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公众人物的边界

2012年02月10日 00:43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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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明涛

春节期间，方舟子通过对韩寒早期作品的分析，指责其存在他人“代笔”的行为。随后，韩寒公开了早年创作的《三重门》手稿，并向上海市普陀区法院提出诉讼，要求方舟子赔偿其名誉损害10万元。此即为引爆互联网话题的“代笔门”事件。就此事件，社会舆论产生了明显的对立意见:挺韩派认为，对韩寒的质疑，是一种文革式的批判和构陷;反韩派则认为，方舟子完全是基于文本分析的逻辑推理，属于合理地质疑。

正如某知名人士所评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方韩大战撕裂了整个中国知识界!

在此，先把韩寒作品是否存在代笔放在一边，要讨论的是:像韩寒这样的明星人物，公众是否有权利质疑?如果有权利，质疑的边界又在哪里?

你是公众人物，就要经得起“放大镜式”的审视

“公众人物”的概念是专为对名誉权、隐私权限制而产生的，最早是由“《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中所确立的“公共官员”一词发展而来。这一案件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至今影响着每个美国人的日常生活。

1960年，美国黑人民权人士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整幅版面的政治宣传广告，猛烈地抨击南方各级政府镇压民权示威的行径，特别谴责蒙哥马利市警方以“恐怖浪潮”对待示威群众的行为。然而，广告所披露的事实存在不真实的情况。为此，蒙哥马利市警察局长L.B.沙利文向法院提起诉讼，控告《纽约时报》严重损害了他作为警方首脑的名誉，犯有诽谤罪，要求50万美元的名誉赔偿费。结果，一审及二审的判决均以《纽约时报》的败诉而告终，这几乎把《纽约时报》逼入了绝境。案件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威廉·布伦南撰写了判词，他认为《纽约时报》虽然刊登了内容不实的广告，并且也的确对原告的名誉造成了一定的损害，但由于原告是一名“政府官员”，他必须“明白无误地和令人信服地”证明《纽约时报》事先知道广告上的指控是假的，但仍然明知故犯，照登不误;或者证明《纽约时报》严重失职，对于广告上的指控存有严重疑问，但未作任何努力去查核事实真相，从而判《纽约时报》胜诉。1967年，最高法院在“沙利文案”基础上，又通过“柯蒂斯出版公司诉巴茨案”宣布，即使诽谤案原告并非政府官员，只要他属于“公众人物”，也可以适用“《纽约时报》诉沙利文案”确立的规则。

“沙利文案”实际是对公众人物的名誉权保护进行了严格限制，让公众人物打赢诽谤案件陷入一种极其困难的境地，这反过来保护了新闻自由及言论自由。由于你是公众人物，你就要忍受名誉权的侵害，除非你能证明对方有实际的恶意。

而在国内，范志毅诉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侵犯名誉权纠纷案，被认为是中国的“沙利文案”。2002年6月16日，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在其出版发行的《东方体育日报》上刊出题为《中哥战传闻范志毅涉嫌赌球》的报道，随后于6月17日、19日又对该事件进行了连续报道，刊登了对范志毅父亲的采访及范志毅没有赌球的声明，最后于6月21日以《真相大白:范志毅没有涉嫌赌球》为题，为整个事件撰写了编后文章。同年7月，范志毅以《东方体育日报》在2002年6月16日刊登的《中哥战传闻范志毅涉嫌赌球》侵害其名誉权为由，起诉到上海市静安区法院，要求被告向他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5万元。法院在判决中首次引入了“公众人物”的概念，明确阐述:“即使原告认为争议的报道点名道姓称其涉嫌赌球有损其名誉，但作为公众人物的原告，对媒体在行使正当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可能造成的轻微损害应当予以容忍与理解。”

上述的案件表明一个道理，你是公众人物，就要经得起公众“放大镜式”的审视，就要让渡你部分人格权利给公众，承受公众的质疑与批评，这也就是所谓“成名的代价”。

公共利益是质疑公众人物的边界

既然如此，社会公众是不是可以质疑公众人物的任何事情呢，是不是公众人物的所有人格权利都无法受到保护呢?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看到这样一幅场景:狗仔队们爬到明星家里乱拍一顿;公共官员在任何场合被肆意侮辱、谩骂，却无能为力。显然，这是不行的。对公众人物的质疑，边界就在于该行为是否涉及公共利益。

也就是说，公众人物的权利只要涉及公共利益，就要被限制;反之，则应受到保护。比如，国内著名的臧天朔诉北京网蛙数字音乐技术有限公司一案，一家名为“网蛙”的网站评“国内歌坛十大丑星”，这家网站列出了包括那英、刘欢、朴树、崔健、田震等30名国内著名歌星在内的一份候选名单，让网民投票选举“丑星”，结果蔡国庆、韦唯、臧天朔等歌星都榜上有名。臧天朔提起诉讼后，法院判决认为“被告的行为使原告受到他人无端干扰，产生不安和痛苦，已经超越了其作为公众人物的正常承载范畴”。

通俗地讲，你可以在公开场合乱拍明星，但你不能跑到人家家里去拍，或者去拍人家未成年孩子;你可以在官员公众演讲时提出质疑，却不能针对人家的身体缺陷嘲笑、谩骂。就韩寒代笔事件来讲，你可以质疑韩寒的书是否有人代笔，但你不可以质疑韩寒的女儿是否他亲生的。因为前者涉及公众利益，后者是纯粹的私人问题。然而，英国女王的孩子是否亲生，是可以被公众质疑的，因为它是个公共事件，涉及到王室继承等公共利益。

那么，为什么要把公众利益作为公众人物质疑的边界呢?因为，从利益保护位阶角度来看，没有什么比公共利益要受到优先的保护了。实际上，任何人分配和行使个人权利时，绝不可以超越公众利益的外部界限。这就像你不能把房子建在马路上不让别人通行，不能在公共场合吸烟危害他人健康一样。与普通人相比较，由于公众人物的一言一行，涉及到更多的公共利益，就会受到更多的限制。就韩寒“代笔门”事件来讲，韩寒的身份有其特殊性，属于公众人物。作为中国最有名的畅销书作者之一，他一直被认为是天才少年、青年偶像、意见领袖乃至公共知识分子，甚至入选了《时代周刊》全球影响力百人榜。韩寒的行为影响了众多的年轻人，他的作品若被认定为别人代笔，必将产生相当恶劣的示范效应，对社会青少年的成长造成不良影响。因此，韩寒的代笔行为，必然涉及到公共利益，应当受到合理的质疑。

在这个资讯发达、表达充分的时代里，作为公众人物，既然享受了其名声带来的利益，就要承担示范社会的职责，更要坦然面对公众的质疑。作为大众媒体和普通民众，质疑公众人物时，也不能逾越合理的界限，而这一界限尺度就是公共利益。

(作者系北京交通大学法律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