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克里里拾音器是什么:中国工人从“主人翁”到“ 弱势群体”！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8 10:37:47

中国工人从“主人翁”到“弱势群体”！

火红的春节已经过去了，春运大潮中又有多少打工仔在忍受着囊中羞涩的隐痛？又有多少劳动者按奈着讨不到工钱的焦虑？又有多少“待业”者怀揣着养家糊口的渴望？
  
就在半年前，2010年7月的一天，省会级大都市西安一位工人潘鸿强自杀了。人们并非麻木，但这样的事情除了激起一些情感涟漪之外，已经由于司空见惯而没有什么轰动效应。然而，他的一份遗物——存折，却让人们心情无法平静。在他唯一的存折里，记载着这位在某国企工作了31年的老工人身后的“资金财富总额”——0.46元！这位被网络上成为“4角工人”的劳动者，月工资收入为仅仅850元。但是根据《华商报》报道，他的工资水平并非工厂里最低的，一位车间负责人透露：“我们还有环卫工人，一个月才五六百元。”他生前一位工友说：“前年一工友犯病，大伙把人送到医院，在场的三个人掏遍全身就凑出了12元钱。”

  
人们揶揄道：公务员收入“国际接轨”，工人收入“中国特色”。中国有大约2.8亿工人，这个数字包括农民工，总体而言，他们都属于弱势群体，都生活在社会底层。或许，统计数字的横向比较更能说明问题点：中国工人的收入占GDP的8%；发达国家普遍占到占25―30%，同属“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占15%以上，最不发达的非洲国家也占11%。如果考虑到这还是在中国工人普遍加班加点、超量劳动的情况下，在缺乏各种必要社会保障的情况下的收入水平，中国工人收入水平和实际生活水平之低下，更加令人心寒。其实，还有另一种比较，那就是国内收入比较：3%的人，享受着全社会80%的财富。权贵们一天轻松的收入可以远远超过普通工人拼死拼活一年、多年，甚至一辈子的收入。

  
有一种十分错误的观点，认为讲效率就要牺牲公平，讲发展就要有人做出牺牲。其实，所谓“帕累托比较”，讲的是任何一种改革在给一部分人带来好处的同时不会损害其他人的利益。但是，如果一部分人疯狂地“富起来”是以另一部分人（甚至绝大多数人）从物质到精神穷下去、卑贱下去、压抑下去为“代价”，就不仅不是什么改革的“帕累托”，而是扭曲利用一切改革成果的改革“被拖累”。在这个问题上也可以通过统计数字的比较来看一看，比如在近一百年来发展效益长期居于“老大”地位的美国，一个美国工人一年创造104606美元，美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是41000美元左右。也就是说，一个美国工人一年创造的十多万美元中，有39%左右是自己的收入。不仅如此，美国工人仅家庭医疗保险这一项，就达15000美元，各种福利加起来，一个工人实际收入超过六万美元是十分正常的。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上限”，其实是个“底线”，因为这个统计数字是在近年美国工人工资普遍下降的情况下出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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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虽然没有绝对公平，但一定要有公平的底线！世界上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公认2%——4%为正常，已经是最大限度对于“公平代价”的容让，而在中国并未发育出充分的中产阶级的情况下，基尼系数早已超过5%，这种严重的不公平已经毫无效率可言，所谓的“效率”，已经是少数人饕餮盛宴的别称，而长期内需疲软、创新能力低下、资源耗费、也包括严重的投资浪费的所谓增长，哪里谈得上什么“效率”。

  
打开《宪法》或者《党章》，“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的“根本宗旨”赫然醒目，但是只要理性客观地看待中国当今的社会结构，谁也无法否认中国“工人阶级”（如果还能称之为“阶级”的话）其实已经是毫无争议的弱势群体。最有说服力的是广大工人自己的“幸福感受”、“尊严感受”等等自我评定。早在90年代初的一项调查，工人中认为自己处于中等收入水平以下的就占据了57.9%。15年过去了，他们的感受如何？关于富士康连连跳虽然有种中解释，但宏观背景才是最根本的原因。除了收入严重徘徊与低水平之外，劳动时间长、工作条件差、福利待遇低、生活保障弱……已成为普遍现象，许多企业的一线职工长期置身于有毒有害的场所工作和脏乱差的环境中生活，身心健康严重受损。至于社会地位方面的尊严感、优越感、精神上的自由感、文化生活及娱乐休闲等等，更是遥不可及。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工人群体，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底层弱势群体。

