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网三龙门燕小霞在哪:（045）军统大案之西安事变

从12月12日凌晨，张、杨分头在西安、临潼“动手”时起，两地与南京的通讯就中断了。
　　这里说明一下，在当年，由于通讯事业极度落后，要想控制消息，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张、杨手下有军队，事变一开始，先把所有“中央”方面的军事通讯设施控制住，第二步，把广播电台和电报局、报社控制住，基本上也就切断了与外界的联络渠道。
　　因此，由于事出突然，全部“中央”势力在陕的全部机构，没有一个来得及向外部发出任何一个示警信号，便已就范。
　　至于戴笠寄予厚望的陕西站，由于马志超创造性地将站本部和电台与警察局合署办公，因此，在12日凌晨被孔从周来了个连锅端，马志超仅以身免。
　　因此，当西安事变发生后最初的一段时间，谁也不知道西安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而，没有消息，本身就是一种消息。
　　蒋出行在外，其“行辕”与南京的联络，是无一时中断的，一旦中断，则出事无疑。
　　此时的南京，已经乱做一团。国不可一日无主，平常大家都看着蒋介石不顺眼，这时候才明白，没有这样一个角色还真是不行，国家的一切事情突然没有人做主了，挺不习惯。
　　老蒋出事的时候，戴笠正在广州处理缉私事宜，听得西安情况有异，马上飞回南京。
　　特务处的电台，可说是全中国最勤奋敬业的，所有报务人员三班倒，每人八小时，不论什么时候，南京总台的灯光总是亮着的，确保与全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支台、甚至分台、组台的联络。

　　眼下，总台与陕西的联络，居然全部中断，令戴笠大为光火，心中早不知把马志超的祖宗问候了多少遍，不知下达了多少次“几点之前必须叫通”的死命令。问题是那边无人应声，你有什么办法！戴笠急得跟什么似的，只恨自己不能乘着无线电波飞到西安去！
　　第一个报道西安出了问题的，正是曾报道“藏本英明事件”的路透社记者赵敏恒。
　　当天，张道藩突然打电话间赵，“有没有西安方面的消息？”赵说没有，张又问，“西安有没有路透社记者？”，赵又说没有。张接着又问“能不能与西安联系上”等等，仍不得要领。于是，张道藩没再说什么就把电话挂了。
　　赵敏恒是记者，有一种特有的敏感，对送上门来的新闻线索，自然不会放过。他先是找铁路方面的熟人，问陇海路是否畅通，对方告知只能到华阴。
　　根据这些情况，又联想到张道藩的紧张情形，赵敏恒第一个发出了“西安发生兵变”的消息，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和依据完全正确。
　　跟着，张、杨发布《抗日救国八项主张》通电，瞬间传遍全球，轰动了世界。
　　这个时候，国民党衮衮诸公的众生相，用句俗语：真是“够十五个人看半啦月的”，许多人都有一种“这下机会来了”的感觉，其中表现最“出色”的，南京有一个何应钦，另一个是还在国外的汪精卫。前面说了，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在中央党部遇刺，此后一直在欧洲将养身体，事变发生时，汪正在法国戛纳。
　　但戴笠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欣赏“众生相”。
　　因为，当前的戴笠，与哈姆雷特一样，正面临着一个“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
　　豪无疑问，如果蒋介石完了，那么戴笠也完了。戴笠没有公职，不是经过政府任命的特任、简任或荐任的官员，只是一个群众团体的中层干部、部门经理。而这个群众团体，是以保卫“领袖”为天职的。现在，领袖在他们出色的工作下，成了阶下囚，可以想见，这个团体，面临着的前景会是什么样的。
　　果不其然，老蒋一出事，大家的矛头都指向了戴笠。首先开火的就是复兴社的那些军校同学，原来关系越近，现在骂得越狠，落井下石，唯恐落于人后，大有一种必置戴笠于死地而后快的劲头。
　　大家众口一词：
　　“特务处负有保护领袖的责任，今领袖蒙尘，戴某人不得辞其咎！”
　　“戴笠负特种工作责任，为何使校长受此危险？”
　　“应杀戴笠以谢天下。”
　　“校长如有不测，我们找戴笠算帐！”
　　从他们的言辞看，好像戴笠比劫持“领袖”的张学良更“可恨”。
　　之所以这样，并非戴笠人缘不好，相反，戴笠很会交朋友，他之所以能“黑白”两道平趟，与他朋友多、“路子”广直接相关。
　　但是，自戴笠执掌特务处以来，不到几年时间，后来而居上，俨然成了蒋的亲信，大家看着不舒服，不可避免地，也有几分嫉妒。

