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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归来的“娜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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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

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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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八节”有感

看历史

杂谈

《看历史》本刊记者│何书彬

1918年，《新青年》的“易卜生号”发表了包括剧作《娜拉》，这个独立自主、个性鲜明的“娜拉”，迅即引发了中国青年的激情，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女性解放的偶像。女作家丁玲本人的历程——参加革命、直视延安妇女的困境、反思并自我改变，象征了“中国”娜拉的出走并最终回归。

1942年的早春，在延安蓝家坪的一间窑洞里，38岁的丁玲与小她13岁的陈明结婚了。

在此之前，丁玲已经有过三次恋爱经历，并生育了两个孩子。在孤身一人到达陕北边区后，丁玲喜欢上了西北战地服务团（西战团）的同事陈明，无话不谈的他们很快发展成恋爱关系。

流言说：“丁玲爱上了一个小丈夫。”陈明听了很不高兴，但说自己“不在乎”，丁玲还鼓励陈明：“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陈明口述，《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

在去延安前，陈明是上海麦伦中学的进步学生、市中学生救国联合会里的积极分子。在那时向往延安的无数年轻人中，陈明只是其中普通的一个，而丁玲早已是拥有极大声望和影响的知名女作家。

在五年的曲折恋爱之后，二人低调地结婚了。“没有张扬，没有请客。”婚后的丁玲，对邻居“罗老太太”说，她和陈明“爱得很苦。”

也许对种种无形的压力有切身的体会，一个月后，丁玲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杂文《“三八节”有感》，历数女性在延安的遭遇。

丁玲说，延安是革命的中心，每年的这个时候，都“有大会，有演说的，有通电，有文章发表”来庆祝妇女运动，但实际上延安妇女并没有迎来她们想要的解放。

以婚姻为例。在延安，无论一个女性如何做，都会遭受非议，如果她不结婚，人们会视之为“罪恶”，“她将更多的被作为制造谣言的对象，永远被污蔑。”如果她结婚了又怎样呢？那她便不能免除“落后”的命运，“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回到家庭了的娜拉。’”

丁玲慨叹，在这样的情形下，女性简直是沦为“女犯”了。她希望：“男子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问题。”直视延安妇女的困境，并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而非用“首先取得我们的政权”的“大话”来忽略这些实际事项。

编辑刊发的时候，丁玲有一种隐隐的不安，她很清楚这篇文章将必然给她招致新的非议，但她当时没有想到，延安的一场风云正在酝酿之中，很快她就将卷身其中。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6月刊：民国女性进化史_六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 初遇“娜拉”

丁玲在文章中提到的“娜拉”，是“五四”以来有关中国女性命运的一个象征。   

1918年，《新青年》的“易卜生号”发表了包括剧作《娜拉》，娜拉在丈夫指责她背叛了贤妻良母的“神圣职责”时，回答：“我还有一个更神圣的责任——我对自己的责任。”这个独立自主、个性鲜明的“娜拉”，迅即引发了中国青年的激情，在“五四运动”中成为女性解放的偶像。

“五四”风潮到达丁玲的家乡常德时，她却正处在困扰之中，当时她已十四五岁了，与表兄的婚约即将成为现实，看着同学们都热情地组织学生会，到处游行、演讲、喊口号，丁玲一开始很茫然，“她们为什么这样激动呢？”但她很快也被感染了，成为这些激进女学生中的一个，“在学校里举行辩论会，讨论很多妇女问题、社会问题。”

汹涌跌宕的思潮摇晃着中国，这些尚未成年的女孩子在自觉或者不自觉中，也被时代之潮裹挟着向前了。在《记丁玲》一书中，丁玲的同乡好友沈从文回忆当时发生的一切：“（五四）余波所及扩大到了桃源，就使几十个年约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发了疯狂。‘自觉’与‘自决’的名词、‘独立互助’的名词、‘自由平等’的名词，以及其他若干新鲜名词，在若干崭新的刊物上，皆用一种催眠术的魔力，摇动了所有各地方年青孩子的感情。”

