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看新闻销售水泵的方法:顾准【上】--中国知识分子最后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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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16我的中国心 顾准【上】：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核心提示：吴敬琏：他本来这个思想，顾准的思想其实在解放初期是很左的，所以他在“三反五反”的时候，其实他一直是这个“五反”的领导，他被打成什么什么“大老虎”是非常偶然的事情。他被打成“大老虎”以前，他的思想是很左的。
顾准',1)">
解放初期思想很左的顾准为何在三反五反中被打倒
以下为文字实录：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顾准（1915—1974），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家。
曾子墨：1995年3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举行了一场研讨会，纪念当时并不为人熟知的顾准先生，张劲夫、杜润生、徐雪寒、吴敬琏等首都经济理论界人士集体出席。由此顾准先生的名字走入人们的视野。著名学者王元化评价他说，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也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李慎之称赞顾准为中国六七十年代唯一一位像样的知识分子，吴敬琏撰写文章《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诗人邵燕祥也这样描述顾准曾经发生的影响，只因他的文字变成铅字，一代知识分子才挽回了集体名誉。
《顾准自述》：“回忆我等共事之初，我弟方幼年，我已壮年，今我已暮年，我弟亦垂垂老矣，我弟之才，十倍于我”—潘序伦致顾准
解说：1915年7月1日，顾准出生于上海一个小商人家庭，自幼从母姓，父亲陈文纬经营棉花生意，但不得其法，致使家道中落，母亲在外做些洗衣打杂的零工贴补家用。1927年，12岁的顾准从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因家境贫寒，进入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起了练习生。在这里，他结识了自己青年时代重要的人生导师潘序伦。此时立信事务所只有6人，由于人手紧缺，端茶倒水的顾准时不时被潘序伦派去做些公司登记，待办商标注册之类的业务，他开始自学会计，专心听会计师们讨论问题。
高建国（《顾准全传》作者）：有一次几个会计师在那边谈论一个会计工作方面的疑难问题，当时争论就是发生了激烈地争执，最后顾准在旁边他就插嘴，他说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怎么来解决，这个旁边的会计师觉得这是匪夷所思的，你这么一个卑微的学徒，你是个初二学历，你怎么可以插嘴呢？
解说：喜欢插嘴的顾准很快得到潘序伦的赏识，两年后他被选为助教，帮助批改作业，为学生答疑解难。1931年下半年，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班次增多，教师人数不够，潘序伦请顾准担任一个小班的讲课老师，授课过程中顾准发现从西方引进的银行会计学教科书，与中国地下钱庄等金融实践不符，于是萌发了重写教科书的想法。两年后顾准拿着《银行会计》到商务印书馆寻求出版。
顾树桢（原立信会计学校校董、原上海财政局预算处处长）：当时的时候银行金融方面的书，只有他这一本，别的没有。他也很怪的，他书呢，不送给立信出版社，他呢是送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也不懂得了，所以王云五跟潘序伦比较熟悉的，王云五拿起这本书说你看，这是顾准写的，所以潘序伦也问过那个顾准，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出版？他说怕你看不中，看你看不中。
曾子墨：对写书没有信心的顾准，再后来的日子里又帮助潘序伦写成了《中国政府会计制度》、《各业会计制度》等整套会计学从书，被称为上海“奇特的少年天才”到了1934年顾准已经从练习生成长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编译科主任，并兼任上海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两所学校会计学教授，月收入达300大洋。而当时一位黄包车夫的收入只有2个大洋。但顾准却要离开了。
顾树桢：我是从潘序伦那里听来的，听到说他讲的，他是觉得他是很赏识他的，就是他讲说我是把他作为想提拔他起来，后来说他要出去了，他讲我也很奇怪的，他那个时候已经待遇很高了，收入也很多了，属于一个高级职员了，那个时候来讲好几百个银元也快了。丢了这么一个饭碗去，他就知道，他说我知道他志不在此啊。
解说：离沪前夕，潘序伦把这一届夜校的毕业典礼，举行得比往常隆重一些，讲话中暗示了“欢送”我的意思，说着话还掉了几滴眼泪。晚年，潘序伦致信顾准，称赞他“弟之才，十倍于我”。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学者）：潘序伦太喜欢这个顾准了，以至于有一次向他流露，想把立信会计学校交给他，不是作为私有财产交给自己的子女，是交给顾准。顾准婉拒了，他要革命啊，他要革命，所以顾准在第一个阶段，他是舍弃了很多东西参加革命。
解说：1940年8月顾准辞去月薪300大洋的高级职员职务，离开上海奔赴苏南抗日根据地。“农村是我所完全不懂的，这里是一个社会整体，其中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方面之多，范围之广，远远超出了我在上海居处的小天地。”1942年冬天，盐阜区建立淮海银行准备发行新钞，顾准被任命为银行行长。
高建国：有一天他和银行的负责人一块去视察，到一个叫高沟镇的地方去视察，结果遇到这个日伪部队扫荡，枪声密集，顾准指示这一个负责人，回去把银行发行的货币就地销毁，然后他就朝这个枪声比较稀少的地方，一个安全地带他就往那边跑。
解说：顾准在一家开明绅士家里暂住，中间得到纸条，要他在原地住下去，待局势略为安定，会有人通知他回去，一个多月时间里，顾准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他有些着急，辗转之下回到行署机关。
高建国：他的内心也是很忐忑的，他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待他这个行为，果不其然，同志们都用嘲讽的眼光看着他，有的人就公开地议论，说我们这个根据地，请来了一个著名的财经专家，原来这个财经专家这样，而且还把银行给搞砸了。
