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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历届全国代表大会（1-10）

中共一大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至31日在上海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住宅）举行。会议在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出席代表12人，代表党员50多人。出席者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两位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尼科尔斯基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鉴于当时党员的数量比较少，各地组织尚未健全的情况，决定暂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先组成中央局，会议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

中共二大

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另选出三名候补执行委员。陈独秀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蔡和森、张国焘分别负责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中共三大

大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大钊、谭平山、王荷波、毛泽东、朱少连、项英、罗章龙等９人为中央委员，邓培、张连光、徐梅坤、李汉俊、邓中夏５人为候补中央委员，由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谭平山（后由于谭调职，改为王荷波）５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担任会计，负责中央日常工作。

中共四大

大会选出了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新当选的中央执行委员共9人：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项英、瞿秋白、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候补执行委员5人：邓培、王荷波、罗章龙、张太雷、朱锦堂。在随后举行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陈独秀当选为中央总书记兼中央组织部主任，彭述之任中央宣传部主任，张国焘任中央工农部主任，蔡和森、瞿秋白任中央宣传部委员，以上5人组成中央局。

中共五大  

大会选出了由31名正式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党的中央委员会。随后举行的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蔡和森、李维汉、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李立三、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等为候补委员；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第一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由正式委员7人、候补委员3人组成。

出席大会的代表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李立三、李维汉、陈延年、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项英、董必武、陈潭秋、苏兆征、向警予、蔡畅、向忠发、罗章龙、贺昌、阮啸仙、王荷波、彭述之等80多人，代表着57900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出席了大会。

中共六大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六大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随后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选举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为常委会候补委员。六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选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秘书长。

中共六届一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２８年７月１９日在苏联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１２人，候补中央委员１１人。参加会议的还有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米夫等。

会议选举出中央政治局的组成人员，其中中央政治局委员７名、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７名、政治局常委５名、政治局常务候补委员３名。向忠发为党的主席，周恩来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苏兆征任工委书记，李立三任农委书记，张金保任妇委书记。会议选举瞿秋白、张国焘为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２９年６月２５日─３０日在上海召开。超过半数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出席了会议，另有６人列席了会议。

    全会听取了关于政治、组织、农民、土地问题等方面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政治局工作报告的决议》、《政治决议案》、《组织问题决议案》、《宣传工作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告红军将领士兵同志书》、《关于德国及其他各国党内右倾派别的决议》、《告柏林无产阶级书》、《致在狱同志及死难同志与在狱家属书》及《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宣言》等文件。

    全会总结和检查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工作，肯定了六大路线的正确，根据党的总路线和当时的政治局势，确定了以后斗争的路线和策略，提出了加强反帝反军阀斗争，继续深入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建立和扩大红军等１５项政治任务。

全会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开除王藻文中央委员和开除王仲一候补中央委员的决定。补选恽代英等为中央委员。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扩大）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３０年９月２４日─２８日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１０人，候补中央委员４人，中央审查委员和候补审查委员各１人，北方局、南方局、长江局、满州省委、江南省委、共青团及全总党团等的代表２０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全会批评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全党的统治。会议通过了《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对于中央政治报告的决议》、《组织问题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等，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告民众书》、《致苏联共产党中央贺电》、《致德国共产党贺电》、《告青年团书》、《告同志书》等。会议还宣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代表给第三次全会的信》。

会议决定成立苏区中央局，补选了中央委员７人，候补中央委员８人，中央审查委员２人，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改选后的中央政治局有正式委员７人，候补委员７人。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扩大）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３１年１月７日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２２人外，还有全总、海总、铁总党团和团中央等单位１５人。

    这次全会是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一手策划的，意在扶植王明（陈绍禹）等人上台。会议从头至尾都充满着激烈的斗争。王明在会上概述了会前他根据国际文件写成的题为《两条路线》（即后来更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的观点，指责李立三的错误是在“左”的词句掩盖下的“右倾机会主义”，指责三中全会对立三路线未加以丝毫的揭破和打击，在主要问题上继续着立三路线。文章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的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等通过这次全会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错误对党的第三次领导，发展了宗派主义的过火斗争和打击政策。

    全会通过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中央四中扩大会告中国工农红军书》、 《中国共产党中央四中扩大会告在狱革命战士书》等文件。

全会撤销了李维汉、贺昌２人的中央委员职务；补选韩连会、王尽仁等９人为中央委员；撤销了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３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改选了中央政治局，选举出周恩来等９人为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等７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３人为政治局常委，向忠发任总书记。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３４年１月１５日─１８日在江西瑞金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一些省的代表。

