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演讲

    兰迪·鲍许是一位热情、风趣且教学认真的大学教授，在46岁时被诊断出罹患致死率最高的癌症——胰腺癌。2007年8月，医生说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可能只剩下3～6个月生命。9月，兰迪教授应学校之邀发表了一场演讲，这场演讲让现场所有人笑声不断，也让不少人潸然泪下。

    我是3个孩子的父亲，娶了一位称心的妻子。我时常为自己罹病感到难过，而这对于我的家人或我自己都毫无益处。

    那么，我该怎么度过这余下的有限时光呢？

    我可以和我的家人终日厮守，给他们以呵护。我要珍惜和他们在一起的分分秒秒，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以便帮助他们更平稳地进入我离开后的生活。

    不太容易做到的是，如何教给孩子们本应该在今后20年里教给他们的东西。他们现在还小，没有能力参与那些对话。天下的父母都希望教会自己的孩子辨别是非，告诉他们我们认为重要的事，以及如何应对生活中将要遇到的种种挑战。在这种愿望的促使下，我来到卡耐基·梅隆大学，完成了“最后的演讲”。

永不放弃

    当我从布朗大学毕业时，从来没有想过要成为研究生。我的家人都是先受完本科教育后找工作，他们没有继续接受更高等的教育。

    但布朗大学的指导老师安迪建议我攻读博士学位，做一名教授。他说：“因为你是非常出色的推销员，如果你去某个公司工作，他们会让你当推销员。如果你打算成为推销员，你倒不如销售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教育。”

    我永远感谢这个建议。

    安迪告诉我去向卡耐基·梅隆大学申请，他已经送去了他的很多优秀学生。“你能够入学，没有问题。”他说。他给我写了份推荐信。

    但卡耐基·梅隆大学没有接收我，于是我来到安迪的办公室，把拒绝信放在他的桌子上。他拨通了卡耐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科学系的主任尼克·哈伯曼的电话，然后他对我说：“明天早上8时到他办公室。”

    尼克很有气质，是个老派的、欧洲人气质的学者。很明显，我们的会面是因为他朋友安迪的面子。他问我，既然我申请的那个系科早已评价过我了，我为什么要求他重新考虑一下我的申请。我小心谨慎地说：“从我被考察开始，我又获得了海军研究办公室的全额奖学金。”尼克非常严肃地回答：“有钱不是我们录取的标准；我们有研究基金资助学生。”然后，他盯着我，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把我彻底看透了。

    任何一个人的一生中，都有几个关键时刻，他如果事后回想起来，能够判断出那一刻是他人生中的转折点，即可算是幸运的，而我却在当时就知道我正面临着一个关键时刻。于是，我竭力以一种顺从的语气说：

    “对不起，我的意思不是关于钱的事，只是因为全国只有15名学生获得这项奖学金，所以我认为这可能成为一种荣誉；如果我这样说有点儿放肆的话，请您原谅。”

    这是我给出的唯一的答案，但我说的都是真的。尼克冷若冰霜的面容慢慢地开始变得友善起来，接着我们又聊了几分钟。

    和其他几个老师见面之后，我最终被卡耐基·梅隆大学录取，也最终获得了博士学位。这是一堵砖墙，是在指导老师的热心鼓励和帮助下以及诚心的进取中才得以攻破的一堵砖墙。

    直到我登台做我最后的演讲，我从来没有给我在卡耐基·梅隆大学的学生或者同事讲起我申请这所大学时遭到拒绝的故事。

    当生命快结束时才透露秘密是件有趣的事。

    因为我要告诫人们：“如果你想得到某些东西，绝不放弃（有人给予帮助时，自己更要努力向前）。

    砖墙的存在是有原因的。一旦你攻克了它——可能有人帮你爬过去，你要告诉其他人，你是如何爬过去的，这对他们很有帮助。

做跳跳虎提戈还是做可爱的驴子屹耳

    我告诉卡耐基·梅隆大学校长杰瑞德·科恩我要做最后的演讲时，他说：“请告诉他们怎样过得快乐，那才是我记住你的原因。”

    我说：“我能够做到这点，这就像让鱼谈论水的重要性一样。”

    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不快乐，我之将死，却能依然快乐。在剩下的每一天我都会保持快乐的心情，因为没有任何别的办法比这更好。

    我很早就懂得这个道理。我认为，所有人都必须做出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就像人们被A·A·米琳所创造的《小熊维尼》中的人物所迷住一样。我们每个人必须做出决定：“我是可爱的跳跳虎提戈，还是背着粗布袋的可爱的驴子屹耳呢？去露营吧，我想就会很清楚我对跳跳虎提戈及可爱的驴子屹耳的立场了。”

    我的最后一个万圣节过得很快乐。杰伊和我装扮成超人特攻队队员，孩子们也是如此。我将照片发到网上，让每个人都知道一个“难以置信”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孩子们看起来太酷了。由于有了假的卡通肌肉，我显得勇猛无敌。我解释说，化疗完全没有影响我的超人般的能力，在网友们回复的邮件中，我收到了无数张笑脸。

