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打开服务窗口:自杀的唐河县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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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可旦的悲剧  

毕可旦。肤色稍黑、高大的身材。毕生于1919年,系山东荣城石岛镇甲子山村人。1944年入党,历任区工作队员、区长、县公安局秘书、副局长、局长、河南省公安厅政治部副主任、一处处长。1957年7月初毕可旦要求到基层工作得到批准,携妻带子从郑州来到河南省最南端的唐河县任县委书记。

  上任伊始,毕走村串户,访贫问苦,当了解到“三会堂”危害唐(河)、桐(柏)、泌(阳)三县交界处,仅用三天就肃清了匪患,一时名声大振这年夏秋两季粮食丰产丰收1958年1月河唐县委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上,毕再次当选县委书记。春风得意的毕可旦,按上级要求大炼钢铁,建起炼钢炉4617个,将锄头、铁锨等农具也扔进炼铁炉,让80多岁的老太太拉风箱,他还对上级检查的领导说:“看,我们的老太太都能炼出钢铁。”结果造成劳民伤财。

  为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大炼钢铁的同时,唐河县一哄而上建立起了农民大食堂4389个,建立了机关、学校、幼儿园、妇产院、敬老院食堂995个,“一阵风”,全县人民全部过上了就餐下食堂,吃饭不要钱的“好日子”。

  为了跃入全国卫生先进县,毕可旦又命令唐河县开始全县搬家,毁掉一家一户的厕所、粪坑,烧掉木制家具(据说易细菌感染),男女分别集中住宿。为了大办民兵师,唐河县仅用一个月时间,民兵就由4万多人增至40多万。为了“大兴水利”,全县一下子动工修建33座中小型水库。由于缺乏勘测设计、选址不当,建材紧张,大部分工程半途而废,耗资巨大。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口号刺激下,虚报浮夸愈演愈烈。1958年6月7日《河南日报》在报眼位置报道了“唐河县湖阳镇民主农业社二亩四分小麦,平均亩产1106斤”的消息。一颗“卫星”升空,引出百颗“卫星”齐放。6月9日,《河南日报》头版二条“小麦千斤丰产,红旗到处飘扬”的大标题下,报道了唐河县郭滩乡、岗柳乡、长秋乡、湖阳镇、源潭乡平均每亩实产超千斤的消息。6月12日新华社报道了河南遂平县卫星农业社亩产小麦3630斤,放出了史学界公认的全国第一颗大卫星后,6月20日《河南日报》又在报道唐河县先锋一社谷子生产情况时说:“估计亩产可达11625斤。”8月11日,《河南日报》再次刊发唐河县先锋二社的丰收“喜讯”:“今年种的863亩棉花,计划大面积亩产籽棉4000斤,高额丰产田保证亩产籽棉12000斤,争取15000斤”

  唐河县放卫星放得大、放得高,毕可旦也因“政绩卓著”而被提拔为中共南阳地委委员。南阳地委号召全区学唐河,并组织人们到唐河参观取经。在放卫星的同时,由于强调一大二公、“全民大办”(农业、钢铁、水利、食堂等),正常的生产秩序紊乱了,人们顾此失彼,以至于1958年秋季虽农作物长势良好,但没壮劳力参加秋收,粮食、棉花大量的烂在地里,丰产不丰收,农民的血汗白流了。而更严重的是,虚报造成上级决策失误,1958年夏、秋粮征购任务加大但粮食却征收不到位。于是,上级误认为是下面隐瞒不交,又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隐瞒运动。更可悲的是,唐河县却在此时还作假,使检查人员相信唐河的“丰收”:将“粮屯”下面塞满麦草,上面放层粮食。于是,检查人员终于得出了“粮食不少,形势一片大好”的结论。

  既然粮食多多,就应继续大量征购,在这种形势下,唐河县粮食大量外调。转眼到了1959年9月,食堂里没了粮食被迫停火。农民开始大量外流和饿死。冬天来临了,人们吃完了仅存的一点粮食,就吃烂在地里的坏红薯。这一切都吃完之后,开始吃树皮,树皮剥光后就吃河里的水草,吃生麦苗、吃大雁屎。当一切能吃的东西吃完了以后,饿极了的人们开始偷外县能吃的东西。重灾区的唐河县一时成了“公社社员都是贼,谁要不偷饿死谁”。有位宁死不做贼的老教师,因不愿偷,一家人活活饿死在家里。从1957年到1960年,唐河县饿死和外出逃荒要饭的多达8万余人。

  看着面黄饥瘦的父老乡亲在死亡线上挣扎,农民出身的毕可旦开始头脑清醒了,他先后五次向上级要救济粮5000万斤,但都因唐河是丰产大县而遭到拒绝。

  这时,唐河县开始“落后”了,在“反隐瞒”中因工作不积极、唐河县被地区天天“点名批评”。1960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接着,中央、省、地委派工作组进驻唐河,认为唐河县农村发生的问题不是“五风”问题,而是“民主革命不彻底,坏人掌了权,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要对全县人民进行“民主革命补课”。紧接着唐河县召开了全县万人大会,“拔钉子”,批斗县委委员、书记。通过大量的揭发检举,工作组认为唐河县的班子已“烂掉了”,大批干部被关进特训班,宣布毕可旦停职反省,接受审查。同时,南阳地委决定“杀鸡吓猴”,指示地区公安处首先将淅川县、邓县、新野县4名主要领导逮捕,报省里执行枪决,省里又上报了中央,虽然最后未获批准,但是南阳各县的主要领导都很震惊。

  毕可旦停职反省后,谣言四起,“死”对于他已不可怕,但他想不通的是,他曾忠实地执行上级的政策,怎么就沦为了罪犯?他向三级工作组和地委领导申诉,但没人听,反挨了训斥:“有什么好谈的?你好好反省吧!”

  毕可旦绝望了,1960年11月20日晚,毕可旦握着妻子的手说:“我对不起党,更无颜面对唐河几十万父老,只有一死方能了却一切”。深知丈夫脾气的妻子刘桂芝见其决心已定,抱住毕可旦放声大哭:“要死,咱们一块死。”

  11月21日,中共唐河县委召开扩大会议,实行“面对面、背靠背”揭发,毕可旦有意站在会议室门口同与会者一一握了手,当时同事们以为毕书记是准备去坐牢而告别。但22日凌晨,毕可旦一家6口人排着队一步步挪向井台,挨个跳进了井里。

  经抢救,只有刘桂芝及14岁儿子毕剑增被救活,毕可旦及3个女儿毕金荣、毕玉春、毕玉英永远离开了人世。1981年,经上级有关方面对其全面调查,确认历史给毕可旦造成了冤情,为他平了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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