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扎古壁纸:日本弟媳成为鲁迅兄弟反目导火索
日本弟媳成为鲁迅兄弟反目导火索
2008-11-14 09:00:33 来源: 《百家讲坛》杂志- 这位人格和心理都有严重问题的日本弟媳,并非出身富家,可是派头极阔,架子很大。家里雇用的男女仆人就有十多个,而且往往饭菜不合口味,就要撤回厨房重做。更令人不堪忍受的是,她还把自己的许多亲属从日本接来同住,而且一切穿着用度,都要日本货。
鲁迅故居里的悲欢传奇
段战江
离开,无奈而又决绝
当他搬出这座院子时,心里满是伤痛、疲惫和委屈。
可以说,他是被自己最亲的人撵出来的。这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外,他实在想不通,心里非常气懑。身为周家的长子,由于家道中落,父亲早逝,他早早就承担起养家的重任,特别是对小自己4岁的二弟作人,更是疼爱有加。
这是一个三进的大四合院,宽敞豁亮,他早已计划好,后院留给老二和老三住,那里的北房朝向好,院子幽静宽敞,适合二弟安心读书,也方便小侄子们自由自在地玩耍;中院留给母亲和原配夫人朱安住;自己就住到前院的“前罩房”,虽说屋子背光,有些阴冷,可只要全家人能够其乐融融聚在一起,他已经非常满足。
鲁迅也曾婉转地劝说过,却不料妨碍了这位日本弟媳的权威,惹她“讨厌起来了”。二弟作人也劝过、吵过,可患有歇斯底里症的信子,却有发癫的撒手锏,于是,“信子一装死他(周作人)就屈服了”。这位书呆子气的二弟,“要天天创造新生活,则只好权其轻重,牺牲与长兄友好,换取家庭安静”。对此,鲁迅除了忍耐,又能说什么好呢?
鲁迅能忍,可信子不能。她先是觉得同一屋檐下的小叔子(也是她的妹夫)建人不顺眼,因为那时建人刚刚来京,一时找不到工作,没有收入,便经常遭到她明目张胆的蔑视。鲁迅心疼三弟,并帮三弟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当三弟提出要其妻羽太芳子(羽太信子的妹妹)去上海共同生活时,这位性情近乎变态的姐姐,竟诱劝妹妹说出“不去上海、不离婚,要陪姐姐”这样绝情的话。
是他们兄弟太软弱了吗?以鲁迅坚硬的性格,他本是无法容忍,可这都是周家的家事、家丑。面对这样不讲理的弟媳,他又能怎样?他只是太过疼爱自己这位颇有才华的二弟。便是为二弟着想,他也只有忍。
这位“读书多而不明理”的二弟,有时实在窝囊。一次夫妇争吵,结果信子是歇斯底里症大发作,二弟的小舅子、小姨子指着他破口大骂,他却只会“发愣”。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冒犯,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对此,鲁迅也只能恨铁不成钢地埋怨二弟一句“真昏”罢了。
鲁迅还记得,1923年7月19日上午,在没有任何征兆的前提下,昏昏的二弟突然给他递交了一封信,要他“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但没有说出任何可以让人弄得明白的理由。他想问个明白,“后邀欲问之,不至”。半个月后,他终于明白,兄弟怡怡已成历史,信子的毒舌,终是在兄弟之间残忍地拉开了一条无法跨越的鸿沟。他不知道信子说了什么,但他知道一点,那就是她想让他永远地走开,从而独霸八道湾。
能吵么?能闹么?不能。为了兄弟的安静,也为了自己的解脱,最后,鲁迅无奈而又决绝地搬出了八道湾。后来,他为此特地给自己起了一个“宴之敖”的笔名,并作了解释:“‘宴’从门(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也就是说,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逐出的。”