    博古主持会议，并作了《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陈云作了《国民党区域中的工人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报告，张闻天作了《中国苏维埃运动与它的任务》的报告。全会全面肯定了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并通过了一系列“左”倾错误理论和政策，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发展到了顶点，最终导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

    全会通过了《中共五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五中全会关于白色区域中经济斗争与工会工作的决议》、《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及《致联共十七次代表大会电》、《致德国共产党电》、《致在狱同志电》、《致工农红军电》等文件。

全会增选了王稼祥、凯丰（何克全）为中央委员，增选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李维汉、孔原为候补中央委员；改选了中央政治局，毛泽东等１１人为政治局委员，刘少奇等５人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全会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又称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为书记处书记，博古任总书记。选举了中央党务委员会，李维汉任书记。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３８年９月２９日—１１月６日在延安桥儿沟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２人、中央委员５人，还有党中央各部门和全国各地区的负责人３８人。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由于他不了解中国抗战的实际形势，被抗战爆发后，蒋介石采取的某些进步措施，以及当时在实力上蒋介石较强，红军数量较少等现象所迷惑，再加上他一贯具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存在着把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倾向，因此很快就陷入了右倾投降主义的误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给中国的抗战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种右的倾向违反独立自主原则，实际上不利于保持国共两党合作的统一战线，党的各级组织为克服这种倾向并防止其蔓延，进行了必要而有效的斗争，从而把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影响局限在局部的范围内，并较快地加以克服。为了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并把全党的认识统一到正确的思想上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

    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意见。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代表中央作了总结报告（《战争和战略问题》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总结报告中的两部分）；张闻天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中央代表团工作报告；朱德作了八路军工作报告；项英作了新四军工作报告；陈云作了青年工作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党规党法的报告。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基础。

    全会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致各国共产党、致八路军和新四军全体指战员、致东北义勇军及东北同胞电，《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国共两党同志书》等文件。

    会议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两种错误偏向。大会尤其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强调正确的统战方针应该是既统一又独立。毛泽东指出，虽然在抗战时期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但是阶级矛盾并没有消失或减少。同时，必须看出，没有民主、民生问题（属于阶级斗争的范围）的适当解决，也就不能实行广泛的人民的动员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大会重申，党应该把主要工作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抗战时期党以主要力量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设抗日民主根据地，这实际上是中国革命在民族战争的条件下继续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次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由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结束了王明对华中地区的错误领导。

在当时的情况下，还没有条件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起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这次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相持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这次全会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必须独立自主地领导人民进行抗日战争，从而使全党统一于中央正确路线的指导之下，推动了各方面工作的发展。这次大会还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原则，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从而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４４年５月２１日—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０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１７人，各中央局、分局和其他方面的负责人１２人。

会议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５同志组成大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和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期间由主席团处理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政治局及书记处暂时停止行使职权。

    在历时１１个月的会议期间，先后召开了８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代表政治局作了工作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情况报告。全会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通过了党的七大主席团、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候选人名单和会议日程，以及准备向党的七大作的政治报告、军事报告和准备提交党的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０日全会通过了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在历史上的若干问题，特别是对以王明为代表、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作了详细结论；肯定了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对于停止当时党内存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所起的积极作用；肯定了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指出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六届五中全会的错误；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指出在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对于１９３７年以后抗日战争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全会认为“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

会议确定城市工作委员会由１４人组成，彭真为主任。

中共七大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至６月１１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领导机构。其中，中央委员４４人，中央候补委员３３人。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陈云、康生、高岗、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９５６年９月）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陈　云　康　生　高　岗　彭　真　董必武　林伯渠　张闻天　彭德怀

    （１９４５年６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

    林　彪　邓小平

（１９５５年４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补选）

中央书记处主席：毛泽东

中央书记处书记：

    毛泽东　朱　德　刘少奇　周恩来　任弼时

    （１９４５年６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

    陈　云

（１９４９年３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选举产生）

中央秘书长：

    任弼时（１９４５年６月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

    邓小平（１９５４年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任命）

注：１９５５年３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开除高岗、饶漱石的党籍。

中共七届一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４５年６月１９日在延安杨家岭召开。

    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书记处书记；毛泽东等１３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根据党章关于“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的规定，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于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至１３日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委员３４人，候补中央委员１９人，列席会议的１１人。会议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的主席团主持。这是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新中国奠基的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

    毛泽东主持了开幕会议，并于３月５日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２７人在会上发了言。会议听取并集中讨论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１９４５年６月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批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毛泽东关于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国民党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基础的声明，并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相应决议。

    全会着重讨论了党的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即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城市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全会认为，从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败到现在，由于敌强我弱，党的工作重心一直在乡村。党着重在乡村聚集力量，在乡村开展武装斗争，发动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为夺取城市作好准备。历史已经证明这个方针是完全必要和完全正确的，并且是完全成功的。现在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继续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了。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然而这不等于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而应当城乡兼顾，使城市工作和农村工作、工人和农民、工业和农业紧密地结合起来。但是，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