解说：顾准被冷落了，行署财经处的工作已由其他人负责，顾准在那里闲散而抑郁地住着，后来他得到通知去延安学习。在告诉我去延安时，加上一句话“没有马”。淮海扫荡中的逃兵行为是我终生的耻辱，逃兵行为的羞愧之念一直压抑着我，唯一可以勉励自己的是“知耻近乎勇”。从此之后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决不能再像这样经不起战斗的考验了。组织上决定我，到我所向往的毛主席所在的革命圣地延安，我一定要到延安，没有马，我也一定要走到。1943年顾准到达延安，这里他结识了西北财经办事处的陈云。
高建国：陈云听别人已经预先介绍过，说顾准是上海一个非常著名的会计学专家，陈云也看过顾准写的一些会计学著作，所以这样陈云就让顾准到当时延安办的一个会计训练班去讲课，顾准在那边讲课非常的出色，陈云就曾经想到要把顾准留在他的身边，跟陈云一块去东北工作。
解说：后来顾准还是回到了上海，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接管上海的南下干部队伍中，顾准被任命为华东财政部部长，兼上海财政处处长，负责上海财政局、地政局、会计处、审计处等八个主要部门。
《顾准自述》：我的确抵制了税收工作中民主评议方法的右倾投降主义，我认为我抵制得对，绝对没有什么错误。——顾准
解说：1949年5月27日，顾准来到上海市政府大楼门口。
王维鼎（原顾准警卫员）：我就在门那里值班，他穿了个军装，带了个臂章，就是军管会的，上面有一个符号。很自然地进来了，我们看看也就什么老大哥这么个样子的。
顾树桢：一见面的时候就觉得他，哎呦，出乎我意料这么年轻，才大我3岁。
解说：这一年顾准34岁，任华东财政部部长兼上海财政处处长，全面负责上海财政、税收、金融具体工作，他完善机构，成立预算，会计处，听取民主人士建议，广发布告解释上海财税政策，力图让解放初期的上海迅速稳定下来，他也因此获得了“贴布告最多的局长”的称呼。
朱学勤：老人们回忆1949到1950年代初，上海街头见的最多的那个大的告示，一个就是扬帆，公安局长扬帆签的名，枪毙人，枪毙反革命。还有一个财政局长顾准签的名，调整税率一些经济上的政策等等出台等等，所以老上海都还记得，一个扬帆，一个顾准，一文一武，稳住了上海。
解说：此时英、美、法、日等不同国家租界区，占据了上海最繁华的经济地段，控制了上海税收来源最大的商业经营地，如跑马厅、法国总会，沙逊大厦等，国民党时期租界内外商的税收十分低廉，顾准希望改变这种状况，目的不光是要帮助国家收缴大量税款，更重要的是通过税收这种方式，收回租界区的土地所有权。
王维鼎：他找了谁去做呢？一个是汪维恒原来财政局长嘛，那么好，汪维恒在那里的地政局，搞大量的组织人马，里边有一些人都是很能干的人，留下来的，这我都有名的，查，土地是谁的的，档案查，档案查了以后哪一家，哪一家，查好了以后就要收钱，地价税要付。
顾树桢：他讲笑话他说，我一定要他们豆腐里要吃出骨头来。
解说：租界多为旧上海灯红酒绿的奢侈地，解放后陷入经营困难，税金难以支付，顾准又制定“重罚”的政策，凡是拖延税款的一律实行数倍罚款，他把这种做法称为“刮地皮”。
顾树桢：他们从那边因为没有钱怎么样就欠在那边，它就欠欠欠，那个时候我记得它是《参考消息》上发，它上海的收房产税、地产税，曾经英国人来过，讨论过，也在讨论，那么他就照常收，收不起，欠，欠了以后你要加那个什么叫做滞纳金，你不交，你不交我给你累计上去算算算，算到数字很庞大了。
王维鼎：和平饭店顾准说我们这个房子把它，它付不出税，付不出还要罚款，罚了再交不出再增加了，复利增加上去，到后来他完全没有了他丢掉了，里边职工他也不管了。
解说：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尽管外资企业既不情愿，但仍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凭借地价税，顾准收回了如今的上海市文化广场，上海展览馆，和平饭店等地。尽管成果显著，顾准还是遭到了非议，被资本家形容为敲骨吸髓的“刮地皮”做法，让他留下了左倾的形象。
吴敬琏（经济学家）：可以说他对于这个底层的情况，并不了解，他自己后来说过，他说他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个思想走偏，走得很偏呢？是因为进了上海以后，天天出门就上汽车，到了办公室又上汽车回家，就是对于老百姓到底过得什么生活，根本是不了解的。
解说：在上海顾准和妻子，5个孩子以及老母亲一起生活，妻子汪璧是他在立信学校时认识的，之后跟随他到解放区干革命，又回到上海任财政处企业经营管理处处长，帮助顾准处理上海税收工作。
王维鼎：汪璧是他的爱人，上海搞地下工作妇女的，一个很杰出的妇女干部，而且是一个很能干的会计师。
林荫初（顾准弟媳）：汪璧原来在上海，在财政局里工作也挺忙，解放初期机关哪有现在这样，很辛苦的，早上起来上班，晚上开会回家总归是很迟，家里的事情都是老人管。汪璧家务事也不大会做，她们婆媳在一起关系相处得很好。汪璧身体不好，每天定时在吃药，到时候婆婆会叫她，该吃药了。
解说：顾准激进的税收政策伤害到资本家的利益，一些人给他寄来子弹，威胁他的安全，汪璧很是担心，他们在房屋前后架起电网继续工作。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到蒋介石空袭，严重影响到上海工商业的运营，顾准建议中央减少上海的公债与税收指标，两天后中央发来复电，严辞拒绝顾准以上海市委名义提出的建议，继续维持公债税收各3000亿旧币的任务。要用正常方法完成3000亿的任务实在困难，于是在“轻税重罚”两字上做文章，组织直接税局检查室的工作人员出去查账，查出问题从严解释税法，从重课处罚金。
王维鼎：那时候我负责他的警卫工作，那时候阿尔希波夫就是苏联代表团团长了，当时就到上海来，来了研究税收问题，那么他就把他所想的讲给阿尔希波夫听，阿尔希波夫也赞成他的意见，感到这个是我在莫斯科也是这样做，就专管，就是纳税务要专管，专人管理。
解说：阿尔希波夫为列宁格勒州的财政厅长，他告诉我，他们实行“专户专管”，即一个财政工作人员专管几户，这启发我从专管这条路线来考虑解决问题的方法，谈话结束顾准让警卫员买来两菜一汤，与阿尔希波夫友好的吃了一顿饭。但很快中央来了，要求实行民主评议。
王维鼎：我听说有个笑话，大资本家跟小店的老板大家一起在评，他是几个钱，我是几个钱，我怎么评法。那么你说下来了任务是这个任务，那么你总是要把这个任务落实，这个不是分摊啊。
顾树桢：他的意见就是上还有这个条件我可以查账，为什么，他说契约，大量契约就集中在那里，契约又集中，上海那时候会计师也很多，我给他们组织起来，所以上海有这个条件实行查账。
解说：我们如果在上海搞民主评议，只能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征税实额低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会使资本主义占尽便宜使，二是征税实额高于税法规定的水平，这就会变成“摊派”。但顾准还是对民评进行了尝试，他让王纪华派出五六百人的队伍，与上海市工商联组成“民主评议委员会”，和各业工会一起对中小工商户及个体户实行民评，之后他又坚持在税务局成立大户室，对纳税大户继续实行“专户专管，自报实缴”的税收政策，但在全国财政一盘棋的压力下，顾准的做法在系统内部，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顾树桢：我参加过一次市政府的会，他跟我一起去的，所有的其他的这个，大家都批评他，他不肯让步的，就是批评他太苛刻了，这个时候他站起来讲，站起来讲，站起来讲，跟人家这个人这么讲，这个人这么讲，讲了很多，他又好斗呢，他又站起来一个一个批驳，批驳，那么陈老总就坐在那里。最后陈毅总结是支持他的，陈毅支持他的我印象蛮深的，几句话你们必要把共产党看的那么，现在我们是要钱。
