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三大唐监狱怎么去:蒋介石为何会对私人顾问端纳深怀歉意？

抗战爆发前，蒋介石身边有一位名叫威廉·亨利·端纳的外国私人顾问。据史料记载，这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威廉·亨利·端纳，已在中国学习工作了30余年，担任蒋介石的外籍私人顾问近10年，并兼任国民政府直属的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热衷于研究中国经济社会问题，不仅对蒋介石本人和国民政府高层交给的各项任务十分认真负责，而且对中国人民也比较友好，因而与蒋介石个人的关系甚笃，在国民政府高层中也较有影响和地位。

随着侵华日军的逼近，国民政府准备从汉口西迁重庆,但因运输船只紧张，国民政府机关人员一时滞留在孤城汉口者甚多。由于戴笠等人的从中作梗，挑拨离间，使得本来与端纳感情甚笃的蒋介石，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却要把端纳和他兼任所长的国民经济研究所全体人员也留在汉口。

端纳先生和国民经济研究所人员眼看日军一天天在向汉口逼近,个人生命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一时间不免感慨万千。端纳长期生活工作在中国, 已担任蒋介石私人顾问也将近10年时间了,可是眼前所面临的国民政府败退西迁的濒危局面,不禁让他大失所望。

恰在此时，端纳又收到了秘密羁押在贵州息烽的张学良密信。张学良在密信中说:“你和子文曾以人格担保我的生命安全。如今我失去了自由,比牺牲我的生命还要悲惨,希望你和子文尽量设法实现你们的诺言,冀希恢复我的人身自由。”

张学良的信更是让端纳心如刀绞,虽然他曾几次直接向蒋介石进谏,但都吃了闭门羹,他为自己的“言而无信”而深深愧疚。
    失望至极的端纳最后决定离开蒋介石，他专门飞到了重庆,找到蒋介石要求撤出汉口并要蒋写一手令。蒋介石欣然应允。
    端纳从重庆返到汉口后,想通过军统内部关系协助,将他所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的人员平安搭船逃出汉口。谁知他的一切计划都落空了。端纳在汉口法租界的中央饭店等待了三天,也没有等到军统内部关系的回应 ,却在无意中发现戴笠正让人将搜刮来的罕见珍贵文物楚王剑等装箱运往香港。于是，端纳十分气愤地向重庆发了一份急电，称要辞职回澳大利亚去。
   1940年6月的一天深夜,辗转到了香港正在准备回国的端纳，正在接受过去有过交往的一个日本人的拜访,对方大谈了一通“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事,端纳虽有反感,但未明显反对,语言有些含糊。但是，端纳与日本人的这番密谈,却被戴笠派人安放的窃听器录了音,并通过特别的技术处理后,便成了端纳通敌为日本间谋的一个证据送到了蒋介石的手中。

然而,端纳因故并未能回国,而是在香港的一家饭店暂住下来,不久又到太平洋塔西堤岛。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端纳急忙乘一艘美国邮轮返航。此时战争已进入高潮,端纳深知已难以回祖国去了。于是，他们就近进入菲律宾马尼拉暂住下来。

端纳万万没有料到,他刚出虎口,又入狼穴。菲律宾马尼拉早已被日军占领,所有的白种人都成了日本占领军的打击对象, 美国船长和端纳等人全都被关进了洛斯已偌斯集中营。
    1945年2月,经过美国船长的百般努力,加上盟军海军情报系统的进一步证实,蒋介石方才知晓端纳并没有通敌，也不是日本间谍，而是作为一名世界反法西斯战士，被日军关押在集中营里。

幡然醒悟的蒋介石,马上拍电报请求麦克阿瑟将军专门采取特别行动，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救出端纳。

1945年2月23日清晨, 洛斯已偌斯集中营的“囚犯”们还未排好队,几架美国军用飞机就从天而降,全副武装的美国伞兵迅速包围了集中营,及时地救出了美国船长和端纳先生,并将他俩紧急送到珍珠港美国海军医疗中心治疗。

日本投降后,由蒋介石亲笔签署了一份专电送到了端纳先生的手中,蒋代表民国政府热情欢迎他回到中国。端纳考虑自己与蒋介石本人感情较深,于是他马上答应了蒋的要求。蒋介石派出专机前来迎接端纳先生。

据当时《中央日报》载，当搭载端纳先生的专机在上海江湾降落时, 宋美龄、孔祥熙等人早已在机场等候,他们将已经病重的端纳先生安排到宏恩医院治病，端纳经确诊患晚期肺癌。蒋介石多次亲自前去医院探望,并多次向他本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端纳先生病逝后,经蒋介石批准,安葬于宋子文拨出的宋氏墓地中，并由蒋介石亲笔题记立了碑。

据说，端纳被误认为是日本间谍之事真相大白后,戴笠在蒋介石的心目中的位置大为降低。国民政府某些高层军政人员往往为了一己私利，不惜刻意损害国民政府的整体利益和蒋介石的个人形象，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了。然而，让人们遗憾的是，对于国民政府某些高层军政人员中的那些龌龊事，蒋介石竟然所知甚少也甚晚，直至撤退到台湾以后也无法全部获知。

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到台湾以后的蒋介石，竟然将绝大多数原先在大陆时的那些老臣老将们弃之不用，而是另外遴选一批新人替补空缺。这或许也是蒋介石幡然醒悟的一个结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