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逊定律:高层决策参考 / 2012-01-09
《商人为什么不能摆脱官场依赖》：1932年就到了北平城的美国学者费正清,一生以中国为研究对象,商人阶层当然是他关注的一个群体。在《中国与美国》一书中,他充满困惑地写道:“一个西方人对于全部中国历史所要问的最迫切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为了更形象地描述看到的景象,费正清用了捕鼠的比喻:“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为什么中国经济会在一个高起点的水平线上长时间地徘徊？为什么高度发达的工商文明中无法孕育出资本主义？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些情况的发生？
20世纪初,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也以东西方工商文明的差异展开他的思考,该书序言中的第一句话就是:“为什么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只有在西方文明中,出现了一个(我们认为)其发展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现象,这究竟应归结于怎样一些环境呢？”
而一个与上述诸多疑问相关的,更具现实性的问题是:导致这一情况发生的因素是否已经彻底地排除,中国的工商企业是否仍然可能陷入历史的宿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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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 搜索: 【热点聚焦】 柳传志：企业家不希望中国爆发革命
企业家的个人命运永远和他所处的时代紧密相连。1984年，邓小平第一次南巡之后，诞生了四通、联想、海
“南方谈话”是一个信号
对于联想来说，我们做企业决策时，一般是从自己的情况出发，当年股权制度设计，后来走国际化路线等都是企业行为。但是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却对企业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从1989年到1991年，世界经历了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 这么多社会主义国家都出了问题，该如何解读背后的原因？当时一种普遍的担心是，中国还会不会继续高举社会主义大旗？当时的一些舆论，让很多人疑惑，中国是不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或者中国会不会走回头路。也有人认为，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是因为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受了不良影响，如果真的这样来总结，中国就很可能会走回头路。当时我也曾感到紧张，相信很多企业家都会和我有一样的担心。
邓小平的“南方谈话”，释放了一个信号，打消了人们的顾虑，让我们这一批人可以安心做好自己的企业。深圳那幅巨大的邓小平画像，上面写着“发展是硬道理”，这让我们坚信中国不会再走回头路。
也许现在的年轻人理解不了我们那时的感受，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我们所处的年代，也没有比较，并不知道改革到底带来了什么。我40岁才开始创业，或者说才有机会创业，非常知道一个人完全没有资格选择道路时是多么痛苦，一辈子完全只能走一条既定的道路，一直到老，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心里想做的事完全没机会做。正是有了改革开放，我们这一代人才有了自己的舞台，才能充分发挥才能，成就更好的人生。
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难，但和我们那时候的难是没法比的，完全不是一个层次。当年我在中国科学院的时候，一家5口人，住在一间12平方米的房子里，冬天早晨醒来，房间里面只有4度，和冰箱冷藏室一个温度。这种日子我们都过来了。这和今天一些年轻人有各种机会和条件，但是拼不过别人，不是一个概念。
