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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士第上将简介

红一方面军 2009-11-08 10:29:38 阅读20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周士第上将简介
（1900-1979），广东海南岛乐会（今琼海）县人。幼时在乐会县二区新昌村念书。1914年进琼崖中学上学。1916年当药材铺学徒，次年又重进琼崖中学读书。1921年在乐会县二区高等小学校任教。1924年5月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学习，并加入(周恩来组织的革命武装)铁甲车队，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先后任广州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副队长、广州航空局飞机掩护队队长、铁甲车队队长和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营长。1926年先后任该独立团参谋长、代团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长，八一南昌起义时任第二十五师师长。南昌起义失败后，于1928年1月去香港，后在南洋养病。1929年在上海参加第三党黄埔革命同学会。1930年任香港第三党南方局委员、第三党黄埔革命同学会南方分会书记。1931年任第三党陕西省委委员。一度被捕，经营救获释。1932年2月任上海第三党抗日义勇军队长。1933年任国民党十九路军四十九师参谋处长、团长。后赴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于同年12月任瑞金红军大学教员。1934年9月任瑞金红军大学指挥科科长。1935年参加红军长征，任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队长。同年10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红军第十五军团参谋长。1936年任红军大学二队队长，同年11月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二O师参谋长兼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七分校校长。1943年8月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兼晋绥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1946年6月兼任晋北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1948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第一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1949年3月任太原前线司令部副司令员，并任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5月任第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1月任成都川西军区司令员兼成都市市长、成都军管会副主任。3月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1950年10月参加组建军委防空军，10月23日任防空军司令员。1955年3月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5月兼任军外训练部部长。1978年10月任总参谋部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三、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979年6月30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开国上将周士第 1

红一方面军 2009-11-08 10:31:54 阅读2 评论1 字号：大中小

 
少怀壮志
　　周士第，又名周力行、周平、周士悌，字元臣。1900年9月9日出生于广东省乐会县（今海南省琼海县）中元墟（今九曲区）新昌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周学实是清朝贡生，民国初年被选为本县参议员，并任参议会会计，1915年病故。生母陈氏是位善良俭朴的农妇。周士第兄妹5人，二弟夭亡，三弟、四弟于1922年染疾病故，小妹秀慧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1932年在土地革命中不幸牺牲。周士第的叔父周学宬是个中医，与他人合股在定安县岭门市开设福昌号药材铺。
　　周士第从小聪明伶俐，活泼勇敢，父亲说的讲道理、辨是非的故事，培养了他爱打抱不平的性格。他7岁入本村私塾，1911年考入乐会县立高等小学，1914年秋，以优异成绩考入琼崖中学。周士第在该校仅读了一年书，因父亲逝世，家中经济困难而辍学。为了维持家庭生活，周士第到其叔父的福昌号药材铺当了一年多学徒工。1916年，周士第与上小学时的校长翁子开的女儿翁祚昆结婚。1917年，在叔父的资助下，他又回到琼崖中学复学《省立六师概况》（同学录），存于琼台师范学校图书馆。。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消息传到琼崖，周士第热情响应，与王文明、杨善积等组织领导琼崖、琼海等7所中学代表召开大会，成立“琼崖十三属学生联合会”，周士第被选为干事《周士第自传》（1953年2月17日），存总政治部档案馆。。他与学联领导人王文明、杨善积等积极参加抵制日货等活动。随着运动的深入，《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也传到琼崖，周士第与同学郑兰积、叶文龙等一起组织“杂志巡回阅览社”，利用暑假，携带这些进步书刊，到琼崖各县市镇，宣传展出，传播马克思主义。
　　1920年秋，周士第中学毕业后，到本县第二高等小学执教。由于他宣传民主思想，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男女平等，遭到旧学董和封建卫道者们的围攻，被斥之为大逆不道。当时官场黑暗，官吏们专横跋扈，百姓怨声载道。他教书仅一年，便愤然辞职回家。
　　1922年，周士第全家患上了传染病，病魔夺去了母亲、两个弟弟的生命。周士第也染病近一年。1923年女儿出生，周士第为她起名叫周竞权，意在要女儿长大后，奋起为争取妇女的权利而斗争。　　这时的海南岛，几经列强侵略，军阀摧残，经济破产，民不聊生。面对琼崖社会吏治腐败，家乡满目疮痍和家破人亡困境，周士第告别了妻女，北上到广州《周士第自传》（1953年2月17日），存总政治部档案馆。。临行前，他在家门墙壁上题诗道：
男儿立志出乡关，若不报国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是青山。
从此，周士第便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而奋斗终生。
早年戎马生活
　　1923年春，周士第到省城广州，因生活无着，便投入滇军杨希闵部当了兵。在这里，他结识了海南同乡、共产党人徐成章、徐坚等，参加了他们发起成立的新琼崖评论社的活动。. 
　　当时，广州已成为中国民主革命活动的中心。
　　1924年，孙中山创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中共中央决定派党员干部以个人身份参加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并介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投考军官学校。中共广东区委派徐成章到该校任特别官佐。在徐成章的介绍下，周士第报考了军校，同年5月被录取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与周士第考入黄埔一期的同学共500多人，分编为6个学生队。周士第编在第二队，与他同队的有许继慎、唐澍，同期的还有徐象谦（向前）、左权、卢德铭、陈赓、张际春、蔡申熙等，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将领。
　　6月16日，周士第参加了开学典礼，聆听了孙中山的长篇演说。孙中山开宗明义地说：“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学校呢？诸君要知道，中国的革命有了13年，现代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六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所以，要“创造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孙中山的演说给周士第印象最深的是：诸君“立志要做革命军”，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要维护共和”，消灭“贪暴无道的军阀”，“救国救民”。孙中山：《在陆军军官学校开学典礼的演说》，载《孙中山全集》第十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0～300页。
　　在半年紧张的学习过程中，周士第受到了比较系统的军事训练。在学科方面，学习了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条令及战术学、兵器学、交通学、筑城学、军制学等军事理论；在术科方面，经受了制式教练、战斗教练、实弹射击，以及行军、宿营、联络和土工作业等军事技术，从而为周士第后来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同年11月，周士第毕业。适逢陆海军大元帅府要组建“陆海军铁甲车队”。主持组建工作的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周恩来，决定从黄埔军校选调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廖乾五、曹汝谦等5人具体负责组建工作。铁甲车队在广州成立后，徐成章任队长，廖乾五任党代表，周士第为见习官，全队共163人。铁甲车队名义上是大元帅府属下的武装队伍，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一支武装。铁甲车队人员配备与调遣，部队作战与训练，均由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军事部长周恩来决定。
　　铁甲车队成立后立刻投入了紧张的军事和政治训练，周士第的思想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其阶级意识、民族意识和革命观点日趋明确。1924年11月，他在《新琼崖评论》第22期发表了《琼崖的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一文，文章对琼崖社会各级作了分析，指出琼崖社会有两种阶级：军阀、土匪、绅士是压迫阶级；农民、工人、学生、小商人是被压迫阶级。周士第：《琼崖的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载《新琼崖评论》第22期，1924年11月出版。以后，在《新琼崖评论》第27、28期合刊上他又发表了《中山先生遗嘱指示我们的道路》一文，指出：中国社会贫困的根源是“国际帝国主义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种种的侵略，及其工具——国内一切军阀和买办阶级——种种的摧残压迫”。为了摆脱这种亡国灭种的地位，工人、农民、学生“惟有联合起来，做国民革命，才是我们唯一的生路”。因此，中华民族的革命要取得彻底成功，就必须与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建立联合战线，尤其是要联合世界的无产阶级。这是“因为民族革命与社会革命的敌人，均为帝国主义。民族革命，是要打倒帝国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也是要打倒帝国主义者，敌人相同，目标相同，实有联合战线的必要”。“所以中国民族革命，不但要联合世界上各被压迫民族，尤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周士第：《中山先生遗嘱指示我们的道路》，载《新琼崖评论》第27、28期合刊，1925年4月出版。1924年12月，经徐成章、廖乾五介绍，周士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周士第自传》（1953年2月17日），存总政治部档案馆。
　　1924年10月，广宁县农民在周其鉴的领导下，在全县范围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减租运动，遭到了当地豪绅地主的顽抗。11月，为了支援广宁农民运动，中共两广区委决定派徐成章、周士第等带领铁甲车队去广宁镇压反动地主武装。12月上旬，铁甲车队北上到达广宁后，徐成章、周士第等和在当地领导农运的彭湃［彭湃为国共合作后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商量，召开了有铁甲车队和广宁农运、农民自卫军领导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先由农民自卫军围攻谭反动据点。 
　　此时，广宁农民自卫军在陈伯忠率领下，攻击谭据点，激战两个小时未果。铁甲车队前来援助，声势大振，迫使反动地主头目江淮英放弃据点，退守旱岩江姓炮楼。这个炮楼，建造坚固，备有大量粮草、弹药。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退守社岗整训待援。同时，争取了国民党右派分子掌握的第三师驻谭的两个连中立，并利用广宁绥缉善后委员会进行合法斗争，通过了缉拿江汉英、谭侣松等8名破坏农民运动的罪魁祸首、收缴当地反动地主武装的决议。12月29日夜，徐成章、廖乾五和彭湃，利用广宁民团总局局长谭侣松“宴请”的机会，身佩短枪赴宴，席间逮捕了谭侣松。周士第和车队军事教官赵自选带领铁甲车队队员包围了民团总局，一举收缴了反动武装四五十条枪，武装了农民自卫军。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进攻反动地主巢穴的准备工作趋于成熟，1925年2月1日，铁甲车队配合农民自卫军向谭江家炮楼发起进攻。周士第和彭湃亲率工程队挖掘地道，准备用炸药毁敌炮楼。2月13日，一股地主反动武装五六百人前来援助被围的地主武装。周士第和徐成章带领20多名铁甲车队员及其他武装共一个排，分两路向占据山头的来援地主武装猛攻，将其击退，迫使江家炮楼的敌人缴械投降。接着，黄家炮楼的敌人也于2月14日缴械投降。这一仗共缴获六七百条枪。16日，铁甲车队乘胜前进，收复了螺岗，再次缴获敌人大批武器、弹药，极大地援助了农民自卫军。周士第在支援广宁农民肃清反动地主武装的斗争中表现突出，被擢升为铁甲车队副队长。
　　1925年1月15日，孙中山北上后，盘踞东江流域的军阀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资助下，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发兵进攻广州，妄图推翻革命政府。广东革命政府决定以黄埔学生军为骨干举行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周士第奉命派车队政治教官曹汝谦带领铁甲车队第三排出发东江。随后，他和徐成章带领其余两个排返回广州，肩负起保卫革命政府的任务。
　　在广州大沙头铁甲车队驻地不远的地方，驻有航空局所属的一个飞机掩护队，负责保卫飞机场的重要任务。但该队队长暗中与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对广州形势有很大的影响。中共两广区委认为，必须把这支部队改造过来，以扩大革命的力量。于是，通过广东革命政府航空局，于1925年4月将原队长调走，派周士第兼任飞机掩护队队长，赵自选为党代表《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3页。。他们到职后，立即深入班排和兵士中了解情况，开展政治思想工作，宣布废除打骂士兵制度，成立了共产党小组，很快就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为共产党掌握的革命武装，对稳定广州局势起了很大作用。
　　革命军的胜利东征和广东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惊慌，他们加紧勾结，东征军中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刘、杨二人在东征胜利进驻广州后，把持了军政、税收大权，横征暴敛，拒不服从革命政府调遣，并于5月进行反革命叛变。中共两广区委坚决主张军事消灭刘、杨军阀，经广东革命政府同意，命令东征军迅速回师广州，镇压刘、杨叛乱。为配合东征军回广州消灭刘、杨军阀，中共两广区委决定，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担负掩护党政机关和苏联顾问转移至广州河南，并在河南士敏土厂一带担负广东革命政府的警卫任务。6月，当东征粤军和黄埔学生军回师广州向叛军发起总攻时，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从猎德附近渡河，插入叛军侧后，向石牌、瘦狗岭方向叛军背后发起攻击，切断了石牌、瘦狗岭、龙眼洞方向叛军与广州市内叛军的联系，有力地配合了东征军平定刘、杨的叛乱，使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在这次战斗中，周士第表现出的作战勇敢、不怕牺牲、不怕疲劳的革命精神，受到了中共两广区委的表扬。
　　为了声援上海人民五卅反帝斗争，香港、广州20余万工人分别于6月19日、21日开始罢工。6月23日，在中共两广区委的领导下，广州有五六万人集会示威游行。周士第率领铁甲车队参加了当天的游行。下午3时，当游行队伍行进到沙面租界对面沙基时，遭到英、法帝国主义海军陆战队的开枪射击。“党军和学生军在游行中牺牲23人”《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0页。。周士第率领铁甲车队，冒着弹雨，掩护游行队伍，抢救遇难的群众。
　　“沙基惨案”激起了省港罢工工人和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为了有力地打击英帝国主义，中共两广区委在陈延年、周恩来主持下，决定成立省港罢工委员会和罢工工人纠察队，徐成章调任省港罢工工人纠察委员会委员长兼纠察队总教练，周士第升任铁甲车队队长。
　　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于1925年7月5日在广州东园成立后，担负着维持社会秩序、缉拿走狗、镇压工贼和封锁香港的任务。由于英帝国主义经常在港九边界进行骚扰，给封锁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为了援助工人纠察队，中共两广区委于8月初派周士第和廖乾五率领铁甲车队，到港九边界的南头、深圳、沙头角一带，协同罢工工人纠察队开展全面封锁香港的斗争。
　　港英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采用各种手段破坏封锁。8月15日，英国士兵在罗坊非法越界，绑架纠察队员1名；同日，驻沙头角工人纠察队发现两艘满载粮食的走私船，正欲上前检查时，突遭船上的英兵开枪射击；8月27日，英兵在罗村茶亭向纠察队员开枪射击，打死纠察队员1名。周士第把危险置之度外，带领铁甲车队和纠察队员，坚决执行封锁香港的任务。他还配合中共宝安地方党组织开展农民运动，发动农民参加封锁香港的斗争。9月1日，周士第和罢工工人纠察队的代表参加了蔡屋围乡农民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并发表演说，揭露帝国主义、军阀政客、土豪劣绅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要求工农兵学商各界团结、组织起来，支援工人罢工斗争，共同执行封锁香港，打倒帝国主义和反革命。由于当地群众普遍地组织起来，积极投入了封锁香港的斗争，使深圳边界那些不法奸商的走私活动受到打击，一些贪图小利越界私卖蔬菜、禽蛋的人也绝迹了，深圳边界结成了一道铜墙铁壁，有力配合和胜利完成了封锁香港的斗争。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基本上打垮了陈炯明的反革命势力。这时英帝国主义又千方百计收集陈炯明和郑润琦残部，在大鹏湾一带进行反革命骚扰。10月30日，陈、郑残部在沙鱼涌王母虚捉走罢工工人纠察队员10余人。周士第、廖乾五闻讯，立即率铁甲车队4个班前去救援，将敌人打退。不甘失败的陈、郑残部于11月4日凌晨，又犯沙鱼涌南端高地，周士第指挥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100多人，进行英勇抵抗，使10倍于己的敌人不能前进一步。天亮时分，两艘英国兵舰拖着满载敌军的4艘民船驶来，进占沙鱼涌，东、北、南三面山头全是敌人。在三面受敌的情况下，周士第指挥士兵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坚守住前沿阵地。7时半，又有英国3艘军舰从香港开来，向铁甲车队阵地驶去，并有1架飞机掩护地面部队攻击，铁甲车队班长黄华然带领全班战士，顽强地抗击着数百名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犯。在杀伤了大量敌人之后，他率领全班战士跃出战壕与敌展开肉搏，终因敌众我寡，大部分战士壮烈殉国。9时许，沙鱼涌街口也被敌攻占，周士第同廖乾五商量，决定率部突围，周士第率铁甲车队部分队员打前锋，廖乾五带领工人纠察队居中，排长李振森带领铁甲车队部分队员断后。周士第带领队伍打垮了占据街口的敌人，杀出一条血路，担任断后任务的李振森排长，在枪林弹雨中不幸中弹牺牲。突围后，这支部队仅剩下周士第、廖乾五、蔡文铎等15名铁甲车队队员和两名工人纠察队队员。周士第见许多人没有突围出来，心急如焚。他决定打回去，援救尚未突围的同志。当他往回走了一段路时，已听不到枪声了，判断敌人已完全占据了沙鱼涌，于是便决定智救同志们突围。他找了一些农民去沙鱼涌谎说谈水方面的黄埔学生军打过来了。这时占领沙鱼涌的敌人正在煮饭，一听说黄埔军校学生军打来了，便乱了阵脚，四散逃命。于是一些原来躲藏起来的、受伤的以及被捉的同志便趁机冲了出来，返回深圳。周士第率队假道坪山因遭敌人堵截，绕道龙岗，直到11月5日下半夜才回到深圳。《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页。沙鱼涌战斗，铁甲车队伤亡30人，毙伤敌参谋长、营长以下200多人，给予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同日，东征军收复潮汕，陈炯明在东江的势力全部崩溃，第二次东征取得彻底胜利。中共两广区委对周士第指挥铁甲车队在沙鱼涌战斗中取得的战绩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与赞扬。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州各界人民、群众团体，除对铁甲车队组织了盛大的慰劳活动外，还专门组织了英雄事迹报告会，请周士第报告沙鱼涌战斗经过和战绩。周士第在演说中指出：“这次战争，可说是对陈炯明战争，也即是对港英战争。”并说“我们知道工人是革命先锋队，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一定要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及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齐革命，才能成功！”《铁甲队队长周士第先生演说》，载《工人之路》第141、第142期。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对铁甲车队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号召学员们向铁甲车队的英勇斗争精神学习。
　　1925年11月，在中共两广区委领导下，由军事部长周恩来亲自筹划，以周士第领导的铁甲车队为基础，在肇庆成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全团约有2000人，由共产党员叶挺任团长，周士第任第一营营长。团设党支部，连有党小组，党支部由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直接领导。这是第一支共产党人掌握的武装力量。《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6页。
　　独立团遵照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的指示，进行紧张的军政训练，制定了政治教育提纲。提纲提出：“独立团是革命军，与旧军队不同，革命军是为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战斗，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是为人民谋利益，保护人民利益的；只有保护人民，爱护人民，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有战斗力，才能战胜敌人。”
　　独立团把支援当地农民运动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它依照农民协会的要求，随时协助打击反动地主武装，并拨出部分枪支发展农民自卫军，使广东西江地区农民运动得到很大的发展。但广东高要、广宁、德庆等地的反动地主在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陈炯明、陈廉伯的支持下，纠集民团、“神功仔”(一种封建迷信组织)等，企图在西江地区建立反革命根据地。 
　　1926年1月2日深夜，高要县反动地主武装，首先向岭村农会发起进攻。农民自卫军毫无准备，仓促应战，战斗到上午9时，终因敌我力量悬殊，敌人冲进村子后，杀害农民自卫军和农会积极分子，烧房抢物，无恶不作。叶挺获悉后，即派周士第率第一营第二、三两连官兵赶往岭村，镇压叛乱。岭村敌人被击溃后，周士第率队乘胜追击，直捣敌人老巢罗建。敌据碉堡顽抗。为减少伤亡，周士第命令部队一边包围，一边政治喊话，瓦解敌人。据守碉堡的“神功仔”多数出身贫寒，在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纷纷瓦解，向革命军投降。罗建据点被攻下，缴获大批武器弹药武装了农民自卫军，使西江农运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3月中旬，叶挺又派周士第率第一营去新会县帮助开展农民运动。第一营到新会后，消灭了几股反动地主武装，将缴获的民团枪支武装农民自卫军，新会农运声势大振。同时，周士第又积极帮助农会开展了减租减息斗争，迫使新会县县长答应了农民减租减息的要求。1926年4月，周士第升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  