解说：在陈毅的支持下，顾准“税收专管”的做法继续实行，为了推行政策顾准需要经常向上级争取，向下级解释，向社会上的工商户、学生做演讲，宣传政策，树立信心。
王维鼎：有一次我在医院治病，旁观睡了一个大学的教授，他知道我认识顾准，哎呀，顾准就是我的老师，我就是听了他的报告，我把我这个事情搞好了，那个人姓杨，也是个高级干部了。所以这个很简单，他讲话不是那个党八股，真是消化了以后告诉同志们，在同志们讲话当中他又听了你的意见，以后再改变了他的看法以后再讲出来，这样的话有些人听了就服帖，上海人就叫服帖。
顾树桢：他是下笔很快很快，所以他是才华，很多才华，他是下笔很快，讲话也很快，很会讲话的。下笔怎么快呢？人家要开报告了，他做个报告，有些方面涉及到哪个问题，他就到我这里来了，来来来，跟你谈谈，我们两个人坐面对面地，他又问我什么东西，我也讲讲，他也讲讲，一下子我们两个人的谈话结束，他文章也写好了，有一万多字了。
解说：那是一个激情荡漾的革命者的年代，上海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管理者，他们年轻充满破坏和重建一切秩序的勇气，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所有的热情都是为了无比热爱的国家，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私利，因而根本不可能被任何利益收买。顾准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每天奔波于上海各个角落，不断拟定各种各样的布告和公文，与大大小小的私营业主周旋协商，他们的目标是要让曾经抛头颅洒热血，为之不懈奋斗的新生人民政权，在上海真正建立起来。
吴敬琏：他本来这个思想，顾准的思想其实在解放初期是很左的，所以呢他在“三反五反”的时候，其实他一直是这个“五反”的领导，他被打成什么什么“大老虎”是非常偶然的事情。所以他被打成“大老虎”以前，他的思想是很左的。
《顾准自述》：我个人和家庭生活上，并未对公家作越出制度规定以外的什么要求。我是当时上海人所称的“政治老虎”。——顾准
解说：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顾准被委派协助主持“五反”工作2月3日顾准受市委委托，在“五反”大会上做报告，2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顾准针对“五毒”中偷税漏税问题撰写的文章，2月20日顾准陪同陈毅等出席上海产业工人“五反”大会。到了28日，顾准再次受市委委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五反”工作讲话，但就在第二天一切改变了。
1952年2月29日顾准接到通知，前往市政府大礼堂参加干部大会，会上突然宣布上海市委已从高级干部中捉出八只“大老虎”，顾准名列第二。
顾树桢：撤职的就是顾准有一个，主要讲他是狂妄自大，狂妄自大，那么当时这是最后一句还是呢，说他讲过的，三年做市长，五年做总理，说他是狂妄自大到这么一个程度。
王维鼎：很静，也没有人鼓噪，也没有鼓掌的，也没有什么别的，所以宣布散会，我还在后面还没走出来，这个顾准他就是像出场的时候，走大门走，他不是就在前面坐着，那么看见我了就把身边的左轮手枪给我了，左轮呐，小王给你。我是很激动，但是我想怎么搞的呢，不知道啊，为什么。
解说：下午四五点钟，会议结束，顾准回到办公室给妻子汪璧打电话，简单地说今晚有事不能回家，便在沙发上坐着抽烟直到天亮，黎明趁别人还没有来上班，顾准悄悄走出了大门，秘书追上来，小声问他去哪里，他没有回答，使劲推开市府大门怅然而去。
陈敏之（顾准胞弟）：他自己我晓得，他是非常的苦闷，所谓苦闷就是说觉得无法解释。
林荫初：一个晚上就变了身份，原来是一个很能干的，大家的议论都是这样的，一个晚上就变了，变成反革命。
解说：第二天《解放日报》刊登，顾准等人被撤职的消息，对于顾准这样解释，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也播送了这一新华社电讯稿。顾准没有把撤职的消息告诉孩子和母亲，妻子汪璧也不能理解，有人劝她与顾准离婚，她婉拒了。顾准在日记中写到，采秀也是有些忧郁的，这自然也引起我的忧郁，我跟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但顾准一直在思考自己，“自以为是，目无组织，狂妄自大”的撤职原因。
林荫初：容易得罪人，该怎么讲他总是怎么讲，跟家人也是这样，但他也可能有不对的地方。
王维鼎：我的看法他这个人的特点是，他的主意定了以后，他有理由的话他不大让的，那你一定要他改变一下，他好像不大肯。
顾树桢：他的性格方面来讲，他是总是就是，也有一点傲气，傲气是有一点的，但是你说他怎么样子狂妄自大，也不是这个。
解说：在同事和下属看来，顾准是个有着很强个人主见的人，这种主见来自于他12岁开始自学成才的专业素养，他在上海财政税收关键问题上不肯让步，无论是地价税的激进做法，重罚引起的民族资本家的愤恨，税收专管带来的中央的责难，以及不怀好意者对他政策的曲解，都不能使他有丝毫改变、退缩，而对于大会提出顾准放出的“三年做市长，五年做总理”的狂言，顾树桢曾专门向他求证。
顾树桢：那么这个话后来我就当面问他，我说你今天跟我谈谈，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话，那么你讲过没有？我那个时候来讲比较已经算很熟悉了，他也认为，我也可以跟他谈谈，谈谈了，说说。所以我得问他，他讲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你要知道我们党内搞运动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会产生的。
王维鼎：顾准没有直接跟我们，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这些事情过，有人在说大概是他以前一直脾气很倔强，他假如说据理力争的事情，因为他据理力争过，就是关于民评还是专管，他对中央来的检查组，他表示自己保留意见，这个事情后来据说，陈毅也同意他的意见，陈云也同意他的意见。但是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这，所以后来说，叫他不要讲这一件事情了有人讲，那么别的是什么事情呢？也没说出来，只晓得说他一直不听话，那不听话，那就是这么回事咯。
解说：1952年3月起，顾准在家闭门谢客达两三个星期，心情烦乱，情绪消沉，什么事也做不成，常常竟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和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一年半以后顾准来到中央建工部，副部长万里组织班子到河南洛阳筹备拖拉机厂等，三个大型企业的施工，顾准任第一副局长，前去指挥施工。