    会议还深入讨论了如何实现党的工作重心转移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确定，党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吸收大量工人入党，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统治集团、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

    会议明确指出，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各项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紧紧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会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用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

    会议特别提醒全党，只有将城市的生产建设工作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了，并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我们的政权才能够巩固。否则，党和人民就不能维持政权，就会站不住脚，就会失败。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确定党在全国胜利后的一系列基本政策。全会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我们要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为此，全会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方针政策。

    在政治方面，会议分析了革命在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由于这些基本矛盾的存在，会议强调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要强化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一方面，党要认真团结全体工人阶级、全体农民阶级和广大革命知识分子，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力量和基础力量；另一方面，党要团结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小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它们的知识分子和政治派别，以便孤立反革命分子。同时，党必须坚持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必须把党外大多数民主人士看成自己的干部，使他们在工作岗位上有职有权地工作。

    在经济方面，会议科学地分析了革命胜利后我国的社会经济成分，认为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将是构成新中国经济的几种主要形式。对于这几种经济成分，党的政策应确定为：第一，必须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共和国所有，使这部分经济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第二，对于占现代工业经济第二位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采取既利用又限制的政策。这就是说，利用它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必须限制它的消极方面，将其纳入国家经济政策和经济计划的轨道。第三，对于占国民经济90%左右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通过合作社的形式，向着集体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在外交方面，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这些都是我们进入大城市的时候所必须首先采取的步骤。”毛泽东把它称为“另起炉灶”。毛泽东又指出：“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它们一天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后来毛泽东把它比喻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夕，在党的工作重心面临由农村向城市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我们党即将成为执政党的历史性时刻，怎样保证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永不变色，顺利地适应工作重心的转变，担负好新的历史重任，是摆在党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面前的重大课题。

    为此，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党的队伍，有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并进一步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预见性地提出了防止“糖衣炮弹”进攻的重大问题，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警惕居功自傲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他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毛泽东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还提出，我们要掌握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迎接新的更加伟大的任务的到来。最后，全会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禁止给党的领导人祝寿和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等规定。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描绘了新中国的宏伟蓝图，确定了新中国的大政方针，为促进和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推动和发展新中国的各项建设事业，保证中国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０年６月６日─９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３５人、候补中央委员２７人。各省、市委、中央各部委负责人及有关工作人员４３人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七届二中全会以来即新中国成立前后一年多的工作。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刘少奇作了《关于土地改革问题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聂荣臻作了《关于人民解放军整编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外交工作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薄一波、安子文、胡乔木分别作了关于税收、党的组织工作以及整党工作的专题报告。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确定党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以及所应采取的战略策略方针。毛泽东的报告提出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主要任务，是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为在三年左右的时间争取实现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全党全国人民要一致团结起来，创造三个条件，完成八项工作。三个条件是：土地改革的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八项工作是：有步骤地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在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平衡和物价稳定的方针下，调整税收和现有工商业；在保证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下，人民解放军复员一部分，保存主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并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坚决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加强党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全党整风的指示，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全党整风运动。七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党在当时的战略策略方针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们，集中力量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要完成土地改革，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国民党反动派残余作斗争，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必须处理好国内各阶级、政党、民族等各方面的关系，孤立和打击当前的主要敌人，而不应四面出击，树敌太多，造成全国紧张的不利局面。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

    会议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出这是不适合我们国家情况的错误思想。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不要把他们推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仍然是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为主，是节制资本而不是挤走资本、消灭资本。

    全会通过了毛泽东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

    全会决定成立土改问题委员会。土改委员会由１１人组成，刘少奇负责。

    全会决定增补廖承志、王稼祥、陈伯达、黄克诚为中央委员，撤销黎玉、刘子久的候补中央委员。

七届三中全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会议提出的策略路线和行动纲领，对于开展各项民主改革，巩固人民民主专政，恢复国民经济，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中共七届四中全会

1954年2月，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向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作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４年２月６日─１０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３５人，候补中央委员２６人。中央各部委、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军委各部门和人民团体的主要负责同志共５２人列席了全会。

    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４４位同志在会上发言。

    全会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分裂活动；批准了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１９５４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讨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及其他有关的各项问题。

    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的决议》和《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毛泽东因正在休假，没有参加这次全会。

    中共七届五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５年４月４日下午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召开。

    全会批准了１９５５年３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 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批准了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１５人，候补委员６人的名单，及董必武的书记职务和刘澜涛、谭政、王从吾、钱英、刘锡武的副书记职务；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全国代表会议的公报。