中国现在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不能因此就否定改革，否定中国所走的道路。当年我在西北呆过，当时宝鸡是陕西比较富裕的地方，但八百里秦川，那么多农村，农民和以前没有什么区别，过着极度贫穷的日子。其实当时整个中国都穷，那时候没有两极分化，只有一个极，就是大家都穷，甚至是赤贫。再看看现在的中国，变化巨大，富强富裕了很多。
民企的半壁江山
如今，民营经济成为了半壁江山，这是中国市场化最主要的成就之一，中国企业能够参与到竞争中去，成为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通过改革开放是做不到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陆续诞生的中关村的企业都憋着一股劲，希望科技领域下海办企业的一些人能够把高科技产业化这条路走通，当时北京市和海淀区给了极大鼓励和支持，高科技企业因此迅速做起来了，多数企业都是中科院和大学这样的机构办的，也成就了一批企业和企业家。当时中科院周光召院长实行一院两制，鼓励一部分人把成果努力转化成产品，向市场推广，给了联想一个很好的小环境。邓小平1992年南巡之后，更多的人受到鼓舞，出来了一批人和企业。
1992年南巡掀起了新一轮发展高潮，政策上在不断变化，我们的感觉也很明显，之前，中国电脑行业几乎是完全封闭的，高关税，要批文，目的是不让国外的电脑冲击我们的民族工业。计划经济的时候，像联想这样体制外的企业想生产电脑，也拿不到生产批文，生产批文不对民营企业开放，这造成的一个后果是，一些国有企业的产品质次价高。
之后，中国大幅度降低关税，取消了批文，民营企业可以进入了，国外的电脑和原器件也都涌了进来，并进一步放宽外国人在中国设厂的限制。这对中国的电脑行业形成了巨大冲击，长城电脑一年
就被冲垮了。但与此同时，民营企业则在这个行业迅速崛起。联想1994年只占中国市场份额的2%左右，到2000年，所占市场份额增长到27%。所以说中国坚持走改革开放的路，民营企业特别受益，特别是像联想、华为这样的高科技企业，多是以民企为主。
当然，现在民营企业的发展还是存在着一些约束，这就需要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比如除了国家需要补贴和把控的特殊行业，充分竞争的行业和领域应该完全放开，这会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在体制的框架和规则下做事
30年来，一批批企业崛起了，但也有不少企业倒下了，不少一度风光无限的企业家或锒铛入狱，或黯走他乡，或沉寂之后再无声息。倒下去的企业，有的倒在了市场竞争中，有的倒在了体制的路上。联想一直保持一个良性的发展，我有一个指导思想，那就是不在改革开放中犯错误，不做改革的牺牲品。
这些年我自己有几个坚信，一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原有的一些政策和要走的路是有矛盾的，允许你突破，但是有界限，不能做太过分的事情。我基本是沿着边走，不越线，但也有自己的突围。二是在发展业务过程中，努力向西方企业学习，在市场化之中竞争。为什么一些企业轰然倒塌，因为完全是计划时代的方式，就是分配，完全没有打市场的能力。而我们做过代理，认真学习了国外的营销方式，什么叫做市场，什么叫做销售，也了解用户要什么，也知道怎么改进产品。由于做了这些工作，才能在开放之中“与狼共舞”。三是在改制中把握好时机，懂得进退和感恩。
企业工作者和政府官员的角度和高度是不一样的，站在国家的高度做的决策更有全局性，有时不一定会对所有的局部和个体都有利。企业工作者可能对政策有不满意的地方，用合理的方式积极提出看法即可，而不要有过激的行为，这可能会扰乱大局。
比如有的人，看到了局部某些不公正的东西，不停地抱怨或是“呐喊”，结果顾不上自己的企业，企业垮了。企业家要记得自己不只是一个人，肩上担负的是企业里更多人的责任，企业垮了，是对股东和全体员工不负责任。因此，我要记住自己的本分，把自己的企业办好。
企业最大的社会责任是诚信经商，按章纳税，遵纪守法，解决就业，注重环保，善待员工等等，然后才可能根据企业的能力开展公益活动。努力做好自己的企业，让企业实现产业报国，这是我们全体联想人的诉求。我们公司的愿景第一条就是“以产业报国为已任”。
