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郭沫若48年一篇文章让我成了右派

[导读]萧笑着说，我要感谢郭沫若。四八年他一篇文章，解放后我就成了右派，到文革中，右派是死老虎，受冲击小些。吴晗、千家驹原来是左派，文革他们受冲击更大。

过了几天，他又来电话让我去一趟医院。原来，他给我的那本小书写了一篇评论《读丁东的〈和友人对话〉──兼小议知识分子问题》。萧老的提携，当然让我感动。但让我感触最深的，还是他晚年的精神状态。在中国的作家中，萧乾先生不是最高寿的，但坚持以知识分子的良知经常发出声音的作家，他却是最年长的。他还是像当年参与《大公报》笔政时那样，回应着国内和国际的风云。他对思想动态的密切关注，超过许多比他年青几代的作家。有关陈寅恪、顾准的书，他都看了，他还让我找来王小波的几本书给他看。他把医院的病房当作书房，笔耕不止，几乎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从他身上，我看到那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脾性，到老也是变不了的。十日晚上，傅光明来电话告诉我：萧老去世了。我虽然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心里还是思绪翻腾。他走了。二十世纪也要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在我接触的老人中，最有思想家气质的，是王元化、李慎之、朱厚泽几位。他们都担任过高级干部，但同时又都是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比起一辈子在书斋里生活的教授们，他们不是从书本到书本，从概念到概念，为学术而学术；从政的经验使他们的思考更有一种社会的责任感和现实的穿透力。他们提出的问题，都是紧扣中国命运乃至人类命运的真问题，他们的观点，一针见血，直接进入问题的实质和要害。这种思想能力，不论到哪国留学，都是学不来的。比起一般退下来的老干部，包括那些二十年来站在思想解放前列，为改革开放鸣锣开道，作出过重要贡献的老干部，他们又更有学者的气质。现实的政治层面和形而上的学理层面同时在他们的视野中得到关注，不论是中国古代的学问，还是西方现代的学问，都融会贯通，烂熟于心，为我所用，这就使他们的表达方式超越了官场的意识形态话语。而这种境界在领导干部出身的老人中又是很难达到的。

我曾和高增德先生一起提出过“南王北李”的问题。那是一九九六年，我到太原和高先生谈起学界有哪些人受到尊敬，一番讨论后，由我执笔写了一篇小文章《当今学界的南王北李》。文章不长，只有一千字，文章说——

在当今文艺界，大师之类的高帽子满天飞，实际上很多是廉价的吹捧，甚至自吹自擂。学术界虽然也有泡沫现象，但更多的是听到一种忧患之声：世无大家，遂使小品流行！我们以为：中国之大，没有大家出现的慨叹，是以历史为镜，比如相对于五四时代而言。大家、大师，的确是时间长河淘洗的结晶。社会公认多在事后，而不在当时。

但面对现实，大家风范，还是有迹可循。所谓大家，一是自己博大精深，有俯瞰古今中外的文化视野，能在多学科领域自由出入，整合自如，学问超过同辈。二是开一代风气，学术与思想打通，文品与人品一致，影响力辐射到各个年龄段。当然，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人文环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大家风范，不能用一个模子去套。

具体到九十年代的中国学界，我们以为，“南王北李”值得注意。南王，上海王元化；北李，北京李慎之。两位先生，一个曾是“胡风分子”，一个曾是“右派分子”；一个精于国学，一个擅长西学；都是半生坎坷，一腔豪情犹在。尤其最近几年，关注的问题颇为相近。观其学术，纵横捭阖；读其文章，掷地有声。不管论学论人，都如快刀破竹，有一种灼人的思想力量。而且，他们率先提出研究命题，带动南北学界后生，影响所及之处，已是一片华章。

五四时代，有“南陈北李”之说。其实，陈独秀、李大钊当时才三、四十岁。放在今天，乃是青年教授。他们之所以身孚众望，无非一是“铁肩担道义”，二是“妙手著文章”。试看如今之域中，与五四时代狂飚突进的气氛恰恰相反，犬儒之气太重，可谓“文章妙手多，道义铁肩少”。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著书都为稻粱谋，则比较时髦。而王李二位，仍在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不作媚时语，良心不泯天理声，并厉言谴责插标卖首、俯仰随人、阿谀取容、自诬卖友、见利忘义等诸种世象，这就使人如闻黄钟大吕，感到卓尔不群。他们关注学术文化的发展，更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再造，无论对陈寅恪人品文品的推重，还是勉力于顾准精神的薪火相传，都着眼于此。其实，他们都已年逾古稀。其心境，无非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二十世纪已近尾声。人们称这个时段为世纪末。每个世纪都有开头和结尾。可怕的不是进入历法规定的世纪末，而是一个民族，特别是作为其灵魂的知识分子，沉缅于世纪末心态之中。南王北李，之所以在学界赢得敬重，就是他们不惜以老迈之躯，砥柱中流，与世纪末的颓风抗争。这种精神，正如王元化先生钟爱的一幅对联：呕血心事无成败，拔地苍松有远声。

当时与王元化先生还没见过面，和李慎之先生也不熟。只是参加《顾准文集》讨论会，和钱竞等聊起来，感到思想界没有带头的高人不行。王元化先生在上海学界中青年中颇有人望，李慎之先生在北京中青年学者中也颇受尊敬，于是和高先生讨论，模仿五四时代“南陈北李”的说法，提出“南王北李”。这个说法，王李二先生都不赞成。尤其是王先生，认为我们提问题是着眼于立场。这倒是实情。但我在知识界遇见不少中青年朋友，对这种说法却有共鸣。于是，“南王北李”的说法在一定范围内传开了。

后来，我因为编《顾准日记》和《顾准寻思录》，到上海拜访了王元化先生，交谈数次，有一次长谈了半天，受益匪浅。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最突出的感受是，王先生的反思非常彻底，不管是马恩列斯，还是毛泽东、鲁迅，他都要一一重新思考。他做事也不含含糊糊。我第一次见他，正赶上庆祝香港回归。电视台要采访他，请他发表感想，他说，不要采访我，这件事上我谈不出新的见解，而应景的话我是不说的。他还告诉我，八十年代他刚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时候，主管意识形态的某中央领导对巴金在香港报纸发表随笔反思文革很不高兴，就通过上海市委让他出面做工作，换掉巴金的上海市作协主席职务。他对市委书记说，你们代表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先提出报告，我不能干。王元化先生顶住了，巴老的作协主席也就没有换掉。八十年代，有这么一批有风骨的人走上领导岗位，才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次中兴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