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xinseix原创作者区:看中国如何跃居世界第一大工业国1。

         

　　
　　
　　 1931年7月1日，蒋介石、何应钦调动30万军队，对江西南部，共产党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自乘坐军舰，从南京赶赴南昌指挥围剿共产党，并请德国、日本、英国军事顾问参与战事筹划。
　　　　
　　　　当时中央苏区的共产党，仅有3万红军，武器装备不全，敌我兵力达1：10，实力悬殊巨大。在如此情况下，国民党还是被共产党打得屁滚尿流。红军第一方面军30000人，在毛泽东指挥下，仍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主力，共歼敌7个师，17个团，俘15000余人，缴枪20000支。第三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
　　　　
　　　　此战胜利后，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一个完整的中央根据地，范围达到二十一个县境，面积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二百五十万，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造成了更有利的条件。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率领下,于江西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随后,红一方面军发展到拥有一、三、五、七、八、九军团,共十多万人。

 

　　
　　
　　
　　　　就在国民党对共产党根据地全力进攻，并被揍得鼻青脸肿时，中国东北，2万日本关东军，对张学良率领的20万东北军，发起了全面进攻。
　　　　
　　　　 1931年9月18日晚22时20分，日本关东军驻奉天（沈阳）铁路守备队，自行炸毁南满铁路柳条湖段部分铁路，并诬称是中国军队所为，以此为借口进攻张学良的军部北大营。此时张学良与其夫人正在北平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张患有伤寒并长期吸毒，当时在北京协和医院治疗）。由于是周末，留守北大营的最高指挥官，是东北军第七旅参谋长赵镇藩上校。赵镇藩在枪炮声中，向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请示应急办法。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一起将情况急报张学良。张获电后判断“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不想扩大事态”，而遵照蒋介石9月12日在石家庄“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和“一律不抵抗”的指示，复电荣臻：“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荣臻随即下达了令守军放弃抵抗的命令。就这样，北大营6800名守军，被500多名日军击溃。东北军死320人，日军仅死2人伤22人。
　　　　
　　　　 9月19日凌晨6时30分，北大营陷落、奉天城陷落。就在蒋介石和张学良幻想妥协求和之时。在旅顺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中将，向所属部队下达了进占各地的命令;并联系朝鲜驻军司令官林铣十郎中将，请其增兵援助。至上午10时，日本关东军在未遇顽强抵抗的情况下，仅用12个小时，就先后占领了沈阳、丹东、营口、抚顺、海城、辽阳、本溪、四平等南满铁路、安奉铁路沿线18座城镇。次日长春陷落，东北军驻吉林省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于21日率部投敌。辽宁、吉林两省由此陷入敌手。10月初，关东军开始进攻黑龙江省，部分守军投敌。省政府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率部1万余人奋起抵抗，战至11月18日，终因实力不济，弃守省城齐齐哈尔。日军攻占黑龙江省主要城镇后，开始进攻辽西地区。至1932年1月3日，攻陷锦州。2月5日哈尔滨陷落。至此，日军仅用四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三省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相当于日本本土总面积的3倍。
　　　　
　　　　 这是日本关东军的一场豪赌。当时东北地区共有20多万中国军队，计17个步兵旅、3个骑兵旅、1个步兵师，分驻于4省1区，此外平津一带还有东北军11万主力部队，可以迅速回师增援。事变当夜驻扎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是东北军中战斗力最强的劲旅。而东三省的日本军队只有第2师团的两个旅团和6个守备大队共1.04万人，以及在乡军人(退伍军人)1万人，警察3000人，共2.34万人。能迅速支援的日军也只有驻朝鲜的2个师团，共3万人。因此中方在兵力方面占绝对优势。在武器装备方面，由于东北军放弃抵抗，仅沈阳一地丢失在兵工厂和仓库中的武器，就有飞机260架，重炮、野战炮250门，炮弹10万发;迫击炮600门，炮弹40万发;步枪15万支，子弹300万发。日军其后进攻黑龙江省马占山部时使用的法国雷诺坦克，竟然就就是在沈阳缴获的。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日军使用的部分飞机，也是从东北军手里缴获的。
　　　　
　　　　 如果这些武器用于对日作战，在日本本土大举增兵之前的1-2个月内，东北军在火力上可以完全压倒关东军及其援军。此外918事变前，东北军将领黄显声，还秘密把20万支枪分散到各县，为后来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准备了大量的武器。那为何还是这种结局？回到918事变当日，东北军主帅张学良在北京看戏，中国最高统帅蒋介石正在永绥号军舰上，由南京赶往江西，指挥30万重兵对红军根据地行第三次围剿。秉持蒋主席“攘外必先安内”的信条，东北军坚决执行了不抵抗命令，最终将千里江山拱手送人。在蒋介石政府的默许下，15万东北军陆续撤入山海关内（另有5万投降），5万日军如入无人之境，横扫东北战场。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引起全国愤怒，爱国学生捣毁了南京政府的外交部，外交部长王正廷遭到痛打。上海80万工人派代表至南京请愿。其间各省省会及大城市的工人、学生，相继举行了抗日游行示威，但遭政府极力阻止。10月5日，广州军警向请愿的学生与民众开枪射击，死亡10余人。12月1日，南京打伤抗日游行民众30多人、逮捕180余人。对外软弱对内强硬的国民政府，让民众失望之极。
　　　　
　　　　照片为1931年9月19日，“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日军在沈阳外攘门上向中国军队进攻。 　　
　　
　　1931年9月19日，日军占领东北军老巢——沈阳北大营。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后，日军进行占领奉天（沈阳）入城式。由于中华民国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妄图寻求国际联盟“主持正义”，东北军20万大部分放弃抵抗，撤出山海关，引起全国民众愤怒。12月15日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日军区区2万人仅用4个月18天时间，占领中国东北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这块土地相当于日本本土总面积的三倍，拥有上千万人口，成为其后日本侵略扩张的输血器。
　　
　　至1933年4月10日，日本关东军宣布：自九一八事变到今，日军死亡1479人，伤3468人。
　　
　　——死伤区区4947人，这就是日本人占领中国东三省付出的代价。
　　
　　 　　
　　
　　
　　1931年“9.18事变”第2天，上午11时，日本侵略军占领东三省官银总号（中央银行）大金库，掠夺现金7000万元和大量黄金。这是日本兵把守在金库门前，门上贴有“日本军占领，犯者死无赫”的字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民愤起反抗，在极端困难条件下潜入深山老林坚持战斗。图为日军用铡刀残杀东北抗日义勇军士兵。
　　　　
　　　　同时期的国民党政府，还龟缩在南京，妄想着“国际联盟”能和平解决日军占领中国东北问题。
　　
　　 　　
　　
　　
　　1932年3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伪“满洲国”在长春正式成立，国号大同，改长春为“新京”。溥仪为政府“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当日，溥仪在长春就职。参加就职典礼的有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等200余人。照片为溥仪（中坐者）在满洲国执政典礼上。
　　　　
　　中华民国东北上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就此分裂出去。
　　
　　 　　
　　
　　
　　1932年3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伪“满洲国”在长春正式成立，国号大同，改长春为“新京”。溥仪为政府“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当日，溥仪在长春就职。参加就职典礼的有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等200余人。照片为溥仪（中坐者）在满洲国执政典礼上。
　　　　
　　中华民国东北上百万平方公里国土，就此分裂出去。
　　
　　 　　
　　
　　
　　1932年4月， 伪“满洲国”与日本政府签订《日满协定书》，让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一切大权，伪“满洲国”实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政权。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正式更名为伪“满洲帝国”，溥仪改任“皇帝”，年号为“康德”。
　　 　　
　　
　　30年代鞍山昭和制钢所，1933年3月，日本政府批准，在鞍山制铁所的基础上创建鞍山昭和制钢所。该所1934年4月开工作业，1935年生铁年生产能力达到45万吨，1937年“七七”事变后，其生产能力逐渐下降。在昭和制钢所中，日本人的总数达到11016人，几乎垄断了所有管理和技术岗位。
　　　　
　　　　鞍山昭和制钢所，就是现在中国四大钢铁集团之一的——鞍钢。
　　　　
　　　　在中国近代工业化历史上，满清王朝在风雨飘摇中，掀开了中国钢铁工业的序幕，在1894年以后，相继兴建了大冶铁矿、汉阳铁厂等一批钢铁工矿企业。
　　　　
　　　　满清王朝灭亡后，北洋政府接过了工业化的使命，由北洋官僚资本集团，兴建了大冶铁厂、阳泉铁厂、北京石景山铁厂、河北龙烟铁矿等一批钢铁企业。
　　　　
　　　　与此同时，日本财团借助军事力量向中国东北渗透，相继兴建了本溪湖煤铁公司、鞍山昭和制钢所等企业，并在产量规模上，迅速压倒了中国本土钢铁企业。
　　　　
　　　　1928年国民党在名义上统一中华民国后，对发展钢铁工业并不重视，已经被国民党接管的北京石景山铁厂，被废弃了14年，直至1937年8月北京被日军占领后，日军迅速恢复了石景山铁厂的生产。并用中国生产的钢铁，制成武器来打中国人。
　　　　
　　　　在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的“黄金十年”里，由于国民党忽视钢铁、军工、航空、造船等重工业的发展，导致中国在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死伤数千万人的代价。其无能至此，必将为历史所唾弃。
　　　　
　　　　同时期中国的邻居——苏联，在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时间里，用铁血工业化政策，迅速从农业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并以此实力击退了日本关东军的战争挑衅。苏联军队在诺门罕，用上万吨炮弹，将日本关东军炸得屁滚尿流。6万人的日本第六集团军，几乎全军覆没。日本报纸哀叹：“大量高级军官如此集中的伤亡是日俄战争后从未有过的。”
　　
　　——这就是工业强国的力量。
　　 　　
　　
　　
　　本溪湖煤铁有限公司是日本大仓财团与清朝东三省当局合办的煤铁联合企业，1911年10月设立。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方独揽公司大权。该公司共产煤104.5亿公斤，焦炭37.1亿公斤，生铁26亿公斤，钢材和特殊钢1700万公斤。煤与焦炭全部用于日本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炼铁业。生铁85％直接运往日本，特殊钢用于制造飞机、大炮。自1931年至1943年，该公司为日本创利4683多万日元。1921年，该公司职员243人，其中，日本职员156人。
　　　　
　　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为日本资本集团大力发展重工业，提供了自然资源、人力资源、市场空间和掠夺对象。
　　　　
　　失去东北重工业基地的中华民国，如同一只丧家之犬，只有挨宰的份。
　　然而，即使在这种危急情况下，1931年后的国民党，仍然没有将发展重心转移到钢铁、军工等事关国家安危的产业上。国民党所用军火武器，仍然依靠外国进口和军事援助。这为6年之后，发生的“南京大屠杀”事件，埋下了祸根。
　　
　　 　　
　　
　　
　　大连日本制油工厂。中国东北的农业特产之一是大豆，榨油工业是东北的传统工业。1905年日本占领大连后，东北油坊业的中心由营口转移到大连。从1910年至1911年，榨油业占大连工业生产额的90％。1919年，从大连港输出的豆油高达1.8亿余公斤，豆饼1500万余片（每片20-25公斤）。1931年，日本在大连的油坊有6家，当年其生产豆饼产量为653.5万块，是大连制饼产量的23％。其中日清制油和三泰油坊两家被称为大连油坊界的“双珠”。它们从原料收购直到成品输出，几乎垄断了中国东北整个榨油工业。
　　　　
　　日本资本集团利用中国获取的资源，不断发展壮大，为其后日军全面发动侵华战争，蓄积了能量。
　　　　
　　而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在以日本/英国/美国为主的外国资本挤压、和国民党盘剥下苟延残喘。
　　 　　
　　
　　
　　满铁大连铁道工场车间。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人手中获取了南满铁路的各种权益。成立南满洲铁道柱式会社后，首先扩建大连铁道工场。1908年8月7日，日本在大连郊外北沙河口开始建设新的“大连铁道工场”，1911年8月9日竣工并开工生产。其一年生产所需材料为：钢材449万公斤，松木8800立方米，杨木1314立方米。大连铁道工场成为日本在中国东北进行军事扩张、经济掠夺的一个重要产业。1923年，其从业人员为3201人，其中1740人为日本人，负技术和管理之责。
　　　　
　　该厂直至1945年战败，陆续被苏联红军和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解放后收归国有。就是现在的大连机车车辆厂。
　　 　　
　　1932年，南满铁路上日本关东军使用的装甲列车。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南满洲铁道柱式会社，是日本关东军的主要帮凶，满铁动员数千名员工，用自己经营的的铁路线，将大批日军运输至东北各地，由此迅速占领东三省。九一八事变期间，满铁沙河口工厂（大连机车厂），为日本关东军制造了大量装甲列车，帮助日军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大批抗日军民死在日军枪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沈阳）奉天兵工厂。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期间，其四分之一的军火来自于中国沦陷区，奉天兵工厂就是主要提供者之一。
　　
　　
　　
　　奉天兵工厂，也称东三省兵工厂。早在1897年11月29日，清政府批准盛京依克唐阿（满洲镶黄旗）在奉天设局自造军火，同年12月5月正式创办奉天机器局。但当1899年6月奉天机器局正式开工时，却因种种原因只从事银元铸造，并未开展军火生产。
　　　　
　　20世纪20年代初，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中国东北，为扩充势力，他下令在奉天机器局内新设修械及制造军械厂，定名为“奉天军械厂”。1922年4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大败张作霖的奉军，退回关外的张作霖认为是奉军武器性能不佳才导致失败，于是将奉天军械厂扩建为东三省兵工厂，由丹麦文德公司承建铸枪、炮弹、大炮等三厂，厂方还聘请德国、日本技工进厂指导。
　　　　
　　张作霖按年度预算拨发经费，不足时可随时追加。1926年至1928年，完全为扩充时期，增建枪厂及轻机枪厂。到1928年，东三省兵工厂已拥有近8000部机器，员工达1.7万人，堪称当时中国乃至远东最大的兵工厂。1929年时，兵工署资料称为辽宁兵工厂，日出13式79步枪130枝，枪弹41万发，全年出17式轻机枪300梃，13式重机枪50梃。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占领沈阳后，改东三省兵工厂为关东军野战兵器厂。 1932年3月1日满洲国成立，10月由满州国政府(50%)、日本财阀大仓(25%)、三井物产(25%)投资，改为奉天造兵所株式会社。由陆军中将黑崎岩次郎任社长。1937年满洲政府投资二千万元，全资本额二千五百万元，改为理事制，扩充为八课及六个制造所。全厂机器已逾万部。由三村友茂任理事长。增建高射炮厂。最盛时期有职员1,200余人，工人30,000余人。
　　　　
　　1944年12月7日及21日，美军两度空袭兵工厂，将杂品库，锅炉房，车辆厂，填药厂等处全毁，旧重炮厂及新大口径炮厂大部分炸毁，信管厂及枪厂木工部之一角被炸破坏。生产大受影响，步枪产量降至每月1,000枝，轻机枪产量降至每月60挺。有着手疏散之计划。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军进入兵工厂，土匪般的将最优良机器运走两千四百部，后又将厂交给中共，又被共军运走六七十部。材料亦被搬运一空。苏军并将孤家子无烟药厂炸毁，20余年建设，几近毁于一旦。1946年3月18日，兵工署东北区接收委员会接收，赶制械弹，招集旧有员工，整理机器，逐步复工。7月7日全厂各部，全部复工。11月9日，成立兵工署第90工厂。由陈修和担任总厂长。
　　　　
　　1947年成立辽阳，文官屯及抚顺三个分厂。试制成功美式M1四五冲锋枪，又试造M3四五冲锋枪。上半年，生产步枪8,500枝，改制步枪为79口径9,000枝，轻机枪300梃，65枪弹680万发，77枪弹170万发，79枪弹350万发，45枪弹1,250万发，装甲车7辆等。 下半年预计生产步枪15,500枝，36式冲锋枪6,000枝，并开始生产捷克式轻机枪， 每月100梃。
　　　　
　　1948年9月12日，解放军发动辽沈战役。11月2日完全占领沈阳。90厂所有设备未及撤出。据说国军事后曾派飞机轰炸兵工厂， 但无甚损失。中共于1945年10月14日成立东北局军工部。1948年12月2日军工部报告接收沈阳兵工厂，接收可用母机2,357部，可用专门机器932部，可用杂机677部。专门机器为东北军工部全部，其它机器占总数一半以上。已报到人员11,389名。原生产能力每月步枪1,000枝，改造步枪2,000枝，美式冲锋枪500枝，79轻机枪100枝。
　　　　
　　东北局军工部计划于1949年生产步枪36,000枝，轻机枪1,000枝，88式俄式转盘枪500枝，试造卡宾枪500枝。沈阳兵工厂为当时中共最大的枪枝生产中心，其余华东 西北各厂无此生产能力。
　　　　
　　该厂旧址，现在就在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厂厂区内。
　　
　　 　　
　　1931年日本关东军利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全境后，扶植伪满洲国，实现了对中国东北的全面控制。然而日本人的扩张野心绝不会就此罢休。日本关东军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合作，不断对中国华北地区渗透。
　　
　　　　
　　1935年6月6日，日本关东军驻内蒙阿巴嘎旗特务机关山本亲信等4人，由多伦潜入察哈尔省（今分属河北、山西）境内偷绘地图，行至张北县北门，不服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一三二师赵登禹部守卫官兵检查，被送师部军法处拘留，8小时后放行（北张事件）。6月10日，驻张家口日本领事桥本和察哈尔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以中国军队“侮辱”日本军人为借口。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表示抗议，限5日内答复，否则日军自由行动。宋哲元闻知后立即命令释放，但关东军仍不依不饶，认为此举是对日本军人的侮辱，并借机提出许多要求。南京政府屈服于日方压力，于6月19日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委员兼主席职务，任命秦德纯代理察哈尔省主席，秦德纯等于6月23日开始与日方代表土肥原等举行谈判。最后中方被迫接受日本所提的条件，此即“秦土协定”。
　　　　
　　《秦土协定》的签定，使中国丧失了在察哈尔省的大部分主权，也丧失了察省疆土的70％-80％。这一协定与《何梅胁定》一起为日本吞并中国华北大开了方便之门。
　　
　　 　　
　　
　　1935年5月29日，日本侵略军为控制华北，借口中国政府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域”，指为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并从东北调遣日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国民党政府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觉书”，限3日内答复。1935年7月6日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全部承诺日方无理要求，出卖华北大部主权。自此，中国政府撤走在河北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按日方的指定撤换中国军政人员，禁止一切抗日活动等。
　　　　
　　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的“卖国条约”，引起舆论一片哗然，这是西安报纸刊登的声讨《何梅协定》的文章。
　　
　　 　　
　　
　　1936年2月24日美国《时代》杂志封面。日本天皇裕仁、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和中国蒋介石。日本在完全占领中国东北后，于1933年2月起开始进攻长城各口，并向华北进犯。蒋介石于1934年8月派自己私人代表蒋廷黼访问苏联。同时，蒋介石1935年10月18日在南京主动会见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鲍格莫洛夫，希望有实质性的真正促进中苏亲密关系并能保障远东和平的协定。
　　　　
　　
　　国民党这帮窝囊废最大的能耐，就是到处找靠山，从未想过如何自强图存。
　　
　　 　　
　　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西北距兰州市155公里）胜利会合，结束了长征。
　　
　　
　　
　　1934年10月，江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进行万里长征。同年11月和次年4月，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四方面军分别离开原有根据地开始长征。1935年11月，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也离开根据地开始长征。1936年6月，第二、六军团组成第二方面军。1936年10月，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合，结束了长征。
　　
　　其中中央红军长征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历时13个月零2天，纵横11个省份，长驱二万五千里，途中总共爬过18座山脉，走过600里人迹罕至的茫茫草地，渡过24条河流，打过大小战斗300多次；红二方面军长征从1935年11月至1936年10月，历时11个月，转战九省，行程一万六千里，进行大小战斗110次；红四方面军长征由1935年5月至1936年10月，历时长达18个月，转战数省，行程八千余里，进行过大小战斗千百次。
　　
　　长征出发时:红一方面军为86000余人，红二方面军为14000余人，红四方面军为80000余人，红25军为2700余人。
　　
　　到达陕北后:红一方面军剩7000余人，红二方面军剩11000余人，红四方面军剩37000余人，红25军增至3400余人。
　　
　　 　　
　　
　　1937年6月，四川南部发生严重饥荒，照片上的两名男子抬着一具饿殍，抬尸的人也是衣衫褴褛，瘦骨嶙峋。四川省因天旱不雨，粮食歉收，导致爆发严重饥荒，灾情蔓延川南十八县，饿殍遍地，怵目惊心。川民不幸，草根树皮食尽，因争水而酿成人命，甚至盗尸为粮，举家自尽，处处可见。
