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光乍破暮雪白头结局:《珠江，东方的觉醒》解说词 第四集 潮涌珠江

《珠江，东方的觉醒》第四集 潮涌珠江

　　1916年9月15日，孙中山先生偕夫人宋庆龄来到浙江海宁盐官镇，观赏“天下奇观”钱江潮。目睹呼啸而来推波叠浪的钱江大潮，怀抱强国大梦的先生禁不住仰天感慨：“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中国改革开放大幕一经拉开，“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整个珠江三角洲沸腾了——犹如春笋要破土、种子要发芽、农夫要耕耘、大地要回春……
　　自古而然，珠江就是一条黄金水道。
　　自汉唐以降，珠江两岸的许多蛮荒之地已逐渐被开发成物产丰沛、人丁兴旺的商埠、码头、墟市和集镇。西江、北江与东江的三江汇流，又催生了以广州为首的城市群落的崛起，进而发展成为南中国海外贸易最重要的出海口。
　　《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初年，汉武帝派使者沿着百越民间开辟的航线从广州出发，就凭手摇桨橹的小船航行，那时还没有发明指南针，也还不懂使用风帆，就凭着大海赋予的开拓意志和冒险精神，开辟了一条千古通行的海路。这条航线经过东南亚，横越孟加拉湾，到达印度半岛的东南部，抵达斯里兰卡——应视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端。在广州南越王墓博物馆展出的出土文物里，还有来自非洲的象牙和来自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银盒，印证了那个年代岭南人丈量大海的步履何等广阔。
　　宋代时期，广州已成为中国的第一大港、世界闻名的东方港市。从广州经南海、印度洋，到达波斯湾各国的航线，是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远洋航线。于是，以南海为中心，以广州为起点，正式开辟了一条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同时还包括“海上陶瓷之路”、“海上香药之路”）。整个岭南地区遂享有“天子南库”之美誉。
　　明末、清初实施海禁，广州也长时期处于“一口通商”的独大局面，始终维系着一个泱泱大国的外贸命脉。
　　其时，一个以广州—佛山—陈村—石龙（俗称广东四大镇）为横轴，以广州—澳门为纵轴的“T”字型商贸网络，便逐渐延伸、拓展成整个珠江三角洲商贸网络。
　　“诸奇卉果，流俎天下”，商民绸缪，奇货可居……明朝新会举人李子世曾咏诗曰：“千船如蚁集江门，却喜不声效雨喧。向晚绿杨归渡映，远灯明灭认前村。”
　　足见当时珠江两岸一派商贾云集人声熙攘财源茂盛的升平景象。
　　显然，对外贸易既动摇了大清王朝因循守旧的社会秩序，更刺激人们急于去了解陌生的外部世界。
　　今天，当我们徜徉于广州仁济路、衫木栏路等极为普通的街道，再向南直达珠江岸边，很难想像这就是300多年声名显赫、盛极一时的广州十三洋行——清代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中心。
　　1684年，广州。距离英国的“光荣革命”只有四年。四年后，大英帝国正式踏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他们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做好了政治体制上的准备，并且开始放手征服世界（到1914年，英国领地达到3300多万平方公里，已是英国本土的137倍）。而此刻，清朝的乾隆皇帝却选择对中国沿海实施海禁，并规定到中国朝贡的船队只准泊于广州。这种“一口通商”的措施，催生了一个新的组织“十三洋行”。十三洋行分为丹麦、西班牙、法国、荷兰等十三家“夷馆”，是专门租给外国商客居住的地方。洋行的本质，其实只是清政府为了限制洋人与内地贸易往来的关卡，但是客观上却给珠江三角洲营造了一个重商的传统。
　　从此，中国内地的丝绸、茶叶、香料、大黄沿着珠江水道从四面八方运至广州，然后漂洋出海，流布天下；而形形色色的西洋货品也通过洋行，转卖至中国内地，密如蛛网的珠江水道为其提供了天然的交通便利……这就在广州形成了一个特殊的“贸易圈”。
　　十三洋行整整延续了170多年的历史，直到1856年毁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火之中……
　　开初，中国凭借自己的特色商品，向西方大量出口丝绸、茶叶，一度赚足了洋人的真金白银。当英国人惊觉白银危机之后，开始在印度大面积种植鸦片，并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把一箱箱鸦片贩运至中国赚取白银——正是这样一个英国、印度、中国的“三角贸易”，最终导致爆发了一场“鸦片战争”。
　　中国，从此步入了百年动荡的近代史门槛……
　　改革开放——中国迎揽八面来风，又一次接受世界新经济大潮的冲击。
　　国门刚刚打开，资本就来敲门了。
　　1979年的1月，与中共高层人脉深厚的香港爱国富商霍英东，已经跨过罗湖桥，向广东省政府有关负责人提出了一个设想：要在广州投资建一家国际标准的五星级宾馆，也就是今天众所周知的广州白天鹅宾馆。
　　1983年2月6日，白天鹅宾馆正式全面开业。霍英东提出，从酒店全面开业那一天起，将酒店开放给群众，任由他们参观、拍照。
　　一种全新的经营理念，同时也带给人们一种全新的生活观念。
　　白天鹅宾馆的奢华，的确让广州人大受刺激。但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广东，像白天鹅宾馆这样的高档外资项目，离绝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仍十分遥远。
　　建国后，广东作为“前线”，基本只有农业，没有什么大工业。1956年国家确定的156个重点项目，广东只有茂名一个。到改革开放前，广东已经连续14年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总量居全国中下游。1979年，全国人均工农业总产值636元，广东只有523元。1981年，广州的居民生活需要46种票证，每人每月发五角钱的鱼票，还不能完全兑现。
　　时移境迁，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浪潮挟裹而来，珠江三角洲理所当然成为了中国经济与外国经济竞争、交锋的主战场……
　　从广州向南、向东，有两条高速公路可分别直达珠海和深圳两大经济特区，沿途经过的南海、顺德、中山以及东莞——这就是在改革开放经济主战场上声名赫赫的“广东四小虎”。
　　珠三角人敢为天下先——人们至今仍津津乐道发生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大进”与“太平”等企业的创业奇观。
　　 1978年8月，顺德容奇镇与香港大进有限公司悄然合作办起了“大进制衣厂”，资金、设备、技术、管理人员、原材料、订单全部来自香港厂家，容奇镇只负责提供厂房和劳动力，仅300人的小厂当年即获利20万美元。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东莞二轻局与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也签下了第一宗来料加工合同书，9月15日，“东莞太平手袋厂”正式挂牌开工，该手袋厂第一年获取加工费100万元，为国家赚取外汇60万港元。
　　1978年的初秋，香港的一位谢女士来到深圳经济特区建立之前的石岩公社上屋大队。经过与村干部半年时间讨论同意，正式把上屋大队的一个手工作坊式的小编织厂，投资改建成了一家企业——怡高电业厂。
　　1978年8月31日，澳门商人曹光彪在珠海建起了当地第一家外资项目——香洲毛纺厂，并与澳门纺织品有限公司签订了毛纺来料加工协议。
　　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由于原始资料难寻，究竟哪一家是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已经成了一件难以裁决的公案。但毫无疑问，他们同为中国改革开放前夜的第一声鸽哨、点燃珠江三角洲人们发财致富的希望火种——日后，由经济学家们总结为“三来一补”（来资金、来原料、来技术和补偿贸易）或“两头在外”（原材料在外、产品市场在外）的“珠江经济模式”，在全国率先打响了“外资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