开国上将周士第 2

红一方面军 2009-11-08 10:33:58 阅读2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北伐战场建奇功
　　为打倒军阀，叶挺和周士第率领独立团响应国民政府的号召，奉命参加北伐战争，执行先遣队的任务。5月1日，叶挺独立团由肇庆、新会出发，在广州会合。周恩来在广州司后街(今越华路)叶家祠堂，召开独立团连以上党员干部会议，号召他们英勇作战，不怕牺牲，要起模范先锋作用。
　　叶挺独立团作为北伐先遣队经韶关向湖南进军。5月31日晚，独立团进到湖南永兴县城时，接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急电：“安仁兵力单薄，贵团务速赴援。”《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6～47页。6月1日，叶挺、周士第率独立团冒雨急行军，于二三日全团赶到安仁。为确保安仁城，独立团以第二营守渌田，第三营守龙家湾、黄茅铺一线。部队刚进入阵地，敌2000余人即进攻渌田，敌千余人向第三营第八连阵地黄茅铺攻击。叶挺同周士第商定，由周士第率第一营第三连和侦察队增援第二营，从左翼攻击；由叶挺率第一营第一、二两连和团直属机枪连、特务连增援第三营，从右翼攻击。当晚雨夜中，我部兵分两路，围歼渌田、黄茅铺之敌，经数小时激战，叶挺同周士第会合于桑田，将敌全歼，并乘胜于5日早晨占领攸县，取得初战大捷《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7页。。
　　7月中旬，北伐军相继攻占醴陵、长沙、浏阳。8月，北洋军阀头子吴佩孚率部南下，集结于湖南汨罗、平江一带，利用江水阻隔，西以洞庭湖、东以连云山为依托，构筑工事，组成10万之众的“汨罗江防线”。由吴佩孚的心腹、蒲平镇守使、平通防御司令陆澐在平江城统一指挥。这时，北伐军先后集中湖南，决定迅速突破“汨罗江防线”。攻击平江城的任务，由叶挺独立团承担。8月18日黄昏，独立团隐蔽进到止马铺。第二天下午由止马铺附近渡河，周士第亲率前卫营第一营机枪连从北、东两面攻入平江城，守敌大部被歼，陆澐自杀。独立团在叶挺、周士第指挥下，乘胜打退九岭之敌，跃出湖南，于8月20日占领湖北通城，25日占领中伙铺车站，切断了粤汉铁路。
　　吴佩孚部的“汨罗江防线”崩溃后，又以4万兵力退守武汉南的汀泗桥。汀泗桥是粤汉铁路上的一个军事要隘，南、西、北三面临水，东面是高山，只西南端有铁路可通，而铁路桥东河深难渡，易守难攻。8月26日，北伐军向汀泗桥发起攻击，激战一昼夜，毫无进展。27日夜，叶挺、周士第率独立团，由当地熟悉山道的农民做向导，从东边的崎岖小道绕敌背后，插入古塘角，出敌不意，向敌发起攻击。同时，正面友军配合作战，使敌在腹背夹击下全溃，汀泗桥终被占领。接着，叶挺、周士第不顾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追击不得超过15里”的限制，乘胜猛追，于当天11时占领咸宁城，歼守敌一部，余敌向贺胜桥溃逃。《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0～71页。周士第协助团长叶挺率部在夺取汀泗桥作战中的机智勇敢精神，“颇得友军赞许”叶挺参战报告(1926年9月9日)，存中央档案馆。。
　　8月27日，吴佩孚亲率刘玉春第八师、张占鳌混成旅、警卫旅，由武汉乘火车向汀泗桥增援。刚到贺胜桥，得知汀泗桥、咸宁失守，遂在贺胜桥集中两万余兵力据险防守，以求守住武汉三镇。
　　贺胜桥是武汉另一个门户、要冲。西有黄塘湖、东有梁子湖为依托，两湖水涨时，中间陆地狭窄。吴佩孚认为平江、汀泗桥失败，主要是北伐军抄了他的后路，使其受腹背夹击所致。这次他亲自指挥在贺胜桥这块狭窄地段上设防，不仅在桃林铺、印斗山、贺胜桥构成三道5公里纵深的防御地带，而且在每个山头都构筑了环形工事，每个阵地既可独立作战，又能相互支援，他还亲自乘装甲火车在桥北督战。
　　8月29日夜，独立团先头连进到桃林铺距敌仅有百米的位置潜伏。30日凌晨，先头连向敌发起冲锋，冲破敌人第一道防线，抢占了桃林铺。第五连进到敌第二道防线印斗山附近，由于友邻部队未跟进，形成三面受敌，伤亡很大。在此危急之际，周士第率机枪连和第二营前去增援，指挥部队一举攻占了印斗山。当他率部向吴佩孚的指挥阵地前进时，他和传令兵与78个敌人遭遇，幸亏四连连长卢德铭机智地从敌人背后发起攻击，使周士第得以脱险。在独立团及友邻部队的互相配合下，吴佩孚的防线被攻破，吴佩孚本人仓皇乘车向武汉逃去。对此，一名苏联军事顾问在他的札记中写道：“8月30日晚，第十二师全部投入战斗。叶挺独立团以及强行军赶来支援的第十师的一个团沿铁路线实现了决定性的突破。”［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50页。
　　北伐军占领贺胜桥后，吴佩孚退守武昌城，以刘玉春为守城司令，会同湖北督军陈嘉谟统一指挥守城部队1.6万多人。9月3日，北伐军第一次攻城未成功。5日，第二次攻城，独立团受命以第一营作为敢死队，攻击通湘门，其余部队作为后备军。独立团奋勇队第一营从宾阳门与通湘门之间冲过护城壕，攀缘登上城墙，敌人在高处用机关枪、炸弹向登城的勇士开火，第一营登城官兵70余人壮烈牺牲，营长曹渊和第三连连长阵亡。第四、第五连奋勇增援，但亦因敌火力猛烈，无法登城。此次攻城又未成功。战后，周士第受命担任独立团代理团长。《周士第自传》(1953年2月17日)，存总政治部档案馆。9月6日起，对武昌进行封锁，准备总攻。10月1日，叶挺和周士第报告：“敌人今早由通湘门、中和门和保安门出来，人数千余，都给我们第十二师打回去了。”
　　在北伐军的围困下，武昌城内的北洋守军因缺乏粮食，军心动摇，在援军无望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吴佩孚率部北撤，守军第三师于10月10日开放保安门，迎接第四军入城。当日7时许，周士第向军部报告：“独立团的队伍已全部入城，来到蛇山前面。”《北伐战争》(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蛇山被独立团占领后，守敌刘玉春、陈嘉谟等敌官兵1万余人均被俘虏。
　　武昌一战，独立团官兵牺牲191人，中共独立团支部根据周恩来指示，在武昌洪山之麓，修建了一座烈士墓，墓碑镌刻着“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北伐攻城阵亡官兵诸烈士墓”、“无产阶级的牺牲者！”“诸烈士的血铸成了铁军的荣誉”等字样，以及全体牺牲烈士的英名。
　　独立团英勇善战，屡建殊功，因此该团所在的第四军被人民誉为“铁军”。1927年3月，独立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周士第为团长。
　　1927年1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都到武汉。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并于4月18日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此时，武汉国民政府处于北方军阀张作霖，南京新军阀蒋介石两个反革命势力的包围之中。为了摆脱困境，武汉国民政府决定进行第二期北伐。4月19日，北伐军在武昌东湖誓师。20日，第二十五师为先头部队，开赴河南驻马店，掩护北伐军集中。此时，西平之敌有进攻驻马店的动向，上蔡之敌也与驻汝南的段国璋勾结，有向驻马店进攻的消息。同时，确山、明港一带土匪也与敌勾结，经常破坏铁路，阻挠交通运输，使北伐军不能按期集中。第二十五师师长朱晖日见此情况，拟由驻马店撤退。对此，周士第极力反对，率第七十三团坚守驻马店至5月上旬，完成了掩护北伐军集中的任务。5月14日，周士第率第七十三团参加攻打上蔡敌第十二旅，迫敌撤退。15日敌人反扑，第七十三团增援东西洪桥，归第十二师师长缪培南指挥。缪不同意第七十三团攻击敌人，周士第再三说明利害：如不出击，则敌可能直扑军部，而后与上蔡之敌夹击我军，使我处于不利地位。在形势的逼迫下，缪才同意了周士第的建议。17日拂晓，周士第率第七十三团共2000多人，由西洪桥出击，战斗至8时将西洪桥之敌击溃后，乘胜追击，俘获甚多。这时，水寨、东洪桥之敌见西洪桥失守，也于当日近午时全线溃退，从而改变了整个战局。此后周士第率第七十三团担任上蔡城东南方面的围攻任务。一天，已叛变的段国璋部由汝南向上蔡方面进攻，周士第指挥第七十三团在上蔡南十里铺附近将其击退。敌第十二旅旅长富双英，见段部被击溃，自身难保，遂率部投降，上蔡之役取得胜利。
　　上蔡之役的胜利，虽然奠定了继续北伐，在河南打败张作霖的胜利基础，但因蒋介石势力的包围封锁，使武汉国民政府危机严重，北伐军被迫回师武汉。周士第率第七十三团到湖北石灰窑担任警戒任务，后开到江西九江，不久移防马回岭。  