　　
　　 　　
　　
　　
　　1937年7月7日夜11时，日军驻丰台部队，在宛平城外芦沟桥附近，借口夜间演习中，失踪士兵一名，无理要求派部队进宛平城搜查，为当时驻芦沟桥的中国第29军第37师第219团吉星文部所拒绝。双方正在交涉中，日本侵略军竟向宛平城射击，继而开炮轰击宛平城和芦沟桥。“卢沟桥事变”由此爆发，17日，日本政府召开五相会议，决定动员40万军队用于侵华战争，以图灭亡中国。图为驻守北平宛平城的中国军队奔赴卢沟桥抵抗日军。
　　
　　日本人经过10年备战，终于张开了獠牙，侵华战争全面爆发。
　　国民党政府肯定不会想到，5个月后，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就会变为一座死城。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军一边以谈判争取主动，一边增兵进一步扩大军事行动。日军将关外的关东军紧急调至长城一线，并将天津、通县等地的日军重新部署，到7月下旬，日军援兵开到后，开始大举进攻北平和天津。7月29日，第二十九军驻天津的第三十八师曾夺回火车站，包围东局子的日本军用机场，但7月30日奉命撤回天津。同日，天津沦陷。图为天津城内接受检阅的日本兵。
　　
　　 　　
　　
　　
　　1937年8月8日，日军举行占领北平的入城式，在太阳旗下，日本军队正从前门大街通过正阳门（前门），再向内就是天安门。正阳门位于紫禁城（故宫）的正前方，是为中国“国门”象征。
　　　　
　　 　　
　　
　　
　　1937年8月13日上午9时15分，上海北区日军向国军开枪。淞沪会战由此爆发，上海于11月12日陷落。图为日军飞机轰炸后的上海，尸横遍野。
　　
　　中国近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才刚刚开始。
　　
　　 　　
　　
　　
　　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图为日军飞机轰炸后的上海火车站，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照片里那两个小孩如果还在世间，起码已经是80岁以上的老人了。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图为日军轰炸上海市区后尸横遍地。
　　
　　
　　1937年8月13日上午9时15分，上海北区日军向国军开枪。淞沪会战由此爆发，上海于11月12日陷落。图为日军占领上海后，对上海市民进行大肆屠杀，据不完全统计，日军登陆不到100天的时间里，仅罗泾一乡，就有2244人被日军杀害。
　　　　
　　此为“南京大屠杀”前奏，此后3个月，十几万日军，从上海一路杀到南京，所过之处鸡犬不留。
　　　　
　　这就是中华民国统治下的远东第一大城市。
　　　　
　　一个无心发展重工业的政权，给民族带来的只能是血泪和耻辱。
　　
　　 　　
　　
　　
　　
　　1937年10月，在上海盛宝山区桥乡沈家村，严友生15岁的女儿被日军绑起来丢在着火的房子里活活烧死，聚源桥张礼尚的父亲、妻子、儿子3人躲藏在一个泥坑里，出来觅食时被日军发现，全被赶回泥坑活埋，张父用力钻出，被日军用枪柄砸碎脑壳。日军还强迫村民站在旁边看，要大家拍手笑，不拍就挨打。村民王友德的妻子拍手时流泪，被日军重揍两记耳光。在凇南乡，612人被杀，2132间房屋被烧。其中19人被日军浸在牛粪池中淹死，村民陈飞龙的父亲被日军浇 硫酸活活烧死，在顾村乡，日军集体屠杀村民近百人。日军抓住程连生、程金桃父子后，先杀伤程连生，再逼程金桃砍下程连生的头颅。
　　　　
　　在“八，一三”淞沪抗战期间，宝山全县被日军强奸的妇女达1672人。江湾乡徐家巷一年轻妇女被5名兽兵轮奸后，吃明矾自尽。张桥乡徐某70多岁的妻子遭日军奸污后，还要交10块银元，因交不出，被绑在树上刺死。杨东乡同心村殷某之妻两次遭兽兵轮奸，一次7人，一次12人，因此得病身亡。月浦乡潘桥村王某之妻刚生小孩，即被日兵强奸，4天后死亡，王某被割掉鼻子，罗店谢家宅吴阿七全家7人，17岁的女儿被兽兵轮奸后绑在毛竹上，用腰刀剖肚杀死，其余6人被砍头，同村吴某之妻怀孕临产，遭奸后被剥光衣服用腰刀剖肚挑出胎儿。
　　
　　 　　
　　
　　1937年8月13日上午9时15分，上海北区日军向国军开枪。淞沪会战由此爆发，上海于11月12日陷落。
　　
　　图为日军占领上海后，骑兵在上海南京路附近（今人民广场一带）阅兵示威。
　　
　　这就是中华民国统治下的远东第一大城市。
　　
　　 　　
　　
　　1937年11月14日，日军占据江苏太仓县城，城中金银珠宝，字画古玩，被掠一空。一座江南古城，就此遭受灭顶之灾。
　　
　　祖先们留下的城墙，挡不住侵华日军的飞机、坦克、航空母舰。
　　
　　 　　
　　
　　
　　1937年11月18日晚，苏州城内外约4万中国守军慌乱向无锡方向溃退。19日黎明，日军先头部队进抵苏州城东郊，在平门桥东侧遇第88师之一部阻击，击毙日军五六十人。上午9时，日军第九师团一部由平门进城。侵占吴江之日军第十军一部也同时北上，合攻苏州，19日下午2时由娄门入城，国民党散兵约2000人成为日军俘虏。11月23日古城苏州陷入敌手。
　　　　
　　日军入侵前的狂轰滥炸
　　　　
　　1937年8月14日，日机猛烈轰炸了地处战区前沿的太仓县城。16日，日机两批24架次首次轰炸了苏州，阊门外“老五团”兵营和城内道前街、西善长巷、学士街一带均遭轰炸，死伤500余人。由此至11月15日的三个月内，苏城共受敌弹4200余颗，死伤平民数千，破坏街市房舍学校医院工厂无以计数。几位亲历者回忆说：“火车站被炸次数最多，车站的房子几乎全被炸光，一次就炸死三五百人。中秋节（9月19日）那天，卫生列车和难民车也被炸毁，大人小孩的身体被炸成肉块，脑浆、鲜血连着衣片、毛发飞溅在墙上。没有炸死的婴儿，趴在母亲尸体旁号哭，两条小腿一伸一伸，凄惨之状目不忍睹。”
　　　　
　　11月9日一天，自晨至晚敌机频频来袭，全天投弹近百枚。10日，半天内投弹百余枚，死伤平民百余人。13日起，日机更为疯狂，三天内投弹千余枚，其中燃烧弹多枚，平民死伤无数。日机在阊门外投下燃烧弹后，烧毁商店、旅社、戏院、饭店、茶馆、浴室等二三百家，民宅六七百户。最繁华的石路商业区，大火烧了三天三夜，成为一片焦土。东吴大学、苏州中学、苏州农校、草桥中学、女子师范、振华女中和苏纶纱厂、西园电气厂等均遭轰炸。伤兵医院也被炸毁，住院伤兵大部被炸死。红十字医院疗伤所为一颗重500公斤的炸弹击中，全被毁灭。九、十月间，常熟县城也先后五次遭日机轰炸，死伤无数。日本侵略军对逃亡中的难民也狂轰滥炸。11月上旬，在吴县渭塘北的冶长泾，4艘难民船被日机炸沉，死亡300多人。
　　　　
　　日寇入侵时的烧杀淫掠
　　
　　日军从太仓浏河登陆后，一路疯狂烧杀，仅尤家桥及七十二家村一带，六七百户人家的2000余间房屋烧为一片焦土，近百村民被杀，甚至把人当活靶子打，将小孩戳死在刺刀上取乐。占领浮桥的日军，竟抓了11个无辜百姓，将其中10人钉在木格子长窗上，以分割手段活活杀死，再浇火油焚尸，又把这10人的脑袋装进麻袋，强命活着的一人挑到日军大队部邀功请赏。日军侵占太仓县城时，从西门直至因果桥一路纵火烧房，烈火延续三天三夜，整条大街两侧200多间铺面被烧个精光。日军侵占吴江平望镇时，400多名来不及避难的居民全遭杀害，尸横遍地，河中浮尸漂延数里。常熟金村（今属张家港市）人金鹤冲，当年在《暗泾老人日记》中写道：“到大步道巷视房屋，一片焦土，常熟城焚十之四。”日军先头部队向常熟县城进犯时，沿途就烧毁民房3万余间，杀害百姓3000多人。
　　　　
　　日军入侵苏州后，城厢内外、大街小巷为一片血泊火海。护龙街（今人民路）上，横满死人。北寺塔大雄宝殿前，日军用刺刀一次刺死被俘的中国士兵五六十人。在平门外洋泾角村一户村民家里，日军集体屠杀了抓来的村民和过路难民100多人，屋里尸体堆有3米多高，地上血水有几寸深，可用瓢舀。洋泾荡大桥附近的云锦公所里，日军用机枪集体枪杀了100多名逃难的老百姓。葑门附近徐家祠堂里未及撤走的七八十个中国伤兵，均被日军枪杀。在葑门外安乐园，日军把老百姓捉去，叫他们自己挖坑，然后活埋。在高长桥附近的杨家花园里，日军把人抓去后用刺刀挑、狼狗咬、镪水销等种种残暴手段杀害。盘门外炒米浜的张家两兄弟和其他五人一起，被日军用油锅活活煎烫而死。葑门望星桥、娄门张香桥、胥门万年桥、金门南新桥、阊门上塘街等地带，到处都横满被日军杀害的平民百姓尸体，城楼上还挂满了被害者的头颅。伪维持会成立后组织的掩埋队，掩埋被害者尸体就花时一个多月。据不完全统计，苏州城区沦陷前后，被日军杀害的中国平民和士兵逾万人之多。
　　 　　
　　
　　
　　1937年11月19日，日军十八师团（师团长牛岛真雄）侵入浙江湖州南浔镇，杀害居民400余人，全镇烧毁房屋4993间。22日，日军从南浔分水、陆两路入侵湖州，一路上杀人放火，遇害者在千人以上，11月24日，日军占领湖州。城东二里桥一带，积尸盈野。
　　
　　南浔古镇自南宋以来，即被誉为富甲于浙右，江浙之雄镇。然而一个只能靠农商轻工致富的文弱之地，挡不住用钢铁枪炮武装的虎狼兽兵。
　　
　　 　　
　　
　　
　　1937年11月23日，日军一路从苏州沿运河进攻无锡，沿途烧杀掳掠。在无锡许巷上，全村有223人被鬼子用机枪扫射而死，仅有一个婴儿逃生。23日夜，维持无锡城区秩序的宪兵一团西逃，无锡遂成空城。24日前后，大批中央军溃退过锡，自早至晚两昼夜。11月25日，无锡沦陷。26日起，无锡“大火连烧十昼夜，繁华市区尽付一炬”。据不完全统计，仅仅1937年11月后一个多月，无锡死于日军暴行的有14150人，烧毁房屋65600间。
　　　　
　　半个世纪发展起来的无锡民族工商业，被摧残殆尽，全县损失财物达两亿元以上。腥风烈烟，裹卷大街小巷。无锡经历千年不遇的浩劫，成了一座死城。
　　
　　 　　
　　
　　
　　1937年11月19日上午，日军第九师团从苏州平门入城。资料来自日本大阪每日-东京日日新闻出版的1937年第13期《支那事变画报》。
　　　　
　　从杂志图片中部，墙上粉刷的标语——民族生存在此一战，透出一股悲凉。
　　
　　当一个政府不思发展工业，壮大国力时，民众能等待的，只有战争的屠刀。
　　
　　
　　 　　
　　
　　
　　1937年11月25日，日军占领无锡，其后对全城进行烧杀抢掠，图为当时日军纵火的照片，可见烈焰冲天。
　　
　　资料来自日本大阪每日-东京日日新闻出版的1937年第13期《支那事变画报》
　　
　　 　　
　　
　　1937年11月27日，日军前哨抵达常州戚墅堰，释放气球，指挥飞机向西轰炸。日军进城后实施三光政策，焚毁房屋9000余间，城门洞内塞满尸体，连僧人都不放过。常州沦陷期间，全县共被日寇烧毁房屋36580间，杀害百姓8790人，被奸妇女两千余人，劫掠财物难以统计。图片为日本大阪每日-东京日日新闻出版的1937年第13期《支那事变画报》。
　　
　　
　　以上都是“南京大屠杀”的前奏。
　　
　　
　　
　　
　　 　　
　　
　　1937年12月1日，日本大阪每日-东京日日新闻联合出版的《支那事变画报》第11期，日军于11月30日占领上海嘉定，这座千年古城已经毁于一旦。据1946年国民党县政府统计：自1937年至日军投降，全县惨遭日军杀害的有16600余名，其中男9475名，女6000余名，幼童1108名。
　　
　　
　　
　　1937年11月后，日军在从上海杀向南京的过程中，太仓、苏州、无锡、常州、湖州、嘉兴、镇江、溧阳、金坛等数十个县乡死亡人数，估计不少于30万人，被史学家称为“长三角大屠杀”。
　　　　
　　其对苏南社会经济的破坏令人发指。
　　
　　
　　 　　
　　1937年12月2日，国民党吹嘘为“水上马其诺”的江阴防线失守。8月12日，国民党海军将28艘舰船自沉，阻塞长江江阴段，后又征调185艘盐船，满载石子凿沉。原本决定海战的日军，对江阴要塞发起猛攻，用航母舰载机实施轰炸。中国海军主力在此战中损失殆尽。11月25日，国民党军队弃守澄锡防线，日军从水陆两方面包围江阴要塞，12月2日江阴要塞失陷，江阴县城被日军占领。
　　　　
　　
　　1932年初，日本侵略者不断在上海制造事端，“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拟订了江阴要塞步炮兵战斗实施法，开始修筑江阴至巫山间四条军用支线，全部路线长约50公里，大小桥梁十余座，涵洞一百余座，花费旧币一万余元。1935年冬，国民党87师构筑锡澄线江阴附近工事，并修筑福山至苏嘉乍浦国防线的北段工事，宋子文向礼和洋行订购的福斯炮厂移动式十厘米要塞炮12门，于1936年运抵江阴要塞。蒋介石曾派吴国桢到德国订购一批要塞炮，以加强要塞炮台防卫能力。希特勒政府存心拖延，分批付货，直到日本发动第二次淞沪战争。江阴要塞大炮上的瞄准器材还未运来，致使要塞炮台在抗战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在三个多月的海空战斗中，江阴要塞炮台及其防御工事大部被毁。1937年12月2日要塞弃守时，由守军将要塞炮及器械拆卸一部分，连同钢翘数门撤至江北仪征，并将火炮工事销毁，以免陷入敌手。
　　
　　只会向国外买军火的中华民国，
　　等来的是11天后，日军展开南京屠城。
　　
　　 　　
　　
　　
　　1937年12月1日，江苏溧阳沦陷，日军照例烧杀抢掠。全县被日军杀害（死亡）7044人，其中男3922人，女3122人;伤：13659人，其中男7602人，女6057人，共伤亡20703人。从 1937年11月27日至1943年9月6日，日机对溧阳轰炸34次，共出动飞机122架次，最多一天（1937年11月29日）出动12架次。炸毁房屋计876户，1089间，烧毁房屋计34876户，110560间。
　　　　
　　1937年12月5日，江苏金坛沦陷。至此，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城，已经近在咫尺。
　　
　　南京城内的国民党高官早已逃之夭夭，连中央政府都已经宣布——“迁都重庆”。
　　
　　 　　
　　
　　1937年12月13日，日军第六师团的坦克，攻入南京中华门，随即展开血腥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城后，在南京“国民政府”门楼上插上了硕大的日本国旗。
　　　　　　　　
　　
　　此前一个月，1937年11月17日凌晨，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年逾古稀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千余名国民党中央政府官员及眷属，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藩和重要文件，抛下首都几十万军民，从南京下关码头登临装甲兵船“永绥舰”，启程逃往重庆。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迁都重庆”。12月7日，蒋介石率部分党政要员乘飞机逃离南京。这个无能政党，给中国人留下的只有尸山血海和无尽的耻辱。
　　
　　 　　
　　
　　
　　唐生智，中华民国陆军一级上将，1937年11月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表示“誓与南京共存亡”，下令封锁南京通往江北的道路，销毁渡船，使得几十万军民不能撤离。他在未组织任何撤退的情况下于12月12日下达弃城命令，自己乘保留的汽艇逃跑。第二天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南京大屠杀。
　　　　　　
　　日军逼近南京后，国民党内部大部分人支持弃守，按照历史经验，无险可据的南京城，在强敌面前是难以固守的。而且一路从上海溃退下来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早已无心抵抗。
　　　　
　　死守南京的计划是唐生智搞政治投机，打出爱国主义旗号的“极左”路线的产物。保卫南京的目的不是为了打赢战争，而仅仅是为了保卫和塑造“爱国者”的面子。更为可怕的是一旦有人提出这样“极左”的爱国口号，没有人能够或愿意出来阻止，因为大家都怕承担卖国或汉歼的罪名。蒋介石之所以不肯不战而放弃南京也是害怕承担"卖国”的罪名。但以几十万人的生命为代价来塑造“爱国”的形象，实在太残酷了。
　　　　　　　　
　　然而令人震惊的还是中国官僚的腐败程度。唐生智在公共场合上信誓旦旦的宣布要与南京共存亡，并销毁一切船只，断绝了南京军民的所有退路。但暗地里却为他自己准备了逃跑用的船只，并在关键的时候带头逃跑。对于唐生智的撤退命令，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唐生智自己下的撤退命令;另一种说法是蒋介石向唐生智发出“若不能坚持可以撤退”的命令。但不管怎么说，唐生智都付有无法逃避的责任。
　　　　　　
　　军队司令在下达撤退命令时，一定要说明向哪个方向撤退、以什么方式撤退、谁先退谁后退、谁来断后掩护，这是司令官的起码责任。绝不能说一声“撤退”，就扔下军队不管自己首先逃跑。如果唐生智能够少贪生怕死一些，指挥南京的军队有组织地撤退，绝不会死那么多人。抗日战争中，象唐生智这样口头上最英勇无畏，实际上最贪生怕死的腐败官僚，绝对不是少数。
　　　　
　　如蒋介石，早在12月7日，就乘坐专机逃到了江西庐山。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入南京中华西门。600年前修建的古城墙，挡不住日军的炸弹。
　　
　　农业国在工业化国家面前，多数只能是待宰的羔羊，或者肥猪。
　　
　　 　　
　　
　　
　　1937年12月13日，日军登上南京中山门城墙后高呼万岁。
　　　　
　　中山门位于南京城东，建于1366年，是通向明孝陵、中山陵的通道。
　　
　　1929年孙中山灵柩由此经过，移葬南京中山陵。
　　这位“中华民国国父”，若泉下有知，不知做何感想。
　　
　　 　　
　　
　　
　　1937年12月13日，日军由中华西门拥入南京城。南京诸城内中日两军激战，尤以光华门，中华门，含中华东，西门，通济门和中山门为烈。中华门内的中华路，是当时南京主要商业区域，也是遭受屠杀、掠夺的重灾区。
　　
　　
　　 　　
　　
　　
　　1937年12月，昔日繁华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城，已经沦为一片破败景象。
　　
　　
　　 　　
　　
　　
　　1937年12月，昔日繁华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城，已经沦为一片破败景象。
　　
　　
　　 　　
　　
　　
　　1938年1月1日，日本大阪每日-东京日日新闻联合发行的《支那事变画报》第14期，刊载大量日军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后的照片。
　　
　　  　　
　　
　　1938年1月1日，日本大阪每日-东京日日新闻联合发行的《支那事变画报》第14期，刊载大量日军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后的照片。
　　　　
　　照片为1937年12月12日，日军攻占南京光华门。光华门位于南京东南角，是明朝南京城的正门。此处是日军攻打南京时战斗最激烈、伤亡最大的一座城门。
　　
　　 　　
　　
　　1938年1月1日，日本大阪每日-东京日日新闻联合发行的《支那事变画报》第14期，刊载大量日军占领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后的照片。照片为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后，蒋介石官邸内一片狼藉。
　　
　　
　　
　　曾6赴台湾搜集史料的杨天石介绍，目前保存在台湾且比较重要的史料包括：国民党党史馆保存的国防最高委员会的档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全会和常务委员会的速记录，还有台湾“国史馆”保存的蒋介石个人档案，共有30万卷，按照“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整理好分成几十个专题。此外还有蒋介石日记的摘录(原件寄存在胡佛研究所)，摘录分5种，全部对外开放，其中1937年到1943年部分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抗战的史料。
　　　　
　　在1937年上海淞沪会战失利之后，蒋介石为什么明明知道南京守不住，还一度主张坚守南京？杨天石在台湾史料中发现了一个隐秘的原因，就是蒋介石寄望于在南京坚守几个月就能等到苏联出兵。
　　　　
　　当时在国际列强中，苏联是唯一表示愿积极支持中国的国家。1937年11月，苏联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伏罗希洛夫元帅告诉在莫斯科的中国军事代表团：在中国抗战到达生死关头时，苏联当出兵，决不坐视。11月30日,蒋介石致电伏罗希洛夫及斯大林表示感谢:“中国今为民族生存与国际义务已竭尽其最后、最大之力量矣，且已至不得已退守南京，惟待友邦苏俄实力之应援，甚望先生当机立断，仗义兴师。”
　　　　
　　当时,蒋介石将苏联出兵看成挽救危局的唯一希望。蒋曾电令新任命的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如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来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蒋所说的“内外形势必一大变”的“外”，包含苏联出兵在内。蒋介石一生倚仗洋人吃饭，与淞沪会战一样不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法，而是用一种自杀亡国式的堂堂之阵来迎合日军轰炸。为的就是等来国联洋大人们隔靴挠痒的对日谴责，这次南京保卫战又把希望寄托在苏联干涉上。
　　　　
　　这个指着洋大人来救的窝囊废，搭上的是南京城三十万条冤魂。
　　　　
　　今天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又何尝不是指望着解放军统一台湾时，等着美国爸爸来救援呢？？
　　　　
　　狗改不了吃屎，这就是中华民国的宿命。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大楼。
　　（选自[日本]每日新闻秘藏《不许可写真》）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对放下武器投降的中国战俘进行搜身。被俘的国民党军人，有散兵，有成编制的整营，整连官兵。
　　
　　
　　
　　日军对中国战俘的搜身，不仅仅是为了防止抵抗，还为了最后一次掠夺。搜身之后，即以绳索成串捆绑，再行集体屠杀，几乎是日军在南京对付中国战俘的一种固定模式。十几万国民党降兵败卒，几乎被屠杀殆尽，仅有少数能侥幸逃生。
　　　　
　　大部分国民党高级军官逃跑一空，唐生智、罗卓英、桂永清、王敬久等南京守城主将，在12月12日，便乘坐早已准备好的汽艇，逃到长江以北。孙元良、廖耀湘、邱清泉等中层将领，化妆成难民，躲在外国人庇护的国际安全区中，直至1938年2月，才逃出南京城。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烧杀淫掠，制造了南京大屠杀。
　　　　
　　日本“皇军”变成了到处抢劫的“蝗军”。有损于日本军队的照片是不可能审查通过的。所以盖上了“不许可”章。
　　
　　
　　
　　 　　
　　
　　
　　1937年12月，放下武器投降的国民党军人，被双手反绑，像牲口一样被日军屠杀。
　　　　　　
　　而前几天还在高喊“要与南京共存亡”的国民党高级军官，早已逃之夭夭。
　　
　　
　　 　　
　　
　　1938年12月，南京国际安全区总部的难民。欧内斯特·福斯特(Ernest H·Forster)是美国圣公会的牧师，南京沦陷前一个月(1937年11月)来南京圣保罗圣公会教堂服务，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直留在南京，并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的秘书，积极参加了安全区的救济与保护难民的工作。他冒死拍下了大量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照片。
　　　　　　
　　
　　当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城沦陷后，保护全城十几万难民的，居然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外国民间人士。
　　　　
　　而此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已经逃到了千里之外的重庆。
　　　　
　　这种耻辱，必将永远铭刻在中华民国历史上。
　　
　　
　　 　　
　　
　　1937年12月，日军第16师团第16联队兵站（目黑辎重兵联队）汽车第17中队村濑守保，目睹了日军在长江边进行集体屠杀后，尸横遍野的情景，并进行了拍照。南京大屠杀期间，长江沿岸下关至幕府山，长达数公里的江岸线，是日军大规模集体屠杀最为频繁的地方，有超过10万人在此丧生。日军在集体屠杀后，对尸体浇上煤油进行火焚，再将尸体弃置江中。
　　
　　如果这张照片为彩色，你敢看这种血腥场面吗。
　　
　　 　　
　　
　　1937年12月17日，日军举行占领南京入城式，从中山门进入南京市区，骑马走在前面的为松井石根。
　　　　
　　堂堂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任由敌酋骑马信步，何其悠哉。
　　
　　
　　
　　 　　
　　
　　
　　
　　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在中山陵拍照留影的日本军官。
　　　　　　
　　这就是中华民国的“光荣历史”，
　　这就是1937年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
　　
　　
　　
　　
　　 　　
　　
　　
　　1937年12月19日，三个日本兵闯入南京五台山美国小学校地下室，企图强暴怀有7个月身孕的李秀英（19岁）。因李不从，脸上、腿上和腹部被戳30多刀，昏死过去，胎儿流产，后侥幸被救活。
　　　　　　
　　这就是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城的遭遇。
　　　　　　
　　当一个政府连首都人民死活都不顾时，这个政府应该去死。
　　然而，它却侥幸逃到了台湾，而且苟活了61年，也为美国人当了61年的看门狗。
　　
　　 　　
　　
　　南京市民夏淑琴一家9口，被日军杀害7口，父亲、外公、外婆被杀害，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妹妹被日军摔死，其母亲和两个姐姐（一个16岁、一个14岁），被日军轮奸后又惨遭杀害.
