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怎么删除桌面图标:抗战中的军统之北国锄奸 五

我在天津停下来请他协助的，是到了北平之后，如何发电报这件事。那个时候，戴先生领导下的工作，无论是「特务处」或「第二处」，都没有专用的电讯设备，外勤单位和南京通电报，必须借重中央党部调查科（？）代发。天津如此，北平也是一样。因为天津方面和他们有联络，所以请郑士松先生搭个桥。在通常情况下，外勤单位不许发生横的关系，这一次，反而是上级要我们平津两单位密切联系的。这也是我要办的第二件事。我表明来意后，这两件事很容易得到结论而顺利解决。郑士松先生很诚恳的请我到外面去吃饭，我不好推辞，终于去了。因为去的地方太堂皇，一顿饭吃下来，根本尝不出什么滋味，只担心千万不要出洋相就好了。饭后，郑士松先生用他的自用汽车送我回客栈。这是我们首次接触，我对他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也颇有好感。

北平，是我的出生地，在我的心目中，只要是属于北平的，什么都好，无一不好，好得甚至于近乎溺爱。我和杨英、戚南谱二同志聚齐后，就照我们一路上商量的，立卽迈开我们的第一步─找个落脚的、安身的、办事的，也是创业的好地方。不出一两天，寻遍四城也难得碰上的房子，居然被我们找到了，最理想的莫过于能适合我们的条件。租金非常便宜，只要先付后住，连押金都不要。这所房子，位于四通八达的大街上，出入非常方便。可用的屋子虽只有两间半，好在独门独院，关上大门，谁也看不见我们在里面搞什么鬼。出乎意外的，房东装好了电话，不打算迁走，只须把电话押金还给他，就可以供我们使用了。天下当然没有十全十美的事，这所房子没有浴室，而且茅坑也嫌太脏。杨英和我都不讲迷信，管他什么黄道黑道，先搬进去再说。戚南谱愿意担任外勤，他另在外面自行安顿。

我们都没有掩护职业，自作聪明的在大门口挂了一个「军事杂志社北平分社」的木头牌子，满以为可以充一充作个幌子，万一有人查问起来，也能应对得出，殊不料到后来竟惹上了大麻烦。派出所的警察也来查过户口，你怎么说，他就在户口簿上怎么填，很容易对付，如果他走进屋子里看看的话，恐怕不露马脚也会引起猜疑。提到北平的警察派出所，很有意思，也实在值得多说几句。多少年来，北平本地人都把警察派出所叫作「阁子」，为什么叫「阁子」，没有请教过高明，不敢胡说。不过，我看见过的「阁子」，多年都是在空地上用木板搭成的小屋，外面涂上猪肝色的油漆，里面摆上两张小桌子，户口簿栓上绳子一排一排的挂在墙上，警察先生们梯子上一坐，不分严冬酷暑，就这样办起公来。要讲为民服务，北平的派出所称得上全国第一，找名问姓去「阁子」，打架鬪殴上「阁子」，出生死亡报「阁子」，婆媳不和、娌妯们拌嘴也麻烦「阁子」，只要你自己解决不了的，无不可找「阁子」。就是他管不着，也会和颜悦色的，不厌其烦的回答你，绝不曾颐指气使拒人于千里之外。

正因为北平的警察接近居民，所以对管区内家家户户的情况，都能够了解个八九。如果一定找个弱点，那就是缺乏政治意识。我们有了固定的工作地址之后，除报告上级备查外，同时也知会了天津的郑士松，以便取得相互问的联系。我们开始学习着使用由南京带来的密电本，并发出第一通电报，杨英权充译电员，我自己兼任「交通」，把这份电稿送到东城苏州湖同，交给了「张旆」张先生。「张旆」想是代名，也就是中央党部调查科在北平的电台。拜托他们代发电报的时间，非常短暂，到了二十二年初，上级就派遣电讯专才程俊同志来到北平，建立了自己专用的电台。在我们积极展开工作的初期，人手不足，经费短绌，再加上毫无工作经验，用「乏善可陈」四个字形容，非常恰当。到了二十二年二月间，稍微加强一点工作阵容，这才逐渐的向前推进了一小步。人事方面，加入内勤工作的，有戚南谱介绍的军校七期同学白世维，和局本部老同志王兆槐推荐的王云孙。他们两位参加工作都没有履行什么仪式或手续，因为都是自己同志介绍来的，一开始就当作基本同志看待。就地吸收的情报关系（我们对内称为「运用人员」）有侯子川、张伯武、范行三人。张伯武是天津郑士松先生推介的，侯子川又是张伯武所援引的。他们二人原来都是青年党，可是当时我并不知道。侯子川慢慢的坦白了，张伯武却始终不肯承认。张、侯所供给的都是地方性的情报，运用价值有限；间或也有些关于东北军的动态数据，亦无足取。范行，字纪曼，四川人，他自称是中央军校六期，此刻，又在北平读「艺专」、学绘画。这位仁兄，可眞称得上是传奇性的人物了。