吴敬琏：在这个建厂的过程中，跟苏联专家，跟他的这个领导发生了很多矛盾，厂房有了，道路什么都没有，于是他说这个你要建筑厂房，这个道路什么都没有，这个材料什么怎么运进去呢？所以他认为先把道路建起来。
解说：顾准动用建筑部队的一个团，修建了厂区的道路，这大大触怒了负责施工运输的苏联专家，在建工部开会时苏联专家大发雷霆，但被新任部长刘秀峰顶了回去，顾准逃过这一场纷争。随后的错误他却难咎其责。
吴敬琏：他那个做计划的人呢，笔误多画了个圈，多画了个零，于是这个工程呢，这个计划非常多非常多，他当局长的也没有去数有多少个零，结果按照这个计划最后草簾子做出来以后，就是防冻的那个草簾子，就多出来了10倍，因为多画了一个零，后来就是你这个局长怎么当的。
解说：草簾子事件不久，顾准被宣布调离洛阳工程局，临走时部长对他说了一句话，你来洛阳，原来大概是打算有所作为的。
吴敬琏：实际上这些矛盾后来看起来，它其实就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许多问题，这种计划体制它就是这样的，没有，实际上主持工作的人其实没有自主权，它计划定了明明是个错的东西，它还得要执行，要是执行的结果错了呢？错了还是唯你是问。
解说：顾准回到北京，洛阳工程局的经历，让他对中国现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疑问，他开始反思希望找到合理的解释，他申请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在校长杨献珍创造的宽松的学习氛围中，顾准开始自由思考。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直接指出计划经济导致国民经济各比例严重失调，结合之前的会计学基础，顾准写出了长达两万字的《论十大关系》的学习体会。
高建国：那个时候中央党校的学员讨论会气氛还是很宽松，很自由，但是顾准直接地抨击了计划经济体制，明确地提出以市场价格的涨落，来调整生产和流通，这个话连当时的这个学员讨论会，也难以接受，所以当时有一位厅局级的干部叫邵井蛙，他就跟顾准讲，他说你这个文章就不要再读了吧，你的这个观点也就不要再讲了吧。
《顾准日记》：我是有些寂寞之感，学习，工作，总而言之，好像最好的时间已经过去，剩下的也许是暮年了
解说：1956年9月，顾准来到经济研究所，中科院党组织书记张劲夫欢迎他的到来，希望他能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但顾准坚决拒绝，我这个人，傲上刚愎，用旧话来说不是做官的材料，还是做些经济研究工作比较好。
赵人伟（原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瘦瘦高高的，你从外形上看，他喜欢，不喜欢用皮带，用那个挂的，穿着裤子，衬衫，肩上挂这两个带子，吊了一个裤子穿着。
张卓元（原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非常有才气，但是我多少有点感觉，也有点傲气，好像对一般的人呢，好像就是你们这些都是有点庸才。
解说：随同顾准来的还有他在党校期间写成的《论十大关系》学习体会，他认为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值得商榷，可以通过价格自由涨落，来调节计划和生产，尽管被党校学员认为是大不敬，但顾准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他一再修改文章，完善体系，两年后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
张卓元：1957年的第二期《经济研究》那时候是6月份发表，因为那个时候双月刊，1957年的四五月份，三四月份还很强调百家争鸣的时候，包括那个毛主席那个什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在前后，所以当时发这个文章也没特别的含义，就是在当时提倡百家争鸣的情况下，他有那么个观点，所以给他发表了。
吴敬琏：顾准讲的价值规律是市场规律，是价格按照，根据供求波动，这样的规律，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讲的市场调节，也就是说市场价格，自由浮动的价格来调节资源的配置，所以后来我们大家都同意，顾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第一人，就是因为他讲的市场经济，真是我们经济学所理解的那个市场经济。
解说：《试论》发表于1957年年中，半年后舆论收紧，人们开始从另一方面解读这些“争鸣”的观点，结果顾准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被认为是在社会上“放毒”，经济研究所奉命“消毒”。
张卓元：就说他这个观点是修正主义的，然后就用斯大林的观点来批，因为当时奉行的主流观点嘛，就是斯大林的那个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就找他，跟斯大林观点不一致的，然后就是说这是修正主义，这倒是很明确的。
解说：此时，顾准已经离开研究所，到了中科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他并不了解他的文章在经济研究所内引起的波澜，但很快这种波澜也延伸到他自己。1957年7月中科院组织中苏边境资源考察团，71岁的竺可桢带领顾准等人会同苏联专家，对黑龙江水资源的利用进行考察。顾准的“反苏”言行，在这里被认真地盯上了。
高建国：当时竺可桢的意见是想把这个水坝建在黑龙江的中下游，这样就是中苏两国，对于这个水资源的利用就比较公平，但是苏联方面提出要把这个坝址建在黑龙江的上游，那么这种方案就是对中国不利，而对苏联有利。
吴敬琏：顾准对于这个涅姆钦诺夫他们代表的，苏联人那种大国沙文主义，把所有的利益都是他们的，所有的造成的损失什么都归在中方，于是顾准就跟他们顶。
解说：黑龙江考察队的苏方领导人为涅姆钦诺夫，正是这个人，考察途中给我的印象特别恶劣，对我方领导人科学院副院长高龄科学家竺可桢极其傲慢，我和他谈话时，在这种傲慢态度面前，绝未表示出丝毫的恭顺之意。
吴敬琏：中方这些人里面有的人就认为顾准不对，这老大哥你怎么能够顶呢，顾准就骂他们，说这些人是洋奴，而且这些人就把顾准顶苏联专家这些言论都往北京报，顾准就说苏联有什么了不起，我在西伯利亚看过，所有好一点的房子都是沙俄时代的，这些言论都报到北京去了。
解说：在太平沟问题上行动得很坚决，我对此并没有什么怀疑的，有人把这当作右派罪行加以揭发，我认为不是我错了，而是揭发者自己错了。
没有考察任务时，顾准是一伙人一起闲聊的主角，他援引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政治见闻，以愤愤不平的口吻，悉数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种种做法，没有任何顾忌地发表评论，挑战苏联老大哥的权威。
吴敬琏：到了反右开始以后，毛泽东把他的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里面加了一段，六项标准香花毒草，六项标准，第六项就是这个，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的，就是毒草，所以就根据这一条就把顾准定为右派。