全会补选了林彪、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

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４日─１１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３８人，候补中央委员２５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和各地委书记，中央各部委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党组负责人等３８８人列席了会议。

    全会的主要议题是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和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毛泽东主持全会，并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及《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示范章程（草案）》。全会把党内在合作化速度问题上的不同意见当作右倾机会主义来批判，助长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急躁冒进情绪。使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肯定“大发展”的方针和批判所谓右倾错误的推动下迅猛发展。

    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和《关于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办法的规定》。

    中共七届七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６年８月２２日、９月８日、９月１３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４４人、候补中央委员２３人。

    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日程 （草稿） 》、 《大会规则（草稿）》、《八大预备会议安排（草稿）》、《七届七中全会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工作的建议（草稿）》、《各代表团团长、副团长名单（草稿）》、《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草稿）》、《中央委员会向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草案）》、《中国共产党章程 （草稿） 》、《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草稿）》、《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２年）的建议（草案）》、《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草稿）》、《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名单（草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秘书处名单（草案）》。

全会决定递补王首道、邓颖超、陈少敏为第七届中央委员。确定了八届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名单，决定八届中央委员名额为１７０人。

中共八大

第八届中央委员会（１９５６年９月～１９６９年４月）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刘少奇　周恩来　朱　德　陈　云（１９５６年９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

林　彪（１９５８年５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选举）

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

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德　陈　云　邓小平（１９５６年９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

林　彪（１９５８年５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选举）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刘少奇　周恩来　朱　德　陈　云　邓小平　林　彪　林伯渠　董必武　彭　真　罗荣桓　陈　毅

    李富春　彭德怀　刘伯承　贺　龙　李先念

    （１９５６年９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

    柯庆施　李井泉　谭震林

（１９５８年５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选举）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乌兰夫　张闻天　陆定一　陈伯达　康　生　薄一波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至１２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一中全会改组后的政治局机构：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　彪

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　林　彪　周恩来　陶　铸　陈伯达　邓小平　康　生　刘少奇　朱　德　李富春　陈　云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林　彪　周恩来　陶　铸　陈伯达　邓小平　康　生　刘少奇　朱　德　李富春　陈　云　董必武

陈　毅　刘伯承　贺　龙　李先念　李井泉　谭震林　徐向前　聂荣臻　叶剑英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乌兰夫　薄一波　李雪峰　谢富治　宋任穷

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　铸（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

中央书记处书记：

邓小平　彭　真　王稼祥　谭震林　谭　政　黄克诚　李雪峰（１９５６年９月中共八届一中全会选举）

李富春　李先念（１９５８年５月中共八届五中全会选举）

    陆定一　康　生　罗瑞卿（１９６２年９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增选）

    叶剑英（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增补）

    谢富治 　刘宁一（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

    撤销黄克诚、谭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１９６２年９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决定）

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１９６６年８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

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　杨尚昆　胡乔木

中央委员会委员（按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划排列）：

毛泽东、刘少奇、林伯渠、邓小平、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陈云、林彪、吴玉章、陈伯达、蔡畅、李富春、罗荣桓、徐特立、陆定一、罗瑞卿、徐向前、邓颖超、刘伯承、陈毅、彭德怀、廖承志、李先念、陈赓、聂荣臻、林枫、张鼎丞、彭真、乌兰夫、黄克诚、滕代远、肖劲光、谭政、柯庆施、粟裕、贺龙、王首道、王维舟、邓子恢、李克农、杨尚昆、叶剑英、宋任穷、张云逸、刘晓、李维汉、王稼祥、康生、叶季壮、刘澜涛、刘宁一、薄一波、胡乔木、杨秀峰、舒同、赖若愚、张际春、程子华、陈郁、刘长胜、伍修权、肖克、钱瑛、王从吾、邓华、马明方、张闻天、谭震林、刘亚楼、李雪峰、陈少敏、李葆华、许光达、王震、曾山、林铁、郑位三、徐海东、肖华、胡耀邦、赵尔陆、欧阳钦、习仲勋、刘格平、谢富治、安子文、贾拓夫、李立三、黄敬、李井泉、吴芝圃、吕正操、王树声、陶铸、曾希圣、陈绍禹

