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音乐耳机的区别:还原真相，唤醒良知

还原真相，唤醒良知

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

作者：资中筠

来源：燕山大讲堂

来源日期：2011-12-20

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

时间：2011年10月8日 周六 14:00 ~17：00

地点：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临琼楼2层（文津街7号，北海公园南门西侧）

发言嘉宾：资中筠、刘苏里、王逸舟、邵燕祥、阎连科、赵梅、雷颐等

主持人：梁文道

资中筠：我不是一个多产作家，弄了半天就这些了

刘瑞琳：欢迎和感谢各位来到这里参加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我们非常荣幸能够出版《资中筠自选集》，其实和孙先生结缘还是在去年的沙龙中，2010年我们要做一个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要找一个人撑撑场，我们一致认为非资先生莫属，那是深秋，天气非常冷，资先生来的很早，说了很多的话。第二天的沙龙中资先生和易中天先生有一个对谈，反响非常好。在要送资先生回去的时候，我斗胆跟资先生说：“我们是否有机会出版您的书？”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开启了我们出版《资中筠自选集》的荣幸。

出版资老师的书，对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来说，既是出版工作一个阶段性的总结，也是一个新格局的开启。非常巧合，资先生这套集有五卷，每一卷都代表了一个方向。比如，《感时忧世》代表了对现实社会和公共领域的关怀等等。可以说，我们有机会出版他的书其实是发自内心的深深地认同，我们每一位出版社的同事都感觉到能够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非常荣幸。

下面我把话筒交给今天的特约主持梁文道先生，文道今天是特意从香港赶来，有请文道。

梁文道：很荣幸今天来主持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今天是天时人和，天时今天是寒露，天气刚刚好，我们这个地方又很安静，前面是中南海，旁边看出去是北海，北海是皇帝的私家园林，现在变成公园，虽然现在是工作日，很多人进去玩。

今天有很多非常重要的学者、作家、前辈，大家一起来自然是因为资中筠先生，我就不多说废话，等一下今天是以一个类似研讨会的方式进行今天的首发式。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流程，等一下我们依次请刘苏里、王逸舟、邵燕祥、阎连科、赵梅、雷颐等几位，我们会请他们针对这五本著作的其中一卷做出一些评论发言，雷颐先生做一个整体的评论发言。每一个人发言的时间是十分钟，资中筠先生会就着每位嘉宾的发言交流5分钟。接下来会有一个30分钟的自由发言时间，所有的在场嘉宾都可以一起来讨论和交流，到最后资先生有一个总体的回应。这就是我们今天大致的流程。

我先说一件事情，我看到后面有很多年轻朋友，一定都很仰慕资先生的为人和风采，于是都想来亲近亲近，甚至书都准备好了要来签名，但是希望各位体量，今天恐怕我们没有办法满足大家这方面的想法了，等一下结束以后千万别蜂拥而上围着资先生转。

下面有请资中筠先生上台。

刘瑞琳：资先生，今天这个书刚刚到，好像是今天早上从印刷厂才印出来的，还满意吧？

资中筠：我也是刚刚看到，但是我觉得印的很好，很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我现在不想多讲，一个是表示感谢，一个是表示感动，因为我从来不觉得我的书有多少读者，还值得那么多人来关心，很高兴！我这个书有很多是旧作，原来有几个集子，都是从90年代末到二零零几年出的，我一般每隔几年发表一些短的东西，把它集起来出一本集子。现在又有两三年没出集子了，有的人说应该再出一个，过去的那些就买不到了，于是有的出版社说是不是出一个全集全部出一次？我觉得不见得所有的东西老是出，而且太杂，因为我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什么都有，不见得所有人都感兴趣。所以，我就自己选了一下，按照性质分一下类。过去是不包括写国际问题的，这次把有关国际问题中好懂一点的、还不是太尖涩的文章出了一集。所以，这里面既有新的，又有旧的，向大家交代一下。

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多产的作家，弄了半天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大家的厚爱，以后我会把自己的想法再跟大家做一个交代。

梁文道：虽然按照内容、方向大致分成了五册，但是这五册里面还是有些东西是贯通的，哪怕是一些散文，但是我仍然感到到里面有某种的忧国的情节在里面。这三十年来的文字结成五册，终于用自己的笔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就能够读到了所谓知识分子的道统，怎么样继续发扬，尤其是岁数已经不太小了，她仍然针对近年很多国家面对的问题、社会的气氛，各方面的时事都注意到，都有想法。

关于《感时忧世》这一册，我们特别请到一位嘉宾上来谈谈想法和看法，有请刘苏里先生。

刘苏里：七年来始终没有忘记的一段话

刘苏里：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七年前，也是一个秋天，“读书25周年”的一个民间庆祝活动，我们请到了资先生和陈先生有一个小规模的讲座。当时我和资先生通话的时候问资先生，“您是否能够答应某年某月某日出席这样一个活动？”资先生说“讲什么？”“您可以随意”。资先生就说，“我讲一个文明与野蛮吧”，我当时在电话里就咯噔一下，因为“文明与野蛮”是一个很大的题。在一个春和风暖的下午，资先生到了会场，在两个小时的活动当中，给我印像最深的是，七年以来，我始终没有忘记的是资先生的一段话，他在讲座中特别提到：“比起上一辈，章太炎、胡适先生，我自己就是一个野蛮人。”这句话给我很大的震惊，七年来我没有忘却这句话。以我对资本先生的了解，怎么这样一个人自称是野蛮人呢？如果资先生是一个野蛮人的话，我这一代人是什么？至少七年以来，我个人的活动和很多想法正是由资先生的这句话重新开启了我对自己活动和想法一个思考。

我谈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对资先生所有文字的一个体会，特别是上个世纪末到这个世纪初十几年的文字，我从资先生最早的文章到后面的几个集子，《锦瑟无端》等等大作，我是资先生十五年以上的读者。我的一个感觉或者体会，资先生这十几年以来的创作，我猜想，她正是在那天下午说的那一句话大的背景下所进行的，她这一代人如果是作为野蛮人，那十几年以来所作所为想力求脱颖而被束缚，同样我们这一代人要比资先生更加沉重、更加困难、更加无望。

资先生的创作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包括《感时忧世》，陈乐民先生八十年代以来，一直坚持鼓吹启蒙这样的大背景，这也是一个很动人的故事。陈先生生前，资先生跟他一唱一和，在我们这个社会大环境下并没有应该有的回响和回声，而在这个独唱中自己加进自己的一段曲子。那么，在陈先生去世以后，资先生跟我讲陈先生关于启蒙的论述被重视的不够，我说是的，几十年以前是救亡压倒启蒙，几十年以后现在是挣钱压倒了启蒙，谁还会在意启蒙吗？尤其是当今之时大国崛起、中国模式，我们需要启蒙别人。那么，资先生第一卷所有的文章是围绕着她感受到的艰难时势发出的危难的声音和陈先生的一唱一和。

我希望未来的某一个年代，当我们很多代的孙辈们提起我们这一代人的时候，他们还可以说那个时代还有一些不那么像野蛮人的人，我希望自己是其中一员。谢谢大家！

资中筠：关于启蒙的方面我再说一下，这些年来我自己胡说八道都不记得都说过什么了，不过我确实是有这样一个感觉，我们是愧对先贤的，先贤们已经做过很多的工作，我们在这儿辨得没完没了，他们早就讲明白了，我有这样一个感觉。

至于刘苏里先生，他绝对不会是野蛮人，因为他看过很多书，我对于他读书之多是非常敬佩的，他读书速度非常之快。

梁文道：刚才资先生提到启蒙，刘先生也提到启蒙，启蒙很有意思，很多人都说我们已经告别启蒙了，西方八十年代很多人重新检讨启蒙种种，中国有一种趋势，中国总是在我们自己还没有完成启蒙过程的时候，就开始讨论很多“我们其实早就应该告别启蒙了”，其实资先生的书中常常会提到康德谈启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感时忧世》就是资先生对国家的种种问题坚持从启蒙的角度去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试图对我们今天有一些警醒和提醒。