我们的相遇也非常偶然，有一天，我去看一个同连入伍的同学江田（立生），他刚从家乡冀东玉田县到北平来，暂时住在他叔伯大姐江韵清的家里。江韵清的父亲名江灏，是和李大钊、陈独秀等齐名的老牌共产党员，早年死在海参崴。江韵清还有两个妹妹，二妹宜清，三妹汰清，都有点思想左倾。范行就是三妹江汰清的男朋友。江家房子不大，我们都挤在一块聊天。范行不仅能言善道，而且说来无不是头头是道，我们都被他的声容吸引住了。我想，这倒是一把好手，无论如何也要把他拉进来。此念一生，来往了几次，就这样成了我们的情报员。 

一开头不怎么样，往后，越来越有进境，他所提供的情报也越来越重要，类如：日本在华的军事部署，以及日本军方的政治阴谋；国际间对日本侵略中国的交换了解等高级情报。来源据范所报，是某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处的一名译员，可是我们始终没有见过这个人。当时我个人还不具备研判此类情报的能力，所以都是来件照转，而上级的反应，也认为是「颇具参考价值」。这是我们搜集重要情报的开端，也可以说是情报活动中的一次奇遇，不过，事态的发展并不如此单纯，其中还有许多不能突破的疑点。

此外，上级交联（只负责联系，无权指挥）的还有廖化平、郁某（名字遗忘）二人。廖化平先生在军校时，当过我们的政治教官，还记得他教的是「社会进化史」，怎么也想不到我们竟会在这种情况下又遇见了。廖先生是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资格很老。民国十六年清党，廖化平自广州逃亡，潜至北平活动，被北平宪兵司令部所逮捕。因悔悟前非，愿为我工作，所以才交给戴先生派驻北平的单位联络。廖先生后来担任过「保密局」督察室主任等职，民国四十一年在台湾去世。

郁某的来历和廖化平先生差不多，资历也相当深。到了二十四年至二十五年间，这个姓郁的在「豫鄂院三省剿匪总部」任职时，因窃取机密文件被发觉，再度被捕而处决了。二十二年三月，上级令我们编预算，其中有生活费、活动费、事务费以及特别费等项目。核准的数目，大约是三千余元。我个人的「生活活动费」合共三百余元，没有分开计算，另有「特别费」一百元，加起来有四百余元，实在不少了。我还能清楚的记得，那个时侯的上等洋白面，每袋只卖两块八毛，如以今日在台湾的行情折算，二十二年的四百多元，约等于七十年的五万余元，就是有出入，相差也不会太远。

「北平站」这个名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侯开始命定的。不过，旣没有委，也没有派，更不见明令通告，但却当眞。「北平站」的工作任务，并无具体规定，在当时，除了搜集情报之外，也做不出什么别的来。时局的不安，政情的变动，对我们也会发生影响。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北平的顶尖人物张学良通电下野。十二日，何应钦将军出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华北局势受日本逼迫，更趋紧张。邱介民先生也在这个时候，奉派抵达北平。邱先生此来，负有重大使命，也具有多重身份。在特务工作这方面，他是我们「北平站」的顶头上司，因为他是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派驻华北地区的「特派员」，管辖的区域包括察绥东北在内；同时也是「力行社」所属「特务处」的助理，地位仅次于戴雨农先生。除此双重身份之外，郑先生在参谋本部第三厅还另有职务，那才是穿武装制服，配带军阶的正式军职。  

据了解，在秘密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方面，郑先生也是驻在华北的最高负责人。用的是什么名义，我可说不上来，不过我和「力行社北平分社」书记贾毅同学有私人来往，郑先生的地位必然驾乎分社书记之上，就此推断，也可能是「特派员」或「华北分社」书记。在郑介民先生主持之下，有两位助理书记，一位是王任远，一位是齐庆斌。齐庆斌在「英雄无名」这部书中将多次出现，最后，他也成为我们的「无名英雄」。我虽是「力行社」领导下二级组织「革命军人同志会」的会员，可是一直都没有参加过组织活劫。我并不知道「革命军人同志会」已经撤消改组而并入「革命青年同志会」，我也没有接到把「军会」的会籍转移到「青会」的通知。郑介民先生分在两个地方办公，一处在中南海附近的府右街，这就是军统局第二处「特派员办事处」，与我们的工作有直接关系，协助郑先生处理日常事务的，还有一位邢山（森洲）同志。另一处是「力行社」组织上的，我也去过。

