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图标有个锁:（047）军统大案之西安事变

尽管如此，戴笠对曾扩情还是很客气，毕竟是一期的老大哥，戴笠这点顺水人情还是会做的，他还是亲热地叫着军校的“官称”，对曾说：“扩大哥，校长请你反省一下。对不起了。”随即将他送到羊皮巷，关押起来，并嘱咐看守善待老大哥。
　　这一下曾扩情被关了两年多，直到1939年，才由一期同学胡宗南给保出来，任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部政治部主任。但此后再也没担任过什么太吃劲的重要职务，与西安事变前的曾扩情相比，是风光不再了。
第三个倒霉的，又是一个“复兴社”的高级干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贺衷寒。
　　跟滕杰一样，在国民党史上，贺衷寒不算什么大人物，但他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
　　黄埔的学生，后来搞出名堂来的，大抵可分为三种出路：
　　一是带兵官，俗话说就是打仗的，这类人最多，在军内和国民党内的地位也是最高的。这批学生，以军校一、二期的早期毕业生为主，其代表人物就是胡宗南，杜聿明也算一个，地位既高，同时也受到蒋介石的高度信任，这类人另外还有很多，大家随便一想就能列举很多。
　　第二类，是一小部分人，就是以戴笠为首的特务群体，政治地位不高，军衔也最多是个少将，但极有影响力。
　　第三类，就是在国民党和军队当中专门搞“政治工作”的那一部分人。这部分人，发轫于复兴社的成立，戴笠等人当初也属于此类，只是后来干得越来越“专业”，终于自成体系，开辟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除了戴笠、郑介民等几个干特工干出名堂的，其余的人，几乎始终在国民党和军队中从事所谓“政训”、“政战”工作。所以为什么一提起国民党的政治工作，总让人觉得与特务工作好像是一码事，因为在最初他们是一个群体。这当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贺衷寒。

　　提起贺衷寒，在当年的军校，就是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
　　想当初，曾经有“黄埔三杰”的说法，依次为蒋先云、陈赓和贺衷寒；还有“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的说法，两个传说当中，都有贺衷寒在内。
　　贺衷寒，原名贺忠汉，1900年生，湖南岳阳人，军校一期毕业。
　　贺衷寒从小就是个才子，先上私塾，学了一肚子线装书，后来到武昌湖南旅鄂中学读书。所以，贺衷寒脑子中的“旧”文化和新文化都有一手，写得一手好字，还会写诗词，新式国文也写得好，要不后来在军校怎么闯出一份“文有贺衷寒”的名头来呢。
　　贺衷寒参加革命很早，1920年，董必武、陈潭秋等人在武汉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贺衷寒成为最早的青年团员之一。
　　1921年10月，中共组织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将于1922年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解放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贺衷寒作为武汉学生代表出席，成员当中，还有同样年轻有为的王烬美、邓恩铭、高君宇、蒋伏生等人。
　　如果就这样发展下去，贺衷寒在中共党内的发展，前景估计错不了。没想到，此次苏联之行，不但没有培养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反而使贺衷寒蜕变为一个死硬的反共分子。
　　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张国焘，“一大”选出的中共核心领导层三人之一，张国焘本就是一个眼高于顶的人，面对这些“毛孩子”，怎么会把他们放在眼里，整日里颐指气使，今天训这个，明天骂那个，大家敢怒而不敢言。
　　偏生是21岁的贺衷寒要出这个头，俗话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贺衷寒是大才子，从小也是被旁人吹吹拍拍惯了的，哪里肯吃他这一套。
　　据说，某日，张国焘又在摆谱，说什么“不是我张国焘，你们还想到苏联来！不听话，我把你们全开除。”
　　大家都不做声，心想你愿意说就说吧，有本事真把我开除喽。
　　贺衷寒听着心里有气，于是站起来，一本正经地说：
　　“张先生，我们是中央书记处派来的，你有什么权利开除我们？我看你这个团长当的是不是不耐烦了？你如果不想当了可以不当，我们另选一个就是。”

