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桌面总是自动变黑:陈开枝：南巡是“老船长”的“最后一搏”

除了历任中共东莞县委副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中共广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广州市政协主席，陈开枝还有几个特殊称谓：“首席接待官”、“平民市长”、“人民的打工仔”、“扶贫状元”。而这些称谓，多与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之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老船长”扭转乾坤、校正航向

　　《同舟共进》：1992年小平南方之行，您陪伴在他身边11天，大家曾亲切地称您为“首席接待官”。回顾20年前的那场“邓旋风”，今日您有何评价？

　　陈开枝：对邓小平和南方谈话的评价，随着历史的发展，越往后越好解决。1992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其实就是一位已经退役的老船长。当他看到这艘大船有点摇摆不定，有沉没的危险，于是不顾年高体弱，挺身而出，再次跳上船头，把中国改革开放这条航船的方向摆正，使其顺利前行。可以这样说，南方谈话扭转了历史乾坤。没有南方谈话，就没有党的十四大精神；没有党的十四大，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就没有中国后来的发展。

　　小平同志是时代伟人。一份杂志曾评论说，伟人的伟大之处，往往在于他告诉我们一些大家心里都明白的道理，大家都立即接受并付诸实施。而伟人之伟大也往往在于过了更长时间之后，他告诉我们的道理还需要我们慢慢去咀嚼、去品味、去感受。南方谈话留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的哲理思考。

　　《同舟共进》：一份电报、一个电话，“首席接待官”也会感到小平同志的到来很突然吧？

　　陈开枝：1992年元旦那天，我去南海检查工作，正站在南海的沙头镇鱼塘边上了解情况，省委书记谢非同志忽然打来电话，这个电话只有我听得明白。他说：“我们盼望已久的那位老人家要来了，请你赶快回来研究一下总体接待和安全警卫工作。”我急忙赶回省委机要室，看到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的绝密电报，只有一句话：中共广东省委，小平同志要到南方休息，请做好安全接待工作。

　　讨论工作安排时，同志们认为老人家是来休息的，主张按休息的思路安排接待，但我不这么认为。凭着我的敏感性，我认为老人家绝不是来休息的，而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行动。我对大家说，要休息的话，老人家会去上海。而且，老人家从来就没有真正“休息”过。联系当时的情势以及1991年上海春节谈话后的情况，我觉得，又一次历史性的事件即将在我们身边发生！

　　《同舟共进》：正像您在《1992·邓小平南方之行》一书中谈到小平同志的特殊风范时所说：“深思熟虑，不露声色，而作出的决定又往往出人预料。”南方之行是小平同志对当时复杂形势深思熟虑的结果。

　　陈开枝：是的。小平同志选择新年伊始出行南方绝非心血来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伟大战略部署。也可以说，这是他的最后一次拼搏，是奠定他历史地位的最后一次拼搏。不开会、不听汇报、不陪餐、不题词、不见记者、不报道，小平来之前立下这样的规矩，是因为当时他已退下来了，他是以普通党员身份来广东的，甚至可以说，他那时是个老百姓了。老百姓去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工厂、田头看看总可以吧——这是他的策略。南方之行是小平同志高度政治智慧的体现。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相当严峻。改革开放确实到了关键时刻。老人家当时的处境其实很艰难，有不同意见，他要说服自己的同事，还要说服自己的部下。不同意见不直接指向他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指向的是他的“施工队长”，结果他失去了得力干将。整个中国当时无论在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处于一种低谷状态，笼罩着沉闷、压抑、疑虑、无所适从的气氛。这是很不正常且令人担忧的。小平同志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他觉得要站出来说话，但说话是有风险的。他的人生已经“三起三落”了。但是他为党、为国家、为民族负责，勇敢地站出来了，没有胸怀和气魄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而这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来自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热爱。

　　我在陪同小平同志的南方之行时，听他讲过“不争论”。他之所以说“不争论”，是因为当时有争论。围绕着党的基本路线，不仅有争论，而且相当激烈。这个争论涉及不少问题：基本路线的要点在哪里？改革开放姓“社”还是姓“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能不能兼容？私营经济是否动摇了社会主义？等等。当时，这些问题被一些人说得很玄奥，很吓人。

　　“那些人尽讲屁话！”

　　《同舟共进》：11天当中，小平同志哪些谈话、哪些细节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陈开枝：老人家关心特区，心情迫切，坐不住。按原定计划，基本上是半天参观，半天休息。1月19日上午9时，小平同志乘坐的专列抵达深圳，考虑到老人家千里迢迢旅途劳累，当天上午安排休息。因此，省市负责人见过面后，为了不影响老人家休息都走了，只剩下我这个搞秘书长工作的，不能离开。没想到小平同志进屋换了一件衣服就出来了，对我说：“你快点叫车，让我出去看看！”这句话一下子就让我感受到了老人家牵挂特区命运的迫切心情，也印证了我一开始的判断——他不是来“休息”的。可是我无法马上满足他的要求，只剩下办公室的人了。老人家说：“你不知道，我坐不住啊！”我即叫来谢非同志，陪他在院子里散步。88岁的老人为什么坐不住？就是因为他听到关于特区的各种流言太多了，到底怎么回事，只有快点出去看个究竟。

　　老人家的一些谈话语言朴素，但有深刻道理，即使今天细细回味，也依然感到震惊，有“投石击破水中天”的感觉。19日下午浏览市容，深圳变化很大，他越看越高兴。回到迎宾馆下车时，老人家说了一句令人意料不到的话：“那些人尽讲屁话！”我当然晓得，他是在批评那些肆意非议特区的人。这句话让我震撼，回去我就跟工作人员讲，明天出去要带上录音机，如果要处分就处分我吧！因为开始说不让录音。