开国上将周士第 3

红一方面军 2009-11-08 10:35:30 阅读3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在曲折中探索
　　1927年7月，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也叛变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进行残酷镇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迅即决定实行武装反抗，发动南昌起义，并组成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是南昌起义的部队之一。
　　1927年8月1日早上，第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打来电话，要周士第去师部商量要事。当时周士第非常着急，因为第七十三团离南昌较远，何时起义还没接到前委的指示。于是，周士第立即召开党的会议，讨论去不去李汉魂那里的问题。经分析讨论，判断李还不敢扣留周士第，为了摸清李汉魂的意图，稳住李汉魂，周士第还是以去为宜。周士第骑马从马回岭向北跑了6公里，赶到黄老门师部，先去找到师参谋长张云逸。张云逸见到周士第刚说了句“今天要注意……”下话未说，李汉魂已走了进来，寒暄之后，李汉魂低声对周士第说：“总指挥(指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很器重你，希望你跟他走，不要跟共产党走。”周士第当即严正地回答：“第四军在北伐中之所以能打胜仗，张发奎之所以能有今天，是由于共产党的帮助、共产党员的流血牺牲。你们今天要随蒋介石、汪精卫反共就是死路一条。”《周士第将军传》，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谈话间，周士第听到有一列火车从南边开来。周士第即借故出来探听南昌方面的消息。正好在车上遇到许继慎(黄埔同学，曾任第七十三团参谋长，时任第七十二团团长)。许继慎向周士第讲了南昌起义的消息，并要他快回团部去。周士第立即下车，快马飞奔团部。此时，中共前委派负责组织第二十五师起义的聂荣臻已来到第七十三团。聂荣臻与周士第和第七十五团党支部书记孙一中分别商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第七十三团全部，第七十四团侦察连，第七十五团3个营参加起义，利用午休时间，以打野外为名，将部队拉出驻地。第七十五团3个营先走，第七十四团侦察连跟进，第七十三团殿后，于下午6时以前全部南下在德安车站集中，如遇阻挠者，坚决消灭之。当第七十三团进到德安车站以北时，张发奎、李汉魂带卫队营乘火车追来，聂荣臻和周士第令第七十三团第一营予以阻击。张发奎、李汉魂等跳车仓皇逃走。车上装备精良的卫队营五六百人全部缴械。
　　2日2时，起义部队按预定计划到达南昌，与叶、贺部队会合，前委决定第七十三团等部编为第二十五师，归第十一军建制，周士第任师长，李硕勋任党代表。
　　南昌起义胜利后，根据当时形势，中共前委按照中共中央确定的立即南下占领广东，重建革命根据地的预定方针，于8月3日开始撤离南昌。周士第、李硕勋率第二十五师为后卫，于8月7日离开南昌。19日，起义军占领瑞金。这时，敌南路总指挥钱大钧部10个团集结于会昌一带，桂军黄绍竑部7个团集结于白鹅墟附近，企图堵截起义军。起义军前委决定，20日早上向会昌之敌发起攻击。周士第指挥第二十五师担任攻击寨之敌，激战到下午，敌渡河南逃，起义军占领会昌。第二天拂晓，黄绍竑部向会昌反扑。起义部队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命令第二十五师向城西北出击。周士第与李硕勋商定，由李硕勋督促各团迅速出击，周士第率特务连跑步出北门，抢占城西北山头制高点。周士第刚冲上山头，即见敌人也正向这个山头爬进。周士第立即指挥部队将敌人打了下去，控制了制高点，待大部队赶到，又分路向敌冲击，迫使敌向洛口墟方向逃去。
　　9月19日，起义军占领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中共前委决定起义军主力进击潮汕，周士第率第二十五师归第九军副军长朱德指挥，与第九军一部留在大埔县三河坝地区牵制敌人，以保障主力部队胜利前进。三河坝位于梅江、汀江、韩江的会合口。不久，在梅县东松口方面发现敌人，因背水作战，对起义部队不利。朱德、周士第便移兵三河坝对岸的东文部、笔支尾山、龙虎坑、下村一带布防。钱大钧部10个团来攻，朱德、周士第指挥第二十五师血战3昼夜，消灭敌人1000多人，一次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渡河企图。当时不知主力在潮汕已失利，认为守住三河坝对主力作战有利，因而不惜一切与数倍于起义部队的敌人殊死决斗。终因敌众我寡，处于敌人三面包围之中，于是决定退出战斗，拟经百侯墟、饶平到潮汕与主力会合。《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9页。部队行进到饶平以北茂芝，第二天清晨，遇到从潮汕退下来的第二十军官兵200多人，方知潮汕起义主力部队已失利，潮汕已为敌人占领。这样，第二十五师等部在朱德的率领下，离开广东北上，经福建永定、峰市，向江西转移。10月16日行至武平时，又遭钱大钧部十八师追击，打了一仗，我军遭受很大损失。
　　朱德、周士第、李硕勋率部向福建转移时，曾派王景澐去香港找党汇报并请示下步行动，但杳无音信。下旬，部队到达江西安远县天心圩时，第九军党委决定由朱德带领剩余部队，再派周士第、李硕勋分头去香港、上海找党汇报《周士第自传》（1953年2月17日），存总政治部档案馆。。当时广东一带多是张发奎的部队，周士第的熟人较多，为避免被敌认出，周士第同李硕勋经九江、上海，再转去香港。他们从九江搭船到上海［张侠：《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14页。］后，李硕勋留在上海，周士第换乘轮船到香港。
　　1928年1月，周士第在香港找到中共中央代表、中共广东省委负责人李立三，向他汇报了部队的情况。当时周士第身染疟疾，身无分文，只好住在徐成章爱人家里，幸好张云逸给了他50元钱，才住进医院治疗。此时，周士第的老友陈超鹏从马来西亚到香港，在张云逸处知道了周士第正在医院治病，即到医院探望，并邀周士第去马来西亚治病。周士第随陈超鹏到了马来西亚，先到彭亨投奔族兄周士爵(铡草工人)，在一间小茅屋中，硬是拖了七八个月，熬过了病期。期间，翁祚昆曾带着5岁的女儿竞权，在亲友的帮助下去看望、护理周士第，因当时生活困难，翁祚昆在周士第病情好转后，便带领女儿返回家乡。周士第则转移到士乃埠陈超鹏开的小咖啡馆住了一段时间，接着又搬到新加坡族兄周士师(厨工)处。在此期间，周士第接触了一些华工，了解到他们在帝国主义、资本家压榨下的苦难生活，深受震撼。
　　1929年夏，周士第在新加坡遇到老友、原共青团广东区委委员施卜。施卜向周士第介绍了国内组织第三党的情况。同年秋，周士第回到香港，找到邓演达的亲戚叶粤秀，了解第三党的组织情况。同年冬，周士第在上海由余洒度［余洒度，湖南平江人，黄埔军校第二期中共支部组织干事。秋收起义中任师长，后脱离红军参加“第三党”。］介绍参加第三党黄埔革命同学会。1930年春，黄埔革命同学会与冯玉祥取得联系，共同开展反蒋斗争。在冯的支持下，解决了活动经费，余洒度、许继慎同周士第商量，拟通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蔡劲军暗杀蒋介石。周士第与蔡劲军是同乡、同学，私交颇好。周士第领受任务后，即开展对蔡劲军的争取工作，拉蔡谋蒋，而蔡却一再拉周留在南京做事，谋蒋无结果。后来，黄琪翔出活动经费，由周士第在上海组织谋杀蒋介石，仍未成功。
　　1930年秋，周士第受邓演达派遣，在香港组建第三党南方局，彭泽民任书记，周士第任黄埔革命同学会南方分会书记。
　　1931年春，邓演达又委派周士第到西安杨虎城处工作，这时他改名周平。在西安工作期间，组建了第三党陕西省委，周士第任委员《周士第自传》(1953年2月17日)，存总政治部档案馆。。在西安，周士第联系季方、南汉宸等，对国民党右派进行斗争。由于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监视，第三党陕西省负责人被迫撤离西安，邓演达便指定周士第留在西安负责，继续开展工作。这年夏天，周士第派人去印刷第三党入党志愿书时，落入国民党特务之手，供出周士第的关系，特务即将周士第抓进监狱，同年秋又被押解到南京蒋介石总司令部军法司拘留所。11月底的一天早上，周士第在狱中听到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的消息。这一天敌人第一次提审周士第。过堂时，反动法官讯问周士第第三党的组织情况；第三党与杨虎城的关系；在西安从他身上搜出的笔记本上写的英文字母(周士第通过杨虎城处电台同邓演达联系的密码)是什么意思?周士第的回答始终只有三个字：“不知道！”法官无奈，最后宣判周士第犯了“危害民国罪”。根据这里坐牢者的经验，被定为处决的人，一经过堂就行枪毙。因此，在过堂之后，周士第即做了慷慨就义的准备，就连临刑时喊什么口号他都想好了。后经宋庆龄营救出狱。
　　1932年1月28日，日军武装进攻上海闸北、江湾、吴淞等处，驻防上海的第十九路军蔡廷锴部，在上海和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奋起抗战。第三党积极声援和支持第十九路军抗战，并组织了抗日义勇军参战。周士第是第三党抗日义勇军的组建者之一，并任队长，率部同第十九路军并肩作战。上海抗战一月，日军三次增兵，三易其帅，均未得逞。但由于国民党当局采取“攘外必先安内”及对日妥协退让政策，迫使第十九路军于3月3日撤离上海，上海为日军所占。
　　第十九路军被调到福建后，周士第于1933年夏也到了福建。周士第被蔡廷锴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闽西善后委员会特派员，到龙岩协助第十九路军秘书长兼闽西善后委员会副主任徐名鸿工作，肃清国民党反动派在闽西的反动部队和民团，摧毁反动政权，建立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反蒋政权，并推动徐名鸿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与红军谈判，以联合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同年秋，蔡廷锴又派周士第协助张炎解决亲蒋的第四十九师张贞部。该师被缴械后，张炎接任第四十九师师长，周士第任师参谋处长。《周士第自传》(1953年2月17日)，存总政治部档案馆。第十九路军同红军取得联系后，中共派潘汉年为代表到福建洽谈。蔡廷锴派周士第到边界迎接潘汉年，并秘密护送潘汉年到福州会谈。12月26日，徐名鸿秘密到达瑞金。通过谈判，由潘汉年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徐名鸿代表福建政府和第十九路军，签订了《反日反蒋初步协定》。该协定主要内容有：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临时军事疆界线，恢复商品贸易，解除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等。1933年11月20日，第十九路军发动了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这时，周士第被任命为第四十九师第一团团长《周士第自传》(1953年2月17日)，存总政治部档案馆。，率部保卫漳州。中共代表张云逸经漳州到福州同蔡廷锴会谈时，由周士第负责接送。国民党蒋介石派兵大举进攻福建人民政府时，周士第率领该团保卫漳州。福州、泉州失守后，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撤退到漳州。周士第向蔡廷锴建议，带他这个团靠近红军，坚持到底。经蔡同意后，周士第率队转移到龙岩以西，遭到国民党军队陈济棠、蒋鼎文部的追击。周士第送了5万发子弹给红军，准备共同抗击敌人。后经陈济棠游说，蔡廷锴又将所部由陈济棠收编为一个旅，由蔡部军需处长黄河清任旅长，划归陈济棠部师长黄任寰指挥。周士第拟率所部投向红军。他将部队拉到坎市附近，引起黄任寰的注意。当部队到达永定县境时，黄任寰突然宣布解散这个团，将第十九路军军官全部送往广州，按原职任用。周士第被调到师部。为了麻痹对方，周士第散布愿去广州的假象。12月底的一个早上，黄任寰派特务连武装护送周士第等坐轿去广州。周士第假称不习惯坐轿，要求骑马走，黄任寰同意。出了永定城，周士第给了特务连长100元钱，买通了特务连长，待过了永定城外浮桥，周士第便跃马扬鞭奔向中央苏区，回到了党的怀抱，走上了新的征程。
　　周士第到达瑞金后，向党汇报了这几年的情况并向党中央写了书面报告。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接见他时说：你这几年的活动情况，党中央都清楚。周恩来还拿出一封未发出的信，这是以贺昌、聂荣臻名义写给他的，信上要他推动蔡廷锴到苏区来，若蔡不能来，要他回来。周恩来说，实际上你已经按中央意图做了，所以信没有发出。此后，中央即派周士第到红军大学当军事教员②《周士第自传》(1953年2月17日)，存总政治部档案馆。。
　　1934年9月，红军大学改编为中央军委红色干部团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周士第任指挥科科长②。10月，中央红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周士第率队参加长征。他带领指挥科4个班，从江西出发，随第一野战纵队第二纵队行动，越过敌人的四道封锁线，然后越过五岭，进入贵州，到达遵义。1935年2月，红军二渡赤水，再占遵义时，周士第带领指挥科参加坚守娄山关第一线阵地的战斗，击退了从桐梓方向来敌的轮番攻击，胜利地保卫了娄山关，掩护红一、红三军团乘胜再战遵义城，取得了长征以来最重要、最大的胜利。过金沙江后，敌人堵住红军的去路，上干队和干部团其他营，奉命抢占安通镇南的山顶隘口，歼灭川军刘元堂部的一个团。在战斗中，周士第率指挥科的同志绕到敌人侧翼，将敌击退，并俘虏了几十个敌人，还缴获了一些枪支弹药。这一胜利，有效地巩固了绞车渡渡口，保证了中革军委纵队和红一、红三军团过江，“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敌人甩掉了。军委通报嘉奖了干部团”。《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67页。过大渡河时，河边的安顺场敌情严重，周士第奉令带领指挥科赶到安顺场，担任警戒，掩护部队渡河。
　　1935年7月，中央红军到达四川西北的黑水、芦花，上干队长萧劲光调任新职，周士第任上干队队长，董必武任政治委员。同年8月下旬，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央红军从毛儿盖出发进入荒无人烟的草地，周士第率上干队跟随党中央前进。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中，风餐露宿，忍饥挨饿，连续走了7个昼夜，终于走出了草地。在红军到达毛儿盖之前，胡宗南部为阻止红军北上，派第四十九师占领了松潘以北的巴西、阿坝等要隘，阴谋将红军困死在松潘以西杳无人烟的大草地中。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红军在包座附近消灭了敌人两个团，俘获敌官兵七八百人。为了改造这批俘虏兵，周士第与王观澜等奉红军总政治部派遣到包座负责教育改造工作。在这批俘虏中，有一部分是原第十九路军的官兵，曾抗击过日军，对红军北上抗日，对国民党反动腐败政治有一定认识。周士第、王盛荣、王观澜坚决贯彻党的俘虏政策，积极进行教育，很快提高了他们的觉悟，这批俘虏的绝大数都参加了红军。周士第：《俘虏兵的一席话》，载《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350～354页。
　　10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的前一天，敌骑兵突然从侧翼袭来，周士第率上干队坚决阻击，敌几次冲到离上干队几十米处，均被击退，掩护了中共中央一些机关的安全。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周士第再次经受了严峻的锻炼和考验，经罗贵波［罗贵波时任红军大学上干科政治委员。］介绍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周士第的入党时间从1924年第一次入党时间计算(1979年7月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的《周士第悼词》)。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同陕北红军胜利会师，完成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1月，周士第被任命为军委后方办事处新兵训练处处长。不久，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向毛泽东要有文化的干部到军团加强工作。毛泽东遂将周士第、宋时轮、冯文彬等派去，周士第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刚一到任，他就协助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准备参加直罗镇战役。11月20日夜，红十五军团由南向北，红一军团由北向南，包围了直罗镇。21日拂晓，徐海东、周士第率红十五军团从药埠头由南向北拦击敌人。上午11时，将敌设在直罗镇南山上的阵地攻破，到中午时分，将敌第一〇九师师直属队及其两个团全部歼灭，镇子东头土围子敌人也被歼灭。接着，周士第率领第七十八师出击东山之敌，头部中弹负伤。直罗镇战役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直罗镇战役后，中共中央对东北军和西北军大力开展革命统一战线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要周士第利用过去在西安工作时与杨虎城的关系，开展统战工作。周士第按照党的指示，给杨虎城写信，促其与共产党、红军合作，共同抗日。
　　1936年2月，中共中央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红十五军团接到东征命令，即到清涧县黄河边高家庄一带隐蔽集结，准备渡河。周士第任河口渡河司令员。2月20日早上，周士第命令部队将隐蔽在各处的船只运到河口附近，夜10时，第七十五师参谋长毕士悌带第二三二团先头营开始渡河，船驶向对岸贺家凹西北登岸后，消灭敌人一个连，攻占贺家凹，控制了渡口，保证东征军顺利渡过黄河。红十五军团东征70天，经过晋中、晋西北十七八个县，行程2000多里，同兄弟部队共同消灭敌人7个团，同时还发动了群众，扩充了队伍。
　　5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中革军委决定东征军回师河西。5月2日，徐海东、周士第率第七十三师在罗正堡抗击敌人，掩护东征军西渡黄河。同年秋，周士第到刚成立的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任第二队队长兼军事教员。12月，周士第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协助贺龙和关向应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后，贺龙、关向应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开会，派周士第率红二方面军出兵西安以北的云阳镇，准备配合东北军和西北军防范亲日派何应钦袭击西安。部队移防云阳镇后，周士第又奉派到西安协助叶剑英和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察看阵地，研究协同作战问题。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二方面军移驻富平、耀县之间的庄里镇一带，周士第佐助贺龙、关向应指导部队练兵。  