顾树桢：他的名字就是传到康生那里去，康生一听听了工作人员介绍来，他桌子一拍，怎么，顾准现在还不是右派。
解说：1958年4月下旬，顾准第一次被划为“右派”，并宣布开除其党籍。
曾子墨：1958年顾准第一次被划为右派，在接受了下放劳动，思想改造之后顾准摘帽，不幸的是五年之后，右派帽子再一次戴到了他的头上，随后等待他的是一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晚年的顾准开始反思，思考自己曾经不怕牺牲，顽强追求的革命理想，为何一步步走向幻灭，思考整个民族与国家，何以经历如此深重的创伤。顾准这位被称为，中国经济学家、思想家的重大贡献，也许与他后半段的人生经历有着更密切的关系。感谢您收看《我的中国心》，下周我们再见。
组织上决定我到我所向往的，毛主席所在的革命圣地延安，我一定要到延安。“没有马”，我也一定要走到。
核心提示：吴敬琏：他本来这个思想，顾准的思想其实在解放初期是很左的，所以他在“三反五反”的时候，其实他一直是这个“五反”的领导，他被打成什么什么“大老虎”是非常偶然的事情。他被打成“大老虎”以前，他的思想是很左的。
顾准',1)">
解放初期思想很左的顾准为何在三反五反中被打倒
以下为文字实录：
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顾准（1915—1974），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思想家。
曾子墨：1995年3月1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举行了一场研讨会，纪念当时并不为人熟知的顾准先生，张劲夫、杜润生、徐雪寒、吴敬琏等首都经济理论界人士集体出席。由此顾准先生的名字走入人们的视野。著名学者王元化评价他说，他是最早清醒地反对个人迷信的人，也是最早冲破教条主义的人，李慎之称赞顾准为中国六七十年代唯一一位像样的知识分子，吴敬琏撰写文章《中国需要这样的思想家》，诗人邵燕祥也这样描述顾准曾经发生的影响，只因他的文字变成铅字，一代知识分子才挽回了集体名誉。
《顾准自述》：“回忆我等共事之初，我弟方幼年，我已壮年，今我已暮年，我弟亦垂垂老矣，我弟之才，十倍于我”—潘序伦致顾准
解说：1915年7月1日，顾准出生于上海一个小商人家庭，自幼从母姓，父亲陈文纬经营棉花生意，但不得其法，致使家道中落，母亲在外做些洗衣打杂的零工贴补家用。1927年，12岁的顾准从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因家境贫寒，进入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起了练习生。在这里，他结识了自己青年时代重要的人生导师潘序伦。此时立信事务所只有6人，由于人手紧缺，端茶倒水的顾准时不时被潘序伦派去做些公司登记，待办商标注册之类的业务，他开始自学会计，专心听会计师们讨论问题。
高建国（《顾准全传》作者）：有一次几个会计师在那边谈论一个会计工作方面的疑难问题，当时争论就是发生了激烈地争执，最后顾准在旁边他就插嘴，他说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怎么来解决，这个旁边的会计师觉得这是匪夷所思的，你这么一个卑微的学徒，你是个初二学历，你怎么可以插嘴呢？
解说：喜欢插嘴的顾准很快得到潘序伦的赏识，两年后他被选为助教，帮助批改作业，为学生答疑解难。1931年下半年，立信会计补习夜校班次增多，教师人数不够，潘序伦请顾准担任一个小班的讲课老师，授课过程中顾准发现从西方引进的银行会计学教科书，与中国地下钱庄等金融实践不符，于是萌发了重写教科书的想法。两年后顾准拿着《银行会计》到商务印书馆寻求出版。
顾树桢（原立信会计学校校董、原上海财政局预算处处长）：当时的时候银行金融方面的书，只有他这一本，别的没有。他也很怪的，他书呢，不送给立信出版社，他呢是送给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也不懂得了，所以王云五跟潘序伦比较熟悉的，王云五拿起这本书说你看，这是顾准写的，所以潘序伦也问过那个顾准，你自己为什么不去出版？他说怕你看不中，看你看不中。
曾子墨：对写书没有信心的顾准，再后来的日子里又帮助潘序伦写成了《中国政府会计制度》、《各业会计制度》等整套会计学从书，被称为上海“奇特的少年天才”到了1934年顾准已经从练习生成长为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编译科主任，并兼任上海之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两所学校会计学教授，月收入达300大洋。而当时一位黄包车夫的收入只有2个大洋。但顾准却要离开了。
顾树桢：我是从潘序伦那里听来的，听到说他讲的，他是觉得他是很赏识他的，就是他讲说我是把他作为想提拔他起来，后来说他要出去了，他讲我也很奇怪的，他那个时候已经待遇很高了，收入也很多了，属于一个高级职员了，那个时候来讲好几百个银元也快了。丢了这么一个饭碗去，他就知道，他说我知道他志不在此啊。
解说：离沪前夕，潘序伦把这一届夜校的毕业典礼，举行得比往常隆重一些，讲话中暗示了“欢送”我的意思，说着话还掉了几滴眼泪。晚年，潘序伦致信顾准，称赞他“弟之才，十倍于我”。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学者）：潘序伦太喜欢这个顾准了，以至于有一次向他流露，想把立信会计学校交给他，不是作为私有财产交给自己的子女，是交给顾准。顾准婉拒了，他要革命啊，他要革命，所以顾准在第一个阶段，他是舍弃了很多东西参加革命。
解说：1940年8月顾准辞去月薪300大洋的高级职员职务，离开上海奔赴苏南抗日根据地。“农村是我所完全不懂的，这里是一个社会整体，其中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方面之多，范围之广，远远超出了我在上海居处的小天地。”1942年冬天，盐阜区建立淮海银行准备发行新钞，顾准被任命为银行行长。
高建国：有一天他和银行的负责人一块去视察，到一个叫高沟镇的地方去视察，结果遇到这个日伪部队扫荡，枪声密集，顾准指示这一个负责人，回去把银行发行的货币就地销毁，然后他就朝这个枪声比较稀少的地方，一个安全地带他就往那边跑。
解说：顾准在一家开明绅士家里暂住，中间得到纸条，要他在原地住下去，待局势略为安定，会有人通知他回去，一个多月时间里，顾准没有接到任何通知，他有些着急，辗转之下回到行署机关。
高建国：他的内心也是很忐忑的，他不知道大家会怎么看待他这个行为，果不其然，同志们都用嘲讽的眼光看着他，有的人就公开地议论，说我们这个根据地，请来了一个著名的财经专家，原来这个财经专家这样，而且还把银行给搞砸了。
解说：顾准被冷落了，行署财经处的工作已由其他人负责，顾准在那里闲散而抑郁地住着，后来他得到通知去延安学习。在告诉我去延安时，加上一句话“没有马”。淮海扫荡中的逃兵行为是我终生的耻辱，逃兵行为的羞愧之念一直压抑着我，唯一可以勉励自己的是“知耻近乎勇”。从此之后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决不能再像这样经不起战斗的考验了。组织上决定我，到我所向往的毛主席所在的革命圣地延安，我一定要到延安，没有马，我也一定要走到。1943年顾准到达延安，这里他结识了西北财经办事处的陈云。
