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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与终南山隐士文化张丽娟终南山，以其居天之中、都之南，故又称“中南山”、“南山”。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前109）祀太乙神于此，建太乙宫，故又名“太乙山”（也做“太一山”）。宋人所撰《长安县志》载：“终南横亘关中南面，西起秦陇，东至蓝田，相去八百里，昔人言山之大者，太行而外，莫如终南。”今天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讲的终南山，是指秦岭山脉的主峰之一，具体讲就是秦岭山脉的中段。它东始蓝田，西经长安、户县、周至，东西走向约10公里长，海拔2000多米，总面积约32平方公里，包括太兴山、嘉午台、翠华山、南五台、小五台、青华山、圭峰山、紫阁山、万花山等数十座名山秀峰。终南山，地形险阻、道路崎岖，大谷有五，小谷过百，绵延数百里，峰峦叠嶂，沟壑幽深，竹掩松映。终南山不仅景色秀美，人文资源也极为丰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天下修道，终南为冠”。终南山自古以来就是着名的修道胜地，它既是佛教的策源地也是道教的发祥地。老子留《道德经》于楼观台，因而成为道教的祖庭，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五大宗派祖庭在终南，有“长安三千金世界，终南百万玉楼台”之说。同时终南山之所以为世人所瞩目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的“隐士文化”。终南山自古多隐士，隐士文化一直名传天下，至今依然存在着全国最集中的隐修茅蓬，特别是美国汉学家比尔波特的《空谷幽兰》在海内外大量出版发行后，终南山的隐士更引起现代人的关注和思考。一、终南山历史上的隐士传统终南隐逸之风，自古就有，并形成一种发达的隐士文化和传统，中国历史上的不少名人都曾做过“终南隐士”。相传西周的开国元勋姜子牙，入朝前就曾在终南山的磻溪谷中隐居，秦末汉初，有东园公、夏黄公、绮里季、角里四位先生，时称“四皓”，先隐居商山，后隐居终南。汉初“第一谋臣”张良功成身退，“辟谷”于终南山南麓的紫柏山。晋时的王嘉、南朝宋时的李和、隋唐五代的新罗人金可记、药王孙思邈、仙家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金元时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明清时江本实等都曾隐居终南山。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但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酒之关系》一文中这样评价陶渊明：“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由此可见，历史上的那些隐者，大多是“身隐心不隐”，也就是假隐，那假隐也是隐士，这就涉及到隐士这一文化内涵的定义问题了。二、隐士的定义问题研究隐士文化，必需弄清楚什么是隐士，本文认为，隐士首先必须是“士”，现在字典上对士的解释有两种，一是指古代位于卿大夫与世庶民之间的一个阶层，二是指读书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述林》卷三《释士》：“《说文》讲：‘士者，事也。’士，古以称男子；事，谓耕作也。《汉书蒯通传》曰：‘不敢事刃于公之腹者。’李奇注：‘东方人以物臿地中为事。’事又做菑。《汉书。沟洫志》云：‘菑亦臿也。’士、事、菑古音并同。男字从力田，依形得义。士则以声得义。”由此可见，士的最初含义只是指从事耕种的男子，而且是其中精壮的男子。随着社会的发展，士地逐渐脱离农耕，到春秋末期，成为一个新的群体，他们专门追求各种治术和学术，与普通庶人的生活情态完全不同了。这在《礼记》一书中也可见其一二。《礼记。少仪》：“问士之子长幼，长，则能耕矣；幼，则曰能负薪，未能负薪。”--这是士尚未脱离农耕阶段的记录。《礼记。曲礼》：“问士之子，长，曰能典谒矣。幼，曰未能典谒也。问庶人之子，长，曰能负薪矣。幼，曰能负薪矣。”在这里，士，已经脱离农耕，成为一个新的群体了。春秋时期的士必须接受文武合一的良好的教育，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即一般所说的「六艺」，所以一个士可以执干戈以卫社稷，也须具备学术的涵养。士的训练有很大部分是习武，孟子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序』者射也。”说明古代贵族所受的教育，有许多和习武有关。至于文的部分，主要是「六经」，即后来成为儒家经典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秦汉以后，由于专制者对武的限制，士便逐渐由文武合一转为注重文治的文士了。