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jin夕法淘宝:《日瓦戈医生》导读

    小说的故事是这样的，尤里·日瓦戈是西伯利亚富商的儿子，但很小便被父亲遗弃。十岁丧母成了孤儿。舅父把他寄养在莫斯科格罗梅科教授家。教授一家待他很好，让他同女儿东尼娅一起受教育。

    日瓦戈大学医科毕业后当了外科医生，并同东尼娅结了婚。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瓦戈应征入伍，在前线野战医院工作。十月革命胜利后日瓦戈从前线回到莫斯科。他欢呼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多么高超的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娴熟地割掉腐臭的旧溃疡！直截了当地对一个世纪以来的不义下了裁决书。这是从未有过的壮举，这是历史上的奇迹！”

    但是革命后的莫斯科供应极端困难，日瓦戈一家濒临饿死的边缘，他本人又染上了伤寒症。这时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戈劝他们全家搬到乌拉去，在那儿至少不至于饿死。

    1918年4月日瓦戈一家动身到东尼娅外祖父的领地瓦雷金诺村去。这里虽然能维持生活，但日瓦戈感到心情沉闷。他既不能行医，也无法写作。他经常到附近的尤里亚金市图书馆去看书。他在图书馆里遇见女友拉拉。拉拉是随同丈夫巴沙·安季波夫到尤里亚金市来的。巴沙·安季波夫参加了红军，改名为斯特列利尼科夫，成了红军高级指挥员。他躲避拉拉，不同她见面。日瓦戈告诉拉拉，斯特列利尼科夫是旧军官出身，不会得到布尔什维克的信任。他们一旦不需要党外军事专家的时候，就会把他踩死。

    不久日瓦戈被游击队劫去当医生。他在游击队里呆了一年多之后，逃回尤里亚金市。他岳父和妻子东尼娅已经返回到了莫斯科，从那儿又流亡到国外。随着红军的胜利，党外军事专家已成为镇压对象。首当其冲的便是拉拉的丈夫斯特列利尼科夫，他已逃跑。拉拉和日瓦戈随时有被捕的危险。他们躲到空无一人的瓦雷金诺去。坑害过他们两人的科马罗夫斯基律师来到瓦雷金诺，骗走了拉拉。斯特列利尼科夫也到这儿来寻找妻子，但拉拉已被骗走。斯特列利尼科夫悲痛欲绝，开枪自杀。瓦雷金诺只剩下日瓦戈一人。他为了活命，徒步走回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又遇见弟弟叶夫格拉夫。弟弟把日瓦戈安置在一家医院里当医生。日瓦戈上班的第一天心脏病发作，猝然死在人行道上。

    今天再谈论《日瓦戈医生》，显然是捡了一个陈旧的话题，全然没有了十多年前的轰动效应。我们大概不会忘记，当这部小说十几年前在苏联文学的“回归热”中终于同故土的亲人见了面，并随后在中国这块古老的东方邻邦里再度掀起热潮时，人们是以怎样的目光惊诧于作品中所浸透的悖世之论，又是以怎样的一种心情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不幸遭遇掬一把同情之泪的。如今，那种因猛然看到了神秘面纱被掀开后的一切而产生的狂喜、惊讶乃至困惑的心情都已随着时光的流逝而烟消云散了。倘若这部作品对于我们依旧魅力不减当年，那只能是它的经典性的缘故了。

    《日瓦戈医生》是部经典，是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留给世人的一部经典。就其诞生的年代而言，它无疑是苏联文学的经典之一，而且是一部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经典，是无须添加任何定语的经典。不知谁是始作俑者，苏联文学（包括当代中国文学）中的许多所谓“主旋律”作品被冠以“红色经典”的称谓。恕我直言，当今常挂在人们嘴边的所谓“红色经典”（无论是苏联的还是中国的），就其实质而言，乃是在高度政治化、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衍生出的一种文学怪胎，不知率先发明出“红色经典”这一称谓的人究竟是出于赞赏，还是出于讥讽。其实，真正的文学经典是不能添加任何“色素”的。那些所谓“红色经典”，那些够不上“经典”的“红色经典”，也许恰恰是因为无法承受“经典”二字沉重的分量，才无奈地躲进了“红色”二字的保护伞下。

    经典要求作家有一种宏大的历史视野，人们要求经典具有史诗的风采。记得帕斯捷尔纳克曾说过，《日瓦戈医生》是我第一部真正的作品，我想在其中刻画出俄罗斯近四十五年的历史。

