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公明：韩寒话语并非反抗的唯一途径

本报评论记者 韩洪刚 实习生 徐伟

访谈嘉宾 李公明 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韩寒话语好玩，但需要警惕

时代周报：讨论这个时代的话语方式，韩寒是绕不过去的。怎么评价他的话语特点，以及我们时代的言说方式?

李公明：韩寒的话语是当下许多人比较愿意接受的。因为他的嬉笑怒骂与调侃更切合年轻一代的生活语言，从语言形式上看就有一种明显的特征：从语态、语气，乃至整个语言的应用都使人感觉到它不属于他们所厌恶的、不喜欢的那个语言体系。

我觉得，韩寒的话语包含了内在的、真实的、价值上的取向和判断，这是用不着怀疑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他的话语是一个时代的商业大众文化的产物，更多地折射出商业时代的语言狂欢色彩。

对韩寒我固然很欣赏，作为年轻的思考者和写作者，他的自由探索、他的思想与立场都是我所赞赏的，而且他能获得这么多网民的支持。然而并不能说这种表述途径就是最好的、就是对意识形态表述的唯一的语言途径。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从许多公共知识分子的著述、他们对社会事件的评论中看到，他们并不擅长于韩寒式的话语方式，但是他们在学术背景的厚度、思想的深刻性和表述的准确性方面，肯定有些人是做得比韩寒更好，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这既不是对韩寒的苛求，也不是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比较。指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要说明我们不能简单地以在当下网络上的影响力去评判一个人所表达的思想、观念的真正价值，那种仅以网络影响力来评判公共知识分子的工作肯定是不对的，不应该有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相反，我认为一些真正有价值的思想，很可能目前还没有那么多人狂热地追捧、认同，但是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它们的真正价值和深刻性会得到证明。

时代周报：因为韩寒所具有的影响力，我们在赞赏他之外，是不是应该保持一种清醒：像他这种话语方式的流行，会不会存在一种内在的风险?比如说，以解构的方式陷入一种油滑与无聊。最近，韩寒写过一篇文章《韩峰是个好干部》，实际上就是在价值观和现实之间进行了一种倒反。这在阅读的快感之余，会不会造成一种复杂的后果?

李公明：这的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应该有一种自我警惕，这种警惕是建立在这样的前提上的：假如所有的公共知识分子和思想者都被这种话语方式所迷惑，觉得只有这才是最好的表达方式，从而放弃他们原来各自严肃的、朴素的表达方式—如果这样的话，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话语的多元性来说无疑是一种悲剧，这是要警惕的。

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能够无条件地、毫无警惕地认同韩寒话语方式的人，恐怕更多的不是那些能够作出很深刻、很严肃思考和话语表达的人。对他们来讲，韩寒的存在就会有一定价值，就是说他们通过接受这种话语方式，对主流的话语所传播的价值与信息表示怀疑。通俗来讲，对这些人使用其他的严肃的话语来讲述，他们未必会听得进去，他们甚至可能连听的兴趣都没有;而韩寒的这种话语，他们觉得好玩、觉得不太沉重，就愿意听、愿意接受。

当思想变成表达程序和话语元素

时代周报：日本思想家丸山真男在《日本的思想》一书中有一句话：“在知识阶层中，潇洒的倒逆语的运用者与普通民众的生活实感，或轻易地与苟同于民众生活实感的大众传媒结成奇妙的联盟，以致使得进步知识分子陷入两者夹攻的孤立状态。”这是不是可以描述韩寒在我们时代话语中的状况?

李公明：对，我觉得目前关于这种话语的创作的方式，也的确是有一种迷惑。因为韩寒的话语不仅仅是调侃、讽刺、轻松，它还包含有一种心态，即对于新的词汇的发明欲望，发明一个新的表述方式，使它变得流行。

其实，这最早是从春晚现象延伸开来的。每一年的春晚都会有那么几句话或几个概念被人们广泛地流传，成为生活的用语。现在网络语言、韩寒语言体系里面也是这样，这种语言现象不能简单地说它好还是不好。它们被流传，是因为其概括性、生动性，但是这种现象如果过度地泛滥则可能会导致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在消费的意义上去耗费它的真实含义。比方说，人们会竞相发明一些这样的话语概念。当然这种发明的背后是某些公共事件、公共行为，其真正的创作者来自于某些公共机构，特别是权力机构的一些不得当的行为。但是这样的一种语言的热衷发明和消费，毕竟会与严肃的、朴素的思想渐行渐远，会产生一种过于花巧的作用，也就是陷入一种语言的狂欢。在宣泄过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思考仍然可能是非常肤浅的，对现实的改变仍然是软弱无力的;但是在语言的狂欢这个层面上，可能我们已经满足了，已经用去了我们的很多精力。

时代周报：我也有这种感受，很多的写手，包括微博上的一些表达和流行的段子，往往利用语词本身的逻辑和张力，惯于巧妙地说巧话，但一些基本的价值关怀在这样的巧智中却丢失了。

李公明：而且这样一种话语方式还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对于培养写作的人、思考的人可能会有不利的影响。因为它可能会启发一些比较聪明的人感觉到进入任何一个问题领域，最需要的可能并不是对这个问题的真正研究，而是掌握一套可以万能应对的语言表达方式。所以我们在文学评论、艺术评论、社会评论里面，看到很多的写手掌握了某种语言的表达程序和元素之后，就变得什么都可以去谈论。如果真的有可能会产生这种作用，我觉得它的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时代周报： 丸山真男接着指出，“但这种‘反叛’的姿态，往往发挥着顺应现实的功能”，你怎么来理解这种说法?