蜗居里面没有家
砖塔胡同61号。这座院落,是她自愿跟着大先生搬进来的。
她叫朱安,是她尊称的大先生鲁迅明媒正娶的“大太太”、“大师母”,所以,她想跟着他,也必须跟着他。当初大先生搬离八道湾之前,曾征求她的意见时,问她是愿意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并强调说如果回绍兴,他将按月寄钱供应她的生活。她想了想,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鲁迅的母亲鲁瑞)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自跟着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再说婶婶是日本人,话都听不懂,日子不好过啊。绍兴朱家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也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她很清楚地知道,大先生不喜欢她,可也离不开她的照顾。因此,1923年8月2日,一个雨后的下午,大先生便带着她一起迁居砖塔胡同61号。
待到第二年5月,他们搬到西三条胡同21号的那个院落时,情况依然没有丝毫改观。大先生始终抱着“陪着做一世牺牲”的打算,要和她冷战到底,她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但比起当初她尊照娘娘的话,为大先生做了一条棉裤,竟被他扔到院外时的火爆行为相比,这样的冷漠姿态,倒显得礼貌许多,客气许多。她没有读过书,没有留过洋,爱情是什么东西,她不懂,自然说不出“没有爱的悲哀”,也说不出“无所可爱的悲哀”。她没有大先生想得透彻,可困在无爱的婚姻里,她的痛苦不见得比他少,只是一个在沉默中警醒,一个在沉默中麻木。若是不谈情,也不说爱,那么作为形式上的丈夫,大先生还算是称职的,他始终不断给她的娘家寄钱;她生病时,他也会亲自送她去医院,并搀扶着她上下黄包车;他每次买些点心回来,先让娘娘挑拣,然后就让她挑选……这些细节,终是少得可怜,可已经让她相当释然和安慰了。她反复对别人讲“周先生对我不坏,彼此间没有争吵”,这样的相敬如宾,便是她一生得以知足的现实幸福。
好在是,她还有娘娘陪伴。她爱娘娘,也是同情娘娘的。在她15岁那年(1893年),娘娘的公公介孚公为给几位亲友子弟“求通关节”贿赂了主考官,却因家仆的莽撞而案发入狱,判了很重的罪名,周家也因此衰败下去。娘娘的丈夫周伯宜更是可怜,因科考案发,不但被取消了考试资格,永不能参加科考,而且连以前取得的秀才资格也被削去。大受打击和刺激的周伯宜,第二年就大病不起,苦撑一年后,最终还是离开娘娘而去,年仅35岁。更不幸的是,两年后,娘娘的小儿子椿寿也因急性肺炎而夭折。一连串的灾祸,使得年近不惑的娘娘,愈发把全部希望都放在长子身上了。
当时,周家的处境非常糟糕,对于鲁老太太而言,更是难上加难。公公周介孚还深陷狱中,丈夫又刚刚故去,儿子又都太过年少,所以主意也只能自己拿。那时的鲁迅,17岁不到,正在南京水师学堂读书,对于由鲁老太太一手包办的婚姻,并不知晓。
后来家里人写信告知,鲁迅先是一口回绝,要朱家姑娘另嫁。可鲁老太太以为,亲事是她主动托人向朱家提出的,自己没有理由提出退婚。况且这门亲事,亲友四邻都已知道,提出解约,对周朱两家的声誉都不好,无缘无故被退婚,朱安姑娘日后又如何嫁人?好说歹说,鲁迅终是不情愿地答应了。
朱安自然记得这段未过门便荡起的“抗婚”风波。她还记得,大先生也曾对她提了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可她已经是20岁的大姑娘了,一来小脚已经定型,无法放大;二来觉得妇道人家读书不太好,进学堂更是羞得慌。后来大先生也没再坚持,并一口答应说“几时结婚几时到”。