自从郑先生来了之后，「北平站」与南京局本部之间的联络，显著的减少了，除了人事经费之外，有关工作指导以及情报处理等事项，都直接听命于郑先生，也就是说，在工作系统上，「北平站」的上面又多加了一个层次。对于「北平站」工作地位被抑低一节，我们认为是工作部署上的需要，并没有其它的感

觉，上级怎么决定，我们就怎么遵行，何况对于郑先生的开明领导，个个都服服贴贴。郑先生为人宽厚，待部属如子弟，相处久了，更会领略到那份眞挚的情谊。他是广东文昌人，黄埔军校二期，留学俄国，对现代军事学素养很高，其后，尤其熟悉国际事务。在当时也是惟一对「特务工作」理论体系有研究的人。郑先生对经由范行搜集来的情报资料，特别感兴趣，曾召见范行多次，为该一情报来源交换意见，惟迄未获得满意的答案。郑先生为这件事，单独的指示我：「范行的情报质量虽高，但其可靠性则有参差，如果不能澈底了解来源的眞相，将来在情报运用上还是有顾虑的。郑先生又指出：「按照过去范行所提供的情报，很少可能会在同一来源中获得。」郑先生的意思也就是说，范行递送的情报虽然质量不差，可是如果不晓得究竟是怎么弄来的；到底是从那里弄来的，因为我们有疑虑，所以不敢贸然予以实际上的运用。这是我的责任，必须遵照郑先生的指示，对范行应再作多方面的了解。 

范行单身一个人住在北平「艺专」附近，一间小屋，一几一床而已。这种房子是专为租给学生们用的，每月租钱大约只有三、四块钱。有一天我专诚拜访他，是想和他多聊聊，增进一些了解。不意屋里另外还有一个女孩子，说是孩子，其实也有二十多岁了。范行介绍是他的同学彭雅萝，也是四川同乡，看情景，两个人都有点怩忸，似乎不止于同学、同乡而已。我心想，如果这位彭雅萝也是范行女友的话，那么，在江家不是还有一个江汰清吗？这只不过是一个疑点，并不能解答什么问题，至于和我所要知道的，是否有什么关连，还不一定。又过了些天，我一个人去逛东安市场，信步走到丹桂商场的书摊上，东翻翻、西看看的也想买几本书。说到丹桂商场，也是昔日北平的一古：丹桂商场是东安市场的一部份，靠近王府井大街这一面，全长数百尺，就好象一条街一样。场内有上盖，不在乎风吹雨打，两边全都是书店和文具店，街道当中也长长短短摆满了书摊，只留下靠左靠右两条窄窄的通路供人行走。摊子上、铺子里，各种性质的书刊，一应俱全，其中有专售线装书的，也有只卖新文艺作品的，一个摊位兼售几种政治立场不同的书刊，也不稀奇。如果有人要买极左的禁书，他也会从摆书的夹缝中，或木柜里掏出来应市；还有几家更不正经，连黄色书画也照样卖，他们好象很长于鉴貌辨色，一眼就分得出谁是眞正的买主，谁是「找碴儿」的警探。在书摊上选不到想买的书，正在东捡西挑的当口，一抬头，却看到「北平站」直属通信员范行，刚从斜面一家书店里走出来，他手里拿着一小卷东西，我看不清楚那是甚么，等他也看到我的时侯，赶忙就把那卷东西塞到短大衣的口袋里，一面朝我走过来，又不住的回头去张望，他嘴里搭讪着伸出手来和我拉手，可是脸上的神色，却泛红泛白的显得很不自然。我觉得：「这个家伙一定有鬼。」