李公明：这种说法可能会让反叛者感到不太舒服和服气，但是作为反叛者，我们不能回避这种质疑。所谓“顺应现实的功能”是有多种层面含义的，并不仅仅指在价值观念上顺应现实权力，同时也可以指语言本身对现实的适应。例如它所俘虏的受众，人们会感觉和满足于它的过瘾，它的宣泄功能，但仅仅停留在这个地方。对于它所真正要反对的那种话语体系宰制下的那个群体来讲，它一方面有其锋利的一面，但同时由于它的不断地生产、不断地复制、不断增添着娱乐的性质，反而会让那部分群体觉得这种语言其实并不真正具有威胁性，就像麻药一样，可以不断地麻痹双方的感受。

时代周报：“思想浸泡在噪音当中”，现在各种话语的狂欢，会不会妨碍我们进入一个更为缜密的理性世界?

李公明：当然，因为话语的这种狂欢现象，与我们所欣赏的非常细密地、真实地、朴素地思考一些重大问题的语言状况有很大的距离。但是一个时代的话语现象肯定不是孤立的，它与这个时代的生活、人们的欲望冲动、不断受影响的价值观念都有很内在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个读书人、一个知识分子怎么去看待这种现象，是需要作出很清醒的估计的问题。

其实，我反复表达的一种立场和态度就是，要看到它的合理性，同时又要看到它的荒谬性;对我们个人来讲，我觉得关键是不要去追逐某一种潮流。你应该去了解、也可以去欣赏，但是如果不是经过写作者本人的真正思考，而是纯粹为了加入某一种有光彩的语言风景中去，那对于思考者、写作者而言，可能会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甚至是一种悲剧。

文艺复兴以后，出现了许多的喜剧，嬉笑怒骂或者说语言的不正经等等，这实际上是对那样一个统治时代的反抗。那么，这样的一个语言时代是不是很快就会过去呢?我想我们很难作出怎样的一种预测。它取决于社会的发展：既取决与大众的娱乐文化、商业文化的发展，同时也取决于思想性力量与严肃表述的力量在未来社会中的发展。

公共话语：回到严肃和朴素

时代周报：你提到文艺复兴之后的这种类似的语言现象，能否从西方的这种话语变迁，来给我们作一个预想，它大概会沿着什么方向演化?

李公明：关于语言，我首先关心的是一种对公共问题进行价值评判与传播的语言，这种与公共政治密切相关的语言的发展的确应该受到极大的关注。在这样的一个维度上，我个人的预测是，由于在公民社会的建设过程中会有更多的、更根本的制度性问题摆在公民的面前;而且在公民社会建设过程中，必然会遇到更多的宪政的问题、民主的问题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不断地浮出生活的水面并要求得到阐释，因此我个人觉得公共问题的语言表述方式，还是会越来越回到一个严肃的、朴素的话语轨道上来进行。因为在当下的语言空间下，是被迫地出现了这样一种狂欢和调侃，作为表达的一种方式。我们在建构公民社会的过程中，我们假定主导的力量是不断地向上的，不断地朝向民主，也就意味着人们真实的自由探讨的空间不是进一步地被压缩，而是必然会进一步地扩大。

时代周报：实际上像韩寒这样的流行语言的狂欢，其基线是解构，而后面你说到的未来的话语则是一种建构?

李公明：对，因为像他这种话语方式是一种解脱，让人们获得一种思想的撞击和审美的宣泄。而正面地去建构一种公民社会则需要有另外一种话语方式，这是肯定无疑的。在1949年一个新的政权产生之后，很快在语言上就产生了巨大的、断裂性的变化。当年，《人民日报》很快展开了关于正确使用汉语的讨论运动，就导致了1949年前后的公共政治语言上的断裂性的变化，同时也导致人们的生活语言的重大变化，出现了新的概念和表述的方式。所有这些都意味着一个新的政权和社会在建构过程中，其语言要找到自己最适合的表述方式。刚刚我们所说的公民社会的建构能不能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也获得某种启示呢?也有可能会，但是这里有很重要的一个区别：我们不能再期待用过去所谓的“毛语体”“新华体”来表述我们未来所要建构的公民社会，因为那种语言的表述方式，给人一种过于“庄重”、“严肃”的感觉，而且它的所有概念和诉求仅是给人以信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