  
虽然本人决不同意“回到毛泽东时代”的主张倾向，但有时很能理解一部分人民群众“怀念毛泽东时代”的心态。毕竟，“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为工人们带来了一种心态的上的优越感。一种被意识形态描绘出的社会图盘上，知识分子“臭老九”在工农兵阵容的后面踽踽而行，心惊胆颤；刘少奇接见掏粪工人时传祥的美谈很能鼓舞人心；工人出身的人物直进中央担任重要职务；那时没有什么资本家，甚至有海外关系者都因“里通外国”嫌疑而备受排斥监控；文革期间更是由“工宣队”与“军宣队”一样“占领阵地”；铁饭碗的稳定性以及城市户口的待遇比起“农民兄弟”确有不少“比较优势”……那是给工人提供种种“扬眉吐气”理由的时代。

  
但是，工人阶级的“美好”时代，缺乏制度框架的保障，其“可持续性”本身就没有坚实的基础。在政治权力高度集中、完全把控了一切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官僚体制完全涵盖了企业体制的总体结构中，没有真正独立的工会，工人没有有效选票和参与政治的实质性权利，没有博弈平台与利益表达渠道，主要在宣传描绘中被“崇高”的社会地位成为沙滩上的建筑，完全不堪一击。这种“被代表”的关系一旦形成，也就决定了一切“优势”不过是“被恩惠”。毛时代工人阶级与政权体系的关系并不是一种有机构成或有效参与的关系，而是一种依附关系。所以，中国工人群体后来成为“跌落感”最强烈、付出代价最惨重的一个群体，他们所经历的碎片化、边缘化、底层化的“悲怆三部曲”，完全可以从毛时代就找到序曲和基调。

  
第一部曲：被推搡和切割的“碎片化”。这一部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因为改革初期，所谓“确认主体”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每个人都需要成为社会具有独立意义和权利义务承担者的“主体”。应当说，对于过去工人阶级“整体”依附的状况来说，这的确是一种改革效应，也是进入市场经济必然的“分子结构”准备。但是越是如此，越是需要在“职业边界”模糊的情况下，在“所有制”层次错落多元的情况下，清晰“利益边界”、“社会集团边界”，这种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学意义上的边界清晰，是为现代化国家发展历程所证实的、由工人群体和立法行政体系双向认可的必要“程序”，而发达国家工人利益的保障和待遇的提高，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逐步实现的。而在此基础上构建的相应的工会组织和相关立法，更是改革设计者和执政者必须履行的职责。令人痛惜的是，在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工人利益这块石头在没有被摸到以前就被踢碎了，然后就被淹没在水中忍受冲刷。

  
被碎片化的工人，谁来真正负责？工人自己新型的、独立的工会组织更加成为不可能。国企工人很快成为效益低劣、严重亏损的承受者；合资企、外企工人成为“契约”的捆绑者；私企、民企、乡镇企业、黑窑黑矿中的工人许多成为“现代工奴”；农民工群体更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有许多甚至连一直合同都没有的情况下流血流汗而本来就低廉的报酬却常被拖欠；工人之间的种种竞争使碎片化蒙上更为冷酷的色彩……或许有“好心”的老板，可怜的工人从整体依附变为碎片化依附，指望着偶然的“幸运”而被老板“恩惠”，但心慈手软的老板凤毛麟角，心狠手辣的比比皆是。工人兄弟：谁是你的保障？谁是你的纽带？谁是你的代言？或许“老乡”认同成了唯一可怜的“归属”。

  
可以说，当相应的机制没有建立的时候就让工人去个体承受剧烈的社会变革，并且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不去积极探索解决这样的机制问题，使工人群体利益长期缺乏团体纽带、表达机制、博弈平台，决不是什么“代价”的问题，而是“抛弃”的问题。