很多问题，我目前很关心，但未必能想得清楚。比如说，一些欧洲国家的社会民主制度，使得老百姓生活得到了很大的改善，但出现了过度福利化的状况，减弱了人们向前冲的动力，很多人没到退休年龄就想退休，在没有大的经济危机出现以前，很和谐，没有大的贫富差距，但是整个社会缺少发展的动力，这是好的制度吗？今天中国的制度还有很多需要改进和改革的地方，但我们肯定也不希望中国出任何问题，我们希望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我没有那种高度，企业家只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就够了。
我更感兴趣的是欧洲长时间经济衰退后，对我们的企业会有什么影响，联想集团电脑的销售量会不会有所减低。联想控股下面有两个投资公司，他们的投资应该偏向于哪一类。
我想与中国民营企业家交流的是，稳定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我们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最大的受益者，让社会空气和谐湿润，是最重要的，是我们最要尽力的。所谓改革，真的要改，也得是执政党内部自上而下的推动。我知道现在一些民营企业抱怨受到不公平待遇，联想在发展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些不公，我一个明确的态度是，把企业的事情做好就行了。
我们需要认真研究自己的企业该如何发展，该怎么做，哪种东西对整个中国最有利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哪种东西可以让企业发展得更好。我只在现有体制的框架和规则下做自己的事情，提出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但是仅此而已，提出也不一定坚持，因为我拿不准，确实高度不同。改革是一个大的系统设计，要一步步来。
中国改革到了今天，有一件事情已经很明确，那就是改革是一个整体，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是一个一体化的东西，只追求经济改革的话，会遇到问题，改革会难以深化。
比如现在，如果国家的经济增长能够以消费为拉动，会让百姓生活得更好，但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经济政策，扩大内需也提了很多年了，总是效果不彰。比如减低税收，把减的税收补贴到百姓的工资中，比如把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再提高。还有政府开支是不是过大，是不是把税收用得更好。这些都不只是简单的经济问题。
最好的方式，是改革的推动者对问题有深入分析，并不断去思考下一步如何改。邓小平南巡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推动会怎么样？我们相信执政党是要求不断改革的。中国的改革走到了现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不会回潮。
经济改革应该和政治改革相配套。经济改革在前面，经济改革到了一定程度，政治改革一定要进行。今天的中国，政治体制还是需要改革的，打击贪污腐败，提高监督力度，这些一定要做。
企业生存环境依附于整个中国的发展环境，和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等是密切相关的。政府不断改革、改良，让改革更全面，不仅是经济的改革，还包括政治、文化等等的改革，让改革形成系统化。这是我们希望的。（柳传志联想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苏联解体，克格勃为何没被清算
今年12月的俄罗斯议会大选之前，独立观察组织“声音”被以“与美国方面有染”的罪名强行控制。10日，大规模的示威爆发，俄最火爆的社交工具“VKONTAKTE”接到关闭部分交流组的命令。谁都知道，在这两件事背后操刀的是俄联邦安全局，其前身正是著名的克格勃。一切就像苏联重现一般，仿佛克格勃的一双眼睛仍在某个角落盯着大家。
苏联解体，克格勃没能逃过被分拆的命运，但昔日的特工们却未曾远去，他们中不少人追随普京组成了一个垄断新政权的强大集团。而且，谁都知道，普京也曾是一名特工。这是一个特工当国的故事。
这个故事要从“8·19”事件讲起。
苏联人早早地就意识到了情报人员参与政权的危害，在这个大国残喘的最后几年中，克格勃高层领导中高达40%的比例由文职人员充任。但当权力架构开始动摇，克格勃的力量开始挣脱束缚，分布于莫斯科的数个监听站在“8·19”事件的前夜得到了时任主席克留奇科夫的命令——监听苏联高层的电话！
克格勃是苏联体内的一只巨兽，几十年来它无所不能，但从未获得将矛头指向主人的权力，这是苏联帝国古老的禁忌。但这一天，权力的封条被揭开了。
