在中国实现真正的优化?80后之所以可能成为一个转折点，从定性的角度看，或许得益于民主权利意识启蒙的积累，但更可能的是，目前的权力架构已经很难再将他们吸纳。通过权力的手段，在旧有的权力阶层中产生中产，其数量可能已经达到了临界点。通过体制内进入中产的机会和几率越来越小，越来越渺茫，体制内很难进，体制内的近亲繁殖，使得升迁也变得比以往艰难，于是，达到中产变得难上加难了。要改变未来中产的性格，中产的产生途径，必须是市场自发的而非经过权力之手，离权力越远，其承担公共精神的德性就越纯粹。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也敏感地捕捉到最新的苗头。他认为，一种可能性是，可以考虑将技术熟练工人作为支撑一个以中等收入者为主的社会结构的重要因素，这是一个有着巨大潜力的结构空间。根据现有的统计数据，我国现有技术工人7000万人，其中高级工只占3.5%，即使是全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高级工的比例也不足7%，与发达国家高级工占40%的水平相差甚远。因此，如果在技术熟练工人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使其收入水平能有一个较大幅度的增长，将会对我国社会结构的优化起到重要的作用。

　　中产社会应明确为战略目标

　　与中国中产模糊的面孔各式各样的概念争议不同，在西方社会中，对中产阶级(中间阶层)的论证研究从其思想的鼻祖亚里士多德就开始了。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里就说过，民主如果搞好，必须有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否则即使实施民主，也会是一个坏政体。纺锤形的社会结构被认为是西方近(现)代化的最主要的和最了不起的成就，它化解了马克思所证明的资本主义危机，从而部分接近于中国理想中的“大同社会”。与近代中国社会政治运动青年和知识分子成为领导者不同，西方中产阶级与皇权的博弈，是一种更老成更深刻的较量。(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与西方不同，中国似乎才刚刚接受中产阶层的概念。据新华社所属的《瞭望》新闻周刊透露，预定秋季召开的第十七届五中全会将审议通过2011至2015年的第十二个国民经济五年规划(十二五规划)，将以“加快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基调，包括利用加大税收的调节作用，逐步形成中等收入占多数的“橄榄形”社会。在执政党以往的政治报告中，包括了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例的内容，但中产阶层和中产社会的目标并没有出现。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的区别。中产阶层与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区别在于，中产阶层意味着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社会力量，它可以淡化政党的功能，让温和的理性而非意识形态驾驭社会。中产阶层属于政治范畴，同时，它又将消解政治。周晓虹认为，不从理论上给予中产阶层或中产阶级以应有的承认，对这一阶层在中国未来的成长是不利的。

　　如果意识不到中产阶层的价值观意义，如果仅仅以财富占有的多少来界定橄榄形社会，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提法，可以有完全不同的取向。以权力之手，颁布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实现中等收入者占多数，这并不符合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就是在正常的市场经济国家，工资收入也仅仅是劳资双方的供需对比所决定。在政府角色中立的情况下，工人和资本的博弈，会朝着有利于最大多数利益群体的方向进行。与西方中世纪之后的历史逻辑一样，中产社会的建成，并不需要强力的政治之手来推动，相反，它意味着等级社会中的权力偃旗息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