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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传统教育观念的流毒，儿童不要“三寸金头”
作者：刘晓东
编者按：封建礼教为了束缚女性，而将她们的“天足”缠为“三寸金莲”；传统中国的教育理念是将儿童的“天头”缠为“三寸金头”。缠足这一陋习早已禁绝，而清除传统教育理念中的流毒，让孩子健康成长，却依然任重而道远。
“三寸金莲”与“三寸金头”
——从裹脚到儿童教育
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女童裹足与传统教育的异曲同工
读到中国女子缠足的风俗史，让人颇生感慨。将女孩子的天足自小便裹缠起来，使其变形至“三寸金莲”。这种“伤天”害理、抗逆自然的事，不知是我们哪位祖先发明的。为何缠足？《女儿经》上有云：“为甚事，裹了足？不因好看如弓曲；恐她轻走出房门，千缠万裹来拘束。”原来缠足是为了约束女子。“存天理，灭人欲。”这是朱子的名言,但他却没有看到，“人欲”亦是“天理”,“灭人欲”便是灭天理。将天足缠裹成“三寸金莲”，便是灭天理。
这让我想起了中国的教育。中国的传统教育是将小孩子的“天头”缠成“三寸金头”，只是这种现象不如缠足那样直观、具象、易于觉察。将“天头”缠成“三寸金头”，这也是灭天理，而且这种传统的流毒余孽至今亦未绝迹。传统的教育是让小孩子读经。经是用文言写成的，同日常语言的表述有较大的区别。然而，“尚古”的中国人坚持让小孩子读这些经。幼年读过经的人，应真切地体会过读经的枯燥与痛楚。然而父传祖制，如同裹脚缠足的风俗岁岁年年、不断流布一样，读经背经尽管枯燥乏味，使孩子痛苦不堪，但一代一代依然是前赴后继，照读不误。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有人出来加以制止。
读经的童年究竟有怎样的苦痛呢？鲁迅在《〈二十四孝图〉》中回忆幼年读经的情形时说：“我们那时有什么好看的呢，只要略有图画的本子，就要被塾师，就是当时的‘引导青年的前辈’禁止，呵斥，甚而至于打手心。我的小同学因为专读‘人之初性本善’，读得要枯燥而死了，只好偷偷翻开第一页，看那题着‘文星高照’四个字的恶鬼一般的魁星像，来满足他幼稚的爱美的天性。昨天看这个，今天也看这个，然而他们的眼睛里还闪出苏醒和欢喜的光辉来。”小孩子不喜欢读那些枯燥的经书，而喜欢看具象而感性的图画，这应当是小孩子的天性。然而当时的学校却“逆天行事”，非跟这些小孩子自然的兴趣与天然的需要过不去。小孩子喜欢什么便偏偏不让他做什么，不喜欢的事情却要他反复做、天天做，不听话便会受到五花八门的惩罚。据说这惩罚也是一种教育方式。
从“人之初”开始的“逆天行事”
孩子们读的《三字经》，开头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既然相信小孩子的天性是善的，为什么成人不让他们任性而动、无拘无束呢？所以我对教给孩子们这句话的那些成人的诚意颇感怀疑。
我读小学的时候，是20世纪70年代。我记得那时，如果谁爱看教材以外的连环画、童话、小说等书，一旦躲藏不及，被教师发现，这些书都是要被没收的。据我了解，这在当时的中国是极普遍的现象。可见，在我们这个文明古国，尽管圣人有“人之初，性本善”的想法，但圣人也只是说说而已，圣人的弟子们也只是背背而已，在行动上并不落实。成人把小孩子的天性当成是恶的，将小孩子的需求和兴趣彻底抹煞干净。成人可以对小孩子随意发号施令，这意味着，成人认为只有他们自己是对的、善的。但成人真的全对吗？把女孩子的脚骨弄折，脚趾裹断，把好好的天足日日缠，月月缠，年年缠，缠成丑八怪，走不好走，跑不便跑，这便对吗？让女孩子本该如花的童年捆绑约束在又臭又长的裹脚布中，让女孩子在眼泪里度过无数个刻骨痛楚的日日夜夜，这便对吗？
不过，缠足也有缠足的好处。正如冯骥才在《三寸金莲》中所描述的：“裹小脚，嫁秀才，白面馒头就肉菜；裹大脚，嫁瞎子，糟糠饽饽就辣子。”为了嫁人与吃饭，一代一代的女子便缠将下去。同缠足一样，读经也有读经的大用。中国古代的神童诗里有这么一首：“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广为传颂的诗篇，对全社会影响很大。“学而优则仕”，等到当了大官，成为重臣———即便不是什么大官重臣，就算混到七品芝麻官，也能捞到不少油水。民间不是常说“三年穷知县，十万雪花银”吗？