当事件发生，正在克里米亚度假的戈尔巴乔夫发现自己同外界失去了联系，所有的通讯方式都被切断了。毫无疑问，这是克格勃的杰作。特工们向自己的主子下手了。
所以，当整场政变以失败告终时，克格勃也就逃不过被整肃的命运了。克留奇科夫被逮捕，代替他的是克格勃末代主席巴卡京。末代主席签署一个个命令将克格勃拆解，一块块的交给各个即将独立的加盟国。叶利钦的俄联邦则得到了其中最大的一块。在“8·19”事件中极大巩固了地位的这位未来俄总统深知绝不能重蹈戈尔巴乔夫的覆辙，他开始着手驯服刚刚领回家的这头“巨兽”。如有必要，甚至不惜将其毁灭。
还没等苏联成为历史，一个专门负责清算克格勃的委员会便告成立，主席是叶利钦颇为赏识的斯捷帕申。克格勃的故事就此进入了斯捷帕申时代。
当苏共倒台时，它的党员们没有什么反应。当苏联解体时，人们未曾流下多少眼泪。除了民主力量的欢呼，这场日后普京口中的“20世纪最大地缘政治灾难”显得平静、自然。所以，在苏联最后的日子里负责清算克格勃工作的这个委员会所面临的舆论环境完全是反克格勃式的。
当时，各种媒体上、人们的街谈巷议中少不了有关克格勃的话题，一种普遍的观点是，新俄罗斯不需要克格勃，不需要一个连家里的生日宴会上请了什么客人都得详细登记的、无所不在的监视网。这种情绪一度成为政策。一份当时的内部文件写到：作为一种无法改革的制度，克格勃应该被消灭。
大众取得了初步的胜利，委员会将克格勃大卸八块。但人们没有善罢甘休，他们要求克格勃交出特工名单。
作为一个秘密机构，交出名单便意味着死亡。到了这一步，克格勃才算是走到了面临生死存亡境地。
就在此时，斯捷帕申出手了。在他的力保下，名单没有交出去。克格勃保住了一线生机。
斯捷帕申这位政工专业出身的政客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扮演了克格勃保护人的角色，此时他不仅在中央担任职务，还兼任了克格勃圣彼得堡局局长。在中央，他主持通过了《安全法》、《联邦安全机构法》，都是为未来新的克格勃——安全局所准备。民主阵营的代表斯塔罗沃伊托娃议员曾于92年试图推动通过一部《清算法》，规定苏共党员和克格勃以及与它们有染的人均不得从政。但该法案的通过最终被斯捷帕申给阻止了。
1995年，俄联邦通过了《安全局法》正式承认了安全局的地位，克格勃至此算是逃过一劫。斯捷帕申对此有自己的解释：“俄罗斯这个大国当然需要一个情报组织，只是它不应再是党用来反人民的工具，而应是社会大众手中的武器。”
在担任克格勃圣彼得堡局局长时，斯捷帕申曾为一位刚刚去世的老克格勃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追悼会。报章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人们无法容忍为一名克格勃歌功颂德。
追悼会的现场有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的名字叫弗拉基米尔·普京。
此时，这位曾在东德做特工的克格勃已经是圣彼得堡市副市长。这场葬礼后，他与斯捷帕申成了好朋友。
此后，斯捷帕申在莫斯科中央担任了包括安全局局长在内的不同职务，一直扮演着安全局庇护者的角色。而来自于民主阵营的攻击从未停止。1997年，那位执着的斯塔罗沃伊托娃再次力推《清算法》，但仍未获成功。
1998年，斯塔罗沃伊托娃被神秘暗杀，此案至今未有公论。
此时，普京已经在好友们的帮助下进入了莫斯科中央，开始崭露头角。1999年，老总统叶利钦的第二个任期即将结束，总统的势力集团为接班人的问题伤透了脑筋，选来选去，普京成了大家都能接受的一个人选。当然，有人曾担忧，普京不错，但他的克格勃身份是个问题。
可叶利钦不管这些，他认定普京是一个不错的人选。1999年最后一天，叶利钦在电视上老泪纵横地卸下了总统职务，正式将其交给了昔日的克格勃普京。
后面的故事就简单了，在普京的眷顾之下，昔日克格勃成批的进入权力核心，以克格勃为班底的“强力集团”正式成型，普京的权力之路也因此而变得一马平川。而曾力保克格勃的斯捷帕申自然少不了好处，这位早已失去政治生命的政客一直被普京留在中央，直到现在。
克格勃复活了，尽管其威势与样貌已不复当年。
一路梳理下来，克格勃的跌宕起伏似乎也是一种必然。为什么普京会那么迅速的成为圣彼得堡副市长？为什么他会成为唯一一个大家都中意的总统接班人？如果有人可以代替克格勃们，他们会最终风生水起么？唯一的一个解释是，在那个苏共官僚已无人支持、民主势力又频遇挫折的时代，昔日的克格勃成了为数不多的可以依靠的人才宝库之一。（方亮文，独立学者，选自《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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