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末凉子 脑子有病:重新认识宋代历史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偶看新闻 时间:2024/04/26 14:00:57
重新认识宋代历史
华中兴
和大多数国人一样,过去,一提到宋朝,便想到偏安,便想到和谈纳贡。1996年,我到岳飞墓前凭吊时,还写过一首诗,前面的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后两句记得是“若使良将守胡虏,断无后世葬海中。”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偏激的东西少了不少,看问题也比大学时代全面了许多,正因为如此,才有今天这篇文章的出现。
首先,我要替宋朝翻案。宋朝并不是我们大家现在想象的那样不堪,恰恰相反,那是一个应当令人回想的时代。论证我的观点并不难,我们可以运用比较的方法。
第一,为什么宋朝没有恢复汉唐疆界,建立一个横跨南北的大帝国?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宋朝建立时的国际环境和汉唐立国时大不相同。现在国人比较一致看好的朝代是汉唐两朝。我完全赞同汉唐两朝是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最令人自豪的朝代。稍为仔细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朝代竟然十分相似:两朝均建立在另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上,汉承秦祚,唐承隋祚。秦灭六国,结束春秋战国长期分裂时代;隋平南北,结束五胡乱华,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这两个朝代都是二世而终,问题都出在第二代皇帝的接位上。两朝的二世皇帝均是篡位,皇位的不合法最终导致整个皇权的崩溃(具体分析还是有区别的,秦的灭亡根在秦始皇,但无知、无识的二世不篡逆,由扶苏继位,实施仁政,或可迁延;隋的灭亡,过全在炀帝,其人过于恃才傲物,建功立业之心太强,超过老子的心态太激,是个有事把事搞大,无事要搞事的主,如果懦弱一点的杨勇继位,情况可能不一样。历史不是建立在假设之上,后人只有嗟叹的份儿)。
秦隋末年,天下曾一度陷入大乱,但所幸持续时间不长,国家的政治格局没有遭到重大破坏。虽然经历了若干年的战争,但使汉唐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可是秦始皇和隋文帝征战几十年才挣得的家当。汉唐可谓得了天大的便宜啊!或许,正是因为秦隋的连年征战,消耗了太多的国力,最终使自己走向了灭亡(当陈胜、吴广起兵的时候,秦朝的主力部队正部署在抵抗匈奴(30万)和平定南越(50万)的前线上,动用全国的财力和100人口修万里长城也是为了抵抗匈奴;隋朝的几次大规模用兵,不是对付突厥,就是侵略高丽。过多地战争和民力的消耗,使国家和人民都陷入灾难性的深渊。可以讲,秦隋的灭亡正是过度使用武力征服的结果)。
宋建基于后周,只是当时几个小国里实力较大的一个,它建立国家的过程,可不是在接收一个大帝国的遗产(象汉唐那样)。当时正处于五代十国,天下大乱之际,地方势力经营已久,业已形成互不统建属的独立国家。国家统一不象楚汉决战,毕其功于一役那么简单,也不象隋末各割据势力那样立足未稳即被唐各个击破。国家统一需要象秦隋那样进行长期战争。更重要的,是汉唐宋所处的国际环境(这是大多数学者和政治家忽略的,但却是决定因素的问题):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唐的主要敌人是突厥,宋的主要敌人是辽、金等国。问题在于: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他们仅仅是一个势力较大的部落,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靠天吃饭。部落管理仍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组织军事化,机动性强,来去飘忽。这两个游牧民族是真正国际化的民族,活动范围涉及欧亚非。他们对汉唐侵犯往往是袭扰性的。目的是强夺食物和其它生活资料,一般而言,他们对生产资料不感兴趣。当大漠风调雨顺,牛羊肥美时,他们不会对中原地区构成任何威胁,当干旱等自然灾害使他们的生活无法过下去时,到中原地区抢夺食物便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除非中原地区主动送食物给他们),毕竟农业社会对自然的依赖要大大低于自然放牧,而且农业人口居有定所,住地集中,便于掠夺。如果遇到抵抗,他们往往也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因此,汉唐两朝经过几场比较大的战争就将匈奴、突厥问题基本解决(唐安史之乱后,又成了问题,但往往被史家所忽视),部分归顺中原王朝,部分迁徙到中亚、中欧。顺便说一句,匈奴头领阿提拉在欧洲可是著名人物哦(上帝之鞭)。需要指出的是,始皇当政时,曾修直道(古代第一条高速公路,基本上是直线穿越秦岭,工程浩大,长
反观宋朝立国之前,辽已经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强国,早在后梁成立之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已经脱离唐朝。阿保机称帝时,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石敬瑭于公元936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那时候,耶律阿保机已经死去,他的儿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子。石敬瑭竟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十岁的耶律德光称做父亲,其向契丹上奏章时,把契丹国主称做“父皇帝”,自己称“儿皇帝”。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外,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大臣送礼。