当时,江南水师学堂的学制是9年,也就是说,鲁迅有9年的时间,可以合情合理地推拖。而在这漫长的9年时间里,鲁迅的心理思想如何变化,她都不懂,也无从知晓。她只是坚持默默地等待,等待9年后,周家会给她一个说法,一个归宿。
她不相信自己,也不了解鲁迅,可她信任娘娘。依照娘娘的性格,她肯定要给朱安姑娘一个说法。1903年,鲁迅在赠给好友许寿裳一首《自题小像》的七绝诗,诗云:“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诗中透露的正是鲁迅对于这段婚姻的苦闷。鲁老太太对于他的心意,不予体察和理解,看似霸道,实则只是要兑现一个9年的婚诺,为一个寂寞的人儿讨个说法。
1906年,鲁迅的小叔周伯升从江南水师学堂正式毕业,当年,鲁迅差不多是和这位小叔同年入学,因此在绍兴老家的亲戚眼里,这已是鲁迅兑现婚诺的最后期限。何况,这时的朱安,已是年近30的老姑娘了。无论人情,还是道义,鲁老太太都无法容忍长子再推拖下去,甚至不惜以“母病速回”的谎言,把鲁迅从日本骗了回去。
这一年的农历六月初六,朱安终于被娶进了周家的大门,成为鲁迅的新娘。那一天,朱安特地做了一双大号的绣花鞋,以迎合新郎要求放脚的“新思想”。不曾想,脚太小,鞋太大,新娘来不及下地,宽大的绣花鞋就从轿上滚落下来,从而引来一阵哄笑。他就这样“在母亲所导演的一场以喜剧形式出现的人间悲剧中扮演主角了”。
而当揭开盖头,看到一位“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的新娘时,新郎一声不响,只是“脸上有些阴郁,很沉闷”。那个洞房之夜,失望的鲁迅哭了一夜,第二天,他便搬进了书房,让她一人独守空房。婚后第四天,他又借口学习功课忙,逃也似的离开了伤心的故乡。 (本文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对于这种尴尬得有些过分、冷漠得有些无情的挂名夫妻生活,她不是没有愤怒过,也不是没有抗争。有一次鲁迅回绍兴探亲,她借备席款待亲友之际,当众指责他的种种不是。可鲁迅听之任之,一言不发,保持沉默。事后鲁迅对好友孙伏园说:“她是有意挑衅,我如答辩,就会中她的计而闹得一塌糊涂;置之不理,她也就无计可施了。”她也曾改变策略,试图开明地劝他娶妾,以为这样就可以换来他的一点同情和温柔。
然而,她无法懂得鲁迅真正的寂寞和痛苦。她尊称为“大先生”的丈夫,对于这种包办的婚姻悲剧,有着清醒得近乎绝望的认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定结了四千年的旧帐。”陪着做一世牺牲!这种恨,这种痛,这种伤,又岂是语言可以形容?
从1906年结婚到1923年搬进这个小院的17年时间里,他和她,在寂寞里,在痛苦中,在恨与自恨、伤与自伤的交织纠缠之间,毁掉了最美好的年华,耗尽了最宝贵的激情。失败的婚姻里,可以没有爱,但不能没有责任。他甘愿承担一副精神和生活的双重枷锁,是因为他不能为她的幸福负责,却必须为她的生计和尊严负责。那个时代,朱安一旦被休,她将处于极其艰难甚至绝望的处境。而她,也选择了明智的沉默。她知道,不能给他爱的幸福,但至少应给他一份安静吧。
在这座小院里,她的生活重心便是安排大先生和娘娘的生活起居。她唯一的生活乐趣,就是在忙了一天的家务之后,坐在娘娘身边,咕嘟咕嘟地抽上几口水烟,然后闷闷地听着别人说话。间或有鲁迅的学生造访,青春欢乐的气息洒满院落时,身为大师母的她,只会自卑地将自己隐藏在黑暗的角落里。
这样的生活,毕竟太过单调,也太过乏味。身为女人,她难道就不曾想要孩子吗?想,她当然想。有一次,邻居小姑娘天真地问她:“大师母,你不喜欢孩子吗?”她淡淡地答道:“大先生连话都不同我说,我怎么能有孩子呢?”