既然“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那么孩子自打生下来，什么天性呀，什么撒野呀，什么图画呀，什么游戏呀，什么歌唱呀，什么蹦蹦跳跳呀……一律让路，只能埋头读书。据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载：宋代元丰年间，饶州有个“神童”因背经多而得官。于是那地方家家户户都逼着五六岁的孩子读经。孩子贪玩，父师们便把他放在竹篮里，吊在树梢，叫他玩不成。许多孩子硬是给活活地逼死了。中国现在虽不倡导读经了，但读经的精神还在流传。媒体上不时还会出现“小孩子因为读书而被逼死或自残”的相关报道。
有一次，我正在逛书店，恰好听到旁边一个孩子在同父亲商量，也许说是央求更为恰当：“今晚能不能让我多玩一会儿呀？”那位父亲应允与否，我未曾听见。“勤有功，嬉无益。”那位父亲的回答大概要取决于他对于这条古训的态度吧。“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是劝学的格言。把成为“人上人”作为诱饵，让小孩子上钩，这是多么高明！为什么非要让小孩子从小就想着比别人高一头甚至骑在别人头上呢？为了比别人高一头甚至骑在别人头上，就得把脚缠得比别人的更小、更尖、更“漂亮”。同样，为了比别人高一头甚至骑在别人头上，就得把经书背得比别人更多，背得比别人更烂。
据记载，女孩子的缠足以五六岁时开始为最佳时机，否则骨头硬了，便不容易将大脚丫子随意定型了。男孩子的读书发蒙大致与此同时，这时的小脑瓜尚属稚嫩，易于塑造。一个是“吃尽苦中苦”，用又臭又长的裹脚布，将天足缠成“三寸金莲”；另一个同样是“吃尽苦中苦”，用四书五经和圣贤列传，做成类似于孙猴子头上的“紧箍”，将“天头”勒成“三寸金头”。中国的儿童就是这样被规矩、被培养起来的。天足变成三寸金莲后，便会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即便迈出去了，恐怕也颇为吃力，只好回家来，然后便是一辈子原地不动。“天头”变成“三寸金头”后，便会不作他想，在家伺父，在朝事君，乖而又乖地做个忠臣孝子，于是便天下太平了。
据说梁启超曾经赴欧参观一所盲童学校，这所学校里的一位盲童听说来了中国人，便抖抖索索地去摸梁启超的脚。这位盲童以为中国人的脚都是三寸金莲，可见三寸金莲是举世闻名、妇孺皆知的。事实上，这位盲童误会了——中国只是女子有三寸金莲，中国的男人是没有三寸金莲的，他们有的是“三寸金头”。
“缠了放，放了再缠”：变革之艰难
据学者考证，缠足大概始于五代。到了宋代，便有一个名为车若水的，在其《脚气集》里对此风俗提出质疑：“夫人缠足，不知始于何时，小儿未四五岁，无罪无辜，而使之受无限之苦。缠得小束，不知何用？”这里面已有些隐蔽的抗议了。到了清末，一些进步人士纷纷反对缠足，最后连政府也提倡天足，禁止裹脚。然而，缠足难，放足也难。缠了放，放了缠，再放，再缠。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缠足这一陋习才被彻底禁绝。
反对将“天头”缠成“三寸金头”的人也有。明朝的王阳明就曾批评过当时的儿童教育：“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是盖驱之于恶……”王阳明把儿童比作“草木”，认为只有顺应其本性，儿童才可能健康地成长；违背其天性，就会对其发展造成阻碍甚至破坏。显然，王阳明是反对“三寸金头”的。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个性解放的呼声越来越高，提倡解放人性的新教育的人也愈来愈多。又过了二十几年，陶行知提出“把小孩子的头脑，双手，嘴，空间，时间都解放出来”，要把儿童从“裹脚布”里解放出来。
然而，把“天头”解放出来谈何容易。可视、可触的“天足”在政府明令禁止的情况下，尚且缠了放，放了缠，一而再，再而三，费尽周折。那不可见的脑中物的转变与解放更是难上加难。今天拿下一个箍，明天又紧上另一个箍，同样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循环往复。“三寸金莲”后来是禁绝了，但“三寸金头”却依然如故地绵延着。
从教育到文化：牺牲天性抑或尊崇天性？