　　几句话噎得张国焘一口气差点上不来，张国焘何曾被人这样顶撞过，何况是一个小字辈！再说，当时的张国焘，虽说是“中央”领导，不过也只有24岁而已，同样是年轻人。听了这话，立时拍桌大骂，叫贺衷寒“滚出去”。
　　贺一听：“要滚你先滚！”谁怕谁啊！扑上去就要跟张国焘“放对”。旁人赶快上来你拉我拽，好歹是把俩人给劝开了。
　　如果换一个人，这事可能也就算了，以张国焘的身份地位，何必跟一个最基层的青年团员计较。但这不是张的性格，回国以后，张国焘一句话，果然开除了贺衷寒的团籍。
　　从此，一个热血青年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回国以后，贺衷寒到武昌一中当了一名中学教师。1924年，黄埔军校开始招生，经国民党元老詹大悲介绍，贺衷寒与自己在湖南旅鄂中学的同班同学、好友蒋伏生结伴南下广州，准备报考黄埔，当时他们先到上海，从上海坐海轮再到广州。
　　不料，等他们赶到码头时，开往广州的船已经启航。要说年轻人就是年轻人，胆子是真大，贺、蒋二人居然雇了一只小舢板出海追赶。
　　好不容易追上大船，怎么上去成了问题，幸亏大船上的一个年轻人援手，帮贺、蒋二人攀登上船。
　　三人互通姓名，那个年轻人自我介绍，名叫胡宗南，浙江人，也是到广州报考黄埔的。这是贺、胡订交的开始。
　　赶到广州，军校一期已经录取完毕。他们又结伴去找军校党代表、招生负责人廖仲恺，陈述自己“参加革命、反帝反封”的决心。谁知这时胡宗南又遇到一个新困难，因他个子矮小，不符合军校的录取标准。胡一听当场大哭：“谁规定的个子小就不能干革命！”
　　廖仲恺是个爱才的人，当即决定补录三人进入军校学习。贺衷寒和蒋伏生分别入一、二大队，胡宗南则进了四大队。
　　在军校期间，贺衷寒把他的反共决心和“才干”表现得淋漓尽致，孙文主义学会就是以他为首搞起来的，深得蒋的欢心。
　　1926年，受国民党委派，贺衷寒再度前往苏联考察，先后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伏龙芝陆军大学学习。
　　1931年，蒋介石任命贺衷寒为“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剿匪宣传处”处长。

　　1932年，贺衷寒与其他黄埔同学一起创办了复兴社，复兴社的《章程》，就是贺衷寒起草的。
　　1932年3月，蒋介石亲自召集了复兴社的成立大会，选出贺衷寒、酆悌、滕杰、周复、康泽、桂永清、潘佑强、郑介民、邱开基等九人为中央干事，侯志明、赵范生、戴笠三人为候补中央干事。
　　蒋指定滕杰、贺衷寒、酆悌三人为常务干事，以滕杰为书记。
　　按：复兴社成立的初期，由于当时老蒋的地位还没有完全确立，因此复兴社主要的工作任务很明确，就是搞军队的情报，其中包括嫡系、非嫡系部队主要负责人和各级军官的思想情况。

　　因此，大家一提复兴社，马上想到这是一个特务机关，因为它在成立的初期，确实是搞情报的。
　　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蒋介石明确规定，复兴社的高级干部，不得吸收军校毕业生中那些带兵的主官担任，因为复兴社要监视的正是这些人，当然不能有他们。
　　但胡宗南是个例外，蒋介石指定胡必须参加，并且，戴笠也是胡所援引的。
　　1932年，贺衷寒任“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处长，从此，这个机构就成了蒋介石在军队当中搞特务活动的大本营，也是复兴社活动的载体。比如，曾扩情曾先后担任处长的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训处和西北“剿总”政训处，就相当于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的派出机构（同时也可以看做复兴社的派出机构）。
　　因此，从1932年到1936年，贺衷寒以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处为依托，用了4年时间，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国军“政训帝国”，到最后，居然隐隐然成为国民党内一个新的派别。所以，说贺衷寒在国民党和军队内是个很重要的人物，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但是，贺衷寒和复兴社的命运，在1936年底，被彻底颠覆了。
怪只怪贺衷寒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12月12日，老蒋被扣的消息传到南京，此时，最活跃的就是何应钦了。
　　自国民党建军，何应钦长期处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蒋做黄埔军校校长，何当总教官；蒋成立军校教导团，何当第1团团长；军校学生改建为国民革命军第1军，蒋是军长，何当师长；蒋做北伐军总司令，何升任第1军军长；1929年，国民党统一陆海空军，蒋做总司令，何做总参谋长。