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按得票多少排列、得票相同的按姓氏笔划排列）：

杨献珍、王恩茂、杨得志、韦国清、罗贵波、张经武、谢觉哉、叶飞、杨成武、甘泗淇、章汉夫、潘自力、李大章、许世友、帅孟奇、杨勇、刘仁、陈锡联、万毅、张宗逊、周扬、黄火青、李涛、陈奇涵、陈漫远、徐子荣、黄欧东、古大存、李志民、刘澜波、苏振华、冯白驹、周保中、吴德、奎璧、张德生、区梦觉、范文澜、朱德海、邵式平、张启龙、黄永胜、李坚真、马文瑞、张霖之、张玺、王世泰、阎红彦、桑吉悦希、张达志、高克林、赛福鼎、廖汉生、洪学智、章蕴、徐冰、江渭清、廖鲁言、宋时轮、谭启龙、周桓、钟期光、陈丕显、赵健民、蔡树藩、钱俊瑞、潘复生、蒋南翔、江华、韩光、李昌、王鹤寿、陈正人

中共八届一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６年９月２８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９６人，候补中央委员７０人。

    全会选出了新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７人，政治局候补委员６人，政治局常委６人，中央书记处书记７人，候补书记３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１７人，候补委员４人，董必武为书记。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０日—１５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８４人，候补中央委员６５人；列席会议的有中央和地方的有关负责人１４７人。

    会议先后听取了刘少奇作《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控制数字的报告》、陈云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猪肉和食油）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

    这次全会未作正式决议，会后发表了公报。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从１９５７年下半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这次全会在坚持综合平衡的思想指导下，正确地调整了１９５７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从而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０日—１０月９日在北京中南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９１人，候补中央委员６２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各地委第一书记， 直辖市的区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党的负责人４１６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和会议的总结发言；陈云作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

    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以及《关于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等文件。

    全会提出和规定了改进党的领导、改革经济体制、重视发展农业以及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改进农业生产管理等一系列正确的思想和方针政策，反映了党的八大路线的贯彻和发展。全会在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上，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对１９５６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作了错误的批判，这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不良影响。

    中共八届四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８年５月３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

    全会讨论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议程、代表团的组成和大会主席团的组成。讨论了《中央委员会向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修正稿）》和《八大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修正稿）》等文件。

    中共八届五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５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递补杨献珍、王恩茂为中央委员。

全会还决定创办出版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由陈伯达任总编辑。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０日在湖北武昌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８４人，候补中央委员８２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李富春作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说明》。

    全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议》、《关于１９５９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和《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批评了企图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按劳分配原则以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 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跳入共产主义的空想，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重申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宣布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还批评了经济建设工作中的浮夸作风。

    全会注意到了１９５８年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的问题，初步总结了“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降低了１９５８年８月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１９５９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

八届六中全会，是党自“大跃进”运动开展以来，在毛泽东领导下，主动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的一次重要会议。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９年４月２日—５日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８１人，候补中央委员８０人。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全会听取了薄一波作的《关于第一季度工业生产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李先念作的《关于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邓小平作的《关于经济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的说明》，李富春作的《关于准备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１９５９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说明》。

    全会讨论并通过了 《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１９５９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全会还讨论并决定了准备向第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方案。

    全会通过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总结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的成果，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作了一系列原则的规定。全会再次批评了“反冒进”。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１９５９年８月２日—１６日，在庐山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７５人，候补中央委员７４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１４人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一是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批判；二是讨论调整１９５９年经济计划指标。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讲话。

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４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先后为这些同志平反）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４日─１８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８３人，候补中央委员８７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２３人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全会听取了李富春作的《关于１９６０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邓小平作的《关于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全会通过了上述两个报告；通过了在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４日—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产生的《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议，决定成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中央局，代表中央分别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全会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是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以来经济指导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它对于后来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工作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此后，中国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２７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８２人，候补中央委员８８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３３人列席了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５人不参加全会。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全会对邓子恢、彭德怀、习仲勋等开展了错误的批判与斗争，并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对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行审查。全会还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文件，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

    全会坚持了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制定了关于农业、商业和人民公社等问题的文件，这对于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全会接受和肯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为以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和理论准备。

全会增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２１人，候补委员２１人。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撤销了黄克诚、谭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扩大）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１２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１４１人。列席会议的有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４７人。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群众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开始。针对在各地大中学校、党政文化机关掀起了“造反”浪潮，出现混乱现象的情况，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向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最初派往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大学的工作组是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但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８日毛泽东从武汉回京后改变了过去的态度，否定了工作组。他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此后，全国都撤销了工作组。为了排除各种"阻力"，特别是来自中央的“阻力”，进一步将“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并使之合法化，毛泽东仓促决定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全会原订会期为５天，议程有４项：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通过会议公报；四、补行法律手续问题（即５月２３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等决定）。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报告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各项工作，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刘少奇的讲话没有正式文字稿，同时说明，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８月４日，全会发生大的转折。原定这天开大会，５日全会结束，但在这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措词十分激烈的讲话，并决定当日不开大会了，各组传达常委扩大会内容。由此全会改变了原定日程。