非常谢谢刘苏里先生，接下来请到北大关系学院的王逸舟先生。《坐观天下》有资先生自己的一些看法，试图让大家了解这些想法，王先生正是这个行业的专家，请问王先生看完这本书有什么想法。

王逸舟：三个突出也是受益更多的地方

王逸舟：谢谢文道！我是这个领域非常晚的一个后生，实际上是九十年代初期不能做研究了，跟陈老师、资老师学习国际关系。《坐观天下》这一集确实能够反映出资老师的一个特点，在几乎所有外人看来，一个崛起强大的中国有非常深刻的人文、忧患意识，可以说是一种盛世危言，这有非常好的体现，但是如果光看目录看不出来，包括国际关系的理论、基金会制度、中国人的世界观等等，都是很广义问题的研究，但是如果仔细读这本书，参加他各种各样的讨论，我觉得有三个突出也是我自己收受益更多的地方。

第一，资先生的国际问题研究摆脱了到现在还相当强大的一种传统，就是一种契合决策分析。这两个不一样，有一种特别强烈的魂，有一种精神上的东西在那里，而这些东西摆脱了对策上的研究。

第二，有一种非常广阔的对全球化时代变迁的洞察的思想，来看中国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如何积极的互动。你能够感到资老师能够发出一些不同的东西，比如讲到在战争中死很容易，但是真正讲和平的时候，也需要英雄，需要拉丁这种勇气，非常不容易。而且不只是在这些问题上，在台湾问题发生分歧的时候，资老师从广义上人的角度、文明的角度，从人类作为地球上的一个族群去看如何朝着更高的阶段发展，这一点可能是大部分人做不到的。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我们现在普遍的研究，缺少这种历史的、国学的、哲学的文化背景，往外面讲就是太将气了，一辈子只是关注某一个问题、某一个人物、某一本书，而缺少用人文的情怀去关注。资老师对国际问题的很多文章都透出这种精神，让读者能够感受到更开阔、更进步的、人类更加朝着追求真理的方向去走。

资老师特别到在八十年代初期曾经像很多思想者、学者一样，有一种欣喜、热情，甚至是一种惊喜的心态，但是越到后来，越感到一种忧虑，感到一种莫名的担忧。这一点我想请教资老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转变？我在北大上课，我发现很年轻的学生，比我们这一代经过重大变故的人更悲观，我们是不是自己变得更匠气了？或者是有既得利益，看不到社会或者其他人的考虑了？这是我比较关心的，做国际问题研究，在任何人看来中国这个时代应该是越来越有精气神、越来越有底气，是不是现在人变得更野蛮了、只是追求钱了，如果往下走，会不会有一个转机？比如说，通过启蒙运动。还是说，全球化的发展只是带来了这种经济层面的繁荣，而变得忧虑了？我们看到全球化的过程中很多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但是对现实来说，毕竟这个社会、国际关系我们需要往前去推，如果有很强的忧虑意识，怎么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呢？我想向资老师请教这个问题。

资中筠：落后了半个多世纪的问题现在还没解决

资中筠：我简单地说两点，从全人类的角度和中国本身的角度来讲。

从全人类的角度来讲忧虑，就包括我去年和易中天的对话中提到的，整个的科技发展，对人类是造福还是造祸的问题，人能不能控制自己，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解答。另外，从目前来看，几乎所有的国家或者实体，都面临着一个转折点，比如说欧洲，欧盟现在遇到危机，过了这个坎儿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如果过不了这个坎儿就失败了，就作为一次失败的尝试，它以后会怎么样就很难讲。比如美国，从二十世纪初的运动以后现在又变成一个坎儿，现在华尔街的游行是非常好的迹像，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没有9·11的话，会早一点发生，这是一个好事，在这个推动之下能不能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它过得了、过不了这个坎儿又是一个问题。

而中国在这些问题上是低层次上的，起码是落后了半个多世纪的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为什么说八十年代的时候乐观呢？因为又是一个新的气像、新的时代到来了，我们以为会一步一步的走向大家知道的那个发展的道路，但是它的发展方向不对了。现在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尽管GDP不断增强，因为你最后需要的是公平和正义，我们向往的都是一个公平、争议、平等、自由的社会，这个方向现在是背道而驰的，而且越来越不公平，而且看不到用什么办法达到公平和正义。我所贯穿的忧虑就是我所有的集子里贯穿的忧虑，这个忧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以为可以解决，但是现在看起来还看不到扭转的方向是什么。

梁文道：资先生的很多著作和今天选集里面的文章，没有短期很多技术性的政策研究等等，比如她在谈美国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关于美国国家的把握，但是又不是一个很浮泛的、文学式的观察。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就会看出一些特点，我印像很深的是资先生提到美国国家的强弱与否不是整个经济的总量，不是看它GDP的比重，而是要看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的能力。现在很多网民都会讨论中国会不会出乔布斯？中国当然不会，如果美国出乔布斯，我们中国大概就会出清华的年轻学生，在很年轻的时候凭着自己的家世背景或者哪来的关系能够在学校做学生会、做党委，去美国留学，也能念名校，也能念学位回来，回来之后能够开基金，开公司，可能跟某个IT公司做的事情，它改一改就好了，那它怎么能够跟人家竞争呢？国家帮它挡一挡，最后它会成为最大市值公司之一，到最后越来越大，最后就会收购苹果，这就是中国模式。

看资先生作品的时候，我一直在回想过去和许多大陆知识分子接触的经验，看到很多老朋友的变化，我们的知识分子怎么了？一大堆奇奇怪怪的都出来了。我们要介绍资先生的第一卷书《士人风骨》，这一册看起来很薄，但是里面有好几篇文章很多朋友早就拜读过了，因为里面的分量很沉重，恰恰谈到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怎么了？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下面我们有请邵燕祥先生。

邵燕祥：不但忌讳“启蒙”，还忌讳很多词

邵燕祥：资先生的书跟很多书不一样，很多出版社是找了名人对书或者作者做出评价，还有的书是为了简单的促销，而我们今天的会不是促销的会。拿《士人风骨》这本书来说，说的就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责任，知识分子要继承道统，要发扬大智大勇，要做启蒙的工作，要宣扬和实践价值。这都是一些人不爱听的，比如“启蒙”这个词，我觉得资先生很好，她在这本书中反复地扩充了它的词语，还原了它最原始的语义。这个“启蒙”，我们一般的说“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启蒙运动，资先生说的很好，其实这个启蒙是伴随着社会转型的一个先导，已经一百五十年了，在这一百五十年当中很多可以称为汇通中西的学者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大量的探索，他们说“启蒙”这两个字不受待见。我想起1988年的时候，王元化先生在上海创办了一个《新启蒙》专刊，请了北京的一些学者、作者开会，第二年出了四期，五六期都已经发稿了但是没有出来，但是在《中国文化报》上看到对新启蒙专刊的批判，点了王元化先生的名，还点了一些作者和参加那次约稿会但是还没有在刊物上发表的名字。我记得批判的这个人的笔名“弋人”，弋人就是到处巡弋的人，恐怕就是业余警察吧，他本人并不在公安系统工作，后来我知道他的名字叫“程代熙”，这个“代”拆开了变成“弋人”。所以，我刚才解释起这个笔名的意思有点冤枉他了，他只是把自己名字中间的这个字拆开了而已。

我们不但忌讳“启蒙”，还忌讳很多词，比如北京有一个鲁迅文学院，鲁迅文学院在八十年代创办的时候，在一进门的地方悬了一个大的写着屈原的一段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那里教书的老师、上课的学员都没有发现这里有什么问题，结果到了八十年代末，作家的组织来了一个党的代表、政治领导人，到这儿来视察，结果就像刚才的弋人一样有所发现，“我们有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你们还求索什么？”这么多年我也没有到那儿去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大家的认识有所提高能够恢复过来。

