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10无法进入桌面:张静江：辛亥革命的“革命圣人”

　　1905年11月，孙中山在越南南方城市西贡宣传革命思想后，上船前往法国等欧洲国家筹措革命活动经费，正好与张静江巧遇，两人一见如故，张静江便慷慨解囊支持孙中山民主革命救国的行动。正因有了张静江这样的人士大力支持，孙中山取得辛亥革命的初步成功，推翻了清政府，并于1911年12月29日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本文摘自《传记文学》2011年第4期作者：徐忠友。

　　1877年9月19日，张静江出生在浙江湖州南浔镇上的一个商人之家。他的祖父张颂贤、父亲张宝善从事丝绸、食盐等商品经营，是江南一带的知名富商；母亲庞氏家族也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其外祖父庞云，同为丝绸巨商，还是江、浙、沪一带的收藏大家。

　　张静江从小最敬佩的人是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他尤其喜欢李清照那首颇有气质的《夏日绝句》：“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因此，他有意将名字取为“人杰”自勉。加上祖父张颂贤与外祖父庞云，个性开朗豪爽，勇于冒险进取、热心公益事业，对他一生的影响很大。张静江从小受其熏陶，喜欢广交朋友，乐于帮助他人，胸中有做英雄豪杰之大志。

　　有几次，南浔镇上着火时，才十多岁的张静江不仅在现场看，而且还参与了救火，甚至在一次救火中他不幸摔伤了一条腿。这些举动在富家子弟中极为罕见。事后，他还向家中长辈提出将南浔落后的救火设施更换掉。他祖父、父亲觉得他言之有理，就出资从上海购置了当时先进的消防设备“洋龙”———压力水带和喷水枪。同时还组织了一支张氏救火队，为镇上百姓和家中救火，从此保得一方平安。这件事，受到了众多乡邻的称赞。

　　还有一次，张静江乘船去上海，途中遇到强台风，船被风刮得剧烈晃动，最后进水渐渐下沉。张静江被船主抢救上岸后，发现还有一些妇女、孩子和老人在河中挣扎。他自己因腿有病无法下水救人，情急之下便挥臂高喊：“快去救人，谁从水中救上一人我给赏银100现大洋！”船主、水手和水性好的乘客知道张静江为人仗义，听到他的呼喊后，便立即跳下水将人救起，事后张静江果真如数发给了救人者赏银。此举在方圆数十里被传为佳话。

　　1896年，张宝善为儿子张静江谋到一个官职，分配在江苏省，但他当时双脚病重，未能上任。1902年10月14日，他才随清廷驻法公使孙宝琦从天津经上海乘“安南号”邮轮赴法国任一等参赞。当他到巴黎上任后不久，看到法国市场上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珠宝等商品非常畅销，次年便弃官从商，与助手周菊人在巴黎创办了通运公司，经营中国的绸缎、茶叶、瓷器、珠宝、书画等商品。由于经营有方，赚了不少钱。

　　年轻的张静江，虽然人在生意场上，但心中却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的理想。尤其是他看到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西方列强和沙俄、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北京条约》《南京条约》《马关条约》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后，他对清政府非常失望与痛恨，希望能找到一条救国的新道路。

　　1905年11月，孙中山在越南南方城市西贡宣传革命思想后，上船前往法国等欧洲国家筹措革命活动经费，正好与由上海出发乘同一条船上的张静江巧遇。在短短的航程中，张静江与孙中山一见如故，他以前曾在报纸上读过孙中山的文章，对孙中山民主革命救国的行动很崇拜，见面后更是有相见恨晚之感。孙中山见张静江年轻英俊，谈吐颇有思想，身上还有一股才气和侠气，便郑重向他介绍了兴中会有关开展革命活动、力争推翻清廷的计划，并劝他脱离朝廷参加反清革命。张静江当即表示赞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愿意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并告知孙中山清廷驻法国公使孙宝琦也在船上，在说话和行动时务必留神，以免出现不测。在交谈中当他得知孙中山这次是为筹措革命活动经费前往欧美的动因后，便慷慨地对孙中山说：“久闻先生大名,我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这几年我在法国经商赚了些钱，很希望能对先生的反清光复事业提供竭尽全力之帮助。”孙中山当即表示感谢。