　　　　
　　这是当年由美国约翰·马吉牧师拍摄，德国商人约翰·拉贝先生（国际安全区主席）保存的照片（选自《拉贝日记》）
　　
　　
　　 　　
　　
　　
　　1937年12月18日，攻陷南京的日军三个高级将领，在南京战役野战指挥部旁，为战死日军举行“慰灵式”。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松井石根大将（左）;中间为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王中将（下辖藤田进的第3师团、吉住良辅的第9师团、山室中武的第11师团、荻洲立兵的第13师团、中岛今朝吾的第16师团）;右为第十军司令柳川平助中将（下辖谷寿夫的第6师团、牛岛贞雄的第18师团、末松茂治的第114师团和第5师团的国崎登支队），此三人为南京大屠杀首恶元凶之一。还有一名未出现在这张照片里的军官，是站在松井石根右侧的日本海军大将长谷川清，此人为福井县人，是参与淞沪会战的主力元凶，曾调动海军航空兵，对中国城市进行无差别轰炸，后调任第18任台湾总督。
　　　　
　　日本战败后，只有松井石根于1948年以甲级战犯罪名在东京巢鸭监狱被绞死。而直接下达屠杀战俘和屠城命令的上海派遣军司令——朝香宫鸠彦王中将，由于是日本皇室（裕仁的叔叔），在美军包庇下，逃过了战争审判。这个逍遥法外的人渣，一直活到1981年，终年94岁。柳川平助率领的第10军是参与南京大屠杀的主要部队，其中尤以谷寿夫率领的第六师团最为凶狠，被其杀害的中国军民至少达5万人，仅次于中岛今朝吾的第十六师团。然而这几个恶魔中，只有谷寿夫于1947年在南京被公开枪决，柳川平助和中岛今朝吾均在1945年病死，逃过了战后惩罚。长谷川清于1946年11月作为战犯被捕，1947年1月被美军释放，直至1970年去世，终年87岁。 　　
　　
　　
　　1937年12月底，日军在南京市内上海路上搜捕市民。
　　此照片由美国约翰·马吉牧师在室内偷拍，由德国商人约翰·拉贝保存（选自《拉贝日记》）
　　　　
　　一旦拍摄行为被日本人发现，他很可能会被当场枪毙。
　　此时的南京城，杀个人比杀条狗要容易多了。
　　　　　　
　　这就是1937年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
　　　　
　　
　　1937年12月，被日军用煤油烧焦的南京市民尸体惨不忍睹。
　　（选自1938年7月版《日寇暴行实录》）
　　　　　　
　　这就是1937年的中华民国首都——南京。
　　
　　 　　
　　
　　1937年12月，朝香宫彦王（日本皇室）中将，代替生病的松井石根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并指挥了12月2-6日攻打南京的战役。照片为1938年3月底，朝香宫彦王与它的弟弟东久迩宫稔彦王，登上南京光华门城墙，因为这里是南京战役争夺最激烈的地方。这个老王八活到1981年，活了94岁。
　　
　　东久迩宫稔彦王参与过武汉会战，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投降后，当选日本第43任首相，也是日本第一位皇族首相。1947年10月脱离皇籍（改名为东久迩稔彦）。后曾任日本文化振兴会总裁，世界联邦建设同盟会长。这个老王八一直活到1990年，足足活了103岁。
　　
　　 　　
　　
　　
　　1938年1月，南京城墙外濠沟岸边，被日军杀害的南京市民尸体累累，惨不忍睹。
　　（选自[日]《伊藤兼男照片集》）
　　伊藤兼男当时为日军航空队成员，驻扎在南京大校场机场。
　　
　　 　　　　
　　
　　
　　1938年1月，日军在南京开设慰安所，日军官兵拥挤在门前。
　　（选自[日]洞富雄：《日支事变－上海派遣军司令部记念写真帖》）
　　　　
　　这就是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城。
　　
　　不论当时中共如何，当时的国家家“中华民国”，执政党是国民党。
　　
　　你国民党让国家沦落到如此境地，不找你找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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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当年中国的执政党换成中国共产党，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国粉今天会是什么态度。
　　
　　 　　　　
　　
　　
　　
　　日军占领南京后，继续向西推进。曾帮助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德国军事顾问团仍被国民政府聘用，积极调停中日关系，得到双方赞同。1937年底，国民政府已接受日本提出的条件为和谈基础，但由于日本攻下南京后又增加了苛刻条款，并限期答复。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予以拒绝。1938年1月16日，日本近卫内阁发表“不以国民政府为（和谈）对手”的对华宣言，德国调停最终失败。1938年2月2日希特勒宣布承认“满洲国”，5月撤走了军事顾问团。
　　　　
　　1938年2月，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中苏军事航空协定》;3月和7月又两次对华贷款共1亿美元。这些贷款主要用于购买飞机、坦克和大炮等军火，苏联负责将军火运到中国境内。此外还派出航空队和大批志愿空军人员来中国，直接参加对日作战。在广州、南海、武汉等空战中打击日军。日本为阻止苏联援华，挑起“张鼓峰事件”，日军惨败，被迫与苏签订停战协定。
　　　　
　　苏联给中国大量军事授助，既防止中国溃败投降，又消耗日本;将日本主要兵力牢牢钉死在中国，以减轻其远东战线的军事压力。这完全符合苏联安全利益和外交战略。但是并未能阻止日军继续侵略中国内陆地区。
　　　　
　　在对日抗战中，国共两党都一致进行了坚决抵抗，但由于立场不同，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两条抗战路线。蒋介石幻想靠国民党军队打几个硬仗，由国际列强干涉，以求停战和平解决。蒋介石多次乞求英美“表示明确态度”，“给予中国的经济与物质上切实援助”。但列强都深怕得罪日本，坚守“中立”，使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和依赖英美的企图破产。
　　
　　中国共产党认为：“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希望九国公约出来干涉也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横蛮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不管这些的。”中国人的抗战只能靠全民族团结一致，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战胜侵略者。
　　
　　 　　
　　
　　
　　1938年《支那事变画报》第17期，日军进攻徐州。自1937年7月，日军占领天津、北京、河北、山东大部，12月占领上海-南京一线，华北日军与华东日军，便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平原重镇——徐州。日军开始于1937年12月下旬沿津浦路南北并进，作攻略徐州的准备。
　　
　　 　　
　　
　　1938年《支那事变画报》第17期，5月19日，徐州沦陷。台儿庄战役后，日军聚集25万精锐部队，从徐州南北方向滚滚而来，准备包围徐州地区的60万中国军队。5月11日下午，徐州城外40公里处发现日军的坦克群。5月13日，徐州战区的第一道防线落入敌手，日军包围徐州战区的布局基本完成。5月15日，蒋介石下达命令：避免决战，放弃徐州。李宗仁立刻命令第五战区60万大军向河南省方向突围。
　　　　
　　日军占领徐州后，发现60万中国军队冲出包围圈向河南腹地撤退，便继续向着开封郑州方向追击，目标是占领郑州，南可以威逼武汉，西可以进攻西安，目的是迫使国民政府投降。
　　　　
　　日军的进攻使大批难民涌向河南省会开封，这座六朝古都一时人满为患，但难民没有安心几天，战火就烧到了开封。日军土肥原师团占领开封北部的黄河北岸，不断向开封城开炮。6月5日，日军第14师团3000人在十几架飞机炮火的掩护下猛攻开封，开封保卫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日军步兵多次登上城头，开封守军141师顽强抵抗，打退了日军的多次进攻。
　　　　
　　但开封守军伤亡过半，守军师长宋肯堂连发5份电报要求撤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严令该师要与开封共存亡，因为开封一旦失守，郑州就危在旦夕。6月6日深夜12点，日军登上开封东城门与守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开封守军师长宋肯堂惊惶失措，凌晨2点擅自下令放弃开封，并率先逃出这座古城。
　　　　
　　开封失陷使郑州危在旦夕，如果郑州落入敌手，武汉以北千里大平原将无险可守。已经逼上绝路的国民党，竟然决定“以水代兵”，挖开黄河花园口大坝，放开黄河水患，阻止日军进攻。
　　　　
　　由此酿成震惊世界的惨案——黄河花园口事件，导致89万中国老百姓死于滔滔黄河水。河南、安徽上千万灾民流离失所。数以十万计的儿童，沦为孤儿。
　　　　
　　这就是国民党的“抗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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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不重视发展工业，壮大国力的国民党政府，让60万世界上最优秀的中国士兵，被25万日军追着围剿。居然还要靠掘开黄河大堤来阻敌西进，其为中国千年历史上的奇耻大辱。
　　
　　这与12年后（1950年），朝鲜战场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士兵，与几十万美军正面较量，形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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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花园口段大堤，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史称花园口事件。花园口惨案，是中国抗战史上与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死亡人口高达89万，相当于三次南京大屠杀。图为国民政府航空花园口决堤后的照片。
　　　　
　　花园口决堤造成的“黄河泛滥区”，面积超过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七个上海市浸泡在洪水中，时间长达八年，直至1946年才修复黄河花园口决堤部分。
　　
　　
　　 　　　
　　
　　
　　
　　1938年6月，花园口决堤后，黄泛区内被洪水淹没的村庄，只剩下房顶，水深至少有2米。
　　　　
　　　　
　　黄河泛滥，造成即将收获的庄稼绝收，发生大面积饥荒。黄泛区内的饥馑从1938年夏天，就正式降临在黄泛区灾民的头上，尽管灾民们早已预见到漫无尽头的饥荒，他们极尽可能地节省存粮，三顿变两顿，两顿变一顿，馍改成粥，粥改成稀汤，但千俭万省的粮食终究还是会吃完，他们开始吃谷糠麸皮等平常来喂牲口的东西，然后他们又将目光转向动物界，猫、狗、蛇、鼠、青蛙，小动物被吃光后，传统常识认为可以吃的野菜，也早已作为辅料和粮食一道吃光。灾民们开始打破常规，吃那些以往无人吃过的植物，尽管可能冒着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他们要以那些畜生都不吃，以往只能当做肥料的东西，来填入他们饥饿之极的肠胃，梦想以此来维持生命，度过灾荒。
    

　　
　　
　　1938年第12期《日支大事变画报》。1938年6月6日，日军土肥原贤二率领的第十四师团攻占了河南省省会开封。日军在开封劫掠三日，这座七朝古都（古称汴梁）毁于一旦。从6月8日起，侵占开封的日军即开始建立伪政权并恢复地方秩序。
　　　　
　　日军土肥原部仅2万人，居然敢孤军突进几十万国民党军集群，其根源在于国民党军队怯战。
　　　　
　　徐州会战时，日军土肥原贤二率领的第十四师团，仅2万人，被豫东中国军队，6个军12万人包围。程潜积极进行作战部署，认为“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5月23日，土肥原开始突围，并把进攻的重点放在了兰封。但守兰封的却偏偏是蒋介石的爱将——贪生怕死的桂永清。桂手下的蒋嫡系第二十七军，装备精良，甚至有一个德式战车营的支援，这是连日军的师团也未必有的，但桂永清只守了不到一天，兰封就失守了。
　　　　
　　日军步兵还没有冲锋，桂永清所部就开始全线溃退，邱清泉部下的装甲战车跑得更快，一溜烟地驶离战场，往兰封以西的地方逃去了。败退的军队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桂永清也跟着逃命去了。败兵一直退到了开封附近，才陆陆续续被收容了一些。这与许多非蒋介石嫡系部队，如第十九路军在上海、第二十九军在卢沟桥、张自忠部在台儿庄的表现真是天渊之别。
　　　　
　　1937年12月，桂永清在南京保卫战中，也是甩下部队独自逃跑，后来也未受处分。中国半壁河山，大部分都是因为老蒋的嫡系无能而失。桂永清是何应钦的亲戚，轻失兰封使整个战役失败，桂永清却没受到蒋介石的什么大不了的处分，后来反而官运亨通，升任中华民国海军总司令，海军一级上将。
　　 　　
　　
　　
　　历史曾经给过国民党机会。早在1928年，民国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中国后，就提出了“十年内建设十万英里铁路”的交通建设计划。1930年1月，实业部长孔祥熙提出了投资二亿元建设发电、钢铁、化工和其他工厂的五年计划。孔祥熙的后任陈公博于1932年提出了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要求投资16亿元在四年内建立钢铁冶炼、煤、铁、石油、矿产开采、机械、电器及汽车制造等多种工矿企业。此外，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交通部、铁道部、农林部和其他政府部门也纷纷提出各种各样的经济发展计划。
　　　　
　　然而，所有这些计划都未能实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时任财政部长宋子文（1928-1933年）等人反对发展重工业。他们认为发展重工业是亏本的生意，应该按照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产业分工，由中国发展轻工业，再用轻工产品去换取德国的军火武器（根源在于国内军工不兴，军火贸易才能成为四大家族重要的敛财渠道之一，回扣佣金达20%以上）。就在这样的路线方针下，中国自清朝末期起步的重工业体系被市场经济淘汰。而国民党靠着民营资本为主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渡过了至今仍有人吹嘘的“黄金十年”。
　　　　
　　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一年，在1936年3月，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才完成了一份得到蒋介石支持的「重工业五年建设计划」。计划要求投资2亿7100余万元，在五年内建设冶金、化工、煤炭、机械、非铁金属等三十一家工矿企业。计划完成时，这些企业将达到年产煤150万吨，钢30万吨，铜、锌、铅各5000吨，汽油5000万加仑，以及其他重工业产品。
　　　　
　　当国民党在湖南湘潭着手实施这个计划，建设中央钢铁厂、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时，抗战全面爆发了。日本人的坦克飞机大炮轻易击溃了国民党军队的防线。强大的重工业为日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武器装备。而能赚钱的轻工业体系，能给国民党军队提供什么？照片里日军的坦克，轻易就攻陷了民国首都——南京。
　　 　　
　　
　　
　　1938年10月21日下午3时30分，日军占领广州市政府，广州沦陷。为了侵占广东，日军从1937年8月31日首次空袭广州起至1938年10月21日广州沦陷，共对广州市进行了长达14个月的狂轰滥炸，其轰炸密度仅次于当时的陪都重庆。空袭广州的日机共有近百批900多架次，共炸死居民6000多人，炸伤近8000人，毁坏房屋4000多间，毁坏船只近百艘。其中规模最大、使广州损失最为惨重的是1938年5月、6月间的大轰炸，仅仅一个多星期，日军共出动飞机14批100架次，广州成为瓦砾与尸骸相互堆积的破烂城市。
　　　　
　　日军占领广州后，铁蹄所至，财物成为灰烬，村庄成废墟，人尽变鬼魂。1937年11月24日广州公布的人口共有121.6万人，到1943年9月15日，全市只剩64.3万人，人口减少了将近一半，其中相当部分是被日本飞机炸死、遭日本军队屠杀或折磨死的。从1937年8月31日至1941年底，广东共遭日机19281架次的轰炸，投弹33857枚，死伤18991人．）
　　 　　　　
　　
　　1938年广州遭日军战机轰炸后，广州市街头尸横遍地。
　　　　
　　1938年10月22日上午，在广州大东门，有敌兵约百余人，一队长看着地图布置部下分组，沿市区搜索。一队由惠爱路出西门口，转而入丰宁路出龙津路，4个日本兵先行，约数十步则是一排日军，全部荷枪实弹，杀气腾腾。最后是一辆小型铁甲车，沿途遇有疏散不及的市民奔避，即发弹遥击，老弱者便搜身检查，强壮可为挑夫的则押在队伍后面。是日，被捉住以充苦力者达百余人，大家都未见过日本兵，一旦见到其狰狞面目，不少人号呼不已，日本兵以枪监视，不许声张，有惊极而晕者，仍力蹴之而行，不服者杀之如蚁命。是日下午，一队日本兵沿汉民路出泰康路、一德路。另一队则直出长堤，黄昏时在太平路会合。市民见到挂着太阳旗的铁甲车，争相奔逃，不及者被日本兵枪击毙命，据说进城当天日本兵杀了数百人。22日夜，日军的大队人马抵达市政府，并在中央公园（今人民公园）、海珠桥脚开“扫荡”祝捷会。
　　
　　 　　
　　
　　
　　
　　1938年轰炸广州的日军飞机，主要来自日军“加贺”号航空母舰。加贺原为战列舰，后改为航母，神户川崎造船所制造，1920年7月开工，1921年11月下水后停工，1923年重新开工，1928年3月完工。初为三层甲板，1935年改为单层直通甲板，排水量42541吨，载机81架。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该舰一直在中国近海活动，8月15日，加贺号约30架舰载机企图空袭中国空军学校——杭州笕桥机场。被中国21架飞机拦截，结果日机被击落13架，这是加贺号在中国最惨的一次失败。10月调至广州，轰炸白云机场和广州市区，11月至上海参与淞沪战役，轰炸上海、南京等城市，1938年4月又调至广东，参与轰炸广州，5月调离南海。
　　　　
　　1941年12月7日日本航空舰队偷袭珍珠港，“加贺”号是6艘参战航空母舰(赤城、加贺、苍龙、飞龙、翔鹤、瑞鹤)之一。1942年1月，南云忠一海军中将率领第一航空战队(赤城和加贺)与第五航空战队(翔鹤和瑞鹤)参与东南亚外围诸要地的攻击，其中包括1月20日－23日，空袭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的拉包尔基地。而后南云舰队向西扫荡南太平洋至印度洋的整个海域。包括2月19日空袭澳大利亚达尔文港、3月3日协助占领荷属东印度，空袭爪哇南岸芝拉扎港。而后，加贺号回本土修理，没有参与4月在印度洋对英海军的作战。
　　　　
　　1942年6月，第一航空战队(赤城和加贺)与第二航空战队(苍龙号和飞龙号)参与中途岛海战，全部战沉。加贺号于1942年6月4日在中途岛西北海域被来自美军“企业”号航母舰的俯冲轰炸机命中四颗炸弹炸沉。1942年8月10日除籍。
　　　　
　　加贺算是日本海军中恶贯满盈的一艘。美国人只用半年时间，就将偷袭珍珠港的日军航母，送进了海底。
　　
　　
　　——这就是国粉嘴里经过“黄金十年”高速发展的中华民国，
　　 和当时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美国的区别。
　　
　　
　　
　　陈绍宽担任海军司令时的戎装照
　　　　
　　　　
　　当现在的中国军迷，为瓦良格号航母试航成功而欣喜时，殊不知，早在80年前，就有人提出中国应该要造航空母舰。
　　　　
　　1917年中国对德、奥宣战后，陈绍宽奉命直接参加英国的潜艇部队，与敌激战于大洋深处。他连续参加了3场海战，感触颇深。从那时起他就下决心要让中国海军拥有航母。一战结束后，陈绍宽在英国担任了两年海军武官，1920年，他带着英国女王颁发的欧战纪念勋章回国。
　　　　
　　早在1928年，张学良在东北易帜，蒋介石实现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陈绍宽担任民国海军第二舰队司令兼海军署署长。他感到形势好转，于当年年底给国民政府上了一个呈文，要求扩充海军。在呈文中，他首次提出要花2000万元建造一艘航空母舰。他的提议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在1929年1月的全国编遣会议上与其他提议一起被否决。
　　　　
　　蒋介石怕海军群龙无首，赶忙出来安抚陈绍宽，作出建设海军的承诺。他说：“我们曾讲要在15年以内，有建设60万吨的希望，照此看来，我们在5年以内，或者即可完成，与世界上列强的海军相抗，巩固我们的国防。”蒋介石又对60万吨的舰艇作了大概的分析，认为其中应包括3艘航母。陈绍宽被蒋介石这番话所打动，于是打消了辞职的念头，随后担任了海军部长。
　　　　
　　陈绍宽设想将中国沿海划为4个海军区,每个区成立一支海防舰队，拥有5艘航母，全国沿海共需要20艘航母，航母造价18亿元。这个规划令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人瞠目结舌。陈绍宽却说：“这笔钱国家是省不得的。”
　　　　
　　然而，蒋介石夸下造舰60万吨的海口，是安抚陈绍宽的权宜之计，根本没有当成实事来办。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发展投入少、见效快的空军上。因此，他始终没有在海军建设上投入足够的经费。除蒋介石以外，国民党内部还有少数别有用心之人，出于派系斗争的需要，也反对建设强大的海军。国民政府监察委员高友唐荒唐地提出，不但不需要建造航空母舰，现有的舰艇也不需要，应将它们卖给商家作商船，将卖舰的钱拿来买200艘小艇守海口足够了。这些来自国民党内部的阻力注定让陈绍宽的航母梦难以成真。到抗战爆发前，“航空母舰”也仅仅是挂在人们口头上的一个新鲜名词而已。