    不错，1905年革命、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新经济政策等等。《日瓦戈医生》里所涵盖的这一切历史事件似乎都可以满足企图领略历史沧桑的人们的渴求。难怪美国人埃德蒙·威尔逊会喜不自禁地把它同《战争与和平》这部巨作相提并论。不过，对于在历史震荡与变迁中滋养出艺术创作灵感的苏联作家们，这种宏大的叙事眼光是共同的，在苏联文学中，几乎每一部卷帙浩繁的长篇巨著都包含了广阔的历史与现实的画卷。然而，远非每一部这样的巨作都可被视为传世之经典。经典毕竟是寥若星辰的。能够踏入经典之殿堂的，恐怕只有那些对现实与历史充满了强烈的批判意识，实现了对现实生活的超越的作品。文学的本质就是对现实的审美化的否定和超越。如果没有了对现实生活的否定和超越精神，艺术的生命也就不复存在了。这是艺术的基本价值所在，艺术的天性使然。品读《日瓦戈医生》，可以发现，在其字里行间浸透着强烈的批判意识。记得在十多年前的那场"《日瓦戈医生》热"中，许多人都在饶有兴趣地反复琢磨：这部小说究竟是否反对十月革命？帕斯捷尔纳克对苏联近三十年的历史变迁到底持何种态度？一时间，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似乎也就决定了对该小说的不同的价值判断。于是，一种颇滑稽的局面形成了：那些实在难以割舍对《日瓦戈医生》这部杰作的青睐的人，只好千方百计地竭力否认作家心中存有哪怕半点儿对历史与现实的否定性。当年评论家沃兹德维任斯基说：“无论日瓦戈，还是帕斯捷尔纳克本人，都谈不上是反对革命的人，谈不上对抗革命”。

    他的说法恐怕体现了大多数喜爱这部作品的人的心态。但是，我个人以为，在这个问题上，似乎四十五年以前反对刊登这部小说的《新世界》杂志那五名编委的感受更实在些。他们确确实实觉察出了蕴涵在小说中的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的确，《日瓦戈医生》充满了批判的锋芒，正如一切我们时常津津乐道的那些西欧十九世纪的名著、二十世纪西方现代主义杰作乃至后现代主义之作都充满了对新兴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社会乃至后工业化社会的尖锐而深刻的批判与否定一样，《日瓦戈医生》也同样闪烁着批判的锋芒。倘若现在还把批判与否定的精神只赋予伟大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倘若现在还以为新生的苏联文学只能为新生的苏维埃社会献上甜美的赞歌，那就未免太滑稽了。但是，虽然当年那五个编委嗅出了小说的批判味儿，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小说的否定精神有正确的理解。

     今天，我们似乎不必再去纠缠这部小说是不是否定了十月革命。毋庸置疑，帕斯捷尔纳克当然是以否定的眼光来看待他所描述的那段历史的。但倘若以此就断言他对十月革命有着天生的反感，那就错了。他并不是带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仇恨去批判历史与现实的，他丝毫没有存心要与十月革命过不去。他批判的锋芒只是源自他身上那种天然的艺术家的本性，即对现实的批判眼光。诚如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恩所言，"有些西方评论家把日瓦戈医生看成是对抗苏维埃政权的人物。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因为他们没能够发现，这部作品其实是对一切存在着的政权的反抗"。这说到了点子上。虽然我们很难驳倒英国人海伍德的说法，也就是“帕斯捷尔纳克1946年开始写的《日瓦戈医生》，是存心构思出来针对斯大林及其政体所维护的一切的一种挑战”，但是我们必须把这种“挑战”理解为对既定现实的一种形而上的否定。“多么出色的手术啊！拿过来就巧妙地一下子把发臭的多年的溃疡切掉了！既简单又开门见山，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出了判决”。

    出自小说主人公日瓦戈之口的这句名言不知多少次被人们引用，想以此作为主人公日瓦戈对降临到俄国大地上的革命风暴的向往。其实，这句话与其说是表现了日瓦戈对革命风暴的赞赏，倒不如说是对他所生活过的俄国社会的批判。这句名言同主人公后来对十月革命的种种使我们心中颇存不安的反思在实质上是相通的，即都体现了小说主人公日瓦戈作为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所理应具有的精神独立的气质和批判意识。帕斯捷尔纳克赋予小说主人公乃至整部作品的这种对现实与历史的批判和超越意识，使这部作品具有了成为经典的可能。毕竟，真正的艺术怎么能没有对现实的批判与超越呢？