据说几年前，一位美国女学者在国内的一所公园里看到一棵大树，这棵树长得扭来扭去，煞是奇怪。这位美国人便向公园的园艺师打听其中的缘由。这位园艺师自豪地说：“这棵树是我们一代一代园艺师精心培养而成的，哪里是一代人的功劳。上一代园艺师按他的审美趣味加以修整扭动，下一代接着再扭，一代接一代，终于成就了这美好风景。”这位园艺师正为自己愚公移山的精神、薪火相传的技艺自豪骄傲之际，这位西方女学人却不禁哭泣：“你们拧来拧去，这树该有多痛苦啊！”这个故事便生动地表现了中西方对待天性的态度及其差异。
我们也有崇尚自然，反对戕害自然天性的人士。清代龚自珍在《病梅馆记》中便批判过类似这位园艺师的行为。但是，多少年过去了，这样的园艺师、这样的人师父师王师依然熙熙攘攘、往来不绝：我们的幼儿园里依然排排坐，分果果；我们的学校里，依然将知识一味地灌下去；我们的家长依然幻想着把孩子培养成博学的“神童”，依然把孩子送到一个个“特色班”去；我们的教育依然使用各种规约把孩子训练得又乖又听话……
更奇怪的是，好不容易被否定了的“幼童读经”现象现在又回来了。在一个幼儿园（含托儿所）里，2岁的孩子便开始背《三字经》、《大学》、《中庸》等书。教师非常自豪，家长更觉骄傲。他们不是不知道这些小孩子不懂经书原文的深意，因为这些成人对此亦是昏昏茫茫，不甚了了，但他们认为孩子们有出息了。倘若有人对这些小孩子说“人之初”，小孩子便会对曰“性本善”；成人对“君则敬”，小孩子便会答“臣则忠”；问“勤有功”，便答“嬉无益”……小小年纪，背这些不知所以然的枯燥东西，竟娴熟至此，成人该花费多少心血啊！小孩子又花去了多少本该游戏的欢乐时光啊！但这里的教师却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他们认为，尽管这些东西现在对小孩子无用，但来日方长，以后会有大用场。
可以看出，这些成人根本不承认儿童有他们自己的需要和兴趣，不承认孩子有他们自己的不同于成人的独特生活，不承认儿童有权享有这种充分表现其天性的欢乐的童年。在这样的幼儿园里，孩子一天到晚只是在为成年做着准备──天性磨灭了，活力窒息了。然而就像缠足一样，尽管现在日日苦痛，但为了将来，为了成为“人上人”，他们的父师认为孩子应当“吃尽苦中苦”。《三字经》里还有这样的话：“子不学，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就连父、师也给缠裹进去，就这样一代一代地缠下去。自己小时候被缠了，长大为父为师了再去缠下一代，于是，国人便一代接一代地孱弱下去了。
天下固然太平了，但总嫌缺少生机。或者反过来说，天下太平，是因为缺少生机造成的、换来的。这太平只是假象，其实质是凄凉的死寂。这假的太平最终导致了不太平，终于，“百年前一个宁静的夜”，八国联军、日本鬼子接二连三地打了进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受尽异族的侵犯和欺凌，险些亡国灭种，这是活生生的史实。
怎么搞的？！鲁迅说得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泯灭了小孩子的天性，自然也就扼杀了整个民族的未来与生机。
救救孩子，解放儿童
冯骥才的《三寸金莲》里说道：“小脚里头，藏着一部中国历史”。这部历史便是蹂躏自然、泯灭天性的历史。这部历史也是封建社会旧中国的教育史。
在有菌的环境里，人人都是带菌者。在吃人的文化里，人人都吃人，人人都被吃。如何给有菌者消毒？如何使这病人健康？这病人、这带菌者却不承认自己有病有菌。这“三寸金头”已失去了健康的“天头”，因而便失去了健康的判断。就像缠足者自得于自己的“三寸金莲”一样，那“三寸金头”亦自得于自己修炼的苦功。正如《三寸金莲》里所说：“您说小脚它裹得苦，它裹得也挺美呢！您骂小脚它丑，嘿，它还骂您丑呢！要不大清一亡，何止有哭有笑要死要活，缠了放放了缠，再缠再放再放再缠。那时候人，真拿脚丫子比脑袋当事儿。您还别以为，如今小脚绝了，万事大吉。不裹脚，还能裹手、裹眼、裹耳朵、裹脑袋、裹舌头，照样有哭有笑要死要活，缠缠放放放放缠缠，放放缠缠缠缠放放。这话要再说下去，可就扯远了。”
鲁迅意识到，要医治这有病的文化，必须从根本做起──那就是拯救儿童，解放儿童。于是在《狂人日记》的最后，他呐喊出了该文的要旨与灵魂：“没有吃过人的孩子，也许还有？救救孩子……”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刘晓东）
《中国教育报》2007年5月31日第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