　　1月20日上午，在国贸中心旋转餐厅，谈到深圳的经济发展，老人家说了一串著名的“辩证法”观点：“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这些话，真是斩钉截铁、切中要害，给在场的人打了一针加强型的兴奋剂。

　　谈完姓“资”姓“社”的问题后，小平同志激动地举起微微颤抖的手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后来在巡视过程中，我看见小平同志多次激动生气地说：谁反对党的基本路线，就把他打倒！谁反对党的基本路线谁就没有好下场。

　　1月23日，在去珠海的船上，老人家听完谢非同志的汇报很激动，喊出了那句震撼世界的名言：“发展才是硬道理。”他认为：要改变我国贫穷落后的情况，要抓住机遇期发展自己，我们已错过好多个机遇期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又是一个机遇期，绝不能放过。广东别管他们计划经济那一套，要加快发展，追赶“亚洲四小龙”，要搞跳跃式发展，现在阻碍发展的就是“左”的思想，“左”的思想统治我党几十年，被它害苦了。他说：你们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不要相信那些假马列主义，不要被那些假马列主义吓倒，他们就会拿着大帽子吓人。我告诉你们，我读的书并不多，我的入门老师是《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综观我们党70多年的历史，突出的，都是“左”……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就是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开放也靠这个……

　　从小平同志的语气中，感觉到他对“左”的东西深恶痛绝，对那些用大帽子吓唬人的“理论家”很是反感。小平当时谈起这段话，其实重点在于“防止‘左’”，“警惕右”是后来整理时加进去的。

　　“与老人家相处，最大限度地再造了我自己”

　　《同舟共进》：老人家的忧虑今天仍值得我们好好反思，他曾说：“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

　　陈开枝：是的，我们现在的很多问题，都出在干部队伍里。小平同志就曾谈到，中国要保持稳定，干部和党员就要把廉政建设作为大事来抓。

　　《同舟共进》：您说自己是“广州600万人的打工仔”，民众也曾称呼您“平民市长”。

　　陈开枝：这与老人家对我的影响有关。与他相处的11天，最大限度地再造了我自己。视察南方途中，老人家身上所体现的品质和精神，是一本值得所有人学习的无字之书。我们要读小平视察南方的有字之书，更要读其背后的无字之书。老人家曾对英国记者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陪伴他南行的这些日子里，更深切地体会到了他忧国忧民的深情。

　　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是讲出来的”。共产党的官就是人民的公仆，公仆的概念就是你要干活，你要为更多人的利益牺牲你自己的利益。只有实干、苦干、拼命干，才能给百姓、祖国多做点事。当年市民曾说：“有难事，找开枝。”我也有难事，但我不怕，无私无畏才能心宽广。在广州市政府担任常务副市长整治白云山的时候，我曾得罪过一些利益集团，有人扬言要暗杀我。市公安局知道了很紧张，要派警卫跟着我。我说这尽是瞎扯，白云山、珠江沿岸的违章建筑总要有人碰。打死一个副市长，广州最多增加一个烈士，但整治工作还会有人接着抓下去。要说“后台、背景”，我们更大、更硬，那就是中国共产党和600万广州人民。

　　《同舟共进》：小平同志当年就曾谈到共同富裕与“先富带动后富”的问题，他明确指出：“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现在距离小平同志提出的解决时间，已经过去了10年有余，但贫富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日益凸显了，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陈开枝：小平同志的思想、理想，依然需要我们去落实。1996年广州开始帮扶广西百色地区，其实是改变贫富差距的一种努力。百色的书记对我讲，对百色的贫穷状况不用记太多数字，记着生活“四不”就行了——“不上桌”，只吃玉米稀粥不用餐桌；“不上床”，没床只能睡地上；“不上学”，没钱读书；“不上厕”，没厕所。当时我的心情异常沉重，小平同志当年发动百色起义的地方，老百姓居然生活得这么苦！我暗下誓言：老人家“共同富裕”的遗愿还未实现，我要继续努力，生命不息，扶贫不止。10多年来，我为百色募捐资金超过2亿5千万，新建、改建中小学240多所。有人说我是“广州第一大傻”，“扶贫打前头，出力买难受”，但我觉得值得。

　　1998年，我被国务院评为“扶贫状元”，2004年又被国务院授予“东西协作”先进个人称号。其实我还是“打工仔”，既是广州600多万人民的“打工仔”，也是百色300多万人民的“打工仔”。

　　《同舟共进》：1998年6月您由广州市政府转入市政协工作，当了7年市政协主席，您对政协工作有何切身感受？

　　陈开枝：政协本身是一个团结人的机构，在这个机构要有爱心、真心、诚心，懂得理解人、体谅人、宽容人。刚到政协时，有一副对联让我感触很深，上联是“没权没钱没人找”，下联是“无忧无虑无烦恼”，横批是“人民政协好”。我想，这既是社会一些人对政协的一种误解、偏见，也是身处政协组织中的一些人由于失落感而发出的一种无奈和自嘲。我不认同这种想法。从事政协工作的人，首先不能有身处二线的清闲念头，不能轻看甚至看不起自己的工作，要坚定信心，变别人“看不起”这种无形压力为动力，积极进取，主动开拓，真抓实干，以自己的作为改变政协似乎无所事事的形象。政协工作大有可为，大有作为。但要做好政协工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里边既包括理论功底、学识修养、群众意识、人格魅力和政策水平等综合因素，也包括工作方法和工作能力等专业素质。所以，我根据自己的想法，对这副对联进行了修改，上联改为“有为有位有贡献”，下联改为“有情有义有朋友”，横批还是“人民政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