　　另外，仗着蒋在背后，戴笠作风越来越强势，处理问题越来越霸道，得罪了不少人。
　　最重要的，戴笠和他的特务处，虽然拥有着相当的权利和影响力，但在背后，并没有与此相当的政治地位来匹配。所凭依的，唯有老蒋的信任而已，离开了蒋介石，戴笠什么也不是，跟马志超一样，白扯！
　　很不幸的是，目前，戴笠的处境，似乎已经离“白扯”不远了。
　　如果老蒋从此不再回来，那什么都别说了，戴笠和他的特务处，一起“洗洗睡”。如果老蒋回来了，那与戴笠也没什么关系。相反，你的工作干成这样，还能指望校长给你什么好脸子不成？最起码是捆送军法执行总监部，问成个“失职”，其结果，基本可以肯定，一样是“洗洗睡”。

　　如果想避免这样的结果，戴笠似乎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找一块白绫子，找一根承重的横梁，往上一栓，再把自己往上一吊。或是让胡子萍去买一坛戴笠最喜欢喝的绍兴老酒，再配以一定量的砒霜，往里一搀，一喝，同样可以达到类似效果。
　　如果换一个人，也许就认了，听天由命了。况且，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个程度，看起来，就像保卫萨拉热窝的瓦尔特所说的，“很难改变什么了”。
　　戴笠不这样看，戴笠从不是一个屈从于命运安排的人，否则，凭他一个农家子弟、一个高小都没有毕业、好不容易考上黄埔又被赶将出来、到了三十岁还一事无成的人，绝挣不到今天的份上。
　　戴笠这个人，不管你怎么看他，戴笠身上有一种特质，为常人所不及。那就是他坚强、他百折不挠，认定一个目标，坚决往前走，有点一条道走到黑的意思。
　　眼下，戴笠要做三件事，一要救老蒋，二要救自己，三要救自己的团体。

　　这三件事，其实是一件事——救出老蒋，是最好的自救，保住了自己，也就保住了自己的团体，也就保住了今后东山再起的机会。
　　但是，在这当中，尚有一层重大的关节，即在救出老蒋的过程当中，必须体现出戴笠的存在和作用。否则，即便救出老蒋，没有戴笠的功劳，那么仍旧要追究你“失陷领袖”的责任，说不定死得更快。
　　恰在此时，宋子文给了戴笠一个机会。

据宋子文在日记中记载，在他12月20日第一次赴西安并与张、杨初步讨价还价之后，他决定要做几件事情：
　　其一，“应让蒋夫人来西安照顾委员长，并改变其听天由命之态度。”
　　其二，“由戴雨农代表黄埔系前来西安，亲身观察此地之局势。”

　　其三，“派一将军来西安，以处理可能产生之军事问题。”
　　次日，宋子文返京，并分别与宋美龄和戴笠交换了意见，据他回忆，“他们均赞成我与蒋夫人及戴同返西安。戴建议，我应与一些政府要员交谈，努力寻求和平解决。”
　　宋子文的建议，等于是给戴笠提供了一个机会——在多方设法，终告无效的情况下，戴笠的眼前，出现了第三条路，那就是亲赴西安，营救领袖。
　　在这里，“营救领袖”是虚的，一个大权在握的戴笠都救不出领袖，跑到西安自投罗网，对“营救领袖”能起到什么作用？别说我们不信，连戴笠自己都不信。
　　对戴笠此时的处境，前人曾评价为“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的确如此。
　　既然如此，那还不如大大方方地把头伸出去给别人砍。隋炀帝曾揽镜自顾：“好头颅，谁当斫之！”。换成戴笠，这句话再贴切不过——这一刀，就是要砍，也得让张学良来砍；这颗头颅，就是要掉，也要掉在校长身边。

　　说得再明白点，戴笠的西安之行，是在用自己的命赌博，赌的是他和“校长”都能活着回来，他好收这“身入虎穴，舍命勤王”的“不世”之功。到那时，即便去了西安什么也没做，“校长”心里怎么会看他，还用说么？
　　戴笠不愧是戴笠，换任何人，不敢走这么一条“舍不得自己套不着校长”的路——不一定是想不出来，关键是能不能豁得出去，蝼蚁尚且贪生，谁不想多活几天！
　　不过，也就因为这一念之差，让我们知道人之为人，终究是有高下之分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要说戴笠的西安之行，完全是去送死，也不客观。戴笠不是傻子，一点不靠谱的事，他是不会去干的。
　　戴笠也会分析形势，之所以他敢去，最大的凭依是，自己与张学良是拜把子兄弟。当年的人们，头脑中的神鬼概念还比较深刻，不会完全把结拜时发的恶誓当成“放”那种“气”。因此一般来讲，对结拜兄弟，最起码得差不多。当然，政治人物另说。
　　张学良这个人最讲义气，如果说，世界上真的有人，为了朋友，能够在自己的左右两个肋部各插上一把刀子的话，那么张学良一定是其中之一。
　　既然如此，有张学良在，戴笠怕什么，踏踏实实去，大大方方回，怎么去，怎么回。