在整个社会的风云激荡中，1922年初，她来到了上海，感觉是进入了“广大的领域里”。

她和王剑虹、王醒予、周敦祜一起，四个人合租了一间房子，在四壁空空的房间里打地铺住下。不久后，周敦祜进入一家医院工作，丁玲等则进入平民女校。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6月刊：民国女性进化史_六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娜拉”的困惑                         

丁玲极力想证明自己的自立，她开始四处找工作，看到有学校招聘教师或是有工厂招聘绣花工人的消息，她都赶紧过去，但是都无果而终。

1923年，丁玲离开上海去了北京。那时的丁玲过得并不愉快。她的弟弟和最好的朋友王剑虹都在不久前去世了，这使她“感伤气氛极重，大约因为几年来在外边飘飘荡荡，人事经验多了一些，少年锐气受了些折磨，加之较好的朋友又死掉了，生活又毫无希望可言，便想起母亲，想起死亡的弟弟，想起不可再得的朋友，一切回忆围困了她……因此便不问黄昏清早，常常一人跑到最寂寞僻静地方去，或是南城外陶然亭芦苇里，或是西城外田野里，在那些地方痴坐痛哭。”（沈从文《记丁玲》）

这个时候的报章，仍在极力鼓吹“娜拉”们的出走，1922年4月1日，《妇女杂志》发表文章说，“娜拉”是中国女性的样板，“‘娜拉’式的离婚，何等痛快，何等壮烈！”就在所有人在效仿、在呼吁“像娜拉那样出走”时，鲁迅却站出来给这股热潮泼了冷水。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做了著名的《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他在中国现实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这个易卜生未曾解答的问题，并一语道破残酷的现实：由于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娜拉出走以后“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1925年，感觉寻求不到出路的丁玲在苦闷中回到湖南老家。有一天，丁玲一开门，就惊奇地发现，她在北京“只见过两三次面”的胡也频找过来了。

胡也频是从一所海军学校退学的学生，抱着文学梦来到北京，并在年轻人的聊天中结识了丁玲，在沈从文的鼓动下，他对一见钟情的丁玲开始了热烈的追求。

丁玲与胡也频一道返回北京，在香山租房同居了。他们仍是无事可做，有时竟至绝粮，便去找沈从文，同吃“慈幼院大厨房的粗馒头，次数似乎也很多很多。”

几个年轻人都希望以写作来打开一条出路，但是投出去的作品却常常碰壁，他们还尝试着办文学刊物，但也都无果而终。

丁玲一举成名，来自于《莎菲女士的日记》，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轰动效应。这篇日记体的小说分为三十多段，运用心理分析的手法，展现了一个追求个性解放，走出家门的青年女性在爱情和理想幻灭后的内心世界。无聊的莎菲在寄身的公寓里以煮牛奶和翻报纸消磨时间，她痛恨和蔑视一切，厌倦那些“才女”写的诗句“悲哀呀我的心”，自己又无路可走；患了肺病后，她便放纵自己的感情，倾心于南洋子弟凌吉士的丰美外表，却又鄙视他卑劣的灵魂，终于陷于痛苦的挣扎之中；最后莎菲决定“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

在“五四”退潮、大革命失败的背景下，“莎菲”的苦闷、彷徨、伤感、绝望，让无数的青年人产生了强烈共鸣。

正是在这个时候，丁玲与冯雪峰结识了。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6月刊：民国女性进化史_六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娜拉”向左转

冯雪峰看了《莎菲女士的日记》，禁不住感动得流泪，身为一名男子，他对“莎菲”的理想与爱情的幻灭也极有感触，但是他又说：“这篇东西效果不好，是消极的，看了会使人消极，太空虚了！太消极了！”（丁玲，《和几位文学界朋友的交往》，《我在爱情中生长》，漓江出版社1988年版）。