其时中原仍处唐末军阀割据时代,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止。五代统治时期中原地区政权最长的不过17年,最短的只有7年。五十年竟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辽国正是利用中原混乱之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拨离间,然后坐收渔人之利,辽国人通常扮演助弱抗强的角色,这一政策实际成了分化削弱中原王朝的主要法宝(以华治华,不是美国人的发明,专利可以由契丹申请)。到后周时,辽国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而且基本上辽国往往是进攻的一方,中原王朝往往是防守的一方。后周世宗虽然曾经北伐,但只是击败了北汉军队,却没有征服北汉(背后有契丹的支持),收归版土,更谈不上“幽燕十六州”的收复(现在有些学者喜欢假设历史,声称如果周世宗不过早的辞世,以他的雄才大略,必然会收复北方失地,这种假设对于历史研究是不足取的,是不公正的)。当宋立国之时,辽已经正式立国50年,几乎是被儒化的民族。首先他们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其次,他们已经不是游牧民族,而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当然,民风和社会组织上,仍保有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准军事化,这种传统使辽军保持较强的战斗力)。再次,他们垄断当时最重要的战争资源:马匹贸易。因此,无论是宋辽,还是以后宋金之间的战争,两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不是简单的抢夺食物的战斗,而是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一旦涉及这方面的争夺,就是寸土必争的问题了。这种性质是由农业文明的特性决定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隋、唐的的高丽战争就能理解。高丽国是个幅员狭小的农业国家,国家实力与大隋、大唐相比简直不成比例,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蕞尔小国,却让隋朝大军和唐太宗的亲征大军劳而无功)。拥有土地就是拥有生存权(还有发展权,)!因此,宋辽战争、宋金战争必然是残酷的、持久的、难分胜负的。宋辽之间的战争,不是一场战斗的胜负就可以决定战争命运的。土地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意味什么,无疑是不言自明的。这也反过来解释为什么宋伐辽的战争总是先胜后败,而且是惨败;辽及以后的金总是不断向南侵扰,一句话:对土地资源的争夺。
第二, 为什么北方民族要不断地向南方迁移?他们又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文明方式?自汉以后,北方自然环境每况愈下,土地荒漠化日趋严重。昔日繁华的楼兰、高昌、敦煌渐渐地被沙漠掩埋。自中唐以后,特别是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地球进入气候干冷时期。中国北方的干漠化日趋严重,这一切加剧了所有生活在中国北方的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的生存危机。迁徙和改变生活方式是他们面临危机的几乎唯一的选择。从这些角度看,北方民族向南迁徙,多少是气候变异的结果。因气候和人类生活造成的影响,加剧了中国北部及中亚地区的土地荒漠化。这使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广大游牧民族生存空间大为压缩,他们可选择的放牧空间也在不断退化。这一现象到了宋代尤为严重。它切断了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迁徙是一种选择,改变生活方式也是一种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北方诸多民族从游牧生活转化农业文明,可能也是不得以而为之。这两种选择对于刚成立的大宋帝国可不是什么好事。自隋唐以后,中国的南部地区已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它正替代传统的中原地区,成为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因为自然气候和地势原因,使得南方的水资源要比北方丰富许多,同时温度和其它自然条件也使南方的复种指数要高于北方。同样,由于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又使南部成为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江河下游形成的广袤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是农业最佳的地区。这些自然条件都决定了南方适合农业生产和建立以农业文明为基本的民族国家。正是南方的这种特性,除了洪水泛滥对人类构成较大的威胁外,南方的生存环境要比北方优越得多。具体到宋辽对峙和宋金对峙时期,南方的繁荣和富庶确实令北方的民族羡慕不已和垂涎欲滴。因此,宋统一北方的动力,是儒家传统的使命和皇朝的荣誉使然,北方民族国家向南扩张的动力是生存环境压力和追求财富的结果。这种动力谁强谁弱,一望自知。在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民族,其求生本能,战斗意志,群体意识,献身精神都远远超越那些生活在优裕环境的民族国家,这早已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实际上,从汉未开始,中国北方民族就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南迁,越是中原地区动乱的年代(中原地区因自身的动乱无力阻止),北方民族迁徙的规模就越大,它对中原地区的压力也就越大。南北朝时期,北朝实际是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所统治。