　　不过，在这种信心面前，有一个事实，必须予以充分考虑，那就是——张学良与蒋介石——也是拜把子兄弟，最后结果怎么样，大家都看见了。
　　因此，虽然宋子文的日记中写得很轻巧——“他们均赞成我与蒋夫人及戴同返西安”，但实际上没有这么简单。对宋子文兄妹来说，去趟西安，总的来讲问题不大，张、杨不会对他们怎么样。
　　但对于戴笠而言，此行是玩命！
　　张学良不是一个头脑中有许多框框的人，领袖他敢扣、省党部他敢抄，共产党他敢联络。在张学良的字典里，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只看他想不想做。用张自己的话说，“长这么大，我就从来没有过上级！”
　　从这个逻辑推而广之，作为“领袖”的义兄可以劫持，另一个义兄不是领袖，杀掉又何妨！古话说，“大行不顾细谨”，李世民为了当皇帝，连自己的亲兄弟、亲侄子都敢杀。杀了又怎么样？改一改史书，照样是千古明君。
　　翻翻历史，凡是搞兵变的，或是搞所谓“清君侧”的，不管他说得有多好听，最终的目的，一定是奔着上边盘着九条金龙的那张黄椅子去的。最典型的，除了李世民，还有赵匡胤。不过赵匡胤没有李世民那么狠，所以他死了，位子就让他弟弟给夺了，直到187年以后，才由宋高宗赵构还给赵匡胤的嫡传子孙。
　　既然如此，谁知道张学良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万一他想问问传说中的那几个鼎到底有多重，杀个把义兄也没什么新鲜的！

　　再说了，就算张学良有意维护戴笠，别忘记了那边厢可还有一个杨虎城，戴笠可以与张学良攀交情，跟杨虎城可攀不着。1935年，戴笠就曾通过向影心搞过杨虎城的情报，派马志超去搞杨虎城，又被白冠五把消息给捅破。杨虎城虽然认字不多，记性可很好，17路军好几万人，万一谁的枪走了火，正好打死戴笠，也未可知。
　　还有一层——西安的共产党。据说当年军校政治部的周主任，目下正是张学良的座上客，万一他看见当年被开除的的学生、眼前的“国特”，还是头子，一生气，估计不会有什么太好的结果。
　　戴笠思来想去，此行，生还的可能性固然存在，最坏的算盘也不能不打，因此，行前，特地召集南京特务处本部的中层以上干部，开了个告别会。
　　会议在洪公祠1号特务处本部召开，想当年，这处宅子，正是张学良赠送给戴笠的。
　　大家都很明瞭，说是话别，极有可能相当于临终的嘱托，因此会场沉闷至极，几同丧仪。据乔家才回忆，戴笠是这样说的；
　　“领袖蒙难，是我们的过失，我决定到西安随侍校长。此去凶多吉少，如果校长能安然返京，我也能随侍归来，否则，我死而无憾。古人说，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我只有一死，才能上报领袖，下救工作的危亡。但无论如何，大家要安心工作，忠心耿耿，继续为革命奋斗到底。尽忠报国的责任，全在各位肩上了。”
　　听到这里，许多人都流下了眼泪，有些跟戴笠时间比较长的、感情深的，抑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戴笠看到大家这样，非常欣慰，于是说：
　　“你们哭什么，成功，成仁，是我们革命者的抱负。我既以身许国，就无可惧之事。只要俯仰无愧，就能内心平安。大家应该为我高兴才是，我不要你们用泪水为我送行，大家应该以掌声壮我行色。”
　　当时会场上掌声雷动。
　　会上，戴笠指定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和书记长梁干乔代理他的工作。
　　话别之后，戴笠回到鸡鹅巷53号，此前，他已经叫回了在上海大同大学念书的独子戴善武。要走了，不知道还能不能回来，儿子不能不见一面。
　　最后，戴笠来到母亲蓝月喜房中，拜别母亲。戴笠是个孝子，凡出远门，必事先向老母辞别。
　　但这次，他不知道怎么说了。

　　最后，他说：“母亲，自从自从迎养你到南京来以后，孩儿奔忙国事，少尽孝道。不要说席履丰厚，就是晨昏定省，也常有缺失。现在，儿子要离开你，去很远的地方，自古道：忠孝不能两全，我因为做了国家的儿子，以后，可能……”
　　说到这里，戴笠实在是说不下去了。
　　蓝月喜是一个非常明理的老太太，她看戴笠如此，心知必有“非常大事”发生，也意识到此一去，可能就是永诀，但她没有说破，也没有哭哭啼啼，只是说：“今天看到你为国家做事、为长官分忧，我很高兴。你能为国尽忠，又能有这样的孝心，我就放心了。我虽然上了年纪，但身体很健康，如果有什么变动，我会与家人回乡居住，你不必挂怀，去做你的事情吧。”
　　上面这段对话，也出自乔家才的记载，戴笠母子的谈话，乔当然不可能在现场，但衡之以情理，应该与实际情况差相仿佛，故照录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