我们生活在一个很多忌讳的时代和很多忌讳的国土，这几年经常说“国进民退”主要都是经济领域，其实我觉得在思想文化领域这个“国进民退”恐怕有六十年的历史了。从资先生《士人风骨》这本书中也可以看到她回溯了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从所谓三大改造（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之前、五十年代之初就已经开始，远的不说，62年的历史我们怎么接近它的真相，从中引出我们应有的判断和认识？这很重要。因为当下为历史倒退制造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利用人们对历史的无知和隔膜，这都是有利的遮蔽造成的。我不知道我了解的是否会冤枉年代一代人，我觉得一代年轻人不仅不知道1949年前三十年，甚至也不知道后三十年的历史，更不要说1840年以后的历史，在这百年当中，过去只宣传列强入侵，其实远远不止这些，贯穿期间的社会转型、文化转型所做的大量努力，甚至也是很多人不深知的。比如新文化运动中至少有两代看成学贯中西的知识分子前仆后继，资先生在《士人风骨》这本书中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我觉得非常的好，不对对专业人士的，而是对一般读者的文章。

作为读后感，在《士人风骨》之外我想到一些事。上个世纪下半叶，1949年开始的中国知识分子改造史的研究还需进一步细化，我不大接触学术界的朋友，有一个问题我还弄不太清。现在我们都说朝鲜战争发生以后，为了在高校当中肃清民主个人主义的流毒、划清跟美帝国主义的界限，因此倡导了知识分子的改造。我看一个材料，好像再早曾经有一批高级知识分子，可能冯友兰参与的，串联了一部分北京大学当时著名的教授，主动的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转党中央，“希望对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如果这样说的话，还不是党中央毛主席要整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当中的杰出代表们申请要求呼吁来帮助他们改造。这里，我冒昧地做了一个揣测，如有不当，我自己负责。所谓负责，也就是负一个胡思乱想之责，我揣测马寅初带头申请帮助思想改造，很有可能是周恩来总理的暗示或者授意，包括1957年马寅初的围剿，就是周恩来总理授予，“你就做一个检讨就过关了”，但是他没有这样做，最后周恩来总理也不能护住他了。

在新解放区周恩来第一次提出“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没有查资料，我不是搞研究的，我这儿就是瞎猜，很可能是他们要求党帮助思想改造的申请改造就是借着听这个报告作为一种回应。

我这儿是大胆假设，在座哪位有兴趣，不妨求证一下，如果没有这回事就当我没说。但是我已经说出来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冒着对周恩来总理的大不敬，很抱歉。

梁文道：正好谈到了马寅初先生的一些事，资先生您有没有一些回应呢？

资中筠：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一言难尽的，用几分钟把它说清楚是很难的。邵燕祥先生是诗人，不但是新诗，而且旧诗也写的非常好，这一点我非常敬佩。而且对知识分子研究上他有很多建议，今天没有机会说。现在还有一些人在研究近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是很好的研究。我想说一个大略的一个东西，那个时候知识分子主动的因素是存在的。

梁文道：知识分子自我要求被改造这特别有意思，在今天来看，中国的知识分子最新的面貌很有趣，比如说现在正在上大学的年轻同学，很多著名大学、中国最一流的大学中，很多优秀的人很积极的入党，很喜欢抢着做公务员。但是又很奇怪，今天的共产党大概是六十年以来形像最低落的时期，每天微博上都会捱骂，但是想加入的人还这么多。假如我今天也会要求党来改造我一下，可能它都没有办法说出一个什么程序来改造，今天我们变成一个非常古怪的后集权的集权社会，这真的是一个很奇怪的时代，没有什么意识形态了，只是说说而已，都是开玩笑。

阎连科：简朴、真实、情趣

接下来我们很高兴的请到著名作家阎连科先生跟我们来谈《闲情记美》。

阎连科：我坐在这里非常的紧张，我这一生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坐错事情的人，到任何一个地方都觉得我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人，今天到这里来还是这种感觉。从小的时候，怀着吃饱肚子、当个一官半职的梦想来到北京，最爱吃的是饺子，猪肉的，后来发现猪肉是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梦想无法实现。

今天来到这里的都是思想家、学者，也让我觉得又走错地方了，但是《闲情记美》这本书让我非常的感慨，资老师可能是把这本书当成五本书中最不重要的一本书出版的，可能是作为一个补遗。真正一字不漏的话，我一年读不到三五本书，但是这本书我不是一口气读完的，给我寄过去的稿子，我会今天看几篇，明天看几篇，出差的时间看几篇，确实是一字不漏地看了。

第一点感受是简朴，简朴说起来很简单，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但是读资先生的文章，无所谓开头，无所谓结尾，无所谓讲什么东西，什么东西都是信手拈来，用了很多典故、常识、知识，这些也都是不经意的。我们今天的很多文学，90%是垃圾，10%能看的作品中太注意技巧、情绪，而资先生在这方面从来不雕琢一个字，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种简朴绝对是一种境界，需要时间，需要风雨，需要人生，需要读很多书理解和修养出来的。所以，没有技巧是最高的技巧，但是巴金的每一篇小说都在讲技巧，我们一生能够写出几篇很简朴的文章，达到一定简朴的境界，可能就非常值得了。

第二点感受是真实，刚才几位老师已经都说了，《感时忧世》、《坐观天下》，这些名字都有点震撼人，但是“闲情”就小多了，没有那么震撼人。资先生还是一个作家，一生追求真实。做人最低、最起码的要求是真实，但是这作为我们写作的最高标准，这是很荒诞的。我们希望社会和谐，如果没有真实什么和谐都不要谈，我们老是在谈让人活的有尊严一些，可是什么都不真实还谈什么尊严？

第三点感受是情趣。这样一本书中的情趣是非常突出的，前面的四本书名字非常大，我们可以走进她的文章，读这本书，可以感觉到资先生不仅可敬，还很亲近。在70高龄的时候希望弹奏一曲，像超女一样，一个70岁的老人原来如此有童心，如此有情趣，这个人是值得亲近的，是可以选择作为亲人的人。情趣在这本书中非常的突出，我们知识分子思考的时候常常疏忽了情绪的重要性，作为一个读者，我们不光需要思考，我们需要情趣来思考，就更容易让读者接近。当然，弹钢琴的文章，这是她的业余生活，当成业余生活的业余生活来做的，这完全是她人生最重要的构成，而且并不是写作构成她的一生，而弹钢琴伴随她的一生。

陈先生不在了七八天之后，我想看看资先生的生活，我先听到钢琴声，我站了三四分钟，她坐在钢琴边上，满头白发，钢琴的旁边就是陈先生的花圈等等，她坐在旁边弹钢琴，她全部的热情、全部的钢琴、全部的人生，全都集中在一块，弹钢琴能弹到如此的境界，任何事情我都做不到这样的程度。五本书中这样的一书，资先生是可敬的，可亲的，值得我们接近。所以，我们回去以后把这五本书放到家里的床头，在特别郁闷的时候，特别无聊的时候，对很多问题看不清楚的时候，翻开看一看，这就对得起出版公司，对得起资先生了。谢谢！资先生说翻译是自己业余生活中的业余生活，希望资先生了不起翻译这个行当。

资中筠：我不是瞧不起翻译，我觉得文学作品的翻译，特别是经典文学作品的翻译是非常难的，而且对两种文化、两种语言要求，确实是比较难。而且我在翻译《巴尔扎克》的时候也是一种享受，正好想出一个词对应的时候，我非常高兴。我不是看不起，而是没有时间和精力。

而且《闲情记美》里面的许多文章，我原来设想退休以后多这一类的文章，我有好多东西想写，一年以前写了一半陶渊明的《闲情赋》，但是写了一半就没写了，我的时间被后来的《感时忧世》那本书占据了，这是迫不得已的，觉得欲罢不能。其实我有很多觉得很好玩的事情要写的，后来就慢慢没有写了，很多书想翻译是因为没有时间和精力。

阎连科是我喜欢的一个作家，使我非常震撼的是，作为一个作家，对底层的百姓、对人民的艰苦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而且确实是以自己的心血在写东西，这一点是非常不简单的。现在的很多人写的时候就想着能够卖多少册和各种各样其他的东西，还有就是写的时候有一种趋势，光想着自己内心的东西，走出来的作家还对底层乡村父老们的苦难有着这么深的感受，因为这种感受我没有，所以我对这一点很感动。我觉得现在的作家很多都是缺乏这一点的，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两个中国，我们在这样流光异彩的大城市中还有这样一群人受着这样的苦难，而且还能够把它写出来，对于这一点我很感动。