到了五代十国时,统治中原地区的五个朝代,实际上就有三个朝代由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这种迁徙一直到今天仍然还在进行。我们现在可以设想一下,一个有教养的富人不幸和莽汉为邻,在争斗时只有老拳相向的时代,实际上可选择的方式并不多。宋朝所处环境就是这样。在冷兵器时代,知识与文化有时不如莽力更有效。这也是为什么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人的直接原因。宋无法统一辽国,但宋辽之间除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有过战争外,大体相安无事。可是辽国最终却亡于比它更落后与野蛮的女真人。同样,金国又亡于比其更野蛮的蒙古人。今天,当我们知道世界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文明,我们也不是世界文明中心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更冷静、更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两宋时代。站在世界史的角度,两宋的灭亡,只是蛮族战胜先进文明的又一例证。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在冷兵器时代,先进文明往往占据了生存环境较好的地域,而蛮族则没有这样幸运,他们的生存空间恶化是他们迁徙的主要原因。大抵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与军事动员接近,不象农业文明人口分散,不易集中,游牧民族在军事组织上容易占优势,他们可以全民皆兵,可以机动灵活,运用运动战的方式在战略上取得优势。在宋代,辽、金、西夏对马匹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垄断了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战争资源。使宋国在装备上先天不足(这一点,可从清明上河图上可以看出,当时,首都开封的主要交通工具竟然是牛车)。蒙古民族横扫天下,不仅是大宋王朝,连大阿拉伯帝国也被其摧毁。欧洲也在蒙古铁蹄下呻吟。在这种情况看,发生在宋朝的悲剧只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悲剧的一幕,是在游牧民横行欧亚的十三世纪的最无奈结果。中华文明近世的衰落就是从蒙古统治开始的。
第三, 为什么我不推崇明代?单纯从统治的疆域上,明代是远远超过宋代,但作为一个历史,并不单纯以疆域作为判断的标准,甚至不能算是主要标准。为什么?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西方的古希腊时代,都被认为是东西方历史的最重要时代。因为东西方的主要政治、文化、哲学等源头都来自于这一时期。在研究西方史时,第二个重要时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对于中国而言,宋朝也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这个时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盛。中国文化到了宋代,达到了巅峰。然而,宋代文化随着宋的灭亡而灭亡。
明代的
蒙古人统治中国,没有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情有可原(元曲作为一个文化形式在元代获得巨大成功,是个异数,细想起来也符合逻辑。蒙古人入主中国之后,以蒙古贵族的文化素养和对中华文明的认知水平来看,诗书经史不可能闻于庙堂之上,但蒙古人民风质朴,喜欢声色犬马之娱,勾栏坊曲,当是他们常趋之所。南人的靡靡之音,倒也把骠悍的蒙古人放倒一片。蒙古人这一喜好,刺激了戏曲的消费市场,同时也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种子。毕竟一批失业的书生,终于找到养家糊口的营生。这或许是中华文明不幸中的一幸。大量落魄文人流入坊间,极大地提高元曲的艺术水平,也提高元曲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坦率地讲,这只是蒙古人统治中国的一个意外收获,但绝不是他们有意经营的结果。据说伯颜的母亲就非常喜欢听戏并达到痴迷的程度。毕竟蒙古人是野蛮民族,消化吸收先进的中华文明已经让他们很吃力,让他们将中华文明发扬光大,实在太为难他们了。明朝作为中华一脉,没有将中华文明推陈出新,其责任就大了。终明一世,士大夫活得没有尊严,没有骨气。肇因于明初两位皇帝的残暴,又是明朝亡国的根本原因。明太祖不施仁政。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公开不宣布实行仁政的皇帝(汉宣帝为第一人),他还试图把孟子从孔子之旁拉下来,最后在很多儒生的死命反对下,达成了删改孟子的协议,结果被删了八十多条。最终酿成了中国空前但不是绝后的专制王朝。朱元璋这个农民皇帝,依其狭隘的小农之心,成立了特务机构,又特别忌讳文人的用词,是文字狱的开拓者。诛杀文臣领袖宋濂,腰斩江南才子之首、元史编修官高启(截为八段);成祖诛杀江南文人领袖方孝孺并灭其十族,连其主要谋士姚广孝都叹从此绝了读书人的种子(“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由于朱元璋、朱棣就没有开个好头,从此在这个王朝,大臣可以被皇帝在大庭广众下剥下裤子,打板子。命曰廷杖。而大臣的脸面就是打死也不吭气喊疼。结果把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的“士”大夫的骨气给打没了。自英宗始,刀锯之余的太监成为明朝的实际统治者。大臣由抗争逐渐合流,继而拜到于门下。即使几个有作为的大臣,如张居正,也是在和太监的合作下,进行治国的。到了明末,大学士成了九千岁的干儿子。全国各地大建阉人的生祠,人间天堂的杭州,在孔庙和岳庙之间,竟盖起阉人的生祠。斯文至此,夫复何言!文人的堕落,就是亡国。东林党人,原是明王朝的坚定拥护者,也是太监党的主要反对者,却成批地投降了。大才子侯方域与名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