　　　　
　　——一个连基础工业都不重视的国家，还想造航空母舰，无异于痴人说梦。假如当时的中华民国，稍微对钢铁、军工多重视点，多造点轻重机枪、高射机枪、手榴弹、迫击炮等轻武器，也不至于60万国军，被25万日军追着打。
　　　　
　　一个庞大的国家如果连轻武器研制都不重视，那亡国灭种，也就是早晚的事情。
　　
　　 　　
　　1938年10月25日，日军占领武汉。2天后日军攻占武汉行营。
　　
　　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为便于指挥作战，设立各行营作为总司令部派出机构，各行营主任由资历深且具有相当指挥作战能力的将官担任。自1929年起。到1930年底，蒋介石以陆海空军总司令名义设立若干行营。1929年10月西北军在豫陕起兵反蒋，武汉空虚。蒋介石令张治中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学生由宁赴汉，同时设立武汉行营，10月19日以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张治中任行营主任。
　　　　
　　早在4个月前，国民党逼上绝路挖开黄河花园口大堤，就是为了阻挡日军进攻武汉。没想到死了89万人换来的，仅仅是阻滞了日军两个月时间，武汉还是没能保住。
　　
　　 　　
　　1938年10月26日，日军攻入武汉后，举行入城式。
　　　　
　　　　
　　在1938年6月11日－1938年10月25日的武汉会战中，国民党调集了110万军队，日军调动了35万军队，进行了规模最大、长达四个月的会战。此战对日军有生力量造成了严重打击，日军共伤亡14万人。同时国民党军队付出了更加惨重的代价，共死伤40多万人。
　　　　
　　武汉会战以后，本来就感兵力不足的日军，随着战线的延长，兵力益发感到不足，无力再组织像淞沪、徐州和武汉会战这样大规模的、以攻城略地为目标的战略进攻，而被迫转为保守战略。
　　　　
　　导致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由军事打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改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由以主要兵力进行正面战场的作战，改为转移兵力进行敌后战场的“治安”作战。在武汉会战中，苏联航空志愿大队，也配合对日军进行了打击，苏军死伤100余人。
　　　
　　
　　
　　1938年10月24日晚，作为战时最高统帅的蒋介石和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乘飞机逃离武昌飞往湖南衡阳。临行前，他下令：“将凡有可能被敌军利用之虞的设施，均予以破坏！”这道“焦土抗战”的命令，使武汉整整燃烧了两天。有一座千年古城，就此惨遭蹂躏。
　　　　
　　照片为日军占领汉口后，扶植伪政权力量。用治安维持会这种汉奸组织，取代地方政府的行政功能。
　　 　　
　　
　　
　　1938年12月18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陈壁君夫妇等人借口讲演，从重庆逃往昆明。12月19日，汪精卫、周佛海、陈壁君、陶希圣、曾仲鸣一行，乘飞机飞往越南河内。21日，陈公博从成都经昆明到河内。
　　　　
　　　　1938年12月29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投敌。当日汪精卫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和蒋介石发出“艳电”，公然说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宣称愿以日本近卫内阁提出的“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公开打出了乞降的旗帜。至此，国民党第二号人物，公开投靠日本。
　　
　　 
　　
　　1938年7月，攝蔣介石在漢口國民政府軍委辦公室，召開最高軍事會議，左邊最靠內者為何應欽。
　　　　
　　　　
　　1938年12月6日，日本陆军省参谋部公布从1938年秋季以后的对华处理方略，决定对华处理的总方针是“以攻占汉口、广州为行使武力时期，今后自主指导新中国建设，切戒急躁。为此，目前应以恢复治安为根本，其他各项施策都应与此相适应。消灭残存抗日势力的工作，虽然继续进行，但主要应以武力为背景，结合运用谋略，攻略。”
　　　　
　　日本的新战略在政治上从反蒋转为拉蒋，将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拉拢劝降”上，使蒋介石可以暂时从战争中脱身出来。所以蒋介石才会在1939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将矛头指向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12月6日，蒋介石在广西桂林约见周恩来，商谈国共合作。周恩来提出可以跨党合作，蒋介石则要求共产党员退党后，加入国民党才能合作。12月12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参加参政会的中共代表王明、周恩来、博古、吴玉章、董必武等，继续洽谈这个问题。在谈话中蒋介石坚持：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将整个加入国民党。1939年1月20日，蒋介石约见周恩来，再次提出所谓统一两党问题。周恩来明确表示“不可能”。
　　 　　
　　1940年百团大战，共军拆除日伪敌军碉堡据点。
　　　　
　　　　
　　　　
　　日军战略调整后，1938年12月27日，日军派人到香港，与重庆政府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会面。由其做桥梁，与重庆政府展开了中日两国秘密会谈。这就是日本企图劝降国民党的“桐工作”。1939年6月10日，日方提出“蒋、汪、板垣三人会谈”。
　　　　
　　正当此时，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连日大举轰炸重庆，第11军渡过汉水进逼宜昌。重庆市区被置于日本空军轰炸之下，陈诚丢开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及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等中央要职，亲自奔赴宜昌战场指挥防御战。重庆顿时流传“日军开始进攻重庆”的谣言。此外，从欧洲传来英法联军肯定失败的论调，国民党内的亲德派迅速抬头，对日和平气氛进一步高涨。
　　　　
　　7月18日滇缅公路被封锁，援蒋物资的运输被切断，美国的通讯社驻重庆记者说，由于英国封锁了滇缅公路，中国人中关于对日和平问题的议论急剧上升，一般认为战争将在六个月内结束，政府将还都南京。
　　　　
　　在1940年6月中旬以后约一个月的期间，曾经是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中国共产党察觉到国民党有与日军媾和的企图，于1940年8月20日，突然发动了“百团大战”。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察军区等共105个团二十余万兵力，对华北地区的日伪军发动了一次进攻战役。这次战役共进行大小战斗1800余次，攻克敌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破坏铁路900多里、公路3000里，破坏桥梁、车站258处，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
　　　　
　　（部分摘译自日本防卫厅防卫研修所战史室著<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政府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包括蒋介石本人，与日本政府高层人员，都有着不错的私交。蒋介石政府多次与日本“秘密议和”，其最终未能得逞，最重要的原因是日本政府过于强硬，逼迫过甚。日本要求蒋介石下台，作为议和条件，这已经超出了蒋介石可以接受的限度。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看到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美英均已卷入战争，便对谋求对日妥协媾和的行动踩了急刹车。
　　
　　 　　
　　
　　
　　1940年3月20日，汪精卫在日本扶植下，于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汪任傀儡政府的行政院长兼国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员会最高国防会议主席。日军同时取消华北的王克敏和长江下游的梁鸿志傀儡政权。1940年11月30日，汪日在南京举行《华日基本条约》签字仪式，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出席签字。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病死，归葬南京梅花山，后被国民党炸墓焚尸。
　　
　　
　　 　　
　　两年前国民党政府抛下南京几十万军民，宣布迁都重庆，30万军民惨遭日军屠戮。
　　
　　两年后一个国民党汉奸傀儡政权，回到了白骨累累的南京城。
　　
　　这就是中华民国的历史。
　　
　　 　　
　　1941年1月6日，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晋察冀边区军民游行示威抗议。
　　　　
　　　　
　　1938年12月，日军调整对华侵略方针后，日军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压力大为减轻。腾出手来的国民党，转而将矛头指向共产党，国共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事件。1939年4月，秦启荣部袭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惨杀400余人;在河北，张荫梧率部袭击冀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惨杀400多人;6月12日，国民党要取消中共西安重庆办事处以外的各地办事处而制造了平江惨案;9月，程汝怀部围攻新四军独立游击第五十队后方机关杀500余人;企图取消中共在河南确山的办事机构，制造了确山惨案等。从1939年5月起，国民党军胡宗南等部以约30万人的兵力，绵延千里，形成对陕甘宁边区的包围。12月在空军的配合下，袭占了边区5座县城。
　　　　
　　1940年10月，国民党政府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撤至黄河以北。同年11月，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复电严厉驳斥并揭露了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但为顾全大局，同意将皖南的新四军调到江北。1941年1月6日，当新四军军部及所属支队9000余人行至皖南泾县茂林时，遭到早已部署在那里的国民党军8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浴血奋战7昼夜，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负伤被扣押，直至1946年3月才在重庆被释放，在飞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该次空难，由国民党特务破坏飞机装置造成。
　　 　　
　　
　　
　　1941年4月19日，浙江宁波被日军占领。4月下旬日军攻陷宁波、绍兴一带，称为“浙东作战”，日本NHK拍摄有纪录片。日军在占领宁波镇海后，5天内屠杀174人，8400余间房屋被焚毁。4月22日，慈溪沦陷;4月23日，奉化、余姚沦陷。
　　　　
　　奉化溪口镇是蒋介石的老家。4月下旬，日寇进犯溪口西南山区，焚烧上山、董家桥、沙堤、公棠、徐家埠等村及入山亭。毁民房600余间，其中公棠村将近200户人家，除留下三幢房屋作为鬼子驻地外，都被烧毁，使村民无家可归。无辜百姓惨遭奸淫掳掠。
　　
　　
　　
　　蒋介石动员30万军队围剿共产党时。
　　　　
　　自己在浙江奉化的祖宅祠堂和乡里乡亲，竟然被日军烧杀抢掠。
　　　　
　　不知道伟大的“蒋委员长”心里当时是如何滋味。
　　
　　 　　
　　
　　
　　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遵照日本天皇和最高本部指令，联合对重庆展开“航空进攻作战”，为期5年半，史称“重庆大轰炸”。这是世界战争史上，第一次有计划的国家战事性质的战略轰炸。据统计，在重庆大轰炸中，日机空袭重庆共达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30所学校被炸。
　　　　
　　1938年初至1938年底，日本对重庆主要为试探性的轰炸。出动的架次较少，多数为陆军航空队。1938年10月日军攻陷武汉后，日军在日皇的命令下开始向重庆实施战略轰炸，目的是希望震撼作为战时首都的重庆，打击中国政府抗战的意志。同年12月底起，由陆军对重庆开始实施战略轰炸。1939年5月，改以海军实行轰炸。5月3日及4日，日机从武汉起飞，连逐轰炸重庆市中心区，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重庆市中心大火两日，商业街道被烧成废虚，2000人以上死亡，十万人以上无家可归。外国使馆亦受波及。此次轰炸称五三、五四大轰炸。
　　　　
　　1940年5月，日本大本营发动《101号作战》，由陆、海军同时对中国后方进行轰炸。陆军主要以山西运城为基地，海军主要基地为汉口。轰炸重庆的日机超过2,000架次。8月19日的轰炸尤为惨烈，日本海军投入超过140架轰炸机，以零式战机护航轰炸，重庆2000多户民居被毁，称八一九大轰炸。 1941年初，日军在发动太平洋战争前先向中国集中力量进行空袭，发动名为《102号作战》的大规模轰炸。在1月至8月，超过3000架次飞机空袭重庆，当中包括夜间空袭。
　　
　　 　　
　　
　　1941年7月，重庆大轰炸（July 1941，Bombing Of Chungking）。1936年，卡尔·曼德斯（Carl Mydans）加入刚成立的《生活》杂志。1937年，他带着新婚妻子奔赴欧洲，后转至中国，拍摄了大量占地彩色照片。1941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后，曼德斯夫妇正在菲律宾，随后他们在马尼拉被日军俘虏，被日军关押到1943年。1944年重返欧洲，报道了盟军法国诺曼底登陆的全过程。他还拍摄了日军1945年9月2日签署投降书的历史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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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军结束对重庆大轰炸后不到两年时间，美军用同样的战略轰炸，把日本东京烧成了灰烬，造成几十万人伤亡。
　　　　
　　临了还给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9天后，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投降。
　　　　
　　这就是工业国家的力量，一个不发展重工业的中华民国，只能靠所谓的“盟国”替自己复仇。
　　
　　 　　
　　
　　
　　1941年7月，重庆大轰炸的照片，这里可能是受到轰炸的外国使馆区。
　　
　　
　　 　　　　
　　
　　
　　1941年7月，重庆大轰炸后的残垣断壁。卡尔·曼德斯（Carl Mydans）拍摄。
　　
　　
　　 　　
　　
　　
　　1941年7月，重庆大轰炸后的残垣断壁。卡尔·曼德斯（Carl Mydans）拍摄。
　　　　
　　偌大一个重庆，主要为低矮民居和商店。
　　　　
　　国民党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才陆续将东部沿海的工厂内迁，但是这些零散组织的中小型钢铁厂、枪械厂、航空修械厂，大多辗转飘零，刚刚迁到一个城市还未站稳脚跟，就因为城市即将陷落于日军之手，而被迫再次内迁，直至逃无可逃。
　　　　
　　这实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悲哀。
　　
　　 　　　 　　
　　
　　1941年6月5日晚9时，日军再一次空袭重庆，仅能容纳四五千人的较场口防控隧道里挤进了一万余人。由于拥挤和缺氧，造成大量进入隧道躲避空袭的重庆市民死亡，史称重庆防空洞惨案。关于具体死亡人数，史学界至今仍有争议。空袭持续了将近五个小时，当日军的飞机离开重庆时，已是午夜时分，洞内惨叫声逐渐减弱，最后一片沉寂。国民政府在6日凌晨解除防空警报后，组织人处理善后事宜。从隧道内拖出两千多具尸体，成堆地放在洞口，用卡车运了十几趟。
　　　　
　　这是中华民国抗战历史上的又一大惨案，造成悲剧的原因除了日军轰炸外，防空洞设计建造，由于主管机构贪污挪用建造经费，导致防空洞不合乎使用要求。
　　　　
　　1940年7月到11月为防空洞工程第一期, 军政部每月拨款12万元, 应合计70万元。1941年2月到5月为第二期工程, 行政院直到1941年5月26日, 才核准防空部工程处1941 年度防空设施经费一共140万元, 其中大隧道工程占40万元。这些经费大部被挪作他用。1940年12 月, 防空部申请大隧道内安装通风机30具需款39万元, 因为付不起钱, 只买了20具, 其余的退还给厂方了。
　　　　
　　设计者谢元模、陈公矩不是专攻地下空间工程的人员, 所以, 工程设计有先天性的技术缺陷。比如规定各段隧道两端出口必须一头高一头低, 根据热胀冷缩的形成原理使空气对流,来达到自然通风的效果, 但隧道都很长, 中间却没有设计通风井工程, 使设施原理失效。另外, 又没有排水沟设施, 洞内积水无法解决, 天气炎热, 人口一多, 潮湿蒸发上来, 气闷难当。洞身高度不足,顶石风化, 进出口也太少, 也造成进出不便。关于通风设备, 在较场口大隧道内4 月中旬安装好了电动通风机, 6月3日试验开车, 约定5日下午14: 00—17: 00验收, 但厂方直等到警报发出前半小时, 防空部谢元模也没有出现。据谢元模解释:“因本人非电器专家, 原约定电灯厂工程师同往验收, 因该人未到, 故未往验收。”据防空部第三处正、副处长丁荣灿和潘联说, 真正原因是防空部没有给军政部贿赂, 军政部拒绝验收, 机器竟不敢启用任其闲置。
　　 　　
　　
　　
　　重庆防空洞惨案发生后，重庆卫戊总司令兼重庆防空司令刘峙自知大事不好，慌了手脚。后在幕僚的建议下，急忙派出卫成司令部的卡车，把所有窒息而死的人，运至朝天门河坝，用意是这些人因缺氧而死，运至河边空气新鲜处，或可复活。但是，参加抢救的士兵、特务人员、防护团员、服务队员视人民生命如儿戏，他们把尸体拖出洞门，有些还未死的，被他们拖死;有些被拖断手脚;有些尚有一丝气息，但因上有尸体堆积，被活活压死。更有甚者，一些参加抢救的人员非但不全力救人，反而趁火打劫，从尸体上搜取首饰、钱物，剥取衣裤，引起群众极大愤慨。运至朝天门河坝的死尸中，确有少数因吸到新鲜空气而复活者。但他们醒来后．发现身携财物已被洗劫一空，感到今后无以为生，便绝望地效声大哭。河坝一带，死尸累累，哭声雷动，其状至惨。
　　　　
　　惨案的发生使重庆舆论为之震惊，市民强烈要求惩办责任者。不久，蒋介石下令免去刘峙的重庆防空司令职，遗职由重庆宠兵司令贺国光兼任;重庆防空副司令胡伯翰撤职留任，隧道工程处处长吴国柄撤职，剧处长谢元模记大过两次;重庆市长吴国帧撤职留任。震惊中外的大隧道窒息惨案，至此了结。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香港，摧毁英军启德机场和英国军舰，炮击九龙要塞，并对英军阵地狂轰滥炸，至12月25日香港陷落。26日日军举行占领香港的入城式。日军占领香港后，于1942年2月宣布成立“香港占领地总督部”，以陆军中将矶谷廉介为香港总督，统管香港军政大权。日军占领香港后，大肆抢掠，强奸妇女和杀害无辜居民的暴行屡屡发生。1942年8月在湾仔洛克道设立慰安所，并大开赌场、烟馆。至1945年光复，香港人口仅剩60万。
　　
　　
　　 　　　　
　　
　　1941年12月7日，日军6艘航母在2小时内出动350余架飞机，对美国夏威夷珍珠港发起突袭。炸沉炸伤美军舰艇40余艘，炸毁飞机200多架，毙伤美军3684人。美军主力战舰“亚利桑那”号被炸弹击中沉没，舰上1177名将士全部殉难。次日，美国正式对日宣战，太平洋战争爆发。照片为夏威夷福特岛附近正在爆炸燃烧的美军战列舰编队。
　　　　
　　美国被彻底激怒了。。。。。。
　　
　　 　　
　　
　　
　　如果大家对美国的实力还是没有什么认识的话，那么这张照片，将会让你深刻体会
　　——什么叫“世界第一工业大国”。
　　　　
　　这是1940年8月28日，美国费城海军造船厂停泊的战舰，数量不下80艘。1941年3月《租借法案》生效后，这些价值几十亿美元的战争物资，运往盟国战场，投入战斗。
　　　　
　　太平洋战争后，美国国内工业生产，迅速达到巅峰状态，部分造船厂甚至达到每17天下水一艘驱逐舰的生产节奏。
　　
　　在这种十倍于日本的工业产能下，早已经注定了太平洋战争的结局。
　　
　　 　　
　　
　　
　　1941年12月7日，第二天美国对日本宣战，第三天，重庆国民政府跟在美国屁股后面，发布文告正式向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宣战的理由，竟然是因为日本偷袭了民国的“美英盟邦”，而此时中华民国与日本的战争，已经进行到了第10个年头。
　　
　　其实中华民国还有一个宣战文告，也是国民党发出的，不过是日本扶植的汪精卫伪政权，对美国和英国的宣战文告，，时间是1943年1月9日。
　　
　　——中华民国的历史就是这么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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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2月7日，日本不宣而战，偷袭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主要海空军基地夏威夷珍珠港。当美日战争爆发的消息传到重庆，立即引起了一片欢腾：