梁文道：我也很喜欢《闲情记美》这本书，因为里面的几篇文章写的特别好，谈到资先生自己弹钢琴弹不好的文章，一篇是弹钢琴弹不好，一篇是弹莫札特弹不好，我很喜欢看这些不是专业的音乐家演奏者从个人的角度去谈只有和音乐的关系，这样的作品我觉得特别的有情趣，因为他是以一个真正的爱好者的身份写他的爱好。而爱好者的状态其实是过去中国文人很重要的身份，苏东坡到底是什么人呢？其实他的大部分的职业是官员，诗人是爱好者的身份，画家是爱好者，书法也是爱好者。从今天的职业角度来说，苏东坡一生大半的时间是业余的诗人，业余的画家，业余的书法家，业余的文人，不是纯粹的当职业，而是纯粹的爱好。

我们特别请到了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的赵梅老师，赵老师是资先生多年的同事，非常熟悉她过去的很多故事。

赵梅：好像是看一个黑白电影

赵梅：资老师原来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是我们一直是好朋友，无话不谈。我觉得《不尽之思》这本书特别好看，我看的时候好像是看一个黑白电影，这个电影有两条主线：追溯的往事和心路里程，资老师文革前曾经担任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领导同志借鉴外宾时候的英文和法文翻译，1980年开始转入学术界从事研究。因为工作关系，资老师接触到我们一般人接触不到的人，一般国际友人和外交一线的人，这是非常宝贵的历史记忆，一些读起来会忍不住要笑。在读资老师回忆杨朔的文章，我从来没有把他和外交工作联系在一起，从来没有想过他会英语，资老师讲了一段中苏分歧公开化的时候的情景，当时苏联人问杨朔笨蛋，杨朔马上回应“你才是笨蛋！”我觉得特别的可笑，都是特别有意思、特别珍贵的历史回忆。还有是关于廖承志的回忆，还有写资老师接待国际友人，接待美国美国的剧作家、斯诺的第一任妻子海伦·斯诺等等。资老师谈到季老去世的时候，我真的在心里流泪，也许他真的活在文革肯定会被破坏而死。我在读资老师接待阿瑟·弥勒、海伦·斯诺的时候，我脑子里回应出那个时候中国的外交风云，中国在那个时候和外国世界那么的隔膜，这些人基本上是属于美国的左翼，我们在接待中国中，资老师和其他的人都是特别真诚的，把中国最好的一面展现给他们，并不是真实的中国，其实当时的中国是千疮百孔，正好是在文革期间或者文革气候。

资老师在《不尽之思》中还有一些怀念，比如钢琴的启蒙老师，还有死于日本人枪下的老校长，这些都特别的亲切，这些人、这些事都跃然纸上，让我很感动。

资老师在八十年代以后开始从事美国研究，那时候写的东西就更加理性、更加冷静，资老师写美国发明家凯特林的发明就是在八十年代以后写的，美国人为什么会成就这么繁荣和富强的国家，她强调了创新和成就这些创新的土壤，这让我非常有启蒙。

1950年到现在已经60年了，这60年资老师走过来的心路历程，我和资老师共事了20年，资老师特别朴实无华，她永远是特别漂亮、特别典雅的出现在我面前。我说的不是穿戴，而是为人，她轻声细语，娓娓道来。资老师写过这样一句话，“我印像最深的是他的诚实率真和坚守独立人格的本性”，我觉得资老师自己也是这样的人。资老师过去60年来或者我认识她20年来，她一直是一个追求理想的人，特别有理想，特别爱憎分明，和资老师共事过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

在清华大学毕业前前，在资老师的发动下全班同学在一个清早太阳和国旗一同升起之时，一同爬到楼顶一起宣誓，代表毕业班在大礼貌表态坚决服从分配，那时觉得自己的前途和祖国同样灿烂。怎么也没有想到资老师能够爬到楼顶在国旗下宣誓，资老师从过去到现在一直抱有一个理想，怀抱着要建设一个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社会，始终如一追求的理想，现在也是如此。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就想起资老师在岁末感言的一段话：“呜呼！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个人温饱无虑，别无他求。所求者惟国泰民安，善用百年来国力最强盛的时机，力求以和平方式越过这一不可避免的门槛。正因为如此，每见种种悖理伤道之事，忧思难解，悲愤不已。我宁愿不做贾谊式的预言家，我宁愿落杞忧之讥。”这么多年中一直没有变，变的是忧国忧民的幽思。

资老师让我印像最深的还有一点，资老师提到清华精神，什么是清华精神呢？“在心灵上永远年轻、壮志豪情永不衰退、有所作为应该是清华精神的一部分。”我觉得资老师身上始终保有清华精神。资老师的心永远是年轻的，她永远是在学习，我读《不尽之思》就好像是在看电影，一个特别生动的老电影，资老师和资老师笔下的人和物都跃然纸上，读起来很亲切、很感动。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资老师，当时您爬到楼顶上在国旗下宣誓，您现在怎么看这个事？

资中筠：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理想主义还是很珍贵的，而且也不只是我一个人是这样的一种想法。当时我们都觉得我们迎接来一个新的时代，祖国前途光辉灿烂，我们个人的前途也光辉灿烂，而且为此而献身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我有一个同学，他有一个原则，比如在公共汽车上，只要有人站着，他就绝对不坐，他一定是最后一个坐下来的，这也是他一个做人的原则，因为这也算是后天下之乐而乐。五十年代的时候没有出租汽车，要拿着行李上火车站之类的，要坐三轮，我们不只是一个同学坚决拒绝坐三轮，因为这是不平等的思想。当然，从非常公益和实际的角度来讲的话，都很傻。还有一个同学他自杀了，他是一个留学生派到苏联留学，他失业，并且失恋，还得了肺结核，他在苏联期间想自杀担心会给祖国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他憋着回祖国再自杀。那个时候的人就有这样一种虔诚，连自杀都想着对国家有没有不好的影响，那时候人的心态现在是很难想像的。

另外我还想讲一句，这里面其实还有很多人物没有写，我没有时间，我想写，越想越多，我经历过一些非常有意思的人和很好玩的人，以后再接着写。

雷颐：对他们来说，中西是融为一体的

梁文道：下面有请中国社科院近代所的雷颐先生帮我们做一个总的评述。

雷颐：让我对这五本书做一个总结，诚惶诚恐，回想起来我是在1988年就和资老师认识了，住的也比较近，资老师后来请我到她家，以后就常去，我在很早以前就读过她和陈老师的文章，但是我不知道他们两个是一家人。我记得第一次到她家，“这不是陈老师吗？原来是一家人！”二十多年来我们就没有中断交往，两个人东方中学的根底都非常好，但是又对西方文化非常了解，为人非常温文尔雅，又非常有力量和原则，他们的思想不是像现在的很多文人喜欢传统文化坚持传统文化、中国文化才能救世界，而他们两个对中国文化有很深的造诣，胸怀却是宽广的，在制度上一定要走世界文化接轨，陈先生到最后他的稿子一直都是用毛笔写的，绝不用电脑。所以，很难想像他会好几种外语，很多人看了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洋派的人，但是他写文章一直都是用毛笔写的。这种精神是现在最难得的，现在很多人坚持国学就表现出对西方的东西特别排斥。

另外，两个人表现出确实忧国忧民，那么优雅、雍容华贵，但是对祖国的前途那么的担心。1989年陈先生让我过去看他用毛笔抄写的一段话，他最后的落款是“XXX于枪声中”，这种原则性思想的力量，他们那么温文尔雅，那么典雅华贵，很难想像他们有那么强的人格，继承一种五四的启蒙精神，这也是资老师书总反复强调的一点。对于他们来说，中西是融为一体的。

现在很多人对启蒙提出批评，而他们提出还是应该坚持启蒙，闻道有先后，先得到某种悟性，先得到是因为某种条件，会外语，了解外国多一些，先得到一些知识，不是应该和其他人分享吗？从这个角度来谈。

