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林交警大队搬哪了:保护周恩来11年的“老虎”护卫-

　　西安事变 护卫之始

　　父亲龙飞虎跟随周恩来始于1936年西安事变。1936年12月12日，东北军统帅张学良、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因不满蒋介石剿共方针，拥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在西安临潼发动“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同时通电全国，并邀请中国共产党派员赴西安共商大计，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着名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派出了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为主要成员的代表团。父亲龙飞虎当时是红军大学一期二科学员，被中央保卫部挑选为周恩来的随身警卫副官共赴西安，从此，我父亲跟随周恩来在国统区战斗了11年，掀开了他护随领袖的人生篇章。

　　在应对“西安事变”的这段日子里，周恩来非常忙碌，每天早出晚归，睡眠不足4个小时。那时，西安的形势非常严峻，东北军西北军的官兵义愤填膺，一致要求杀掉蒋介石，南京政府亲日分子指挥的“讨伐”大军也逼近潼关，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周恩来整天忙着和张学良、杨虎城谈话，与东北军、西北军广泛接触，给他们分析当前严重的局势，详细地阐述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在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抵南京被扣押后，东北军内部出现纷争，大部分掌握实权的东北军少壮派，发动签名运动，反对元老派的和平主张，要求营救张学良，不惜与中央军开战，一时间主和派都不敢发表讲话。杨虎城对开战没把握，也望张学良快回来，思想上倾向于少壮派。这期间，时势风云变幻莫测，心怀各种想法的人都在盘算着未来。

　　周恩来认为，战端一开，既不能争取张学良回来，也有违西安事变的初衷，应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着重做少壮派的工作。他的工作更加繁忙了，我父亲紧随周恩来，亲眼见他迎来送往，奔走游说，以至嗓子都哑了。频繁出外活动，周恩来很不安全，保卫工作就显得特别重要。每次外出前，父亲都要细致缜密地拟定方案和应付措施，布置各项保卫事宜，而自己则一刻不离地跟随在周恩来身边，高度警觉。

　　由于东北军少壮派不满意元老派求和平的主张，1937年2月2日派人枪杀了元老派代表、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这时西安城里谣言纷纷，更有人挑拨说少壮派的行动是受共产党指使。面对这突变的风云，周恩来心急如焚。他带着我父亲亲临王以哲家中吊唁，当时王家已乱成一团，周恩来亲切的慰问使王的家属和部下们深受感动。

　　“为避免意外的损失，周恩来与博古、叶剑英商议，由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罗瑞卿率代表团大部人员撤到云阳红军总部，留下警卫副官龙飞虎、杨家堡，机要员童小鹏和报务员彭绍坤、林青跟随周恩来和刘鼎坚持在西安，谋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引自童小鹏《风雨四十年》）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周恩来等同志进行了大量坚定细致的工作，及时解决了一系列棘手问题，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之后，国共就促成合作抗日进行多次谈判。2月9日，我父亲跟随周恩来从张学良公馆搬到西安城七贤庄一号。在这由“秘密交通站”改设的半公开的红军联络处（抗战爆发后改为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国民党一起商讨共同抗日事宜。

　　西安事变结束后，父亲返回延安任西北局保卫部情报科长。1937年8月，周恩来从太原传来电报，调父亲到太原任太原办事处副官，并跟随周恩来出入南京、武汉，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继续做周恩来同志的护卫。

　　“老虎”护卫　有胆有识

　　父亲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11年，耳濡目染，他的一言一行、品德作风对父亲的立场观点、处事方法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不断成长的父亲对工作恪尽职守，还多次在重要任务中胆识过人，护卫有功，顺利完成使命。

　　1937年12月，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常驻武汉，同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父亲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交通科副科长。1938年10月23日，在李克农的率领下，父亲与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们乘“新升隆”号轮船由武汉前往重庆，途中遭日寇飞机轰炸，船上有25人遇难。父亲跳入长江，在江中漂流了几个小时被群众救起返回部队。

　　在周恩来、叶剑英、李克农的指挥下，1939年，时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交通科长的父亲和其他同志到香港和越南河内、海防等地，转运由宋庆龄和海外华侨募捐支援八路军的救护车、药品、汽油、无线电器材等重要物资。在7个多月的时间里，父亲和战友们历尽艰险，终于将全部物资安全转运到了延安，对抗击日寇起到了重要作用。父亲在南方局担任保卫科长兼交通科长期间，还护送了许多革命知识青年往返于延安、重庆、武汉、桂林，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文艺界、知识界的杰出人才。

　　从1940年起到1946年撤离南京，父亲一直负责周恩来的警卫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安全保卫工作，曾经任周公馆的馆长、党的分支部书记、学委会负责人。他不知疲倦、高度警惕地做好警卫和护送工作，得到了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赞许，周恩来曾动情地说：“龙飞虎真是一只摧不垮的‘老虎’！”从此，父亲“老虎”的外号也在领导和战友中传开了。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不断制造事端，无端扣留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往来车辆和人员，给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造成了很大损失。1941年1月初，父亲带着3辆大卡车、1辆小轿车护送40余名干部由延安赴重庆，途经陕西省宝鸡市时，国民党宝鸡运输检查站蓄意阻挠，不准车辆和人员通行。父亲临危不惧，与敌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经过7天交涉，终于迫使敌人放行了车辆和人员，使这些同志得以安全抵达重庆。父亲由此受到了党中央的嘉奖。周恩来在南方局的党支部大会上表扬父亲说，龙飞虎“对敌斗争有理有节，有胆有识”。1942年在重庆办事处整风中，对父亲作出了“立场坚定，对敌斗争坚决、顽强、勇敢”的评定。但没想到的是，“宝鸡事件”却成为日后父亲遭遇诬陷的因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