一开始，丁玲只是找冯雪峰补习日语，根本不知道冯雪峰在苏俄文艺理论译介上的勤奋和成就。未几，二人兴致盎然的谈话就取代了原有的补课计划。丁玲深切地感受到与冯雪峰的相处给了她“思想上的满足”，她几乎是狂热地爱上了冯雪峰，认为这是她第一次真正的爱情。回忆几年来与胡也频的相处，她认为那不过是“小孩般好像在用爱情做游戏”；在给冯雪峰的信里，丁玲这样表白，“我真真的只追求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我的心，使我起过一些狂炽的欲念……这个男人是你。”（丁玲，《不算情书》，《意外集》，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

丁玲对胡也频说：“我必须离开你，现在我已懂得爱意味着什么了，我现在同他相爱了！”（1937年，丁玲与斯诺夫人的谈话）

但冯雪峰没有胡也频那样的热情和勇气，从不鼓励丁玲离开胡也频，丁玲也无法回避胡也频炽烈的感情和两人已经同居的现实。最终，丁玲与胡也频和好，并把她和冯雪峰的关系定位为“纯粹是同志”。（丁玲，《不算情书》，《意外集》，良友图书公司1936年版）

中国知识界此时也在重新审视“娜拉”。1918年时，胡适在《新青年》上解读“易卜生主义”时，目的在于提倡“一种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十年后，不少知识分子在经过后五四时期的彷徨和迷茫后，开始以一种新的视觉来看待“娜拉”。1928年，袁振英为其《易卜生传》第四版作序，就明确提出，不能把易卜生笼统地解释为个人主义者，“易氏起先是一个人主义者，凡是限制个人发展的，就是他的仇敌，他所以要反对国家，就是因为他是个人的制裁。他所以要责骂社会，因为它要拿诈伪的伦理来摧残个人，绝不会改善个人。”

左翼文学的兴起促使“娜拉”符号的意义发生了更大偏移和转变。在茅盾的小说《虹》（1929年）中，娜拉符号的再次出现，已经含有了批判色彩。主人公梅行素不满于娜拉“全心灵地意识到自己是‘女性’”，要努力克制“自己的浓郁的女性和更浓郁的母性”，准备献身给“更伟大的前程”，“准备把身体交给第三个恋人——主义”。在“革命”的召唤下，梅行素最终完成了“时代女性”的“革命化”过程。

因《莎菲女士的日记》而声名鹊起的丁玲，也开始拥抱这个“转变”，就好似她在“五四”时期被“独立”“自觉”等新思想感染一样，丁玲很快把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左翼文学的创作上来了。

1928年春，丁玲和胡也频来到上海。在冯雪峰的引导下，丁玲写出了《水》《奔》《田家冲》等小说，与《莎菲女士的日记》相比，这些小说开始具有鲜明的“左联”印记。尤其是描写灾民抗争的《水》，在发表后被冯雪峰赞为“新小说的诞生”。

1930年，胡也频加入“左联”。一年后，胡也频被捕，随后在上海龙华被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枪杀。接下来，丁玲也正式加入了“左联”，并担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

1932年，丁玲发表了《莎菲日记第二部》的片段，描写莎菲的转变——莎菲并没有“浪费我生命的余剩”，而是与一位热心于革命的青年结婚了，待到这个青年被当局杀害，莎菲自己也成了一名革命者。

丁玲让莎菲这位著名的小说主人公与过去告别了，与过去“所有的梦幻、所有的热情、所有的感伤、所有的爱情的享受”告别。“只向着前方，一点也不回头。”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6月刊：民国女性进化史_六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 “娜拉”到延安

1936年11月1日，丁玲登上了一辆去陕北边区的汽车。

作为第一个自国统区到达陕北边区的拥有极大名望的作家，很自然地，丁玲受到隆重的欢迎。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都赶过来看望丁玲。在一个大窑洞里，中宣部特意为丁玲开了一个座谈会。这是丁玲第一次当着这么多的中共高级干部的面发言，她掩饰不住心情的激动，“讲了在南京的一段生活，就像远方回到家里的一个孩子。”（丁玲《序<到前线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6月版）

33岁的丁玲，再一次找到了年轻的感觉。在无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人中间，丁玲恢复了青春活力。在1939年写的一篇故事中，丁玲用边区两位女子的对话来表达这种愉悦的心情：