另外，他们是国际问题专家，但是超出其他人很重要的一点，这是专业的限制，从国际战略来讲，自然而然的考虑到中国国家安全、中国经济安全、中国战略安全，好像是生活在一种阴谋当中，这是职业难免的。但是从陈先生、资先生身上没有一点这样，相反是从更广阔的角度上提出问题，在这种全球化之下中国应该怎么办？比如谈拉宾之死，有时候谈和平更需要勇气，更需要牺牲；比如谈历史上大国崛起的原因，由于这个政策、那个政策，但是都回避了一个最重要的：民主自由，资先生专门提出了这个。很多国际问题专家都不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总是活在其他国家要怎么样害中国的阴谋论之中。

资先生也很超前，九十年代的时候很早就跟我提过基金会等知识，当时我并没有引起重视，花那么大的精力去研究，但是我们现在看来中国今天有很多这样的基金会。

资先生谈到中国模式，她特别强调，发达国家，由于她的工作接触的外国人非常多，很有名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她发现中国经济的总量和竞争力，美国更关心中国的经济，而不关心国内人们怎么生活。外国人看中国模式是有这样问题的，资老师对中国模式的分析，最后得出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我们谈中国模式或者讲GDP增长总量的根本目的是什么？就是为了GDP，为了增长而增长，还是为了人？以人为本这一点也很难得。

资老师很重要的一点是很有历史感，从她自己的书中也表现出来了，比如专门研究了《汉书》，有名有姓、比较高的大臣死了多少，是怎么死的，寻找原因。另外，资老师比较痛恨贪污腐败，她认为反腐败是第一条，但是她有历史感，专门写了一篇用三反五反的方式来反腐败，这也是对于中国现在面临的状况应该怎么走、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反腐败？现在很多人歌颂三反五反，资先生对此作了很清晰的回答。

资老师书根本的一条是有人文精神，有关怀的精神，中学西学融为一体。其中有一点谈到了自己挨饿的，他们的女儿陈丰就是在那个年代生的，陈先生说“我爱人要生孩子，起一个什么名字呢？”“满仓”，后来就起了一个“丰收”的“丰”，这么洋派的人有起“莉雅”，而是用了“丰收”的“丰”。后来回来以后也是眼睛饿的浮肿，当时农村大量被饿死，城里人为什么饿死的少？有分粮食，几级以上干部多分几斤糖、几斤蛋。如果在今天来看，正是因为有历史感，多少级以上就浮肿，多少级以下就不浮肿，把陈老师的书和资老师的书合起来读会更有意义。

资老师，您能不能再简单的谈一下，现在在思想界很强的一个观点，认为五四运动、新文化中断了中国的传统，请您就这个问题说一下。

资中筠：这个问题我写的很清楚了，我好几篇文章都写五四没有中断传统，我们这一代人都是五四以后起来的，我觉得传统就没有中断。西南联大那些人，现在来看这一代人，就是像冯友兰这一代人，我觉得完全的没有割裂。这个问题我现在没有办法多讲，从整个中国历史上来看，凡是到思想比较解放、文化比较繁荣，大多数是乱世，当时比较先进的大多都非孔，从南北朝到晚明时代，凡是有一些新思想的人都是非孔。

梁文道：刚刚讲到中国怎么从国际看自己？从最近这一两年，我们有一些很奇怪的逆潮出现，比如美国总统在华吃了一碗炸酱面，中国人民很兴奋，美国驻华大使坐经济舱，中国人民很兴奋。后来有一些媒体批判这体现了反华的思想，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连一碗炸酱面和经济舱都反华了？今天中国和之间，主流社会和主流媒体怎么谈国际问题，很受到一些偏颇。

雷颐：为什么中国人对此反应这么强烈？这才是重要的，还是因为国内的腐败、特权横向，自然的，任何一个机会，老百姓都会往这个方向想。我觉得作为执政者来说，首先反思的应该是这个事情。

梁文道：这种事情让网民有这样激烈的反应，因为资先生的五部书中有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放在今天就是盛世危言，可是这个盛世对他有反省、有不同想法的不仅仅是像资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些网民，有一些网民从早骂到晚，有这样一句话，“上一天微博，就觉得中国马上要革命了，到大街上一看，觉得中国一百年都不会革命。”知识分子跟网民这样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雷颐：我觉得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如果知识分子得到更多的观念，可以通过网络来影响网民，网民的才华、智慧也会影响知识分子，也给知识分子提供了解社会的渠道，其实很多知识分子都是很有才华的。美国这次占领华尔街，有的人打出毛泽东和国旗，网民马上说不在于打什么旗，而是在于打什么旗的自由，我们彼此有了这个自由再谈这些。

自由发言环节

梁文道：今天除了特意上台跟大家一起分享资中筠自选集五册的五位嘉宾之外，台下还有许多嘉宾。接下来留一段时间，希望今天特意邀请过来的嘉宾，你们有什么意见或者问题，请随意提出，我们一起讨论一下。

发言：我觉得她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是怎么促进中国的现代化，现在写这五部自选集，这对中国现代化也是一个贡献。

发言：我是从湖南长沙赶过来的，非常高兴能够参加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我来参加有两个感动：第一个感动，我和资先生交往多年，她的为人、她的文章都是非常令人我敬佩的，我经常看她的文章，她的每一篇文章我都看，我还给我的学生看，我觉得应该让我们的学生能够受到这样的教育，有这样的理想，有这样的情怀。

第二个感动，资先生的为人，这么大的年龄，却时刻在想着国家的强盛、民族的复兴、人类的进步，令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很感动。

所以，我这次来参加是一次学习，来接受进一步的教育。我们之间还有亲戚关系，我必须来参加，我的堂姐夫是资先生的侄儿，我一直也非常受她的教育。所以，今天上午急急忙忙的坐飞机赶过来。资先生的人品和文品都是我们敬佩的，一定要赶过来。今天听到各位专家、各位学者、各位长辈很多观点和思想，也令我非常感动，对我个人进一步怎么办教育、培养学生更有好处、更有作用。谢谢大家！

发言：我和资老师交往并不多，但是资老师的文字我更喜欢，我更喜欢资老师的为人、优雅、平和、从容不迫，如果我八十岁的时候能够像资先生一样，这就是我的理想。俄国学者这样说：“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不可能有世俗意义上的那些光环。他说出了我们所有人想说的话，他保全了我们的民族，保全了我们的荣誉，他证明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价值，他改变了我们对权力的认识。”幸好还有资先生这一代人的在教育我们，在给着我们榜样的力量，谢谢资先生！

发言：最让我感动的是资先生的精神是需要定义的，思想是需要方向的，他们一生忠实于自己的品质，他们有理想，受过挫折，能够反思，能够在中国真正需要活学活用的时候说出自己的思考，包括陈老师对启蒙做的那些研究。资先生和陈先生这一代人，能够把他们精神的思考和对一个民族的命运、整个道路，他们的追求、痛苦、挣扎，能够结合起来思考，这就是精神的定义。我作为学术晚辈，特别让我感动。

发言（崔卫平）：我在小册子上写了这样几句话：每次读资先生的文章、听她的发言总是十分惊讶，如何从一堆乱麻中、一堆似是而非中迅速的切中要害，她举重若轻的文字引导我们几乎所有事情的重要方向。资先生他们有一个很澎湃的起点，比较起来，我们的思想在一个失败的年代，理想失败，道路失败，过去信奉的价值失败。这样一个失败的年代对我们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处在一个破碎的、零乱的、紊乱的环境当中，有很多东西我们听说过，我们遇见过，但是不能把它坚固下来，尤其是碰到一耳似是而非说法的时候。当然，反省是好的，有时候会有一些反省缺少定力。资先生在大框架下面就非常有力量，资先生的文字在一些大方向、重要问题上给我们把握的特别好。我也希望八十岁的时候像资先生这样！

发言（贺卫方）：我读资先生的文章有一点点的小疑问：第一，您对中国传统士大夫阶层的丰度有一个重要的表章，认为三个方面非常重要，但是第三个方面看起来不是特别好的文化，我自己有一点疑问：中国人是不是忠君？中国人把忠君作为一个重要的价值，我们经常改朝换代，为什么日本天皇制度能够维持上千年不变，而中国总是要改朝换代，这说明中国人所谓的忠君其实是一种假的，不知道怎么理解？