已是四十六七岁年纪的她,内心的情感早已寂然,一片清冷。她老了,她累了。正如她所言:“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
麻木是她保护自己的最好利器,沉默是她面对生活的基本态度。一年后,鲁迅在这座小院里收获了迟到的爱情,又一年过后,鲁迅带着他的爱情南下,并最终和许广平定居上海。就一个女人的直觉而言,她不可能没有察觉,也不可能没有触动。然而,她既没有闹,也没有吵,依然是在沉默中接受了一切。正如她所言:“各有各的人生,我应该原谅他。”
好多年后,海婴(鲁迅之子)在回忆录里,还曾感慨地说道:“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性。她虽然没有文化,却能正视现实,能如此对待我们母子,称母亲为‘妹’,视我为己出。”鲁迅逝世之后,朱安定期和他们母子通信,字里行间,满是关爱之情。隐藏在她内心最深处的爱,终于被孩子激发出来,这也是她晚年或者是她一生中最愉快、最欣慰的情感释放和付出。按照她的朴素愿望,海婴若是能在她百年之后,为她披麻戴孝,便是她最大的幸福,因为这样她就不会做孤魂野鬼了。
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许广平和海婴都无法在她去世时,赶往北京。1947年6月29日晨,在这座坚守了23年之久的院落里,她终是一个人孤独地走完了她的人生。她死后,也没有办法按照她的愿望,“葬在大先生之旁”,而是安葬在北京西直门外保福寺村她婆婆鲁瑞的墓旁。
没有墓碑,没有行状,一如她生前一样寂寞和凄凉。
轻柔地握紧“老虎尾巴”
差不多是鲁迅搬进西三条胡同这座小院的一年之后,一位年轻的女学生,怀着好奇而又激动的心情,贸然走进这座院落,也从此走进了鲁迅的心。
这封信是3月11日发出的,在接到信后的当天夜里,鲁迅就为她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因此,13日一大早,许广平便收到了先生的复信,这让她非常感动。而信里头,头一句便是称她为“广平兄”,更是让她受宠若惊。当他们通信到第六封时,已经完全无拘无束的许广平又显“淘气”本色,自称为“小鬼”。值得一提的是,一个月的时间里,双方来往书信达12封之多,而且几乎每一封书信,鲁迅都是当天即复。
随着对先生的好感不断增加,她的好奇心也愈发旺盛。1925年4月12日,她拉着自己的同学林卓凤,贸然前往西三条胡同,“探险”先生的“秘密窝”。她看到了什么呢?一座不大的四合院,一个栽着“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小花园,以及正屋中间后面加盖的,面积仅10平方米左右的平顶灰棚(即鲁迅的书房兼卧室,俗称“老虎尾巴”),房间的摆设,也不过是旧箱子、旧写字桌、旧藤椅,以及一张铺板搭成的单人床和一个简单的多层书架。
对于一位堂堂的北大教师而言,这样的“蜗居”实在是显得太过简朴,甚至有些寒酸。可在许广平的眼里,这一切却显得诗意而浪漫。她在信中写道:“归来的印象,觉得在熄灭了的红血的灯光,而默坐在那间全部的一面满镶玻璃的室中时,偶然出神地听听雨声的滴答,看看月光的幽寂;在枣树发叶结果的时候,领略它风动叶声的沙沙和打下来熟枣的勃勃;再四时不绝的‘多个多个’、‘戈戈戈戈戈’的鸡声:晨夕之间,或者负手在这小天地中徘徊俯仰,这其中定有一番趣味,其味为何?”