　　邮轮抵达法国的港口城市马赛后，张静江上岸前热情与孙中山依依惜别，他悄悄告诉孙中山自己在法国的地址是巴黎马德兰广场，并约定了日后互通电报进行联络的暗号。他对孙中山说：“你今后活动经费有困难可直接发电报给我，并在电报中确定ABCDE英文字母为数码：A为１万法郎，B为２万法郎，C为３万法郎，D为４万法郎，E为５万法郎。我接到你的电报后，就会立即将款子给你汇去。”同时，张静江还递给孙中山一封信，信中夹有一张他亲笔签名的3万元取款单，让孙中山凭信和取款单到美国后去纽约市第五街566号他所开办的通运公司找经理（他的亲信）姚叔兰，领取他资助革命的活动经费3万元。孙中山当时与他只有一面之交，最初心中将信将疑，到美国后便把信和取款单交给华兴会和同盟会创始人之一黄兴，让其取钱，以探真假。结果姚叔兰经理见信和取款单是张静江亲笔所写，便将3万元钱分文不少地付给了黄兴。此举让孙中山大为惊奇，庆幸在船上巧遇到一位革命的“奇人”。

　　在1911年辛亥革命期间和前后，每当孙中山开展反清起义活动经费不足时，便会及时拍电报给张静江请求汇款。张静江接电报后每次总是有求必应，按时如数将款寄到。其间有一次由于公司资金周转困难，经费难筹措致使反清起义无法进行时，张静江毅然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属的一个茶店卖掉资助孙中山反清起义。对此，孙中山极为感动，他曾多次对众多同盟会会员说过：“自同盟会成立之后，始有向外筹资之举，当时出资最勇而名者，张静江也，倾其巴黎之店所得六七万元，尽以助饷。”孙中山对张静江资助反清革命的义举十分赞赏，还让同盟会元老胡汉民先生回信褒奖并表示谢意。张静江接信随即复信道：“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由此不难看出，张静江对于反清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与满腔的爱国热情，已经将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了。

　　也正由于有了张静江这样的人士大力支持，孙中山才能取得辛亥革命的初步成功，推翻了清政府，并于1911年12月29日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张静江不仅长期追随和资助孙中山开展反清革命，而且也积极参加反清革命活动。1906年3月，张静江在从法国回国途中经新加坡时，在同盟会元老胡汉民等人的主持下，加入了同盟会组织，成为孙中山革命阵营中的重要一员。此后，他还积极介绍李石曾和南浔镇的富豪们加入到革命的阵营中；还将他的大哥、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张弁群，其舅父、上海中国银行董事庞青城等亲友介绍给孙中山，并发展成为同盟会会员；连其妻姚夫人也帮助他发行革命刊物，可以说全家都上阵了。国民政府成立之前，浙江南浔加入革命队伍者大多数为家产丰厚的“四象八牛”成员，有力保证了孙中山开展革命活动的经费来源。

　　在这一时期，张静江还大力资助革命者创办革命报刊，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当孙中山在东京筹备成立中国同盟会之时，出版《民报》作为其机关刊物，也是张静江出资编排、印刷。该报在东京留学生中，起到了很好的宣传革命的作用。1906年6月，为与东京的《民报》遥相呼应，在欧洲宣传中国革命的思想，使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了解革命，支持革命，张静江出资联合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褚民谊等人在巴黎达候街25号发起成立“世界社”，出版《世界画报》；同时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并亲笔撰文发表在《新世纪》周刊上，紧密配合国内外的《苏报》《浙江潮》等诸多革命报刊，大力宣传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主张，让世界在舆论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1912年1月3日，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英国等西方一些国家并未给予支持，连款也不给贷一分，使得临时政府财政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日常开支难以维持。此时张静江等人带头以商人名义捐赠巨款，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财政紧张的局面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此举令孙中山大为感动。因此，孙中山在国民临时政府成立后，曾经将浙江南浔镇宣布为“南浔市”，可见南浔对孙中山的影响之大。今天，南浔镇已成为浙江省湖州市的一个区，这与当年孙中山“南浔市”的提法是有一定关系的。