第二，资先生不断地提醒我们注意五四时代那批伟大的知识分子的风范，他们没有中断历史，没有中断我们的道统、文化，其实没有中断也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把中国古典的道统和西方的这套制度文化背后的观念能够在更高的层面结合起来，能够熔铸出一种新的中国文化，您对这个前途乐观吗？以您这么多年来对体制权力内运行模式近距离的观察来看，我自己个人感觉越来越不乐观，这个民族在这个方面其实没什么前途，请问资先生您乐观吗？我也特别祝福您长寿，希望您今后给我们写更多的好文章，谢谢您！

何先生：我是资老师的老同事、老下级，我接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发来的邀请写一段文字，当时看了资老师的书和文章，开始了我的工作。而当时的书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档案，我记得那个书是非常讲道理的，尽管有一些档案里面的东西可能是不太有利于当时的新中国，她说这些东西可以不说，但是一定不能造假。我们当时通过读她的书来学习怎么样来治学，我觉得我们是从她开始进入学术研究的。刚刚我听了阎连科老师的发言，我感到三十年以后，从原来的敬佩向着亲情，她年过八十还充满着这样的思想和活力，跟她谈话中也受到启发，而且自己也完全不回避。刚才也讲了在新中国成立时候的热情和所做的外交，以至于在六四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她讲的都是实在的、真实的话。现在读到您的书，我感到了启蒙的意义。

您仍然是我的老师，我也爱读您的书，依事实讲话是真话，按常理讲话讲的是实话，在一个迷信权力、追信权力、官话假话套话盛行的时期，说真话、讲实话特别稀缺，也显得特别珍贵。在一个迷信权力的讲真话时代是需要勇气的，这是一个发扬启蒙精神、崇尚理性思维、提升自我、汇集他人，以至推进社会，我崇敬、喜爱、向往说真话讲实话的人和文字。谢谢您！

林先生：我是学自然科学的，大家都是学人文、社科的，而且我是资先生的老同学，但是同学的时候我不认识她，她也不认识我，因为我是理学院的，她是文学院的，后来因为大家都喜欢音乐才认识。这里的同学恐怕只有我一个，我觉得我是很特殊的。

我有两点意见，刚才大家都谈了，对资先生的作品、人格、学问，大家都谈了很多，这就不必谈了。我就觉得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距离太远，有点孤独感。资先生和陈先生，他们的中心就是启蒙，启蒙重大，但是启蒙的过程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要有所研究，为何在中国二十世纪启了又蒙，蒙了又启？需要研究一下。虽然现在世界第二，是不是就启了蒙呢？我还不知道。应该仔细研究，把这个研究透了的话，肯定能启蒙。不研究透，再说启蒙怎么好、什么意义，不让你启也白说，我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

第二，自然科学家研究的很多问题是从宏观到微观，今年的诺贝尔奖化学、物理、生物的都发了，他们研究的都是电子显微镜都看不到的东西，启蒙太大了，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人文科学家确实很不一样，我认为自然科学都是傻瓜，人文科学家都比较聪明，因为他们思考的问题非常复杂，非常重大，而自然科学家想的问题就是这个分子、那个分子，但是它是有用的。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如果有十几位搞自然科学的参加就不错了，搞自然科学的知识分子可能比人文和社科的多，把这批人都拉到启蒙中来，这是很重要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但是我自己本深拉不了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汇太重要了，让自然科学家多懂得一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太重要了。中国过去二十世纪的自然科学家不乏，但是现在都是做某个分子、原子的事。

今天在这个首发式上，大家提的我都非常同意，她的人品、学问、问题的关键、对于进行中国社会进步的观念，我都觉得非常对。

马立诚：第一，刚才这位先生谈到过程，我说一下过程，就是自由主义思潮，自由和民主在最近三十年经历两次起落。第一次起是改革开放之初打破枷锁，思想解放，第一次落是在1989年自由主义思潮和维权正面相撞。第二次再起是邓小平同志南巡，1992年启动了市场经济，自由主义起来，第二次落是1998年到2002年，国企大规模的改革，3500万人下岗，同时在国企改革的过程中黑箱作用多一些，导致民众不了解，造成比较多的民粹主义、反市场竞争的潮流。所以，第二次自由主义思潮落了。我们现在正是在低谷当中，低潮当中，在第二次落的过程中。资老师讲的是坚持自由的新道统，在这样非常困难的时候、落潮的时候给大家鼓励。

第二，在新加坡大学帮助中国政府培训中国处长和局长一级的官员，我们资老师是正局。在新加坡大学里面的教授痛心地告诉我们，他们在一块不关心新加坡怎么会像今天这样子，也不关心新加坡几年以后可能政权更迭给中国带来的冲击，他们不关心这个。他们关心的只是老张多大岁数了，你从那儿挪到这儿，如此的狭隘、自私、堕落，这是我在新加坡的感觉。我们资老师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官员有资老师1/10的素质，何至于像今天这样呢？谢谢！

发言：我是学理工的，哈工大毕业，在加拿大拿的博士，我从加拿大过来，但是是从杭州专程过来。我和资先生也是几面之交，这样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可以这么平易近人、这么有吸引力，今天有这么多年轻人在这里，足以说明问题。刚才说没有希望或者悲观，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轻人在这里，应该说还是非常有希望的。同时，我也确实非常担忧，我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市，我们办了几期的杂志，这个杂志的宗旨就是启蒙和公民。我在那里看到很多的国人出去以后，他们反而变得特别的热衷于一个强大的权力，他们觉得他们要有一个强大的权力，他们在国外混的很有面子。这一点我们特别的担心，“只有你足够的势力，任何火灾都可以当作焰火来欣赏。”从一开始的国家的利益，到后来的关怀，我们知识分子应该感觉到，其实最终的不是国家的强大和集体，而是每一个个人，由这个个人组成的所有的个人。

我们经常说中国是集体主义，西方是个人主义，但是恰恰是中国的集体主义导致了中国人极端的自私；而西方的个人主义不是所有的个人，而是某一个个人，当他说到自由的时候必须到谈到平等，那就是他人的自由，所有的这些都是普世价值，我看了资先生的文章非常受启发，我们有这么好的学者，有这么长的路程，体会的这么深刻。我们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在中国最大的问题还不是某一个体制或者某一个运动可以解决的，我觉得最关键的还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一种奴性的心理，我们如果不能解决每一个人这样一种奴化心理的话，恐怕中国确实会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好在我们已经开始逐渐地认识到，应该在这方面使得中国人从每一个人摆脱这种国家主义、集体主义，而回到所有个人的价值上。所以，我特别地欣赏资先生的文字，我特别欣赏和她的谈话，在这里祝她能够身体健康。谢谢！

吴敬琏发言：我从个人的感受来讲一讲为什么喜欢读陈先生和资先生的文章，也可以从我一个人的感受来看资先生对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意义。因为我是从自己的感受，所以不一定能够代表很多人。我跟资先生是同一代人，岁数也差不多，经历也差不多，过去的文化教育、家庭背景也很相似。资先生的文章我是很喜欢的，资先生的各种言论，还有很多交谈，参加讨论会，我也是非常喜欢的。我就问我自己，我为什么会喜欢？我得出的结论是因为经过了曲折和劫难，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重归正统，所以觉得跟大家在精神上有相通之处，所以把他们作为知己。

用陈先生的话来说叫启蒙，这是一个什么过程呢？我是1950年参加新民主义青年团，1952年入党，当时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推翻国民党统治以后，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走上了复兴的道路，共产党能够带领我们这个民族走向光明大道，我们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或者社会主义者，就让自己能够称得起这个称号。在1950年，我们那个时候的党团都不是有专职人员的，都是由学生自己兼的，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全部文化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所以，除了学文化、学专业知识，还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文学的、音乐的、中西文化。但是后来就发现不对了，人家说“你们的方向完全错了，你们歪曲了文化。”对旧的文化，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要改造，这就开始改造了，从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开始，那个时候还是改造别人。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运动，努力地改造，改造来改造去，否定了全部人类创造的优秀文化。中国文化中确实也有精华，否定的基本上都是精华。继承什么了？继承了秦始皇，继承了法家，到了文化大革命整个就毁灭了。