　　　　
　　　　街上差不多立即喧嚷起来;报童叫卖号外，人们从屋子里潮水般涌出来争相抢买报纸，他们拥挤在一起，喧闹声音盖过了车辆的嘈杂声。……军事委员会一片欢腾;蒋介石抑制不住心头的喜悦，口里哼起了一段京戏的唱腔，并且整天向圣母作祈祷。国民党政府官员纷纷互相祝贺，仿佛已经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美国终于同日本打起来了，终于打起来了！现在中国的战略地位将越来越重要了。美国的钞票和装备将源源不断地流入;5亿美元，10亿美元……。现在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将大为增加。……至今美国将不得不支持蒋介石了……”。
　　　　
　　　　上述这段文字是著名作家韩素音笔下的回忆，可见当时中国的百姓和军政当局对美日开战所持的态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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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12月9日，重庆国民政府对日本、德国、意大利宣战文告。
　　
　　
　　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军事会议在重庆举行。由于苏联卫国战争正值紧张艰难阶段，所以斯大林表示无暇东顾，拒绝出席会议和参加联盟。蒋介石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中方参加会议的还有何应钦与宋美龄。在会议上，中、英两国发生了争执。其时，英军早已人缅作战，但英国的态度很明确：他们之所以在东南亚打日本，为的是保护自己的殖民地，至于中国抗战的成败，似乎与他们毫无关系。英方代表提出，应制订中、英联合作战方案，这个方案首先是保卫缅甸，因为缅甸是保护英殖民地印度的最后屏障。
　　　　
　　中国的抗战一开始，美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即以大量军事装备及战略物资对中国进行援助。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过：“你想想看，如果中国屈服，会有多少日本军队脱身出来？那些部队会占领澳大利亚、占领印度，然后长驱直人，直捣中东…… ”罗斯福认为，中国战后应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并成为抵御苏联的广阔空间地带，既然战后的中国会“站在我们这一边”，那么，现在就应该以大国之礼对待中国，亦即视中国为“大国”。
　　　　
　　1942年元旦，联合起来共同对德、意、日法西斯作战的26个国家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宣言，声明一致对抗德、意、日，决不与敌单独媾和。1941年门月23日被蒋介石任命为外交部长的宋子文代表中国出席并在宣言上签字。
　　　　
　　1942年1月3日，主要是罗斯福的主意，盟国单独辟出中国战区，成立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蒋介石出任最高统帅。在这之后，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我国签字于共同宣言，罗斯福总统特别对子文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此言闻之，但有惭惶而已！”“26 国共同宣言发表后，中、美、英、苏四国已成为反侵略中心，于是我国遂列为四强之一;再自我允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越南、泰国亦划人本区内。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甚恐受虚名之客，能不戒惧乎哉。”蒋介石得意之情，跃然纸上。
　　　　
　　直至今天，深受国民党洗脑教育的台湾人，张嘴闭嘴就是“中华民国”当年是国际四强之一。
　　　　
　　 　　
　　
　　
　　1942年1月，蒋介石任中国战区统帅后，想到应该请美国委派一位将领来华，担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美国参谋总长马歇尔推荐陆军中将史迪威出任此职。3月史迪威赴缅甸丛林对日作战。1942年4月19日，美国航母出动轰炸机空袭日本东京的第二天，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及美军史迪威将军，3个人开心的笑了，蒋夫人笑的真是开心（英文原文：三个人全部都在傻笑）。
　　
　　这张照片拍完一个月后，5月中国远征军在缅甸战役惨败，史迪威率110多人徒步逃出缅北丛林。此战，中国远征军死伤5万余人，日军伤亡约4500人，英军伤亡1.3万余人。
　　
　　——蒋介石和宋美龄还能笑得出来吗？
　　
　　 　　
　　
　　
　　1942年2月25日，约10万人组成的中国远征军开始进入缅甸，协同英、缅军对日作战。指挥官为罗卓英（1937年南京守城副将，后与唐生智弃城逃跑）。5月底，缅北战役失败，远征军伤亡56480人(绝大部分在胡康河谷野人山）。中缅公路被日军掐断。日本既封锁了国际援华运输线，又打开了西攻印度的大门。原有的作战物资转而通过驼峰航线与中印公路输送。
　　　　
　　1942年8月4日，中国远证军已全部撤出缅甸。除第三十八师和第二十二师进入印度外，其他部队分由杜聿明按蒋介石命令突破封锁线，经南盘江、梅苗、南坎以西返国。杜聿明部途经森林蔽天的野人山区，战士落伍、失踪、疾病死亡以及被敌追阻杀伤者比战场上死伤的多数倍。“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据统计，10万余众的远征军至此仅存4万余人，死伤过半。
　　　
　　
　　
　　缅甸战役失败，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英军原本答应提供空中支援的400架战机，由于英国战事吃紧，并未能调至缅甸战场。蒋介石原本信心满满地认为，这是中国远征军在英国空军支援下，对日军的歼灭战。没想到，最后变成日军400架战机与地面军队，杀得缅甸远征军抱头鼠窜。
　　　　
　　1942年，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失败后，日军第56师团紧追而来。5月2日，日军3000多人从畹町进入中国境内，两天之后就推进了200多公里。信心百倍的56师团指挥官坂口少将确信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进军，横亘在他面前的壁障只有一个，那就是举世闻名的怒江天堑。而整个怒江上唯一的一座桥梁———惠通桥，也就成了坂口的必争之地。
　　　　
　　为了夺取惠通桥，日军派快速纵队一部数百人化装成中国难民，混在难民队伍里，车载步行，悄悄赶向了惠通桥。由于战局的混乱，对于日军的到来，当时的国民党军竟浑然不知。更为可怕的是，在滇西国境线和滇缅公路沿线，除少量的云南地方部队与“中央军”一个负责滇缅公路检查的宪兵团、一个负责守卫怒江和澜沦江公路大桥的工兵团及一个化学兵团外，并无强有力的作战部队，也没有构筑防御工事。而惠通桥只有维持秩序的一队宪兵和一个桥头堡。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通乱枪演绎了历史戏剧性的一幕。
　　　　
　　为了防备日军的到来，守桥的宪兵队事先就在大桥上安放了炸药，并派宪兵在大桥上维持混乱的秩序。下午6点多，一辆卡车从保山开到桥头，想与难民人流逆行过桥，宪兵不许，令其返回。车主彭松云自恃有人保驾，不服宪兵的指挥，而且出言不逊，因此被宪兵打了两个耳光。车主受了委屈，忿然掉转车头，不料车头与另一车相撞，致使大桥阻塞。鉴于这种情况，负责守桥的少校宪兵队长张祖武命令宪兵将卡车推下江。车主又不同意。宪兵一时着急，以“妨碍执行军务罪”把车主拖到江边，一通乱枪把他打死了。
　　
　　当时，身着便衣的日军已经来到了桥头，听到枪声，以为中国士兵发现了他们。于是，日军从衣服里抽出枪来就打。中国士兵这才发现日本人已经冲到了桥上，他们马上还击。顿时，怒江峡谷枪声大作，桥上中弹的人纷纷坠入江中，但是日军火力太猛，大桥眼看守不住了。在这紧急关头，张祖武临危不惧，急忙下令炸桥。日军一看情况不妙，不顾一切地往桥头冲来，但晚了一步，一声巨响，大桥炸断了！冲上桥的几十个日本兵也随之飞上了天。
　　　　
　　当坂口的后续部队赶到惠通桥时，见桥已被炸，其坦克、汽车无法通过，立即在桥西高地松山的公路拐弯处架设重炮，轰击东岸公路，同时选派约一个大队兵力，乘橡皮筏强渡怒江，企图占领东岸公路两边的高地，掩护其部队重修大桥，而后向东进犯。这段江面宽约500～700米。水流湍急，两岸山势陡峻，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日军的抢渡行动。
　　　　
　　5月5日上午10时，日军用皮伐子将1000多人渡过怒江，形势危急。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有一支国民党的部队乘车到达老农田附近，同日军为了争夺控制公路两侧的最高山顶，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后来才知，该部队是国民党军队七个精锐“德式师”之一———第36师先头部队第106团的两个连，师长李志鹏和副师长各指挥一个连，居高临下阻击敌军。不久第106团主力陆续到达投入战斗。日军仰攻不利，遭到大量杀伤。双方反复冲击，战至傍晚，第106团控制了公路两侧的最高山峰，但日军仍有400～500人在东岸公路沿线山地顽抗。
　　　　
　　5月6日，第36师第107、108两团陆续到达，并迅速投入战斗。下午，第36师向盘踞东岸之日军发起攻击，歼灭日军约200人，攻占两座山头，但残余的日军仍继续顽抗。8日上午，第36师将全师所有迫击炮集中起来轰击东岸桥头的日军。攻击部队在火力掩护下发起冲锋，有的同日军进行了白刃战。经过反复冲杀，把日军压缩到怒江边上。最后除有数十名日军乘橡皮舟或泅水逃回西岸外，其余全部被歼。第36师经4天激战，完全肃清了窜犯怒江东岸的日军，稳住了惠通桥阵地。随后，国民党第11集团军司令兼昆明防守司令宋希濂将赶来的第71军的3个师在双虹桥、红木树、攀枝花、惠通桥各渡口布防，预备2师以栗柴坝渡口为重点设防，并在沿江构筑工事，防日军再度进犯。
　　　　
　　日军第56师团的后续部队陆续到达怒江西岸后，见先头部队渡江受挫，便在西岸制高点松山一带构筑防御工事，并以炮兵加强封锁东岸公路的交通运输，同时在沿江搜索警戒，防范中国军队渡江反击。
　　　　
　　惠通桥阻击战的胜利，粉碎了日军沿滇缅公路向东突进，直驱昆明的行动，打破了日军整个的战略企图，稳定了滇西南乃至整个大西南的战局，确保了中国抗战大后方的安全。之后，两军形成了以怒江为屏障的对峙局面，直到1944年抗战大反攻开始后，这种局面才结束。
　　
　　
　　
　　
　　1943年，美军一架C-46运输，在“驼峰航线”上越过喜马拉雅山脉，从印度飞往中国。摄影师William Vandivert。从1942年3月仰光沦陷后到1945年“史迪威公路”开通之前，中国外援陆地通道全部被日军掐断。英勇的美国飞行员，用生命开辟了从昆明经缅甸到印度的“驼峰航线”。在3年多的“驼峰航线”运输中，共飞行8万架次，向中国运送了736374吨物资，损失468架运输机，1579名美国飞行员英勇捐躯。
　　　　
　　这是世界航空史和军事史上的最为艰险的一条运输线。长约800公里。驼峰飞行也是二战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大规模空中运输，因恶劣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又被称为“死亡航线”。这条航线经过的地区都是海拔4,500到5,500米左右的高峰，最高海拔在7000米以上。由于当年的飞机设施落后，机上没有加压装置，飞机在异常高空飞行，机员需要有极大的耐力。
　　
　　除了糟糕的天气和机械故障，手无寸铁的护送运输飞机在驼峰偶尔遭到日军战斗机的袭击。有一次，当驾驶C-46执行任务时，Wally A. Gayda上尉遭遇日军飞机，在绝望中反击日军中岛战斗机，通过勃朗宁自动步枪向战斗机乘员组舱窗射击，最终杀死日本飞行员。
　　
　　为了给国民党运输物资，美军共损失运输机563架，也就是说，每起飞三架飞机中就有一架飞机，永远飞不回来了。战争结束时，美军发现在喜马拉雅山南麓，一些飞机坠毁最集中的地段，飞机的残骸居然连绵100多公里。散落的飞机铝片反射着阳光，十分耀眼，美军给这一地段起了一个非常残酷的名字，叫“铝谷”。
　　
　　 　　
　　
　　太平洋战争后，美国战争机器全面启动，美国——这个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开始展现它无与伦比的威力。照片为美国波音公司第5000架B-17轰炸机举行出厂仪式。B-17是波音研制的四发重型轰炸机，1935年首飞，至1945年4月最后一架B-17出厂时止，共生产了12731架;高峰时期，一小时下线一架！！
　　
　　1939年至1945年，美国共交付了303713架各型飞机，苏联交付了157363架，英国交付了131549架，德国交付了119296架，日本交付了79123架。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的航空工业登上世界霸主地位，仅1944年就生产了96318架飞机，相当于苏联、德国、英国的总和。
　　
　　同时期的中华民国，连一条飞机轮胎都造不出来。
　　　　
　　1941年3月，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后，3月30日，宋子文向美国正式提出三项具体援华办法：一、帮助中国建立有1000架飞机的现代化空军，由美国提供飞机、技术训练和飞行员。二、帮助训练并装备中国陆军30个师。三、帮助中国修整及建设滇缅公路等对外交通补给线。4月26日，罗斯福打电报给重庆国民政府：“业已批准4500万美元的对华援助，包括有铁路、交通器材、卡车、汽车、兵工器材等类。至于飞机和其它项目正在研究中。”
　　　　
　　美国认为蒋介石要求给予数亿美元贷款和1000架飞机“令人惊愕”。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对宋子文说：“要500架飞机就像是要500颗星星。”史迪威则直接指出——蒋介石想的是，用这些物质作为战略储备，待抗日战争胜利后好去对付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武装力量。出于这种目的，蒋介石政策的核心就是千方百计向美国要钱要物。对于他无休止地大量要钱的行为。一些美国高层人士也曾表示过怀疑，认为蒋介石把美国的援助物资和金钱都存了起来。其中很大一部分被国民党政府中上层人员中饱私囊了。
　　
　　 　　
　　
　　
　　1941年，美国空军上校陈纳德，在罗斯福政府的暗中支持下，以私人机构名义招募飞行员赴中国参战。7-10月，200多名队员抵达中国，这后来后来闻名于世的“飞虎队”。此时美国还未正式对日宣战。飞虎队率先开辟了“驼峰航线”，后参与对日空战。在31次空战中，共击落日机217架，自己仅损失14架，5名飞行员牺牲。1942年7月4日，飞虎队被编入美国第十航空队，成为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的骨干力量。照片为漆有鲨齿的飞虎队P40战斗机。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美国在中国人战死的飞行员达2100人，而中国空军战死人员有800多人。另外还有苏联援华航空队，战死200多人。
　　　　
　　抗战中的空战，大部分是外国人（美国，还有一些是苏联）替中华民国打的。在中国牺牲的美国空军人数比牺牲的中国空军人数还多。
　　　　
　　这也算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另外一大奇观。
　　
　　
　　 　　
　　
　　1941年，当全中国军民仍在战火中煎熬时，重庆国民党高层却过着悠哉游哉的日子，照片为重庆官邸，蒋介石、宋美龄与他们的爱犬。
　　　　
　　有了美国人的巨额经济、军事援助，再加上日军主力，将被美军吸引到太平洋战场和东南亚战场。躲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又恢复了莺歌燕舞的生活。
　　
　　 　　
　　
　　
　　1941年汪精卫在南京接待德国纳粹代表团。
　　　　
　　1941年7月，希特勒宣布承认汪精卫的南京傀儡政权，自此，德国与重庆政府继续对话的最后一星火焰也被熄灭。随着日本偷袭珍珠港对美宣战，1941年12月9日中华民国正式加入盟军并且对德宣战。
　　
　　　　　　　　
　　20世纪初美国童工纪实——美国南卡罗来纳州博蒙特工厂的童工。
　　
　　
　　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在崛起过程中都充满着血泪，英国、法国、德国、日本、苏联，莫不如是。中国亦是如此。
　　
　　由大变强有个过程，美国从1894年成为工业产值第一的“世界第一大工业国”，直至1945年二战后才逐渐取代欧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一工业强国，期间用了50多年。这些工厂里赤着脚，连鞋子袜子都穿不起的美国儿童，奠定了美国超级大国的基础。
　　
　　当某些人对于这个“世界第一工业大国”头衔充满不屑时，应该想想70年前，如果蒋介石政府有此家底，南京城何至于被人屠杀30万人。而日本精锐军团在诺门罕，被当时的世界第二大工业国——苏联，揍得屁滚尿流。
　　
　　这就是工业化的力量。
　　
　　
　　 　　
　　1942年10月2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特别代表威尔基飞抵重庆，考察政治经济状况。图为蒋中正夫妇设宴招待威尔基（左）时双方握手之情景。
　　
　　
　　
　　1942年8月，罗斯福委派威尔基作为他的私人代表，对抗战中的中国进行了一次为期近50天的访问。对于威尔基的来访，蒋介石十分重视，他称威尔基是自美国总统格兰特访问中国以来第一位“最高级”美国人士。蒋介石决心花大力气来取悦于威尔基，以便争取更多的美援，并期望通过威尔基向罗斯福施加影响，把史迪威换掉。正如史迪威事后所说，威尔基“完全被蒋介石夫妇骗住了。”在整个访问过程中，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夫人和翻译，以其流利纯正的英语和雍荣典雅的外貌令威尔基倾倒。
　　　　
　　威尔基在华访问49天，由当时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董显光全程陪同，这个董显光对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心领神会，在威尔基面前大演双簧戏，把这个美国佬哄得晕头转向，真的以为蒋介石把美援部用到了正道上，以为蒋介石政府是在全心全意并且卓有成效地抗击日军。为了瞒哄威尔基，蒋介石夫妇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在宋美龄的“私谊”感召下，威尔基建议蒋夫人到美国去“进行一次亲善访问”。
　　
　　1942年11月27日至1943年6月，宋美龄飞赴美国，进行历时7个月的北美之旅，并于1943年2月18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争取到了大量的抗战援助。
　　　　
　　但是，经过接触，罗斯福总统发现，蒋夫人与他夫人描绘的甜蜜而温柔的性格完全不同。一天晚上，宾主在进餐时顺便谈起美国矿工一次罢工的事。罗斯福问蒋夫人，假如中国政府在战争时期遇到这样的事，该如何处理？宋美龄安祥地用一个涂色的长指甲在自己的脖子上划了一道，做了一个优美的杀头手势，这使同桌的所有人惊讶不止。
　　
　　 　　
　　
　　
　　1942年6月15日，江西鹰潭陷落，16日贵溪陷落。日军侵占鹰潭地区后，到处烧杀奸淫、无恶不作，鹰潭人民惨遭蹂躏。从1937年8月15日开始，至1943年7月止，日军一共出动了飞机447架次，投放炸弹1243枚，对鹰潭地区进行狂轰滥炸。1942年8月19日，日军从鹰潭贵溪两地溃逃，一时间鹰潭3条街烈焰腾空，大火烧了两天一夜，没有剩下一栋完整的房子;贵溪城内1900余栋房屋也被日军三十四师团付之一炬。
　　　　
　　日军自1938年6月在江西彭泽登陆，到1945年9月14日在南昌签字投降，在江西欠下了累累血债，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全省84县，就有78县遭日军严重烧杀淫掠，难民和伤病员达510万以上，土地荒芜300多万亩，全省人口由战前的两千多万锐减至1300万以下。在那生灵涂炭的7年血雨里，江西伤亡了504450人，其中死亡313249人，重伤83529人，轻伤107672人;伤亡者中，男约309101人，女137481人，儿童57868人。江西被毁房屋391874栋，城乡残破，民不聊生。江西财产损失达1007202334千元（法币）。
　　
　　
　　　
　　
　　
　　1942年，上海沦陷区的饥民。
　　　　
　　看着这些衣衫褴褛的可怜百姓，
　　不知道今天那些怀念“民国范儿”的酸腐文人和国粉们，
　　到底想怀念什么玩意。
　　
　　
　　 　　
　　
　　
　　1942年夏天，八路军向承锦铁路南大片山区挺进，半个月内，连克18个日军占领的村庄，解放了被日军关在“人圈”里的老百姓。旁边为日军的碉堡。
　　　　
　　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华北后，共产党游击队和各种抵抗组织，对日军造成极大困扰。为了切断人民与反抗组织的联系。日军大规模推行'集家并村’政策，采用“人圈”（集中营），将人员集中看管。
　　
　　人圈政策最早起源于东北，1933年11月，“吉林省盘石县参事官岛升提出的成熟方案……”1934年12月3日又发布了“建设集团部落公告”。1936年年末，建立“集团部落”400个，至1939年共建13451个。
　　　　
　　1942年,日本人在兴隆县蘑菇峪修建了3个“人圈”,把蘑菇峪的居民全部迁进所谓的“部落”。当地百姓讨厌“部落”,形象地把“部落”起名叫“人圈”。最大的一个“人圈”住有一千余户居民。 史耀青老人接着说:“我们家被赶进'人圈’后,生活那个惨呀。谁家有屋子呀,都是用茅草搭一个偏厦子,或者干脆在地上挖个坑,上面盖点茅草。我们全家好几口人大冬天就盖一床小薄被。只能在白天'人圈’大门开时出去一会儿,下午大门关时必须回来,回不来的让日本人看见就是死路一条。
　　
　　全家在'人圈’里过了两个春节,其中有一个春节,爹说趁着家里人还全,过个团圆年吧。爹带着家里不多的一点小米出去换了点白面,大家对着几个白面馒头哭了,谁也不知道,全家人下一个年还能不能在一起过。 “'人圈’是日本军和讨伐队的天下,挨打受骂就是家常便饭,可能走着走着就会挨一顿暴打,那真是屈辱呀。” 老人说到这里,抬起衣袖擦着脸上浑浊的泪水。尽管已经是年过八旬的老人了,曾经为屈辱而燃起的怒火似乎还没有熄灭。