我很想一把从他口袋里将那卷东西掏出来看个究竟，可是这么一来，岂不是弄僵了，第二步又将如之何？倒不如假装没瞧见，放他个长线再作道理。范行也许心理有数，从此之后，他所表现的像似比以前更积极、更适应工作需要了。照情理分析，这种现象并不正常。「北平站」为了他的事，也曾下过不少功夫，正面的、侧面的，以及暗中的都有，所得到的结果，仍然是可以肯定的少，保留置疑的多，很难加以论断。我们对他所了解到的是：他通晓好几国的文字，英文和俄文，能写又能说。平时谈吐，嘴上挂着的都是些有关文艺的词汇，桌子上、床头边，摆着的也全是这一类的书籍，可就是从来都不谈政治。他说他在「艺专」学绘画，却从未见到他的作品，到「艺专」去打听，不错，有这么一个人，注过册，时常进入，但很少上课。他常到北京饭店、德国饭店这些带洋味的地方去，似乎是找人的时候多，坐下来吃东西的时后少，更没有发现他和别人有过接触，总是觉得非常奇怪。他所报来的情报，一口咬定说是从使馆区，某国「武官处」弄来的，可又不曾见到他进出「东交民巷」。 

那么所谓「武官处」的东西，又是如何传递到手的呢？是否由他自己「编造」出来，而再装上一个假托的来源？那也不会，因为由他报来的情报，有一部份是事后得到证实了的。我们几次三番的要求知道这个供给情报，自称「黄润生」的人，见一次面，范行总是说这个人不肯。又要求范行把这个人随便带到那里指给我们看看，并保证绝不和他交谈，范行口头上虽答应想办法安排，可是总拿「没有机会」这句话唐塞，而且一再拖延。范行的两个女友──江汰清和彭雅萝都不单纯，他们是在那里真的谈情说爱，还是另有作用，此刻尚不能遽下断语，不过，和我们的工作似乎还牵连不上。范行他到底为了点什么，难道就为了那戋戋之数的几百块钱？如果真实的目的在于金钱，我们认为这笔交易很划算，恐怕不会如此简单。

我把以上这些资料，都提出来和郑介民先生研讨过，他认为这件事不难处理，同时提示了几项处理的原则：

「如果为的是钱，我们可以相对的满足他，该用的，不吝惜；「假设他有什么政治背景或国际关系的话，那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工作线索，无妨将计就计，进行一场考验性的『情报战』与『政治鬪争』;「若干可疑之点，不急于马上求得解答，因为我们迄今并无任何损失。从现在起，应该冷静的观察，切不可在言语举措中刺激他，最好能和他建立私人间的感情，这会产生稳定作用；「对他转来的情报，今后要慎重处理，保留原件，以便集中检讨，前后比对。」这件事就遵照郑先生的提示做了，且待以后的发展。我和范行的关系，由此开始，在「友好」中断断续续的维持了二十一年之久。一直到民国三十八年春天，我将要离开上海之前，才算打开了这个闷葫芦。可是，并未了结，还有下文，那又是四十二年在香港的事了。这些奇妙无比的情节，将分别在下文中一一道出。可不要小看了他，他是一个颇有「来头」的人。猜猜看，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以上所述，显得有点琐碎，而事实上在建立工作之初，也的确是杂乱无章。五 情报活

动中的政治运用

二十二年四月初，戴雨农先生偕机要秘书毛万里，及译电员一行数人，来北平视察工作。实际上，他另有高阶层的活动。戴先生抵达北平后，先是他单独住在北京饭店，其它随员住在西城花园饭店。没有多久，另在东城栖凤楼那条胡同里，租到一所两层楼带院子的住宅，又请了一名烧饭的大师傅，就此安顿下来，想是称较长时间约停留。戴先生对于「北平站」的工作实况，用不着我向他作演示文稿，已经是了若指掌，他并没有责难之意，而所寄望于我们的，是如何积极的推展工作，以争取表现。说实在的，我们几个人限于社会关系的不够开阔，以及社会地位的过于低微，事实上，有很多上层的路线，根本攀附不上，虽然很想往好里做，可是又谈何容易，这是强求不到的。戴先生是多么明达，当然能体会到这一点，他之所以在北平预作长期停留，也大有亲自出马一显身手的来意。  

此际，因华北局势吃紧，没落中的故都北平，顿又成为军政重心，一时冠盖云集，热闹非常。至于军政首要们会商的是什么，我们这微不足道的小单位可感应不到。当戴先生抵达北平之次日，「天津站」的负责人郑士松（王天木）即奉召而来。据闻，他与戴先生原是老朋友，在「特务处」和「第二处」尚未成立之前，戴先生工作于侍从室的时侯，已经是特务工作的搭档了。其时间可回溯到民国十七年。此刻，既然有了固定的工作岗位，那更要通力合作，干上一番了。戴先生他们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可以伸展到社会各阶层。至于内容如何，除了有我参与的事情之外，有很多是我不知道的。我们有一项不成文法的原则是：不需要知道的，不必多闻多间。可是，人终归是人，除去求知欲与好奇心，还是在有形无形，有意无意中免不了侧耳一听、瞩目一望。