开国上将周士第 4

红一方面军 2009-11-08 10:36:46 阅读3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转战华北敌后抗战
　　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中国全国性抗战爆发。8月，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二方面军及陕北红军一部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〇师，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训处主任(10月为政治委员)、萧克任副师长、周士第任参谋长。9月3日，第一二〇师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
　　这时，华北战局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沿平绥铁路分三路西犯的日本侵略军，已占大同、察南、晋西北地区；沿平汉、津浦铁路南犯的日军，已占保定、沧县，并继续前进。9月17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根据上述情况判断：日军的企图是以大迂回态势，从右翼沿平绥、同蒲两线直取太原，并威胁与迂回平汉路上的国民革命军，及山东、河南，进而夺取黄河以北地区，完成其夺取华北5省的计划。据此，为了使八路军展开于日军之侧翼，在战略上立于主动地位，牵制日军对太原的进攻与继续南下，以援助晋军，并为真正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创造抗日根据地，毛泽东决定：第一二〇师开赴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并向大同、绥远游击；第一一五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而后逐步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第一二九师适时进至吕梁山脉之晋西南活动。这一鼎足之势的战略部署，既可支援国民革命军在正面战场的作战，又有利于八路军开创敌后战场和发展自己。
　　第一二〇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八路军总部的部署，在左云、清水河、保德、宁武、神池、五寨等14个县开展抗日宣传、组织工作，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权和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组织抗日游击队和自卫军，建立了晋西北抗日革命根据地。25日，第一一五师进行平型关战役时，第一二〇师担任掩护雁门关一线。10月中旬，第七一六团在雁门关两次伏击日军，歼其500余人。在战斗中，周士第曾率一个骑兵连，袭击宁武县城，歼日军一部。
　　10月18日至21日，周士第协助贺龙、关向应指挥所部张宗逊旅和陈伯钧旅，在敌后采取袭击、伏击等灵活的游击战术，对日军大同至忻口的后方补给线广武、雁门关及阳明堡等地，连续进行了20余次战斗，共歼灭日军1200余人，击毁汽车数十辆，使进攻忻口的日军粮、弹、油供应频于断绝，有效地配合了国民党军的正面作战。对此，忻口战役前敌总指挥卫立煌曾对周恩来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给截断了，对我们下面作战的部队帮了大忙。”蒋介石亦致电朱德、彭德怀称：“贵部林(彪)师及张(宗逊)旅，屡建奇功，强寇迭遭重创，深堪嘉慰。”《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页。
　　第一二〇师进入晋西北后，一面作战，一面发动群众和扩兵组建新部队，使部队得到了锻炼和发展。到1938年1月，全师由出发时的8200余人，扩大为2.5万余人，由2个旅3个团，扩大为每旅均辖3个团，建立若干独立游击营、队，同时，帮助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战地动员委员会组建了一批抗日武装。
　　1938年2月起，当日军将战略进攻重点置于徐州、武汉地区时，周士第协助贺龙、关向应指挥第一二〇师为配合友军部队反攻太原，担任切断同蒲路北段任务。在忻口、东社地区激战10多天，攻克平社、麻会、关城镇等7处据点，歼日军800余人。随后，于3月7日至4月1日，粉碎了日军对晋西北的5路围攻，歼其1500余人，收复岢岚、五寨、保德、河曲、宁武等7座县城。4月10日，毛泽东致电贺、关、萧、周说：努力奋战击破敌人整个进攻，取得伟大胜利，中央诸同志闻之极为兴奋。望争取新的胜利，配合友军，造成巩固的根据地，坚持华北抗战，在全面抗日战争中完成自己的任务。
　　在第一二〇师粉碎日军对晋西北的围攻后，日军却于5月19日占领了徐州。5月26日、6月15日，毛泽东指出：敌人主要进攻方向在武汉，对华北、西北均暂时无力顾及，给我们以放手发展游击战争的机会。目前在配合中原作战的情况下，华北游击战争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大青山脉。贺龙、关向应、萧克与周士第根据毛泽东与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以晋西北根据地为依托，向东向北发展根据地。并确定：除以主力一部继续巩固与扩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外，以宋时轮率领雁北支队开赴平西，与晋察冀军区邓华支队会合，扩大平西抗日根据地，并相机开辟冀东抗日根据地；第三五九旅全部开赴恒山山脉的浑源、广灵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配合晋察冀军区创建恒山地区抗日根据地；以第三五八旅第七一五团、师骑兵营一个连及动总会游击第四支队组成大青山支队，由李井泉、姚吉吉率领挺进绥远，开辟根据地，使晋西北与大青山连成一片，形成晋绥抗日根据地。《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根据上述部署，从5月底至年底，第一二〇师部队在上述地区约50余县、近千万人口的地区创建了新的抗日根据地，在约200余次大小战斗中，共歼灭日伪军8000余人，从而进一步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对加速战略相持阶段的到来起了重要的作用。
　　9月16日至11月6日，贺龙、关向应、萧克赴延安参加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周士第留部主持工作。10月24日，周士第接到毛泽东与王稼祥、贺龙等来电，指示建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和政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周士第当即将所示内容转告了李井泉贯彻执行。
　　10月下旬，广州、武汉被日军侵占后，全国抗战开始由战略防御阶段转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因战线太长、兵力不足、经济陷入困境，被迫停止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改取以政治诱降为主，而将军事进攻重点转向华北，进攻八路军。国民党当局则开始逐步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鉴于上述趋势，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明确指出：我党必须担当起领导抗日战争达到胜利的重大历史责任，要充分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同时指出：要进一步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与同盟者要既有团结，又有斗争。中央军委决定第一二〇师主力挺进冀中，执行巩固冀中，帮助第三纵队和扩大自己等项任务。
　　为进一步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周士第根据贺龙的指示撰写《论平地游击战的几个问题》。此文根据抗战17个月以来的游击战争经验，并针对日军战斗条例、教材，从6个方面详细论述了平地游击战的重要性、可能性与发展规律，提示了在平原游击战中如何运用“主要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深入地阐述了在平原游击战中，行军、宿营、作战、侦察、警戒、通讯联络的特点，以及对付敌人突然袭击、打破敌人围攻等问题的具体方法。周士第：《论平地游击战的几个问题》，载《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上册第2期，1939年2月15日出版。并于1938年12月20日完稿。后来，以周士第的名字发表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主办的《八路军军政杂志》上。
　　12月22日，第一二〇师主力一部奉令挺进冀中。在进军途中，师部组织认真学习了周士第撰写的《论平地游击战的几个问题》。
　　次年1月25日，第一二〇师到达河北省河间县西北惠伯口地区，同冀中部队会合，共同组成了冀中区军政委员会，周士第为委员。2月上旬，3000余日伪军在飞机、坦克、装甲车的协同下，对冀中进行第四次“围攻”。为粉碎敌人的进攻，周士第向贺龙建议：大力扩充地方部队，动员群众参战，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陷日军于汪洋大海之中。此战，歼日军130余人。3月1日，河间日伪军300余人在城西黑马张庄遭我伏击，连同打敌援兵，共歼其200余人，缴获军需品一部《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81页。。此后又多次粉碎敌人的“围攻”，歼敌1000余人，取得第四次反“围攻”的胜利。
　　4月23日至25日，周士第协助贺龙、关向应组织齐会战斗，集中2个旅7个团的兵力参战，包围歼灭了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吉田大队700多人，取得了平原歼灭战的重大胜利。6月17日，日军四五百人在坦克、装甲车的配合下，向宋家庄一二〇师司令部进攻，指挥部的房子被敌炮弹击中，敌人的坦克冲到距司令部住处只有百米左右，情况十分危急。周士第指挥直属部队沉着迎击，用集束手榴弹将敌坦克炸毁，击退敌人。一二〇师在冀中的8个月中，共进行了116次战斗，歼敌9000余人，在战斗中，日军多次施放毒气，也未能逃脱失败。而第一二〇师自身由初到冀中时的6300人，扩大到2.1万多人，巩固了冀中抗日根据地。
　　1939年8月，毛泽东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加强河防，命令第一二〇师部队奉命向北岳区转移。贺龙、关向应与周士第接到电报后，立即令王震率第三五九旅返回陕北，以师属5个支队协助第三纵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率师主力向冀西转移。9月25日，到达行唐县刘家沟一带，受到聂荣臻的热烈欢迎。这时，驻正太线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长少将水原义重，率第三十一大队及灵寿、行唐的伪军共1500余人，企图袭击晋察冀边区后方机关及抗大第二分校驻地陈庄。25日，日伪军一部向慈峪进行试探性进攻。贺、聂决心诱歼该敌。周士第连夜向贺龙汇报了敌情，第二天陪同贺龙、关向应爬上山头，察看地形，研究作战部署，决心在磁河岸边的东西寺家庄、冯沟里一带设伏，歼敌于运动中。周士第与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按照贺、关的意图，迅速作出部署。
　　27日，一二〇师协同晋察冀军区部队，诱敌深入，将敌包围于陈庄，经过6天5夜的激战，毙敌旅团长水原少将、田中大佐以下1280余人，缴获山炮3门及大批军用品，取得陈庄歼灭战的巨大胜利。战后，周士第撰写了《论陈庄战斗》一文。文中指出：“敌人此次进攻陈庄，采取了轻装、急袭、佯攻、避实就虚的战法和坚决的动作，这是表现了敌人在战术上的进步。”但是敌人不知我军主力的位置，对我兵力不明；而我军对敌人的企图有正确的估计，主力隐蔽，指挥灵活机动，动作坚决勇敢，使敌人判断错误，故“胜败决矣”。陈庄战斗的胜利给了敌人在正面战场上主要是以政治进攻为主，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则以军事扫荡为主的战略方针，“一个严重的打击，使兵力不足的敌人，更加困难。陈庄战斗是在相持阶段中敌后的模范的歼灭战之一。”周士第：《论陈庄战斗》，载《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上册第3期，1940年3月25日出版。
　　11月3日，日军独立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中将阿部规秀率日军1000多人，由涞源增援雁宿崖日军。周士第积极协助贺龙、聂荣臻指挥第一二〇师和晋察冀部队在黄土岭迎击日军，击毙了日军“名将之花”阿部中将，全歼其所部1500余人。此后，周士第率部配合兄弟部队追击、伏击、截击日伪军，于12月3日收复阜平，粉碎了日伪对晋察冀边区的冬季“扫荡”。
　　1939年，周士第协助贺龙、关向应指挥第一二〇师，挺进冀中作战116次，歼灭日伪军4950余人，完成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赋予的任务。在事实面前，蒋介石曾写信赞扬贺龙等“年来杀敌英勇，嘉慰殊深”。1939年11月29日《新中华报》。
　　对于在冀中平原的作战，周士第撰写了《冀中区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论述了冀中平原的特点、敌人的战役进攻与我们的战役反攻、敌人的战术3个问题。周士第肯定了一年来第一二〇师与第三纵队，同日伪军进行了坚决、英勇的斗争，巩固与保卫了冀中区；总结了取得的经验。他指出：总结这些“战役的作战经验，以教育部队、地方武装及广大群众”；并指出：“敌人战术上的基本弱点”，“仅仅是敌人的弱点”，“且敌人战术是会变动的，战术原则是根据客观条件来运用，不死板的，所以不能机械地去了解。”周士第：《冀中区平原游击战争的经验教训》，载《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中册第5期，1940年5月25日出版。
　　1939年冬，蒋介石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山西，阎锡山突然袭击中共领导的山西决死第二纵队，并与日军暗中勾结，企图抢占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为了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逆流，挽救时局，根据中共中央1940年1月25日的指示，晋西北、晋西南两区党委合并为晋西区党委，林枫任书记；另由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等13人组成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晋绥地区各项工作。2月，第一二〇师回到晋西北。
　　2月下旬至4月1日，周士第协助贺龙指挥晋西北部队，粉碎了日伪军万余人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春季“扫荡”，共毙伤日伪军1000余人，收复岚县、临县、方山3座县城及11个村镇，保卫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这时，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部分干部，在克服严重经济困难时，发生了“左”倾蛮干违反政策的过激行为，对根据地建设产生了不良的后果。对此，晋西北军政委员会除采取措施纠正外，贺龙、关向应派周士第前往延安，就晋西北政权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作详细汇报。毛泽东等听取周士第的汇报后，于6月8日发出了《中央对晋西北工作指示》。指出：晋西北的错误是“政策一般过‘左’，有离开统一战线正确原则的极大危险”，并强调指出：晋西北是华北与西北联系的桥梁，地位非常重要，中心任务是建立巩固的模范根据地”。《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90页。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和晋西区党委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进一步纠正了“左”的错误，在半年内，即有2／3以上的外逃户重返原籍，还争取了不少中间分子和知识分子参加工作，干部威信有了提高，晋西北工作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开国上将周士第 5