如果从1925年3月11日双方第一次通信算起,到当年7月底,信件往返达41封之多,抛开邮递的时间不计,两人的通信从未间断。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仅7月份,许广平去鲁迅家5次,给鲁迅写信6封,差不多两三天就有一次联系,这还不包括鲁迅去女师大上课时的见面。正是在这样异常密切的联系和沟通中,师生之间的鸿沟慢慢填平,感情之间的距离也渐渐拉近。双方在通信中的称呼,日益亲切,甚至开始有了甜蜜的味道。在7月中下旬的通信中,许广平愈发大胆,甚至颠倒辈分,开始娇憨地称鲁迅为“嫩弟”、“嫩棣棣”,由此观之,大概也是从这个时候起,两人的感情开始慢慢浸过忘年交和师生情的界限,悄无声息地向爱情的方向漫延。
1925年8月间,由于学校风潮的原因,警方强行介入,身为学生积极活动分子的许广平被赶出校园,无处可栖,只好在鲁迅家里暂避了一个星期。这期间,鲁迅请她替自己誊抄旧杂志上的文章(即后来收入《坟》中的那几篇长文)。能为恩师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许广平自然乐意,而且非常积极。一次,她在一天的时间里就抄了一万多字。当她把抄好的稿子交给鲁迅时,鲁迅非常惊讶,一边心疼地抚摸着她的小手,一边责备道:“你为什么要抄得这么快这么多呢!”细微的举动里,满是关爱之心和怜惜之情。
于是,当许广平勇敢地向鲁迅大胆示爱时,他不敢答应,而是列举出自己的种种“不配”来,然后问道:“为什么还要爱呢?”许广平答道:“神未必这样想!”《神未必这样想》是英国诗人勃朗宁的一首诗作,主要讲述了一对恋人,由于男的因年长很多,不敢结婚,10年后,女的委身于不爱之人,而他仍是单身,最后和一位女伶结识,结果是4个人都很不幸。诗人的本意是鼓励人们大胆追求自己的真爱,否则违反天意。这首诗也是鲁迅在女师大上课时点评过的一首诗作,却不料被许广平拿来还给老师。对此,鲁迅找不到反驳的理由,只是说她“中毒太深”。嘴上如此说,他的心,却未必这样想。也许正是这句话,让他开始勇敢起来,慢慢解开自己身上那些传统的、伦理的、道德的重重枷锁。
面对鲁迅的谨慎和犹豫,许广平要主动得多,也决断得多。1925年10月,一个深秋的夜晚,在这座小院的“老虎尾巴”书房里,27岁的许广平主动握住了鲁迅的手,鲁迅报以“轻柔而缓缓的紧握”。终于,他对她说:“你战胜了!”有关他们示爱的细节,许广平在《为了爱》的诗篇中描述道:“在深切了解之下,/你说:‘我可以爱。’/你就爱我一人。/我们无愧于心,/对得起人人。”
热恋中的许广平,还写了一篇情绪激昂的散文诗—《风子是我的爱》,她在诗中明确地表达了他们的爱情宣言:“不自量也罢!不相当也罢!同类也罢!异类也罢!合法也罢!不合法也罢!这都于我们不相干,于你们无关系……”另外,在鲁迅主编的《国民新报》副刊上,还特地编发了她的《同行者》一文,宣称她不畏惧“人间的冷漠,压迫”,“一心一意的向着爱的方向奔驰”。
这一番大胆热烈的表白,无疑向世人表白了他们的爱。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20年之后的鲁迅,终是大胆地跳了出来,亮出自己的态度,拥抱自己的爱情。然而,这个时期的鲁迅,除却短暂的欣喜之外,他的心情依然复杂而沉重。就在他们相互表白爱情的第二天,即1925年10月21日,鲁迅一气呵成地完成了一篇以婚恋为题材的小说—《伤逝》。这是他唯一的一部爱情小说。在小说里,他表达了一种对于新式婚姻最终依然走向悲剧的忧虑,甚至说是一种恐惧。按照他敏感而悲观的气质,他不自信,或许不相信他和许广平的未来,会有一个乐观的答案。
耐人寻味的是,自从他们明确恋爱关系的1925年10月之后,一直到1926年8月他们离开北京之前,他们的交往却突然淡了下来。这期间,许广平仅给鲁迅写了3封信,其中一封还是对稿件的说明,而鲁迅则一封也没有回,更没有主动写信。或许有工作紧张忙碌的缘故,可与其形成对比的是,这期间鲁迅依然在大量回复朋友的来信。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这期间,许广平也不曾像以往那样频繁拜会鲁迅了,仅去了3次,而在最初频繁书信往来的那5个月里,却达7次之多。真正的缘由我们不得而知。根据善良的猜想,可能是缘于一种对朱安的尊重吧。
那个时候,除却以文学方式隐晦地表达他们的爱情之外,还不便于对世人特别是家人公开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爱,只能悄悄地藏在心中。他们必须寻求一个机会,寻找一个理由,冲出这座禁锢情感的小院,圆满他们的结合,培育他们的爱情。
