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战：国军也打游击战为何败多胜少

　　文章摘自：《白崇禧口述自传》
　　作者：白崇禧
　　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版次：2009年3月第一版
　　本书简介：白崇禧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一生以军事为业，参加过护法战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及历次圈共内战。1924年加入国民党后，始终担任国民革命军、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在民国史的各个阶段，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部口述自传，是他晚年的访问记录。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经过128次访问。历时四年完成。其史料之详备。挖掘之深入，细节之丰富，是口述史中极为少见的……

转播到腾讯微博

白崇禧

民国二十七年，国府迁都武汉，曾召开军事会议，研讨对敌战法，于战略上国军采取消耗持久战，于战术上，我曾于大会中提议一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当时，蒙委员长采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至第一次南岳会议，委员长指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政治战重于军事战”。迨民国二十八年，改订战斗序列，遂设立冀察、鲁苏两游击战区，将正规军开至敌后游击，且规定各战区应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本战区内担任游击任务，化敌后方为前方。是时，沦陷区民众闻风而起，纷纷加入游击队，发展至为迅速。当时，沦陷区之面几大部为我占领，使仅控点线之敌人，穷于应付。

当我正开军事会议于武汉时，适遇太原失守。当时会议中即曾讨论第二战区失守，大本营应如何指示问题。是时，第二战区队伍已纷纷准备渡河，离开山西，我立即建议：“以阎长官统率所有队伍即于战区内担任游击，不论任何部队不得退过黄河，否则以军法从处。”是时阎长官拟将长官部撤离黄河，我认为长官部应为部属之表率，岂能例外，故极表反对。当时，我更从山西地位之险要与阎长官在山西之深厚关系，说明此命令之贯彻，绝无问题，故此案遂作定论。而我此建议，关系全局很大，直至抗战末期，山西一直控于我手。

当我提出游击战建议时，曾有人指出，国军未演习游击战，此议是否可行？尚需考虑。我表示说，以打游击起家之中共，亦为中国人，中共可以打游击，国军当亦能打游击。再者，又有人认为打游击乃保存实力之做法，殊不知于敌后游击，任务极为艰巨，因补给困难，且多半以寡抵众，以弱抵强，故必须官兵加倍淬励奋发，机警勇敢，绝非保存实力者所能胜任。游击战不打无把握之仗，此与孙子所云：“合于利者动。”唐太宗所云：“见利速进，不利速退。”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在民国二十八年冬，为适应游击战需要，于军训部任内曾收集游击战资料，由军学编译处编成《 游击战纲要 》一书，分发各战区、各军事学校，作为研讨游击战之张本与实施游击战之依据。

军训部为颁发《 游击战纲要 》一书，曾有一训令，兹将全文录之如下：

查游击战为长期抗战，消耗敌人兵力，争取主动地位，富有弹性之战法。年来，各战区因地实施，颇收成效，山西方面，尤为卓著。兹根据作战最高指导方针，适应现阶段之需要，应在敌侧后发动较前规模更大更坚强有力之游击战，庶可使敌深陷泥淖，穷于应付，而予致命之打击。惟国军干部对此尚欠普遍与深刻之研究，且苦无正确之完备教材可资参考，本部遂搜集有关游击战之资料及各区实施经验与心得，加以整理，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随令颁发，各部队学校一体研究，俾利实用，而歼敌寇为要。

自民国二十六年八一三淞沪抗战至二十七年六月之武汉会战，国军均使用正规战术，因装备较敌为劣，火力不及敌人，且制空权操于敌手，故每一会战，我军均伤亡惨重，元气大伤。

敌自发动侵略以来，我海岸线北起渤海，南迄南海，皆为其占领，港口亦为其封锁，而华中、华南之陆上重要城市，均为其控制；且平津、平汉、津浦、陇海(东段)、京沪杭等重要铁路，亦悉为敌所占。惟敌占地愈广，兵力愈分，敌仅能控制点线，不能控制全面。当时，敌之前线，于华北进至包头、太原、风凌渡；于华中进至开封、信阳、岳阳；于华东进至杭州；于华南进至广州，遂于此时停止进攻。

是时，敌于军事上，以有力之部队集中于武汉，企图打击我豫、鄂、湘、赣地区之野战军，以减低我抗战斗志，消灭我军实力；于政治上，则扩大伪组织，冀以华制华；于经济上，则榨取沦陷区资源，希以战养战；于外交上，则发动和平攻势，诱我屈我，如民国二十七年冬，日首相近卫发表之三原则(1. 善邻友好；2. 共同反共；3.经济合作)。以上为敌对我之策略。

民国二十七年冬季，第一次南岳会议时，蒋委员长提出“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其前方，以三分之一兵力于敌后方扰袭敌人”等重要训示。乃于二十八年春季，变更战斗序列，增设冀察、鲁苏两敌后游击区，派遣部队进入敌后，加强游击，扩大面之占领，控制沦陷区之面，使敌困守点线。同时，各战区划分前方若干地区为游击区，指定部队从事游击，打破敌“以华制华，以战养战”之阴谋。尤为加强战地政务，于二十八年春成立战地党政委员会，各游击区成立分会或区会。由各战区最高军事长官兼任主任委员，以期党、政、军一元化，确实合作，使力量集中，发挥总体战、全面战之效力，以打击敌人，争取最后之胜利。