我回想整个过程，用一个什么思想把我们改造了呢？以前不知道，用了很多词都是很冠冕堂皇的，后来看到了革命党人教义问答，哦，原来整个用这一套来改造我们的思想，这个革命教义问答说到底就是一句话：只要目标是崇高的，什么手段都可以。只要给你一个口头上崇高的目标，一切人类最坏的事情都可以，突破一切道德底线，否定优秀文明，都可以做。

那么，经过这些曲折以后，有了一定的觉悟以后，实际上我们从个人来说，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重回续写人类文明发展的道路。我想，这就是陈先生讲的启蒙。所以，陈先生去世以后，我给资先生写了一个E-mail，我读陈先生的文章如沐春风，就好像回到了当年19岁、20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于这个民族的未来满怀着信心，因为我们代表了世界最先进的文化、最先进的知识，重新回到了这条路。当然，因为年纪已大，进步不可能很快，但是还是从中得到了知音之感，回到了青年时代，面向未来，怀揣信心，虽然矛盾是艰难的，未来也不是那么可观，但是有了这样的现实目标，能够使我们沿着这个道路往前走。能走多远呢？不知道，但是希望是存在的。

这是我个人的感受，对于年轻一代我不知道怎么样，我们下面一代或者两代也需要启蒙。所以，非常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了这么好的书，鼓励我们走向现代性的中国的道路。谢谢！

发言：我也写了一段话，资先生上的是清华大学，我在清华大学待了七年，清华大学我很熟悉，但是我没有上清华，我上的是五道口工学院，我们上学不知道有这些大师，我们从毛主席著作中知道了朱自清，我们受的教育野蛮和文明，它是有文明的，但是我们五道口工学院出来的人野蛮多了一些。我感觉很惭愧，也感到忧虑，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孩子们的文明不要狼奶，要文明。

梁文道：我也觉得好像局势有点越来越悲观的感觉，这个悲观跟刚才各位先生提到的启蒙这个概念我有一点点不同的理解，我并不是说不启蒙，我们非常同意需要把启蒙当成一个未完成的计划继续下去。但是今天中国的教育有狼奶的灌输，但是有许多最基本、最基础的东西是很浅易的，是每个人看得见有问题的，是不需要自然科学或人文社会科学的训练才能看得到的，只要中学毕业就可以知道，温州动车这么做是错的，铁道部这么做是错的，艾滋村卖血是错的，这些小学、中学就可以知道，这是最简单的事情。我们全国绝大部分人都知道是什么问题，都知道错在什么地方，但是总感觉我们坐了一轮轮船，看见了一座冰山，是避得开的，但是我们一直往他去。

今天无论到哪里，一骂官员，永远是最受欢迎的话题，官员和公务员的形像如此低，但是那么多的年轻人想去做官员和公务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这一切的问题是彼此环环绑架在一起的，我们刚刚提到皇帝的新衣，如果传统讲启蒙的意思是需要一个小孩跑出来勇敢地揭穿皇帝没有穿衣服这个现实，可是我常常觉得今天中国不是这样，今天中国的问题是我们或许不一定需要太多的启蒙，为什么？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人都知道皇帝没有穿衣服，传统的版本皇帝不知道自己没有穿衣服，但是我们现在是自己没有穿衣服，而且他照样还走出来，他知道我们知道他没有穿衣服，但是他就出来，他就在那满街晃，我们也看着他满街晃，我们还照样装着他穿着衣服。过去讲启蒙是揭穿事实，现在不在于揭穿事实了，现在已经揭的够多了，他知道自己没穿，我们也知道，就是坐着一轮大船开向冰山去。

资中筠：共勉—还原真相，开启民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

资中筠：我都不知道要说什么好了，因为大家提到的问题很多，我自己想的问题也很多。我就从最后杨继绳先生的发言说起。

第一，我已经不认同现在的清华了，今年一百周年要给我发请帖，我婉拒了。我觉得已经面目全非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想人家在那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现在变得像是一个大官僚机构，非常势利眼，向权力和财富聚集。可惜的是他们招来的，真的是全国分数最高的学生，智商很高。现在的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有点招天下英才而摧毁之，这是伤天害理的事情，这件事情常常使得我晚上睡不着觉，我们的教育制度是我忧虑非常深的问题。

第二，关于悲观或者乐观的问题，我也可以说，我基本上是悲观的，但是也不能说悲观到什么事都别做了，像梁先生说的，等着船往冰上撞，同归于尽算了，还没有到那个地步，还有一口气在，我们那么多人，我相信心地善良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怎么样使这个社会变得做好人容易一些、做坏人代价高一些，最好向这个方向努力。

第三，谈到“启蒙”问题。这里，再从我的人生经历补谈一点对启蒙的认识。

我这个人胸无大志，没有做过什么大事，也无意救国救民，做不到。我实际上只是欲罢不能。现在资讯发达，不管是不是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有的情况知道了，就不能假装不知道，不能无动于衷。想到什么问题，没有办法，我非要去想，非要去写不可。有人写我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不敢当。我现在的生活比大部分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好许多。例如我享受医疗保险。那么多人没有医疗保险，我不能等到医疗保险覆盖到大多数人的时候再报销医疗费。即使这样做，也没有用。在50年代非常理想主义的时候，也确实有过这类想法，比如说1958年的时候，我和陈乐民都在国外工作，听说国内“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我们机关也在院子里大炼钢铁，我们很遗憾不能参与，将来共产主义建设成功了，少了我们的参与，觉得非常遗憾。等到1959年，忽然又听说国内吃不饱饭了，物资非常匮乏，我们就坐不住了，我和陈乐民以及另外一位年轻同事，一同向领导申请调回去和祖国人民同甘共苦。自己在这个时候在国外养尊处优，吃得那么好，心里非常不安，这是非常真诚的。过了不久，我们真的调回去了，不是因为领导觉得我们应该回去挨饿，而是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和苏联开始吵架。回去之后，过了几个月真的尝到了吃不饱的滋味，我得了浮肿病，每天早起睁不开眼。那个时候有干部下放锻炼的政策，我们也是主动要求下放到农村，这是自愿的，不是像“文革”时候那样被迫下放。我留在北京，陈乐民被批准下去了，真的差点饿死。有一次晚上他饿晕了，正在看水，掉下水沟，那个水沟是不深的，但是他没有力气爬上来。，正好有一个老乡看到了把他救了，否则真的填沟壑了。不过平心而论，当时“中央下放干部”还是不能让他饿死的，就给送到县里抢救了，其实就是打了几针营养针。一般农民就没有那种待遇。所以，挨饿也有不同等级。正如雷颐先生说的，我们一般“干部”，止于得浮肿，高一点级别的有营养补助就可免于浮肿。真正大批饿死的基本上是普通农民。有人看到今天的贫富悬殊，以为那时比较平等，是不对的。

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从来没有问过为什么，只觉得跟大家一块挨饿比较安心，要是在这个时候不挨饿是不光荣的。那个时候信息都是封锁的，我们对实际的上情、下情都不知道，上面说什么信什么：说是因为自然灾害、苏联捣乱撤走了专家，我们就深信不疑。其实只要稍微用脑子想一想，撤走专家最多会影响工业，怎么会影响农业呢，农村又没有苏联专家?但是我们脑子从来没有往这方面想过。

所以，愚昧到这样的程度，即使“后天下之乐而乐”，一道饿死也是糊涂鬼，也解决不了广大百姓的饥荒问题。那时全国大多数人都在愚昧中。当然，也有不愚昧的，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比较明白，但是他们被压下去了。关于彭德怀问题的实情，我当时也不了解，只知道他“反党”，具体情况是对我们封锁的。所谓启蒙，就是说你只要用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探求事实的真相，本来是常识性的问题，非常容易明白，但是当时就想不明白，或者根本不去想。