    ８月５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

    ８月７日，大字报发表后，全会立即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

    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全会讨论和批准了１９６２年９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决定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及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的职务；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６人、政治局候补委员３人；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２人；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１１人。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未按得票多少排列名次，林彪名列第二位，实际上成为毛泽东的副手和接班人。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原来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实际上是取消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很大部分权力，逐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掌握。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３日─３１日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许多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原９７名中央委员除去世１０人外，只有４０人到会，不足半数。加上会议的第一天从到会的１９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挑选的１０名补为中央委员（未按惯例递补），才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人数刚刚超过半数。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共７４人。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在开幕式上作了讲话。

    全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此项决议已于１９８０年经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宣布撤销，并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全会根据毛泽东关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总口号，作出了实行“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等项部署，使“文化大革命”继续错误地向前发展。

全会通过了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以及《关于九大代表产生的决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全会通过的公报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次政治大革命”的错误论断。

中共九大

第九届中央委员会（１９６９年４月～１９７３年８月）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林　彪（注）

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　林　彪　陈伯达　周恩来　康　生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林　彪　叶　群　叶剑英　刘伯承　江　青　朱　德　许世友　陈伯达　陈锡联　 李先念

李作鹏　吴法宪　张春桥　邱会作　周恩来　姚文元　康　生　黄永胜　董必武　谢富治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　李雪峰　李德生　汪东兴

注：１９７１年９月１３日林彪反革命集团发动武装政变失败。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永远开除林彪、陈伯达的党籍以及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的处理的决定。

中央委员会委员（170人）：

    毛泽东主席　林彪副主席

（以下按姓氏笔划次序排列）丁盛、于桑、马福全、王震、王白旦、王进喜、王宏坤、王秀珍（女）、王秉璋、王国藩、王洪文、王树声、王首道、王效禹、王淮湘、王超柱、王辉球、王新亭、邓子恢、邓颖超（女）、韦国清、天宝、孔石泉、叶群（女）、叶剑英、龙书金、邝任农、田华贵、申茂功、皮定、刘丰、刘伟、刘子厚、刘兴元、刘伯承、刘均益、刘贤权、刘建勋、刘结挺、刘格平、刘盛田、刘锡昌、江青（女）、江礼银、江拥辉、江燮元、朱德、华国锋、许世友、任思忠、年继荣、纪登奎、陈云、陈郁、陈康、陈毅、陈士榘、陈永贵、陈先瑞、陈伯达、陈奇涵、陈锡联、李强、李震、李大章、李天佑、李水清、李四光、李先念、李作鹏、李顺达、李素文（女）、李雪峰、李富春、李瑞山、李德生、吴涛、吴德、吴大胜、吴法宪、吴桂贤（女）、吴瑞林、吕玉兰（女）、张才千、张天云、张云逸、张达志、张池明、张体学、张国华、张恒云、张春桥、张富贵、张福恒、张鼎丞、张翼翔、汪东兴、邱创成、邱会作、邱国光、杨春甫、杨得志、杨富珍（女）、杜平、苏静、肖劲光、余秋里、周兴、周赤萍、周建人、周恩来、郑维山、宝日勒岱（女）、范文澜、宗希云、冼恒汉、胡继宗、姚文元、南萍、饶兴礼、耿飚、徐向前、徐海东、徐景贤、聂荣臻、唐岐山、唐忠富、钱之光、郭沫若、袁升平、倪志福、夏邦银、莫显耀、高维嵩、梁兴初、康生、黄镇、黄永胜、曹里怀、曹轶欧（女）、尉凤英（女）、鹿田计、曾山、曾绍山、曾国华、曾思玉、彭绍辉、鲁瑞林、韩先楚、粟裕、温玉成、董必武、董明会、程世清、谢家祥、谢富治、赖际发、解学恭、谭甫仁、赛福鼎、蔡畅（女）、蔡协斌、蔡树梅（女）、滕代远、滕海清、潘世告、潘复生、魏秉奎

