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反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历史上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党内外越来越多的同志向中央提出，要对刘少奇同志的案件重新进行审查。党中央于1979年2月作出决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中央组织部对刘少奇同志一案进行复查。

　　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人之一。几十年来，刘少奇同志忠于党、忠于人民，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事业，对我党的建设、对我国的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文化大革命”初期，刘少奇同志被当作“党内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总头目”和“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受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八届十二中全会在党内生活极不正常、不能进行切实讨论的情况下，对刘少奇同志作了完全错误的处理。林彪、江青及其一伙，利用他们以各种不正当手段制造的“调查材料”，对其他中央委员包括中央主要领导人肆行蒙骗，使不能出席的刘少奇同志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冤屈。

　　1969年11月，刘少奇同志含冤病故。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

　　对刘少奇同志作出不公正的判断和不正常的处理，是我们党所犯的一项严重错误。为刘少奇同志平反，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和国家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不要公开为刘少奇平反，下这个决心也很不简单。刘少奇同志的案件，牵涉到“文化大革命”的全局，为刘少奇同志平反，不能不考虑它的后果。“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刘少奇同志的批判曾经进行得非常广泛，非常持久。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刘少奇同志的历史不了解，或不详细了解，对于有关“文化大革命”的种种事实也难以完全究明真相。在这种情况下，为刘少奇同志平反当然会引起一定的震动，会产生各种歪曲的议论，国内外敌人会造谣，甚至党内外不了解真相的同志也难免有一些猜测。但是，平反刘少奇同志的冤案，是恢复我们党和国家的一位主要领导人的名誉，是恢复受到刘少奇同志冤案牵连的千千万万干部、党员、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的名誉，也是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恢复我党和我国政治生活的本来面目。刘少奇同志的案件既然是假的，就必须宣布是假的。如果中央明知是假的，由于计较暂时的利害得失，秘而不宣，不予平反或不予公开平反，那就背离了自己宣布的实事求是的原则，背离了毛泽东思想，就要失信于全党，失信于全国人民，失信于全世界。列宁说过：“1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1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1个郑重的党的标志”。我们党在总结斯大林的功过时，也曾对工人阶级的政党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作出精辟的论述。但是，事到临头，要公开平反像关于刘少奇同志的这样重大的冤案，仍然是1个难于作出的决定，仍然是1个严峻的考验。

　　关键时刻，邓小平说：“勇于纠正错误，这是有信心的表现。这样全国人民才能心情舒畅，大家向前看，一心搞四化。”并直接指导和关心为刘少奇平反的工作。据王光美回忆：

　　“这期间，小平对我们全家很关心，有两件事我印象极深。一是1978年，我儿子刘源想报考大学，但政审不合格，被取消资格。这时，少奇平反问题尚未提出，所以他四处奔走交涉都没有结果。后来，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背着我给邓叔叔写了封信，诉说理由，希望他能帮助说句话。未想到小平果真在这封信上作了亲笔批示。这样，才得以破例在报考期已过的情况下参加了高考，并被录取。我们全家都感激他，在那个时候能这样做是很不容易的。

　　“第二件是，三中全会后，我分配了工作，又当了政协委员，这也是小平、耀邦的关照。我出来后，因少奇问题没解决，我也不便露面。一次政协开会，华国锋、小平等都在主席台上，散会时，我想我应该去和他们打个招呼，我向主席台走去。小平看见了我，显得很激动，老远就站了起来。他一站起来，华国锋也只好站起来，主席台上的人都站了起来，全场爆发一片掌声。当时我心里很激动，因为少奇平反当时阻力很大，涉及到对‘文革’的根本否定，华国锋是不赞成的。小平这样做，实际上是表示了一种姿态，发出1个信号，是对少奇平反的促动。”

　　在邓小平的推动下，1980年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经过严肃认真的讨论，一致通过了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决定撤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枉加给刘少奇同志的“叛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和把刘少奇同志“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恢复刘少奇同志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名誉。并给因刘少奇案件而受株连的数万人平反，彻底纠正了这起建国以来最大的冤案。