但是从那个以后，特别是经过“文革”，逐渐明白起来，不同的人觉悟有先后。到否定“两个凡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大讨论，是一次比较大的启蒙运动。人们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只要打破了迷信，思想就解放了。同时许多真相也逐渐透露出来。可惜这个也很不彻底，很曲折，正如胡先生说的，启了又蒙，蒙了又启。

所谓启蒙，不用太高深，一个是把事实弄明白，不在谎言里生存；还有一个是用逻辑来考虑问题，什么事情是不合逻辑的？现在有很多说法，既不顾事实，逻辑也不通。比如说，我们六十年来辉煌成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不能够实行西方“那一套”，因为我们社会主义是为广大人民的，理应比资本主义更加平等，就是说社会矛盾更加小，更加人道，普通的底层的人民应该享受更多的幸福。但是事实上我们并不是这样，我们的贫富差距比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都大，社会保障覆盖面要小得多。我们的社会主义先进性体现在哪儿呢？于是，另外一个说法就来了，说我们是初级阶段，才走了三十年。资本主义国家在18、19世纪的时候，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老百姓生活很悲惨；当提到当前频发的矿难以及严重的职业病等等情况时，就说发达国家19世纪就这样。那么，我们现在算什么社会呢？因为社会主义是谈不到原始积累的，社会主义是在高级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长处在于效率，在于大大地解放和提高生产力，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很多不平等，所以出现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关注弱势群体。事实上，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从那个时候进步到今天这样，就是因为建立了宪政和民主制度，广大劳动人民才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施加压力，能够监督公权力，同时也能够通过各种法律来规范市场，限制资本的为所欲为。当然随时还会出现新问题，总的是向着更加人道的方向发展。如果这些都不能做的话，我们到底算什么主义？这是我想不通的问题。所以要用事实和逻辑来考虑问题，考虑清楚了，就是启蒙。启蒙不是某些人高高在上教育别人，而是互相启发，用自己的眼睛看事实，用自己的头脑想问题。并不是那么神秘的一件事情。

当然，还必须说明，“启蒙”不是万能的。因为许多情况下不是不明白，而是利益所在，或是明知故犯，或是根据自己的利益需要，歪曲事实，制造一套歪道理，误导公众。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第四，我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坐而论道，我做不到起而行，茅于轼先生自从退休以后做的事情非常多，而且他真正的是为底层老百姓着想，并且把先进的思想、先进的方向带到最贫困的农村，并不是像现在哪个大款到处撒红包，不是那种扶贫，而是他十几年来孜孜不倦地创立了很多模式。当然，不是他一个人，有很多人和他在一块，在他的感召之下有很多年轻人跟着一块做。在这个过程中，他受到了很多打压，很多辱骂，甚至于有暴徒要揍他，但是他完全不温不火，无动于衷，不生气，但是他绝不放弃，也绝不后退。对于这样的人，我自愧不如，他还比我大一岁，他现在又飞到宁夏去，他还在到处奔波，我对他非常佩服。当然，令我佩服的人不止这一个，有很多比我做得好。

我坐到这儿，想到一些事情，这是欲罢不能的。因为现在资讯特别发达，因为有网络，而且我是被动的，我收到人家寄给我好几十份的报刊杂志，这里面透露很多信息。光是纸媒，现在有一些不错的，有一些我佩服的记者，他们是做深度调查的，让公众了解真相。我了解了这些事实以后就不能无动于衷。我曾经以为退休之后应该写像《闲情记美》中的一类文章，我还有很多书要看。有人说我自己已经衣食无忧了，过得好好的，所以吃饱了撑的要自由民主了，没事儿干了就要自由民主，好像自由民主是一种奢侈。其实是相反的，我要是没事儿干了，我过得好好的，我可以什么都不管，什么事都不干，我家里有那么多好书，有琴，有音乐，有唱片，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事情？但是我已经知道了，就欲罢不能。我遇到不同的人，对于生活有不同的取向。有的饱学之士就是愿意躲在“象牙之塔”做自己的专业，也无可厚非，应该得到尊重，只要他不助纣为虐，帮助愚民。乾隆时期的文字狱压出一个乾嘉学派，钻到故纸堆里做考据、训诂，对学术上也有贡献。每个人的生活去向不同，都应该得到尊重，不能强迫别人都和自己一样。

又如何方老先生也是自己过得好好的，他级别比我高，待遇更好一点，但是他就对我说，我之所以不能释怀的是现在的弱势群体太苦了，还得写。另外，他十几岁就入党，他亲身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他看到官史中充满着那么多的谎言，就要把真实写出来，对历史有个交代。这也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也是欲罢不能，也不一定是要怎么样，就是内心深处必须要这样做，那也没有什么办法。

所以，我自己也觉得很可惜，我有很多别的东西要写，但是刚要写这个，就被一个什么消息使得我拍案而起，愤怒得不得了。比如，最近渤海湾的污染使得我非常地忧虑，美国墨西哥海湾的漏油事件的处理是一鲜明对比，他们的媒体天天都在盯着，英国石油公司的发言人天天被媒体追问到底采取什么办法，这个办法有效没效，结果发现没效，再用其他的办法，今天清了多少，明天清了多少。石油公司的负责人被美国国会召去质问，狼狈得没法说，天天在那盯着。而我们国家媒体报道墨西哥湾的事比对我们自己这次漏油的报道还多。最后英国石油公司赔偿赔得伤筋动骨，非常地多，首先就搞一个二百亿美元的资金账户放到那，到底附近的老百姓受到多少损失还没有最后算出来，到现在还没有算完，一点一点地赔。对比之下，我们渤海湾的漏油是非常严重的，影响极为深远，谁来管这件事情？当然，说是现在正在管，正在调查，但是到底谁在管？康菲公司说是外国公司，其实是我们中海油控股的公司，有国有资本在里面。这件事情就使得我不得不忧虑，但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渤海的污染要影响到我的生活，那还很远，但是就是觉得放不下，而且还很生气，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后来我想到一个医学上的说法：有人痛点比较低，有人痛点比较高，痛点比较低的人刺他一下就比较疼，要叫喊。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对社会的非正义和丑恶现象可能痛点比较低，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我就觉得不能容忍，我并没有什么特别崇高伟大的目标，一定要救民于水火，不认为自己有这种可能性。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受到启发，能够多一点地了解事实和按逻辑思考问题。

第五，关于对国家和世界的看法。我现在的研究国际问题跳出了以国家和政府的角度来考虑问题。我自己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的时候，我写东西也是这个取向的，但是越来越觉得可以换一种角度看问题。看历史也不是看哪个皇帝疆土最大就是最好，国强民不一定强、不一定幸福，我越来越倾向于以个人为本来考虑。我现在不愿意用“人民”这个词，因为“人民”这个词已经被用烂了，以“人民”的名义危害了不知道多少一个个实实在在的生命和权益。所以，真正的“以人为本”是以一个个人来考虑问题，每一个人都是鲜活的生命，加在一起。这就是马克思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一个人都是自由的，都是独立的，加在一起，最大限度地得到了幸福，这个群体就是幸福的。至于国界的边界要划在什么地方相对说来是次要的，这句话说出来可能要被人家骂“汉奸”。“君王杀人知多少”这篇文章，就是从汉武帝想到而写的。我不是凭空的，完全有事实根据，我也不是学历史的，就是从《资治通鉴》整个西汉一路捋下来就可以知道，也不用讲老百姓死了多少，三品以上的官员，真是不知道杀了多少，而且汉武帝被我们认为是最伟大、最了不起的。

为什么军阀混战的时代反而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思想那么活跃呢？因为管不了。从积极方面讲，有好的文化政策的时候就是比较宽松自由的时候。从消极方面讲，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客观上就比较有利于文化繁荣。

最后，在《炎黄春秋》二十周年的时候让我题字，我就提了四句话：“还原真相，开启明智，唤醒良知，推动革新。”这几句话愿意与大家共勉。谢谢！

梁文道：非常感谢大家，由于时间已经快到六点了，我们超时了太多，我们不再进行提问，大家还是早点回去休息。非常感谢所有的嘉宾参与，资中筠自选集首发式结束！

（资中筠老师发言部分为资老师亲自审定，声明以此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