　　这回，总司令老蒋出事了，何应钦顺利成章地成了“代总司令”，这是没有异议的，没有人会去跟他抢。
　　有异议的是何应钦本人，不知道他是不是想把那个“代”字去掉，还是急于把老蒋救出来，他好接着去做那个军政部长。总之，从老蒋一出事，何就特别积极地要组织“讨伐”，要跟张、杨决一死战。
　　在何应钦的挟持下，国民党中央通过了“讨伐”张、杨的决定，授权何应钦负责军事，代行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
　　最高统帅在对方手里做“人质”，要打，是个什么结果，三岁孩子都能回答这个问题，不需要到日本去留学。连对蒋最“苦大仇深”的冯玉祥等人，都能顾全大局，主张政治解决。
　　反倒是何应钦这个老蒋的同学、亲密战友，不知是怎么了，仿佛一夜之间，他就成国民党内主事的了，一意孤行，非得要动武。还给汪精卫打电报，请他回来“主持大计”，真的把老蒋当成透明人、不存在了一样。宋美龄求他都不听，反而讥刺为“你一个妇道人家，只知道救丈夫！国家的事，你不要管！”。
　　看起来，某些人似乎只等着两边打起来，老蒋在“讨伐”中“玉石俱焚”那一天了，自己好借机来个“凤凰涅槃”。
　　所以，也难怪蒋介石毕生不相信任何人，就这么一帮人，也着实不可人疼。

　　静极思动的人很多，这其中，就包括贺衷寒。他找到刚刚经改选上任的复兴社书记邓文仪，建议有所举动。邓文仪年纪轻，被他撮弄，召集了复兴社高级干部会议，通过了武装解决西安事变的决议，并以黄埔同学会的名义，公开拥护何应钦代理陆海空军总司令，负“讨伐张、杨叛逆之总责”。
　　这还不算，贺衷寒、邓文仪还收编了几百名中央各军校的毕业生，组织了一个“讨逆赴难团”，打出“武装起来，开赴潼关，直指西安，与张、杨决一死战，救出校长”的旗号。
　　其实，贺、邓的做法，并不奇怪，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谁也看不出西安事变有政治解决的可能，既然不能谈，那就只有打，还能有什么办法？
　　再说了，既然老蒋已经靠不住了，还不趁早另做打算，还等什么呢！谁不想着“拥立”之功啊，再晚了，让别人抢了先，什么事都耽误了。
　　贺、邓的打算，并没有错，官场上，本就没有永恒的联盟，只看你能不能跟对人了。
　　遗憾的是，这次，贺衷寒、邓文仪跟错了。
　　12月26日，老蒋回到南京，首先找的就是复兴社书记邓文仪，把他叫去一顿大骂：“我在西安蒙难，你们在南京讨逆。我还没有死，你们就不听我的话了，想改换门庭吗？”