高建国：陈云听别人已经预先介绍过，说顾准是上海一个非常著名的会计学专家，陈云也看过顾准写的一些会计学著作，所以这样陈云就让顾准到当时延安办的一个会计训练班去讲课，顾准在那边讲课非常的出色，陈云就曾经想到要把顾准留在他的身边，跟陈云一块去东北工作。
解说：后来顾准还是回到了上海，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在接管上海的南下干部队伍中，顾准被任命为华东财政部部长，兼上海财政处处长，负责上海财政局、地政局、会计处、审计处等八个主要部门。
《顾准自述》：我的确抵制了税收工作中民主评议方法的右倾投降主义，我认为我抵制得对，绝对没有什么错误。——顾准
解说：1949年5月27日，顾准来到上海市政府大楼门口。
王维鼎（原顾准警卫员）：我就在门那里值班，他穿了个军装，带了个臂章，就是军管会的，上面有一个符号。很自然地进来了，我们看看也就什么老大哥这么个样子的。
顾树桢：一见面的时候就觉得他，哎呦，出乎我意料这么年轻，才大我3岁。
解说：这一年顾准34岁，任华东财政部部长兼上海财政处处长，全面负责上海财政、税收、金融具体工作，他完善机构，成立预算，会计处，听取民主人士建议，广发布告解释上海财税政策，力图让解放初期的上海迅速稳定下来，他也因此获得了“贴布告最多的局长”的称呼。
朱学勤：老人们回忆1949到1950年代初，上海街头见的最多的那个大的告示，一个就是扬帆，公安局长扬帆签的名，枪毙人，枪毙反革命。还有一个财政局长顾准签的名，调整税率一些经济上的政策等等出台等等，所以老上海都还记得，一个扬帆，一个顾准，一文一武，稳住了上海。
解说：此时英、美、法、日等不同国家租界区，占据了上海最繁华的经济地段，控制了上海税收来源最大的商业经营地，如跑马厅、法国总会，沙逊大厦等，国民党时期租界内外商的税收十分低廉，顾准希望改变这种状况，目的不光是要帮助国家收缴大量税款，更重要的是通过税收这种方式，收回租界区的土地所有权。
王维鼎：他找了谁去做呢？一个是汪维恒原来财政局长嘛，那么好，汪维恒在那里的地政局，搞大量的组织人马，里边有一些人都是很能干的人，留下来的，这我都有名的，查，土地是谁的的，档案查，档案查了以后哪一家，哪一家，查好了以后就要收钱，地价税要付。
顾树桢：他讲笑话他说，我一定要他们豆腐里要吃出骨头来。
解说：租界多为旧上海灯红酒绿的奢侈地，解放后陷入经营困难，税金难以支付，顾准又制定“重罚”的政策，凡是拖延税款的一律实行数倍罚款，他把这种做法称为“刮地皮”。
顾树桢：他们从那边因为没有钱怎么样就欠在那边，它就欠欠欠，那个时候我记得它是《参考消息》上发，它上海的收房产税、地产税，曾经英国人来过，讨论过，也在讨论，那么他就照常收，收不起，欠，欠了以后你要加那个什么叫做滞纳金，你不交，你不交我给你累计上去算算算，算到数字很庞大了。
王维鼎：和平饭店顾准说我们这个房子把它，它付不出税，付不出还要罚款，罚了再交不出再增加了，复利增加上去，到后来他完全没有了他丢掉了，里边职工他也不管了。
解说：我们没有采用任何没收政策，却肃清了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残余经济势力，尽管外资企业既不情愿，但仍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凭借地价税，顾准收回了如今的上海市文化广场，上海展览馆，和平饭店等地。尽管成果显著，顾准还是遭到了非议，被资本家形容为敲骨吸髓的“刮地皮”做法，让他留下了左倾的形象。
吴敬琏（经济学家）：可以说他对于这个底层的情况，并不了解，他自己后来说过，他说他为什么那个时候，这个思想走偏，走得很偏呢？是因为进了上海以后，天天出门就上汽车，到了办公室又上汽车回家，就是对于老百姓到底过得什么生活，根本是不了解的。
解说：在上海顾准和妻子，5个孩子以及老母亲一起生活，妻子汪璧是他在立信学校时认识的，之后跟随他到解放区干革命，又回到上海任财政处企业经营管理处处长，帮助顾准处理上海税收工作。
王维鼎：汪璧是他的爱人，上海搞地下工作妇女的，一个很杰出的妇女干部，而且是一个很能干的会计师。
林荫初（顾准弟媳）：汪璧原来在上海，在财政局里工作也挺忙，解放初期机关哪有现在这样，很辛苦的，早上起来上班，晚上开会回家总归是很迟，家里的事情都是老人管。汪璧家务事也不大会做，她们婆媳在一起关系相处得很好。汪璧身体不好，每天定时在吃药，到时候婆婆会叫她，该吃药了。
解说：顾准激进的税收政策伤害到资本家的利益，一些人给他寄来子弹，威胁他的安全，汪璧很是担心，他们在房屋前后架起电网继续工作。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到蒋介石空袭，严重影响到上海工商业的运营，顾准建议中央减少上海的公债与税收指标，两天后中央发来复电，严辞拒绝顾准以上海市委名义提出的建议，继续维持公债税收各3000亿旧币的任务。要用正常方法完成3000亿的任务实在困难，于是在“轻税重罚”两字上做文章，组织直接税局检查室的工作人员出去查账，查出问题从严解释税法，从重课处罚金。
王维鼎：那时候我负责他的警卫工作，那时候阿尔希波夫就是苏联代表团团长了，当时就到上海来，来了研究税收问题，那么他就把他所想的讲给阿尔希波夫听，阿尔希波夫也赞成他的意见，感到这个是我在莫斯科也是这样做，就专管，就是纳税务要专管，专人管理。
解说：阿尔希波夫为列宁格勒州的财政厅长，他告诉我，他们实行“专户专管”，即一个财政工作人员专管几户，这启发我从专管这条路线来考虑解决问题的方法，谈话结束顾准让警卫员买来两菜一汤，与阿尔希波夫友好的吃了一顿饭。但很快中央来了，要求实行民主评议。
王维鼎：我听说有个笑话，大资本家跟小店的老板大家一起在评，他是几个钱，我是几个钱，我怎么评法。那么你说下来了任务是这个任务，那么你总是要把这个任务落实，这个不是分摊啊。
顾树桢：他的意见就是上还有这个条件我可以查账，为什么，他说契约，大量契约就集中在那里，契约又集中，上海那时候会计师也很多，我给他们组织起来，所以上海有这个条件实行查账。
解说：我们如果在上海搞民主评议，只能有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征税实额低于税法规定的税率，这会使资本主义占尽便宜使，二是征税实额高于税法规定的水平，这就会变成“摊派”。但顾准还是对民评进行了尝试，他让王纪华派出五六百人的队伍，与上海市工商联组成“民主评议委员会”，和各业工会一起对中小工商户及个体户实行民评，之后他又坚持在税务局成立大户室，对纳税大户继续实行“专户专管，自报实缴”的税收政策，但在全国财政一盘棋的压力下，顾准的做法在系统内部，也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顾树桢：我参加过一次市政府的会，他跟我一起去的，所有的其他的这个，大家都批评他，他不肯让步的，就是批评他太苛刻了，这个时候他站起来讲，站起来讲，站起来讲，跟人家这个人这么讲，这个人这么讲，讲了很多，他又好斗呢，他又站起来一个一个批驳，批驳，那么陈老总就坐在那里。最后陈毅总结是支持他的，陈毅支持他的我印象蛮深的，几句话你们必要把共产党看的那么，现在我们是要钱。