红一方面军 2009-11-08 10:38:00 阅读2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战胜困难争取胜利
　　当周士第从延安返回晋西北时，晋西北根据地军民正在对日军进行夏季反“扫荡”。日本侵略者决定乘德国法西斯横扫西欧和北欧取得胜利之机，南下夺取英、美、法、荷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因而，确定对中国“力求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迫使其迅速屈服”，实现“蒋汪合流”。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则用增强其华北兵力等手段，主要对八路军作战，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继续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7月初，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决定：强令中共取消陕甘宁边区，缩编军队(不得超过10万人)，并全部集中到旧黄河以北冀察地区。接着，蒋介石将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兵力增加到50万人，并密令顾祝同准备围歼皖南新四军。这预示着敌后抗战将进入严重困难阶段。
　　对于这种严峻局面，中共中央于7月7日发出《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10月25日，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做一切布置的出发点”。随后又提出：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必须坚持长期的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的抗日战争”，“反对投降分裂，挽救时局危机”。
　　为粉碎日伪军对八路军的全面进攻，打击其“囚笼政策”，争取华北战局的有利发展，以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八路军总部决定于8月20日向华北日军的交通线和据点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战役。由于参战兵力达到105个团、约20余万人，及广大的民兵和群众支援，故称“百团大战”。
　　战役首先从正太路发起，后来迅速扩大到除山东以外的整个华北地区的主要交通线。第一二〇师(包括决死第二、第四纵队等)有20个团参战。周士第协助贺龙指挥所部从8月20日至9月26日，对同蒲路北段和忻静、汾离、大汾3条公路及其间的伪军据点，进行了猛烈破击，使其交通中断，共歼灭日伪军4700余人，俘日军31人，“对争取整个战役胜利是有重要意义的。”贺龙：《百团大战的一个侧面——晋西北》，1940年9月25日《抗战日报》。随后，周士第协助贺龙指挥部队，对日军的报复“扫荡”展开反“扫荡”。从12月14日至1941年1月24日，经过27次艰苦顽强的战斗，歼日伪军2500余人，收复了被占的城镇，胜利地粉碎了日军的“扫荡”。在此期间，为适应斗争形势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军委于1940年10月30日命令成立晋西北军区。11月7日，晋西北军区正式成立，贺龙任司令员，关向应任政治委员，续范亭任副司令员，周士第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辖6个军分区。《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230页。 
　　为加强领导开展与保障中共中央同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交通的顺畅，晋西北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于1940年10月成立了晋西北军区交通司令部，周士第任司令员。为确保陕甘宁边区与各根据地之间，在人员、物资、经费等的护送万无一失，周士第采取了以下的措施：一是成立交通大队，担负护送任务。开始是由第三五八旅和决死第二纵队各成立了一个相当于营的兵力承担。二是确定了交通线。由于阎锡山部盘踞晋西南，交通线完全设置在晋西北；一条经大武、平遥与祁县间通过同蒲路，达晋东南；一条经岚县、方山间从黄寨、大盂镇之间穿过同蒲路，到达晋察冀军区。三是加强思想教育，强调要认识交通任务的重要性与艰险性，保证完成任务。
　　同年12月，周士第与张剑结婚。
　　1941年春，晋西北军区以第一二〇师教导团为基础，扩建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周士第兼任校长。周士第：《履历书》(1952年9月)。
　　同年3月，日军对晋西北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和“治安强化”运动，扩大面上的占领，妄图达到“确保华北”的目的。针对日军的“总力战”，周士第协助贺龙、关向应指挥主力和地方武装深入广泛的开展游击战，并成立敌后武工队，神出鬼没地打击日伪军，拔掉一个又一个据点，使其惶恐不安。1941年，晋西北军民在贺龙和周士第的领导下，共进行大小战斗1271次，歼灭日伪军1万余人。但由于对日军以“治安强化运动”、“蚕食”、“扫荡”三结合的进攻方法，缺乏全面的有效政策，致在半年中，根据地缩小了16％，根据地人口减少了50万，使“晋西北根据地正处在极端困难的严重局面”。《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60页。
　　为了克服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周士第与贺龙、关向应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领导军区部队在战斗间隙中，开展生产节约运动。1年中，共开荒9.2万亩，种粮、种菜，饲养猪、鸡、牛、羊；还开了煤矿、铁矿，建立了各种小型工厂、修械所。从而保证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及作战物资的补给，减轻了群众负担，为胜利地渡过难关提供了条件。
　　在这一年中，周士第还积极参与领导晋西北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至1941年6月，全区游击小组由1940年底的308个增加到824个，组员增加至3670人。全区民兵至1942年1月，共有25万人，为1940年底的7倍，且在组织上、质量上有了提高，从而奠定了人民武装力量发展的基本规模。 
　　为改变交通护送的不利状况，1941年3月6日，成立了晋西北交通运输委员会，周士第兼任主任委员，统一领导晋西北军区和地方的交通运输工作。同时，增设了交通侦察、通讯参谋，并增加了3条与晋东南、与晋察冀军区的秘密交通线。1942年1月，在晋西北军区又开辟了3条秘密交通线。
　　在敌我交错而绵长的路线上，执行交通护送任务是极为复杂艰巨的。为此，周士第与军区领导对选调交通员的要求条件是很高的，确定由：“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经过战斗锻炼，且有作战经验，头脑灵活，身体健壮的年轻连、排干部担任。”由于领导坚强，交通人员的努力，无论任务多繁重、形势多险恶，整个的交通护送任务都是畅通无阻。《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4页。
　　1941年12月8日(夏威夷为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日，美国、英国正式对日宣战，中国政府亦发表对日、德、意正式宣战文告。9日，中国共产党在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全世界一切国家一切民族划分为举行侵略战争的法西斯阵线与举行解放战争的反法西斯阵线，已经最后地明朗化了”。提出：“建立太平洋一切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战争至完全的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730页。17日，中共中央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总的方针，应当仍旧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的反攻。”并“号召在敌后艰难困苦条件下英勇斗争的全体同志，咬紧牙关，渡过今后两年最困难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739～740页。
　　遵照中共中央的上述指示，周士第协助贺龙指挥部队，于1942年2月4日至26日，粉碎了日军万余人对兴县、保德地区的反复“扫荡”，歼其571人，日军被迫于3月初撤回原据点。此时，中共中央来电，要贺龙、林枫速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贺龙“把反‘扫荡’的收尾工作交给周士第，即同林枫过了黄河”。
　　贺龙去延安后，晋西北军区的工作便由周士第主持。4月，晋西北军区遵照中央统一部署开展了整风运动，周士第担任晋西北军区学习委员会主要负责人，主持整风工作。他将连以上干部按工作职务和阅读能力，分编为高级组、中级组和初级组，进行学习。在学习中，他要求干部联系实际，对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及军内外的团结等方面多作自我批评，通过整风学习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增强了团结，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5月中旬，驻岚县地区的日伪军700余人，再次奔袭兴县晋西北军区领导机关。15日，周士第与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决定：以少数兵力监视敌人行动，主力4个团及兴县游击大队择地设伏待机，兴县城内的机关、学校和居民暂时撤出城外，实行“空舍清野”。17日拂晓，日伪军进占兴县城后发觉中计，遂撤出回窜。18日10时，周士第指挥部队将日伪军包围于白家坎东南地区，激战至21时，击毙日军大队长村川，并歼其大部。其余日伪军于19日突围时被全歼。
　　日伪军的“扫荡”是反复的、残酷的，晋西北军民经历了最艰苦最黑暗的时期。从1941年7月到1942年6月，日军对晋西北根据地多次的“蚕食”与“扫荡”，共增设了20多个据点，连同原有的据点共达250余个，使原有的根据地和游击区不仅缩小了，有的已变成敌占区。如：离石第四区所辖的17个行政村共131个自然村，到6月底只剩下4个自然村在军区部队手中。日军所到之处，疯狂地进行“三光政策”，仅在对兴县、临县、保德地区的“扫荡”中，即杀害群众与拉走壮丁3450人，烧毁窑、房2.36万间，抢走、烧毁粮食3.48万石，杀害、抢走牲畜8.33万头，种种罪行不胜枚举。
　　1942年5月13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以统一两区的作战和建军工作，任命贺龙为联防军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关向应为政治委员，林枫为副政治委员；晋西北军区受联司统辖，领导人不变。20日，中共中央通知成立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周士第为委员。10月，晋西北军区改称晋绥军区，贺龙兼司令员，关向应兼政治委员，续范亭任副司令员，林枫兼副政治委员，周士第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辖4个旅，6个军分区及河防司令部、抗大第七分校、特务团。
　　为粉碎日军的“蚕食”、“扫荡”，中共中央华北局军分会于5月发出《关于反对敌人蚕食政策的指示》。8月下旬，林枫从延安回到兴县，他和晋绥分局、军区的负责同志一见面，就高兴地说：这下可有办法了。我向毛主席汇报了晋绥地区的情况后，毛主席指示我们要发动群众，搞民兵，搞武装工作队，“把敌人挤出去!”《第一二〇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93页。10月31日，毛泽东又指示林枫“与周(士第)甘(泗淇)商讨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向敌人挤地盘的具体方案”。周士第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指示，提出了“挤”敌人的办法：一是“挤”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二是由主力部队和游击队抽出一部分兵力，扩大武工队，深入到农村去，与其他武装力量相配合，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全面挤敌人，大力开展反“蚕食”斗争。11月4日，晋绥分局专门召开会议，联系晋绥军区实际，研究挤敌人的办法。会上，周士第作贯彻中央“把敌人挤出去”的报告。会后全区立即掀起了“把敌人挤出去”的斗争。周士第指挥全区主力部队、游击队，同武工队、民兵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配合，开展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麻雀战，武工队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打埋伏、袭据点、摸敌哨、捉汉奸、埋地雷、割电线、破路基、断水源，并开展深入有效的政治争取工作，使日伪军人感到草木皆兵，日夜不宁。从1943年1月至3月，晋绥军区部队同日军进行了大小战斗87次，民兵进行了222次，摧毁伪村政权881个，建立抗日民主村政权555个，使日伪军据点的活动范围由120公里缩小到2.5公里以内，根据地军民对日伪的斗争由被动转为主动。经五六月间的作战，有4个军分区基本上已经把日伪军挤到据点和交通线附近，雁北地区的形势也开始好转。整个晋绥根据地的形势，已转变为敌退我进的主动局面。
　　7月，在晋绥分局召开对敌斗争会议后，周士第按照把减租减息、发展生产和发动群众等项工作，与对敌斗争密切结合起来，以实现“从巩固中求发展”的方针，抓紧进行了对敌斗争的准备。8月，整风审干工作结束后，周士第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周士第自传》(1953年2月17日)，存总政治部档案馆。
　　9月1日，日军在航空兵的配合下，以其第五十九旅团和独立第三混成旅团及伪军1500余人，分南北两路对晋绥军区进行“扫荡”，一直打到黄河边。当时，国民党顽固派正在调兵包围陕甘宁边区，准备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形势相当险恶。针对当时的形势，周士第将部队化整为零，寓群众之中，使日军摸不到打不着，而八路军则对其了如指掌。半月后，南路之日军第五十九旅团被迫撤退，仅留下第八十五大队与北路之独立第三混成旅团配合，在保德地区寻找军区指挥机关，妄图与之决战。9月27日，日军第八十五大队800余人奔袭兴县指挥机关扑空后，又向兴县西北魏家淮、赵家川一带窜犯。周士第抓住日军孤军深入的有利战机，从10月4日到11日，采取伏击、袭击、围歼和追击的战斗方法，连续组织了3次战斗，共歼灭日伪军800余人，仅少数日军逃脱。随后，又于10月14日至24日，在兴县东南的甄家庄、阳会崖歼灭进行报复“扫荡”的日伪军300余人。
　　在“挤”敌人的作战中，共挤掉日伪军据点93个，收复3108个村庄，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打电报给晋绥军区领导人祝贺。
　　1944年1月，周士第由于久战沙场操劳过度，肺结核病恶化，中共中央接他到延安医治。
　　1945年4月到6月，周士第在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仍留延安治病。  