1926年,鲁迅的好友林语堂在担任厦门大学国学系主任后,知道鲁迅在北京遭遇到一些麻烦,便热情地邀请他去厦大执教。而许广平也正好这一年毕业,家在广东的她自然要回南方。于是,两人有了可以同行的最好理由,无论对他人,还是对他们自己。
1926年9月2日清晨7时,鲁迅从上海乘新宁号轮船赴厦门;同日清晨8时,许广平乘广大号轮船赴广州。对于他们而言,新的生活才刚刚开始,历史的目光,也终是热切地追随他们而去。可北京小院的故事,却在这一刻悄然落幕。大概没有人记得,小院里还有一位孤独的女性,陪着年老的婆婆,在一个只有两棵枣树的寂寂院落里,默然独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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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太信子的另一面:贤妻良母的典范
高建军
在阅读有关周作人的一些材料的时候,忽然对周的夫人羽太信子有了一点兴趣。她是日本人,随周作人来到中国,并最终死在这里,于她来讲也算客死异国了。许多写周作人的文章都会捎带零星地涉及一些她的行迹,其中有赞有弹,褒贬不一。但有一点,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即,她对周作人生活和人生道路的影响非同小可。周作人一生中至少有两件大事,羽太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一是周作人与乃兄鲁迅的决裂,一是周作人“七七事变”后没有南下而留在北平,并最后落水出任伪职。
终于导致鲁迅先是分炊,后彻底搬出八道湾。鲁迅在1926年6月11日的日记中记载那天下午他去八道湾取东西,与弟弟和弟媳发生的一场冲突。中有“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等语。至于究竟是什么“秽语”,外人不得而知,虽后人多有揣测者,但到底只是揣测而已。根据鲁迅这个记载判断,这个羽太信子的性格可能是相当泼悍的。对这一性格特点,周建人还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早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周作人)携带家眷回国居住在绍兴时,他们夫妇间有过一次争吵,结果女方歇斯底里症大发作,周作人发愣,而他的郞舅、小姨指着他破口大骂,从此,他不敢再有丝毫‘得罪’。相反,他却受到百般的欺凌虐待,甚至被拉到日本使馆去讲话。”周建人说周作人是意志薄弱、性情和顺,却不辨是非。鲁迅对周作人的评价是“昏”。这兄弟俩的意见倒也一致。看周作人的文章,觉得他是那么渊博、见识又是那么卓超,但在世事上、大节上的处理与选择却又如此“出人意表”。用乾隆皇帝对纪晓岚的评价“读书多而不明理”来评价周作人大体不错。这一事件中,羽太信子起的作用确实不容忽视。
羽太信子不仅对自己丈夫的人生道路有着负面的影响,她对自己的妹妹芳子(也就是周建人的妻子)的成长也没有起到好作用。俞芳引述鲁迅母亲的话说,芳子长年和信子在一起,受信子影响很大,比如,贪图享受,爱虚荣,怕过艰苦的生活,对周建人不够体贴,不太近人情等等。
总的来讲,羽太信子只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女人,她因为嫁了一个有大才、有大名的丈夫而为世人所知。她又因为身处一个夫妻各自所属民族国家之间激烈争战的时代,而身不由己地多多少少地卷入了。这种民族国家之间不正常关系对个体的影响体现在她身上,就是她的丈夫在民族大节上的首鼠两端、进退失据,终于堕入魔道,也使她在战争之后的生活受到连累。设若在一个和平的环境中,她也许能够平平静静地、更感幸福地走过一生吧。不过,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要是要求她在当年那样的历史关口,敦促自己的丈夫离开北平南下救亡也是不现实的,也是苛求她了。更何况她的见识、她的民族属性也使她不能这么做呢。 (本文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