　　      

　　
　　
　　
　　1942年热河山区长城沿线一带，被日寇实行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破坏后的农民房屋。1942年9月至12月，日军对河北东部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进行大规模扫荡。日军第27师团师团长源田指挥本师团及关东军1个联队（1000余人）、伪治安军20个团（两万人）、伪满军4个团（3000人）、杂牌伪军（3000人），共46000余人，对八路军采取大包围分割扫荡。
　　　　
　　这个扫荡力度，甚至超过日军对国民党军队的会战级别战役。日军大量修建碉堡、封锁线，对山区实行“集家并村”，推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企图摧毁人民对共产党八路军的支持。
　　　　
　　中国共产党晋察冀分局第13(冀东)地委、军分区部队，为避免与日伪军决战，将主力第11、第13团先机转移到日伪军侧后热(河)南、滦(河)东等地打击与牵制日伪军，开辟新根据地;留第12团主力一部配合地方武装与日伪军周旋。
　　　　
　　日伪军发现八路军冀东主力部队外转后，即以绝对优势兵力轮番出击，并驱使从当地、山东、冀中抓来的20万名民夫，于10月中旬在长城内外构成三道封锁线，先切断长城内外的联系。
　　
　　到年底，日军用20万民夫挖成贯穿全冀东地区的主要封锁沟10道，封锁沟深3米，宽5米，共毁良田684.4万余亩。在封锁沟和公路线上，三里一碉，五里一堡，每碉派两个班至1个连兵力驻守。冀东地区被日伪军分割成很多细碎的小块，遭到日伪军严密封锁。在此情况下，地方武装又从基本区退出一部，坚持基本区的斗争愈加困难。转移至长城北承德地区活动的部队，11、12两月，对驻长城沿线日伪军发动一次小型攻势，先后攻克上峪车站、杨家黄岭、双宝镇等20个据点。其中，黄花川一战，毙日军田中大队长以下43人，俘日伪军100余人，缴轻机枪3挺、长短枪125支。同时，派精干武装潜入基本区，做恢复工作。
　　　　
　　此役，八路军游击队采取避免与日伪军决战的方针，八路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保存了有生力量，但抗日基本区为日伪军占领，使北宁铁路以北长城以南地区大部变为日伪军占领区或游游击区，冀东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
　　
　　

 

　　
　　
　　
　　就在中国本土被侵华日军蹂躏了11年，仍在不断溃退时;
　　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仅用半年时间，就将偷袭珍珠港的日本航空母舰，送进了海底。
　　　　
　　1942年6月4日凌晨，中途岛海战开始。日军四艘航母（苍龙、飞龙、赤城、加贺号），与美军三艘航母（企业、大黄蜂、约克城号）遭遇。由于日军还没有发现美国舰队，日军南云忠一中将，下令将舰载机上原本用于攻击美舰的鱼雷，换成轰炸中途岛的炸弹。日军竟然将换下来的鱼雷直接堆放在甲板上。上午10点，美军舰载机对日本航母发起空袭，引爆甲板上的鱼雷炸弹，日军赤诚、加贺、苍龙三航母，立刻爆炸起火。下午5时，旗舰飞龙号遭到企业号舰载机轰炸，可以看到前升降机及周围甲板已被巨大的爆炸掀开。
　　　　
　　6月6日清晨，在旗舰飞龙号遭受重创无法挽回的状况下，日军命令护卫驱逐舰“卷云”号发射的两枚鱼雷，将在海面上燃烧了数个小时的“飞龙号”炸沉，日军第二航空战队司令——山口多闻中将，与飞龙号舰长自愿殉葬。
　　　　
　　中途岛之战，日军共损失4艘大型航空母舰，1艘重巡洋舰，322架飞机和3500人，另有1艘重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受重创。此役让日军多年积累的6艘大型航母损失了三分之二，更为严重的是，日军几乎损失掉了他们全部的优秀舰载机飞行员，并永远失去了最杰出的航母大师山口多闻少将，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中途岛一战便耗尽了日本用近二十年时间才积累起来的海空精华。失去了航空战队主力的联合舰队从此再不复当年之勇。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日军自1938年开始的重庆大轰炸，最初由陆军航空队担任，1939年春大本营令海军航空队接替陆军恢复对重庆的轰炸。虽然山口多闻对这个任务所要达成的目的抱有很大的意见，但还是忠实的施行，他针对重庆的地质特点和房屋结构广泛的使用燃烧弹，当年5月3日，日海军第2联队的21架三菱96轰炸机和24架96陆攻机袭击重庆，次日，日机27架再袭重庆，重庆损失惨重，史称“五三、五四”大轰炸。以及此后的'六五’较场口大隧道惨案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惨重的损失，因此山口多闻也是一名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可惜他死在中途岛，没能接受战后审判。
　　
　　 　　
　　
　　看似强大的日本，在更加强大的苏联、美国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这就是工业强国的力量。
　　　　
　　然而就是这个日本，整整蹂躏了中国半个世纪。
　　
　　
　　 　　
　　1942年10月23日，日军在瓜岛海战中，为争夺亨德森机场，对美军发起进攻。黄昏时分，日军第4步兵团的2个营和第1独立坦克连的9辆坦克，在马坦尼考河口发动对美军海岸防线的第1轮进攻。美军用岸防炮和重机枪，摧毁了日军全部坦克，打死大量日军。照片为此战后，日军留在海滩上的坦克残骸和尸体。
　　　　
　　　　
　　
　　瓜岛，是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的简称，位于太平洋上所罗门群岛的东南端，长145公里，宽40公里，陆地面积约6500平方公里，是长链状的所罗门群岛中一个较大的岛屿。岛上地势崎岖，森林密布，罕有人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其为美国属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军占领。由于它位居澳大利亚门户，并且临近日本，地理位置极为重要。
　　　　
　　日军在中途岛惨败后，将进攻目标转向南太平洋，计划夺取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和所罗门群岛，并要把瓜岛建成南太平洋上不沉的航空母舰，以扩大日本海军在南太平洋的作战区域。同时，美国人也看中了瓜岛，打算派一支部队在岛上登陆，使之成为既是遏制日军南侵的战场，也是美军进行两栖作战，发起最终以日本本土为目标的反攻起点。
　　　　
　　围绕着瓜岛的争夺，日美双方在1942年8月8日——1943年1月，进行过大小海战三十余次，其中较大规模的海战就有六次，分别是萨沃岛海战、东所罗门海战、埃斯帕恩斯角海战、圣克鲁斯大海战、瓜达尔卡纳尔海战和塔萨法隆戈海战。双方损失的驱逐舰以上的舰只各24艘，美国海军沉没航空母舰2艘，巡洋舰8艘，驱逐舰14艘，阵亡约3300人，伤约2500人;日本海军沉没航空母舰1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5艘、驱逐舰11艘和潜艇6艘。伤亡2.5万人。
　　　　
　　瓜岛争夺战是太平洋战争中一场空前残酷而激烈的大搏杀。这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争夺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著名的战役之一。此战使日军最精锐的第2师团（又称仙台师团，参与九一八事变、徐州会战，与第6师团并称为日本陆军最强悍的部队）损失惨重。
　　　　
　　——中途岛海战日军的失败是二战中太平洋战场的转折，战局开始向着不利于日本而有利于美国方面发展，日军战略主动权逐步丧失;而瓜岛战役，日军不仅没有实现重新夺回战略主动的作战企图，反而其军事实力进一步受到削弱，最终完全丧失了战略主动权，陷入了被动的局面。从此后，日军不得不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处处设防，步步被动，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
　　 　　　　
　　
　　美军在瓜岛的“环形防线工事”和强悍的火炮实力，让在中国战场上所向披靡的日军吃尽了苦头。
　　　　
　　这就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力量。
　　　　
　　直至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遭遇美军的“环形防线工事”，同样一筹莫展。再勇敢的士兵，在对手强大的硬实力面前，只能留下尸体。
　　
　　
　　
　　 　　
　　
　　
　　1942年11月28日，四名死亡的日本兵，躺在新几内亚岛东北岸布纳岛的一个碉堡旁。瓜岛战役是美国第一次两栖作战，甚至有一家兄弟5人共同阵亡的事情发生。日军在战役后期陷入被动，在食品匮乏的情况下，饥肠辘辘的日军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现象，还有日本兵为抢米自相残杀。在这场意志与实力的较量中，美军笑到了最后。
　　
　　
　　
　　 　　
　　1943年1月，瓜达尔卡纳尔岛上1名阵亡的日军士兵尸体，身上爬满蝇虫。
　　　　
　　
　　瓜岛战役期间，美军弹药消耗惊人的高，有一名机枪手一个晚上竟然发射了两万六千发子弹！美军炮兵人均发射100枚炮弹，在如此强大的火力密度之前，日军武士道式的亡命冲锋也无济于事。此战，日军在瓜岛留下上万具尸体。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为了将中国华北、华东占领区，变为“大东亚圣战”稳定的战略后方和兵站基地，对华北共产党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扫荡”、“清乡”和“三光”。光是1942年3月、5月及冬季，日军就进行了三次规模万人以上的大扫荡，共产党仅冀中根据地6万多人部队，就折损1万6千人，牺牲高级将领3位。同时，残酷的军事斗争也磨练了共产党的军事能力，各自独立的抗日根据地，成为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图为日军在共产党根据地周围构筑的碉堡和封锁沟。
　　
　　 　　
　　1941-1942年，中国华北、华东、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示意图。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节节战败，迫使日军从中国战场，抽调了大批主力部队，赴太平洋战场与美军作战。但是与此同时，日军与大批伪军，对中国占领区，进行了长期血腥的扫荡。
　　　　
　　仅以山东为例。1942年，日军华北连续推行了五次大扫荡。日军在山东周边的总兵力增至4.7万人，伪军猛增至16万人，日伪据点由1940年底的1156个增加到3700多个。针对共产党根据地，日军发展出更残酷毒辣的“拉网合围”。1942年秋至1943年初，日伪军对鲁中、胶东、湖西、清河、冀鲁边等地都轮番进行了万人以上的“拉网合围”。山东根据地在残酷斗争中，扩大至12.5万平方公里，拥有2400万人口，127个县级民主抗日政府。日军真正掉进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当今天的国粉和台湾人，言之凿凿地指责共产党“七分发展，二分应付，一分抗日”时，也不想想，日军能让共产党在眼皮子底下发展吗？共产党的发展，都是抗日武装力量，用血与肉换来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军队在抗日战争中，一触即溃，丢失的国土越来越多，即使1942年以后，日军开始走下坡路了，国民党在中国战场上，依然是在全面溃退。如果不是中国的国土足够大，国民党政府早已流亡海外。
　　
　　 　　
　　
　　
　　
　　日军的长期扫荡，和国民党的封锁，，以及部分地区因自然灾害出现的饥荒，对共产党根据地的物资供应造成极大影响。1942年12月底，陕西延安的中共中央，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图为萧劲光（站立者左四）等参观延安机关干部纺线。中共力图通过这一运动，使所辖地区克服严重的物资困难，为坚持抗战，争取最后胜利奠定物质基础。
　　　　
　　同时期的重庆国民党政府，还在等着美国飞机给他们运送巨额援助物资。
　　
　　　
　　你国民党作为中国政权执政党，让日军跑到家里来“三光”，还怪共产党打游击抗日不利？忘了你们背后捅刀子的龌龊勾当了？
　　
　　
　　1941年下半年起，在日军扫荡山东根据地的同时，国民党军加强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9月23日，国民党第51军和海军陆战队一部，联合袭击驻二区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支队一团及葛庄乡分队，打死打伤八路军战士11名，烧毁民房800余间。接着，国军第51军一个营与国民党县保安团配合，在夜幕掩护下爬上卞山，偷袭共军阵地。八路军一支队一团一营及二区区委、区公所、区中队在王奎权营长、王道全教导员指挥下与敌激战半夜，因寡不敌众，撤下山来，卞山失守。9月底，第51军114师所属680、684团一部，刘桂棠新编36师一部及国民党县保安团、武彧生汉奸武装沂蒙队，分三路向沂水四区下里庄至崔家峪一带中心根据地袭击，致使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沂水抗日根据地泰石路以北部分难于坚持。顽固势力已越过泰石公路，占领了瓦屋山、青石万、大顶子山等战略要地，直接威胁沂水西南部的中心抗日根据地。为了保卫抗日根据地，10月初，鲁中区党委根据山东分局的指示精神。作出了反击国民党军的决定。
　　
　　10月8日，八路军山东纵队一团、二团、青年营、鲁中二军分区一团、特务营等参战部队，在东起崔家峪，西至高庄一线，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强大反击。经5天激战，八路军收复泰石路两侧的瓦屋山、荞麦山、中山、黄山、小金山等重要战略支撑点，收复朱家坪、松泉官庄、武家楼子、五台官庄、涝洼、云头峪、马头崖、回峰涧、九山官庄、东郭庄、西郭庄、尹家峪、里庄、泉庄、江家庵、三庄、石门、杨家洼、石佛沟、魏家洼等村庄。15日，攻克汉奸武装的重要据点朱位村，武彧生为首的汉奸大部被歼。31日，八路军反攻至蒙阴县坡里村。至此，被伪、顽侵占的抗日根据地收复。反顽战役中，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及所属武装，全部到达沂水四区，一方面为前线服务，一方面整顿恢复区级组织。鲁中二地委也随着反顽部队，进至沂水四区杏峪村。
　　
　　 　　
　　
　　就在中华民国丢失大片国土的时候，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建设，尤其是在中国东北，自1932年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政府和民间资本财团，便利用中国东北丰富的煤矿、铁矿、有色金属、页岩油等资源，建设了大批工厂。为了修筑铁路、公路、机场，挖掘煤矿等重体力活，从中国山东、河北等地，骗招掠夺了数以百万计的中国劳工，残害致死者不计其数。
　　　　
　　1942年4月26日下午2时10分，日本人控制的辽宁本溪湖煤矿，发生“4.26”特大瓦斯爆炸事故。全矿三个采区几乎全毁，所有当班井下人员除极少数生还外，大多数死亡。事故后仅清理尸体就费了十多天的时间，总共查实死亡人数为1549人，轻重伤246人。在死亡人员中有31名日本人，其余全都是中国人。事故发生后，日本人为粉饰罪行，立了块“殉职产业战士之碑”。碑上所记此次瓦斯爆炸死难劳工为1327人。碑后面就是埋葬尸体的“万人坑”。根据目前的史料记载，这是至今为止，世界采矿历史上一次性死亡人数最多、最惨烈的一次矿难！
　　　　
　　在中国东北沦陷的14年间，日本人从东北掠夺了大量工业资源，仅从辽宁抚顺采掘的煤炭就超过2亿吨，由于日本人控制的煤矿采用残酷的“人肉开采”政策，迫害致死的中国煤矿劳工，至少超过30万人，在抚顺市周边地下，留下了几十处“万人坑”，直至今日，仍能挖出累累白骨。
　　　　
　　这就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20万大军不战而逃的后果，难怪张学良一辈子没脸回东北老家。——蒋介石是有脸回南京的。
　　
　　 　　
　　
　　这张照片为1935年，日本炭业鲜满视察团，考察朝鲜、伪满洲国煤炭业时，在辽宁抚顺古城子露天煤矿，剥离作业区留下的照片。运煤列车背后巨大的挖掘机，是从美国比塞洛斯公司（目前世界最大的采矿机械制造商）进口的大型电铲。这是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挖掘设备。
　　　　
　　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满清王朝在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启动了“洋务运动”，开始大规模建设官办工矿、军工企业。由此中国拥有了第一批近代化的造船厂、钢铁厂、枪炮厂、铁路工厂。1890年后清政府开放民营资本涉足工矿企业，极大推动了中国工业起步。然而到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后，清政府为偿还甲午赔款，以海关关税为抵押，向欧美国家借贷大量资金。由此使中国丧失了对国家资本和海关贸易的控制权，使得其后中国工业发展举步维艰。清朝灭亡后的时局动荡和军阀混战，进一步阻碍了国内产业发展。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各地方军阀如张作霖、阎锡山等，仍然建设了大量军工企业，如奉天兵工厂、辽宁迫击炮厂。这批企业为中国重工业化起步奠定了基础。
　　　　
　　1928年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原本是有机会大力推动中国工业发展的。然而这个无能的政党，以各种理由做借口，放弃了这个机会。使得中国进一步沦为外国资本的乐园。尤其是日本财团，在日军保护和国民党的妥协退让下，大肆倾销冲击中国市场，挤压吞并中国民族工商企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上百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国土，为日本财团彻底敞开了大门。
　　　　
　　就这样，原本应该是中华民国负责的“中国工业化”历史使命，主角变成了日本人。
　　
　　这是中国近代史的悲哀，也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又一大奇观。
　　
　　
　　
　　　　　日军传唱的《北大营之歌》回复这句话。“倒在齐腰深的壕沟中，被子弹击毙的战友(指日军)尸体就在脚下，踏着他们继续前进，前面是敌军(指中国军队)以坚固著称的层层铁壁，苦战之惨烈如同修罗场。不断有人被敌军射出的子弹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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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北大营6800名守军，被500多名日军击溃。日军打下北大营，仅死2人，伤22人。——东北军死320人。
　　
　　这是谁的耻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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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经营的——抚顺炭矿古城子露天矿
　　
　　
　　
　　1904-1905年，日本与沙俄在中国东北，为争夺东三省控制权而大打出手，史称日俄战争。结果以沙俄战败而收场。由此，两国在中国东北，以长春为界南北对峙。
　　　　
　　从1906年开始，日本在东北境内陆续建立起一套完整的管理机构，主要包括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日本领事馆和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四大机构，开始从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渗透和控制。关东厅原为关东总督府。1905年10月18日，日本政府任陆军大将大岛义昌为关东总督。10月31日，关东总督府设于辽阳，次年5月迁至旅顺，成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的最高权力机关，隶属日本外务省。
　　　　
　　为了管理从沙俄手中接管的南满铁路，1906年6月7日，日本天皇发布第142号敕令，公布设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的文件，共计22项条款。7月13日又成立了以儿玉源太郎为委员长的满铁筹建委员会。由于儿玉源太郎曾当过第四任台湾总督，他极力举荐时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出任满铁总裁一职。后藤新平是医生出身，但心狠手辣，在1902年起任职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的短短5年时间里，曾颁布法令，处死台湾民众33000多人，超过当时台湾总人口的百分之一。7月22日晚，儿玉源太郎约见后藤新平。后藤向儿玉建议：“日本在满洲必须重点经营铁路，其余依次为开发煤矿，从本土移民和发展农业、畜牧业。如此才能有实力与俄国再次进行决战，或者为全面占领中国作好准备。”，儿玉对此方针深为折服。23日下午，后藤新平离开儿玉源太郎的府宅，当晚儿玉源太郎突然暴死。后藤新平转而投靠儿玉源太郎的继任者寺内正毅，答应出任满铁首任总裁一职。
　　　　