解说：在陈毅的支持下，顾准“税收专管”的做法继续实行，为了推行政策顾准需要经常向上级争取，向下级解释，向社会上的工商户、学生做演讲，宣传政策，树立信心。
王维鼎：有一次我在医院治病，旁观睡了一个大学的教授，他知道我认识顾准，哎呀，顾准就是我的老师，我就是听了他的报告，我把我这个事情搞好了，那个人姓杨，也是个高级干部了。所以这个很简单，他讲话不是那个党八股，真是消化了以后告诉同志们，在同志们讲话当中他又听了你的意见，以后再改变了他的看法以后再讲出来，这样的话有些人听了就服帖，上海人就叫服帖。
顾树桢：他是下笔很快很快，所以他是才华，很多才华，他是下笔很快，讲话也很快，很会讲话的。下笔怎么快呢？人家要开报告了，他做个报告，有些方面涉及到哪个问题，他就到我这里来了，来来来，跟你谈谈，我们两个人坐面对面地，他又问我什么东西，我也讲讲，他也讲讲，一下子我们两个人的谈话结束，他文章也写好了，有一万多字了。
解说：那是一个激情荡漾的革命者的年代，上海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管理者，他们年轻充满破坏和重建一切秩序的勇气，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所有的热情都是为了无比热爱的国家，他们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的私利，因而根本不可能被任何利益收买。顾准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典型代表，他每天奔波于上海各个角落，不断拟定各种各样的布告和公文，与大大小小的私营业主周旋协商，他们的目标是要让曾经抛头颅洒热血，为之不懈奋斗的新生人民政权，在上海真正建立起来。
吴敬琏：他本来这个思想，顾准的思想其实在解放初期是很左的，所以呢他在“三反五反”的时候，其实他一直是这个“五反”的领导，他被打成什么什么“大老虎”是非常偶然的事情。所以他被打成“大老虎”以前，他的思想是很左的。
《顾准自述》：我个人和家庭生活上，并未对公家作越出制度规定以外的什么要求。我是当时上海人所称的“政治老虎”。——顾准
解说：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顾准被委派协助主持“五反”工作2月3日顾准受市委委托，在“五反”大会上做报告，2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顾准针对“五毒”中偷税漏税问题撰写的文章，2月20日顾准陪同陈毅等出席上海产业工人“五反”大会。到了28日，顾准再次受市委委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发表“五反”工作讲话，但就在第二天一切改变了。
1952年2月29日顾准接到通知，前往市政府大礼堂参加干部大会，会上突然宣布上海市委已从高级干部中捉出八只“大老虎”，顾准名列第二。
顾树桢：撤职的就是顾准有一个，主要讲他是狂妄自大，狂妄自大，那么当时这是最后一句还是呢，说他讲过的，三年做市长，五年做总理，说他是狂妄自大到这么一个程度。
王维鼎：很静，也没有人鼓噪，也没有鼓掌的，也没有什么别的，所以宣布散会，我还在后面还没走出来，这个顾准他就是像出场的时候，走大门走，他不是就在前面坐着，那么看见我了就把身边的左轮手枪给我了，左轮呐，小王给你。我是很激动，但是我想怎么搞的呢，不知道啊，为什么。
解说：下午四五点钟，会议结束，顾准回到办公室给妻子汪璧打电话，简单地说今晚有事不能回家，便在沙发上坐着抽烟直到天亮，黎明趁别人还没有来上班，顾准悄悄走出了大门，秘书追上来，小声问他去哪里，他没有回答，使劲推开市府大门怅然而去。
陈敏之（顾准胞弟）：他自己我晓得，他是非常的苦闷，所谓苦闷就是说觉得无法解释。
林荫初：一个晚上就变了身份，原来是一个很能干的，大家的议论都是这样的，一个晚上就变了，变成反革命。
解说：第二天《解放日报》刊登，顾准等人被撤职的消息，对于顾准这样解释，一贯存在严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以为是，目无组织，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屡经教育，毫无改进，决定予以撤职处分，并令其深刻反省。上海人民广播电台也播送了这一新华社电讯稿。顾准没有把撤职的消息告诉孩子和母亲，妻子汪璧也不能理解，有人劝她与顾准离婚，她婉拒了。顾准在日记中写到，采秀也是有些忧郁的，这自然也引起我的忧郁，我跟她说有些寂寞之感，她说读书了就不寂寞了，这是对的。
但顾准一直在思考自己，“自以为是，目无组织，狂妄自大”的撤职原因。
林荫初：容易得罪人，该怎么讲他总是怎么讲，跟家人也是这样，但他也可能有不对的地方。
王维鼎：我的看法他这个人的特点是，他的主意定了以后，他有理由的话他不大让的，那你一定要他改变一下，他好像不大肯。
顾树桢：他的性格方面来讲，他是总是就是，也有一点傲气，傲气是有一点的，但是你说他怎么样子狂妄自大，也不是这个。
解说：在同事和下属看来，顾准是个有着很强个人主见的人，这种主见来自于他12岁开始自学成才的专业素养，他在上海财政税收关键问题上不肯让步，无论是地价税的激进做法，重罚引起的民族资本家的愤恨，税收专管带来的中央的责难，以及不怀好意者对他政策的曲解，都不能使他有丝毫改变、退缩，而对于大会提出顾准放出的“三年做市长，五年做总理”的狂言，顾树桢曾专门向他求证。
顾树桢：那么这个话后来我就当面问他，我说你今天跟我谈谈，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话，那么你讲过没有？我那个时候来讲比较已经算很熟悉了，他也认为，我也可以跟他谈谈，谈谈了，说说。所以我得问他，他讲的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你要知道我们党内搞运动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会产生的。
王维鼎：顾准没有直接跟我们，从来没有跟我们谈这些事情过，有人在说大概是他以前一直脾气很倔强，他假如说据理力争的事情，因为他据理力争过，就是关于民评还是专管，他对中央来的检查组，他表示自己保留意见，这个事情后来据说，陈毅也同意他的意见，陈云也同意他的意见。但是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这，所以后来说，叫他不要讲这一件事情了有人讲，那么别的是什么事情呢？也没说出来，只晓得说他一直不听话，那不听话，那就是这么回事咯。
解说：1952年3月起，顾准在家闭门谢客达两三个星期，心情烦乱，情绪消沉，什么事也做不成，常常竟夜不能成寐。卧听马路上车声杂沓，渐渐沉寂，到又有少数人声和车辆开动的声音时，也就是天色欲晓了。
一年半以后顾准来到中央建工部，副部长万里组织班子到河南洛阳筹备拖拉机厂等，三个大型企业的施工，顾准任第一副局长，前去指挥施工。
吴敬琏：在这个建厂的过程中，跟苏联专家，跟他的这个领导发生了很多矛盾，厂房有了，道路什么都没有，于是他说这个你要建筑厂房，这个道路什么都没有，这个材料什么怎么运进去呢？所以他认为先把道路建起来。
解说：顾准动用建筑部队的一个团，修建了厂区的道路，这大大触怒了负责施工运输的苏联专家，在建工部开会时苏联专家大发雷霆，但被新任部长刘秀峰顶了回去，顾准逃过这一场纷争。随后的错误他却难咎其责。