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09人）：

七林旺丹、马天水、王体、王新、王六生、王光临、王志强、王恩茂、王维国、方铭、方毅、邓华、韦祖珍、尤太忠、文香兰（女）、石少华、冯占武、央宗（女）、刘西尧、刘春樵、刘浩天、刘振华、朱光亚、华林森、达洛、肉孜吐尔迪、阮泊生、陈仁麒、陈华堂、陈励耘、陈和发、陈敢峰、李立、李化民、李书茂、李再含、李守林、李定山、李跃松、吴忠、吴纯仁、吴金全、吕和、吕存姐（女）、张日清、张世忠、张令彬、张延成、张江霖、张西挺（女）、张秀川、张泗洲、张英才、张积慧、汪家道、杨俊生、杨焕民、宋双来、岑国荣、罗元发、罗春ｄì＠（女）、罗锡康、郑三生、金祖敏、易耀彩、胡炜、胡良才、姚连蔚、赵峰、赵兴元、赵启民、耿起昌、徐驰、聂元梓（女）、唐亮、钱学森、郭玉峰、郭宏杰、梁锦棠、康林、康健民、黄文明、黄成连、黄作珍、黄志勇、黄荣海、崔修范、崔海龙、阎仲川、盘美英（女）、隆光前、曾雍雅、彭、冲、彭贵和、鲁大东、韩英、傅传作、焦林义、舒积成、蒋宝娣（女）、谢家塘、谢望春（女）、蓝亦农、蓝荣玉、谭启龙、裴周玉、樊孝菊（女）、樊德玲、黎原

字库未存字注释： ＠原字亻加弟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８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１７０人，候补中央委员１０９人。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他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了“文化大革命”。

    全会选举出中央政治局常委５人，中央政治局委员２１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４人，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任副主席。新的中央机构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９月６日在庐山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１５５人，候补中央委员１００人。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林彪一伙在会上通过称颂毛泽东为“天才”的办法，借以吹捧林彪，鼓吹要设国家主席，想以此达到其夺权的目的。８月２４日，陈伯达在华北组宣讲由他编选经林彪审定的《论天才》的材料，煽动华北组通过决议：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８月３１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揭穿了“称天才”的骗局，指出了他们在庐山搞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阴谋和野心，指出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从而挫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向党发起的有组织、有预谋的进攻。为此，全会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全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１９７０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报告。

中共九届一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６９年４月２８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１７０人，候补中央委员１０９人。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讲了话。他在讲话中再次肯定了“文化大革命”。

    全会选举出中央政治局常委５人，中央政治局委员２１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４人，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任副主席。新的中央机构中，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占了相当大的比重。

    中共九届二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９月６日在庐山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１５５人，候补中央委员１００人。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林彪一伙在会上通过称颂毛泽东为“天才”的办法，借以吹捧林彪，鼓吹要设国家主席，想以此达到其夺权的目的。８月２４日，陈伯达在华北组宣讲由他编选经林彪审定的《论天才》的材料，煽动华北组通过决议：坚决要求设国家主席。８月３１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一文，揭穿了“称天才”的骗局，指出了他们在庐山搞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的阴谋和野心，指出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从而挫败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向党发起的有组织、有预谋的进攻。为此，全会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全会批准了国务院关于全国计划会议和１９７０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批准了中央军委关于加强战备的报告。

第十届中央委员会（１９７３年８月～１９７７年８月）

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逝世）

华国锋（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７日中央政治局决定。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追认）

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华国锋（１９７６年４月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　王洪文　康　生　叶剑英　李德生（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

    邓小平（１９７５年１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１９７６年４月７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撤销邓小平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注：１９７５年１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同意李德生辞去中共中央副主席职务。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

中央政治局常委：

    毛泽东　王洪文　叶剑英　朱　德　李德生　张春桥 　周恩来　康　生　董必武

    （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

    邓小平

（１９７５年１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选举）

中央政治局委员：

毛泽东　王洪文（注）　韦国清　叶剑英 　刘伯承　江青（女）（注）　朱　德　许世友　华国锋　纪登奎   吴　德　汪东兴   陈永贵　陈锡联　 李先念　李德生  张春桥（注）    周恩来　姚文元（注）  康　生　董必武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吴桂贤（女）　苏振华 　倪志福　赛福鼎