“你以为我都是这样的吗？我从前忧愁得很呢，是一个不快乐的人呢。自从来到这里，精神上得到解放，学习工作都能由我发展，我不必怕什么人，敢说敢为，集体的生活于我很相宜。我虽说很渺小，却感到我的存在。我还能不快乐么？”

但在两年后，丁玲在延安也感受到了“困恼”。

虽然在1932年发表《莎菲日记第二部》的时候，丁玲就开始注意到要和自己身上“旧的痕迹”做告别：“也许我还遗留得有许多旧的成分，是我自己看不清，而常常要在不觉之中，反映出那种意识来。”丁玲还借莎菲之口自我告诫，要经常“审判我自己，克服我自己，改进我自己。”但是在延安，丁玲还是不自觉地在她的写作中流露了她的“旧意识”。本文来自《看历史》2011年6月刊：民国女性进化史_六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 归来的“娜拉”

1942年3月8日，《解放日报》的副刊《文艺》要赶制“三八节”专题，尽管中央委员会事先曾作过指示，要求庆祝国际妇女节时重点应放在庆祝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促进中国统一和颂扬妇女在革命中的积极作用等方面，但丁玲没有理睬这些，仍我行我素，要把心中的想法一吐为快。

很少有人公开承认，在延安存在对女性的“无声的压迫”。充满怨气的《“三八节”有感》自然也给毛泽东带来了不快。在《“三八节”有感》之后，《文艺》又刊登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将矛头直接指向了在延安形成的新的等级制度。

这两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恰逢延安的整风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展中。毛泽东原本有一个与丁玲等人合影的计划，但是在看过《“三八节”有感》后，他取消了这个计划，并留下一句讽刺的话：“我们不要再在三月八日那天让人指责了。”

但是在决定如何批判时，毛泽东把主要矛头对准了王实味，而放过了丁玲。1942年10月底，在王实味被正式定罪的第二天，丁玲让步了，承认对她的指责都是正确的，她还说，她在《“三八节”有感》一文中提出的关于妇女问题的观点也都是错误的，她的态度代表着一种落后的女权思想，在延安，阶级斗争中的团结一致必须超越性别之间的差异。

丁玲的这种态度又引发了一场关于当代“娜拉”作用的讨论，有人认为，秋瑾是真正的娜拉，为了前途未卜的革命而放弃家庭，另有人认为，在延安的丁玲，至少应认识到，对群众负责是实现她自身个性的先决条件。

“自‘五四’以来，‘妇女解放’在中国一直是现代性话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很少有人警觉妇女的‘解放’从来不是针对着以男权中心为前提的民族国家。恰恰相反,妇女解放必须和‘国家利益’相一致，妇女的解放必须依赖民族国家的发展———这似乎倒是一种共识。不仅梁启超作如是观，毛泽东亦作如是观。”后来，作家李陀就《“三八节”有感》一文引发的风波这样说。

从19世纪末期女权思想的输入开始，中国妇女解放始终被纳入国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议程之中，这种观点将妇女其看作等同于“阶级”的一个弱势群体。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以秋瑾为代表的女性解放从革命始，和以丁玲为代表的女性解放最终与革命一体化，可以说是一脉相承，而在丁玲的身上，则完整地体现了“娜拉”在五四后“出走”，后来又回到“家（革命之家）”的全部过程。

丁玲开始迅速地放弃她作品中那种细腻的女性意识，开始把她的写作真正放入到革命话语中去。几年后，她写出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小说几乎是完全按照阶级斗争理论进行写作的。1951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了斯大林文学奖。丁玲正式完成了从女性作家到革命作家的转变。

丁玲正式和“莎菲”，与“旧的痕迹”“旧的成分”说再见了，她“脱胎换骨”了。在整风运动的时候，丁玲就曾写下两本学习心得：一本名为《脱胎换骨》，另一本叫《革面洗心》。1950年时，丁玲又含蓄地描述了她当年的那段心路历程：“在陕北我曾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感情冲动到沉静，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凡走过同样道路的人是懂得这条道路的崎岖和平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