  
第二部曲：被抛弃的“边缘化”。说“边缘化”，是比较温和的提法，其实说“甩落”可能更确切。曾几何时，大批国企、集体企业职工被下岗，就被说成“企业甩包袱”。这种思路无论怎样辩解也无法通过最基本的道义责问：严重超编、长期冗员和编外人员充斥的各级各类政府、机关有没有包袱？越精简越臃肿的政府机构不仅没有像对待工人一样甩包袱，反而包袱越来越大越重。“人生豪迈”，“从头再来”，“再就业工程”说明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试图解决。但杯水车薪，反而成为一种安慰剂。现在的弱势底层之中，有多少当年下岗工人？有多少在以后的“改制”中新加入失业大军的工人？

  
所谓“改制”，今天看来已经成为“冬天里的故事”。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进一步转换国有企业经营机制,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我们简单看一看故事情节：

  
1999年初，一度被美化为太湖县利税大户的所谓“龙头企业”太湖电机厂已经亏损1300多元，总负债2843万元——资产负债率123%。在经历了政企分开、放权让利、剥离经营、租赁经营等多次劳民伤财的反复折腾后，全面停产并拖欠职工四个月工资福利的企业，不得不在政府主导下实施强制破产。企业全面陷入停水、停电、关门的境地……职工生活失去来源，政府连买断工人工龄的钱也无法拿出，通过向临县拆借才解决一半。在职工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政府下了这样的死命令：“钱只有这么多，但改制工作必须无条件迅速完成。”工作组织好用几百元一个月的廉价标准，买断一年工龄。太湖县电机厂和太湖县造纸厂两家国有龙头企业职工多次群起包围县委县政府大楼，将县委书记县长或其他当事领导堵在办公室里，政府一度陷入瘫痪。

  
2002年3月，大庆5万倍买断工龄的职工包围了大庆石油管理局机关大楼。同年同月，辽阳市6家企业的5000名职工联合走上街头抗议。

  
2004年，江苏省省级外贸企业 xxx集团进行所谓的企业股份制改造，总股份两亿五千万股，正付董事长各得五千万股，总经理阶层数人分得一亿股，剩下的五千万股由经理层和少数职员分得，剩下的企业其他人员无权参股。

  
2005年，河南省皮革工业公司为改制而进行的资产评估，结果是：总资产为376.76万元（不含土地使用权）总负债为221.98万元，净资产为154.78万元。而业内人士按照市场规律的评估的结果是：合计估价（按最低值计算）965.94万元。其中猫腻巨大。在职工坚决抵制的情况下，由国资委委托中介机构进入公司，订出日程安排和改制方案，并出台了第一方案，提出“不在岗人员、离退休人员、内退人员以及新公司不予签订劳动关系的人员原则上不吸纳其作为新公司的股东”。职工质问：“真正的股东有几个？能够在新企业工作的还有几人？”。这样的方案显然是为公司领导层谋取私利创造条件。但就在职工严重抵触中，采取种种手法迫使方案强行通过。

  
2009年7月24日吉林通化钢铁集团职工，围殴企业经理陈国军致死。8月中旬河南林钢事件中濮阳市国资委副主任董章印，遭工人们软禁近90小时不得脱身……

  
故事太多了，所列仅是只鳞半爪。

  
我们从故事背后，不难发现悲剧的原因：第一，既然是国有企业，那么通过“甩包袱”而剥离资产、激活企业，无论如何需要由政府承担职工生活需要，或必须有充分的社会保障，使被“甩”的工人无后顾之忧。所谓“代价”论，所谓发展到一定阶段再共同富裕，不过是空洞的谎言。只要看一看之后超级资本大亨的暴富崛起就可以清楚这一点。第二，大量的“改制”，不过是少数人的化公为私的剥夺，不过是地方政府与特殊利益集团以产权改革为幌子，实施对工人群体资产的瓜分或一再瓜分。