开国上将周士第 6

红一方面军 2009-11-08 10:39:12 阅读2 评论0 字号：大中小

转战华北战场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撕毁与中国共产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和由各党派与爱国民主人士参加达成的《政协决议》，于1946年6月发动了全面内战。为粉碎蒋介石、阎锡山的反动军队对晋绥解放区的进攻，周士第病体未愈就要求回晋绥工作。不久，他被批准回到晋绥继任军区副司令员。
　　这时，晋绥军区已于1945年8月，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分出，归中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晋绥军区司令员为贺龙，政治委员为李井泉，副司令员为续范亭、周士第，参谋长为陈漫远，政治部主任为甘泗淇，辖吕梁、绥蒙、雁门3个军区。
　　晋绥军区所处的战略位置，仍然是东与晋察冀军区相连，南与晋冀鲁豫军区相接，是守卫陕甘宁边区东大门的屏障。与国民党军队相对应的情况是：西北为北平行营的第十二、第十一战区的傅作义、孙连仲部，东面、东南面为第二战区的阎锡山部。蒋介石的企图是：首先占领承德和冀东地区，而后以主力夺取张家口，确实控制平绥路和同蒲、平汉路北段及北宁、锦承路，分割晋绥、晋察冀、东北解放区，然后集中兵力分别消灭晋绥、晋察冀解放军。
　　针对蒋介石的企图，中共中央军委于6月19日指示刘伯承、邓小平、贺龙、李井泉、聂荣臻等：“大打后，我晋察冀热辽主力应对付热河及平津方面蒋军主力，以一部协助贺、李对付傅作义及夺取同蒲北线，以又一部协助刘、邓、薄[薄，指薄一波，时任晋冀鲁豫区副政治委员。]夺取正太线。”《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页。
　　根据中央军委的上述意图，贺龙提出并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傅作义部尚未进犯之前，迅速消灭进犯的阎锡山部一两个师，夺取晋北同蒲路沿线两侧宁武、崞县、忻县等地，以利而后夺取大同，并组成晋北野战军，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发起晋北战役。在夺取朔县、宁武后，周士第于7月3日召开独立第二旅团以上干部会议，检查总结作战经验，制定攻城纪律，成立物资管理委员会，传达晋绥分局、军区下达的任务，研究部署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在晋察冀军区野战军第十一旅夺取繁峙、代县后，周士第决定以独二旅攻克崞县城，以第十一旅和雁北分区部队担任打援。7月12日，独二旅经4个小时激战，攻克崞县城，毙俘守军2800余人。继而乘胜发展进攻，至8月11日，晋北战役共攻克与收复县城5座，重镇及大小据点103个，歼敌8100余人。
　　周士第指挥独二旅攻克崞县城，在当时条件下是一次成功的攻坚战斗。引起了贺龙的重视，他总结归纳为4条经验：一、集中火力，突破一点，应坚决迅速上城，不得犹豫。二、预备击退敌人连续的反冲锋，才能解决战斗。三、预先划分各部进城后的作战区域，以免混乱。四、敌人将近肃清时，应迅速集中主力，以便打援和追击逃敌。贺龙将此经验报告中共中央军委后，毛泽东于7月26日复电贺龙：“攻崞经验甚好，望通报张垣、太行[张垣、太行是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领导机关的驻地，此为代称。]及陈赓，以供参考。”《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8月版，第378页。
　　此后，由于傅作义部东进，为集中主力作战，晋北野战军于10月撤销。周士第回军区工作，并兼晋绥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及党委书记。带病主持工作。后因身体不支，回军区司令部休养。
　　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战略区及领导机关合并，组成华北军区。由晋冀鲁豫第八、第十三、第十五纵队组成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徐向前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周士第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协助徐向前工作。徐、周是黄埔第一期的同学，这次是他们俩直接在一起工作。两人一见面，徐向前笑着对周士第说：我们俩都是老病号，俩顶一吧!
　　此时，正值晋中小麦即将成熟，盘踞晋中的阎锡山所部正进行抢麦的准备。当时，阎锡山所部共5个军、3个总队等部，共13万人，另有民卫军3万人，以太原为中枢，防守于北起忻县、南到灵石、东至榆次、西抵汾阳，共15座县城及其附近地区的“孤岛”内，在战略态势上已陷入孤立被动地位。
　　为准备晋中战役，徐向前与周士第商讨后，于5月25日向中央军委、华北军区建议须组织统一的后方指挥部，并作出动员民力的计划和组成太原军区。5月31日，又向中共中央、华北局报告说：“此次晋中战役作战时间较长，且均在新区作战，除在军事上予阎匪以歼灭性打击外，更主要在政治上经济上给阎匪之反动统治机构以彻底摧毁，以保卫壮丁，保卫粮食，发动群众，创造今后攻取太原之条件。”《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序列》，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11月版，第206～207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同意徐向前的建议，决定成立太原军区，受中共华北局、华北军区领导，调罗贵波任中共太原区党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并确定在晋中战役期间，由徐向前、周士第负责指导太原区的党政军民工作。'
　　6月9日，徐、周下达了晋中战役命令，参战兵力除兵团所辖3个纵队及太岳军区部队外，还有华北军区炮兵第一旅、晋绥军区4个独立旅，陕甘宁警备区1个旅，及北岳、太行、吕梁军区、分区部队等部共6万余人。同时，地方政府动员了以民兵为骨干的强大随军民工队(仅太行、太岳两区就有民工23.7万余人)支援作战。战役企图是：第一步，以分组合击态势，割裂阎锡山军防御体系，斩断其交通，分割包围某些要点，肃清外围，确保晋中麦收。第二步，相机攻取某些要点，诱歼敌主力一部于运动中，逐步削弱其实力，为夺取太原创造有利条件。
　　11日，战役发起。12日，首克灵石城，调动了阎军的“亲训师”、“亲训炮兵团”等部驰援。到21日，于平遥西南张兰镇地区将其歼灭，首战告捷。阎锡山被迫派其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率部南下决战。
　　6月底，周士第受徐向前之托前往西柏坡，向中共中央汇报战役计划。毛泽东主席在听取了周士第的汇报后，说：保卫麦收这个口号很好，可以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晋中人民要收麦子，阎锡山要抢麦子，这是一场极其严重的斗争。敌人要抢粮就要出动，你们就有机会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灵石解放了，阎锡山还有14座县城，只要再打掉一两个，敌人就会慌乱了。此次战役是保卫麦收的战役，但是战役的重心还是要放在消灭敌人方面，消灭了敌人就是最有效地保卫麦收。毛泽东还说，要达到消灭敌人、保卫麦收的目的，要经过艰苦的战斗才行。不但要善于打运动战，而且要善于打阵地战，不但要会攻，而且要会防。7月5日，周士第回到兵团后，立即同徐向前研究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并向部队作了传达，使“消灭敌人就是最有效地保卫麦收”的口号深入人心。
　　这时，晋中战役已进入第二阶段，吕梁军区部队正在汾河以西拖住阎锡山的“闪击兵团”，周士第协助徐向前指挥部队主力，将敌人逼入徐沟、太谷、榆次之间的三角地带，予以围歼。7月7日，第十三纵队和第八纵队第二十二旅强行插入徐沟以东，切断敌向徐沟北窜的道路，第十五纵队和晋中部队从太谷、榆次间向西北徐沟方向揳入，同第十三纵队衔接，切断敌向榆次北逃的道路，把阎部赵承绶集团(第三十三、第三十四军共5个师和第十总队)3万多人完全包围于东西贾、大小常镇、戴李青、杨李青、温李青、南庄、南席、西范、新戴等地南北约5公里、东西约2.5公里的狭小地带。晋绥独立第三、第七旅于7月6日攻占交城，7日渡过汾河，进占榆次西南永康镇、怀仁镇地区，担任打援堵溃。第八纵队第二十三旅、第二十四旅于7日黄昏攻破祁县城，全歼守敌第三十七师和民卫军，8日进到徐沟东南张楚旺、东西怀远地区。7月10日，各部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击。第十三纵队由西北、第八纵队由西南为主攻，第十五纵队由东南、晋中部队由东北为助攻，激战到12日午夜，第十五纵队歼敌第三十四军军部和第七十二师；第八纵队歼敌第四十四师和第十总队；13日，晋绥独立第三、第七、第十旅，晋绥第八分区部队和第二十四旅，截击太原、交城之敌。同时，第八纵队第二十三旅和太岳两个团、吕梁一个团，堵歼逃离太谷城之敌第九总队，至7月21日晋中战役胜利结束。此役历时一个多月，歼敌10万余人，击落敌机3架，缴获各种炮3700多门，机枪1000余挺，长短枪3万余支，活捉敌野战军总司令赵承绶、中将参谋处长杨城、第三十三军中将军长沈瑞等，解放了14座县城。7月19日，中共中央在祝捷电中说：“晋中战役，在向前、士第两同志直接指挥下，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支前，及各战场的胜利配合，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成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并指示：“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再接再厉，为夺取太原，解放太原人民而战!”《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63页。
　　赵承绶集团被歼后，敌“南援兵团”龟缩太原，第一兵团追击部队冒雨兼程，直逼太原城下，太原之敌处于被包围之中。7月21日，徐向前、周士第鉴于部队兵员极不充实，难以继续作战的情况，向中央军委提出在攻取太原之前，先进行休整准备，然后采取逐步攻取外围据点，瓦解动摇敌人，最后一举攻取之。7月29日，中央军委命令第一兵团组成中共太原前线委员会，徐向前为书记，周士第为副书记，统一指挥华北第一兵团、晋绥第七纵队、晋中军区部队、华北炮兵第一旅，开展以攻坚为主要内容的战场练兵，对太原之敌采取“围困、瓦解、军事攻击”的作战方针。
　　在解放军的重重围困下，阎锡山处境已十分困难。但当时，在阎锡山控制下的太原，人口约40万，有钢铁厂和兵工厂80余座，能制造山炮和多种常规武器。自从日伪占领、抗战胜利后，修筑了大规模的钢筋混凝土等各类碉堡，依村落、集镇、城垣或借高大建筑物等，构成了4道防线，且点连成线，由线构成面，使整个太原形成一个大纵深的环形防御。据国民党军统计，在北起周家山、关口，南至武宿、小店，西起石升峰，东达罕山的百里防线内，“共筑有碉堡5600余座，控制太原周边全部交通要点，及瞰制地形”。为调动兵力方便，还修建了两个飞机场和环城铁路。在兵力方面，经抓丁补充、编入被解放军释放回来的残兵，连同保安团、自卫军、留用的3000日本军人，及由西安调来的整编第三十师，已达10万余人。阎锡山扬言要以“火海战术”打败徐向前、周士第的“人海战术”。
　　8月10日，徐向前、周士第发出《关于攻取太原准备工作之指示》。16日，徐向前根据中央军委来电：“即利用整训期间来后方休息，本月中后，先来华北局及中央一谈”的指示，暂时离开兵团部，周士第即主持整个整训工作。
　　8月24日，周士第主持召开兵团前委会议，讨论执行中央军委8月14日关于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的指示。29日，将讨论情况亲自拟稿报告中央，并对兵团发出指示。9月中旬，在兵团政工会议作总结讲话中，强调指出：要加强党委领导，要使每个战斗员、党员、非党员了解党委制是保证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同时提出打太原的政治工作六大保证：第一，是思想上保证大家有充分信心。第二，是保证练兵，提高阶级觉悟，提高战术技术。第三，是组织保证，目前最重要的是巩固部队工作。第四，是对于装备的保证。在这次调整装备中，各部把按照规定以外的装备，保证都要交上来。第五，是保证烧炭和吃粮，但要尽量节省。第六，是保证政策纪律教育好，彻底贯彻好党的政策。