　　1906年11月26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东京正式成立，资本金2亿日元，其中日本政府以实物投资承担一半，对民间投资则保证按年利六厘分红，股东主要是日本皇室、贵族和官僚。如三菱银行的庄田平五郎、正金银行的园田孝吉、安田银行的安田善次郎、三井物产的益田孝、第一银行的涉泽荣一、兴业银行的添田寿一、日本银行的高桥是清、日本邮船的近藤良平等。1907年3月5日，满铁根据第182号天皇敕令，将总部从东京迁往大连儿玉町（现团结街）原关东都督府民政部办公楼，东京则改为分社。1907年4月1日，“满铁”正式开业，下设调查部、总务部、运输部、矿业部及地方部。至此，影响中国东北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重要机构——“满铁”，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20世纪初，西方列强在中国境内修筑了诸多铁路，如德国在山东修建的胶济铁路，法国在云南修建的滇越铁路、俄国在东北修建的中东铁路、英国在云南修建未成的滇缅铁路等。明眼人都能看出，这些铁路决非是西方列强送给中国的礼物，而是一条条吮吸中国经济资源的巨型蚂蝗。满铁同样如此，满铁并不是一家单纯的铁道管理公司，而是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总枢纽，其性质与英国在印度设立的东印度公司类似。满铁首任总裁后藤新平将其称为”文装武备“，即以经营铁路为中心，实行大规模移民，扩充日本人在东北的势力，构成潜在的军备。以发展经济力量达到增强军事力量的目的，实现以战养战。这就是日本殖民政策的核心。
　　　　
　　1932年3月1日，在土肥原贤二的策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溥仪被扶植上台。满铁也是其中的积极参与者，大批满铁社员登上了伪满洲国的政治舞台。像满铁的一个卫生课长，摇身一变成为司法部的总务处长，这种事例屡见不鲜。从满铁退职转为伪满官吏的多达244人。满铁的触手伸及伪满洲国的方方面面，获得了各种垄断特权。除了铁道、水运、航空等交通运输业务之外，满铁还经营抚顺、辽阳的煤矿、冶金、电气、农林畜牧、文化、教育、旅游等业务，拥有鞍山制铁所（昭和制钢所，现为鞍山钢铁集团公司）、满洲炭矿、满洲采金、满洲铅矿、满洲矿业开发、满洲轻金属制造、日满镁工业、同和汽车、满洲电业、满洲化学工业、满洲盐业、以及遍布各主要城市的满铁医院和大和旅馆等多家会社和文教科研医疗机构。
　　　　
　　随着会社经营范围的扩大，满铁的收益也在成倍增长，据统计，从1907年到1928年，满铁收益增长率为2110%，纯收入增加19倍。从1907年满铁开业到1931年，24年间，满铁支付给日本政府和股东的红利及公积金高达8亿多日元！1920年满铁第一次增资至4.4亿日元，1933年第二次增资至8亿日元，1940年第三次增资至14亿日元。1931年九一八事变及满洲国成立之后，满铁在其附属地内的行政职能以及各种政治活动被逐渐削弱，其业务被置于关东军司令部的监管之下。随着日军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原属中国的沈海、奉山、吉长、吉敦、吉海、四洮等铁路，以及东北全境的港湾、水运、煤矿、钢铁、轻工业和化工工业的经营权也被转交给满铁，其附属地面积增至524.3平方公里。至1935年，满铁经营的铁路长度已达6857.3公里。1936年，满铁改组铁路管理机构，在奉天设立铁道总局，统一经营铁路、港湾、水运和汽车运输。
　　　　
　　全面掌控中东铁路后，满铁的势力范围益发膨胀。日本在东北掠夺的煤炭、生铁、黄金、大豆等资源，汇集到中东铁路沿线，通过铁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大连港。再从大连港装船运往日本。大连港建于1899年，原为沙俄控制，日俄战争后落入日本人手中。南满铁路与大连港使日本人完全控制了中国东北的对外贸易。同时这里也是对华倾销日本商品的重要渠道。在日本统治大连港期间，出口货物主要有煤炭、大豆、豆饼、豆油、花生等，60%以上运往中国其他港口;进口货物主要是钢铁、日用百货、面粉、纺织品等，70%来自日本，20%来自中国其他港口。
　　
　　 　　
　　
　　
　　
　　
　　日本商社从中国东北大量低价掠取大豆。这是在开原火车站等待装车发运的大豆。从1907年到1943年，日本从中国东北低价掠夺的大豆及大豆制品为：大豆286.97亿公斤，豆油21.19亿公斤，豆饼26.63亿公斤。其中1929年大豆输出最高达到21.6亿公斤。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本政府为了扩大伪满的重工业和军工能力，决定设立满洲重工业开发株式会社（简称满业），原由满铁和伪满管辖的重工业强行收归该社管理，其中包括鞍山制铁所等企业。满业资本总额4.5亿日元，伪满政府和日方各出一半。依靠伪满赋予的“国策会社”的头衔，满业对东北地区的钢铁、轻金属、机械、煤炭等重工业部门实行统治，到1941年共有关系会社56个，其中直接投资的会社18个，名义资本5.67亿日元，投资额达13.6亿日元。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满业因经营困难陷入低谷，直至日本战败。
　　　　
　　日本在东北所经营的事业，均以掠夺巨额经济利润为出发点，丝毫不顾及中国的利益。仅以煤炭开采为例，为了垄断东北的煤业，1934年5月，满铁和伪满政府各出资800万元，合资组建“满洲炭矿株式会社”（简称满炭），人士任免等权利则由关东军控制。满炭成立时直接经营的煤矿包括复州、八道壕、尾明山和阜新煤矿，另有鹤岗、西安和北票煤矿以独立经营身份加入满炭。1937年2月，满炭增资至8000万元。同年底满业成立，满铁被迫将满炭的股份转移给满业，后陆续增资至3亿元。满炭的经营过程极其血腥霸道，借助关东军的刺刀，满炭强迫大批劳工下井进行“人肉开采”，因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和恶劣的生活条件，导致大批劳工死亡，留下数量众多的“万人坑”。据统计，在满炭经营的阜新煤矿附近发现的万人坑中，掩埋的死难劳工至少有7万人;北票煤矿至少造成3万余名劳工死亡;鹤岗煤矿造成万余名劳工死亡。由于满炭生产效率低下，1941年7月，满业、日本制铁、日铁矿业合资，组建密山炭矿株式会社，使密山煤矿从满炭分离出来经营。1943年，在关东军命令下，满炭被分割成阜新、西安、北票、鹤岗、满炭五个公司，满铁资本额减少为1亿元。除了满炭经营的煤矿，满铁在抚顺、本溪、辽源、通化、七台河、蛟河、营城等一大批工矿城市，还有大量煤矿。据估算，在日本侵华的半个世纪中，日本从中国掠走的煤炭至少超过7亿吨，迫害致死的劳工数以十万计。
　　
　　除了煤炭，日本掠夺的资源还有铜、铁、金、铅、锌、铝、镁、锰、粘土等一切日本所需的中国矿产资源。到1945年，日伪在东北的工矿企业达6878家，属于像“满铁”这样大的日本垄断企业的东北工矿企业有314家，资本总额61.06亿元。东北农业同样被纳入掠夺的轨道。为了加速对主要东北农产品的掠夺，日本侵略者先后设立了满洲特产中央会、满洲粮谷株式会社、满洲农产公社、兴农合作社等机构，并实行粮食的强制购销，同时压缩民食，减少供给，每年强制掠夺东北粮食总产量的40%—50%。1942年后，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物资供应日趋紧张，日本人甚至规定中国人不准吃白米饭，只能吃高粱米饭，一旦被发现就以“经济犯”的名义抓入牢房。
　　
　　
　　 　　
　　1935年5月，南满铁路奉天站（今沈阳站）停靠的“亚细亚”特急列车972号，这是日本第一次建设准轨高速铁路，最高时速达130公里。其为日本高速铁路的鼻祖，三十年后，日本人在东京-新大阪段，建成了世界第一条高速铁路——东海道新干线。
　　　　
　　日本人用从中国东北掠取的资源，推动了本国工业发展。而中华民国，则被日本踩在了脚下。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关东军与满铁携手合作，迅速占领中国东北全境，并于1932年3月，在长春扶植末代皇帝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满铁由此实际控制了东北全部铁路网。1934年3月1日，满铁在南满铁路大连—长春段，开行“亚细亚号”特快列车。仅用8个半小时，跑完长春—大连间701.4公里，最高时速达到130公里，平均时速82.5公里;远远领先于日本国内平均时速仅有60公里，最高时速95公里的窄轨铁路。这是当时亚洲最快的铁路，也是日本高速铁路的鼻祖，为30年后日本开通新干线奠定了基础。
　　　　
　　早在1932年，满铁首席理事（社长代理）岛安次郎，便提出了利用南满铁路的轨宽（1435mm）优势，发展高速铁路的设想。当时日本国内主要为1067mm的窄轨铁路，限制了日本铁路发展。针对窄轨改建标准轨距问题，几十年来在日本政坛屡次掀起轩然大波。以铁道院总裁后藤新平、岛安次郎为代表的准轨派，希望以南满铁路为示范，推动日本国内铁路轨距变革。从1933年起，由满铁沙河口铁道工场，与日本川崎重工业株式会社，合作研制新型蒸汽列车。1934年初，首批三辆“Pashina”型机车在沙河口工场组装完成（970-972号），投入南满铁路进行试运行。其后川崎重工在兵库工场追加生产了9台（973-981号）。
　　
　　“Pashina”型蒸汽机车，由日本著名机车设计师吉野信太郎，和他的弟子岛秀雄（岛安次郎的长子）负责设计。全车长25.675米、宽3.36米、高4.8米，车轴配置4-6-2，整车重达203.3吨，轴重23.94吨。为了提高构造速度，采用了3组直径达2米的动轮，最高时速达130公里。由于吉野信太郎曾在美国学习机车设计，深受欧美流线型机车影响，便为“Pashina”型蒸汽机车设计了流线型扰流罩，使其摆脱了传统蒸汽机车的造型，并降低了列车风阻。这一特征也影响了其后新干线列车的设计。（新干线列车主持人即为岛秀雄）
　　　　
　　1934年5月18日，苏联在日本的压力下，被迫将中东铁路权益，以1.4亿日元卖给满铁。日本人接管中东铁路后，迅速将长春至哈尔滨段的宽轨改建为标准轨距。1935年9月1日，亚细亚特快列车，从大连—长春区间，向北延伸至哈尔滨（全程943公里）;成为当时最豪华的快速列车，服务于日伪的达官显贵。此后由于战局恶化，亚细亚特快于1943年2月停止运行。日本战败后，一列车厢被苏联军队占领中国东北时运往苏联，另一列留在中国，1949年后成为中国铁道部长吕正操和滕代远的专车。“Pashina”型蒸汽机车在解放后称为“胜利-7（SL-7）”型，现仅存2台（SL751、SL755）。
　　
　　 　　
　　沈阳蒸汽机车博物馆保存的SL751号蒸汽机车，原为南满铁路亚细亚特急列车。
　　
　　
　　
　　
　　 　　
　　
　　
　　美国通过瓜岛战役，逐步改善了不利的战略态势，赢得了动员人力、物力的时间，为太平洋战场上即将开始的战略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日军残部被迫于1943年2月从瓜岛撤走。瓜岛战役之后，战况较为沉寂，美军在太平洋只展开了有限的进攻（如1943年5月夺回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日军虽进行反扑，但徒劳无功。
　　　　
　　1943年5月11日，美军第7步兵师11000人，进攻阿留申群岛中的阿图岛。该岛靠近阿拉斯加，1942年被日军占领，驻有2630名日军，是二战中美国本土最后被解放的岛屿。阿图岛之战，日军组织了有可能是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敢死队进攻，结果将近2600人的部队，最后只剩下28名幸存者——大多数都死于自杀性攻击。美国人在阿图岛得到了一个严酷的教训，即日军宁可“玉碎”，也拒绝举手投降。
　　 　　
　　
　　
　　1939年8月30日，山本五十六接受担任联合舰队司令的职务，在皇宫参加了天皇亲自任命他为海军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兼第1舰队司令长官的特任仪式。以司令长官身份登上日本海军旗舰——“赤城”号航空母舰。1941年1月7日，山本五十六上书海军省，陈述攻击美军珍珠港建议。1941年9月，由于海军的妥协，山本五十六开始制定攻击珍珠港的作战计划。偷袭珍珠港使山本五十六一战成名。然而仅仅半年之后，随着中途岛海战、瓜岛海战的失败，日军节节败退。
　　　　
　　1943年4月18日，山本五十六在乘飞机巡视布干维尔岛时，由于行程密电被美军截获破译，遭到美军16架P-38战斗机伏击而坠毁身亡。5月17日，日军大本营追授山本大勋位、功一级、正三位和元帅称号。5月23日，山本五十六的骨灰由“武藏”号战列舰运抵东京湾木更津港，日本军政官员到东京火车站迎接山本骨灰。6月5日，日本政府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为山本五十六举行隆重的国葬。
　　　　
　　日本帝国海军中最有才能、头脑最清醒的一名高级指挥官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后任者远远比不上山本的才干，日本帝国海军的命运已经在此被决定了。
　　　　
　　美国人仅用17个月时间，就将偷袭珍珠港的航空母舰群，及其指挥者全部毁灭。而日本侵略中国半个世纪的血仇，直至今天只能埋在中国人的心里。
　　
　　 　　
　　
　　
　　山本五十六（Yamamoto Isoroku,1884-1943）1884年4月生于本州北部新泻县长冈村的封建武士家庭。其父高野贞吉此时已是一个56岁的老头，因此给儿子起名高野五十六。1916年，高野五十六因过继给山本带刀为养孙而改姓山本。
　　　　
　　在战争前夕的日本，听到日本陆军的疯子叫嚣要打到华盛顿，在哈佛留过学的山本五十六曾说：“你们先去数数美国工厂的烟囱。”实际上，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军80％的进口物资，都要从英美控制区供应。
　　　　
　　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曾有人问山本五十六对于同美国的战争的前景的看法，山本五十六说如果在初期获得大胜的话，日本可能会撑过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间，但一旦美国的战争机器转动，这个国家将不可能战胜，日本也不可能获得胜利。当日军从瓜岛撤出之时，山本所预见的前景已经显现出来，日本在太平洋上的攻击的势头已经被遏制，而不得不进行防御作战。
　　
　　 　　
　　
　　1942年，美国底特律汽车厂转产坦克等军用车辆。Gordon Coster拍摄。
　　
　　　　
　　应该说美国人还是要谢谢日本人，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正处于经济大萧条时期，大量工厂、银行倒闭，工人失业流浪。日本、德国挑起的侵略战争，极大刺激了美国工业生产的恢复。二战期间美国迅速增长的工业能力，为其在战后称霸世界，积累了庞大的能量。
　　
　　
　　
　　1943年6月24日，美国NASA艾姆斯研究中心，正在建设中的40X80英尺的全尺寸航空风洞。风洞背后是一座飞艇库。
　　　　
　　风洞是研制飞机、导弹的关键设施。美国虽然是飞机的发源地（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首次制成带动力的飞机），但是在二战前，世界航空中心在欧洲，德国建有大批先进的风洞，率先研制出喷气式飞机、弹道导弹、巡航导弹等尖端武器。即使是日本人研制的龄式战斗机，也曾经长期压制美国研制的战斗机。
　　　　
　　正是通过二战中，大规模的军工需求，刺激了美国在航空领域的极大发展，由此建造了大批航空基础科研设施。NASA的兰利风洞中心，迅速成长为世界最重要的航空研究机构。
　　　　
　　二战中的参战国，包括德国、英国、日本、苏联、美国等，虽然在战争中受到战争损失，但是本国的工业科研实力得到极大提高，这为他们在战后称霸世界经济市场，提供了基础。
　　　　
　　在主要参战国中，只有法国和中华民国，由于长期被对手占领压制，失去了这个极大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的机会。法国全国被占领还情有可原，但是中华民国在本国政府仍然控制着大片未占领区的情况下，仍然在坐等盟国援助，无能至此，已经无话可说。
　　
　　 　　
　　
　　1943年6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最初决定首先进攻马绍尔群岛，考虑到马绍尔群岛自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是日本的托管地，1935年以后更是严禁外国人进入，该群岛位于美军岸基飞机航程之外，无法组织空中侦察而一无所知。而在马绍尔群岛东南的吉尔伯特群岛，原为英国的殖民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才被日军占领，加上吉尔伯特群岛距离美军基地较近，美军通过多次空袭和空中侦察，对该地区情况有基本的了解。于7月20日决定首先发起对吉尔伯特群岛的两个主要岛屿和瑙鲁岛的登陆作战，作战计划代号“电流”。
　　　　
　　1943年11月20日8时，美国步兵第27师第165团和第105团的一个营，共约6400人，进攻吉尔伯特群岛最北端的马金环礁。日军发起自杀式反击。此战由于美军指挥不当，花了三天功夫，才全部占领这个总面积仅有1平方公里的小岛。美军阵亡757人，一艘护航航母被日军潜艇击沉，密西西比号战列舰主炮爆炸，死亡43人。日军阵亡585人，被俘105人，其中有104人是朝鲜籍工程兵。
　　
　　 　　
　　1943年11月，美军约克城号航空母舰上的F6F战斗机，从吉尔伯特群岛起飞，准备攻击马绍尔群岛的目标。
　　　　
　　　　
　　1942年上半年，日本海军在巅峰时期拥有10艘航空母舰，美国海军在珍珠港偷袭中损失惨重。但是随着珊瑚海海战、中途岛海战、瓜岛海战的胜利，日军航母损失大半，美军迅速扭转了战局。国内军事工业的爆发，使得美国海军实力迅速增长。
　　　　
　　进入1943年，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经过中途岛、新几内亚、瓜达尔卡纳尔岛等战役，逐步扭转了战争初期的被动，夺取了战略主动权。随着美国工业潜力的全面动员，军事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部队得到了大批新式武器装备，使其军事实力大为增强。
　　　　
　　至1943年秋，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已拥有航母11艘、护航航母8艘、战列舰12艘、重巡洋舰9艘、轻巡洋舰5艘、驱逐舰66艘、运输舰29艘，以及大量的登陆作战舰只。对日本海军占据了绝对压倒性优势。
　　
　　 　　
　　毛泽东与徐特立（右八，毛泽东的老师）、蔡畅（右一，全国妇女运动的主要领导者）等在延安。
　　　　
　　　　
　　就在侵华日军主力，被美军吸引到太平洋战场，中国国内战争日益消停时。
　　
　　1943年6月，窝在重庆的国民党借共产国际解散的时机，提出“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蒋介石密令胡宗南准备袭击八路军控制的陕甘宁边区南部。6月18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反共军事会议，部署60万军队，准备分兵九路“闪击延安”。后消息传到延安，1943年7月4日和6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分别致电胡宗南、蒋介石，严正抗议国民党军队进犯陕甘宁边区的反共活动。蒋介石见消息走漏，于7月7日电令胡宗南，取消这次原本秘密的偷袭延安行动。
　　　　
　　1943年7月9日，延安军民3万余人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在解放区人民强烈抗议和全国进步人士以及国际舆论（美国）的反对下，国民党酝酿的这次大规模反共高潮，在发动阶段就被制止了。
　　　　
　　这帮窝囊废也就内斗的能耐。
　　
　　
　　 　　
　　
　　
　　1943年5月初，日军第1集团军以其主力及伪军共1.5万余人“扫荡”太行抗日根据地，企图将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驻太行区部队主力围歼于左权、涉县之间清漳河两岸的狭窄地区内。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决定领导机关与主力部队适时跳出日军合围圈，转向外线，组织游击集团在内线展开地雷战、麻雀战，内外线密切配合，粉碎日伪军的“扫荡”。此次反“扫荡”作战，第129师驻太行区部队共歼日伪军2500余人，使日伪军围歼八路军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计划破产。
　　　　
　　1943年9月底，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军第37、第62、第69师团各一部及伪军一部共2万余人，分三个梯队，以“铁滚式”新战法，由北向南“滚进”，再自南向北对太岳区反复清剿，妄图摧毁八路军太岳军区部队在山西省沁源、平遥、安泽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建立“山岳剿共实验区”。
　　　　
　　太岳军区第1军分区部队在民兵配合下，节节抗击，杀伤日军，但未阻挡住日军南进。16日，日军推进至临汾至屯留公路两侧，并越临屯路对太岳南部地区实施合围。此时，太岳军区部队主力已转移到外线，向日军后方交通线广泛出击。第1军分区第59团连续袭击白晋线两侧之道兴、太平，余吾等日军据点，第38团袭人同蒲东侧之北张、赵壁等日军据点;第2军分区主力向白晋线长子、晋城段出击，连克大堡头，三家店等据点;第3军分区主力插入同蒲线洪洞、临汾地区，抵近日军据点袭击、伏击，并一度袭入临汾以南张庄车站。24日，第2军分区第16团在韩略村附近设伏(参见韩略村战斗)，歼灭日军华北方面军组织的军官战地观战团120余人，打乱了日军扫荡计划。28日，日军继续南进扫荡中条山区。就地分散坚持反扫荡之太岳军区第4军分区部队主动出击，杀伤日军。11月10日，日军主力北撤，沿途连遭太岳军区主力部队和民兵打击。22日，日军分路回撤，反扫荡战役结束。
　　　　
　　此役，八路军作战720多次，共毙伤日伪军3500余人。由于我起初对敌作战特点没有掌握，有的部队曾一度陷于被动。但当我发现敌人的新特点后，即以主力转入外线作战，袭击敌后方，截击其运输队，并尾击、侧击“清剿”和搜掠物资之敌，从而变被动为主动。
　　 　　
　　
　　
　　1943年，日军在太行山围剿共产党八路军时设立的铁丝网封锁线。
　　
　　
　　 　　
　　
　　
　　1943年，八路军在太行山区，对日军进行“反扫荡”作战。
　　
　　
　　 　　
　　
　　
　　1943年4月6日，重庆郊外，躲蔽日军空袭的民众。
　　　　
　　四个月后，到1943年8月23日，日军80架飞机对重庆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轰炸。
　　　　
