漠河县红灯区在哪里:文革之初的“夺权”高潮
同日,聂元梓部署北京大学“新北大公社”连夜派出大批人员到高教部、中宣部、统战部、中监委、中组部及北京市人委各部夺权。1月19日,文化部被造反派夺权。同日,首都出版系统造反派向全国出版系统造反派发出紧急呼吁书,其中第一条就是“立即夺取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大权,夺取每一个出版阵地”;新华社21日全文播发此呼吁书,《人民日报》22日转载时还配发了评论员文章“出版毛泽东著作的大权我们掌”。1月21日,广东造反派宣布夺了省委、省人委及广州市委、市人委的权,次日在《南方日报》刊登了夺权通告。同日,徐州市两大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造反总部”和“八一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联合宣布接管市委、市人委和公检法一切权力。
在这场全国性的“夺权”浪潮中,1月2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20点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中播出了《人民日报》次日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宣称:“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展开夺权斗争的伟大革命风暴,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席卷全中国,震动全世界……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新的飞跃。”
这篇社论肯定了已经发生的造反派“夺权”行动,推波助澜,进一步煽起了全国范围的造反派夺权风暴。当时有些地方(如山西、青岛、贵州、山东、黑龙江)的夺权得到了中央的正式承认,有些地方的夺权结果虽未得到中央的正式承认,但也大多得到当地驻军的支持。
在1967年初中共承认的山西、山东、贵州、黑龙江、上海这四省一市的夺权过程中,上海并不是其中的“开端”,上海的造反派最迟至2月才真正完成夺权过程,所以,上海的夺权过程其实是落在其它省市的后面。上海造反派夺权后曾于1967年2月5日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以代替原来的政权组织,这个举动曾名噪一时。但实际上以“公社”这个名称命名新的权力机构,并不是上海造反派自己的发明,而是他们经“中央文革”授意,袭用了1月27日聂元梓、蒯大富等筹划组织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名称。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其实并未夺得上海市的党政权力。当时,毛泽东不理睬其它省市真正抢先夺得当地党政权力的造反派,却独厚上海那并无领先“功劳”的工人造反派团体,凭空给他们封了一个“一月革命风暴”“发起人”的桂冠。通过对这一史实的分析,可以再次看到官定历史材料被政治领袖任意玩弄的明显痕迹。(何蜀)
www.singtaone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