吴敬琏：他那个做计划的人呢，笔误多画了个圈，多画了个零，于是这个工程呢，这个计划非常多非常多，他当局长的也没有去数有多少个零，结果按照这个计划最后草簾子做出来以后，就是防冻的那个草簾子，就多出来了10倍，因为多画了一个零，后来就是你这个局长怎么当的。
解说：草簾子事件不久，顾准被宣布调离洛阳工程局，临走时部长对他说了一句话，你来洛阳，原来大概是打算有所作为的。
吴敬琏：实际上这些矛盾后来看起来，它其实就是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许多问题，这种计划体制它就是这样的，没有，实际上主持工作的人其实没有自主权，它计划定了明明是个错的东西，它还得要执行，要是执行的结果错了呢？错了还是唯你是问。
解说：顾准回到北京，洛阳工程局的经历，让他对中国现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产生了疑问，他开始反思希望找到合理的解释，他申请到中央高级党校学习，在校长杨献珍创造的宽松的学习氛围中，顾准开始自由思考。1956年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直接指出计划经济导致国民经济各比例严重失调，结合之前的会计学基础，顾准写出了长达两万字的《论十大关系》的学习体会。
高建国：那个时候中央党校的学员讨论会气氛还是很宽松，很自由，但是顾准直接地抨击了计划经济体制，明确地提出以市场价格的涨落，来调整生产和流通，这个话连当时的这个学员讨论会，也难以接受，所以当时有一位厅局级的干部叫邵井蛙，他就跟顾准讲，他说你这个文章就不要再读了吧，你的这个观点也就不要再讲了吧。
《顾准日记》：我是有些寂寞之感，学习，工作，总而言之，好像最好的时间已经过去，剩下的也许是暮年了
解说：1956年9月，顾准来到经济研究所，中科院党组织书记张劲夫欢迎他的到来，希望他能担任经济研究所所长，但顾准坚决拒绝，我这个人，傲上刚愎，用旧话来说不是做官的材料，还是做些经济研究工作比较好。
赵人伟（原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瘦瘦高高的，你从外形上看，他喜欢，不喜欢用皮带，用那个挂的，穿着裤子，衬衫，肩上挂这两个带子，吊了一个裤子穿着。
张卓元（原中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非常有才气，但是我多少有点感觉，也有点傲气，好像对一般的人呢，好像就是你们这些都是有点庸才。
解说：随同顾准来的还有他在党校期间写成的《论十大关系》学习体会，他认为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值得商榷，可以通过价格自由涨落，来调节计划和生产，尽管被党校学员认为是大不敬，但顾准还是坚持自己的想法，他一再修改文章，完善体系，两年后写成《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
张卓元：1957年的第二期《经济研究》那时候是6月份发表，因为那个时候双月刊，1957年的四五月份，三四月份还很强调百家争鸣的时候，包括那个毛主席那个什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在前后，所以当时发这个文章也没特别的含义，就是在当时提倡百家争鸣的情况下，他有那么个观点，所以给他发表了。
吴敬琏：顾准讲的价值规律是市场规律，是价格按照，根据供求波动，这样的规律，也就是说呢，我们现在讲的市场调节，也就是说市场价格，自由浮动的价格来调节资源的配置，所以后来我们大家都同意，顾准是中国的市场经济第一人，就是因为他讲的市场经济，真是我们经济学所理解的那个市场经济。
解说：《试论》发表于1957年年中，半年后舆论收紧，人们开始从另一方面解读这些“争鸣”的观点，结果顾准这篇不合时宜的文章，被认为是在社会上“放毒”，经济研究所奉命“消毒”。
张卓元：就说他这个观点是修正主义的，然后就用斯大林的观点来批，因为当时奉行的主流观点嘛，就是斯大林的那个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就找他，跟斯大林观点不一致的，然后就是说这是修正主义，这倒是很明确的。
解说：此时，顾准已经离开研究所，到了中科院综合考察委员会，他并不了解他的文章在经济研究所内引起的波澜，但很快这种波澜也延伸到他自己。1957年7月中科院组织中苏边境资源考察团，71岁的竺可桢带领顾准等人会同苏联专家，对黑龙江水资源的利用进行考察。顾准的“反苏”言行，在这里被认真地盯上了。
高建国：当时竺可桢的意见是想把这个水坝建在黑龙江的中下游，这样就是中苏两国，对于这个水资源的利用就比较公平，但是苏联方面提出要把这个坝址建在黑龙江的上游，那么这种方案就是对中国不利，而对苏联有利。
吴敬琏：顾准对于这个涅姆钦诺夫他们代表的，苏联人那种大国沙文主义，把所有的利益都是他们的，所有的造成的损失什么都归在中方，于是顾准就跟他们顶。
解说：黑龙江考察队的苏方领导人为涅姆钦诺夫，正是这个人，考察途中给我的印象特别恶劣，对我方领导人科学院副院长高龄科学家竺可桢极其傲慢，我和他谈话时，在这种傲慢态度面前，绝未表示出丝毫的恭顺之意。
吴敬琏：中方这些人里面有的人就认为顾准不对，这老大哥你怎么能够顶呢，顾准就骂他们，说这些人是洋奴，而且这些人就把顾准顶苏联专家这些言论都往北京报，顾准就说苏联有什么了不起，我在西伯利亚看过，所有好一点的房子都是沙俄时代的，这些言论都报到北京去了。
解说：在太平沟问题上行动得很坚决，我对此并没有什么怀疑的，有人把这当作右派罪行加以揭发，我认为不是我错了，而是揭发者自己错了。
没有考察任务时，顾准是一伙人一起闲聊的主角，他援引自己丰富的历史知识和政治见闻，以愤愤不平的口吻，悉数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种种做法，没有任何顾忌地发表评论，挑战苏联老大哥的权威。
吴敬琏：到了反右开始以后，毛泽东把他的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里面加了一段，六项标准香花毒草，六项标准，第六项就是这个，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的，就是毒草，所以就根据这一条就把顾准定为右派。
顾树桢：他的名字就是传到康生那里去，康生一听听了工作人员介绍来，他桌子一拍，怎么，顾准现在还不是右派。
解说：1958年4月下旬，顾准第一次被划为“右派”，并宣布开除其党籍。
曾子墨：1958年顾准第一次被划为右派，在接受了下放劳动，思想改造之后顾准摘帽，不幸的是五年之后，右派帽子再一次戴到了他的头上，随后等待他的是一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悲剧。晚年的顾准开始反思，思考自己曾经不怕牺牲，顽强追求的革命理想，为何一步步走向幻灭，思考整个民族与国家，何以经历如此深重的创伤。顾准这位被称为，中国经济学家、思想家的重大贡献，也许与他后半段的人生经历有着更密切的关系。感谢您收看《我的中国心》，下周我们再见。
组织上决定我到我所向往的，毛主席所在的革命圣地延安，我一定要到延安。“没有马”，我也一定要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