同时，这一时期以后士有两个特征：一是做事，这个事指的是国家之事，为政之事，不是普通的种田干活做饭之事；二是必须依附于贵族权势，这样才能有用武之地。士没有财产，但有才，有治国治天下之才。那么“隐”如何来定义呢？按自古以为隐的形式来说，可分为身隐和心隐，或为身心全隐之士，隐士是不依附于权贵，不出世，不做官，不为国家做事，不为天下做事。这并不代表他们做不了，他们能做，会做，就是不愿做。历史上最有名的隐士就是许由，尧跟他说想禅位于他，他听后赶紧就去河边洗耳朵，他就是隐士的典型代表。儒家是文士的代表，墨家是侠士的代表。道家的立场是隐士，但不是真正的隐士，他们对天下兴亡是关心的。那么，隐士文化就是这些隐士们创作的精神之文化，如上所说，是隐士得符合两个条件：一是士，二是隐，按狭义的隐来说，心隐为真正的隐，那么盛唐在终南山隐的典型代表当推“诗佛”王维了，本文就以王维为例，以他的由“仕”到“隐”的经历，来阐述终南山与盛唐的隐士文化。三、王维的归隐之路盛唐在初唐这个隐逸过渡期之后，迅速形成了具有入世功利性倾向的隐逸风尚。这一时期的文人士子们踌躇满志，一部分人以退为进，以“隐”求仕，“他们在隐逸时全无消沉颓废之情，即使偶尔流露出伤感，也只是表面，其骨子里并非真正要遗世独立，隐逸终身，也并未与政治仕宦彻底握手作别，而是以退为进，待机而动，这一点既与魏晋为了全身远祸的隐逸不同，也与六朝时附庸风雅的隐逸有别。使这一时期的士大夫们与国家的双边矛盾在新的机遇期实现了最大程度上的调和，王维就是这一时期隐士的典型代表。王维早年受儒家思想熏陶，胸怀壮志，奋发进取，积极向上，他认为一个人要想成就大事，就必须从少年时做起，否则，光阴流逝，青春磨灭，那就只能空自悲叹，他在诗作《少年行》中这一观点表现的尤为突出，但严峻的现实却完全打破了他天真的幻想。他早期的《洛阳女儿阳》、《西施咏》等诗都讽世之作，表达了自己怀才不遇的苦闷和对现实的不满。王维的首次隐居是十五岁时离家赴长安，并在十八岁左右曾至洛阳，为少年隐居之举，隐居地点在洛阳东北一的郊县，是为出仕而隐。同时有史可考的真正意义上王维的首次隐居大约发生他擢第后的第七个年头，时王维被贬为济州司仓参军，仕途上这一挫折，使他感到愤懑不平，觉得前前途渺茫，在济州，结识了不少政治失意的下层知识分子，对社会的黑暗也有了进一步认识，在思想上萌生了退隐之心。开元十四年春，王维离济州司参，又一次被外放，到淇上去做微官。（《偶然作六首》）其三云：“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小妹初长成，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几回欲奋飞，踟蹰复相顾。┉”可见诗人由于士宦不得意，抱负难以施展，早巳有归隐的打算了。王维于开元十六年，诗人即弃官在淇上隐居，《淇上即田事园》云：“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日隐桑拓外，河明闾井间。隐居于宁静，猎犬随人还。静者亦何事，荆扉乘昼关。”隐居于宁静、幽美的田园之中，诗人的内心恬静闲适的。但是，他的用世之志并没有因此而销尽。而且他当时是而立之年，并不甘心埋没于山野，原本希望寻求合适时机，再图进取，但因投报无门，便只好闲居京城，并于本年开始从在荐福寺道光禅师学顿教，后来，王维在开元二十七年写过一篇《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文中有“维十年座下，俯伏受教”之语，即可证明此事。开元二十一年十二月，张九龄拜相，王维认为机会己到，就献诗张九龄请求汲取，肯作徒尔施展抱负。献诗后王维即到嵩山隐居，地近东都，这里里可待机会出仕，这次与上次淇上隐居不同，而为出仕而隐。果然，开元二十三年春，九龄即擢升王维为右拾遗，在东都任职。这时王维精神振奋，富有积极入世的热情。但在李林甫的打击下，张九龄于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罢知政事，二十五年四月左授荆州长史，这也使诗人感到沮丧，《寄荆州张丞相》说：“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方将与家圃，艺植老丘园。目尽南飞鸟，何由寄一言。”表示自己要退出官场，隐居躬耕。诗人由热衷于进取到黯然思退，为时不过短短两年左右，若不从政治失意着眼，这是很难找到中允的解释的。开元二十九年春，他自岭南还长安后，终于决定辞官在终南隐居。王维这次归隐，是有着政治方面的原因是的，《谒璇上人》说：“少年不足言，识道年己长。事往安可悔？余生幸能养。誓从断荤血，不复婴世网，浮名寄缨佩，空性无羁鞅。”这首诗作于开元二十九年春诗人自岭南北归途中，由它可以看出王维这次隐居时的精神状态。《终南别业》云：“吾生好清静，蔬食去情尘。┉我家南山下，动息自遗身，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云霞成伴侣，虚白侍衣巾，何事须夫子，邀予谷口真？”说自己隐居终南，与鸟兽同群，与云霞作伴，非但出世离俗，甚至连自身也给忘了，这属禅宗的“忘我”“无我”之境界，与自然消除了主客之别，达成真正的物我合一，因此，这次隐居时诗人的超然出世思想，比起前两次隐居时突出和浓厚，这就是诗人这次隐居与前两次隐居之间的差异。