注：１９７７年７月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中央委员会委员（195人）：

    毛泽东

（以下按姓氏笔划为序）丁盛　丁可则　丁国钰　马宁　马天水　于桑　于会泳　于洪亮　王诤　王震　王必成　王宏坤　王秀珍（女）　王国藩　王洪文　王树声　王首道　王淑珍（女）　王淮湘　王超柱　王稼祥　天宝　巴桑（女）　方毅　邓小平　邓颖超（女）　尤太忠　孔石泉　孔照年　乌兰夫　韦国清　冯铉　司马义·艾买提白如冰　田华贵　田维新　皮定均　叶剑英　刘伟　刘子厚　刘兴元　刘伯承 刘均益　刘贤权　刘建勋　刘盛田　刘湘屏（女）　刘锡昌　江青（女）　江礼银　江拥辉　江燮元　朱德　朱穆之　许世友　吕玉兰（女）　安平生　庄则栋　华国锋　华林森　乔冠华　任思忠　年继荣　纪登奎　邢燕子（女）　陈云陈郁　陈康　陈士榘　陈永贵　陈先瑞　陈奇涵　陈锡联　陈慕华（女）　杜平　李达　李强　李震　李大章　李井泉　李水清　李任之　李先念　李志民　李顺达　李素文（女）　李葆华　李富春　李瑞山　李德生　谷牧　杨勇　杨春甫　杨得志　吴涛　吴德　吴大胜　吴桂贤（女）　苏静　苏振华　张才千　张云逸　张平化　张达志　张池明　张延成　张体学　张宗逊　张恒云　张洪池　张树芝　张春桥　张维民　张富贵　张福恒　张鼎丞　张翼翔　汪东兴　肖劲光岑国荣　宋佩璋　余秋里　周兴　周宏宝　周丽琴（女）　周纯麟　周建人　周恩来　宝日勒岱（女）　宗希云　林丽韫（女）　罗青长　罗锡康　冼恒汉　金祖敏　姚文元　饶兴礼　段君毅　祝家耀　胡继宗　赵紫阳　耿飚　耿起昌　钱之光　钱正英（女）　郭玉峰　郭宏杰　郭沫若　徐向前　徐景贤　夏邦银　唐岐山　唐忠富　倪志福　聂荣臻　莫显耀　秦基伟　陶鲁笳　姬鹏飞　康生　黄华　黄镇　尉凤英（女）　鹿田计　曹里怀　曹轶欧（女）　崔海龙　梁锦棠韩英　韩先楚　粟裕　董必武　董明会　傅传作　焦林义　曾绍山　曾思玉　彭绍辉　谢家祥　谢静宜（女）　鲁瑞林　解学恭　蔡畅（女）　蔡啸　蔡协斌 蔡树海（女）　滕代远　谭启龙　谭震林　廖承志　赛福鼎　潘世告　樊德玲魏秉奎

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124人）：

卜谷香　七林旺丹　马明　马小六　马立新　马金花（女）　邓华　王体　王谦　王六生　王光临　王百得　王志强　王美季（女）　王景升　王德山　文香兰（女）　叶飞　央宗（女）　石少华　厉日耐　冯占武　冯品德　申茂功　卢忠阳　白栋材　江华　江渭清　吕和　吕存姐（女）　任荣　达洛　孙健　孙玉国　刘西尧　刘光涛　刘春樵　刘振华　向仲华　朱光亚　朱克家　肉孜·吐尔迪　阮泊生　肖克　吴忠　吴从树　吴玉德　吴向必　吴金全　杨贵　杨大易杨坡兰（女）　杨俊生　杨富珍（女）　陈玉宝　陈代富　陈和发　陈佳忠　陈佩珍（女）　李化民　李守林　李定山　李祖根　李跃松　张令彬　张怀连　张世忠　张江霖　张英才　张林池　张国权　张泗洲　张积慧　宋双来　宋庆友宋时轮　陆金龙　汪家道　王湘君（女）　佘积德　郑三生　林李明　罗春俤（女）胡炜　胡良才　胡金娣（女）　赵峰　赵兴元　赵辛初　姚连蔚　姚依林　徐驰　唐亮　唐克碧（女）　唐闻生（女）　铁瑛　贾那布尔　钱学森　高淑兰（女）　诸惠芬（女）　郭耀卿　康林　康健民　黄文明　黄成连　黄作珍　黄知真　黄炳秀（女）　黄荣海　隆光前　崔修范　盘美英（女）　彭冲　彭贵和　鲁大东　蒋宝娣（女）　谢家塘　谢振华　谢望春（女）　廖志高　裴周玉　黎原　樊孝菊（女）　薛金莲（女）

中共十届一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７３年８月３０日在北京召开。

    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为副主席。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因毛泽东的赏识，一跃成为继林彪之后的第二个所谓“接班人”。从此，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活动。

    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常委９人，委员２１人，候补委员４人。     

    中共十届二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７５年１月８日—１０日在北京召开。

    全会由周恩来主持，讨论了四届全国人大的准备工作，决定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国务院组成人员的候选人名单，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

    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李德生提出免除他所担任的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请求。

全会坚持了毛泽东关于支持周恩来筹备四届人大、任国务院总理的正确意见，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组阁篡权的阴谋。

中共十届三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６日—２１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了会议。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和军队的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了会议。

    全会通过了《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决定恢复邓小平同志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决定永远开除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的党籍，撤销他们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全会同意中央政治局关于提前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赞同中央政治局为召开这次代表大会所作的各项准备工作。全会一致通过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议程：（一）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三）选举中央委员会。

    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强调要对毛泽东思想体系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不要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要坚持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实际上进一步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

    这次会议对揭批“四人帮”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全会是在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因此沿袭了“文化大革命”中的许多“左”倾错误理论。会议认为“四人帮”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推行了一条极右路线，这就错误地要求人们批右而不批“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