    最近，我和3个最好的朋友进行了短期的斯库巴潜水运动。这几个朋友是：高中朋友杰克·谢里夫，大学室友司各特·谢尔曼和来自艺电公司的朋友史蒂夫·希波特。我们都心知肚明，他们来自于我生命中的不同阶段，他们结伴而来陪我共度周末是为我送行。

    我的3个朋友都是成年人，但在度假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都像13岁的孩子，我们都是跳跳虎提戈。

    我们成功地回避了诸如与癌症有关的伤感话语，如“我爱你，兄弟”等，相反，我只是尽情地玩耍。

    我们共同追忆往事，骑马畅游，彼此开着玩笑等。

    我不会放掉我内心里的可爱的跳跳虎提戈，只是我不能见到变成可爱的驴子屹耳颠倒的一面了。有人会问，我的墓碑上写些什么。我回答说：“兰迪·鲍许：他活了46年，死于绝症。”

    我向你做出承诺，我能将这以后的日子装满快乐。

对孩子们的寄语

    有好多事我想告诉孩子们，可是他们现在太小了，不能听懂我的话。迪兰刚刚过了6岁，洛根3岁，克洛伊18个月大。我想让孩子们知道，我是谁，我的信念是什么，以及我是多么地爱他们。

    杰伊和我甚至还没有告诉他们我就要去世了。有人建议我们，只有到我的病症严重时再告诉他们。现在，尽管我只有几个月的生命，但我看起来还是很健康，所以孩子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我与他们的相处意味着我在与他们告别。

    我知道，他们对我的印象可能是模糊的，那也是我为什么设法和他们一起玩耍的原因，这样，他们会记住一些难忘的事。我想让他们的回忆变得尽可能地清晰。迪兰和我一起去和海豚游泳。小孩和海豚在一起游泳，是不会轻易忘掉的。

    我将带洛根去迪斯尼乐园，我知道他会和我一样喜欢那个地方。杰伊和我带着迪兰，因为如果没有他哥哥的参与，洛根现在的每一次经历都会显得不完整。

    每天晚上休息时，我会问洛根一天中最快乐的事是什么，他总是回答：“和迪兰一起玩。”当我问他一天中最不好的事是什么，他也回答说：“和迪兰一起玩。”这足以说明，他们是分不开的亲兄弟。

    我意识到克洛伊可能对我一点印象也没有。她太小了，但我想让她在长大时知道，我是第一个深爱她的男人。我总是认为，父女之间的亲密关系总是被夸大了，但我告诉你，这是真的。有时候，她看着我，我高兴得不知所以然。

    当他们长大后，杰伊会把许多事告诉他们。她可能会谈到我是如何快乐地生活以及我在生活中设法达到的高标准等；她也可能会告诉他们一些使我生气的事，我对待生活的态度明显需要好好考虑一下，我总是固执己见等，而她却很谦虚，比我谦虚得多。她可能不会告诉他们，她所作出的牺牲：三个需要照看的小孩，再加上一个患上癌症的丈夫，这位母亲只能尽力满足别人的需求，不可能考虑自己的需要。我想让孩子们知道，他们的母亲是多么无私地照顾着我们。

    后来，我特别留意和年轻时失去父母的人交谈。我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度过艰难岁月的，以及什么样的小纪念品对他们最有意义。

    他们告诉我，知道父母是多么爱他们是一种安慰。他们知道得越多，他们能够感受到的那份爱就越强烈。

    他们也想找到自豪的理由，想知道他们的父母与众不同。他们中的一些人寻求关于他们父母成就的一些细节问题；一些人给他们的父母带上了神话色彩，但所有人都渴望知道，是什么使他们的父母与众不同。

    因此，我想让孩子们知道，我满脑袋里装的都是对他们的记忆。

    我是完完全全以不同的方式深爱着3个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我会爱他们一生一世。

    由于来日不多，我不得不考虑如何加强我和他们的亲情关系，于是我凭着记忆为每个孩子书写回忆录，我还制作了一些视频文件，好让他们能够看到我是多么地在乎他们。我给他们写信，也用我的最后演讲——

    这本书——作为留给他们的我的生活片段。我还有一个大塑料储藏箱，里面装满了在演讲之后几周内收到的信件。总有一天，孩子们会翻阅那个箱子。我的希望是，他们会很高兴地发现，无论是朋友还是陌生人，都觉得交谈是很有意义的。

    由于我强烈地鼓吹孩提时代梦想的力量，最近有一些人问我，希望我的孩子有什么样的梦想。

    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父母给孩子们指定具体的梦想是一件干扰性很强的事。作为一个教授，我见到许多大一的新生很不高兴地选择了他们毫不感兴趣的专业，因为是他们的父母将他们送上了这趟“火车”，在我还能上课期间，我从学生们的抱怨声中可以判断，这样的结果会导致“火车失事”。

    我的观点是，父母的工作就是鼓励孩子们培养对待生活的乐趣，鼓励他们要有一种追求自己梦想的强大动力。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帮助他们养成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

    因此，我对孩子们的梦想是非常具体的：我想让他们自己寻求成功之路。由于我不会陪伴在他们身边，我想把话说清楚：孩子们，不要想象我希望你们成为什么，我希望你们能够成为你们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我只是希望孩子们能以满腔的热情和激情走属于他们自己的路。我想让他们感到，不管他们选择了什么样的道路，我都会陪伴在他们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