　　此后，日军将第11航空舰队主力撤回日本国内，备战太平洋战争。从9月2日后，留华日本海军飞机仅余10多架，以后随有所增加，但已无力组织大的进攻作战了，对华主要作战任务，从此交给了日本陆军。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政府率领的几百万军队，竟然出现了抗战以来最大的全面溃败。
　　
　　 　　
　　
　　1943年10月16日，英国海军元帅、东南亚盟军总司令——蒙巴顿偕其随从人员抵达重庆，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最高军事当局商讨中英军事合作诸问题。“东南亚盟军统帅部”成立的主要任务是会同中美军队，反攻、收复缅甸，以达到重新打通中国对外交通线，又保证英属印度不被日军占领的目的。所以它必须要和中国战区在军事上进行协商，取得一致意见，达到协同作战的效用。
　　
　　为此，英皇乔治六世、英国首相邱吉尔分别于1943年9月23日、10月2日致电蒋介石，推介蒙巴顿元帅来重庆会商一切。图为蒙巴顿与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长何应钦握手。双方在会谈中，就中国战区与东南亚战区范围的划分、中英美三方军事合作、反攻与收复缅甸、中国远征军指挥权的归属等问题，反复交换意见。会谈时中方出席的有宋美龄、何应钦、商震、刘斐、林蔚、董显光等，英美方面出席的有索摩维尔中将、史迪威中将、格立斯但尔少将、考白旅长、霍格斯海军上校、陶白逊中校等。
　　　　
　　对于一心想保存实力的重庆国民党政府来，如果不是看在外国援助的面子上，国民党是不会主动与日军开战的。
　　 　　
　　
　　1943年10月，为重新打通中印交通运输线，让外国援助物资送到重庆国民党手里。中美联合发动缅北滇西反攻战役。对日反攻主力，包括一年前缅北战败后，逃到印度的中国远征军新38师（孙立人部）和新22师。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指导下，远征军在印度兰姆伽训练营受训并整编为中国驻印军，并且配备全套美式装备。
　　
　　在印度兰姆伽接受整训的中国远征军。步兵团的美式迫击炮、战车防御炮、火箭筒、重机关枪、轻机关枪、冲锋枪直到步枪和手榴弹都在美军训练之列。此外，部队还有工兵营、通讯营、辎重营的汽车驾驶和修理部门的训练，甚至骡马的驮载和保养等也都接受美军的训练。
　　
　　 　　
　　
　　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在埃及开罗举行会议，会后发表公报，在重庆、华盛顿、伦敦三地，宣誓共同对日作战，以及对战后日本占领地做了处置。这就是著名的《开罗宣言》。其中特别指出“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这也就为关于台湾回归中国的问题定了调，为战后中国处理台湾问题提供了国际法依据。
　　　　
　　 　　
　　
　　
　　1944年1月至2月，美军连续组织“燧发枪”和“法警”作战，夺取了夸贾林、罗伊岛—那慕尔岛、埃尼威托克诸环礁，为下一步攻马里亚纳群岛创造了条件，在作战中，美军与塔拉瓦战役时相比，技战术水平有了巨大飞跃，尤其参战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协同，完美默契，堪称经典。同时美军总结出了著名的“蛙跳”战术。
　　　　
　　1944年1月31日，美国人不费一枪一弹，攻占了无兵防守的马朱罗岛，获得了太平洋上的天然良港。星条旗第一次在日本人的战前领土上升起。2月1日，第四陆战师进攻夸贾林环礁的罗伊—纳木尔岛。岛上有飞机场，工事密布。为了彻底摧毁这些工事，米切尔少将把岛上每一平方米的土地都划给了专人负责，严格要求必须准确炸到，不得失误。结果，炮弹将该岛“犁”了一遍，岛上树拔石碎，每一步都有弹坑。登陆行动迅速而猛烈。守岛日军死的死、伤的伤，侥幸活下来的300余名日军，躲在被炸毁的地堡和瓦砾堆中负隅顽抗。激战至2月2日下午，美军宣布完全占领罗伊—纳木尔岛。
　　　　
　　在向罗伊—纳木尔岛进军的同时，由特混舰队司令特纳指挥的登陆部队向着熊熊燃烧的夸贾林岛进发。担任夸贾林岛主攻的陆军第七师，曾在阿留申群岛浴血苦战过，有着夺取阿图岛和基斯卡的光荣战绩。登陆出乎意料的顺利，12分钟内已有1200名官兵上岸。美军采用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逐步搜索的方式前进。至15时，美军已推进了近900米，约有1.1万名士兵上岸。马绍尔群岛的日军司令官秋山少将的司令部设在夸贾林岛，他决心依靠堑壕工事进行殊死抵抗。2月2日，岛上发生了激烈的抵抗。一切都是太平洋岛屿战争的通常景象：冲锋，遇到敌人火力点后卧倒，使用炸药、喷火器、坦克或炮火支援，攻下火力点后再冲锋，如此循环，稳步前进。全岛到处一片混战。2日午夜，日军开始疯狂地尖叫呼喊，发起一次又一次的反冲击，一直折腾到拂晓。
　　　　
　　2月3日，美军用步枪、机枪、手榴弹、炸药包、喷火器，把一批批隐藏在废墟、瓦砾堆和混凝土建筑物中拼命抵抗的日军逐个地消灭掉。4日下午，美军宣布完全占领夸贾林岛。日军有组织的抵抗已经结束。到2月7日，庞大的夸贾林环礁全部被美军攻克。
　　　　
　　美军在夸贾林等三个岛礁伤亡1950人，其中阵亡失踪373人。日本在三个岛上的守军虽然近万，但其中战斗人员只有2300人，其余都是没有战斗力的劳工。在登陆前美军做了充分准备，对三个岛发射了15000吨炮弹和炸弹，岛上日军幸存者寥寥，防御工事基本被炸平。就这样，夸贾林三岛的美军伤亡数仍然接近2000人。
　　
　　
　　 　　
　　1944年6-7月，塞班岛战役中，一架日军舰载机被美军防空炮火击落坠海。塞班岛是马里亚纳群岛的组成部分。为了争夺马里亚纳群岛，美军与日军在此进行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航空母舰决战。共有24艘航母、14艘护航航母、12艘战列舰、39艘巡洋舰、211艘驱逐舰参战。由于战斗中日军飞机被美军战斗机轻易击落，被美国人戏称为“马里亚那射火鸡大赛”。
　　　　
　　　　
　　1944年3月，美军决定实施夺取马里亚纳群岛的作战行动。美军共投入包括航母15艘、护航航母14艘、战列舰7艘、巡洋舰25艘、驱逐舰180艘、潜艇35艘在内的600余舰艇，飞机2000架，地面部队四个师又一个旅，15万人。战役密语代号“征粮者”。6月15日，根据预定计划，美军在塞班岛组织两栖登陆作战。与此同时，日本联合舰队出动以小泽治三郎海军中将为首的舰队应战，共有9艘航母（共搭载舰载机439架）、5艘战列舰、14艘巡洋舰和31艘驱逐舰。
　　　　
　　1944年6月19日，双方舰队在马里亚纳西部海域遭遇，爆发了激烈海战（日方将此役称为“马里亚纳海战”，美军称为“菲律宾海海战”）。日军投入了联合舰队的全部主力舰只和大部分岸基航空兵，原想一举扭转战局，不料又以惨败而告终。美军仅2艘航母、2艘战列舰和1艘巡洋舰受轻伤，无一艘军舰沉没，舰载机损失117架。日军被击沉航母3艘、油船2艘，被击伤航母3艘、战列舰、巡洋舰和油船各1艘，舰载机损失404架，占全部舰载机的92%;岸基飞机损失247架，几乎全军覆没;此外日军出动的36艘潜艇也被击沉20艘。虽然联合舰队侥幸逃脱了被歼灭的命运，但飞机和飞行员的损失，日军在短时期里是无法补充的，经此一战，日军可以说其海军的核心力量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太平洋上的制海权和制空权随之彻底落入美军之手，从此后，日军舰队失去了远洋作战的空中支援，使日军在以后的战争中更为被动和困难，而美军取得了战略主动和战区制海权、制空权，能够从容选择下一个进攻的目标，获得了更大的主动。
　　　　
　　在马里亚纳群岛历时三个月的登陆作战中，美军先后攻占了塞班岛、关岛和提尼安岛，并基本全歼了三个岛的守备部队约七万余人，导致日军在太平洋上的战略防御态势严重恶化，大本营规定的“绝对国防圈”由于核心地区的丧失而面临崩溃，日本本土将遭到从马里亚纳群岛起飞的美军B—29轰炸机的直接空袭，并使美军获得了在中太平洋上继续进军的前进基地。马里亚纳群岛的失陷，极大震撼了日本，加剧了其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对发动战争的东条内阁不信任和反感情绪高涨，在国内的巨大压力下，东条内阁于战役进行中的下台。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积蓄的国力，已经在太平洋上损耗大半，帝国末日已近。
　　 　　
　　
　　
　　1944年6月15日，美军出动63架B-29型重型轰炸机，从中国成都起飞，轰炸日本九州八幡钢铁厂。它从成都飞抵日本九州，往返只用8小时，而B-29的续航时间可达20小时。这是美军首次以中国为基地轰炸日本。
　　
　　“把日本人炸回石器时代去！”是二战时期轰炸日本本土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句口号。事实上，他们也确实做到了。
　　　　
　　这就是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的力量。
　　同时期的中华民国，只敢派飞机到日本撒传单。
　　日本人怕传单吗？笑话。
　　
　　 　　 　　
　　
　　1944年6月15日起到当年年底，美军B-29重型轰炸机，以中国为基地，共分10次向日本本土投下了3623吨炸弹。其中在9月26日，一次出动了83架。B-29载弹量达9吨，航程6000公里，共生产了2774架。
　　　　
　　到1945年1月底，B-29开始从中国撤出，重新部署在太平洋马里亚纳群岛上的基地。后来对东京大轰炸，和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的载机，就是这批B-29。日本本土遭到毁灭性打击。
　　
　　 　　
　　
　　1942年起，美军对日军在太平洋战场发起的歼灭性反攻，丝毫没有改变中国国民党军队，在中国正面战场节节败退的局面。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饥荒，使得民生陷入绝境。
　　　　
　　1942年夏到1943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据估计，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天冷手僵从车顶上摔下来）轧而死者无数。图片均为1943年2月底至3月初，美国《纽约时报》记者福尔曼与《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在河南灾区实地采访时拍摄的照片。
　　
　　
　　当今天的天涯网友开玩笑说：中国人还在啃树皮时，肯定不会有人真的愿意去尝试吃树皮草叶的滋味。然而这在中国历史上却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1943年2月底至3月初，美国记者拍摄的河南饥荒照片。
　　倒地妇人嘴里含的草，让人见之心颤。
　　
　　 　　
　　1943年2月18日，宋美龄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这是1943年3月1日的美国《时代周刊》宋美龄登上封面。下面小字大意为：她和中国知道忍耐意味着什么。美国人对宋美龄的吹捧，在21天后被《时代周刊》揭露的中国河南饥荒灾情中，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再次震撼。
　　　　
　　　　
　　1943年2月初，重庆《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
　　　　
　　1943年3月，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White）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与他同行的还有英国《泰晤士报》驻华记者哈里森·福尔曼(Harrison Forman)。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们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
　　　　
　　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
　　　　
　　白修德感到最大的震动还不是饥荒惨状本身，而是地方官员和军方的腐败。他在1943年5月14日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自从回来后我的精神便有了病——神经紧张、压抑、难受。那些事情至今我也难以相信，哪怕战争结束后我也不能原原本本告诉别人。军队强行从农民那里抢走粮食;饥民卖掉孩子来交税;路上到处都是尸体;我看到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狗群撕开铁路上死去的饥民。省政府在当地军队的威胁下，试图封锁消息，不让任何人走漏风声。重庆政府根本没派人到灾区的中心郑州进行独立的实地调查。中央政府为河南提供的赈灾资金是两亿元。我试图了解其下落——实际上它们根本没有到达灾民手中。”（转引自《走进中国》）
　　　　
　　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白修德意识到只有通过舆论压力，才能逼迫国民党投入资源救灾，但是中国媒体遭到国民党控制，是无法发表这些灾情的。
　　　　
　　白修德通过洛阳电报局，将调查文章发回了美国《时代》周刊。当时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还因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而名噪一时。1943年3月22日，就在距宋美龄成为《时代》封面人物还不到21天，《时代》不顾阻挠发表了白修德披露河南灾荒真相的报道，它第一次损坏了蒋介石夫妇在《时代》周刊老板卢斯帮助下所呈现的美好形象，也揭开了中国重庆政权的腐败一角。
　　
　　宋美龄看了报道大发脾气，何应钦不承认从外省运去的赈灾粮食被军队从农民那里抢走。白修德坚持说他和被抢的农民谈过话，将军们的汇报都是假的。最后白修德见到了蒋介石。白修德描述了他与蒋介石的会面：“这个老家伙给我二十分钟时间。他像通常一样，面无表情，冷冰冰的。坐在昏暗房间里的大椅子上一直一声不吭，只是表示同意或不同意。开始，他不相信我所报道的狗从土里扒出尸体的事情，于是，我就拿出福尔曼拍摄的照片给他看。接着，我告诉他，军队抢走老百姓的粮食，这个老家伙说这不可能。我说真的是这样。他便开始相信我，动笔记下我们旅程的时间、地点。他把这些记在他自己的小本子上。好了。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那些发赈灾财的人该倒霉了。他们大多数是CC系和财政部的人。”。
　　
　　
　　这些饿死的尸体中，肯定没有国粉的祖辈。

　　国民党这帮垃圾造成的悲剧，才刚刚开始。
　　
　　1943年5月24日，湖北省长阳县陷落。这是湖北省最后一个陷落的县城。抗战期间，湖北省共辖70个县和一个省辖市。全省面积18.62万平方公里。期间有53个县市先后沦陷，只有18个县没有沦陷。全省沦陷区面积达12.91万平方公里，占湖北全省总面积的69.3%。
　　　　
　　抗战期间，湖北省人口损失928596人，其中重伤234559人，轻伤176295人，死亡517742人。
　　
作者：空旷的心　回复日期：2011-09-30　13:52:13　

回复 

　　
　　
　　国民党在抗日战场的无能表现，并未能阻挡民众的抗日热情。1943年11月21日，重庆《新华日报》第3版上刊登：新津县的爱国模范、72岁高龄的高尚奇，将4个儿子中的3个先后动员去参军抗日，仅留老三高光田在家做小生意维持一家六口人的生活。
　　　　
　　安县曲山镇（今北川县曲山老县城）王者成老先生，送其自动请缨出征的儿子王建堂时场景更催人泪下：他赠送给儿子的竟是一面“死”字旗！他在白布旗正中写了个大大的“死”字，旗子左方写道：“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往勇直前，勿忘本分！”右角题了下面两句很直白的勉词：“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见《绵阳文史资料选刊》第1辑）
　　　　
　　1943年虽然还不是抗战最艰苦的阶段，但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依然严令四川在1个月内征兵45000人，投入滇西战场。
　　　　
　　中国不是懦弱的民族，只有无能的政府。
　　
　　 　　
　　
　　1943年，八路军攻占日军封锁据点，并将其堡垒彻底摧毁。
　　
　　
　　 　　
　　1943年12月前后，日军正在进攻湖南常德。
　　　　
　　　　
　　　　
　　常德会战发生于1943年11月至12月，日本中国派遣军为牵制中国军队对云南的反攻，打击中国军队的士气，由日军第11军，出动45个步兵大队约9万人左右，冲破了国民党第六战区右翼的第10、第29集团军防线，在外围中国军队30个师15万人的围攻下，攻克了常德，并重创了前来解围的国民党第10军等部队后撤退。
　　　　
　　日军主动撤退后，国军重新收复常德。这是抗战时期国民党军的22次会战中，唯一一次收复城池的战役。此战国民党共集结了43个师共21万人的兵力，来对付日军10万人，最终国民党军队死伤6万余人，日军死伤1万余人。
　　　　
　　此战进行时，恰逢蒋介石在埃及开罗，与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举行“开罗会议”。罗斯福在收到这一战役的惨烈状况后，还特意向蒋介石询问了常德守城主将的姓名。守卫常德的国军第57师8000余人奋勇抵抗，最后仅83人生还。师长余程万最后率200余人突围逃生。常德失守使得蒋介石在盟友面前颜面大失，谈判筹码降低，气得他要枪毙守将余程万，拘押4个月后得人求情才释放。（余程万与蒋帮不合，后去香港，1955年在香港被劫匪打死，可能是台湾国民党特务所为）
　　　　
　　常德血战使得古城损失惨重，日军在战役中使用了飞机和细菌战部队，入城后大肆劫掠奸淫。据1946年湖南省政府社会处的《湘灾实录》和统计室的《抗战损失统计表》公布的数据，当时隶属湖南省第四行政督察区的9县中，日军杀死我常德民众52560人，杀伤民众195661人，掳走青少年及儿童18074人，强奸妇女8457人，感染鼠疫死人数7643人，烧毁房屋77636栋，抢走粮食1551485担，屠杀耕牛54471头。另据《中央日报》当时的报道，常德总计财产损失47.5560亿元以上。
　　
　　 　　
　　1944年2月，美英军队上千架战机空袭德国柏林后，柏林—座体育馆的地板上，摆满了死难者的尸体。周围摆放的圣诞树在此时此刻显得格外刺目。
　　　　
　　　
　　
　　盟军在欧洲战场已经展开了全面反攻。1944年1月20日，英国皇家空军在柏林上空投下2300吨炸弹。这次空袭恰恰是在美国飞机轰炸德国的一周之后。一周前，美国1400架阵容严整的飞机，黑压压地密布在德国的上空，炸弹雨点般地倾盆而下，炸毁了纳粹三家重点飞机装配厂——奥舍斯莱本、哈尔伯斯塔特和不伦瑞克机厂。尽管美国在这次空袭中损失59架重型轰炸机和5架战斗机，但是美国空军第五师称这次袭击是“一次较大的军事胜利”。德国电讯甚至承认，“敌人在技术上是高超的”。实际上，德国空军兵工厂所有可以使用的飞机中，只有大约100架用于防御战，其中有28架已被美国战斗机击落。
　　　　
　　工业国家，在战争中显示出了可怕的威力。
　　
　　
　　 　　
　　
　　
　　1944年1月15日，重庆长江边的码头和沿江而建的吊脚楼。
　　结束了日军大轰炸后的重庆，终于过上了太平日子。
　　
　　
　　 　　
　　
　　
　　此时的国民党绝不会想到，日本正在酝酿一场自1937年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反扑。
　　　　
　　1944年1月13日，日军大本营经过御前会议，制定了一个试图挽救帝国命运的行动方案，称为“一号作战计划”。主要内容为在本土动员51万兵员，补充中国派遣军缺额，并抽点日本本土与东北的关东军，全力支持中国派遣军的1号作战。为了发动一号作战计划，日军可以说是设法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所有累积的陆军战力，都要孤注一掷地投入中国战场。
　　　　
　　一号作战计划共分为四步，第一步先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发动进攻，打通平汉铁路，并歼灭在河南的中国军队主力。第二步由驻扎武汉的日军第11军，发动直捣衡阳的大会战，彻底击溃国军第九战区的主力。第三步为成立日军第六方面军，负责打通粤汉铁路，与华南的日军第23军配合，发动由广州北上，与武汉日军第11军的会师行动。第四步为打通粤汉铁路后，日军出兵攻占广西与越南的通道，摧毁中美空军在江西、湖南与广西所有的空军基地。
　　　　
　　
　　日军已经孤注一掷，彻底疯狂了。
　　此战，日军基本全部达到作战目标。
　　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军队，出现了自1937年抗战以来最大的全面溃败。
　　
　　
　　 　　
　　
　　日军急于发动一号作战的根源在于——1942年后，陈纳德指挥以华南为基地的驻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袭击日本的战略运输船队（由东南亚经台湾海峡到日本），造成日本运输船队每年损失高达一百万吨以上。日本的军工和民用工业生产，由于缺乏原料与能源的供应而面临全面停工。因此，日军必须摧毁中国华南地区的空军基地。
　　　　
　　至1945年，驻华美军第十四航空队以损失500架飞机的代价，共击落日军敌机2600架，击沉或重创223万吨日本商船、44艘军舰、13000艘100吨以下的内河船只，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
　　　　
　　
　　日本国家命脉，完全依赖海上资源运输线。一旦被掐断，日本社会经济就会陷入瘫痪。
　　然而就是这个如此脆弱的岛国，打得中华民国满地找牙。
　　
　　这就是工业国与农业国的区别。
　　
　　 　　
　　
　　
　　日军对于一号作战计划的先期后勤准备，周全到几乎难以想象的地步。先是改组了整个在中国战场的航空兵团，单是空军作战的油料，就有半年的储量，弹药的储量多达两年。并特别派出从未在中国战场上使用过的装甲师团，参战各军的粮弹后勤支持，都有半年以上使用量的准备;
　　
　　马67000匹（使得日军甲种师团再加上所有补充、特种作战单位之后，作战的兵力达到三万两千人。）。运输汽车13000辆，运输补给船艇一万艘。
　　　　
　　并且调动日本全国所有的道路、桥梁工程支持人力与器材，投入战线后方道路的维修。日军在一号作战计划所有的作战需求，上至野战医疗设备，下到士兵军靴的修理，都一应俱全，它成为日本帝国军队自明治维新以来，历史上空前的全面出国作战，其动员规模，超过了明治时期日俄战争的两倍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