　　这时，还是戴笠站出来说了“公道话”，说这事还真不怨邓文仪，都是贺衷寒在后面出的坏主意。
　　蒋介石又找来贺衷寒，痛斥他忘恩负义。老蒋曾对胡汉民说“我是一个不太会说话的人”，但事实证明他很会说话，最起码很会骂人。贺衷寒被骂得羞愧不已，放声痛哭，蒋看他哭，更生气了，说“你还有脸哭，给我滚出去哭！”随即免去了贺衷寒军事委员会政训处处长的职务。
　　此后，贺衷寒基本处于投闲置散的境地，不复往日的风光了。
　　实际上，老蒋对贺衷寒依托复兴社和“政训”工作，逐渐坐大的态势，早有忌惮，借着这次事变，正好归罪于复兴社，打掉“政训”这个山头，岂不快哉！
　　1937年3、4月间，蒋介石手谕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1938年4月6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以“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即“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
　　1938年7月9日，三青团中央团部组成，蒋介石自任团长。至此，前后维持六年的复兴社走到了尽头。
　　要说算账，最应该清算的，自然是何应钦，但这个人的地位实在是太特殊了，老蒋奈何他不得，只好心里骂骂算了。
老蒋的帐算得差不多了，该戴笠了。戴笠要好好的把账算一算。
　　追究责任，首先是陕西站，马志超。
　　马志超不但事先没有得到西安事变的任何消息，且由于违反特务工作的保密原则，导致在意外发生时，站部和电台被别人连锅端掉。这还不算，面临危险，不是设法潜伏，继续工作，而是第一时间悄悄溜走，置工作与“同志”的安危于不顾，可恶至极！

　　论错误的情节和性质，马志超象极了陈恭澍的那次“畏罪潜逃”，但区别在于，陈恭澍的“擅自离职”没有造成太严重的后果，而马志超这次可是老蒋被扣，中国历史上，没发生过几次类似的事。
　　因此，马志超的问题非常严重，如果对他执行特务处“最严重之处分“，并不为过。
　　但是，处理马志超，有一层重大滞窒，马志超是胡宗南的关系，又是一期学长，处分了他，胡宗南面子上“须不好看”。
　　所以马志超这件事，戴笠非常难办。考虑再三，只能学老蒋——算了。把他晒了一段时间，抗战开始以后，又将马志超派到兰州，去当甘肃站站长。
　　原来的甘肃站站长是史铭。提起史铭，此君差点丢了一条命。
　　在西安事变的副产品“兰州事变”中，史铭给抓了起来，一直软禁在省府。12月24日，即在张、杨释放蒋介石的前一天，甘肃省政府代主席周从政还安排在次日召开审判大会，拟当场处决史铭的。孰料12月25日，以张学良亲自送蒋飞离西安为标志，宣告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于是，兰州方面赶快把会议给取消了。同日，于学忠回到兰州，释放了史铭，史死里逃生，险过剃头，捡了一条命。
　　抗战开始以后，史铭任粤汉铁路警察署少将署长，兼军事委员会铁路运输司令部粤汉线区司令部警务处长。
　　马志超处理不了，接下来就是西北区暂代区长江雄风。江对陕西站的工作显然有失查、失管之过，要负领导责任。问题是此时的江雄风已经调到胡宗南部，等于是以“客卿”的身份，在给戴笠帮忙。况且事变发生后，江雄风在万般危险当中，还给特务处发报，报告了西安出事的消息，虽然是马后炮，总归是忠于职守的表现。不能处分。

　　陕西站书记岳烛远曾坚持原则，提醒马志超，不要把公秘单位混在一起。因此不但无过，反而有功，升任河南站站长，公开身份是河南省政府调统室主任。河南站副站长尚玉，曾参与策反张庆余的工作。
　　陕西省会警察局第2分局局长喻耀离，坚守岗位，有功。调任公开职务，任国营招商局护航总队长兼上海水陆交通总站站长。
　　这个有功，那个无过，难道这样大的事就算了不成？
　　那不行，别说戴笠不干，外界也不允许啊。西安事变，“校长”都给抓了，你特务处一个人都不处理，也太说不过去了。

　　看来看去，戴笠看见了远在上海的王新衡。前不久，本来是让他接替王天木去西北的，结果他说有事，要耽搁些日子，只好让江雄风暂代。
　　这下就好办了，戴笠当即以失职之名拘禁了王新衡，送到羊皮巷，与曾扩情就伴去了。
　　王新衡无端受过，当了戴笠的出气筒。直到抗战开始以后，王才被放出来，接替邢森洲当香港站站长。
　　西安事变结束了。不久之后，抗战的烽火就将燃遍神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