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薛庆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4

　　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使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时开始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两年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各项工作。揭发批判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清查他们的反革命帮派体系，取得了很大成绩。党和国家组织的整顿，冤假错案的平反，开始部分地进行。工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教育科学文化工作也开始走向正常。党内外同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是遇到了严重的阻碍。这固然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不容易在短期内消除，同时也由于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在指导思想上继续犯了“左”的错误。华国锋是由毛泽东在1976年提议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的。他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以后也做了有益的工作。但是，他推行和迟迟不改正“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压制1978年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拖延和阻挠恢复老干部工作和平反历史上冤假错案(包括“天安门事件”)的进程；在继续维护旧的个人崇拜的同时，还制造和接受对他自己的个人崇拜。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没有能够完成历史赋予的党和人民迫切要求的拨乱反正的任务。对经济工作中的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的继续，华国锋也负有责任。很明显，由华国锋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全党和全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结果。其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按照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是多方面努力促成的。

　　第一，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的倒行逆施，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特别在1975年，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搞全面整顿期间，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邓小平和叶剑英又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对军队进行整顿。这就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作了充分的准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人民群众对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罪恶活动，进行了长期坚持不懈的斗争，尤其是以“天安门事件”为标志的全国亿万群众悼念周恩来同志、声讨“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为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第三，毛泽东没有把最高领导权交给“四人帮”，并对“四人帮”进行了批评和揭露，指出了“四人帮”的野心，这为粉碎“四人帮”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四，从中央领导层来说，在“十年内乱”后期，实际上很多同志都在为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而进行着酝酿和准备。甚至在毛泽东去世之前，这种酝酿、准备就已经在进行中了。当时有的老将军曾多次到叶剑英那里提议：“四人帮”祸国殃民，应当对他们采取断然措施。叶剑英认为，毛泽东病重，我们这样做了对他的病情不利。这就是叶剑英讲的“投鼠忌器”的情况。

　　第五，毛泽东病逝以后，中央政治局的多数同志反对“四人帮”，“四人帮”处于少数和孤立的地位。这时，许多老革命家、老将军找到叶剑英商量，酝酿对“四人帮”采取措施，最后由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粉碎了“四人帮”。

　　所以，粉碎“四人帮”，首先是集体的力量、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力量，其次才是个人的作用。如果不提广大人民群众的贡献，不提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力量的作用，不提党和人民自“文化大革命”以来长期与“四人帮”的英勇抗争，片面强调个人因素，片面宣传个人作用，片面突出个人贡献，既违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不符合历史实际。

　　1980年8月18日至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以及一些有关问题。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他指出，改革权力过分集中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和其他制度，是为了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强调要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逐步实现各级领导人员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讲话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纲领。

　　随后，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届三次会议上，讨论了制定发展国民经济长远规划和继续推进经济改革等问题。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由赵紫阳接任；同意一批老革命家不再兼任国务院副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辞职请求，另由适当人选担任。这次会议，在推进国家领导体制改革和废除干部领导职务实际存在的终身制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