　　接着，周士第主持召开兵团前委会议，研究攻取太原的作战方案。会议决定：“战役指导方针，系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然后一举夺取太原。战役拟于10月18日开始，争取3个月内结束战役。进攻步骤：拟第一步突破敌第一线防御阵地，以火力控制南北机场，断敌外援，便于瓦解工作。第二步攻占东南、东北攻城必需之据点。第三步攻城。”华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前委1948年9月28日关于攻太原作战方案向中央军委的报告。原件存军事科学院。并于28日将此决定上报中央军委。
　　在第一兵团加紧进行战役准备时，阎锡山派出7个师，分3路于10月2日沿汾河与同蒲路之间南下，进行扩张与抢粮。3日，进抵小店、南黑窑及马练营等地。周士第与前委决心乘机歼灭南犯之敌，创造而后攻取太原的有利条件，提前于10月5日发起太原战役，并将上述决心于当日20时上报中央军委。同时，向各纵队下达了作战部署。周士第随即率参谋人员进到离小店1公里处指挥作战。战至6日晨，即于小店、南黑窑歼灭阎军2个师又1个团2个营，并继续扩大战果。当日20时，中央军委致电周士第等称：“你们拟乘胜向太原城周尽量扩大战果方针很对”。“望你们乘胜扩张，逐一歼灭外围之敌，占领一切机场，然后看形势，如我军伤亡甚大，城内敌人尚多，城防尚固，则应略为休息补充，然后攻城。”杨弘：《周士第将军》，解放军出版社2003年版，第348页。
　　10月10日晚，徐向前司令员于参加完中央政治局9月会议后，抱病返回太原前线。他不顾路途劳累和病情，当即召开兵团前委会，传达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研究尽快攻打太原城垣作战的具体计划。会议开始，周士第说：“从5日对敌发起进攻以来，实践中发现，敌在城东南马庄、双塔寺一线的工事很坚固，原先前委认为东南地形较开阔，兵力易于展开，供应补给也比较方便，因此确定为主攻方向，现在证明不利，所以当前首先需要考虑的是重新选择主攻方向。”徐向前在听取了周士第的发言和兵团参谋长陈漫远谈了近日调查搜集的敌情资料后说：从太原的自然地理形势和敌人防御的重点来看，进攻城区，首先必须攻破城东的群山防线，坚决占领并控制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这四大要点，也就是阎锡山的所谓“第二道坚固防线”。并明确提示：“我主张由南北两个方向，直接插入东山四大要塞，坚决攻占这条南北8公里长的阵地，把太原与东山主峰从中间一下切断，守备东山主峰的敌人，不投降也把它困死!”《徐向前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76页。
　　会议很快取得一致意见，并作出决定：围歼出犯城南碉堡地带以外的敌人，夺取武宿机场，攻下石嘴子，以打开东山碉堡防线东南门户的第一步作战，应继续达成计划。同时，趁敌人部队已被吸引到南北两头，东山薄弱空虚之际，于13日发起进攻太原战斗，占领东山各要点，确实控制北机场。得手后，迅即逼近城垣，进行攻城。会议还确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
　　15日，进攻东山战斗开始。18日，中央军委、华北局批准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胡耀邦为兵团前委常委。23日，兵团调整了作战部署后，于26日发起争夺四大要点战斗。周士第亲往牛驼寨阵地前线指挥第七纵队战斗。经前后18天连续16次攻击，于11月13日攻克了阎军5000人固守的3个集团阵地构成环形防御的牛驼寨。与此同时，其他三大要寨亦均被攻克。从发起小店等战斗至夺取四大要塞，共歼灭阎军3万余人，争取起义和投诚2万余人，使整个太原城完全暴露在徐周兵团的眼下。
　　此战斗后，兵团前委指出：“太原战役指导方针：围困、瓦解、攻击，先削弱敌人，然后一举打下太原的方针是正确的”；10月5日乘敌脱离工事地带，“以隐蔽突然的行动围歼敌人是抓住了时机的”，“在这次战役中各部队是英勇的，战术上是有进步的。”
　　周士第在看到攻克的四大要塞主阵地都是一片焦土，遍布弹片、弹壳、手榴弹柄时，感慨地说：部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是我军阶级性的表现，我们是自觉的阶级，为人民解放而战斗的，所以能顽强不屈，前仆后继，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克服一切困难，战胜敌人。
　　东山四大要塞争夺战之激烈，在徐向前和周士第指挥攻坚作战的历史上，都可以说是空前的。第一兵团和阎锡山都投入了主要兵力，争夺与反争夺斗争达十余次，阵地已不能成垒，浮土达3尺余，平均消灭一个敌人需消耗炮弹1发，重迫击炮弹4发，子弹110发，手榴弹8枚，炸药1公斤。攻克四大要塞歼敌的数目是小站等战斗歼敌数目的4倍；而外围作战的伤亡损失数目是最后总攻太原城垣损失的10倍。在战斗中牺牲的高级指挥员有旅长，在深入太原城内做争取工作被害的有兵团参谋处长晋夫及准备起义的第三十军军长黄樵松。
　　当时，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徐向前不顾身体病弱，仍夜以继日运筹指挥，有时拄根棍子，或坐担架到前沿观察指挥。由于睡眠不足，吃的少，营养不足，致偏头痛症复发，服药也减轻不了剧烈的头痛，有时还因胸部疼痛得连翻身也不行，却硬是坚持到战斗胜利。毛泽东得悉后，发电报要徐向前“应来中央医院，至要。”周恩来副主席亲派在延安时给徐向前治过病的黄树则医生等赶往太原前线，与华北军区卫生部长钱信忠组成医疗小组，为徐向前治病。11月29日，毛泽东执笔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联名致电徐向前：闻病极念，务望安心静养，不要挂念工作，前方指挥由周、胡、陈担负，你病情略好能够移动时，即来中央休养，待痊愈后再上前线。③《第十八兵团军史战史资料(初稿)》，第42页。周士第十分关心着司令员的治疗和饮食，并指示及时将情况报告中央军委。
　　在此期间，中央军委为稳住平、津、唐、张之国民党军，以利东北野战军入关协同华北军区发起平津战役，于11月16日致电徐向前、周士第：“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待明年一月上旬东北我军入关攻击平、津时，你们再攻太原。”《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8页。徐、周遵照军委上述指示，于12月1日发出1个半月(自12月1日至1949年1月20日)的作战及休整工作指示。
　　在休整期间，周士第和陈漫远、胡耀邦周密地组织部队加强了围困太原的措施，大力开展政治攻势，以及战场练兵。
　　12月25日至30日，中共第一兵团前委在榆次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检讨战术指导诸问题。周士第在会上作经验总结时提出10个战术原则为：(一)充分准备，精心计划。(二)进攻防御，都要精通。(三)军事民主，命令服从。(四)主要方面，力量集中。(五)隐蔽突然，敏捷机动。(六)坚决顽强，果敢勇猛。(七)发挥爆破，步炮协同。(八)插入切断，连续进攻。(九)互相援助，一致行动。(十)全歼敌人，建立战功。
　　1949年1月12日，第一兵团发出延长整训时间的指示。其中指出：为适应整个战局的发展与需要，太原攻城作战时间，必须推迟，将原定整训计划，自1月20日起延长40天。
　　24日，中央军委电告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北平和平解决后，太原亦有和平解决之可能。东北临时配属之两个炮兵团，即直接向太原开进，受徐、周、陈指挥，控制太原一切机场，迫使阎锡山谈判，和平接收太原。否则，待华北二、三兵团[华北二、三兵团，即整编后的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到达后，实行攻城。
　　在平津战役胜利后，周士第奉命到中央军委接受总攻太原的任务。2月15日，中央军委命令第十九、第二十兵团“于19日按时出动，3月上旬到达太原附近，争取于3月中旬解决太原问题，然后休整一个月至一个半月，向西安方向出动。”
　　2月19日，第一兵团在接到中央军委关于全国解放军统一番号的命令后，下达兵团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各纵队均按全军统一序号排列。3月1日，各纵队隆重举行命名典礼。第八、第十三、第十五纵队，依次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军。原各旅均改为师，番号亦按全军统一顺序排列。同时，西北野战军第七纵队，改为第一野战军第七军。兵团领导不变，属中央军委直辖。全兵团上下感到无上光荣，决心团结一致，保持荣誉，为更加正规化、攻克太原、解放全中国而奋斗。
　　3月8日、11日，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炮兵第一师，分别由北平地区出发，向太原开进。徐向前、周士第安排两个欢迎团，分赴忻县、寿阳迎接。月底，各部顺利达到太原前线。
　　为了统一指挥与协调各部的行动，中央军委于3月17日决定：成立太原前线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治委员，统一指挥3个兵团、晋中军区及第七军、炮兵第一师的作战行动。同时，成立中共太原前线总前委，以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周士第分任第一、第二副书记，各兵团前委及晋中军区、第七军、炮一师党委受其领导。
　　28日，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奉命由西柏坡到达太原前线司令部，周士第等热情地欢迎接待。彭德怀随即到峪壁村代表毛泽东主席去看望病中的徐向前，并讲了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徐向前向彭德怀介绍了攻打太原的部署和准备情况后说：我“身体虚弱得很，没法到前边去，你就留下来指挥攻城吧，等拿下太原再走。”彭表示同意，报请军委批准后，便留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794页。
　　31日，太原前线司令部发布了战役预备命令，确定了各兵团(含配属部队)的作战任务。
　　4月3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陈漫远、胡耀邦为总前委常委。5日至7日，总前委在榆次城北大峪口召开扩大会议，到会有师以上干部150多人，第一副书记罗瑞卿传达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及报告总攻太原的政治工作，第二副书记周士第报告总攻太原方案。彭德怀在会上热情直爽地说：我这次来太原前线办两件事：一是总攻太原，主要是学习攻坚战的经验。二是来带兵的。打下太原以后，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将调西北战场参加对胡宗南和马家军的决战，争取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全部解放大西北。接着明确指出：“这次战役的规模大，参战兵种多，战役战斗样式复杂，一定要有坚强的集中指挥，特别要注意搞好兵种、部队间的协同动作和各种保障，把胜利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这是华北最后一仗了。我们要用新的胜利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汇报!”《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371页。周士第和与会同志报以热烈的掌声。
　　会后，周士第一面与总前委常委派人进入太原，劝孙楚(太原绥署副主任兼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王靖国(第十兵团司令官)和平解决，以减少太原人民生命财产损失；一面同各兵团领导人通电话，检查总攻准备情况。在孙、王拒绝和平解决后，太原前线总前委决定于20日对太原守军发起总攻。
　　20日2时，攻城部队在1300余门大炮火力的支援下发起攻击。战至22日，太原城外据点全部被扫除，歼敌4万余人。
　　24日5时半，在守军拒绝投降的情况下，总攻城垣战斗开始。仅经4个半小时激战，即攻克太原，生俘孙楚、王靖国和留用日军岩田等师以上军官40余人，歼守敌3万余人。
　　整个太原战役，周士第协助徐向前、彭德怀指挥历时半年，共歼阎锡山部13.5万人，解放了太原，结束了阎锡山在山西38年的统治。
　　太原解放后，中共中央、华北、中原解放区党政军等12个机关、团体纷纷致电祝贺。5月1日，中共中央在致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及太原前线军民的贺电指出：“此次我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奉命攻城，迅速解决，阎匪虽逃，群凶就缚，大同敌军亦即投降。从此山西全境肃清，华北臻于巩固。当此伟大节日，特向你们致热烈的祝贺。”  