　　辛亥革命胜利后不久，大军阀袁世凯窃取了革命的成果，并逼迫孙中山于1912年12月中旬让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镇压了孙中山等革命派发起的“二次革命”，并蓄意恢复帝制。1914年7月8日，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孙中山在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就任中华革命党总理，再发起“二次革命”，并任命张静江为中华革命党财政部长。对此，孙中山曾作了如此说明：“张原属富豪出身，党内财务，唯张所为。”可见张静江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当时因张静江在巴黎筹款，无法执行公务，具体工作由财政部副部长廖仲恺代行其职，但张静江却全力发挥财政部长的作用，始终将为革命筹款作为最紧要之事，如在1915年1月26日致杨寿彭的信中说：“因军事紧急，不可有一日之差，如各处有款源汇济，则急转输策应，无慢滞之患，一切进行当能如意也。”可见张静江为革命筹款的急切心情。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称帝，在孙中山、张静江等革命派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当了83天的“短命皇帝”就气死在北京。

　　1920年2月4日，张静江又遵照孙中山之命到上海创办证券交易所，继续为革命筹措经费，这样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一步步地度过难关。由于张静江对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1924年1月在广州举行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高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5年7月又被推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此后在大革命时期，张静江一度在中国政治舞台上非常活跃，成为显赫一时的国民党重要人物。

　　张静江与孙中山之间还有一段同病相怜的故事：那是在1923年，张静江因骨痛病复发回到南浔家中休养，孙中山闻讯后急忙请留德名医李其芳为其做电疗。他在推荐李其芳医生的信上劝说张静江休养身体好转之后继续为国尽力，并说治好张静江的病“不止是你一人之幸，实为国民党之大幸”，并亲书“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的一副对联让人送到浙江南浔张静江府上，张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由于张静江为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尤其是从经济上无偿捐助革命，默默无闻，为革命尽心尽力，孙中山便称张静江为“革命圣人”，并手书“丹心侠骨”四字相赠，“革命圣人”的雅号便因此而来。

　　没想到在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离穗北上会谈南北统一事宜，因长期积劳成疾不幸得肝癌，住进北京协和医院。张静江闻讯后抱病从南浔千里迢迢赶到北京协和医院探望孙中山。孙中山看到张静江拄着拐杖走路非常吃力的样子不无心痛地说：“人杰，你病成这个样子，为何还专程来看我？”张静江看到昔日经常昂然挺立在众人面前讲演革命道理的孙中山，被病魔折磨得面黄饥瘦躺在病床上，心中更是痛苦万分，他紧握孙中山的双手，泪水夺眶而出。他忧心如焚，在京城遍寻良医，为孙中山治病。从1925年2月2日起，张静江和宋庆龄等亲友一直守护在孙中山身边，每日详细地记录病情的变化情况，天天期盼出现生命的奇迹。3月11日，孙中山预感到自己将走到生命的尽头，便在事先准备好的两份遗嘱上签字。按照孙中山的意愿，张静江首先签字，依次是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等12人签名作证。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与世长辞。张静江悲痛欲绝。4月2日，孙中山的灵柩由中央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安放。石龛内悬挂着至今鲜为人知的由张静江书写的长联：“功高华盛顿，德盖中华间，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骨痊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这是他对孙中山这位革命者深切的悼念。

　　在孙中山去世前，张静江为革命做出过重大贡献。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窃取了国民政府的权力，张静江也曾全力支持过蒋介石，因而被蒋介石称为“革命导师”，但后来彼此也发生过较大矛盾，其间度过了几十年漂泊不定的生活。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静江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被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同年5月，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同年7月，蒋介石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但仍由张静江代行其中央常务主席职权。1927年7月，张静江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28年2月，任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委员长，这段时间他为浙赣铁路建设、淮南煤矿开办、南京电厂的扩建，做了些有益的工作。1929年6月，张静江在杭州主持举办“西湖博览会”，曾轰动一时。后因与蒋介石亲信陈果夫等人发生冲突，虽然1930年4月在杭州成功举办了第四届全运会，但同年10月通电辞去浙江省政府主席职务。1931年10月，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第四次全会上，他仍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36年12月，从上海移居杭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带家属前往香港治病。1938年8月赴瑞士暂居，次年经巴黎前往美国。1950年9月3日在纽约家中因病去世，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