军委会对当时敌情之决定，加强游击之方针，十分正确，故冀察、鲁苏二游击区以及各战区指定之敌后游击部队，因国人憎恨敌人，鄙视伪组织，故举凡敌后地方团队，地方民兵，一时风起云涌，莫不自觉自动加入游击队，以打击伪军，将敌后方变成前方，使敌困守点线。

1. 苏鲁战区

山东民气强悍，对敌皆能同仇敌忾，一心归向中央。自敌占青岛、济南后，各地纷起抗日，迨鲁苏战区成立，于学忠、沈鸿烈分别领导沦陷区游击队，势甚浩大，予敌极大威胁。至二十八年六月上旬，敌集中第五、十一、一一四师团各一部，分由胶济、陇海、津浦各路，向我鲁南游击根据地——沂山区与日照山区围攻，攻陷我莒县、沂水、蒙阴，敌军伤亡总在五千人以上。以后我军转进沂山，费县、日照山区配合地方团队，仍控制广大地面。当时，我后方以飞机投粮弹，依地面路线钻隙补给，彼此联络依然紧密。

共军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各一部，由徐向前率领潜入山东，初对国军表示友善，互不侵犯，而后发展组织，夺取地方政权，控制民众。之后，中央乃调回沈鸿烈，以五十一军军长牟中珩为鲁省主席。是时，共产党势力遍布，我实力薄弱，苏鲁战区亦徒有其名而已。

至三十二年五月上旬，敌集中兵力向我沂蒙山区围攻，我军被迫向南突围，共军占领沂蒙山区。是时，省主席牟中珩请辞，改以何思源继任，仅保有寿光一区，山东游击区至此名存实亡矣！

2. 山西游击区

山西游击区属第二战区管辖，自太原沦陷后，军委会于汉口开会，决定第二战区部队不得退过黄河，仍于就地打游击，违则以军法从事。

第二战区直辖部有第六集团军杨爱源，第七集团军赵承绶，第八集团军孙楚，第十三集团军王靖国，皆为其基本部队，合共八个军，计步兵二十一个师，骑兵三个师，中央拨归指挥者不计。另有十八集团军辖三师——一一五师林彪、一二○师贺龙、一二九师刘伯承，并长官部直属部队四个炮兵团，二个工兵团，势力甚为雄厚。

山西各部队以太行、中条、吕梁、五台、恒山等山脉为游击根据地，占领广大正面，不断扰袭敌人，使敌消耗很大，并压迫其困守于正太、同蒲二铁路沿线狭长地带。至二十八年春后，敌曾八次攻中条，二次攻泽潞，扫荡我主力根据地，但因兵力不足，并未达成其愿望。至二十八年四旬上旬，军委会令各战区发动“春季攻势”，国军曾分兵攻袭闻喜、绛县、横岭关等地区，并曾一度攻入敌军据点——夏县、解县，后遭伏敌之反攻，旋即退出。敌据点因做有坚强工事，我屡攻无效，乃以一部监视敌人，主力仍退中条、吕梁根据地。

敌第一军以第廿、卅七师团主力于二十八年五月，由运城、解县分路南进，第八次进攻中条山，攻占平陆及茅津渡口，后经国军迂回侧击，敌乃撤退。至廿八年七月，敌又调集第一一○、一三五、一○八、三六等四个师团，向我上党根据地，采分进合击策略进攻，我为避免决战，将主力转移附近山地，俟敌沿白晋公路至晋东南各城市时，我始全力发动侧击，敌陆续回窜，国军乘机收复已失城市。二十八年十月上旬，敌一○八师团曾分路进攻我吕梁山根据地，经我军分别阻击，敌未得逞，仍退原地。

敌为摧毁我二战区游击区实力，集结六师团二旅团兵力，发动中原会战，亦即晋南会战，经六月之激战，将我中条山根据地攻占。中条山与太行山唇齿相依，中条山一被攻占，太行山即呈孤立，敌乘此际于三十二年四月上旬，以两师团两旅团五万多人之兵力，向太行山根据地围攻。我第廿四集团军庞炳勋指挥第四十军于林县附近，新五军于临洪镇东南地区，第二七军于陵川方面，互为犄角，迎击来犯之敌。敌以优势空军支援，分路进攻，先陷我外围据点，陵川，林县阵地亦相继被敌占领，我乃向外线转移。当时，太行地形崎岖，运动困难，我军各部形成各自为战态势，不能互相联系。新五军军长孙殿英(魁元)于临洪镇以西地区运动时，中敌伏兵而被俘，所部冲散，仅余二十七军、四十军仍抱与太行山共存亡之决心，与敌苦苦周旋，继续游击奋斗，惟战况日趋恶化。第二十四集团军总部因突围为敌冲散，与各部失去联络，庞炳勋总司令因腿部旧创复发，行动不便，位居临洪镇附近之东峡脑，不幸被敌侦出而被俘。敌命写招降书要其招降第四十军军长李振清，庞氏则秘派亲信人员告李军长，协同二十七军刘进部队继续打游击。综合此次战役，敌我伤亡皆约五六千人，新五军则无异全军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