　　邓小平在五中全会的讲话中说：“刘少奇同志的平反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解决得很好。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早一点办呢？恐怕不行。但是，现在再不解决，就可能犯错误。”“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讲，‘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我看这样讲好，符合实际。”“平反的决议这样评价少奇同志，可以使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是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的。否则不合乎事实。”

　　1980年5月17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刘少奇举行了万人参加的追悼大会，邓小平致悼词，他说：“敬爱的少奇同志离开我们已经10多年了。林彪、江青一伙制造伪证，隐瞒真相，罗织罪名，企图把他的名字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抹掉。但是，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所写的’，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根据确凿的证据，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彻底推翻了强加在刘少奇同志身上的种种罪名，郑重地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朱德同志一样，刘少奇同志将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的心中。”

　　沉冤昭雪，正义伸张，全党拥护，举国称庆。人们再一次看到，中国共产党不但是1个勇于坚持真理、纠正错误的郑重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而且这个党本身的团结和它同人民的团结都是巩固的。

　　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要尽快改正，不要拖泥带水

　　邓小平在亲自指导和关心一些重大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全局性的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他提出：凡是过去搞错了的东西，统统地应该改正，要尽快实事求是地解决，干脆利落地解决，不要拖泥带水。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加快了平反冤假错案的步伐。三中全会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则、完成这项任务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提出了正确的意见，这就为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落实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完全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开始大刀阔斧地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平反“文化大革命”时期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

　　但是，这时中组部部长郭玉峰则消极对待甚至阻碍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邓小平认为郭玉峰的错误是不小的，应尽早调离中组部。在他和叶剑英的建议下，郭玉峰被调离了中组部。

　　1977年12月，胡耀邦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的到任，不仅使中组部的干部们振奋欣喜异常，也惊醒了那一大摞一大摞要求平反冤假错案的申诉书。长期以来，它们被镇锁在文件柜里，或像垃圾一样被弃置在阴暗的墙角。据当时中央组织部的统计，全国脱产干部约1700万，被立案审查的就占。尤其是中央、国家机关副部长以上和地方副省长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约占75%。有一些干部虽未立案审查，但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加之被审查的基层干部、工人和他们受到牵连的亲属，需要平反的冤假错案，以求在政治上、精神上获得解放的，有近1亿人。

　　在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下，胡耀邦以惊人的气魄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投入了拨乱反正的工作。

　　他首先为在“文革”中被打成的各种各样“牛鬼蛇神”和一切冤假错案平反。不久，中央批准为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新疆叛徒集团”、“东北叛党集团”等在全国影响很大的几个冤案、假案平反，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的贺龙、乌兰夫、彭真、谭震林、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萧劲光、萧华、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平反，还为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评的谭政、习仲勋、黄克诚、邓子恢等恢复了名誉。受到迫害的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也陆续得到平反和恢复了名誉。

　　接着，又对解放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的冤假错案进行了甄别。主要有：为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在1984年4月决定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之后，又为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人平反；为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人平反。一些蒙冤多年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张闻天、李立三等也先后得到了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恢复了遭受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工人、农民的民主权利和政治名誉，使他们重新参加到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来。

　　此后，许多可以工作而没有分配工作的同志，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对不幸去世的同志，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妥善安排了他们的遗属。许多遭受株连的人也得到了公正的对待。

　　那两年，邓小平繁忙的政治生活中的一项经常性活动，是出席和主持各种悼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含冤而逝的老一辈革命家的追悼会，他先后参加了彭德怀、陶铸、刘少奇等13次平反昭雪的追悼会，为51位含冤逝世的同志敬献了花圈。

　　据不完全统计，从1979年到1982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平反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平反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多名共产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因与这些干部有亲属关系或工作关系而受到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解脱。这么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是古今中外所没有的。通过这一举措，进一步清算了林彪、“四人帮”的罪行，分清了路线是非和干部的功过，使“文化大革命”期间以至以前的各种冤假案，普遍地得到平反和改正，恢复了我们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不仅为我们这一代造了福，而且对今后党的兴旺发达，对实现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对子孙后代的健康成长，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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