其中饶有趣味的一段故事，是戴雨农先生和「四公子」之一的吴泰勋「建交」经过：吴泰勋，字幼权，人称「五爷」而不名，是前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兴权）的儿子。吴俊升就是「皇姑屯阴谋炸车案」中，被日本野心军人「谋杀」，与张作霖同时遇难的主角之一。这位「吴五爷」，没有正经读过几天书，是个典型的公子哥儿，惟独在为人处世这方面，却称得上「慷慨好义」这四个大字，他虽然继承了他们老太爷留下的偌大家财，可绝不是为富不仁的那种人。传说，他家里到底有多少财产，连他自己都数不上来。由于戴先生和他交往日久，我和吴幼权也混熟了。有一天，喝了两杯酒，乘兴开玩笑似的问过他，我说：「你们家里有那么多的钱，你知道是怎么来的吗？」他懂得我话中的含意，他不以为忤的告诉我说：「我爸爸没有刮地皮！从前，黑龙江乡下人都把吃不完的黄豆当柴火烧，并不觉得蹧蹋得可惜，后来经人指点，才晓得可以卖给外国人换大钱。我们从乡下人手里收购多余黄豆，再转手卖出去，钱就是这么积攒下来的。」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真实性，不敢妄断，只好听之。也许这位贵公子天真，在他的心目中就以为真是这样的。

吴幼权始终没有参加我们的工作，在我们内部的人事记录中，也没有正式列入他的名字。据我所知，他对于戴先生领导下的工作，着实提供了多方面的协助；除了人力之外，还包括资助在内。从民国二十一年四月起，一直到抗战胜利后，无论是在北平、上海、香港各地，他都和戴先生经常保持密切的往还。戴先生对于这位贵公子，相当礼遇，很有意提携他创炼创炼，以期干一番事业。所以在抗战期间，曾计划派遣吴幼权和我们的工作同志李果谌、吴安之诸兄，追随李杜将军绕道入东北，联组义勇军，共图大事。但均因故受阻而未能成行。 

不幸的是三十五年戴先生撞机殉职，军统方面即不再与吴幼权保持密切联系。虽然郑介民先生、毛人凤先生都和吴幼权偶有接触，可是已不像戴先生在世时的那种亲密景况了。在吴幼权个人来说，更不幸的事又发生了，三十七年，吴幼权的太太朱九小姐（名媛，朱五小姐的九妹，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朱启钤之女），于搭机飞赴香港途中，又以撞山失事殒命。她所携带的许多贵重珠宝都烧焦了；若干存折单据、有价证券也焚毁了，这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关于钱财的事，一向都由朱九小姐掌管，吴幼权本人则不甚了了，一旦出了意外，再谋补救可就难了。据吴幼权说，事后追回的存款，为数也非常有限。从此家道中落，乃致一蹶不振。吴幼权潦倒香港多时，至四十六年，罹肝癌去世，享年仅四十多岁。临危之际，受尽折磨，穷得连每月一百块港币的互助会钱，都付不出。言念及此，一大辛酸。堪以告慰于地下的，是他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人，各有成就了。

秉正而言，吴幼权对「军统局」的确是有过不少帮助，只可惜没有记在「军统局」的帐上罢了。现在，由笔者作证，在我写的「英雄无名」中，许为「无名英雄」，并向他致敬。当然，戴先生在北平的活动，并不一定全是通过吴幼权的关系，才建立起来的。不过，循着吴幼权这条路线，也的确接触到许多位东北籍的耆彦才俊。我知道的，其中有黎天才、关吉玉、王卓然等。另外还有现职或退职的少壮军官如王以哲、苑崇谷、冯庸等。这些人到后来有的发生了工作上的联系，有的只不过仅止于初步晤谈或建立了某种程度的默契而已。记得戴先生指定由我联络的，有黎天才和关吉玉二人。这里所谓的「联络」，是替他们转递信件，约定一个会见的时间，至于他们具体进行的是些什么事，我并不知情。经过一段时期，我才渐渐体会到，戴先生的作为，并不限于情报活动，尚且含有较高形式的政治运用。在那一时期，类如安抚东北军在职将领；拢络东北籍卓越之士等，皆可归属于政治运用的范围之内。这如果没有相当的社会地位，不具备有力的政治背景，自然无法做到好处。写到这里，又引出以后的一桩事故。也可以说是前面政治运用的后果。接着就便在此一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