开国上将周士第 7

红一方面军 2009-11-08 10:40:54 阅读2 评论1 字号：大中小

率部进军西北和挺进西南
　　太原解放后的第一天，即4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第十八、第十九兵团编入第一野战军(以下简称一野)建制，归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指挥，参加解放大西北作战。 
　　5月4日，第十八兵团前委颁发《关于向前进的准备工作决定》，提出了进军西北的任务和各项准备工作要求，规定从6日起进行20天的准备。
　　16日，中央军委因徐向前司令员身体需要休养，决定调离第十八兵团，由周士第接任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为第一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陈漫远为第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5VP0Xa ~ 
　　22日至25日，兵团各部分别在驻地举行庆功誓师大会。26日，开始沿同蒲铁路西进。在行军前，周士第递给作战参谋杨弘一本《毛泽东选集》说：我又有了一本新的，这本就送给你吧，愿你结合实际好好学习毛泽东思想，这是我们战无不胜的源泉。
　　当部队行进到临汾时，胡宗南、马步芳部有反扑西安的动向，彭德怀令第十八兵团兼程西进，周士第接电后即令部队日夜兼程。在炎夏中，部队日行40公里，最后两天是日行50公里；先头军第一八二师连续行军11天，于6月7日赶到西安，参加西安保卫战，受到第一野战军兄弟部队的热烈欢迎。
　　周士第乘汽车到达风陵渡时，已近黄昏，他踏上预先准备好的大木船，乘月夜由北向南驶去，黄河水波涛汹涌，初次乘船的同志有的晕船闭目而坐。为鼓舞大家，周士第问同志们：“你们知道风陵渡因何而得名的吗?”当没人答得出来时，他接着说：“相传古时候有个风后，在这一带同尤作战，不幸身亡，埋葬于此，建有风后陵，因而得名风陵渡。”同志们聚精会神地听着司令员讲故事，在不知不觉中到了黄河南岸。
　　凡在周士第身边工作过的部属，深感他知识渊博，诲人不倦，平易近人，虚怀若谷，仪态可亲。不管在戎马倥偬中，还是在解鞍小憩时，他总爱向身边的同志提些问题。攻打太原时，他问为什么太原城里只有丁字街，而没有十字路?为什么宗教越在贫困的山区越炽热?当大家答不上来时，他就头头是道地讲出原委，使大家受到亲切的教诲。他在修改参谋起草的电文时，从来不是改完发出了事，而是常常把起草人叫到跟前，讲清楚为什么这样修改，以提高参谋人员的业务水平。在参谋人员的心目中，周士第是老师、是首长、是朋友、是同志。
　　渡过风陵渡后，兵团部进驻潼关。在这里，周士第同兵团领导人抓紧时间了解西北的敌情，研究下一步的进军部署。
　　当时，国民党军在西北战场上的兵力，除新疆有3个军4万人外，胡、马两系统共有30.6万人，其中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部，有两个兵团部，共13个军33个师又1个骑兵旅；西北长官公署马步芳、马鸿逵部及蒋系部队共有8个军23个师又1个骑兵旅，胡、马之间派系复杂，指挥上也不统一。第一野战军于5月20日解放西安后，在马步芳的策动下，胡、马两军约20万人，于6月初分别自乾县、岐山、宝鸡地区沿渭河两岸联合向西安反扑，企图再占西安。
　　11日，周士第指挥第六十一军全部到达西安。彭德怀为诱敌深入，待机歼敌，令部队放弃渭河三角地区，同时，第六十一军第一八一师赶赴咸阳，抢修工事阻敌。12日下午，第一八一师全部进入阵地。马部第八十二军以集团式从北面冲锋，猛攻咸阳，企图夺取西安。18时，敌骑兵3个团向第一八一师阵地猛扑，第一八一师在师长王诚汉指挥下将其击退。13日，第八十二军再次向一八一师阵地猛攻。周士第命令部队坚守阵地，沉着应战。一八一师指战员冒着被围之危险，待敌进至有效火力射程内，突然各种武器一齐射击，予敌重大杀伤。但敌人仍轮番冲锋。指战员们顽强与敌人拼杀，阵地失而复得，激战至14日晨，终于打垮了敌人的进攻。同时，敌其他路的进攻亦受挫。胡马军得知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已抵西安，乃被迫撤退。
　　第一八一师在咸阳阻击战中共歼敌2000余人，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周士第在总结战斗经验时，特别指出：马家骑兵不可怕，咸阳一战，解除了部分战士没接触过骑兵的迷信心理，打破了西北骑兵不可战胜的神话。战后，彭德怀称赞：一八一师打得好。西安老百姓向第一八一师赠送了“百战百胜”的锦旗。
　　6月20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根据胡马两部撤至扶(风)眉(县)与崔木镇、邠县(今郴县)地区，不进不退的情况，致电彭德怀等第一野战军领导人提出：希望你们针对先打胡的方针，迅速集中王世泰、周士第两兵团主力，突然歼灭胡部3个军，而后，配合许光达、杨得志两兵团向两马作战。《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五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17～618页。
　　在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及第七军全部入陕后，西北战场人民解放军的兵力已占相对优势，加上士气高涨，国民党军士气低落，战略态势十分有利，与国民党军进行决定性战役的条件已经具备。27日，一野首长下达了战役基本命令，准备歼灭胡部于武功、周至、扶风、眉县、宝鸡地区。28日，周士第任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常委。
　　7月6日，周士第参加一野前委召开的扩大会议，彭德怀传达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作战意图。与会的军以上人员集中讨论了“先胡后马与先马后胡”的利弊。会议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制定了“钳马打胡”的作战方针，决定发起扶眉战役。
　　7月10日，第十九兵团附骑兵第二旅，进到乾县、醴泉以北，钳制二马兵团；周士第率第十八兵团与第一、第二兵团协同，从11日晨，对扶眉地区的胡部3个军进行围歼。激战至14日，歼灭胡部1个兵团部、4个军部、8个整师又3个团，共4.4万余人，以此打破了胡马联合，胡部退向秦岭北麓，二马所部退向平凉、陇东地区，取得了进军作战中第一个决战性的胜利。
　　扶眉战役胜利后，根据毛泽东关于“钳胡打马”的指示，第一野战军前委决定第一兵团(欠第七军)、第二、第十九兵团及第六十二军，进军解放甘、宁、青三省全境，准备明春夏入新疆。以第十八兵团(欠六十二军)在宝鸡、西安一带，钳制胡宗南部进行策应。同时，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为使广州伪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并使胡部不过早入川起见，第十八兵团暂时不宜占领汉中。
　　7月下旬，周士第率兵团部第六十军及第一八三师，进驻宝鸡及其外围；第六十一军(欠一八三师)位于西安及其以南地区，担负警戒与对胡作战任务。周士第为完成所担负的任务，并根据部队存在的问题，决定开展一次整训，进行巩固部队、提高战术思想、反对麻痹倾向，整顿政策纪律等项工作。
　　8月初，第七军解放天水，自此，从天水到宝鸡、西安350公里的防线，统归周士第指挥。
　　8日，兵团党委颁发《关于做好巩固部队工作的指示》，并召开附近部队团以上政工干部会议。周士第在讲话中特别强调总结经验。他说：工作中的经验一定要很快报道出来，哪怕只是很小的一点都是好的，以便及时推广。彭德怀说：“工作没有总结就是没有群众观念。”这话是很深刻的。广大干部与士兵群众流血流汗创造出来的经验，不认真地分析总结，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改进自己的工作，还有什么群众观念呢?
　　此时，已退守秦岭的胡宗南部15万人，其中以4个军于成县、两当、观音堂、旧佛坪及旬阳组成第一防线，以一个军又2个师位于凤县、留坝一带为预备队。胡宗南为策应马步芳坚守兰州，正积极准备向天水、宝鸡进攻。
　　周士第与兵团领导人，为配合野战军主力西进，并策应第二野战军主力由华东地区向川黔边进军，于8月15日发出秦岭战役预备命令，并召开军事会议进行了具体部署。
　　26日，胡宗南部4个军分数路向天水、宝鸡进犯。周士第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法，在调整好作战部署后，于29日突然发起反击，以穿插、分割战术，追歼退却之敌。战至31日，突破敌防线，占领观音堂、天台山、秦岭垭口、东河桥、黄牛铺等地，歼胡部3741人。因敌猬集于双石铺、两当地区，加之秋雨连绵，山区寒冷，供应困难，周士第于9月6日下达停止进攻命令，战役结束。10日，国民党甘肃保安副司令周祥初，在岷县起义，第六十二军奉命于23日经兰州抵岷县，归还第十八兵团建制，与兵团共同进行入川准备。
　　关于由陕南入川作战问题，毛泽东早在5月23日即决定：第一野战军“一路由贺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4日，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毛泽东问贺龙：“你带哪支部队入川呢?”贺龙考虑到十八兵团处于入川比较方便的位置，且周士第与自己共事多年，完全可以合作得很好，便说：“我还是带十八兵团入川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意了贺龙的意见，决定由贺龙率十八兵团、七军和十九军共14个师担任解放川北、陕南的任务。《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418页。
　　1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由陕入川作战命令。确定第十八兵团等部“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刘、邓进至叙府[叙府，今四川宜宾市，该市古称叙府。]、泸州、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11月6日，周士第和王新亭到西安，向贺龙汇报入川作战方案。贺龙、李井泉和他们组成了西南军区司令部前进指挥所，作为入川作战的指挥机构。
　　蒋介石、胡宗南等曾判断，解放军进军西南的主攻方向是在川北，一路走三国时魏军伐蜀时经武都出碧口，一路沿川陕公路南下。胡宗南吹牛说：我们3个兵团固守秦岭防线，万无一失。蒋介石遂任命胡宗南为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周士第则令部队养精蓄锐，诱而不发，待机而动。
　　11月1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突然于川湘鄂黔边境500公里的地段上，发起多路攻击，15日占贵阳，21日占遵义，歼灭宋希濂部主力，逼近重庆。11月底，胡宗南部惊慌地开始由秦岭被迫撤退。贺龙与周士第立即按预定计划，派一部兵力跟踪前进，防敌破坏道路。5日，周士第按照司令员贺龙的指示命令兵团所属4个军分3路向南兼程疾走，对胡宗南部穷追猛打。至12月9日，和平解放武都、洋县，进占略阳、汉中、沔县(今勉县)。此时，刘伯承、邓小平率部占领重庆、铜梁、自贡等地，完成川黔作战，加之卢汉、刘文辉等率部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12月10日由成都飞逃台湾。周士第奉命率本兵团越过秦岭，与刘邓所部南北对进。围歼逃往成都地区的国民党军。
　　23日，贺龙与周士第率指挥机关乘汽车经剑阁前往梓潼，路过七曲山时，贺龙兴奋地对周士第说：“离1950年元旦还有最后一个星期，无论是武力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可以到成都过年了!”周士第会意地笑了。就在这一天，胡宗南丢下猬集成都地区的国民党诸多兵团，乘飞机逃往海南岛，而第七兵团司令官裴昌会则派人与贺龙接洽起义。
　　在刘、邓、贺所部的强大攻击和多方争取下，至27日，国民党军第二十二、第十六、第十五、第二十、第三、第七、第十八兵团等部先后起义，第五兵团突围不成被迫放下武器投诚，成都和平解放。30日，举行盛大的入城式，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率领第十八兵团直属机关、炮兵团和第六十军等部队，在成都市民的夹道欢迎中，从北门鱼贯入城。进军解放黔、川、康、滇的作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第十八兵团领导机关进驻成都后，即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李井泉任主任、周士第任副主任兼成都市市长。
　　1950年1月1日，贺龙、周士第派出若干工作组，到起义、投诚的部队了解情况，宣传政策，安定情绪，以便进行整编改造。5日，贺龙、周士第、李井泉向中央军委和刘伯承、邓小平上报了对国民党军起义投诚部队的处理意见。经批准后，由第十八兵团及第七、第十九军负责改造融编的有：起义部队3个军、特种部队一部和部分游杂武装；国民党中央成都军校，由十八兵团随营学校接管、改造。
　　1月17日，在司令员贺龙的主持下，召开了川西北临时军政委员会会议，讨论了第十八兵团地方化的问题。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确定以第六十、第六十一、第六十二军分别组成川西、川北、西康等军区及其下属军分区，负责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建立人民政权，进行生产建设等项任务。周士第兼任川西军区司令员，李井泉兼任政治委员。
　　2月3日至10日，贺龙、周士第赴重庆参加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次会议，周士第任西南局委员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周士第自传》(1953年2月17日)，存总政治部档案馆。会议决定了西南区今后的工作任务与方针。会议强调指出：“剿匪已成为西南全面的中心任务，不剿灭土匪一切均无从着手。”要求各部队和地方党政机关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军事打击、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严格执行“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会议还提出以“剿匪生产”作为农村工作当前的中心口号。为贯彻会议决议精神，2月3日，第十八兵团发出了剿匪指示。
　　2月中旬，第十八兵团领导机构奉命结束。周士第主要抓了两项工作：一是召开党委会，检查兵团党委的领导工作；二是兵团直属队的移交分配。22日，西南军区正式成立，周士第任副司令员。4月1日，周士第与王新亭带领兵团司、政、后3565人，由成都到重庆向西南军区报到。

鞠躬尽瘁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并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此时，周士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已奋斗了25个春秋。
　　1950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周士第为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8月，周士第由重庆到达北京。8月26日，中央人民政府又任命周士第为出席联合国第五届大会的代表团成员。但由于美帝国主义阻挠都未成行。
　　9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23日，毛泽东任命周士第为防空部队司令员、钟赤兵为政治委员。12月16日，军委防空司令部正式成立。周士第与钟赤兵到职后，立即组织力量拟定《军委防空司令部基本职责草案》、《军委防空司令部所属各处、室基本职责草案》、《全国防空计划提纲》和《防空部队编制草案》等，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实施。
　　1951年1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为了便于组织地面防空部队与空军歼击机的作战协同，形成统一的国土防空体系，对担任防空的歼击机部队和来华协同防空的苏联空军歼击机部队的作战，统由军委防空司令部统一指挥。11日，经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批准，由周士第、钟赤兵和副司令兼参谋长谭家述组成中国共产党军委防空部队临时委员会，周士第任书记。
　　3月2日，周士第在防空部队领导机关排以上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中，指出了防空工作在国防建设中的重要性及其发展，号召大家树立为祖国的防空事业服务的思想，并提出了1951年全国防空工作的任务、军委防空司令部工作要点。分别概括为：“重点建设，逐步完成，学习技术，总结经验”；“健全组织，研究业务，了解情况，掌握方针”。同时，还强调必须善于掌握防空部队的特点及工作规律来指导工作。
　　周士第与钟赤兵(后唐天际)十分重视抓机关和部队的组建。在机关组建方面，司令部增设了炮兵处、军机处、探照灯处及工兵室等14个处室。从1952年11月至1953年6月，相继成立了防空部队干部部、政治部和后勤部。在东北、华东防空司令部的原有基础上，经过扩建、调整，共建成了5个防空区的司令部、3个防空处、3个防空指挥所，基本上建立健全了各级领导指挥机关。在防空部队的组建方面，建成了高射炮兵2个师部、33个团又8个独立营，4个探照灯团、1个雷达团又8个雷达独立营，17个对空监视团，4个通信团、1个指挥营，及各种技术学校5所，防空部队的总人数达10.4万人。
　　对于部队的训练方面，周士第根据中央军委和总部的指示，除抓文化教育外，有计划地对干部和部队进行正规训练。在4年中，组织司令部指挥及实兵对抗演习743次。1951年4月至1953年4月，在华北、东北、华东、中南地区组织了8次较大规模的战备检查演习；在北京组织了全国性的首长——司令部一级单方战役兵器演习。凡重要演习，周士第都担任总指挥，演习司令员评判人，并进行总结讲评，为防空部队深入进行战役训练摸索了经验。周士第、谭家述等在1952年4月到1953年1月，组织7批662名干部赴朝到抗美援朝战争前线参观实习。从而使干部的防空业务、技术水平和指挥能力均有了很大提高。
　　在此期间，周士第指挥和领导全国部分防空部队，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据不完全统计，共作战万余次，击落美机413架，击伤1559架，保护了主要交通线、桥梁、机场和要地的安全与畅通。他还指挥防空部队击落台湾国民党军对大陆进行侦察、轰炸、投送匪特的飞机32架，击伤154架。“这些战斗对我们年轻的防空部队是很大的考验，不仅获得了胜利，而且锻炼了部队，取得了与美国空军作战的经验，提高了战斗能力与指挥艺术。”周士第：《四年来的防空工作》，载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防空军·回忆史料·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在紧张的工作与战斗的过程中，周士第还抓紧时间撰写了《进一步加强现代化的防空部队建设》、《用实际行动拥护宪法》等论文，强调必须加强祖国的空中国防，贯彻毛泽东军事思想，根据国家现实条件，加强防空部队的政治、军事和业务技术训练，将现有部队进一步提高与发展，使之成为一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的防空部队，把敢于来犯的任何敌机，坚决地消灭掉，为保卫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及远东和世界和平而奋斗!
　　1955年3月28日，周士第奉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命令，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训练总监部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8大总部之一，部长为刘伯承，因未到职由叶剑英代理，副部长还有张宗逊、萧克、李达、彭绍辉、郭天民、谭希林。他还兼任军外训练部部长，副部长为孙毅，下辖6个处和1个办公室。
　　9月27日，周士第参加在北京隆重举行的首批授衔、授勋仪式。先由周恩来总理授予他上将军衔。随后，穿上军礼服，戴上由毛泽东主席授予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月27日，周士第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周士第由于身体一直不好，经常住医院治疗。在训总4年的工作中，只能断断续续地参加一些重大工作的研究、讨论，很难坚持日常工作。1958年12月，训练总监部撤销后，周士第再没有担任实质性的工作。
　　解放后，周士第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出席过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届、第四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任第三届、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任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9年以后，周士第写了《在党的领导下最早的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北伐先锋》、《起义中的二十五师》、《东征回忆》等文章及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说明。
　　1963年2月，周士第在广州市北从化温泉疗养。他家乡的琼海县委第一书记造访，邀请他回海南岛一行，因病未果。全国解放后，周士第一直忙于工作，年高休息后，身体一直欠佳，难以乘船渡海回乡，始终未能回家探望，但他对家乡感情还是很深的，他在所赋《故乡》、《故园》、《海南岛》三首诗中，不仅深深地表达了思乡之情，更有渴望祖国统一的志愿。诗曰：祖国两眼睛，守望东南屏。台湾美蒋贼，一定要扫平。
　　“文革”期间，周士第也未能幸免。但周士第坚持原则，刚直不阿，均以休息多年，“不记得”，“不知道”，进行抵制。1969年9月，周士第被由北京“疏散”到广州。虽身处逆境，但周士第始终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并经常用他在1964年写的一首诗《一个兵》自勉：“戎马四十年，陷阵何止千，敌人未灭净，斗志更强坚。”周士第于1972年5月回到北京，身体已很不好。1979年4月汇编出版了《周士第回忆录》。同年6月30日，周士第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