但是，王维隐居终南为时不过一年左右，天宝元年初，又出山当了左补阙的官，当时时局并没有起变化，李林甫继续大权独揽，为什么诗人却要复出呢，家贫应是原因之一，我们知道，士人要归隐，首先必须有田园，如果只是薄有田产，必须躬耕才能维持家计，那么隐居也是很难继续下去的，因为那些自小即与诗书打交道的文士，全靠自己种地养活自己，实在太不容易了，又，《旧唐书·王维传》称维“事母崔氏以孝闻”。竭尽全力奉养父母，使其安乐晚年，也是其复出的另一个原因，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不愿过清苦的生活。自官左补阙后，这是王维作为隐士之“隐”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他身在朝廷，心存山林，于其说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不如说过着“心隐”的生活更为贴切，但这一时期的态与隐居终南时的心态没有本质的差别。这一时期随着王维的年纪老大和涉世久深，他青少年时期那种蓬勃的朝气己明显消褪，从政热情不再像先前那样饱满，理想抱负不再像前那样远大，思想锋芒也不像以前那样锋锐，尤其是李林甫专权后，他对政治更是心灰意懒，无精打彩，开始走上一条回避现实社会，追求各人闲适的生活道路。他在《赠从弟司库员外求》云：“少年识事浅，强学干名利。徒闻跃马年，苦地出人智。即事岂徒言，累官非不试；既寡遂性欢，恐招负时累。┉皓然出东西，发我遗世意。”王维的隐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及自身经历方面的多种原因，但同时也代表了读书人入世与出世的人格矛盾性，这是儒家强调出世纲常名教所给人性带来的束缚和佛家强调人身性自如、超脱远世给人性带来的轻松自在之间调适所做的一种尝试。四、王维晚年在“辋川”的全隐生活王维四十三岁到五十六岁十月间（天宝元年十四年冬）间在辋川，辋川位于蓝田县南约五公里的山里之间，是秦岭东段北麓的一条川道。源出秦岭北麓的辋川流经川道，从谷口两峰之间泻出而流入灞河。因为诸谷水汇流如车辋环辏，故称辋水，而川亦因此而得名称作辋川。终南之秀钟蓝田，茁其英者为辋川。这里秀峰林立，绿水潺潺，风景优美，环境幽静。《辋川志》称：“继而王维作别业于斯，辋川之名始胜。”王维购得山庄后，精心加以修复营建，并依据山川的自然形势，从诗人的审美情趣出发，在绵延近二十里的川道及山坡上，营造了华子冈、茱萸片、竹里馆等二十个景区，遂使辋川别业闻名于世。王维生活在辋川，创作在辋川，辋川成为诗人活动的中心。《辋川集》为王维、裴迪诗作的合集。王维与其诗友裴迪，为蓝田辋川二十个景点各写一首五言绝句，共四十篇，由王维亲自结集并序，是为《辋川集》。其中可以明显的看到王维晚年全然的隐逸思想。《竹里馆》里描画的是淡雅脱俗、遗世独立的境界；《辛夷坞》是看破生死的达观，虽然有几分落寞，但禅的无生观念在落寞中注入一种超脱乃至崇高的意味。诗人还有很多类似的山水诗。在这些山水诗中，诗人凭借自己对人生的观照，对自然的体悟，对生命的思索，创造乐许多具有象征意味的超时间的封闭式整体空间，他以空山为空间的中心，配以明月、清泉、翠竹、山花……搭建出一个诗意的世界。《鹿柴》中：“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写出了空山静寂，深林幽暗，却让人想起这地是鹿活动的场所，境界含蓄，耐人寻味。王维的《斤斤竹》云：“檀栾映空曲，青翠漾涟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诗人写了斤斤竹上的竹林景色。前两句写斤竹与檀栾树相映，倒影随水波荡漾。是为实写，以突出斤竹的青翠纷披。后两句由实入虚，想象斤竹直向渺远的商山路延伸，连打柴之人也不知其深远。借助于虚实结合的艺术手法，展现出斤竹林勃发旺盛的生机与深幽莫测的景象，创造了一个清幽、静谧的艺术境界，也就是作者理想中的“桃花源”式的境界。同时，也可以感悟到在清寂淡远的大自然间融汇着诗人的意态情趣，辋川十二景之美，不在于它的外形美，而在于它的内大意蕴，在于它的精神、气象，在于它所充溢的自然野趣。皮述民认为：“《辋川集》是王维禅修的体验，从而塑其诗歌美学“以禅入诗”，此外，萧丽华也认为“辋川诗山水空灵，意境幽淡渺漫，其美感不只在形象本身，而是经验此美感主体生命所经历的抽象体验（此即道）之呈现。辋川给诗人提供的是一个避世的世界，是一个藻雪精神的世界，将辋川别业这一人间之境，升华为“非人间”境界，没有一丝造作，浑然天成，是士大夫情结的物化世界，是封建士大夫的境遇，附着在自然山水之上，是孤独内心的世界，王维只有置身于自然山水之间才能感到身心轻松愉悦，无拘无束地放任个性，使被压抑的个性得到释放，使在人事升沉中受伤的心灵得到抚慰。在自然山水中的王维，掀掉了在朝中那儒家的人格面具，“如秋水芙蕖，倚风自笑”，宠辱皆忘，人与自然相和谐。同时，也为终南山浓厚的隐士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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