  
第三部曲：被剥夺的“底层化”。进入21世纪，中国各地区进入了改革开放以来更为普遍和强化的国有资产“出让”阶段，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罕见、世界罕见的非暴力的“资产大挪移”。司法监督、媒体监督、群众监督等等严重缺位，所谓改制与并购成了“看不见的战线”，另一个温吞的概念出现了“国有资产流失”。2007年4月，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一次会议上指出“国有资产流失”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国企改制过程中，有些企业的转让卖出没有经过法定程序，内外勾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二是改革过程当中,有些企业逐步把一些优质的国有资产分离到副业中去，主业的管理人员在副业参股甚至控股，李金华也承认“这不仅是资产流失问题，更是一个腐败问题。”三是有些效益很好的国有企业的领导利用亲朋好友成立民营企业，将大量效益很好的业务转包给民营企业，自己从中获利。四是企业内部分配不公，损失浪费严重。五是非经营类国有资产，包括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办公楼、培训基地，大量的财政补贴等的流失问题。

  
流失，似乎是被动的，实际上任何流失都有人在剥夺和盗窃。经过90年代的尝试，官僚利益集团已经相当成熟，已经成为一个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系统化阶层，条件具备而且得天独厚，手法娴熟而且花样翻新。——经济改革突进而政治改革滞后，造成了“权贵私有化”的万事俱备的气候，改革真正走到了反向：政企分离成为政企在新的条件下的“沟通”；扩大权利成为扩大权力；市场经济成为官场经济——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背后有一只更加强硬的手，“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所谓“权力寻租”、“权钱交易”已经过时，一些权贵暴富者进入了“直接拿来”的“最佳境界”。

  
政治改革严重滞后的直接后果，就是权力和资本的直接结合和高度互融。权力具有寻求资本的天然倾向，与资本具有向权力靠拢的天然倾向是一样的，而且是互动的。如果说90年代是权力与资本的热恋，今天已经实现了权力与资本的联姻，一旦到了这样的地步，广大劳动人民的弱势化就不仅在所难免，而且会愈演愈烈。世界上任何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必须经历“节制权力”的民主变革。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人眼睛紧紧盯住“节制资本”而决不愿意去想到“节制权力”，甚至抱着依靠权力节制资本的幼稚（有人揣着糊涂装明白，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依然死死地将民主看成“资本主义妖魔”而拒之门外。我们必须指出：一切将节制权力的民主价值和民主机制拒之门外的主张，无论打着怎样美丽的旗号，不是废话，就是谎言。

  
左担道点评：看完这篇很有深度的文章，左担道非常的开心。在论坛混这么久，发现关于工人的帖子很少，即使有，也是人气渺茫。这说明两个问题：一就是上网的工人很少，大多都是在校学生，或者是文化人士，工人并不是他们所感兴趣的群体，因为工人毕竟离他们很远。二种原因，即使有工人经常看论坛，但对于工人的明天感觉到了麻木，毕竟现在对于弱势家庭来说，能有一份工做就不错了，已经无力在刨食上挑肥拣瘦。虽然他们心有怨言，但因为说了没用的心理，所以很少参与这方面的话题。这就是那种所谓的认命的心理因素。这种心态是好的，他可以调剂一个人的生活心情，但不好的方面就是一种心理消极的态度。难道真的要万念俱灰？

  
很多人都说中国工人苦。但左担道想为这篇文章配几幅图的时候，在搜索工人图片时，左担道竟然大吃一惊，在所有的图片当中，工人要不是在热情鼓掌，要不是就在大会上 发言，他们出入干净豪华的办公场所，即使有两张他们在工作状态中的图片，也显得那么的优美。显然是我们的摄影师在用他们唯美的眼睛发现世间的那一份美丽。但我们的摄影师，为什么却不能捕捉到他们工作的辛苦，和他们环境所处的恶劣。只有将一副很早很早代表工人阶级那个时代的漫画贴上来，只是想问问大家，我们现在的工人何时还能重现上一代工人们那灿烂的笑容？请网友更多的将你们的目光关注到工人群体中来。让你们的点击给工人多一些支持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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